1967年的涪陵大武斗（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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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的涪陵大武斗（11）:“八.一一”伏击解放军7822部队车队

在下面我将要谈及1967年8月11日涪陵文革史上血腥残酷的“八.一一”事件前，让我们先就在此之前的几次武斗事件中双方的死亡情况作个统计。
在1967年5月27日发生的“贸派”围攻“忠实兵司令部”的武斗事件中，双方都无人死亡；
在1967年6月19日发生的“贸派”围攻“忠实派”的“工人二.七总部”武斗事件中，“忠实派”的红卫兵胡忠孝死亡，“贸派”无人死亡；
在1967年7月5日发生的“忠实派”攻打“贸派”的“粮油总部” 武斗事件中，“忠实派”的工人王忠生死亡，“贸派”无人死亡；
在1967年7月13日发生的双方残忍的钢钎肉搏血战中，“忠实派”死亡7人以上（有名有姓的是：涪陵地区农科所的王朝康,工人陈太平、何占荣,涪陵中学的“忠实兵”高清映、冉德权；据王XX交代“贸派”当天抓过去“忠实派”43人，当晚死亡2人，后“贸派”一共安埋了6人，其中应有“贸派”的不治身亡者），“贸派”死亡最多为4人；
在1967年8月7日发生的“贸派”向驻军7822部队62分队袭击中，战士何显洪牺牲；
在1967年8月8日发生的“贸派”阻击支左部队为“忠实派”护运武器船只的“八.八海战”中“忠实派”死亡10人（海陵厂的吴学文、张立中，轮船公司的赵存节、刘通容、蹇天云、苟文义、张开华、李朝庆、邓月兴，地区农机厂的廖世邦），支左部队战士1人（7822部队战士李兴玉），“贸派”无人死亡。
这就是说，从“5.27”涪陵第一次武斗开始到1967年8月11日涪陵文革史上血腥残酷的“8.11”事件之前的两个半月里，在双方的武斗事件中“忠实派”死亡19人以上，“贸派”死亡最多有4人，支左部队战士死亡2人，总共死亡人数25人以上，不会超过40人。
然而，在我接下来要说的这起武斗事件中，一次死亡人数达47人（逝者名单附后），其中秀山县造反派16人，司机6人，部队家属2人（其中之一者即为李畔政委的爱人），支左部队（都是中国人民解放军7822部队的）指战员达23人，“贸派”无一人死亡，死亡人数超过以往五次大武斗的总和——这就是发生在1967年8月11日，由“贸派”名义上的一号负责人况道成指挥的，在涪陵龙潭伏击解放军7822部队车队的流血事件。

关于“八.一一” 流血事件，“老巨333”在他的博客里作了较为详细的记述。在他的《亲历亲闻——我的“文革”（67）》中，他是这样记述的：

“8.8”海战带来的惊愕和悲愤还在高度蔓延膨胀，更骇人听闻的消息传来了。
8月11日晚饭后，忽然接到通知，我们战报的头带着我们两人急急地赶到涪陵中级法院的院子里。
这里好像是部队领导机关的一个临时所在地（军分区和县武装部在“贸派”区域），我们到了一个灯火通明的达会议室，看见里面已有不少人，是我方的头头们和部队的干部，大家神态严峻，黄（黄鹤寿）政委、李（李畔）政委等首长在里面一间小屋，不时走出来找人小声说话……我们在一个角落呆呆地坐着，不便说话。室内闷热，电扇呼呼作响。
稍顷，一个头头过来对我们说，虽然声音小，但犹如晴天霹雳：今天，部队的军车车队遭到伏击，牺牲了好几十人，其中有团政治处主任！……
哦！我们瞪大眼睛，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此情景至今仍然记得。
沉闷被打破了，有个军人情绪很激动（据说是伤亡人员所在部队的团政委），声调高起来，大家议论纷纷，不时有军人急匆匆地进出。外面坝里也有不少军人，据说是闻讯赶来送决心书，要求严惩凶手，为牺牲的战友报仇……
黄（黄鹤寿）政委讲话，表情严肃，简要说了事件，讲军区首长有指示，要认真追查罪魁祸首，对大家提出一些要求（当时我们派还没有武器），然后叫我们群众组织的人先行离开，回去安排……大家心情极不平静。
“8.11”，这个带着血腥的符号,从此深深刻在我的记忆中……
这是一场极其惨重的流血牺牲：牺牲47人，其中军队指战员23人，团政治处主任在内；30多人受伤……
这个军车车队由4辆卡车组成，奉命从遥远的秀山县（属涪陵地区管辖，距涪陵近1千里远，在四川边缘与贵州省相邻）向涪陵运送物资，完成任务后，在返回秀山的途中遭到伏击的。除解放军指战员外，还有几十个秀山县群众组织的人。
这又是一场精心策划的伏击，事先获得准确的情报（几个月后,军分区电台台长被抓起来，据说他提供情报），“贸派”几个主要头目，率其“一兵团”、“三兵团”的若干连队参加的伏击。
伏击地点选在距涪陵城64公里处（龙潭镇外2公里），涪（陵）南（川）公路上。后来我去现场看过，那是一片浅丘地，蜿蜒的公路两旁有一些坡度不大的小山头。“贸派”前线1号总指挥况道成说，地形选得好，是打伏击的好地方……
车队中午12点后进入伏击圈，团政治处主任坐在第一辆卡车的驾驶室里。公路上出现了障碍物，驾驶员刹车，正打开车门准备排除时，机枪步枪响了，他立即中弹牺牲……
团政治处主任当即喊话：“我们是解放军，不要开枪，有事商量……”话音未落，一梭子机枪子弹应声而来，主任胸部中弹牺牲……
山头上有人喊叫：“管他解放军不解放军，狠狠的打……”，机枪、步枪、冲锋枪、手榴弹一齐打来（据战斗生还的宫营长等军人的书面证明材料）。
4辆车都被打中，每辆车都有人被打死在车厢和驾驶室，血肉横飞，跳下车后，在车旁和公路上，又有不少人被居高临下的子弹和手榴弹击中……
在公路上仓促的零星还击，只能导致全军覆没，万分危急中，宫营长发现不远的半山坡，有家农民的碉楼（那是当地常见的农村民居，与军事碉堡形状非常相似，有三四层楼，有枪眼，是过去农民防土匪用的），就带领剩下的16个军人和群众，在枪林弹雨中硬冲了上去，占领了碉楼，随即被团团围住……
“贸派”武装向碉楼进行了3次冲锋，被击退，又用火攻，将稻草门板柴火点上火后推向碉楼，所幸碉楼是石材和墙泥筑成，否则不堪设想……
据宫营长等人证实，在围攻碉楼时，“贸派”向他们喊话：“营长，你们没有几个人了，赶快出来投降，不投降就把你们捶平！……”。知道有营长在部队中，可见情报之准确。
在围攻碉楼的同时，“贸派”武装人员在公路上清理战场，“对负伤人员填枪补弹，或用刺刀杀”（同上，证明材料）……真是杀红了眼！
第三辆和第四辆车的还有10个左右的解放军战士和群众，在一个班长的带领下，从车上冲下来，在路边一处坡坎上顽强地守了下来，“贸派”集中攻击碉楼，“忽略”了他们。
整整半天，将近黄昏时，伏击者才撤离了战斗……
第二天中午，从南川县赶来的救援队伍到达（此地距涪陵64公里，距南川41公里），将牺牲者遗体和伤员运到南川。
据说现场惨不忍睹：车厢里，车底下，公路伤，路沟里，纵横躺着遗体，随处可见内脏、脑髓、碎肉、血块……，地上一滩滩凝血，有的足1寸多厚……见之莫不心惊肉跳，恐惧不已……
前面说过，811当天晚上我们在涪陵听到的，只是部队军车遭到伏击，伤亡惨重……一两个月后，才公布了比较详细的情况。
牺牲的23位军人，有团政治处主任，排长、班长、战士。牺牲的群众多是秀山县群众，还有李政委的妻子（涪陵党校教员）。她带着小儿子，她死在枪口下，小儿子在解放军保护下，奇迹般的活下来了。
宫营长等人事后有一份书面证明，除上面已讲到的之外，还说到伏击是中午12点过5分开始的，“轻重机枪、手榴弹、步枪等武器，组成交叉火力点从四周相距40公尺处，最远的补超过100公尺，近的有10多公尺的山头上，居高临下猛烈射击”，从中当可想象遭受伏击的惨烈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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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贸派”前线一、二号总指挥况道成、彭用吉等人的交代，8月9日下午3点，在赵树金寝室开会策划，赵指定了前线一、二、三、四、五号指挥，确定了在龙潭选地址伏击，确定了参加伏击的武装单位“一兵团”、“三兵团”的部分连队。
伏击队伍8月10日半夜前做好准备，11日凌晨4点出发，天亮时到龙潭，先用冲锋枪扫射，将当地的“砸派”吓走后，控制了龙潭的电话总机。几个指挥现场选好地址，分派好队伍，确定进攻为红色信号弹1发，撤退为白色信号弹3发，就开始布置工事……
伏击打起来后，杜炳全从涪陵城打电话来了解情况，况道成告诉他，已经打起来了……
当他们下面的人看到打的是解放军时，感到害怕，有人停下来问还打不打，有的人还怕得发抖。回答是，管他妈的，狠狠的打……
近黄昏时，他们担心解放军的增援会来，况道成下令打3发白色信号弹，伏击队伍撤出来，回到涪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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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树金亲自到涪陵南门郊迎接伏击队伍，当况道成说到下面有人对打解放军感到害怕时，赵树金说，有些人很迷信解放军，我恨不得把XXXX部队那些人打死，又说，写消息报道时，只写消灭了多少砸匪，不要写解放军，不然下面又怕了……
8月13日召开总结会，况道成在会上说，这次地形选得好，我当了10多年兵，住了几年军事学校，打这样的仗还是第一次。彭用吉等人又说到，打解放军不好说，赵树金说，XXXX部队那几个球兵，不经打……
或许会说，这些交代和揭发有被迫说的成份，但从其他方面印证，很少有夸大的内容，应该基本属实。
涪陵平息下来后，经省革筹和成都军区批准，将赵树金、况道成、彭用吉正式逮捕，分区电台台长也被关……与“8.11”血案大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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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山县的死难者运回该县安葬，部队牺牲的23位指战员，很快由总政治部颁发烈士证书，全部葬在南川县城的公园里。我去看过并参加过祭奠活动，看到一排排高大的墓碑上，嵌着每人的照片，刻着他们的姓名、籍贯、年龄、职务……有说不出来的痛心，极难平静。
快40年了，这些墓碑还在那儿吗？这么多年，有机会我总想问，但总没说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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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老来糊涂”网友在涪风论坛（http://bbs.fuling.com）上发表的《文革涪陵主要武斗述略》中，关于“八·一一”事件，他回忆道：

8月1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7822部队的一支车队从涪陵返回秀山，在龙潭附近遭到“贸派”武装人员的伏击。该部政治部主任成某及战士多人，以及随车到秀山的涪陵地委党校干部周若华被打死，副营长龚某及战士多人的受伤。在“贸派”的强大火力下，部队指战员退入附近一座土楼内据守，直到南川“十·一”派闻讯“派兵”救援，方得解围。
（笔者注：不是副营长龚某，应是营长宫润武。）

根据我的考证，上面转述的老巨333和“老来糊涂”的版本，特别是老巨333的详细叙述基本是事实。但有这几个问题需要修正补充。
第一，“红联司”派出的兵力是三个连队，即“红联司”的“一兵团”“三兵团”各派出一个连队，加上“红联司”的“江东部队” 派出一个连队；据事件的2号指挥者彭用吉自己说，共计310多人——这已是一支不小的队伍了。
第二，关于这支不小的队伍行动的目的，即老巨333所说的“事先精心策划”的问题。
在我认真分析了赵树金、况道成、彭用吉、王XX（后三人即是这次事件的直接指挥者，按事先策划的约定分别为1、2、3号）的当年交代后，对这次大流血事件的来龙去脉有了一个较为清晰脉络。
首先，在赵树金的最初交代里他是回避这次事件的事先策划的（至于为什么不得而知）；而况道成、彭用吉、王XX等三个事件直接指挥者的交代则比较一致。
其实，这支队伍行动的目的在1967年8月9日下午3点多钟于赵树金寝室开会时就非常明确。第一个目的是应马武区“贸派”组织的请求，派人去赶走原马武区所属堡子乡、惠民乡的“忠实派”，以便打通涪陵-马武-龙潭一线；第二个目的就是拦劫从彭水运军火到涪陵的汽车（据况道成交代，杜炳权早在头一天就得知并告诉他，从彭水运军火到涪陵的汽车大概有10辆）。
据况道成交代：“8月9日下午3点多钟在赵树金寝室开会时（事件的直接指挥者3号王XX因负责运粮带了一个排的人早在8月9日晨就出发了，故未参会），赵树金在会上说：把堡子、惠民打完以后退回马武，看情况拦劫运军火的汽车。（因为）当时分析了一下情况，如果（从彭水出来的汽车）朝武隆鸭江方向来，我们就在酒店、靖黔这边拦劫；如果（从彭水出来的汽车）朝南川方向来，我们就在龙潭拦劫。”
这支队伍8月9日晚上10点从涪陵出发，8月10日白天驻马武。因堡子、惠民的“忠实派”本来就不多，早已撤下蔺市，故此行的第一个任务已经完成。
8月10日下午三四点钟，先于况道成、彭用吉出发的3号王XX将他在龙潭得到的情况告诉况道成、彭用吉，这个情况就是“8月9日早晨有5辆车从南川来经过龙潭往新妙方向去涪陵了。”
由于他们事先以为从彭水来的有10辆车，已经过了五辆，还有五辆。并且他们判断后面的五辆仍然会从南川来，于是决定立即到龙潭去拦劫后面的五辆车。
结果就是第二天所发生的惨剧了。但被袭击的车并不是从南川方向来，而是从相反的新妙方向来的。
第三，在我看来，这也正是更应受到谴责的地方。在明知不是原本应当拦劫的运军火车辆的情况下，即不管被袭方能否对自己造成或构成危害，也不问被袭方是否与自己有无利害关系，特别是在被袭击的一方已经表明是解放军的情况下，仍然发起袭击并造成被袭击方的大量伤亡，这能不遭到谴责吗？这足以说明袭击指挥者不仅毫无法纪，而且毫无人性。
第四，不仅如此，还有更残忍者。让我们再听听况道成自己的交代：“我和冉XX、王XX从指挥所下到交叉路口，一、三兵团的几个挎冲锋枪的往车上车下继续扫，这时我看见头一辆汽车底下有人在爬，就喊他出来，缴枪不杀，他还在爬，我就拿过半自动步枪朝这个解放军战士一枪，这个人就没动了，被我打死了。”
这种毫无人性的行为能不遭到谴责吗？
难怪老巨333的记述中写道：“当他们下面的人看到打的是解放军时，感到害怕，有人停下来问还打不打，有的人还怕得发抖。”
难怪当第二天撤回到涪陵后，“我（赵树金）又问有没有打扫战场，他两个（况道成、彭用吉）说是当兵的不敢打扫战场就跑了。我又问到底打的是‘二.七’还是解放军？他们两个说搞不清楚是‘二.七’还是解放军。”——直接当事人的心是虚的。
难怪这次事件后7822部队的指战员对“红联司”更加反感——直到前不久，当我向一个当年的7822部队的一位排长提及此事时，这位排长仍然说“赵树金、况道成就该剿。”他告诉我，自从“8.11”后他们部队的指战员 “真的恨透了‘红联司’”。
然而，赵树金却说：“龙潭一仗打得很漂亮。再有像这样的两三仗，涪陵就可以改变形势了。”

47个在天之灵会安宁吗？47个幽灵能不惩罚施恶者吗？


附：1967年涪陵“八.一一事件”的逝者名单

成照雄 36岁 解放军7822部队政治处主任 山西霍县人
吴继勤 27岁 解放军7822部队53分队排长 四川简阳人
黄锡德 23岁 解放军7822部队53分队战士 重庆荣昌人
李龙宇 23岁 解放军7822部队53分队战士 重庆潼南人
刘胜荣 23岁 解放军7822部队53分队战士 四川安县人
霍书四 25岁 解放军7822部队53分队副班长 重庆市人
宋英贵 25岁 解放军7822部队53分队战士 四川名山人
侯再万 26岁 解放军7822部队53分队战士 四川简阳人
蔡少发 24岁 解放军7822部队53分队班长 四川成都人
朱昌海 23岁 解放军7822部队53分队战士 重庆荣昌人
丁  伍 21岁 解放军7822部队53分队战士重庆南川人
李朝政 24岁 解放军7822部队53分队班长 四川名山人
曾宪林 22岁 解放军7822部队53分队战士 四川雅安人
苟大田 22岁 解放军7822部队53分队战士 四川阆中人
宋长兴 21岁 解放军7822部队53分队副班长 南川人
魏昌应 24岁 解放军7822部队53分队战士 四川阆中人
罗跃华 25岁 解放军7822部队53分队战士 四川成都人
包树德 23树 解放军7822部队53分队班长 四川雅安人
蒲国强 21岁 解放军7822部队53分队战士 四川阆中人
苟兴全 21岁 解放军7822部队53分队战士 四川阆中人
乔云超 20岁 解放军7822部队51分队卫生员 南川人
骆成志 24岁 解放军7822部队51分队卫生员 南川人
陈树模 22岁 解放军7822部队54分队事务员 南川人
(注：1967年11月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为以上23位指战员颁发了“军人牺牲证明书”)
李锡元 男 34岁 秀山县水电局职工 原籍山东
刘作明 男 45岁 秀山县人委农业科职工 原籍山东
刘昭元 男 30岁 秀山县商业局职工 原籍重庆荣昌
颜克明 男 28岁 秀山县拖拉机站职工 原籍四川眉山
刘顺坤 男 25岁 秀山县人委农业科职工 原籍四川安岳
黄良育 男 22岁 秀山县水电局职工 原籍重庆秀山
周洪清 男 36岁 秀山县商业局职工 原籍重庆秀山
杨昌久 男 35岁 秀山县人委职工 原籍重庆秀山
吴相成 男 37岁 秀山县县委职工 原籍重庆秀山
杨再均 男 34岁 秀山县县委职工 原籍重庆秀山
白定安 男 28岁 秀山县人委职工 原籍重庆秀山
宋学义 男 34岁 秀山县公安局职工 原籍四川雅安
陈启东 男 37岁 秀山县木材站职工 原籍重庆秀山
杨秀林 男 34岁 秀山县农机站职工 原籍重庆秀山
韩善贵 男 33岁 秀山县商业局职工 原籍重庆涪陵
宴廷辉 男 25岁 秀山报社职工     原籍重庆秀山
罗助之 男 39岁 汽车27队驾驶员  原籍重庆秀山
王昌禄 男 35岁 汽车27队驾驶员 原籍重庆酉阳
殷光禄 男 32岁 汽车27队驾驶员 原籍重庆彭水
冉崇润 男  汽车55队驾驶员  原籍重庆石柱
周若华 女 45岁 军属 涪陵地委党校职工
何成素 女 秀山县东风路小学职工 原籍重庆丰都
伍开发 男 30岁 涪陵商业局驾驶员 原籍重庆涪陵
江启华 男 27岁 涪陵群管站驾驶员 原籍涪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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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的涪陵大武斗（12）:“八.一四”反击战（1）

稍稍了解涪陵文革历史的人都知道1967年的“8.14”反击战。那一天“忠实派”在重庆“反到底”望江101炮艇的支持下向涪陵“贸派”实施大反击，很快攻占了制高点，并在支左部队的支持下最终于第二天迫使“贸派”撤出涪陵城。
我常常想，如果你还承认“正义是社会体制的第一美德”（著名社会学家、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翰·罗尔斯语 见《正义论》）的话，那麽，历史的正义才具有最终的合法性；但是，历史在它最终成为历史之前，她却只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为了更好的还原历史，以便更好的理解那次在涪陵文革史上非常重要的历史事件，还是先让我们冷静的作些多角度的换位思考。
首先，让我们看看这种换位思考的大前提。从逻辑上说，只有思考的大前提是一致的，才不会犯逻辑思维的错误，特别是在进行换位思考的时候。
那麽，这个大前提是什么呢？我以为，这个大前提应是成都军区的那个“涪陵五条”。
历史已经证明“涪陵五条”是一个不具有公正性的文件，对此，我也在前面的文字中做过这样的表述：“其实，在现在看来，就是那个‘涪陵五条’也是一个不具备正义性的决定。约翰·罗尔斯在他的《正义论》一书中所阐述的正义理论告诉我们，什么是正义？正义即公平。在罗尔斯那里，正义原则就是‘所有的社会价值——自由与机会、收入与财富以及自尊的基础——都应平等地分配，除非任何价值的不平等分配对每一个人都是有利的。’按照这一原则，‘贸派’就应当平等的享有作为国家机器的军队的支持；进一步说，代表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就根本不应该将群众组织划分为对立的两大派。”（见《我的造反生涯 （35）》）
在这一点上，历史证明了当时大力反对“涪陵五条”的“贸派”是对的，赵树金也是对的——虽然在当时并不具有合法性；这正如历史也同样证明了赵树金等人带领下的“贸派”所采取的反对“涪陵五条”的指导原则（“用实力说话”）和手段（首先挑起武斗、首先抢枪，甚至不惜可以向解放军开枪、批准和直接参与杀人等）是错误的甚至是犯罪的一样。
然而，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之下，在历史还是一个小姑娘的时候，在涪陵代表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支左部队是必须而且坚决执行“涪陵五条”的，是具有合法性的——目前几乎所有谈及涪陵文革的文章都忽视了这一点，要知道，这既是涪陵文革的特点，也是涪陵文革区别于重庆文革和成都文革的关键所在（这一点我在以后的文字里还会提到），重庆的“8.15”派和“反到底”派是对立的两大派，成都的“红成”派和“8.26”派是对立的两大派，但这些对立的两大派都是当时代表国家权力机关的中央文革承认的“革命组织”，而“红贸”派则是由当时代表国家权力机关的成都军区发文（即“涪陵五条”）确定的“保守组织”。
很明显，在当时小小的涪陵城里，聚集着看来是三股有枪有炮的武装力量，实则只有围绕着到底是反对还是支持“涪陵五条”的两大派武装势力；更重要的是，这两大派武装势力都已经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
特别是当双方都只能用枪炮（实事求是的说，支左部队和“忠实派”有些不得已）来回答“yes or no”的时候；特别是当“贸派”经涪陵“8.8海战”、“8.11伏击7822部队车队”屡屡得手，另一派武装势力已经因屡遭惨败而群情激奋并深深的感受到生存威胁的时候。
于是，屡遭惨败的一方终于开始反击了。

下面，再让我们实事求是的分析一下当时双方的兵力。
先说“贸派”。
根据我查到的资料，“贸派”在七月十六日开会决定建立四个兵团（这一编制维持到“贸派”撤出涪陵城，直到8月23日才在焦石重新改编）：“‘红心向阳’、‘涪陵公交’、‘红色航运’‘红旗总部’等组成第四兵团（驻县委、轮船公司等处）；原突击营为第一兵团（驻南门山高干招待所）；‘红贸’、‘鬼见恨’、‘专工交’等组成三兵团（驻“红贸总部”、地委等处）；‘红色财金’、‘东风农民’、‘城郊工农’、‘县工交’等总部组成第二兵团（驻水塔、水电局、盐业大楼、幼儿园等）。”（“红联司”常委王XX交代）
另外，据赵树金交代：“贸派”还从焦石区调农民400多人，住在涪师校（就是现在的长江师院江东群沱子校区——笔者注），即“红联司”的所谓“江东部队”；清溪区调100多人住在专区生资公司，即“红联司”的所谓“清溪部队”；马武区调100多人，住在靖黔公社完校；“涪陵旅社还驻有100多人，不知是从哪里调来的。”
“红联司”下属的所谓“兵团”实则为“团”，因为“兵团”下面就只有营（第一兵团就是原突击营）。按此计算，“红联司”在“8.14反击战”时，在城内应有的兵力为四个“兵团”，每个兵团按600人满算，加上“清溪部队”100多人、涪陵旅社还驻有100多人（“江东部队” 住在涪师校不在城内、马武区调100多人住在靖黔公社完校也不在城内），即总兵力应接近3000人。
你不要以为我少算了。要知道，据1995年涪陵市志办编印出版的《涪陵市志》载，1967年涪陵县的总人口为660429人，农村人口为591478人，城镇人口为68951人，而这68951人还包括涪陵县所属区镇（十个）的非农业人口，所以1967年涪陵县城的总人口最多也只有五万人。如果除去逍遥派、老弱病残、未成年人，外出避难的人——总数只按两万人计，那麽，实际当时在涪陵城内的“贸派”和“忠实派”两派加起来最多也只有三万人，就按各二分之一算，那一派都不到两万人。因此，能有近五分之一的人（因为还得分男女性别）作为战斗兵员已经不是少算的问题了。
另据我在几个资料里都读到这样的同一信息：当“贸派”派出三四百人（其中一兵团有两个连队）去马武、龙潭，并伏击7822部队车队制造了“8.11.”血案后，8月12日，赵树金曾派人专程送信催促去马武、龙潭的人员赶快回城，“因为城内有些空”。——只少了三四百人就感觉“城内有些空”，由此也可知“贸派”的总兵力决不会多到上万人。
由此使我不得不又要提到那些只凭文革小报上的资料写史的人，包括我最近才看到的一位叫卜伟华的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研究員，他在香港科技大学文化研究中心的一次演讲中谈及涪陵武斗时完全引用的是“贸派”的小报资料。
他的原话是：1967年8月14日至9月27日，四川涪陵地区“忠实”派（属于重庆“反到底”派）在涪陵军分区的支持下，对“红贸”派进行围剿，由于有军分区的支持，“忠实”派很快攻占了涪陵全城，“红贸”派数万人被迫撤离。8月22日，涪陵地区各县人武部集训和武装复员退伍军人，组成所谓“围剿贸匪”武斗队。
9月21日，武装围剿涪陵“红贸”派的涪陵地区武斗联队，动用迫击炮、无后座力炮、三七高炮、重机枪等，于凌晨向逃至丰都县粟子山上的“红贸”派发起总攻。9月27日，突围逃至武隆县黄沙坝一带的涪陵“红贸”派一万多人遭到涪陵地区武斗联队伏击、围歼。这场有解放军参与的大规模武斗事件，自8月14日起，历时45天，追击、围歼“红贸”派的战斗，涉及4个县、22个区、67个公社，共计打死一千多人。
而且在他的注释里还毫无根据的推断说：“当时给“红贸”派安的罪名是抢了解放军的枪，其实两派都抢了枪。”——我作为涪陵“忠实派”的总负责人之一，真的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也抢了枪？你读了我前面的记述，你就会知道，“贸派”不费一枪一弹的抢了涪陵军分区和涪陵县武装部的武器库，从而武装了自己，而“忠实派”在经成都军区批准后由支左部队发给武器，但是为此却被“贸派”两次武装阻击，包括解放军指战员在内一共死了58人！
原来，他所引资料来自何蜀编撰的《重庆文革武斗大事记》，而这位何蜀（重庆市党史研究室的工作人员）在他的编撰注释中明白无误的写着，他的资料来源于“贸派”小报（参见何蜀编撰的《重庆文革武斗大事记》）。
一位身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研究員，竟这样的研究历史，是不是对历史太不负责了。据网上载，这位研究员还与十位学者写了一部关于文革史的巨著，不知他把这样不负责任的东西写进那部巨著否。
言归正传，按照当时“红联司”的“参谋长”黄XX讲：“8.11”（伏击解放军7822部队车队）后，准备整顿一下就打过来（即向城西的“忠实派”发起总攻）。……赵树金在会上提出要在20-25号打下涪陵的口号。8月12日，“红联司”的办事机构就搬至涪陵卫校（主要是从安全角度考虑），并在涪陵旅社设立前线指挥部。
再说说“忠实派”。就兵力而言，此时已经和“红联司”差不多了，总兵力也近3000人：据我近日专访当时的“工人总部”（“忠实派”中实力最大的组织）的总负责人况太志（后任涪陵地区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委员）讲，他们“工人总部”已有七八个连队，主要是驻涪陵五中（8042部队和7822部队都有连队驻五中），近千人；“二七战团”约有五六个连队，七八百人；“农民总部”（含区镇“忠实派”驻城里的人员）有两三个连队，有三四百人；“忠实兵”只有一个连队，约两百人；此外，还有一个由地县党政机关“忠实派”组织的一个叫做“401”的连队，这是一个较大且有战斗力的连队，不少于400人，由当时的涪陵地区民政局干部李平（54军转业，后曾任涪陵地区革命委员会委员、地革委人保组负责人，几年前因脑溢血病逝）负责。
更重要的是，“忠实派”还有超过不少于一千人的成建制的支左部队的支持——由工程兵54师、即中国人民解放军8342部队黄鹤寿副政委管辖、而由8342部队所属8042部队（团）李华禄政委直接指挥的有三个连的兵力（但只有两个连驻在“忠实派”的区域内，另一个连驻党校，在“贸派”控制的区域内），由成都军区独立团、即中国人民解放军7822部队（团）薛春茂直接指挥的有两个连的兵力（62、63分队），加上涪陵军分区独立营、即中国人民解放军926部队（营长张XX）也有不少于两个连的兵力——就其战斗力而言，足可抵得上两派全部兵力的总和，虽然在1967年8月14日“忠实派” 实施大反击的时候，支左部队并没有直接出面参战。

作为“8.14反击战”的背景，还有一个需要交代的，这就是重庆“反到底”望江101炮艇如何来涪陵的问题。
对此，我根据我所掌握的材料作如下说明。
先看看网上一篇多处转载的文章《震惊全国的“文革”重庆红港海战》的有关摘录：
……
1967年的8月1日，长江2014号轮像往常一样拖挂货8—126铁驳，从涪陵上水驶往重庆，货船上载有重庆急需的百货、西药等物资370多吨，当晚停泊在长寿；8月2日凌晨4点多钟，长寿的反到底派组织80多名男子乘一艘大木船登上轮船，随即将全船控制。
一群人控制轮船后，先将轮船开往涪陵，就是为了到涪陵与同派力量协商，如何把船送往望江军工“金猴”的驻地。
8月3日长江2014号轮又驶回长寿下游的深沱。3号下午，从郭家沱开出的炮艇望江101、嘉陵1号，来到深沱，当天下午6点多钟，停泊在深沱的人民5号货轮也遭到劫持（由登陆艇改装成的，被劫持时装有几百头肥猪——笔者注）。晚上8点多钟，人民5号轮及长江2014号轮，一起被“押解”回望江厂所在地郭家沱。
一起震惊全国的武斗事件——“八八红港海战”，就这样拉开了序幕。
……
8月8日中午，人民5号轮武装完毕，望江“金猴”宣布成立“军工井冈山第一舰队”，邓长春任舰队司令，王三恒任总指挥，朱星德任指挥。下午4点半左右，“舰队”驶出郭家沱码头，径直开往重庆城区（笔者注:这支舰队中的人民5号轮上装有望江厂生产的高炮以及前几天抢来的物资，舰队要溯江而上将这些东西运到九龙坡建设厂慰问“反到底”的战友并换回自己缺少而该厂生产的常规武器——由于沿途必须经过由“815”控制的包括朝天门在内的区域，故而发生了所谓的“八八海战”） 。
“八八海战”打响了。
……
“八八海战”，舰队序列为：望江101、嘉陵1号、人民5号。
望江101舰原是国民党的江防舰“建中101”，蒋介石亲自坐过，解放战争中投诚，履新成为望江厂的交通艇。
早在几个月前（具体时间待查），101就被改装成一条真正的“军舰”了。网上能够查到的资料，毫无例外都把101看成是“海战”的主角，但是居然就没有人指出它本来就是一条军舰的事实！
这里把101改装后的装备介绍一下：全舰长约三四十米，排水量航速不详，前后各装61式37毫米双联海三七高炮一座，前段另有海四联14.5毫米高射机枪一座，后段有海二联高射机枪一座，其火炮口径不大，但是射速很快，该舰的火力配置与62型护卫艇基本相当，在内河已是很不错的了，加之望江101上的这个炮手是望江厂的总成质量检验员，打炮是他的专业，射击的准确性之高是可想而知的。
……
舰队冲破封锁继续航行，到望龙门河心，望江101追上人民5号，因已完成护航任务，即得到返回的准许。邓长春上了101，101掉头返航。
……
据有关方面事后统计，8月8日下午，望江军工“金猴”引发的“海战”，“打死24人，打伤129人，打沉船只3艘，打坏12艘。长江交通为之中断。”
……
不几天，涪陵告急！涪陵“忠实”派向重庆反到底求援，第一舰队望江101号炮艇67年8月12日即开去涪陵，8月14日援助“忠实”派打跑“红贸”派，攻占涪陵。
（笔者注：我之所以用这样多的篇幅来说望江101号炮艇的来龙去脉，就是要想弄清这样一个事实，即从1967年8月2日长寿“反到底”的80多人抢劫长江2014号轮起，到101号炮艇于重庆“8.8海战”护航后返回望江厂，再到8月12日开到涪陵，涪陵的“忠实派”怎样和重庆望江厂的“反到底”挂上钩，并最终把望江101号炮艇请到涪陵来的。）
在我近日专访当时“工人总部”的总负责人况太志时才基本上弄清了这一事实。原来，况所在的原涪陵地区新力厂，是当时涪陵地区最大、设备最好、技术力量最雄厚的机器制造厂，他们厂里有几个工人原来就是从重庆调来的，和望江厂有老关系，正是因为这一原因，他们支持了长寿的“反到底”，最终不但调来了望江101号炮艇的支援，而且还从望江厂弄来两门陆三七高炮，“8.14”反击时，这两门高炮就安在涪陵五中外的公路上向“贸派”控制的水塔、堡子城等高地射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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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的涪陵大武斗（13）:“八.一四”反击（2）

就在我前次发出《第三卷  我的造反生涯（45）——四）1967年的涪陵大武斗（13）:“八.一四”反击（1）》后不久，我的一位老同学给我一个电话，可能是因为老同学的关系，他在电话里竟然使用了“荒唐可笑”的结论，来评判我在该篇中称“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之下，在历史还是一个小姑娘的时候，在涪陵代表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支左部队是必须而且坚决执行‘涪陵五条’的，是具有合法性的”的说法。我的这位老同学的原话是：“整个文革都是荒唐可笑的，而你却说‘涪陵五条’是具有合法性的，岂不有点荒唐可笑？”
面对老同学的指责，我当时一点没在意，并作了些解释；但当我准备再往下写的时候，我才发现，我必须要正视这一指责，否则我没法继续写下去；因为越往下写，我就越会感到我将越加“荒唐可笑”。
其实，后人看历史一般不外两个视角，一是用望远镜看历史，一是用显微镜看历史，虽然在这个时代历史学家们更倾向于用显微镜而非望远镜来研究历史。
用望远镜看历史，当然是“整个文革都是荒唐可笑的，所以‘涪陵五条’也是荒唐可笑的。”对此，我在我的那篇博文中也说：“历史已经证明‘涪陵五条’是一个不具有公正性的文件。”而且我在更前面的文字中也做过这样的表述：“其实，在现在看来，就是那个‘涪陵五条’也是一个不具备正义性的决定。约翰·罗尔斯在他的《正义论》一书中所阐述的正义理论告诉我们，什么是正义？正义即公平。在罗尔斯那里，正义原则就是‘所有的社会价值——自由与机会、收入与财富以及自尊的基础——都应平等地分配，除非任何价值的不平等分配对每一个人都是有利的。’按照这一原则，‘贸派’就应当平等的享有作为国家机器的军队的支持；进一步说，代表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就根本不应该将群众组织划分为对立的两大派。’（见《我的造反生涯 （35）》）”仔细看看，这样类似的说法在我已经发表的文字中还有好几处。
这就是说，如果用望远镜看历史，我和我的这位老同学观点是一样的，由于“整个文革都是荒唐可笑的，所以‘涪陵五条’也同样是荒唐可笑的。”（但愿他不会用这样的句式去给文革中的所有事件下结论）也就是说，我并没有如我的这位老同学指责的那样，“荒唐可笑”的认定“涪陵五条”是合法的。可能是我的这位老同学还没有读完我的文字，否则，他不会得出我本来没有的结论。
然而，我们决不能只是用望远镜看历史，因为那样将会丢失大量珍贵的历史细节，将会使历史变得只剩下一堆简单枯燥的概念和一些干巴巴甚至有些武断的结论。于是，我必须“荒唐可笑”的说，我们还必须要用显微镜去分析历史。只有当你用显微镜将历史还原，你才能看到鲜活的历史，你才可能对历史做出合乎当时历史背景的实事求是的分析。
正是用显微镜来分析涪陵文革史，你才会发现涪陵文革的特点，你才会发现在接下来的整整两年多的时间里（即在1969年12月25日前），涪陵“荒唐可笑”的实现了完全只有一派的“革命大联合”；“荒唐可笑”的建立了完全只有一派群众组织代表参加（并有一定的实权）的地、县及各级革命委员会（而且居然“荒唐可笑”的都分别经省、地、县各级革命委员会正式批准），直到1969年12月25日，在“贸派”被重新承认为“革命组织”后才用所谓“补台”的方式将“贸派” 的群众组织代表吸纳进地、县及各级革命委员会（此时，两派的群众组织代表都成了“造反派”头头且均已无权，并开始了直到官方宣布1976年文革结束之前的多次挨整生涯——难怪有人至今仍然坚持“三年文革”的观点，认为到1969年文革就已经结束了）；更为“荒唐可笑”的是，在1967年下半年之后，在全川（特别是成都、重庆、宜宾、万县）都在继续大打甚至打得更厉害的情况之下，涪陵竟然有些平静——所有这些特殊之处，让你不得不“荒唐可笑”的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之下，在历史还是一个小姑娘的时候，在涪陵代表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支左部队是必须而且坚决执行了‘涪陵五条’的，因为它是具有合法性的。
我还是要重复我在上一篇博文中说过的话：目前几乎所有谈及涪陵文革的文章都忽视了这一点，要知道，这既是涪陵文革的特点，也是涪陵文革区别于重庆文革和成都文革的关键所在（这一点我在以后的文字里还会提到），重庆的“8.15”派和“反到底”派是对立的两大派，而且打得全国出名，成都的“红成”派和“8.26”派也是对立的两大派，而且也打得非常厉害，但这些对立的两大派都是当时代表国家权力机关的中央文革承认的“革命组织”；而“红贸”派则是由当时代表国家权力机关的成都军区发文（即“涪陵五条”）确定的“保守组织”。

还是让我们回到1967年8月14日。
我发现，在网上写涪陵1967年8月14日大武斗的不少于五个版本（包括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研究員卜伟华在香港科技大学文化研究中心的演讲——在上一篇博文中我已引过）。
还是让我们先看看“老巨333”是怎么说的。

“老巨333”在他的《亲历亲闻——我的“文革”（68）》中，他是这样记述的：
“8.14”反击！“8.14”反击！
根据当时的消息和现在的分析，“8.5”抢军火库，是很严重的事件，涪陵驻军会迅速报告成都军区，再经中央军委批准。估计时间在8月5日后，8月7日之前，经中央军委批准，对涪陵我们这派进行武装。
……
在涪陵“武装左派”的本意，就是将我们这派武装起来，实行自卫。在“贸派”已经用军用武器装备起来后，如果我们这派仍然用钢钎，显然是无法自卫的。
我们派在地理位置上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所在区域不及城市的五分之一，仅在城西一隅，背靠长江的低处，半山腰以上全被对方控制，一举一动全在对方监视之下，处于背水作战的劣势。
……
形势迅速恶化，8月5日军火库被抢后，8月7日在抢口下军队人员一死一伤，8月8日的真枪实弹的海战，驻军很快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8月11日伏击部队军车车队，造成47人死亡，其中23位军人。死伤那么多战友，驻军的空前强烈的反响可想而知……
“8.11”血案报告了成都军区和中央军委，引起极大的震惊。据说成都军区司令员梁兴初闻讯后大怒，说：伏击解放军，这还了得？！简直是日本鬼子和蒋匪军的行为……
仅仅“武装左派”力度已经不够了。
于是，涪陵驻军经过成都军区（很可能经过中央军委）批准，决定对“贸派”采取军事行动。
这次军事行动，公开说法是自卫反击，估计是在“8.11”事件后迅速获得批准的，经过几天的准备，于8月14日正式打响。
8月14日清晨，炮声响了！从长江上传来清脆的炮声，听见炮响后，我们扒在专署大楼面向长江的窗口上，看得很清楚：一只“军舰”在长江上缓缓游弋，船上的炮口不时冒出火光，须臾耳边就“砰砰”的巨响。“军舰”主要在我方区域的江面上开炮，也有两三次往下游的“贸派”区域驶去，一边开炮一边前进，驶到长江和乌江的汇合处，又缓缓驶回来……
事前我们听到点风声，但不知何时行动和怎么行动，看到“军舰”炮击，着实感到兴奋和过瘾。我们又跑到对面窗口去观看炮的弹着点，就这样在两边窗口来回跑来回看……
正对我方区域的上方山头，是自来水厂的水塔（地名叫“堡子城”），“贸派”控制我方的制高点。炮弹落在水塔的四周，溅起阵阵泥土……后来知道，是有意这样不直接命中，为的是减少对方人员伤亡，实现将对方轰退和赶走的目的。
这艘“军舰”是重庆望江101号，据说是解放前四川省主席刘湘的军舰，当时为重庆反到底派据有……
“军舰”炮击了大约半个多小时，就向上游驶离了涪陵，记得在炮击时，“贸派”阵地响起不多的枪声，没有用迫击炮轰击炮船……
“军舰”离开后，“堡子城”的枪炮声响得很激烈，我们跑出去，看到许多人都出来了，那年头的人们真不怕死啊！枪弹还在头顶的高处“嗖嗖嗖”地飞过，大家都出来看热闹啦！街道靠里的那一侧（山上打不到）到处都是人，危险的一侧也有些胆大的人往山上看呢！
部队封锁了各个路口，禁止任何人往上走，我们看到部队在前面，也有武装起来的群众，编成队列向上走去，还看到伤员被抬下来……
还没到中午，枪炮声稀疏了，得到消息，“堡子城”已被占领，“贸派”退到后面的山上，虽说山更高，但更远了，直接的威胁暂时解除了。
我们很想亲临现场，越近越好，但费尽口舌，就是过不去。记得急忙用方纸块盖上战报的章，写上“记者证”，还是不行。
整个白天都处在兴奋和无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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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夜后很晚了，枪炮声又剧烈地响了起来，震得头皮发麻，我们拥到后窗口，看到“堡子城”的上空，有无数条枪弹的弧线，其中曳光弹拉出一条条红色的弹道，在夜空中构成一幅很好看的画面……这是我生平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经历的真实的夜战场面。相信那天晚上很多涪陵的人都会对此有难以磨灭的印象。
那是“贸派”组织的大规模的反击，试图夺回失去的“堡子城”，半夜后，激烈的枪炮声沉寂了，只有零星的枪声……
第二天，“贸派”退出城区，渡过乌江，到了乌江东岸……
涪陵城“解放”了。

8.14”开始的军事行动，是有严格的要求的，部队摆在第一线，避免两派群众武装直接对面。具体方式也是驱赶式的，将“贸派”武装赶开，消除直接威胁，绝不准采取消灭性杀伤性的战法。
8月15日，“贸派”退出涪陵城区。这天下起大雨，下午，我们两个人披上雨衣，走过“三八线”，到了“贸派”以前的控制区域，后面山中仍有枪炮声，街上行人渐渐多了，有的餐厅饭馆和副食品商店开始营业，百货公司、五金公司等大的商店没开门，我们进去看了，见商品完好，摆放整齐，绝无被洗劫的迹象，不时看到我们派的武装整齐列队在街上巡逻，也有宣传人员在发放传单，皆表现出秋毫无犯的精神。
事实上，各单位都进行了纪律教育，要以模范行为获得“贸派”和其他群众的支持。当然，这是以大多数成员（包括“贸派”的基础成员，他们撤退时也未进行抢掠和破坏）的自觉行为和道德意识为深厚的基础的，否则，在那种乱象环生的境况下，再严厉的纪律也无济于事。这真是，混乱之中见秩序！
那两天我还有印象深刻的经历，就是到了前线……
“贸派”被逐出城区后，战斗在城区的后山进行了两三天，部队仍然封锁路口，不让人们前去，但地理范围扩大了，也就有空可钻，我们怀着又好奇又勇敢的心情（当然，内心不无恐惧，但在自我打气和相互鼓气下，勇敢就占了上风），跑到了易家坝后面的山上，小路上有军人守着，我们两人说是“忠实兵战报”的记者，有采访任务，好说歹说，得以放行，再前行一段路，到了一个炮兵班阵地，再也不能前行了。
这里离第一线至少还有好几百米，我们被要求匍匐在地。战斗在对面山坡中进行，有枪弹从头顶的高处飞过，发出的“嗖嗖”声音似乎已经习惯了。我们看到炮兵们正在调试一门平放着的炮，口径不大，我们问了问，一战士说是“火箭炮”，后来有战士告诉说，准确叫法是无后座力炮。
他们装好炮弹后，叫我们扒在地上，绝对不能扒在炮筒后边，我们捂住耳朵，张大了嘴（高中物理课学过，张嘴能使耳膜内外气浪平衡，保护耳膜），“砰”的一声巨响，炮弹发射了，一股强大的热气浪从炮后冲出来，炮弹平射出去，在对面山坡一个梯田的田坎边爆炸了……
爆炸点离对方的阵地（一座砖房）不远，他们奉命不能直射阵地，要打在阵地的下方。一个战士说，这种炮瞄准性能相当好。
我们看着又发射了两炮，在战士们的催促下，才离开那里撤了下来……

再看“老来糊涂”网友在涪风论坛（http://bbs.fuling.com）上发表的《文革涪陵主要武斗述略》中是怎么说的。他回忆道：
8月14日清晨，涪陵城自1928年“杨森打炮”后，第二次大炮轰鸣，重庆“反到底”支援涪陵“忠实派”的“望江101”炮艇和几门陆上37毫米双管高射炮一齐向“贸派”制高点和重要据点发射穿甲弹，“忠实派”武斗连队则在炮火的掩护下，向“贸派”发起进攻。“贸派”阵地在强大炮火的打击下很快崩溃，大部分“贸派”人员，包括“非战斗人员”，被迫向城外撤退，少数人则在城内与“忠实派”开展了巷战。15日，“忠实派”肃清了城内及近郊“贸派”残余武装人员，开始了涪陵的“一派掌权”。

    有个叫邹恭的网友在他的新浪博客（ttp://blog.sina.com.cn/zqmdbk）里是这样写的：
至8月5日抢军火后，这枪技弹药流落民间，每天传来枪声，每天都有平民受枪击而倒在血泊中……
一场赤热化的战斗终于于1967年8月14日的凌晨,在涪陵堡子城打响了。
天还没亮，人们都在热床上，忽然听见炮弹如雷呜般，接二连三，长空巨响，紧接着是房屋砃塌声。我赶忙起床，爬上墙头，空中的弹道火焰，似火龙当空，瞬间有弹头带着火尾，发出的“嗖嗖”声音，从头顶的高处飞过，落到江东停泊的油船上，熊熊烈火，滚滚浓烟，迷漫乌江东岸。我没有听过真正的炮击声，炮弹似乎就要落到我的脚下，此时，我赶紧窜进了外婆的后院屋的土墙角。
原来，这是一次军事行动，部队先是用101军舰（以前川军军阀扬森留下来的炮艇）从重庆开到涪陵，用“3.7”炮，炮击江岸高层建筑物，从荔枝园一直打到乌江轮船公司大楼，部队的企图很清楚，目的是驱逐“贸派”的武装，消除对全城老百姓的直接威胁，避免两派群众武装直接对面。
8月14日早晨“贸派”在枪炮声中，淋着大雨退出了涪陵城，……

下面来说说我所知道的涪陵1967年8月14日大武斗。
据当时的“工人总部”（“忠实派”中实力最大的组织）的总负责人况太志回忆，就在1967年8月14日的头一天晚上，在涪陵支左领导小组办公室，召开了一个应当是非常机密的会，其之所以非常机密，是因为连我作为当时涪陵支左部队支持的四大所谓的“革命群众组织”之一的“忠实兵司令部”的第一负责人都没能参加这个会。
在这个会上，决定了第二天早晨六点钟以101炮艇开炮为号，即开始对“贸派”实施反击。反击的部署是：正面由101炮艇用炮轰击，主要是造成反击的态势，并伺机向上向东进展；主攻方向则是由现在的涪陵十五中（当时还是一个几乎和“贸派”的主阵地水塔在同一高度的小山包）往东进击，进而拿下“贸派”的主阵地水塔，因此主要的兵力放在这一线，并将“忠实派”拥有的最强火炮——两门陆用三七高炮也布防在老五中大门外的公路上。会上还决定整个行动军队不直接出面，而由群众组织的武斗连队出面；军队作为后盾（包括穿上便装运送弹药，但实际上有些穿便装的军人也直接参加了战斗，并在关键的时候起了重要作用）。
驻涪陵支左部队领导小组首长还决定由涪陵军分区司令部作战科科长XXX负责统一协调炮艇和地面人员的行动。
据况太志回忆，不知什么原因，第二天早晨101炮艇并没有准时于六点开炮，而原定前来集结的401连队（“忠实派”的主力连队）也迟迟没有按时赶到；而“贸派”则从略高于他们阵地的水塔高地不断射击并开炮，使他们已经坚守了一个通宵的全体人员非常被动；起码晚了一个小时，由李平带领的401连队才来到阵地，为此，况太志把李平大骂了一通，骂李平想借“贸派”的炮火将他们消灭。
大约在1967年8月14日的早晨七点，101炮艇开始炮击，配合炮艇的炮击，老五中布防的两门陆用三七高炮也开始向“贸派”的主阵地水塔炮击，作为“忠实派”反击的主攻阵地——现在的涪陵十五中处的山包——也开始向东发动进攻；这样，“贸派” 的主阵地水塔就遭到来自正面的101炮艇威力巨大的炮击，同时也受到来自西面的猛烈打击。
101炮艇的强大火力不只射向“贸派”的主阵地水塔，而且还凭借它的机动性和无可抵挡的气势在小小涪陵城的长江岸边不停的向所有“贸派”的阵地倾泻高射炮射出的穿甲弹。那阵势，那不间断的“轰”“轰”“轰”的炮声，不只是让“忠实派”大开眼界、大快人心，更是让“贸派”的所有人员都从心底里害怕。
大约在上午11点左右，“忠实派”即攻占了“贸派” 的主阵地水塔（也是当时控制涪陵城最佳的高地），这是“忠实派”反击的一个非常重大的胜利；由于“贸派”丢失了这一控制涪陵城最佳的高地，“贸派”在城内的其他阵地也就失去依托，于是赵树金决定退守水塔后面更高的懒板凳（现新交委处）和望州关（即现在的森林公园），并组织反攻，夺回水塔。
“忠实派”在夺取了攻占水塔的胜利后，迅速扩大战果，于中午时分即攻占了水塔下面的工业局（现在的人民西路二门诊旁边老交委处），并在下午即攻占被视为“贸派”总指挥部的南门山高干招待所（其实“贸派”总指挥部在几天前就东移到涪陵卫校，并在中山路的涪陵旅社即现在的合智广场底楼处设立前线指挥部）。
我记得我自己也就是在当天下午才带上几个人赶到南门山高干招待所的——因为只有十四岁的“忠实兵”蔡维勤（城八校的小学生，当时是“忠实兵”武斗连的通讯员）在攻打高干招待所的时候“牺牲”了。
由于“忠实派”在那天白天取得了局部的胜利，“贸派”已经丢失了几个主要的阵地，特别是101炮艇的炮弹效应，“贸派”的军心已经涣散；加上按赵树金原先的部署，是准备休整10来天就向下向西将“忠实派”赶进长江，所以东移总指挥部，前线指挥部也设在地势很低的中山路上——所有这些部署随着8月14日夜幕的降临，反而成为“贸派”崩溃的催化剂；虽然当晚在赵树金的亲自指挥下，曾一度凭借夜幕的掩护，“贸派”夺回水塔高地，也杀回中山路上的前线指挥部涪陵旅社夺回一些弹药并在撤退前放火烧旅社，但所有这一切都不能挽回已经涣散的军心。
据“贸派”“参谋长”黄年福事后三个月回忆，到了8月15日的清晨，在涪陵卫校“贸派”的总指挥部，几个核心人物（赵树金、赵正法、杜炳权、黄年福、王富国等）再次碰头研究下一步怎么办时，赵树金也有些无奈的说：“现在这种情况怎么办？”并最终同意大多数人的意见：撤过江东到涪师（校）。
富有戏剧性的是，据“贸派”“参谋长”黄年福事后说：当“贸派”大多数兵力已经渡过乌江撤退到江东涪师校后，在8月15日的下午涪师校召开的已经过江的常委会上，一兵团的负责人朱XX、三兵团的负责人陈XX很有情绪的说：“你们丢下这么多人就跑了，现在水塔、望州关都还在我们手里，XXX又去攻打南门山高干招待所去了，反击涪陵城完全有把握。”垫江赵XX（武装部的助理员）也说：“是炮轰垮的，不是打垮的，完全可以反击。”于是，大家就决心又打回城去。三兵团的陈XX很快就带人过河了，一兵团的正在整队集合，由于河中打燃了一只船，“忠实派”的炮弹还在打，一兵团的人就没再过河。接下来，大家又开始研究并开始进行真正的向焦石撤退。三兵团的陈XX等是打到最后，于第二天（8月16日）上午才从火柴厂过乌江撤退到江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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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1967年的涪陵大武斗（14）: “贸派”的溃败（1）

现在看来，“忠实派”在驻涪支左部队和重庆“反到底” 101炮艇的支持下，于1967年8月14日所实施的大反击，对于赵树金来说的确始料不及。
在赵树金8月5日亲自策划“贸派”抢了涪陵军分区和涪陵县武装部的武器库从而率先用枪炮武装了“贸派”，并于8月7日、8月8日特别是8月11日在涪陵龙潭袭击7822部队车队连续取得节节胜利之后，赵树金已经有些头脑膨胀了；他已经在策划部署，准备休整10来天，于1967年8月20日之后，凭借“贸派”的优势（特别是在地利上的优势），在涪陵城里发起总攻，由上向下将“忠实派”赶进长江，最终将“忠实派”打垮（此信息依据当年“贸派”核心人物、“参谋长”黄年福当年的书面材料）。所以他东移了总指挥部，将“贸派”的总部从原专区商业局移到涪陵卫校，而前线指挥部也设在地势很低的中山路涪陵旅社（现在的合智广场底楼处）内并在那里存放了大量的武器弹药（我在上一节里曾分析说过,所有这些部署随着8月14日夜幕的降临，反而成为“贸派”崩溃的催化剂）。
“忠实派”的“8.14反击”完全打乱了赵树金的部署，更重要的是101炮艇的“炮弹效应”，水塔、南门山高干招待所等重要阵地的丢失，“贸派”的军心已经涣散，正所谓“兵败如山倒”；于是，到了8月15日的清晨，在涪陵卫校“贸派”的总指挥部，几个核心人物再次碰头研究下一步怎么办时，赵树金也有些无奈的说：“现在这种情况还能怎么办？”并最终决定撤过乌江到涪师（校）。
让赵树金更没料到的是，从这一撤退到“贸派”彻底溃败后他孤身一人于9月29日在大山深处的丰都县与武隆县交界的厢坝乡（现已合并划归丰都三坝乡）曙光大队高山坎被捉，其间约一个半月，他却为在这45天中的所作所为付出了20多年囹圄之灾的高昂代价。（据网友“老来糊涂”提供的信息赵树金“后来被判刑死于服刑期间”——见涪风论坛“老来糊涂”2006-11-29 16:12:00的回复，但这个信息肯定不确，据当年“贸派”中的老造反派李堂皇——现已七十多岁，当年与赵同在专区商业局后调地区工商局并于工商局退休——亲口告诉我，赵树金由死缓改判有期徒刑，服刑期间后结的第二个老婆刘XX与他离婚，赵出狱后晚年生活无着只好回山东老家由其原配供养至逝。）
在这45天中都发生了些什么？1967年涪陵大武斗的最终结局是什么？还是先让我们看看人们都是怎么说的。

网友“老来糊涂”在涪风论坛上发表的《文革涪陵主要武斗述略》中概述了这45天里“忠实派”的行动，他写道——
“江南战役”    8月下旬，在经过了一段时间的休整后，“忠实派”又集中兵力，发起了打击涪陵长江以南地区农村“贸派”势力的“江南战役”，只几天就“大功告成”。
“江北战役”    9月上旬，“忠实派”又集中兵力，发起了打击涪陵长江以北地区农村“贸派”势力的“江北战役”，很快就肃清了涪陵长江以北地区的“贸派”武装。
“江东战役”    9月14日，“忠实派”武装以执行中央“九·五命令”为由，渡过乌江，向“贸派”“盘据”的最后一块地盘，涪陵乌江以东地区进军。当天，一支“忠实派”红卫兵武装在江东大田湾遭“贸派”武装伏击，伤亡惨重。在“忠实派”强大的攻势下，“贸派”人员向涪陵境外撤退。“忠实派”乘胜追剿，最后在丰都栗子寨击垮“贸派”主力，肃清了涪陵专区境内的“贸派”势力。

【笔者注：所谓“江南战役”、 “江北战役”、 “江东战役”是“忠实派”当时的一种提法，其实是在支左领导小组的统一部署下的由支左部队和“忠实派”武装连队共同实施的驱散和清扫“贸派”势力的“半军事行动”。说其是军事行动，是因为支左部队、“忠实派”及被驱散清扫的“贸派”三方均有武装，特别是有军队的直接参与，并且配备了电台，在最初的所谓“江南战役”前还摆制了沙盘（也只是在这一次才摆制了沙盘），但我以为既是军事行动这“配电台摆沙盘”也就是自然的事，何况“贸派”也同样备有电台。说其是“半军事行动”，是因为作为这一军事行动核心的支左部队是依据成都军区下达的“涪陵五条”的要求，因而兼有两个方面的任务：一方面要支持“左派”，即保护好 “忠实派”，使其在整个行动中最大限度的减少伤亡，为此在整个行动中尽可能的避免两派的直接武装接触；另一方面，又要完成瓦解摧垮“贸派”这个“保守组织”的任务，为此支左部队在整个行动中对“贸派”均采取了驱散而决不是“贸派”后来一直宣称的“围剿”行动——在这一点上，我作为“忠实派”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不止一次的听到包括涪陵支左部队最高首长黄鹤寿在内的所有支左部队首长当面对我这样说，而且实际的实施过程也证明了这一点，详情容后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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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的涪陵大武斗（14）: “贸派”的溃败（2）

一位叫“逍遥词客”的网友在[中华诗词论坛]上以“涪陵地区文革四十周年祭”为题发表了几十首组诗（从他的注解中看得出他是当年随“贸派”撤退并上了栗子寨，亲身经历了那45天苦难历程的人，并最终于黄沙坝“被俘”押解回涪陵的，还可推断出他是当年涪陵卫校的红卫兵），虽然在他的叙述中有不少道听途说的东西（遗憾的是几十年过去了，这位当事人仍然把这些道听途说的东西当作结论并述之以文），但作为亲身经历者，他的实际感受却是非常有价值的。下面摘录了他的若干首诗（包括他的原注），让我们看看他是怎么说的：

涪陵地区文革四十周年祭(组诗)之八之十一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四日
         一高既不守，       直如多米牌。*
         两日地利陷，       三军尽可哀。
         怆惶江东退，       回首泪满腮。         
         四万齐声哭，       悲惨动地来。**

（原）注：
*多米诺骨牌。
**当时退过乌江的贸派连家属有4万多人。

【笔者注：“退过乌江的贸派连家属有4万多人”的说法肯定有误，我在前文已有分析，因为1967年涪陵县城的总人口最多也只有五万人。我这里有 “贸派”核心人物当时在丰都包峦讲的原话记录，他自称连家属在内有一万多人，由于那是这几个核心人物要取用包峦信用社的现金而对信用社主任讲的原话，故具有一定的真实性，但也有水分，人数多说些好多拿些钱应是正常心理。】

                      包鸾会议
            包鸾会议误，       错上栗子山。
            门多岂为险，*       绝域守也难。**
            孤军帮助弃，***     万人给养殚。
            智者百遗漏，       一输便满盘。

（原）注：
*栗子山又叫栗子寨，有48个寨门。
**栗子寨四面不靠，即使攻不上去，要长期解决一万多人的吃穿可不是一个简单的事。
   ***后来普遍认为当时贸派应撤到靠近重庆的地方，与重庆“八、一五”互相呼应，并可借助重庆警备区的影响限制涪陵部队过分卷入派斗中。当时认为“八、一五”也很困难，不能去增加它的负担。

                       涪陵剿匪
            涪陵剿匪战，       全区总动员。*
            两地十余县，       武装百多连。**
            军队民众上，       天罗地网牵。
            十面埋伏狠，       飞鸟也难全。***

（原）注：
*9月份涪陵军分区和涪陵地区支左办公室联合发布剿匪通告。
**两地，涪陵和万县，除军队约1个团以外，还有群众连队100多个。  
***剿匪大军分南北两路，将栗子山团团围困。北路总指挥杨登基（军分区副政委），南路总指挥黄鹤寿（军分区司令），主战部队以驻涪的军队为主。

【笔者注：这里有几处错误表述，一是“两地
十余县”的说法不确实，万县绝没有参加涪陵的这一行动——在这一点上涪陵支左部队的最高首长黄鹤寿是非常忌讳的，他一直强调涪陵的问题由他负责解决，他不愿和其他地方的问题牵扯在一起，他的这一指导思想曾多次给我们讲过；二是“剿匪大军分南北两路，将栗子山团团围困。北路总指挥杨登基（军分区副政委），南路总指挥黄鹤寿（军分区司令），主战部队以驻涪的军队为主。”的表述也有误，第一，所谓“剿匪大军”根本就没“分南北两路”，而且“北路总指挥杨登基”根本就不存在，因为杨登基压根就没有参加这一行动，而“南路总指挥黄鹤寿”也同样不存在，因为黄鹤寿同样压根就没有参加这一行动，而且黄鹤寿也根本不是军分区司令；作为当时涪陵地区支左领导小组组长、驻涪支左部队的最高首长、工程兵8342部队（师）副政委，他是不会也的确没有一次到过前线；那次行动的前线总指挥是涪陵地区支左领导小组成员、涪陵军分区的任成宣副司令员，此外，涪陵地区支左领导小组成员、工程兵8042部队（团）李华禄政委，涪陵地区支左领导小组成员、成都军区独立团中国人民解放军7822部队（团）政委薛春茂也参加了这一行动；更何况我已在前面说过，既然是以驱散为目的，哪会“团团围困”？——关于当时涪陵地区支左部队的组成情况及其负责人、驻涪陵地区支左领导小组的组成情况等可参见我的博文《我的造反生涯（34）-（四）1967年的涪陵大武斗（1）:对涪陵武斗的总述》和《我的造反生涯（36）-（四）1967年的涪陵大武斗（3）:关于涪陵支左部队（补遗）》
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一点我还想说两件小事：
一是我在《我的造反生涯（34）-（四）1967年的涪陵大武斗（1）:对涪陵武斗的总述》曾说过，“在接下来的较量中（也就是自1967年9月14日开始所谓的“江东战役”后，因为所谓的“江南战役”和“江北战役”支左部队和“忠实派”要对付的只是涪陵县境内区乡农村中的“贸派”势力，根本就没有“贸派”的一个主力），从某种意义上讲，后来的枪炮较量是退伍的军人赵树金、赵正法在涪陵军分区少数军人的暗中支持下和实力强大得多并得到上级支持的正规的支左部队的较量，其结果就自然的可想而知了。”这话说得更明白一点就是：自1967年9月14日开始所谓的“江东战役”直到9月27日黄沙坝一战“贸派”彻底溃散，这近半个月的较量，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当时还在涪陵军分区担任副司令的任成宣和10个月之前才从涪陵军分区退伍的副参谋长赵树金（注意：是副参谋长而不是参谋长）两人的较量；对此，当时支左部队的最高首长黄鹤寿是信心十足的，我曾听到他不止一次的这样说：“你们放心，赵树金那两刷子根本就不是我们任副司令的对手。”
二是我在《我的造反生涯（36）-（四）1967年的涪陵大武斗（3）:关于涪陵支左部队（补遗）》中提到的原涪陵体委游泳教练余肇森先生也亲口告诉我，从支左部队过江东起，他就被任副司令安排到前线指挥部，一直到黄沙坝一战“贸派”彻底溃散余肇森先生都在前线指挥部里担任所谓“联络员”，他也肯定的说，从未见到杨登基到过前线指挥部，他给我讲的他的经历我将还会记录在我后面的文字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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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1967年的涪陵大武斗（14）: “贸派”的溃败（3）


“逍遥词客”继续写道：

1967年9月24日晨
       拂晓枪声紧，       遭袭失金龙。*
       相持求雨堡，**     尽日无寸功。
       子弹丝丝响，***    曳光串串红。****
       计划欲反嗜，       失误而无终。*****

(原)注：
*金龙寨是栗子山的制高点。
**求雨堡紧挨着金龙寨，其高度仅次于金龙寨。   ***子弹丝丝着响，说明离得很近。
****夜光弹。  
*****当日下午欲反攻夺回金龙寨，直到天黑才摸了上去。又由于摸上去的地点恰好在机枪口下面，引起了对方的警觉，计划只好取消。
               
                    栗子山会议
         哀哉栗子会，       无奈计突围。*
         兵分三路走，       各自往前推。**
         好个杨登基，       天网开一帷。***
         免却困兽斗，       冤魂少几堆。****

(原)注：
*栗子山双方相持了3天，贸派终不能支，只好突围了，这也是无奈之举。  
**一路走包鸾，渡长江，过垫江到重庆。一路走南天门，经武隆到重庆。另一路走石柱，出湖北，再找出路。3路突围各自为政，已无法互相照应了。
***杨登基是涪陵军分区的副政委，围攻栗子山的北路总指挥，他答应放一条路让贸派下山。剿匪结束后，杨登基因此而受到批判，说他通匪。  
****其实杨登基此举在政治上和战术上都是对的，他为涪陵人民做了一件大好事。如果贸派走投无路，试必困兽犹斗，双方杀红了眼，不知要多死多少人。涪陵剿匪声势浩大，但死的人并不多，除了军民鱼水情以外，杨登基功不可没。

【笔者注：无需赘言，既然“北路总指挥杨登基”根本就不存在，因为杨登基压根就没有参加这一行动，因此也就不会有“好个杨登基”及杨登基“答应放一条路让贸派下山” 这一说；然而作为当事人的“逍遥词客”又实际感受到了那并不存在的“杨登基”为包括他本人在内的“涪陵人民做了一件大好事”，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其实，“逍遥词客”的感受倒从反面证实我在前面一再说过的，即至今还在说当年被“团团围困”、被“围剿”的“逍遥词客”原本就没有被围困，也没有被围剿，因为他认定“围剿”他的部队从一开始就不是采取“围剿”的做法，真的是“不识庐山真面目”，而且四十年都还“不识庐山真面目”！
然而“逍遥词客”还是十分客观的说了句公道话：“涪陵剿匪声势浩大，但死的人并不多，除了军民鱼水情以外，杨登基功不可没。”如果将此话中的“杨登基”改为“以黄鹤寿为组长、李畔为副组长的涪陵地区支左领导小组”（当然包括杨登基在内，虽然他的意见分量很轻，因为涪陵地区支左领导小组的七票中他常常只占一票）就更加符合当时的实际了。从这个意义上说，从忠于历史的角度上讲，不论是“忠实派”还是“贸派”的基本群众是不是应当也应当像“逍遥词客”那样说句公道话：在以黄鹤寿为组长、李畔为副组长的涪陵地区支左领导小组领导下的驻涪陵地区支左部队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所采取的做法“功不可没”呢？————请不要认为我是在故意在挑“逍遥词客”的刺，也不要以为我是在说“以黄鹤寿为组长、李畔为副组长的涪陵地区支左领导小组”的好话，我只是以为，现在应当是到了心平气和的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的时候了。】

下面让我们再看看“逍遥词客”对他认为“最为惨烈”的最后一战——黄沙坝一战又是怎么说的：

涪陵地区文革四十周年祭(组诗)之十二
                      被俘
        突围谈何易，       两日三军赤。*
        黄沙一战惨，       秋风悲声凄。**
        万人尽为虏，***     两江遣返急。****
        难忘国庆际，       押解回故居。*****

(原)注：*贸派武装虽多是转业退伍军人组成，终是群众，在部队面前毫无斗志，迅速土崩瓦解。
**丰都黄沙坝一战最为惨烈，双方伤亡一百来人，后以贸派全数缴械告终。
***贸派上栗子山武装和家属共一万多人。   ****长江和乌江。
***** 十月一日，天气阴沉，涪陵家家关门闭户，
冷冷清清，只有胜利者和俘虏在活动，还有少许到码头用石块迎接俘虏报复的群众。

【笔者注：看来“逍遥词客”就是在“最为惨烈”的黄沙坝一战被俘的。根据我的查证，那一战是1967年的9月27日，是在“贸派”的主力撤出栗子寨两天后发生的。黄沙坝在栗子寨的西南边，当时是丰都县黄沙乡所在地，现在已并属丰都县的三坝乡，即丰都县三坝乡黄沙村——由于与武隆结界，故有资料误将其写成“武隆黄沙坝”。那的确是1967年涪陵两派武斗的最后一战。按“逍遥词客”这位亲身经历者自己的话说“丰都黄沙坝一战最为惨烈，双方伤亡一百来人，后以贸派全数缴械告终。”——请注意，连“逍遥词客” 这位被“围剿”的亲身经历者也说“丰都黄沙坝一战最为惨烈”，并接着说“双方伤亡一百来人”。我就不明白以后的“涪陵‘剿匪’死亡上千”的说法是怎么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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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1967年的涪陵大武斗（14）: “贸派”的溃败（4）

根据我手头的资料显示，“贸派”的主力于1967年8月15日撤到涪陵城乌江以东农村地区之后，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里主要是以原涪陵县的焦石区、清溪区及邻近的原丰都县的包峦区为中心一带活动（由赵树金批准、况道成亲自参加的共七次集体杀人的犯罪行为以及因此影响下而在清溪区发生的大量杀人的犯罪行为即在此间发生，详情另述）。其间，赵树金亲自带队曾于8月27日南下攻占丰都县的高镇（后因站不住脚而退回包峦），之后又曾攻打石柱县的双路区（均不成功）。
直到9月7日在丰都县包峦供电所召开的由赵树金、况道成主持的常委会上，赵树金才提出以丰都县的栗子区栗子寨为中心“建立巩固的农村根据地”，并决定“派出精干力量攻打石柱县城以解决冬衣物质等问题” （以后的几天在丰都县包峦区粮站又专门研究了这个问题）。这一点和“逍遥词客”所说的“包鸾会议误，错上栗子山。”完全吻合。
1967年8月下旬到9月中旬，“忠实派”在支左部队的支持下只用了20来天就结束了所谓的“江南战役”和“江北战役”——一则因“贸派”主力和总部全撤到江东，因此在当时涪陵县境内的江南、江北的农村中“贸派”已没多大实力，再加上由支左部队即由解放军出面，广大的农民群众还是比较信任解放军的。所以,所谓的“江南战役”和“江北战役”基本上没有打什么大仗，即使有小量的抵抗也很快就结束战斗,双方也没有多少的伤亡。
当年涪陵工人总部的第一负责人况太志（作为“忠实派”武斗实力最强的涪陵工人总部的司令，后来结合进涪陵地区革委会任副主任委员、涪陵唯一一个四川省革委委员，当时一直作为前线指挥部的负责人参加了“江南战役”、“江北战役”和“江东战役”的全过程）亲口对我说，其实，“江南战役”、“江北战役”和“江东战役”包括黄沙坝一战都不是涪陵最激烈的武斗。在他看来，真正最激烈的武斗是1967年的“七.一三”武斗。他说，“七.一三”双方都是用长矛、大刀面对面的厮杀，是近距离的肉搏，那才是最残酷最激烈的；当双方都用了枪炮之后，双方武斗人员已不再是近距离的接触，任一方只要听到枪声或有什么动静就会有更多的时间应付：要么还击、要么躲藏、要么撤退逃跑（他还说，在“江南战役”、“江北战役”和“江东战役”的整个过程中，“贸派”听到枪声更多的选择是撤退逃跑）。想想他讲得也很有道理，像“七.一三” 那样的武斗，双方用长矛、大刀面对面的厮杀，近距离的肉搏，选择只有一个，不是你死就是我活，而且双方都处于高度紧张的精神状态之中；而当双方持有枪炮之后，给人的那种趋利避害的求生本能选择提供了更多的空间。更何况者这原本就不是正规的战争而是两大派群众组织之间的武斗，即乌合之众之间的打斗；更何况我在前面曾多次提到并已为像“逍遥词客”这样的亲身经历者从反面证明了的，作为支左部队在整个行动中对“贸派”采取的原本就只是驱散而决不是要消灭的那种“围剿”行动——这也是我将其称为“半军事行动”的原因。
“忠实派”在支左部队的支持下于1967年9月14日渡过乌江，开始了所谓的“江东战役”；而支左部队工程兵8042部队（团）又差不多在同时从丰都（原）县城南渡长江向包峦方向进发，使“贸派”实际控制的地盘越来越小。于是“贸派”的武斗队伍于9月17日前后陆续撤上栗子寨。
据当时“贸派”联司常委王富国的书面材料讲：9月17日他随赵树金一道到了栗子寨后，“涪陵支左部队8042部队给赵树金一封信（注：这是8042部队信使转交的涪陵地区支左领导小组给赵树金一封信），信中内容主要是：归劝赵树金带队归案，可以减轻处分或免予处分。除此以外，还有一分中央军委‘九.五’命令（关于收缴武器的命令），涪陵支左领导小组关于收缴武器的通知及“致爱蒙蔽群众的一封信”等文件和传单。赵树金看后说：“没有什么案可归，也没有什么枪可缴，他们把枪发给砸派都可以，我们的枪是向国家借的。”
赵树金再一次失掉了改变自己命运的、甚至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涪陵文化大革命历史的机会；如果说两个多月前的那一次（六月二十六日，四川省革筹通知赵树金及杨登基等人到成都，由于杨登基及其他人的阻拦他没有去）责任不全在他自己，那么，这一次则只能由他自己一人承担全部后果了。
在赵树金决定对抗到底之后的第四天，1967年9月21日的晚上在前线指挥部的统一指挥下，支左部队和“忠实派”的武斗连队向栗子寨的制高点金龙寨发起攻击。当年参加攻占金龙寨的现已退休多年的原涪陵地区公安处干警（时为“忠实派”涪陵政法公社造反兵团一般成员）徐XX至今仍不能忘记那一幕，他前不久还告诉我，在发起总攻之前，在前线指挥部的统一指挥下先向金龙寨连续打了48发炮弹，那一发一发的炮弹弹道在夜色的上空像一条条火龙向上窜；在打完了48发炮弹后他们开始进攻，很顺利的就攻下了金龙寨。看来，这种打法和“八.一四”的打法一样，而且所产生的“炮弹效应”也差不多——人的那种趋利避害的求生本能再一次发生作用，“贸派”再一次“被炮轰垮”，说到底也的确只是乌合之众之间的打斗。

据时任“贸派”“参谋长”的黄年福三个月之后的书面材料称：“9月20日（原件如此，似应是9月21日，可能是记录之误）晚上，我们在开政工会议，听说金龙寨被占了。当即决定派302、102连、红卫兵三个连去加强求雨堡的兵力（原守求雨堡的是焦石部队、清溪部队、二兵团二连），除原有火力外增加重机枪一挺，一门炮。22号中午，开会（部分常委参加）决定况道成、彭用吉、周超群带一、三兵团主力，配合原守卫部队，发起强大攻势，拿下金龙寨。赵树金还布置用火攻，准备放火把山烧起来。赵正法说：‘不行，山和森林这么大，风向又不定，万一（风向不对）还会烧到自己。’他们去攻了一天多未拿下来。23日晚上他们回来休息，我就和242文筹（注：重庆解放军总后242部队的一个造反派组织，“八.一五”派）夏XX带302的一个排去求雨堡，刚走拢就看到我们的队伍退起下来了，我当即给他们讲：‘不能跑，要顶住！’他们不听，结果全部都跑回来了。我们这次在求雨堡准备的部队主要是一、三兵团和焦石、清溪的农民部队，约有六、七个连，四挺重机枪，还有几门炮，轻机枪就比较多，都在24号早上退下来了（笔者注：看来“贸派”原本是准备在金龙寨失守又夺不回来的情况下，坚守求雨堡，结果是不战自退。）吃早饭后（注意：这是1967年的9月24日），我便找242部队几个人研究逃跑。午饭后两点钟就出发逃跑，同行的有14人（注意：这位“参谋长”的逃跑并没经“总司令”赵树金的同意，也没告诉赵树金。）”他们在“逃跑”过程中的经历容我后述。
再让我们看看时任“贸派”联司常委的王富国又是怎么说的：
“9月25日下午四点钟左右在栗子的兴隆二队（此处为‘贸派’联司总部所在地，赵树金驻地）开了一次会议，有况道成、彭用吉、王瑞清、杜炳全、赵正法、赵树金、双路区武装部长周××和我参加，由赵正法主持（注意：由于‘参谋长’已于头天下午‘逃跑’故参加这次会议的人员中没有黄年福，这也反证了王富国所说的信度）。研究撤退问题。赵正法说：‘在栗子不能呆下云，现决定撤退，撤退时间暂不定，但今晚一定要撤，就是等重庆‘八.一五’六时的回电（下午四点向‘八.一五’发了电报并要求最迟下午六时回电），即使‘八.一五’来支援我们，就是接电后立即出发，到我们这里，车船往返也得花一天多，等不及了。’赵提出撤退路线，他说：‘向三建公社那个寨门向三抚之间到新台的黄沙坝，到接龙，再到武隆县的桐梓山。桐梓山山高，可坚持几天到白马山，逐渐向重庆‘八.一五’靠近，一兵团走头，二兵团和毛主席的红卫兵走二，三兵团走三，‘江东部队’走四，四兵团走五，家属和伤员不要管，能走的跟着走，但不通知。’又分配我到四兵团带上队伍去三建学校的那个山上去掩护部队撤退，我们走到三建，撤退已近扫尾，我们随三兵团后。”（笔者注：请注意其中的两个细节，一是赵正法在布置撤退时提出“家属和伤员不要管，能走的跟着走，但不通知。”二是原本安排王富国负责掩护部队撤退并断后，结果是，他们走到三建——还没走到负责掩护部队撤退的位置——“撤退已近扫尾”。他们不但没执行断后的任务，竟然走在‘江东部队’的前面，“我们随三兵团后”。）
由此看来，“贸派”是于1967年9月24日午后起先后撤离栗子山的，而且除主力外（即9月25日下午撤离的四个兵团、红卫兵武斗连队、‘江东部队’约3000多人），其余撤离者近乎各自“逃跑”，真有点如鸟兽散的味道；而我从所有的材料中都没有读到“逍遥词客”所说的“突围”二字，也看不到“突围”的部署（远不是那位当时还是“贸派”一般成员的“逍遥词客”四十年后回忆所说的“分三路突围”），更不见“突围”时一定要发生的“反突围”的阻击战。

这就是在一段时间里一直被过度渲染而被有人称之为“涪陵最惨烈的一场武斗，甚至是涪陵近代史上最激烈的一次真枪真炮的战斗”的所谓“李畔栗子山剿匪”的实际经过。
这一过程就是：1967年9月21日晚，支左部队和“忠实派”用48发炮弹为先导，向号称有48个寨子的栗子山最高的金龙寨发起进攻，并很快攻占金龙寨；22日中午，“贸派”一面组织反击准备夺回金龙寨，一面加强求雨堡的防守兵力，准备固守求雨堡；由于反击不利，23日晚反攻的武斗连队了退下来，与此同时，防守求雨堡的武斗人员也不听指挥擅自丢下阵地不战而退；24日“贸派”“参谋长”也了开小差，带了14人于午饭后两点钟就出发“逃跑”；直到25日下午赵树金主持开会决定并实施主力撤退。这也就是“逍遥词客”所谓的“相持求雨堡”，“ 栗子山双方相持了3天”的真相。
我有意的在上面主要摘引被“围剿”的“贸派”主要负责人在事发不到三个月后的回忆资料，就是要求尽可能的恢复事件的本来面目——让人们看看被“围剿”的“贸派”主要负责人自己是怎么说的。

tuffy05

（四）1967年的涪陵大武斗（14）: “贸派”的溃败（5）

上一节说到1967年9月25日下午四点钟左右在栗子区的兴隆二队“贸派”联司总部所在地，“贸派”开了在栗子寨上的最后一次常委会，即研究撤退问题的会议。在会上赵正法宣布了“贸派”主力的撤退路线，两天后（严格说不到两天），就是这位赵正法就在他自己宣布的撤退路线上阵亡（有说是自杀——见老巨333的博文《亲历亲闻——我的文革（69）》）。
其实，赵正法可能不知道，当时的涪陵地区除了丰都栗子寨上的“贸派”主力还可以算是有组织的“贸派”势力外，整个涪陵地区十个县有组织的“贸派”势力均已被瓦解，各地的局面均由支持“忠实派”的支左部队控制，所以，他所确定的撤退路线是完全走不通的。
还是先让我们看看最先“逃跑”的“参谋长”一行14人的结局。
据黄年福自己讲：由于各自选择不同的路线，14人很快就走散了。9月28日，我们逃到石柱县马武区木枰乡（现在的石柱县马武镇木枰乡）。——其“逃跑”的方向和“贸派”主力撤退的方向可谓南辕北辙——。我、涪陵军分区樊XX、周XX（女）三人在一家老百姓家煮饭吃。事前我们商量好，说我是樊XX的弟弟，是武汉军区的，回家探亲，涪陵军分区樊XX送我返回武汉，周XX则假说是我的爱人。刚吃完饭，公社来了六七个人，问我们是干啥的？我们照事前商量好的做了回答。他们说：好，请你们到公社武装部去把情况说清楚了再走。接着他们就把我们带起去公社。前面五六个人走得较快，我走在我们三人之前，我们的前后都只有一个人。没走多远，前面五六个人转过弯已看不见了。我就问我前面的那个人（他穿着雨衣）：离公社还有多远？他答：还有两里多路。这时我就顺手抽出我的五四式手枪，向前面那人一枪，将其打翻在地，掉头又向我们后面的那个石柱造反派一枪，也将其打倒，我们三人就跑上山。直到9月31日，在一个山洞里，又冷又饿，正准备休息，结果被石柱造反派包围了。我又准备和他们干，打算天黑后再跑。由于包围我们的人在洞外宣传和威胁：我们是会按毛主席的政策办事的，只要缴械投降，我们保证人身安全，若不投降，我们就要用手榴弹炸了。这样我们才出来投降的。

再说“贸派”主力于1967年9月25日傍晚从栗子寨撤退两天后，27日到了丰都县的黄沙坝乡（现为丰都县三坝乡黄沙村）。此处已是丰都县与武隆县邻界的地方。武隆县的造反派当然决不容许“贸派”进入其县境之内，而且“忠实派”在前线指挥部的指挥下已追赶上来，于是“贸派”处于被前后夹击的不利地位，一场最终打垮“贸派”、也是自“贸派”从8月15日撤出涪陵城以来和“忠实派”打得最激烈的战斗（用在那天被俘的“逍遥词客”的话说“丰都黄沙坝一战最为惨烈”），终于在27日的凌晨打响了。
战斗在当天上午结束。“逍遥词客”回忆说“双方伤亡一百多人”。我前不久曾问一位当年是“忠实派”“野战医院”的卫生员——我的一个朋友之妻，现已近七十，她曾随大部队攻打栗子寨——“黄沙坝到底死多少人？”她回答我：“还是死得多，最后清理战场，把打死的人都用白布裹起，草坝上摆了一大坝，起码有好几十个。”
我在前面提到的现已年过七十的原涪陵体委游泳教练余肇森先生，当年曾跟随前线指挥部总指挥、涪陵军分区任成宣副司令员（大家一般都叫他“任3号”）亲历了黄沙坝一战。据他讲：真正打没打多久，最激烈的也就是个多两个钟头。他说，由于那是最后一战，所以俘虏的多，而且“忠实派”中虐待俘虏的现象比较严重。他还告诉我一件他说是他平生第一次才真正见到的东西：金砖是什么样子。
他说，“贸派”投降后，对所有的俘虏都进行搜身，才发现不少的人身上都有不少的现金、粮票，甚至有的俘虏身上还藏有金砖——这可能是严重虐待俘虏的一个重要原因。“说不定有因为搜到金条暗中杀死俘虏的人。”他说。
他给我讲了他救一个“贸派”的事情：当他看到几个“忠实派”的武斗人员在对一个“贸派”俘虏搜身，并从这个只有20多岁的年轻人的下身处搜出四五块金砖时，他立即上前喝斥那几个“忠实派”的武斗人员，并说这个人是我们前线指挥部的人，只能由我们带回前线指挥部处理。当他把这个青年带回前线指挥部，叫他交出他身上的东西后，余肇森才第一次看到原来真正的金砖不是他想像的那样大，“只有大半个纸烟盒那么大”，他说。
这位青年是涪陵地区财政局的工作人员，是“贸派”观点的，姓陈。“之后好多年，小陈在街上碰到我都要向我表示感谢，因为是我救了他，使他免遭不测，起码是免受了很多皮肉之苦。”好心的余肇森对我说。
就在黄沙坝，“贸派”的高参赵正法阵亡；“贸派”的二号人物杜炳全被打死，一个不解恨的“忠实派”武斗人员甚至极不人道的割下他的头颅提了十多里，后在同伙的劝阻下才弃之荒野。

最后让我们看看赵树金是怎样被“忠实派”抓住的：1967年9月29日，即“贸派”撤出栗子寨后的第四天，“贸派”在黄沙坝被“忠实派”最后打垮、赵树金最信任的的高参赵正法阵亡后两天，赵树金只身逃到丰都县厢坝乡（现为丰都县三坝乡厢坝村，离黄沙坝30里地左右）曙光大队高山坎的一个农民家，家中只有一老一小母子俩。由于天下大雨，下午六点多钟天已暗下来。当时赵树金已淋成落汤鸡，已经躲了两天的他，饿得心慌，冷得发抖，一进门就要吃饭，要烤火。赵树金的行为引起这家十五岁小孩何胜兴的怀疑，借故上山牵羊回家，很快跑去告诉民兵排长周XX。当周XX等人赶到并将其押到公社后便很快被确认其身份。当晚赵树金就被押送到武隆县双河乡，第二天即被押送回涪陵，从此他就开始了他20多年的牢狱生涯，直到上世纪90年代中才被释放。

tuffy05

1967年的涪陵大武斗（15）: “贸派”溃败后的悲剧

在被我置顶的博文《我的造反生涯（35）（四）1967年的涪陵大武斗（2）:我所知道的李畔政委》中，我说过：“虽然用这种‘赶鸭子的方式’将‘贸派’‘赶垮’对于‘贸派’这个组织来说是一件让‘贸派’广大的组织成员无法接受（当然，现在看来这种作法首先也是不公正的，因而也不具备正义性），但真正的血腥，就连‘贸派’的群众也清楚，那是当组织垮掉之后的‘贸派’人员落入以‘胜利者’自居的‘忠实派’手中之后”。
下面就我所知，我将记录下在“贸派”溃败之后所发生的悲剧。
其实，对于“贸派”的参加者来说，悲剧的发生从1967年8月15日“贸派”被赶出涪陵城，“忠实派”全部控制涪陵城的时候就开始了。
就在“贸派”被赶出涪陵城前后（特别是之后），“贸派”已有不少的成员“反戈”。于是就很自然的出现一个如何正确对待所谓的“受蒙蔽群众”（即“贸派”“反戈人员”）的问题，因为“忠实派”中的所谓造反派、特别是“忠实派”中的红卫兵即“忠实兵”已经有人开始违反政策，打骂虐待“贸派”“反戈人员”。
作为当时主持涪陵政务的最高当局中国人民解放军涪陵地区支左领导小组首长很快就对此引起重视。
我至今都还记得，支左领导小组组长黄鹤寿政委和副组长李畔政委在“八.一四”之后就明确的对我说，要我哪里也不要去（指不要到“前线”），就在城内管好“忠实兵”，制止“忠实兵”中可能发生的违法乱纪的事。
为此，就在“贸派”被赶出涪陵城的当天，1967年8月15日，“忠实兵司令部”（全称是“毛主席最忠实的红卫兵涪陵革命造反司令部”）和“川涪总司”（全称是“四川涪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即发布“联合通令”。该“通令”第一条即称：“一切受蒙蔽的人，只要放下武器，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我们热情欢迎。我司令部所属各战团及任何个人，均不得随意抓人，更不能任意打人。违者将给以纪律处分，严重者将依法追究责任。”（见“忠实兵战报”第九期）
紧接着，1967年8月1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涪陵地区支左领导小组又发布“紧急公告”，该公告第四条即称：“涪陵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要牢记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的伟大教导。要有胆略，有气魄解放受蒙蔽的群众……对受蒙蔽的阶级兄弟，要进行耐心、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争取、教育、团结他们。热情的欢迎他们起来造反，欢迎他们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在实现无产阶级革命大联合的基础上，逐步达到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见“忠实兵战报”第九期）
实话实说，那段时间，我几乎成了个“消防队员”。我经常带着几个人（当然都带有武器）到学校（包括我的涪陵一中）去检查有没有乱打人的情况；只要有人来报告（“忠实兵司令部”在涪陵城中山路北门口对面的老商会内）哪里有打人的事，我就立即带人去制止；虽然能够起些作用，但我人一走又开始打的事常常发生。
总之，违法乱纪的事仍然不断发生，特别是“贸派”彻底溃败之后（即1967年九月底十月初）。
例如，我们学校（涪陵一中）的石仕荣老师（女）十月初从栗子寨回来后被打得很惨；我们学校（涪陵一中）的柯祥云同学（后进了中央歌舞团，前几年病逝）从栗子寨回来后也被打得很惨；甚至发生有“忠实兵”搞恶作剧，把他们认为“最可恶的人”弄出去“假枪毙”（如对“红贸总部”的赵XX）——此事文革后仍一直被有关部门追查。
这里我说说两个人亲身经历的事。
一个是我的一个朋友的爱人，她当时是“贸派”的红卫兵，在黄沙坝被“俘虏”押回涪陵，他们学校（涪陵五中）的所有20多个女生被集中在一起“学习、转弯”。一天上午，在涪陵“6.19”武斗中第一个被“贸派”打死的涪陵五中学生胡XX的妈妈来了，她把这20多个女生一个一个的叫起来（原本她们围坐成一圈），喊一个起来就给一个耳光，这位妈妈一连打了20多个女孩的耳光后才骂咧咧的走了——其实这20多个女生没有一个与她儿子的死有关，只是“观点”不同，又和她死去的儿子是一个学校而已……
更有甚者。我在前面几次提到的原涪陵体委退休游泳教练余肇森给我讲了一个更悲惨的事。
原涪陵军分区所辖独立营926部队张XX（人称“张班长”）因支持“贸派”并离队随“贸派”上了栗子寨。也是在黄沙坝被“俘虏”，在押回涪陵的当天即被人抓走，被打了多久，被打昏多少次他自己已经记不清。当他被他的部队战友抬回部队时已经生命垂危。凭着他年轻的生命力（当时他只有20多岁），经过两个多月的治疗“他捡了一条命”（余肇森语）。但从此身体就垮了下来，经常全身疼痛，40多岁（从部队退伍后安排到涪陵海陵厂）就死了，死的时候人早就瘫痪了。
由于余肇森先生文革前就和“张班长”很要好，而余又是“忠实派”的，所以“张班长”在部队治疗的那段时间里余经常悄悄怀揣酒肉去看“张班长”。有一次，“张班长”给余肇森讲了他被“俘虏”前的事，他说：“在黄沙坝我们被包围后，有几十个‘忠实兵’冲上来，我当时要是狠心，凭我手中的冲锋枪，这几十个红卫兵都要被我撂倒，但我忍了，结果我被俘虏了，还被打得这么惨。”

这肯定应该是一个原因之一——由于“忠实派”中一些人的胡作非为，“贸派”的一些“反戈人员”被迫跑到重庆；加上重庆“8.15”的支持，所以“贸派”不久又在重庆重新恢复组织，并最终坚持到1969年12月25日中央新的批示下达；作为当时四川的最高当局成都军区推翻1967年6月17日它发出的“涪陵五条”，承认“贸派”是革命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