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水陆洲文章发于：乌有之乡
第三篇 粉碎林彪集团的反革命政变阴谋
第一章 搞好斗、批、改
第五节 继续清查五·一六
第一部分 本节概述
一九六九年某月，毛泽东批评北京市不抓“五·一六” 外国语学院“红旗”造反派成员章含之向毛主席写信，告市里谢富治的状。她说谢富治支持的一派“六一六兵团”是反周总理的，是反周保谢的，海军宣传队进驻外国语学院后一屁股坐在“六一六兵团”一边。
毛主席当时对她的信作了批示。批示大意是：北京市不抓“五一六”，要市委解决这个问题不容易，请周总理出面去解决外国语学院的问题。 毛主席还说：“五一六”从极左跳到极右。 （见吴德回忆录《风雨十年记事》） 一九六九年某月，毛泽东又一次批评北京市就是不抓“五·一六” 毛主席对北京市有关北师大的一个报告上的批示：北京市就是不抓“五一六”。 在北京市报告中提到“有些造反派是坏人，也可能是‘五一六’分子”的地方，毛主席在旁批写道：这就好了。 周总理找谢富治谈话，指示要李作鹏、谢富治和吴德研究解决外国语学院的问题（到外国语学院“支左”的是海军）：一是“支左”海军军宣队作检讨；二是市革委会作检讨；三是海军的“支左”人员撤出大部分，留下一小部分，派８３４１部队进驻外国语学院领导斗批改，这样可以使海军、北京市革委会解脱出来。 （见吴德回忆录《风雨十年记事》）
一九六九年六月二十八日，周恩来对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谈话中有关清查“五·一六”的内容
“五·一六”是利用1967年发表《5.16通知》搞起来的，他们抓的很快，主席抓的更快。姚文元9月份发表文章点“五·一六”是反动组织，主席8月份就抓住了，主席看的准……“五·一六”串连，小报上都透露了，主席很快就发现了，矛头不对。原来后台就是王、关、戚。起头，我们想分化他们，把戚本禹分出来，实际上他们是一伙。
一九六九年七月三十一日，周恩来对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谈话中有关清查“五·一六”的内容
要先从提高思想、落实政策方面入手。
你们要把“五·一六”、大批判、清队、整党搞好。
一九六九年八月十四日，江青等接见文艺口同志的谈话中有关清查“五·一六”的内容
江青：“五·一六”是个反革命组织。他们的后台杨、余、傅，还有混进中央文革的坏人王、关、戚。这六个人一方面打着人民解放军的旗号；另一方面打着中央文革的招牌，搞形“左”实右，这就难免有人上他们的当，所以我们对于“五·一六”问题，要认真对待，不许他们翻案，只要交待好的，完全可以从宽处理，可以不扣反革命的帽子，交待得不好的，隐藏起来，那要查出来，可就不客气了。
谢副总理：清理阶级队伍不能让敌人漏掉了。“五·一六”少数骨干分子是很凶恶的敌人。不管在哪方面，我们坚决要和他们斗争。把“五·一六”都揪出来，一个也不能漏。宣传队绝不能推拖。 总理：坚决贯彻江青同志讲话精神，把“五·一六”搞一搞。
一九六九年八月十五日、八月二十八日，周恩来接见全国全军卫生工作会议代表时的讲话中关于清查“五·一六”的部分
一九六七年你们大联委在北京体育馆开会，我请示了主席，主席同意发表《六·二六指示》，因为当时你们联合不巩固，我压下来了，就是因为戚本禹插手。“三·一0”会议戚本禹插手。
还有“五·一六”问题。我们在九月就知道了“五·一六”问题。卫生系统在中医研究院开个头，把叶心清抓起来了，我们事先知道了，要等待，要等待群众觉悟，事情早知道了。吴传启、叶心清、杜南，卫生系统“五·一六”就是叶、杜打头的。我们不愿扩大化。提出四个原则：先要本派搞出来。不要扩大化。联系到批判走资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保护群众。要谨慎。
开这个会（按：指戚本禹插手的“三·一0”会议），把矛头对着无产阶级司令部，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是有坏人出主意的，这是与吴传启有关的罗。同叶心清、杜南、“五·一六”有关系。叶心清是个江湖医生、政客，文化大革命中兴风作浪。在卫生口，他是“五·一六”挂帅的，杜南是跟他的，他出谋划策，利用广大群众，群众是受蒙蔽的。孙正同志是党委书记，他不同于群众，他有责任。先念同志向群众代表传达的话比我讲的还轻，结果回去后要打倒李先念，还大贴李先念大字报，说先念同志歪曲我的话。这完全是“五·一六”的话。
“五·一六”问题，你们各单位革委会、大联委自己搞清楚。社会上的“五·一六”，是由公安部专案三办负责查处，他们让你们查就查，要防止扩大化。
在清理阶级队伍，整党中，对真正的坏人不应放过。比如“五·一六”分子叶心清、杜南，是极少数的。我不能说卫生系统只有叶、杜两人，也可能有第三第四个，要把人证、物证、旁证拿出来。“五·一六”在每条线都有他们的人。
一九六九年九月二十日，周恩来讲话中有关清查“五·一六”的部分
极“左”（后边的坏人）不能说外交系统一个也不存在。“一外”批极“左”就搞得不深不透。
“五·一六”是个阴谋集团，他要为资本主义复辟。他们表面上是搞极“左”，实际上是要颠复无产阶级政权。
当然，也不能说凡是参加“五·一六”的都是反革命，都不可救药，只要他坦白交代了，自己是受欺骗、受蒙蔽的，坦白了可以不戴帽子。要区别一般受蒙蔽的群众坏头头，更要区别埋在后头的反革命黑手。批极“左”，不仅是外（语学）院没有批深批透，从整个中央机关来看，也还没有搞深搞透。
原来搞“五·一六”、挖“五·一六”的时候，我们提了四条：第一，不要扩大化；第二，不要让老保翻天；第三，要区别对待，第四，要促进大联合。提了这四条，当时是需要的。现在，抓了大批判，区别了什么是无产阶级，什么是资产阶级，当然仍要把一时的极“左”同搞阴谋集团区别开来。但是，不能强调了不扩大化，就不敢动了，就缩手缩脚了。中央各单位还没有搞深搞透嘛！扩大化，不加区别，不要区别对待，不对，但是，不敢动，不搞深搞透搞彻底，也是不对的。要防止两个极端。
一九六九年九月二十日，周恩来讲话
我们讲了形势，主要是“九大”以后，产生了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各地也早已成立了革命委员会。革委会是中央肯定的。如果革委会一级有毛病，那是加强问题，改进问题，不能说今天的革委会里是走资派掌权。对新产生的中央委员会、新成立的革委会，要尊重。中央所发布的布告、通知、通令，都是经中央讨论过的，通过的，同意的，全国都要遵守、执行。有的地方还要闹，还要夺权，你夺谁的权？不是要夺无产阶级的权吗？这就不简单是极“左”。如果不改，还要闹，后头就必然有坏人。这就值得注意。反复旧，湖北现在还闹。起初出在山东，山东的反复旧传到湖北。他们出版刊物，叫做《扬子江评论》，说什么现在是走资派当政，他们提出要农村包围城市，大搞秘密活动。他们的这种做法，其性质基本上是一九六七年的“五·一六”活动。他们秘密搞，还散发传单。阶级斗争在国内还会有起伏。这样来一下也好，把敌人暴露了。
一九六九年九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对武汉问题的指示
1969.09.27；中发 ［69］67号
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并武汉市革命委员会：
（一）毛主席批示照办的中央的“五·二七”指示、“七·二三”布告、“八·二八”命令，必须在湖北全省、武汉全市坚决地、无条件地、不折不扣地执行。有的反革命分子到现在还逍遥法外，扰乱革命秩序，破坏“五·二七”指示、“七·二三”布告和“八·二八”命令的落实，这是绝对不能容许的。
（二）根据现在看到的材料，在武汉市出现的所谓“北斗星学会”、“决派”这类地下组织幕后是由一小撮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假借名义、暗中操纵的大杂烩。那些反革命分子的目的，是妄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反革命复辟。他们不择手段，制造谣言，散布各种反革命的流言蜚语，混入群众组织进行挑拨离间，大刮经济主义、无政府主义的妖风。对这类反革命的地下组织，必须坚决取缔。
（三）所谓《扬子江评论》，是一些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幕后操纵的反动刊物，肆无忌惮地大量放毒，必须查封。《扬评》的主要编写人员，应由湖北省革命委员会责成有关机关审查，按其情节轻重，分别严肃处理。
（四）对老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王盛荣、国民党反革命将领干毅、老国民党特务周岳森等犯，必须立即逮捕，依法惩办。
（五）必须号召广大工人群众、贫下中农、革命干部，以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和国家主人翁的姿态，狠抓革命，猛促生产，严格遵守劳动纪律和劳动制度，大反特反无政府主义，积极同破坏生产和消极怠工的现象作斗争。
（六）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革命干部和一切革命分子，都必须增强无产阶级党性，克服资产阶级派性，反对一切宗派主义、山头主义的派性组织。特别是共产党员更必须按照无产阶级党性办事，成为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模范，成为加强、巩固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的模范。
（七）中央决定在北京开办湖北省和武汉市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具体的人数，名单，由省革命委员会讨论提出，报请中央批准。
（八）希望湖北省各级革命委员会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落实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提出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落实党的“九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进一步做好政治思想工作，调动绝大多数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一九六九年十月二十九日，谢富治在教育部文化部学部的讲话中关于清查“五·一六”的部分
在这些单位目前要放手发动群众，把清理阶级队伍搞透，特别是把“五·一六”反革命集团搞深搞透，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放手发动群众，让他们起来揭发批判，同时号召“五·一六”分子自己起来坦白。但是要坚决搞，放手搞，发动群众搞，不要只是少数人搞，要群众与专案相结合，发动群众是主要的。
一九六九年十月，毛主席指出，不挖“五·一六”就是右倾。
谢副总理代表中央，在九月二十五日在北京召开的万人大会上做了清查“五·一六”的指示和动员，北京地区深挖“五·一六”的群众运动逐步开展起来。
当时有—部分单位的领导同志不理解，提出些错误的口号：“对‘五·一六’也要—碗水端平。”也有的单位搞得冷冷清清，不发动群众。
这时毛主席指出，不挖“五·一六”就是右倾。
一九七0年一月十一日，吴德在北京市举办的局县区级学习班上的讲话
从北京市来看，极“左”思潮影响大，“五·一六”活动较严重。反革命王关戚他们是极“左”思潮的根子，“五·一六”是他们组织起来的，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他们派到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一个周景芳，是叛徒、反革命分子，而且派进160到170人，周景芳是从学部哲学研究所来的，同反革命吴传启、潘梓年有联系。周本人是叛徒，在抗日初期叛变投敌的，而又接受敌人任务回来的。周调市革会，并调来很多人未经过核心组，有的是戚本禹派来的，来把持市革会的工作。其中许多人是“五·一六”分子，实际是夺领导权的，以极“左”面目出现，打着“造反派”的旗号，利用职权，背着谢副总理和核心组，干了很多坏事。他们反对谢副总理，写一封最后通牒的信，进行攻击。周到上海学习，到山东学习。去上海学习有二个目的，一个是搞张春桥，一个是拿上海的经验回来搞谢副总理。到山东对王效禹讲，北京市核心组是保守势力。回来一本一本作报告，煽动极“左”思潮，挑动群众斗群众。几乎北京的武斗都是他们组织挑动起来的，然后又把别人派出来处理武斗。处理好、处理坏都是搞你，他自己从未出来一次制止武斗。周在学部专门整理周总理的材料，把国家的机密印出散发，另外，周利用职权把市革会主要几个组都控制起来，政治组周兼组长，自己控制，副组长是学部来的，另一部分是动态组，组长王乃英（现行反革命、林杰的老婆）。他们搞每日动态（收集情报、特务活动）。原来不知道，在一次会议，周出去，刘建勋一看，是每日动态，他们没有人在就看，有人来就压在屁股下，是鬼鬼祟祟的，他是什么“造反派”？管干部的是王乃英，文教组也是他们调来的李贯英当副组长，实权在李的手里，把组长丁国钰架空。市革会办事组长杨袁，从学部调来，是“五·一六”分子，是留苏学生，有反对赫鲁晓夫的，他都要报告。再一个注意的是工交组××，不是个党员，他是工交组政治组组长。王若明是戚本禹派来的，在1967年写过文章，反解放军的。周景芳在工交系统派许多的调查组，王乃英到京棉二厂，矿务局也去过，财贸组支持“财贸尖兵”，西单武斗是周景芳布置的，就是我们傻瓜，去制止武斗。还有火烧英代办，当时我很着急，叫周景芳同我一起去，他不去，英代表要求解放军保护，影响很坏。他们是牛鬼蛇神，他们到市革会前二个月就开黑会，北京市的“五·一六”活动，就是在市革会指挥的。
他们在市革会和在学校安插一帮人。陈伯达同志告诉我，你们被控制了，我们还不了解情况。有一次开会是否叫周去，伯达就不同意。1967年以后才知道，就逐步处理，先把周调走，把杨袁调到修改党章办公室，以后把周、杨逮捕。
王、关、戚一手抓天派，一手抓地派，凡是一派的地方，都要分为两派，挑动群众斗群众。对王、关、戚，首先是中央发现的，那时市革会忙于大联合、三结合，对于批判极“左”思潮、清查“五·一六”不够。譬如出现反复旧，是极“左”思潮，山东、武汉搞了一下反复旧，市工代会也有反复旧小组，他们把好人打下去，坏人上来掌权，搞无政府主义，把个人、群众组织凌架于党之上，革委会之上（刘插：有些老大难单位，极“左”思潮没有批透。）过去是极“左”，现在是极右，这是阶级斗争，思想迟钝抓得慢，是错误的，是跟毛主席不紧，阶级斗争觉悟不高，领导一般化，官僚主义，现在回过头来看，过去认为对的，现在不一定对；过去认为不对，现在也可能是对的，要总结经验提高认识。
一九七0年一月十二日，谢富治对批判极“左”思潮和清查“五·一六”集团的几点意见
对这个问题，毛主席很早就作过重要指示，但是我们没有很好的理解，没有很好的落实，斗争得很不力，这是一个错误，是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不忠。现在对这场斗争必须采取坚决的态度，对王、关、戚、周景芳、林杰等一伙等反革命分子煽动和利用的极“左”思潮，必须从思想上批深批透，把“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彻底挖出来，肃清它的影响。 他们主要是反对“三红”，但是不能因为冲击、反对哪个革命委员会和市革委，反对本单位解放军和某个人，就做为极“左”思潮和“五·一六”反革命分子来进行批判和清查，这样就会乱了。 还要注意他们在思想上与王、关、戚、杨、余、傅、周景芳等有没有特殊的关系。 运动初期的积极分子，其中有的落后了，有的腐化了，有的本来就是坏人。对一些情况要做历史的、阶级的分析。除了坏人之外，总是有些人被替换，这是合乎规律的。但是一般的不要采取大换班的办法。 以什么标准来划分极“左”思潮和“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的问题。这是以对毛主席的态度，对林副主席的态度，对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态度，对周总理的态度。以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和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态度为标准来划分。他们主要是反对“三红”，但是不能因为冲击、反对哪个革命委员会和市革委，反对本单位解放军和某个人，就做为极“左”思潮和“五·一六”反革命分子来进行批判和清查，这样就会乱了。
另外，对打、砸、抢，也要使具体分析，它是否带有政治性。同时还要注意他们在思想上与王、关、戚、杨、余、傅、周景芳等有没有特殊的关系。
一九七0年一月十四日，吴德北京市举办的区县局学习班上的总结发言
到处搞打、砸、抢、搞破坏、盗窃国家机密，抢档案，这是他们的反革命阴谋，他们打砸抢，搞破坏，他们打砸西单商场，为什么把东西破坏？阴谋破坏手表厂，二型表都是过了关的，他们把模具毁掉，他们搞巨型的表，搞新模具，结果作出来的表一天要差一、两个钟头。去年他们计划生产卅万块，结果只完成五万块手表，我看就是有人搞破坏。抢档案是泄露国家机密，从市革委会抢走，再弄到学部照象。抢化工部档案，有的把尖端图纸抢走，来盗窃国家机密。
在北京市到处伸手，反革命分子周景芳来市革委会妄图篡夺市革命会领导权的。周景芳是北京市革命委员会里头“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头子，王、关、戚、杨、余、傅、萧华是一伙反革命分子，到处伸黑手，以极“左”面目出现，煽动和利用极“左”思潮，干了许多坏事。“五·一六”的问题要好好查一查。周景芳在各方面伸黑手，而且发展“五·一六”。他发展支队，发展司令、副司令。在卫生系统他也干了许多坏事，在财贸系统也派去崔许龙。崔许龙是“财贸尖兵”的后台，和洪振海，王景瑞勾结在一起，西单武斗指挥机关在市革委会。上有周景芳，下有财贸组崔许龙，我们去制止武斗，怎么制止得了呢？他们事先是布置的，我们这些人是傻瓜，不知道。现在才明白，在市革委机关周景芳干了许多坏事，在门头沟都有插手。
文化大革命过程中有些具体事，当时看来是对的，现在看来是错的。有些事是当时看错的，现在看是对的。有些事当时支持他是对的，后来他发展中违背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发展到极“左”思潮，就不能再支持。有些事当时支持就是不对的，错了就检讨改正。
主要是把群众发动起来，把批判极“左”思潮，清查“五·一六”群众运动搞起来。
极“左”思潮，“五·一六”干了许多坏事，但是有极“左”思潮的人不一定都是“五·一六”分子，不一定都是坏人。极“左”思潮严重的没有加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组织，也可能有其他坏人，其他反革命分子。
通县防护厂有一个人是九分站作战部长，姓刘的，是流氓，什么造反派，他造反不是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而是造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反，很不地道、会造谣，什么林副主席接见过，在谢副总理家里吃过饭，有时间在家里坐坐，总理给他洋火，张春桥给他打电话，这是造谣，是政治骗子，说什么成立革委会要老谢挂牌子，他搞邮电大楼时，胡说是吴德支持的。
还有的厂整党打板的，有的党员挂起50%，这行吗？有的“纳新”把他的老婆也纳进来了。这种人是靠不住的，对这种人不要斗争吗？不批判极左思潮，对有些人的问题弄不清嘛！
一九七0年一月二十四日，周恩来康生江青接见中央直属系统文化部学部教育部等单位的军宣队代表讲话
周恩来讲话
下面把“五·一六”著名的头头讲一下。
一个是吴传启，湖北人，是国民党特务，参加过伪国大竞选，是宋洛介绍入党的，宋洛是武汉市宣传部部长，参加了造反派，他联系的人是国民党特务，托派王明分子，还有大资本家，他们摇身一变，成了造反派，这些人到处“串联”。“九大”前后，反复旧他们都搞了，根就是吴传启。吴传启解放后跑到中央计委，最后到学部。在六十年代，可能在以前，他和关锋、林聿时三人，他们在学部写文章，用假名字，在哲学研究杂志上发表叫撒仁兴。
这条线，还有叛徒潘梓年，是潘汉年的哥哥，在国民党反动时期被捕，现在查明，他和国民党勾结，通过国民党CC特务，把他放了。因为我们不清楚，他还作了新华日报的编辑，解放后到了学部，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是动摇的态度，关锋亲自去，后是吴传启成为当时学部的头头。四月份在上海修改“五·一六”通知时，他们闻风派吴传启到上海打听消息，回到北京后，在学部写了第一张大字报（江青同志插话说：“军队中还有刘志坚，谢堂忠，陈亚丁，唐平铸。”）在起草通知过程中，他们企图把吴、潘拉进中央文革，由于江青同志的反对，其它同志不同意，而没有得逞，但王、关、戚、王任重、刘志坚、陈亚丁，在邓小平的推荐下，混进了中央文革。但领导是好的嘛，主席在“九大”讲了这个问题，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后，出了几个坏家伙，陈独秀、张国焘，但这不影响我们，党还是光荣、伟大、正确的。我们党是毛主席亲手缔造、亲自领导的从胜利走向胜利，中央文革小组揪出王、关、戚，并不影响中央文革的大方向和伟大功绩，王、关、戚，也是中央文革自己揪出来的，对他们是慢慢的逐步看清的。在这个问题上江青同志发现最早，说明不仅是学部这一条线，绝不是学部这一条线，文艺方面更多，刘少奇资产阶级黑司令部就是一条总根。关锋就说过：“以后党恐怕还是刘某人的。”实际上他就是黑线人物。陶铸到北京来还和吴传启联系。（康生插话：陶铸还叫吴传启到中南海。）
王力在山东，他本人加入国民党，他妻子是叛徒，王力在大革命时参加革命，康老清楚。（康老插话：一办的同志要注意这个问题。）（江青插话：“三个办公室都来了？答：来了）（康生插话：这个问题，我当面告诉中央专案组，他们根本不理这个事情。）王力的老婆的妹妹的丈夫在教育部是个司长，他有两个女儿，一个在张家口搞无线电，很活跃，和三军冲派联系；一个在“一外”，也是红卫兵团的，和616在一起。（康生：还有一个妹妹在外交系统）（江青同志插话：王力的屋子里有二条电话线，其中占用了国际线。）关锋利用老婆、小舅子在东北搞“831”。王力是支持王稼祥的“三降一灭”、“三和一少”。六二年在莫斯科参加国大，完全代表修正主义的东西，回来他还说是对的……邓小平很称赞他，后来挽救他，他说要和王稼祥划清界线。后来让他写文章，以后到中央，他实际上是暗中有联系。
关锋根子在学部，和军队有联系，原来是萧华的部下。要继续查他的历史，他老婆在红旗杂志社，完全做“五·一六”的联系，和文化、宣传、学部联络，和林杰联系在一起。关锋企图篡军权，“抓军内一小撮”他是和王力大喊大叫的。王力在八月七日要夺外交部大权，八月七日的讲话人们取名叫“王八七讲话”，于是“五·一六”就贴出天安门的两条标语，“热烈要求姚登山代理外交部长。”、“热烈要求关锋代理总政治部主任”的大标语，小字报也登出来了。王力的野心就更大了（康老插话：想当总理）所以他们野心毕露，从根子上说不是偶然的，是有历史根源的。
戚本禹是个野心家，是跑腿的，活动能力很强。他无孔不钻，文化方面他钻的地方最多。江青同志不让他去，他硬要去。他还到煤炭部、化工部，工厂也到了，工厂到二七车辆厂、首钢。所以工业单位也要搞，文化方面他和体委的刘长信，卫生系统的孙正有来往。他两个儿子证明也不是好人，他能伸就伸，对样板戏也插手，乱改，特别是对交响音乐《沙家浜》和《白毛女》。杨成武那篇文章主席很不满意，大树特树不符合毛泽东思想，不能登出，但戚本禹一定要登。后来登在第二版上，杨成武还不满意。戚本禹道歉，王力还给送像章慰问。互相勾结，暗地活动，以后才揭发出来。在中央办公厅有彭、陆、杨还有田家英、他完全是跟着田家英走的。田家英有很多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言论，派人搜他们的东西，别人的东西都收回来了，就田家英的没有收回来。有主席的手稿，丢了好多，是戚本禹串通的，第二天田就自杀灭口。戚本禹这个人写东西也是不能写的，过去我们也是受了骗的。《评忠王李秀成》那是根据主席思想，请历史研究所帮他写的，以他的名义发表的。这说明对一个人的认识是要经过相当一个时期考验的。经过考验知道戚本禹是这么一个人，他的根子是很深的。冲机要局，抢档案，他（与叶向真）他们是合谋，后台是杨、余、傅，萧华。在六六年无产阶级造走资派反时，造反派群众在街上搞四旧，（叶向真靠）和他父亲（叶剑英）的关系，首先冲军事科学院，他们采取的是绑架的方法。戏剧学院的叶向真，他说是造反派，年轻人造反好么，造走资派的反。现在查清，搞军队带头的就是他们。（江青同志插话：首先动手打解放军的就是叶向真、刘诗昆。）第二件事比较严重的，六六年底他们搞突然袭击，将彭罗陆杨和文化部的夏衍、林默涵、田汉、阳翰生，还有其他人一下子逮走，然后让他们游街，我们打电话问戚本禹是谁抢走的。他说“可能是叶向真，我打听打听。”不到五分钟，他说是叶向真，后来把叶向真叫来。她说是戏剧学院、中央音乐学院、中央乐团这些单位搞的，关在和平里中央乐团一间大屋子里，第二天就要游行。这样全城会轰动，对我们不利，非搞过不可，后经卫戍区把他们接过来。这样一件事，我们不允许在无产阶级司令部面前绑架，这不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造反行动，这样做超过了武斗，变成了绑架。后来，很多地方也跟着搞起来了，部队冲派也搞这一套，北京军区文工团“星火燎原”他们知道了，抢了先了，首先搞起来了，把北京的运动搞的非常不利。
在“五·一六”通知发表之前，他们就做了很多坏事，而这时，我们逐步发现吴传启这个根子，这个是不得人心的，在中央文革开会时三四月份，更早在六六年底，提醒他们要和吴传启划清界限，他们退了一下，他们知道了中央文革知道了是不允许的，他就准备撤退，让吴传启、林聿时到河北赞皇县农村搞根据地，准备上山打游击，潘梓年，年纪大了打游击不行，就把他送到太湖养起来了，就这样暂时停下来。他们矛头国务院是我，中央文革是康生、江青同志。这些坚持立场，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他们就反对，他们搜集材料，反对康生、江青同志，想把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都打倒。
六七年5月16日“通知”正式发表后，他们组织了“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但根子还在以前。两个系统，大的以学部为中心，还有外事口、政法口、农林口、工交口、文化口、教育、宣传、民族、统战，军队一个口，大的是方面军，军队是冲派，是新三军。“513”砸展览馆演出，反对宣传毛泽东思想，萧华、杨成武插了手，完全演了反革命双簧。
还有学校叫小“五·一六”，大专院校以学生为主，工交以张殿英为主，农林以农业大学，林学院为主，外交以一、二外为主，财贸以商业、财经、商学院为主，体育以体育学院为主，学部是“五·一六”兵团。现以查清“五·一六”红卫兵团的文件有一个宣言，七月一日通过的，另外“616”跟着发表一个宣言，这两个宣言，矛头是对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他们的口号是打着无产阶级的旗号，很反动，正好在这时开始有二月逆流，传到社会上，他们把矛头对准中央各部委，对准解放军。武汉事件发生后，他们就变成了什么角色，就是要破坏无产阶级司令部，破坏无产阶级司令部依靠的伟大长城，六、七月闹的最凶。
这段事情很复杂，集中到“五·一六”这个问题上，名字叫“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来源是各个方面的，既有国外的帝修反，又有暗藏的反革命、国民党特务、党内叛徒、内奸、走资派、修正主义分子，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是个大杂烩，不仅是中央有而且地方也有，在地方插到了广西、湖南、石家庄、湖北、四川、山西、贵州、武汉等地。总之这个问题摆在面前，当时的政策是割断联系，在北京有少数拘留起来了，吴传启到处乱跑，从西安到武汉，用飞机把他捉回来，潘梓年老了，从太湖把他捉回来，另外告诉他们组织有坏人，自己抓，有的连名字都告诉他们了，是为了把他们和群众隔开。第一是本组织自己抓比较好，第二是不要扩大化，第三是引导到斗、批、改上，第四是不允许二月逆流翻案。过年后，杨余傅的问题出来了，牵涉到更多，要更谨慎，要小心，所以没有广泛的讲，“3.24”、“3.27”讲了，只是一般的讲，要大家警惕就行了，没有今天讲的详细。当时还不知道这么多的内幕，到下半年解决天地派的问题，还有工人进驻上层建筑，工作转到这方面来了，深挖“五·一六”工作冷了一阵，同志们来了后，对“五·一六”不清楚，更不知四条汉子的问题，三十年代的问题，“二流堂”问题更不清楚，象今天这样对宣传队没有讲过，你们来了，我们的责任没有把他们讲清楚，去年八月以后，有的单位动的早，有的晚，有的人不敢下手搞，有一碗水端平的问题。八三四一部队的经验，坚持三个原则，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就支持，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就不支持，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就斗争，（江青同志插话讲：“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无所谓一碗水端平，因为他是秘密组织，是颠覆我们党，颠覆我们的军队，颠覆新生的红色政权。）六九年“九大”以后，新的党中央成立了，在斗、批、改阶段，在清队中，要把这个案子清出来，搞清楚。好的、坏的分不清楚，是非不清，有的是敌我问题，不清楚不行。学部搞了几百人，现在数目很大。（江青同志插话：一定要注意。）必须弄清楚才能定案。不能逼、供、信。要有旁证，但一定要发动群众和群众结合，不给群众讲，就没办法搞清楚。样板团发动群众比较好，有的单位没有发动群众就搞不清楚，今天承认了，明天又翻案，（江青同志插话：要搞政策攻心。）样板团的文艺战士顶住了。“五·一六”是反革命阴谋集团，是两面派，他们活动时间不长，有的有证据，有的没有证据。所以要搞清，不搞清对无产阶级专政不利。在北京，有很多人参加，极“左”思潮，烧英（国）代办处，违背了毛主席的外交方针，当时群众受蒙蔽，要把黑手抓出来教育群众。
康生同志讲话
今天讲王、关、戚、杨、余、傅，萧华，他们搞反革命阴谋，也不外乎走这个道路，抓文艺、机要档案。刘少奇、王、关、戚，他们有共同的手段。我们搞专案的同志，要得到这样一个教训。关于“五·一六”问题，不是5月16日的问题，刚才总理讲“五·一六”这个问题，不仅是67年5月16日通知发表，在这以前，从各方面情况看，说明“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王、关、戚、杨、余、傅、萧华是怎样阴谋篡夺机要大权，这是“五·一六”专案的主要问题，大概是六六年十一月中旬、末旬开始作准备工作的。大家记得这时正是十月工作会议开完后，刘邓面目一揭开，八届十一中全会，但没有传达，他们的问题是在林付主席讲话后公开的，还有刘邓很不象样的检讨，刘少奇司令部垮台了，王、关、戚想代替这个司令部。他们的口号最集中的就是一个“权”字。“王八七”讲话，王道明可以当外交部长（江青：主席看过的文件，他们可以在上面写三个揪军内一小撮。）六七年一月戚本禹说：现在二十四级的干部可以做部长，意思说，老家伙都不成，就是他们这些人掌权，来上台了，军队也不成了，这是他们的基本纲领，戚本禹这一段完全是同主席、中央方针针锋相对的，他们想把无产阶级的人都赶下去，他们上台。中央办公厅的工作汪东兴同志负责，他们想把汪东兴同志打下去，他们来搞，还要夺机要部门的权。六六年十月总理有一个讲话，就是机要大权是中央的，党的，毛主席的，这个权不能夺。发电报不能什么人随便都能签发，这些单位最核心的机密，不能夺权串联。第二方面讲这些部门不能串联，要不两串联，不就把机密串掉了吗？这些核心部门和别的单位不同，核心机密是毛主席亲自抓的。可是戚本禹老婆邱良英勾结了一些机要部门的人来冲机要部门，戚本禹在六七年一月十四日讲话时，特别煽动要夺机要权，这是反革命报告，成了全国机要的行动纲领，煽动群众说“为什么机要大权不能夺？”他的报告是攻击总理，实际上是攻击毛主席。在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六七年一月五日，王力有的讲话，特别攻击总理不能到机要部门串联的指示，戚本禹到机要局煽风点火，在戚本禹的煽动下，他们于一月二十七日夺了中央机要局的大权。他们掌了二十八天，夺权以后怎么办？他们一方面联络北京的外交部、联络部、冶金部、交通部、调查部一齐夺权。另一方面，当时全国机要人员大多数都来到北京串联，特别是武汉所谓造反派一千多人，就住在中央机要局，这样的地方我们都不能随便去。（江青：电台已经夺了权。）同志们要记住这个教训，这是有党以来，有机要工作以来第一次。第二方面叫反革命夺了我们的机要权，抵消了总理关于机要人员不许串联的指示，他们夺权后，就向全国、全世界发电报，真是反革命。王、关、戚这家伙，要不是留他们做活口供的话，都应该枪毙。就这件事也要判无期徒刑，他们向全国发电报，对抗总理指示，外交部夺权后向全世界驻外使馆发电报，反对中央，反对总理，反对不准串联的决定。这不就是犯罪吗？他们是造无产阶级的反，对这些家伙我们不是枪毙的话，起码要判他个无期徒刑。调查部夺了权，就可以自己派人到柬埔寨使馆，把蒋匪气象击毁（？）。到处调查我们的核心机要密码，调查后进行扩散，完全帮助了敌人，还有冲军事机要处，他们联合冲机要局，富治算了一下，有几次我算了一下，有13次，最大约三、四次，每次300－400人。再一个来抢档案，交通部有个头头叫黄辉，砸了保卫处，档案有的到现在还没收回，据说有的弄到外国去了，我有本大事记1－8月份都记全了，在六七年一月一日，冶金部反动头子刘金洪，还有马金权和钢院的张建旗联系，共同收集材料，反对总理，反对汪东兴，实际上反对毛主席。五月26日冶金部准备成立“五·一六”兵团。总理要机要部门保守机密，他们针对总理的指示，外交部成立“大喊大叫”兵团，甚至讲恩来同志执行主席路线是动摇的。（总理插话：主席在六七年七月去武汉事件后，我去营救王力是对的，因为他当时是以革命的面目出现的。）与此同时王力抓电台，关锋抓军委三部，搞军内情报（江青同志：他们偷剪了我给陈锡联、黄永胜同志的信。）有的是有教训的，军管会的意见不一致，交通部的军管会支持黄辉抢档案的这一派，在机要局部门也是一分为二的，地质部两个机要人员，为了保卫机要档案，挨了打，打伤了，这样的同志，全国到处都有，坏人是少数的，一部分后台是王、关、戚主要的。
江青同志讲话
据我看王力是头头，关锋是第二把手，戚本禹是跑腿的，二月逆流逐渐认识。六七年一、二、三、四月，我就说，你们要和吴传启、潘梓年划清界限，学术归学术，政治归政治，说了多少次，他们就是不作，同志们有物证，捉戚本禹的时候，身上还有给彭真、翦伯赞、吴晗的信的底稿，总理有一份正式的，这是铁证，他是亲笔。
六六年下半年，我感到他们不对头，他们开始采取的方法是“你们累了，身体不好，不要去了。”举个例子，捉萧华时，戚本禹说不要去了，后来突然来电话，指定要江青来，我当时觉得有预兆，我说非去不可。他们把萧华的党、政、军文件的钥匙，萧华秘书交给一个吹小号的。那里的档案是军队的机密。我说，谁要抢，我就要捉人，你们说对不对？（答：对。）我命令他们把钥匙交出来，后来吹小号的才把钥匙交出来。还有一次抢中央负责同志一类档案，我实在压不住，告诉了总理。他们抢档案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假借中央文革的名义去封，实际是偷，一种是利用群众抢，这是非常恶劣的。六六年下半年出我们几个人的丑。把我们几个人的象画在一起，出我们和主席的丑，我提了抗议，后来又出了我一个人的画本，这是破坏我们党，出我们的丑。我说你们不销毁，我要立即采取行动。六六年下半年要从工业、农业，到消费等方面调查一下，王力只是哼了哼，就这样没办法。他们大肆整我们，是在六六年下半年就开始了，他们要夺财政大权，主席说：财政大权可不能叫人家夺。他们是在六六年底，六七年春开始整我们几个人的所谓的黑材料。如果可能的话，我建议把六八年三月二十四日林副主席讲话和二十七日十万人大会，我们的讲话的录音放给同志们听。六、七、八月他们要下毒手，首先是危害主席，其次是总理，林副主席出去了，主席出去到那巡视，他们就搞，他们想一箭双雕。武汉的问题，陈再道这个人不好，主席回来，给我们说，先作军队的工作，再去做群众的工作，当时我们不知道，他们完全封锁。王力回来时，我还到机场欢迎了他，他负了伤，我说请医生给护理，他说“不用，杨代总长给我找了。”在北京市革委会筹备时，主席和我、中央文革决定让富治同志主持，戚本禹想去当第一把手，他有什么资格去？他还想把富治同志弄掉，他想把中央文革架空，还有什么周景芳，据说也是萧华这条线上的，还有李广文，也是山东这条线上的。我们对他们的问题，一时挂不上钩，对冲派也挂不上钩，他们把邱会作同志的头都打破了，主席、林副主席说不能这样子，邱会作是一个很好的同志，象杨成武这样的人怎么敢怀疑？“红小鬼”、“老红军“，从来没有怀疑。但是作了斗争，大树特树，我和他们斗了两次。这不符合毛泽东思想，不能这样搞。后来抢档案时，杨、余、傅给了他们解放军的衣服，他们到中央档案馆去偷查档案。我的有一个批件烧了，我说不能抢中央档案，我的“九·五”讲话讲了，其实七月底就讲了。你们可以读一读我的“九·五”讲话还有个八条十条的关系，我说八条是拥军，十条是爱民，他们就不高兴。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支持我，说“你讲的对”。我在九·五讲话中讲了，不能冲英代办（处）。他们还把援越的物资炮弹抢了，在整理文字时他们说这对红卫兵造反不利，不能写。我不同意，说不能去掉，造反在大使馆门前搞，不能冲，这是国际惯例，你搞人家，人家也会搞你，这是完全破坏。
所以说，六七年七、八、九月是我党、我军、全国革命人民的紧要关头，主席到上海时，我接到一个电话，他们要搞多少万人的示威，整许世友同志，要许世友同志陷害主席，我当晚派文元同志到上海，飞机差点触电。文元到上海后，主席派春桥同志用直升飞机去接许世友同志。他有个怪脾气，但是个好同志，许世友同志当时围困退到了三线，已无路可退。许世友见到主席时感动得流泪。另外他们还整黄永胜、陈锡联、杨得志……一句话，要搞乱我们的军队，搞乱我们的党，搞乱我们的革委会。当时我是部队的文化顾问，谢镗忠他们不理我，林付主席写信也不灵了。他们要抓肖力，捉了一个和他差不多的戴眼镜的，否则这个孩子就完了。这是一群非常凶恶的敌人，我在十二月发高烧时，他们串联很多人，在我体温低时整我，体温高时就高兴，就是想整死我，好偷文件。我很早就发现了，我报告了主席，后来叫汪东兴同志，给派了个机要秘书，来了就被他们支走了，给他放假。后来我发现丢了一箱主席手稿，我没有钥匙，他们把东西都偷光了。小箱子是用剪刀撬开的，里面什么都光了。我采取突然袭击，带现在的秘书，警卫，坐探阎长贵回家，找他们要钥匙，他说这就是对我不利罗。我说：为什么非要对你有利？他们没有枪的后台，没有萧华、杨成武，他们能搞吗？那天幸亏林付主席去看我，林付主席去看我，林付主席到处找，找不到，急了，一直找到中南海。林付主席问：你怎么样？我说不好了，钥匙不见了，什么都没有了。
六八年三月份，就是在提出杨、余、傅之前，傅崇碧带了四个干部冲中央文革，是要给我们点颜色看看。我们出去挡了挡，他们一直冲进去，后面的车被八三四一部队挡住了，他们要进去捉人，其中一个人用皮包打我，据说皮包里有四支手枪，要打断我的背梁骨啊！文元同志作证（文元：很凶恶），凶恶极了。我说你们干什么来了，知道不知道这是中央的所在地，这时对他们的篡党篡政的阴谋已有察觉。他们的阴谋多了，中学生有个四三派、四四派、四三派我们接见了，四四派我没见到，他们挡驾，说“你身体不好，我们去看”，他们接见了。
傅崇碧还给坏头头发枪，韩爱晶到这里开会，手枪上着顶膛子。同志们你们要了解，这个斗争是很激烈的。到六八年林付主席下了决心，把杨、余、傅揪了出来，把他们端出来，就是胜利，首先是端出刘少奇、后端出第二套班子，纯洁了党，是伟大胜利，他们是近视眼，以为天下乱，是他们的了，不知道毛主席有几十年的斗争经验，什么样的敌人都见过。他们以揪刘为名，把中南海围个水泄不通，糟了，我们上了一个大当。
在文艺战线上，他们的黑干将是金敬迈、李英儒、于秀、陆公达、刘巨成、林杰、郑公盾、李广文、赵易亚、唐平铸、胡痴，在开十万人大会时，给贺龙的信是大红纸，上面写着“光临指导”，给我们的信写的是“勒令到会”。这条线，这些家伙，我给他们划了个线：二十年代是陈独秀，二十年代末是李立三，在党内三十年代是王明在文艺界的“四条汉子”。我们现在搞的材料，可以发给同志们，有备注。四十年代到五十年代发展的“二流堂”，“二流堂”就是二流子，二流子就是流氓，他们有党徽，党章，从重庆到北京，五七年定了案。王关戚又要搞这个案了，借此搞总理和我。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有个裴多菲俱乐部，六十年代就叫“五·一六”。他们的背景是国民党的CC，叫中统特务。文艺“四条汉子”下面有10个演剧队，他们的骨干分子是坏的。在党内的代表人物，以前是王明，这个反面教员还有美帝、苏修、特务，美英法日特务，比方说李敦白和王光美有联系，王光美是美国战略情报特务。
这些讲话对大家震动很大，掀起了清查“五·一六”的新高潮。
一九七0年一月二十四日，林彪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大会，就抓“五·一六”问题作出新的指示 林彪号召，不吃饭，不睡觉，也要把“五·一六”彻底搞出来。
一九七0年二月，毛泽东关于清查“五·一六”问题的意见
反革命“五·一六”阴谋集团是一个秘密组织，数量很少，很快就发现了，揭发的早，头子关起来了。不要乱挖，面不要太宽了。批判还是要批的，但不要搞逼、供、信，逼、供、信靠不住。
一九七0年三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
一、“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在反革命两面派肖华、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王力、关锋、戚本禹操纵下，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猖狂进攻，罪大恶极。有些人认为根本不存在“五·一六”反革命集团，对清查“五·一六”极为抵触，甚至为他们翻案，是完全错误的。
二、现在，清查“五·一六”的斗争已经展开，有些单位出现了扩大化的倾向。“五·一六”是一个秘密的反革命阴谋集团，目前有的单位在过去公开的群众组织中也大抓“五·一六”，有的单位七分之一以上的人都被打成“五·一六”分子。这种扩大化的情况、各级党组织、各级革命委员会、各军管会、军代表、各工军宣队的负责同志必须引起特别警惕和注意。揭露“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重点应当是揭露它的骨干分子和幕后操纵者。要区别骨干分子和一般成员，区别参予“五·一六”有组织的阴谋破坏活动和受社会思潮影响犯错误的人。对于各种违反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极“左”的和右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潮，应当深入批判，在批判中要注意严格区别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于因为受欺骗而犯错误的人，在他们老老实实交代了问题，就不要戴反革命帽子。就是骨干分子，在交代罪行以后，也要根据他们的不同情况，给予不同的出路，其中表现好的，也可以从宽处理。总之，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
三、有的单位在清查“五·一六”的斗争中，搞逼、供、信，甚至采用体罚或变相体罚的手段，这是完全错误的，是违背毛主席一贯教导的，必须坚决制止。逼、供、信那一套，不仅搞不到真正的反革命，反而会把阶级阵线搞混，伤害革命群众，掩护真正的敌人。有的单位任用了一些坏人或者上了坏人的当，这些坏人就故意制造混乱，破坏革命斗争，保护反革命，同志们切记不要上当。
四、在防止清查“五·一六”扩大化的同时，不要放松对其他反革命分子的斗争。国内外阶级敌人同我们的斗争是很复杂的，反革命秘密组织决不是只有一个“五·一六”。应当根据中央历次指示，将这些反革命清理出来，是什么组织就叫什么组织，是什么性质就定什么性质，不要一律叫“五·一六”，好象除了“五·一六”以外就没有别的反革命似的。同时，要防止有人利用清查“五·一六”，挑动资产阶级派性。
一九七0年五月十一日，毛泽东在会见黎笋时说：[/pre]“……今天打倒周恩来，明天打倒叶剑英，后天打倒李先念。现在明白了，有那么个小团体，叫‘五·一六’兵团，趁此机会要夺取政权。”[/pre] [/pre]一九七0年十月八日，毛泽东在会见金日成时说：[/pre]外交部也有两派，在一个短时期，１９６７年８月，７、８月，是在极“左”派的统治之下，烧了英国代办处。你看，这个领导的是一个反革命秘密组织，它的名字叫“五·一六”，５月１６日。这个组织非常秘密，人不多，可是煽动性很大，在大街上公开贴标语，打倒周总理，打倒李先念这些人。
一九七0年十月二十日，毛泽东指出：
“‘五·一六’问题不能一风吹，有些单位已经一风吹了，例如（北京）外语学院”
一九七0年十一月一日，周恩来接见外事口核心组军宣队工宣队负责人时关于清查“五·一六”的指示
〖周恩来总理11月1日、9日、18日、20日四次接见外事口核心组、军宣队、工宣队负责人，谈话中关于清查“五·一六”的部分摘要〗
一、对1970年“三·二七”通知的阐述
“九大”以后，文艺单位提出清查“五·一六”。1月24日我们才讲的，其他单位以前不知道。中央3月27日发了个材料，讲“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在反革命两面派萧华、杨、余、傅、王、关、戚操纵下，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猖狂进攻，罪大恶极。有些人认为根本不存在“五·一六”反革命集团，对清查“五·一六”极为抵触，甚至为他们翻案，是完全错误的。后面说清查“五·一六”斗争已经展开，其实也没有大展开，没说清楚，有些单位“五·一六”很隐蔽，一搞深了，情况就不明。有的单位出现了扩大化，后面几段主导思想是防止扩大化。
文件共四段，前一段不要说没有，后几段思想是防止扩大化，没有讲罪状和揭露后怎么搞法，专案工作组内查外调相结合，当时是需要的，扩大化主要讲文艺单位和学部，一个文件只能讲个主导方面，搞得很全面不可能。
二、关于“五·一六”的性质问题
“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这个集团定性是伟大领袖毛主席说的，重点是反革命。他们搞阴谋，反对毛主席，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对毛泽东思想，他们专门搞小道消息，你要他不搞什么，他就非搞。不要他去安营扎寨，不要他去夺权，他非要去。只要文革里有一个人出来说，或者是他们下面的一些人林杰、林津时、周景芳一说就相信。我们搞正正当当光明磊落的文化大革命实践，他们去搞阴谋活动，搞阴谋活动就是“五·一六”，而不在其名称是什么。这些事不是一个人做的，是个集团，重点不在这个组织是否叫“五·一六”。“五·一六”这个名称是“五·一六”通知发表后，他们借口“五·一六”通知一年以后发表有意义，要挖出赫鲁晓夫式人物，利用这个名称，煽动搞阴谋活动。所以不一定都叫“五·一六”的组织。填表不填表都不是主要的，主要是他们的反革命活动，他矛头针对无产阶级司令部，要重在罪行。主要是查他们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行。
三，关于专案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问题
办法还是要发动群众，承认了的所以容易翻，就是因为没有群众，群众不知道，领导和群众相结合，要内部揭发检举和外部调查结合。
专案与群众运动相结合，材料要交给群众讨论批判。
四、要重本质，要抓罪行的问题，对一些重大案件要查个水落石出。
是不是参加组织，填表没有，不是主要的。要重本质，罪行就是本质，形式是第二位的。当然也要弄清楚。黑会都开的。就等于组织关系了。彭德怀，黄克诚的活动就是反党的，还需要成立什么组织？真正的核心不一定填表参加组织，他们背着中央开会集会这种行动就是罪行，有集会就是有计划的行动。只要罪行确实，抓住几件事就可以。
卫生口突破了“3.10”就解决了大问题，外事口是多几个：火烧英代办处，“8.11”大会，安营扎寨，外交部夺权，封部党委、政治部夺权，这几件事已经够了，几年来走了弯路，我们有责任，以前没有讲透，这次把它讲透，上面有一个阴谋集团指挥，下面不一定叫这个组织。吴传启在“五·一六”成立时已经不在这里了，他可以说和“五·一六”没有关系，刘雨来说他比“五·一六”还“五·一六”，那好就定嘛。把组织填表看得太重了，有的地方成立组织，有的地方还没有来得及成立，就是为了要得个“五·一六”的表格，组织问题就不能定案，这真是可笑的。“五·一六”就是利用《5.16通知》作号召，搞反革命阴谋活动，他们在一起开黑会，搞秘密反党活动，就是“五·一六”组织活动。如火烧英代办处，冲中（央）机（要局）都有谁，怎么去的，要讲清楚，慢慢地头头就清楚了。他认罪了。你不处理，去追组织，不定案，就是宽大无边，和好人一样看待，就是一风吹。
五、要有准备、不打无准备之仗，要把材料准备好
总要有些材料才有意思。光有那些抽象的，一般的不行，要有站得住脚的材料，公诸于众，才能发动群众。
一九七0年十一月四日，周恩来关于清查“五·一六”的谈话
〖时间：1970.11.04，11.09，11.18，11.20〗
“从67年宣布‘ 516’ 是反革命组织。主席在姚文元的文章上写了‘ 516’ 是反革命组织一段话，当时没有用黑体字发表。1968年一二月份发现了王、关、戚是‘ 516’ 后台不久，又发现杨、余、付。当时只成立‘ 516’ 专案叫第三办公室，是公安部搞的，专案就是当专案搞。在群众方面，1967年9月讲了一下，重点讲的‘ 516’ 是反革命阴谋集团，材料掌握得不够。 1968年3月24日 、27日开大会批判杨、余、付，讲了一下以后，大家听了林副主席的录音报告，以后就没有继续发动，后来就开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又开‘九大’，又搞了一次……”
“……在文化大革命中利用群众查无产阶级司令部领导同志的病历，都查到家属头上去了。戚本禹说，查出来了材料交给他，就有问题了，他拿去干什么？就是彭真的病历你拿去干什么？……北京医院死了个赵尔陆，是心脏病暴发死的，后来，几个坏人一定要追查，要写成吃安眠药死了，这不许可嘛！后来查出来是几个坏医生搞的。……比赵尔陆早死的还有一个孙志远，至于跟贺龙、邓小平紧一点，是工作关系，他是管国防工业的，我告诉医院要注意一下，谢华不晓得，我亲自去抓，有多少个部长住在里面，这是中央关心不关心的问题。当然也有坏的，如吕正操啦，还是好的多，我去看他们，组织抢救，林副主席打电话要我去看，有人就查林副主席通过谁打的电话……国防工业‘915’‘916’都去查，现在介绍信都找到了，抢救孙志远是对的……”
“孙正搞了个‘3.10’。他看了几个发言稿子，把老爷卫生部和中央首长的病历混同在一起……内容都是攻击性的。……刘维栋在卫生战报第49期上他把对方许多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问题集中起批评对方，把内部东西公开暴露了，我下命令把他拘留起来。你把这些事情报中央是好的，但你铅印是不允许的。这些事情是不好的，是反革命阴谋活动，但方法是错误的，当时拘留是为了防止扩散。”
“3.10对抗中央指示，我们让不要开。他说已经停了，后来发现没有停，先念同志打电话追查，他说停了，实际没有停，就把我和先念同志的话告诉他才停了。第二天又开黑会，不久贴出‘打倒×××’（估计是李先念抄者）的标语，说‘×××同志是大叛徒’，这是反革命行动。主席看样板戏时说‘这口号是怎么来的？’主席在接见了朝鲜代表团时也说：‘不知道这口号是怎么回事。’这件事卫生系统始终没有大讲特讲……”
“1967年的‘3.10’黑会，名为打倒城市老爷卫生部，名字是冠冕堂皇的，群众的心情是好的，会的本身群众要求开是好意的，客观效果很坏，起了放毒的作用，被阴谋家利用，被孙正利用……是反中央的，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
一九七0年十一月九日，周恩来关于清查“五·一六”的谈话
“‘ 516’ 反革命阴谋集团是在一个光明正大的运动中专门搞阴谋活动的。……姚登山没有填表，他说没有必要参加。他就是516。……”
“‘516’专案组把几件大事搞出来，弄清楚就行了，如8月11日批陈大会，围困中南海，谁参加了？谁的头？当时我在中南海，我就是不走，戚本禹对我说：要走。当时刘、邓都在中南海，我要走了，冲进来就不行了。……”
一九七0年十一月十八日，周恩来关于清查“五·一六”的谈话
“……后来又利用了48小时的声明，这个事我应该负责，我批了。不过他们总是要找借口的，不是48小时他们也要找别的借口。那个时候，香港当局封了三个报馆，都是外围的外围。不是《大公报》，也不是《文汇报》。包括《晶报》在内，而且香港当局也只说封一年。事情没搞清就送来批，制造借口。他们利用这个借口，搞了火烧英国代办处，这是个阴谋。到现在还有人说火烧英国代办处是民族义愤，有什么了不起！现在还这样说法，不晓得是什么精神面貌！……主席和外国朋友谈起‘ 516’ ，总要举例讲火烧英国代办处。……（原文此处一段不清楚）我们同英代表一说他们就懂了，英代办乖乖地躲到解放军的岗楼里，说有你们我们很放心，他们是活命哲学。……”
“六六年刚开完十一中全会，就得到一本北航出的《战略战术》，那是什么战略战术，把戈培尔那一套都用上了，说撒谎久就成了真的了。我一看大吃一惊，你说不对，他偏相信那些东西，不让他搞非要搞。”
“武汉的事情，本来主席只叫富治同志去，那里的部队原来是他指挥的，和他熟，陈再道这些人他都熟。王力后来也要去，说他们小萝卜头留下来干啥！富治打电话来说，‘他们也要去’。你说他支持地派，可是他带的人都是天派的，不要以为他们只是支持一派的，都插手了。”
一九七0年十一月二十日，周恩来关于清查“五·一六”的谈话
“一件事在实践中要反复好多次，才能认识。‘ 516’ 问题，又搞又不搞，一会儿说扩大化。他乱咬一顿，形式上扩大化把水搅混；大家互相怀疑，实际上他自己滑掉了。今年三·二七发了个指示，他们又抓住三·二七通知中提到防止扩大化，变成一风吹了。运动规律就是这样，几番起伏。这次无论如何要追到底……火烧英代办处是公开出来搞的阴谋，这也怪我们当时没有追下去，当时当作一时的错误行动……”
一九七0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纪登奎李先念关于卫生部清查“五·一六”运动的讲话精神
纪登奎讲话：
最近抓了一下卫生部的工作，前阶段抓“五·一六”运动从三到六月运动搞得冷冷清清，也有些单位有点扩大化，搞逼、供、信。中央发了3.27通知后，有所改变，通知的主要精神是防止扩大化，有的单位犯了一风吹的毛病，最近总理、康老有指示，抓“五·一六”要抓紧，总理讲重罪行，重证据，把问题搞清楚，但最近外交部传出不要组织，组织不组织是次要的，说总理讲的，总理没讲。究竟怎么搞，如何抓“五·一六”提出六点意见：
1、我们要搞，要坚决搞。
2、要打破专案神秘化。
3、要重罪行，重证据，然后清理“五·一六”。“三不”、“四不”不要提啦，受蒙蔽的“五·一六”一般成员交待的好，可以不按敌我矛盾处理。
4、不要关了，要放出来，接受群众的批判，让他们自己贴出大字报来，大家评论，批判，让他们见见面比关着好。
5、如果在抓“五·一六”运动中有人压制群众，挑动群众斗群众，要受纪律处分。
6、有的单位负责人还在讲“坚决支持左派”，讲话时一部分人鼓掌，一部分人不鼓掌，实际上是派性。你批判孙正，反对孙正是对的，但你反对群众也对吗？你批判孙正把一部分群众压的抬不起头来，也对吗？现在卫生部的做的好的（卫生部主要是推广反帝医院的经验，行之有效），现有的部两派顶牛很凶，有的部又“一风吹”，十个单位差点。让他们上卫生部来学习。
一九七0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纪登奎到农林部给核心组成员关于清查“五·一六”的指示
“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是很凶恶的阶级敌人，不肃清会有后患。农林部关于“五·一六”问题是个没有揭开盖子的单位，罪行是有的，先要搞事实：
（1）农大“五·一六”反革命组织首先是从农林口出来的。
（2）有没有人去冲中办学习班的？冲中办学习班是整汪东兴同志的材料，抓汪联络站就在水产部大楼办公。
（3）农林部有没有人去围困中南海？这个问题搞清楚了吗？
（4）有没有人参加秦化龙的八七黑会？回来怎样贯彻的？交代了没有？应不应交代？
（5）砸机要室，抢档案有没有？
（6）为秦化龙平反，对抗周总理指示，查清了没有？
（7）农林口各部与吴传启、潘梓年，农大“五·一六”的联系要查清。
（8）有参加砸政治部的活动没有？有一个部和化工部一个组织抢档案要查清。
（9）你们部不是在抓“五·一六”时出现反动标语“抓516防止为二月逆流翻案”、“516是造反派”等，对抗毛主席？
例举的几条是农林部存在的事实，要开展大揭发，大检举专案工作要把门打开，材料要让群众知道，关门是不行的，核心组和各组组长要大胆发动群众，不能揭盖子，如捂盖子要犯错误，“五·一六”搞不彻底要出隐患，农林部是没有揭开盖子的单位，要坚决抓起来。
一九七0年十二月十八日，毛主席在会见斯诺时说：[/pre]“１９６７年７月和８月两个月不行了，天下大乱了，这一来就好了，他就暴露了，不然谁知道啊！？……这个敌人叫‘五·一六’，在中央文革小组里边有４个人……王、关、戚，还有一个下次我给你讲。”[/pre]
一九七0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周恩来接见卫生部领导同志的讲话
一九七一年二月八日，中共中央关于建立五·一六专案联合小组的决定
1971.02.08；中发［1971］13号
毛主席批示：照办
为统一五·一六专案的清理，审查和核实，为密切配合中央和地方各有关部门的五·一六专案调研同群众运动检举相结合，中央决定以吴德同志为组长，李震同志为副组长、杨俊生、黄作珍、于桑、杨德中、迟群、王连龙、李韬、刘西尧、丁江、李忠、耿建民同志为组员共十三人组成中央五·一六专案联合小组，经批准后，立即开始进行工作。联合小组即以原公安部的五·一六专案组为其办公机构。
在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过程中，既要防止扩大化，又不要一风吹，就必须集中力量抓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一系列罪行，将它一个一个落实，而不要一开始就笼统地追查组织关系和是否填了表格。在核实罪行上，要首先分清是非，要查清时间地点，重人证、物证和旁证，而不要轻信口供，不许使用逼供信和诱供、指供。在处理罪行上，要清出坏头头、主谋者和幕后操纵者，要区别主犯、从犯和被胁从、受蒙蔽的人；要区别敌我和人民内部的两类矛盾，坚持“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方针；要强调和认真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给出路”的政策。
为搞好清查五·一六反革命分子，要号召大家认真学习一九四三年八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还要贯彻执行毛主席在当时关于“一个不杀、大部不捉”的指示。至于现行反革命主犯和重大刑事犯，当然不在此例。
早在一九六七年八月，伟大领袖毛主席就指示姚文元同志在写《评陶铸的两本书》时，点了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名，并揭露其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因此，姚文元同志的《评陶铸的两本书》一文，值得我们很好学习。
目前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重点在北京，应由联合小组分别轻重缓急排个队，以利突破重大案件，便于联系各有关地方和部门进行清查。
一九七一年二月二十八日，林彪对清查五·一六的指示
军队是专政的工具，我们要深挖五·一六，一个也不能漏掉。
一九七一年三月二十八日，王新在河南省各地市领导同志座谈会上的讲话
“一打三反”，深挖“五·一六”，当前进展情况不同。“一打三反”，城市工厂多数搞了，有些单位过去领导核心不好，盖子揭得不够；农村是结合整党进行的，有些大队的盖子揭了，有些大队盖子没揭。要进一步抓紧这项工作。当前，在几个城市。结合“一打三反”，进行了深挖隐藏的反革命，深挖特务、间谍和清查“五·一六”的工作。要进行“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罪行的教育，在教育的基础上，要发动群众搞。群众揭发要背靠背，小字报。郑州市有些单位揭得比较深，现在要注意核实材料。要把群众性的揭发和专案调查结合起来。特别要注意掌握党的政策，把反党乱军、阴谋搞反革命的分子和有“五·一六”罪行的分子，同极“左”思潮相区别，同一般的打砸抢，同被“五·一六”利用的相区别。不要把后者都当成“五·一六”去清，不然就会造成扩大化。但也要防止“一风吹”，对一些较大的问题，都要进一步查清。这是一项政策性很强的工作，要过细，要搞准，要实事求是。比如我们省里，有的地方一下子抢那么多的枪，要搞清是什么人在背后支持，这个阴谋怎么搞起来的。这里面真正的坏人是极少数，他不一定公开出面，多数人是受骗的。所以不能把抢过枪的群众，都按“五·一六”对待。总而言之，要按照中央指示去办，要打得稳、准、狠，要执行抗拒从严，坦白从宽的方针。凡公开批判的，材料要落实，先批判罪行，领导上暂不要给定性质。千万不要把一般的材料和没有核对的材料当成定性质的依据，领导上要严格把关。
一九七一年四月二日，吴德黄作珍在北京第一机床厂汇报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运动情况时的讲话
一九七一年六月三十日，陈伟关于清查“五·一六”运动的讲话
三、从北京揭露出来的情况，看“五·一六”的阴谋、罪行和组织
1.“五·一六”的阴谋和罪行。
第一，煽动极“左”思潮。提出“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反动口号，煽动无政府主义。戚本禹提出：“不搞打、砸、抢不是造反派，最多是个温和的保皇派。”还有什么：“机密要掌握在左派手里，对保密要做阶级分析。”他们宣扬“义和团”、“红灯照”精神，戚本禹说：“红灯照就是现在的红卫兵。”到处介绍资料，煽动排外思想，妄图破坏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外交路线。
第二，制造谣言，欺骗蒙蔽群众，大造反革命舆论。例如，说什么“当前矛盾是旧政府与新文革的矛盾”，提出“打倒旧政府”的反动口号，反对敬爱的周总理；说中央常委有分歧，说什么四比三，三比四；还搞政治陷害，湖南有个007号密令事件，说什么湖南军队要在六七年元旦搞政变，说是下的命令他们已看到了，字迹象是总理的，跑到北京来第二天假马克思主义者就接见了，说是支持他们，他们关心国家大事，很好。这些纯系谣言。
第三，以反死人为名，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讨孔”就是一例。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在戚本禹、林杰指使下，在假马克思主义者的支持下，到山东曲阜去讨孔，这是北京师范大学谭厚兰干的。她带了200多人到山东去，攻击周总理，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说孔庙是国务院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要造反，还搞什么《致国务院公开抗议信》。假马克思主义者打电报去说，砸碑主要是明清以后的，明朝以前的不要砸。在他的暗示下，谭厚兰等最先砸了国务院的碑。在《致国务院的公开信》中，公开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狂叫，不管他地位多高，资格多老，都要把他拉下马。还说什么“讨孔”有现实意义，要结合现实，单搞死人就失去意义。
第四，以反××为名，全面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各项政策，攻击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例如，戚本禹让徐凯把财政部的何畏弄到北师大，告诉他什么话都可以讲。何畏就抛出《何许人也？》洋洋七万言，全面地、恶毒地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将许多毛主席的话说成是刘少奇的话，进行污蔑。
第五，以搞××专案为名，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例如，卫生部搞了黄树则专案。黄树则是搞保健的，他们通过搞专案，泄露中央领导同志的健康机密。将主席一家的材料都搞了。还有借搞李立三专案，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
第六，为地、富、反、坏、右翻案，组织“左”派队伍，即反革命队伍。例如将陈里宁打扮成新时代的狂人，舞台上公开搞打、砸、抢，丑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陈里宁到处做报告，说他在神经病院被吊打，逼着吃屎等，完全是造谣。他们还为外交部疯人院翻案，成立“受迫害大队”，公开提出翻十七年的案。戚本禹派到二七厂去的徐凯，在修理厂把劳改都叫成工人，说他们是“受压者”，造反精神强，要他们赶快起来造反，否则是石沉大海，永无翻身之日。这些犯人被煽动起来造反，矛头首先指向军管会，把军管会主任打的几个月不能起床。他们成立了20几个反革命组织，提出几天血洗×××的极端反动的口号。
第七，从帝修反的反动报纸、杂志上搜集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文章。北京图书馆事件就是戚本禹组织的。他们从那上面找出最恶毒的敌人的语言，用来攻击我们的中央领导人。
第八，召开劳模座谈会，煽动劳模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在大庆，他们逼着王进喜同志起来干，王进喜同志坚决反对，他们派往大庆的“学大庆”战斗队就整王进喜。
第九，毛主席在十多年以前指出：“反革命分子攻击少数人，不过是一个策略。自从汉朝吴王刘濞发明了有名的“请诛晁错”以清君侧的策略以后，很多人都采用这种策略。”（参看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按语）“五·一六”就是继承了这种“清君侧”的策略，煽动“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极“左”思潮，矛头指向周总理、康老和江青同志，最后是为了反对毛主席。为了反对周总理，对几个副总理也同样地采用了这种策略，提出对几个副总理两个打倒，两个炮轰，两个辩论。他们的最终目的是架空毛主席，实现其反革命的野心，恶毒之极。
十、反解放军的手法是针对毛主席每一个最新指示，捣乱军队。
一九六七年初，军队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刚刚投入三支两军时，在一月二十三日他们就提出军内一小撮”，叫嚷“军队支保不支左”。结果到处冲军区，围攻军区领导。
一九六七年三、四月，主席提出“拥军爱民”，他们又发动第二次乱军高潮，提出什么“揪出军内一小撮是最大的拥军”，到处抓“老谭”。
一九六七年七、八月份他们又讲什么“文化大革命进入夺军权阶段”，提出要武装夺取政权，反对黑警司（警备司令部），他要成立什么红警司，抢武器弹药，盗窃军事情报，殴打解放军指战员，在全国各地揪“×再道”。“七·二0”致武汉地区一封信，毛主席审定后，他们狗胆包天，又加上“军内”二字，把“揪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改成“揪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北京围困中南海，说什么八月五日有重大行动。这个行动是什么，还没查清。
第十一，对新生革命委员会，他们首先是妄图夺权；夺权不成，则派人打入，掌握实权，就搞反复旧，搞垮革委会。
对群众，先造成分裂，分成两大派，他们再混水摸鱼。
2.北京地区排的十五件大事件：
第一件，夺中央外交大权，烧英国代办处，一九六七年七月二日抗缅大会，原准备先到外交部游行，后临时改为到缅甸大使馆。
第二件，围困中南海，连地图都搞了，妄图冲入，进行反革命阴谋活动。
第三件，揪军内一小撮，派人到各地去，大搞反军乱军。
第四件，抢劫国家机密档案，如卫生部、化工部等。还搞了一次抢劫二十六个部的政治部的机密档案—千多份。现在查到，好多机密确实落到了特务手里。政治、经济、文化、科学等方面都有，丢失很多。
第五件，冲中央机要局，篡夺中央机要大权。
周总理、康老、江青同志指示，机要部门不要搞串联。中央首长指示后，戚本禹马上接见，胡说“保密也有阶级性”。在他的煽动下，机要部门有些人成立什么“大喊大叫”战斗队。
第六件，卫生系统一九六七年三月十日黑会和盗窃中央负责同志的保健机密。周总理知道后，派李先念同志在会前去阻止。他们不听，会议照样开。总理批评后，他们还说什么是“压制”，是“二月逆流”。
第七件，夺中央财政大权。财政大权是中央的，总理几次讲，只能监督，不能夺权。“五·一六”煽动一些人夺了。
第八件，妄图夺北京市革委的权。他们开始想要戚本禹挂帅，未得逞，就派周景芳率领几百名亲信，打入北京市革委，掌了实权。
第九件，利用搞专案为幌子，搜集整理无产阶级司令部领导同志的材料，加以编造，进行攻击。包括北京图书馆事件。
第十件，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三日，冲三军演出，是个政治流血事件。
第十一件，一九六八年六、七月，在北京航空学院等地开会成立全国无产阶级造反派大联合委员会。不仅在北航开，别的地方也开。简称北航黑会。
第十二件，演黑戏，出黑书，开黑会，做黑报告。包括天津黑会。
第十三件，搞反革命基地。到河北、山西去察看地形，准备失败后，到太行山去打游击。
第十四件，私设电台。北京邮电学院、北京地质学院等地都有，有的还进行广播。
第十五件，组织反革命阴谋集团，如“五·一六”等。
此外还有盗窃档案馆，七月二十七日清华大学开枪打工宣队等等。
3.组织方面的情况。
学部，“五·一六”的罪行很多:
上层勾结在一九五八年就开始了。关锋、吴传启、林杰勾结起来写的第一篇文章就是用撒仁兴（仨，三人行）笔名发表的《论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攻击张春桥同志。文化大革命前共抛出二十四篇文章。
一九六一年二月一日在《光明日报》上开辟“灯下漫笔”等两个栏，用何鸣等笔名发表文章，恶毒地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直到一九六二年十月八届十中全会以后才停止不出了，共抛出三十六篇。
困难时期，他们经常在一起聚餐，策划夺史、经、哲的权。他们还到云南考察，狂言要写出超过恩格斯《国家、家庭、私有制起源》的文章。
一九六四年十月关锋、戚本禹、吴传启、林杰、邓立群等在通县翟里大队搞四清，推广桃园经验，五十三个干部斗了四十四个，对判过刑的，他们给予平反，搞反革命基地。出村前，一家赠送一本黑《修养》，有个老贫农不识字，不要，他们说，“留给子孙后代”。临走时还学王光美，树碑立传。这时加上了戚本禹。
一九六五年，他们勾结了彭真。
一九六六年，他们勾结陶铸，攻击毛主席，吹捧刘贼。
姚文元同志《评陶铸的两本书》（误：应为评海瑞罢官）发表以后，在一九六五年冬，一九六六年春，他们对吴晗搞学术批判。后来他们窥测到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意图后，想搞政治批判。《二月提纲》出来后，马上又按《二月提纲》的调子改了稿子。一九六六年四月假马克思主义者、关锋、戚本禹、林杰等成立批判小组，仍然搞学术批判。所以说他们是刘少奇的黑班底。
一九六六年三月关锋支持吴传启写大字报。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三日，吴传启的大字报贴出来以前，请示过关锋。关锋说可心贴出去。一九六六年六月五日，关锋、吴传启、林杰策划让潘梓年站出来。关锋亲自访潘梓年，给他出了上、中、下三策。上策是站出来，中策是出去疗养，下策是不站出来，不动。结果潘梓年取了上策，站出来了。
一九六六年六月六日经关锋修改后，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林杰的老婆杨德华的文章：《北京日报》领导上让我写访问记的文章。以后还陆续发表了一些把他们一伙打扮成左派的文章。
一九六六年九月陶铸保他们是革命左派，此后他们在学部稳定了阵脚，王力、关锋、戚本禹指向他们杀向社会，夺国家机关的权。群众识破了他们的阴谋。一九六七年四月江青同志点出，对他们不能保。他们乱了阵角，就组织了秘密组织，搞了二套班子。
一九七一年七月二十八日，陈伟在国务院各部委清查“五·一六”专案协作会议上的讲话
现在一个普遍的问题，就是区别极“左”思潮犯错误和“五·一六”罪行，这是当前运动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什么是受极“左”思潮影响犯错误的？什么是“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罪行？什么是“五·一六”骨干，什么是一般成员，什么是受蒙蔽的群众，这个问题也不是那么容易分清楚的。现在有个说法，有了组织才是罪行，没有组织就是思潮，“组织定性论”，这是片面的。有组织的也好，没有组织的也好，思潮是思潮，罪行还是罪行。并不是说有组织就是罪行，没有组织的就是思潮，并不是那样。
当前运动进入到一个深挖罪行，查阴谋阶段，这个阶段是关键性的阶段，如果这个阶段突破了，难题就解决了。如果这些阴谋搞不出来，难题就解决不了。当前大部分单位进到这个阶段，表面的，明目张胆的那些活动基本上查清了。主要是那些幕后策划的，搞阴谋的那些。
清查“五·一六”是清队的一部分。清查“五·一六”是挖隐藏的反革命，不是挖漏网的走资派。
这个“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他们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军乱军，在七、八月份有三起重大的反革命事件，一个是破坏毛主席革命外交路线，夺外交部的权，火烧英国代办处；第二是围困中南海；第三是揪军内一小撮。他们在这三个方面互相呼应，配合得很好。这都是在七八月份搞的，并不是偶然的。同志们可以想想，当时，他们攻击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是有策划的，尤其是针对敬爱的周总理、康生和江青同志。
他们为制造围困中南海的反革命事件大造舆论，开始首先就搞政治陷害，在湖南有一个反革命分子造了谣言，现在正在查，所谓007密令事件，其实是造谣，完全是为了制造舆论。说是哪一天拣了个什么条，条上写着湖南省军区那一天发生政变，说这条上的字迹象总理的。这家伙就跑到北京来告状，“小小老百姓”打电话叫刘志坚接见了他，并通过刘志坚对他说；“你们这样关心国家大事很好，中央正在注意这个问题。”这个物证已经拿到手了。这些反革命分子回去以后，利用这个就立刻掀起反无产阶级司令部，反总理的妖风。以后就是利用揪陶铸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后来就是利用反“二月逆流”还是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一直是升级的。他们配合的很好，策划的很周密，因此，这也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
单从围困中南海来说，他的起因也不是很简单的。起因是建工学院“八·一”战斗团引起的。“八·一”团开始是极右，是保刘少奇的，后来跑到极“左”，怕人家说他是老保、右倾。
对于他们揪“刘少奇”，总理亲自向他们传达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可是传达以后，“揪刘”不仅没有降级，反而升级了，这个问题就不简单了，肯定有幕后操纵者，不然为什么总理传达毛主席的指示以后，不是降级而是升级呢？这是什么问题呢？他们阴谋目的就在于欺骗蒙蔽群众，戚本禹交出刘贼的认罪书，单独交给“新八·一”，不是在两派“揪刘”的时候。“老八一”有点孤立，揪了揪不行，它就回去了。刘贼七月九日的认罪书交给了“新八·一”，就是一个大阴谋。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老八·一”马上杀回来了，当时声势不是低了，而是升级了，策划了绝食。戚本禹亲自前往绝食现场慰问，以后又策划了贾建被打一事，送到反帝医院住院，戚本禹又亲自打电话叫医院接受，这个阴谋策划的很周密，但是贾建究竟是谁打的，是他自己还是别人，弄不清楚。事情发生以后，戚本禹直接给他打电话，并派王道明、焦玉山去问候，这样，就把绝食逐步升级了，以后，戚本禹在“老八·一”和“新八·一”之间进行了操纵，他们都参加了“揪刘”，这是他们的策划。当然，这是从整个围困中南海的反革命事件来看的。两派还是对立的。天派和地派几乎要发生武斗。八月四日晚上进行了反革命阴谋活动，现在来看，实际上他们配合的很好，特别是“八·五”行动，开会的时间都差不多，策划人内容也基本上是一致的，看起来，这个反革命事件是联系着的，他的反革命策划手法是很高的。
一九七一年八月十一日，陈伟关于清查“五·一六”运动的讲话
关于十三号文件的精神，
（一）“四抓”： 一是抓罪行；二是抓重大案件；三是抓阴谋；四是抓重点。
（二）搞好几个区分：第一，区分是非。第二，要区分极“左”思潮犯错误与“五·一六”的罪行。第三区分正当的工作关系，还是反革命的勾结。第四区分“五·一六”骨干、一般成员和受蒙蔽的群众。
怎样认识“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
1.他们为了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首先一条就是煽动极“左”思潮，提出“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反革命口号，煽动无政府主义思潮，破坏运动的发展和秩序。他们为了抢劫国家机密档案，他们就煽动机密要掌握在“左派手里”，还把抢档案改成是“保护档案”。他们叫嚷“对保密要进行阶级分析”，“对造反派无密可保”，他们就是采取这些手段来抢档案的。
他们为了破坏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他们大力宣扬“义和团”、“红灯照”。以前的“义和团”、“红灯照”是排外主义，见洋人就杀，这是毛主席已经批判过的，对外国人要进行阶级分析，不能一概排斥。他们为了破坏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就大力宣扬“义和团“、“红灯照”，还说“今天的红卫兵就是过去的‘红灯照’”，煽动极“左”思潮，他们还讲“红卫兵要管外交”，“二十几岁的人可以当部长”等等，煽动极“左”思潮。
2.第二个阴谋就是用制造谣言的办法来欺骗人民群众。
他们制造所谓“新文革和旧政府的矛盾”，还造谣说“中央常委有分歧”，什么“三比四”、“四比三”等等。这些谣言是他们造出来的，是为了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
他们还制造了所谓湖南“007号密令文件”。湖南一个“五·一六”分子赵××六六年十二月份造谣说，他在湖南省军区门前看见一辆摩托车过去了，车过去后，他拾了个纸条，这纸条上写着：命令你部在六七年元旦进行政变。说笔迹像是总理的笔迹。完全是造谣陷害。这些家伙来到北京找“小小老百姓”，“小小老百姓”派刘志坚接见了他们，“小小老百姓”让刘志坚告诉广州军区注意一下湖南军区。刘志坚还对那些家伙说：“伯达同志说，你们关心国家大事这很好”，“你们反映的问题中央注意了”。就这样煽动起来了。“小小老百姓”到外传播谣言，完全是胡说八道。
3.围困中南海时，“小小老百姓”带着蒯大富、韩爱晶“视察”揪刘帐蓬，到帐蓬第一句先说你们该回去了，可是第二句就说“你们也真辛苦，你们吃的怎么样，住的怎么样？”“你们还有揪谭震林的任务呀！”这些家伙心领神会，知道这不是叫回去，于是马上把“揪刘少奇”变成了“揪谭震林”、“揪王光美”。“小小老百姓”还用自己的汽车送韩爱晶、蒯大富到清华园。韩爱晶在汽车上问他：“现在形势怎么样。会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象辛亥革命时期一样，人民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推翻了满清政府，而革命果实却被反革命两面派抢去？”“小小老百姓”听了不回答。汽车到清华大学西门时，他两手作揖给他们说：“无限希望，无限前途，无限光明，行百里半九十，你们才走了半里路。”他们心领神会。“小小老百姓”就是这样在背后耍阴谋，阴一句，阳一句。
4.他们通过反死人来反活人，如“讨孔”就是搞这些阴谋。他们是为了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而煽动“讨伐孔老二”。山东曲阜有个孔庙，是国务院规定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他们污蔑说“国务院是牛鬼蛇神的保护伞”。要把孔庙砸掉，还开了大会，给国务院写抗议信，把矛头指向敬爱的周总理，相当反动。当时那些家伙还不敢砸国务院立的保护文物的碑，就回来问“小小老百姓”怎么办？“小小老百姓”回答他们说：明朝以前的可以保护，清朝以后的谁都可以砸。就这样一句话，他们就首先砸了国务院的那块碑。污蔑国务院是牛鬼蛇神的保护伞。他们反死人不是目的，反死人是为了反活人。他们公开说：“讨孔要结合现实，单搞死人就失去了意义。”
5.再一个他们表面上是反对哪一个同志，大字报上也说要打倒那一个同志，如国家机关工交口表面上是对准先念、陈毅、秋里等这些同志，实际上他们的目的是为了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现在来看这些家伙，他公开反对毛主席、林副去席，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他不敢。如果他要那样做，马上就会把他抓起来。他的手段很狡猾。他们还采取借口整哪一个反革命分子的材料为名，而整某一个领导同志的材料。他们还把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一些指示列入刘少奇的罪行，通过这种手段搞阴谋。有一些很清楚的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指示，而他们硬说是刘邓的，这是他们的一个反革命手段。当然刘邓的反革命修正本义路线应该反对，但是把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指示，列入刘邓的罪行，这就是阴谋。
6.再一个手法是，表面上打着搞某某的专案的名义，实际上是搞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所谓材料。在卫生部，他们以黄树则专案为幌子，实际上是搞无产阶级司令部。在粮食部有个陈国栋专案，实际上也是搞无产阶级司令部。陈国栋还说这个办法不错，他还支持他们这样搞。在交通部他们以孙大光专案搞无产阶级司令部。
7.为坏人翻案，这也是“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阴谋的一部份。最清楚的是为陈里宁翻案，陈里宁这家伙疯狂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是一个反革命分子。但是过去刘少奇、罗瑞卿这些家伙们搞陈里宁，他不是为了搞他反对毛主席的那一部分。陈里宁对社会主义对整个共产党那是怀恨在心的，那些坏家伙他们不搞他攻击毛主席的那一部份，专门搞他攻击刘少奇的。戚本禹他们明明知道陈里宁攻击毛主席，但他们硬替他翻案，把他打扮成“新时代的狂人”，到处演黑戏，做黑报告，放他出来，污蔑无产阶级专政的机构，搞打砸抢，还把打砸抢搬上了舞台。他们这样搞，完全是为了造反革命舆论，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
外交部的“五·一六”给冯×翻案，在反革命分子×××操纵下，成立了“反迫害大队”，这些人都是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他们闹着翻案，说“过去都是受迫害的。”
戚本禹还派徐凯跑到北京一个劳改农场去煽动造反，公开地称这些劳改犯为“同志”，说现在你们不快起来造反，今后就翻不了，就石沉大海，永无翻身之日了。那些家伙一听就跳起来围攻军管的同志，军管的同志有的被打伤，好几个月不能上班。
8.再一手法，他们还从国民党、帝、修、反的反动书刊杂志上收集国民党攻击共产党的材料，从黄色书刊、杂志上收集敌人攻击我们领导同志的材料，来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北图（北京图书馆）事件”就是这样一个反革命事件。
9.他们对无产阶级司令部采取的一个反革命策略是“清君侧”，就是把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同志一个一个地反掉，把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架空起来。这个反革命阴谋集团，攻击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我们敬爱的周总理。他们为了反总理，搞了好多阴谋。他们首先企图把几个副总理一个一个地反掉、搞垮，一直把矛头指向几个副总理。把副总理一个一个反掉了，到机会就反总理，进而架空毛主席和林副主席。
10.关于反军问题，就是他们对抗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的一个部份。在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提出一个战略部署，他们就针锋相对地提出一个反动口号。毛主席指示“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中央要起草一个文件不准把矛会对准军队，他们一面起草，而一面又提出“揪军内一小撮”的反动口号。“揪军内一小撮”这个口号，最早是六七年一月十一日提出来的，是关锋他们提出来的。毛主席说，军队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他们马上把矛头指向军队，说：“军队支左支错了，支持了保守派”，到处冲军区，完全是唱反调。以后，伟大领袖毛主席又在六七年四月二十日发出了要“拥军爱民”的伟大指示，他们又马上提出“揪军内一小撮就是最大的拥军”“军队支持造反派是最大的爱民”这里的“造反派”是指他们自己说的。
11.七、八月份从后，那是两个司令部生死搏斗的时候，中央领导同志讲，是我们党的紧急关头。在这个紧急关头，他们搞了些什么东西？那时发生了三个大的事件。发生的背景，
一个是在国际上，他们想办法故意制造国际紧张局势，破坏我国和周围国家的关系。伟大领袖毛主席曾经提出：对于缅甸的问题我们不怕断交。因为当时缅甸反华。他们却硬迫着和缅甸断交，完全是为了破坏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对港英的斗争毛主席提出不动武，他们就采取谎报军情的办法，说港英当局打死了我们二百多人，实际上以后查大概是一个也没有打死，他们为了策划出兵香港，就设置了“四十八小时”的圈套。那时，今天砸了这个大使馆，明天砸那个大使馆，最后把英国代办处烧了，就是为了制造我国与一些国家的紧张局势。
在北京，把中南海围了三个月，围的水泄不通。
在全国各地“揪军内一个撮”，妄图把军队搞乱。这个反革命阴谋集团非常阴险，非常狡猾。中南海他们都围起来，围的水泄不通，党中央、毛主席办公的地方他都可以围，全国各地那个地方他不可以围？“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这些家伙非常凶恶，当然，这主要是指“五·一六”的组织者和操纵者，不是指一般成员。
12.“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对新生的革命委员会也是采取各种反革命手法，首先是想办法夺，把权力夺到手，夺不到手就打入新生的革命委员会里边去，把革命的领导同志架空起来，如果这个办法再不行，就用“反复旧”这种手法把你反掉、搞乱。
13.对群众组织的手法，就是想办法制造两派。毛主席说：要搞大联会，他们就对抗说：“不能陶醉于那个”，“《共产党宣言》不是提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到现在—百多年了，还没有联合起来。”没有两派他们就想办法制造两派，特别是在接见的时候，王、关、戚这些家伙，就别有用心地问：你们那里有没有两派？人家说没有，他们就说“没有两派的地方运动不深入”。
14.还有一个手法，他们就是阴一句，阳一句。五月二十七日，“小小老百姓”到计委去看大字报，戚本禹也去了，实际上是去搞反革命活动去了。计委两派群众，一派要打倒余秋里同志，一派要执行中央对余秋里“一批二保”的指示，搞的不可开交。有的家伙就问“小小老百姓”：可以不可以提“打倒余秋里”的口号？他不正面回答，他说：“炮轰余秋里不等于炮轰无产阶级司令部”。戚本禹又加了一句：“炮轰余秋里不等于反总理。”这些家伙没有得到明确的指示。所以等他们上了汽车又问他，到底能不能这样提？他说：“可以打倒陈伯达。”。戚本禹马上煽动说：“他们连余秋里都不敢打倒，他们还敢打倒你？”用这些话来进行煽动。这一下他们就明白了。
现在来看，在围困中南海、“揪军内一小撮”、火烧英国代办处等问题上，真正前台的这些人不是主谋。火烧英国代办处在前台的不是这些人，“反帝反修联络站”，“揪刘”东站和“揪刘”西站第一、二把手都不出来，都在幕后指挥，“五大领袖”也在幕后指挥。“揪军内一小撮”也是这个情况。派到各地的联络站、调查组也是这样。清查大事件重点是搞他的阴谋部份，一些明目张胆的罪行，表面上的东西要搞清，更主要的是谁操纵着干的，主要是把幕后的挖出来。要掌握好政策。
一九七一年八月二十一日，陈伟在燃料化学工业部专案座谈会上的讲话
蒯大富搞的三十六条“权经”中
第二条是这样讲的：必须改造世界观，我们有两种可能：一是被别人搞掉；二是自己垮掉，这太可惜，大痛心。
第四条：学会在权力机构中设置反对派，保护反对派，因为垄断为垮台创造条件。
第五条：最高当权派必须学会保护干部和群众，尤其是犯过错误的，不随便踢，要拼命多保，对战友有功的更要保，有代表性的人物要重点保。多保一个问题不大，少保一个不得了。
第九条：在人民内部切不可树敌太多，以防别人联合起来将你打倒。
第十五条：胸怀远大目标，坚定不移向前走，在命运的道路上碰得头破血流也决不回头。
第十七条：“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要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必须长时间的积蓄力量，不要由于不慎，而被人搞垮。
第二十四条：准备走曲折的道路，善于用间接的手段，达到直接的目的，迂回是建立在明确的目标上。
第二十七条：与其自己花很长时间去学一样本领，还不如去交一个精通这种本领的朋友。
第三十一条：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必须选择适当时间给以毁灭性打击，能现在消灭的就不要等将来，在政治上只有头脑而没有良心，菩萨心肠在阶级斗争中站不住脚。
第三十四条：一个单位的当权者，必须使本单位大多数群众放心，多阶层，多团体的利益都必须在权力机构显得到反映，按其功过大小，在权力机构中占有—定的地位和荣誉，多得其所。
第三十六条：得到政权后就得运用，而且不容稍稍犹豫，正是“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
从这三十六条中可以看出蒯大富等人的反革命野心。
徐凯的十八条。比如：
一、北京地区铁路七万多人和我们观点一致的只有两万人左右，对立的三万多，还有中立的。只要一致对准他们，说他们是“保皇派”、“大方向错了”，“是官办的”、“铁杆保皇派”、“武斗急先锋”、“打人凶手”等罪名。要千方百计从舆论上把他们搞臭，从政治上抬不起头来，分化瓦解他们。
二、要经常给他们制造磨擦。如果他们开批判会就说他们是“假批判，真保皇”，我们来突然把当权派抢走，要是他们不放，就说他们是保皇。闹出事来武斗，就说他们是当权派操纵的，可以无伤制伤，绝不能承认我们打伤了他们。在武斗时，要尽可能抢一些袖章等东西作证据，事后准备一些凶器，作为对方行凶的罪证。这些都要由有经验可靠的人去干，必须保密。如果被人抓住，也不能承认错误，要抓紧时间大量宣传。
五、我们尖兵排力量强，目前二百多人，但还很不够，必须发展，化整为零，要吸取“财尖”飞虎队的经验，用麻雀战术，使对方感到更大的压力，闹出问题来与“工铁筹”无关。如果遇到他们发言，一定要和他们辩论，再加围攻。对不同的大字报、大标语就去撕掉。
六、对立面只要一露头，就想尽一切办法压下去，特别是他们没有基础以前，群众不明真相，就对他们不满，失去领导权，迫使他们下台。
七、对上级所发的各种文件，要灵活运用，千万不要受文件的限制，对立面怕违反就受到文件的约束，就不敢斗争。我们就落得个“敢”字当头。这样他们自己就成了保字号组织，干错了也不要紧，可以说干革命我们不懂，要不然把责任推到当权派身上。可以说在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难免不犯错误，但是我们的大方向是正确的，以此来统一内部思想。对外坚决不承认具体错误、缺点，不要被别人抓住小辫子不放，谁要追究—个问题时，我们就必须把矛头对准他。
九、对我们自己和朋友的单位要大量宣传，多造舆论。对立面的单位一律做为造谣。大多数不明真象，因此真假也分不出来，如果他们要辩论，在辩论时就说他们完全造谣，污蔑，再加上—条罪名，说他们是挑动武斗的罪魁祸首。
十、我们要做到顺我者存，反我者亡。如有反对我们的。只要他一露头，就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把他们打下去，要他们抬不起头来，使其附近的小学生都骂他们是保皇派。
十一、我们公社所属的分社，每干一件事就必须让党的负责人肯定是革命行动，要他们签字以后他们就不好改口，也有我们的余地。如不肯签字搞他个晕头转向，糊里糊涂，逼他签字，错了与我无关，由当权派负责。
十三、不论大小干部，只要他们承认我们是坚强的革命左派，站到我们这边来，不管有多大的错误，我们也要保起来，不让对立面斗他，这样大部分干部都要向着我们说话的。否则我们就要施加各种压力。用各种各样的办法来对付他，软硬夹攻，无限上纲，就是一点问题没有的干部，也说他们是顽固坚持走刘邓路线的三反分子，如对立面搞三结合时，一定不能轻易放过，放过对我们不利。
十四、我们要利用三结合的名义，把支持我们的于部，不管他有多大问题，也不要怕，要大胆结合起来。如果对立面揪斗，我们就说：“打击革命干部”，是刘邓反动路线，我们就把干部藏起来，就说：“要揪斗当权派必须经过我们批准”，否则以后发生一切后果和武斗都由对方负责，……。
十七、……要多向解放军和军代表汇报，把军代表缠住不放，不要叫他下基层。他们和群众见不到面。让军代表对我们有好感，各组织对本单位大量宣传，就说军代表根本不支持他们，这使对方与军代表对立起来，我们就可以大造舆论，说他们把矛头对准解放军，罪责难逃。
徐凯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这两个东西是“五·一六”的反动纲领。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一日，吴德关于“批清”运动部分的讲话
“批清”运动我们已经进行了一年多了，应该说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运动中某些单位也有些问题，但总的来说运动是健康的，这么大的运动，有一百多万人参加，经过群众议，摆、查，揭发出有“五·一六”嫌疑有五万七八千人，触动的有一万四五千人，办各种学习班的包括留宿的，走读的三四千人，根据大家报的重点人七百多人。
总的讲成绩是很大的，但是现在又发现一些单位是不是面宽了一点，因此，我曾经讲过一次，战线太长，要集中力量找重点的问题，我可能讲的不清楚，就是要抓住重点，甩开那些受蒙蔽的，把那些没有罪行的先放一放，不是“五·一六”不要抓，是要把重点案件抓一抓。我们的条件很好，现在全国都在抓“五·一六”，搞协同作战，在毛主席亲切关怀下，不断得到中央的帮助。全国抓“五·一六”的形势很好，北京地区又是重点。
第六建筑公司四营共有职工1052人，在一段时间里20几天，搞出“五·一六”嫌疑283人，占职工总数27%，占在职干部43%，占党员28%，占老工人26%，不少人都“揪斗”了。好一点的“帮促”，搞过揪斗、“帮促”的占60%。
面宽的有的到了30%、40%、60%，有个单位把一派群众组织都说成是“五·一六”，这不对嘛！现在我们要注意一个问题，我们的面搞大了些，有乱咬乱供的现象，也有逼、供、信，以假乱真，真真假假，真假难辨。我们有的同志对这个问题还没有重视起来，这就不能很好地把“批清”运动深入下去，或者上当搞乱。有的工厂把二分之一的职工都搞成了“五·一六”嫌疑对象，还有的把一派组织90%列为嫌疑对象，有个人一供就二、三百。清华有个人某年某月，有一天他坐什么车，带什么手枪，去钓鱼台捉谢副总理，进的哪幢楼，谁接待的，怎么进去的，怎么出来的，说得很玄呼，经过研究，认为是假的。给他说“不对”要他推翻。他说是真的。后来问他进去见到了什么，他说进去那里有“钓鱼台”三个字。进门地方恰恰没有。经过很多工作後，他才说交代的是假的。
火烧英代办处是重大的反革命事件，大量事实证明“小老百姓”，王关戚、杨余傅、姚登山、周景芳这些王八蛋们搞的，他们污蔑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说要大干一场，搞了四十八小时的最后通牒，现在查实了，他们操纵了“反帝反修联络站”的坏头头任佩衔。“红联站”这些头头历史很复杂，是周景芳插手管的。拿周景芳来说，他是叛徒、特务，认日本翻译的母亲为干娘，他是带着任务混进革命队伍来的。都是“小小老百姓”、王关戚、杨余傅这伙乌龟王八蛋搞的。还有一个“批陈联络站”，蒙蔽了不少群众，冲砸英代办处，搞打、砸、抢，点了第一把火，但谁派点的，现在还没搞清。我们工代会徐凯、王景瑞这些人也做了些具体希望，这些人都是戚本禹、周景芳安插的。
“围困中南海”是以揪刘为名，向中央施加压力，也是“小小老百姓”王关戚这些人干的。他们提出“谁不让揪刘少奇就揪谁”，大家可以想一想，谁能决定不让刘少奇出来，不单是总理能决定的，这就不难看出，他们把矛头对准谁了。当然围困中南海的不一定都是“五·一六”，有20万人，四千多个组织参加，但阴谋策划的是一小撮，多数是受蒙蔽的，是不明真象的。
“揪军内一小撮”实际上也是“小小老百姓”他们搞的，现在查得很清楚了，连“小小老百姓”的手稿也搞到手了。这个问题不是从“七·二0”才开始的，而是从一月就着手了。一到八月他们通过报刊发表了一百多篇反军文章，说在八月间要掀起总攻击，进入夺军权的阶段，把矛头指向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妄图搞乱人民解放军，指向新生的革命委员会，妄图达到篡党篡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
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二日，陈伟在燃料化学部谈清查“五·一六”
一九七一年十二月，谢静宜向毛泽东汇报清查“五·一六”问题时，毛泽东说：“没那么多吧？有的是打击报复打成的吧？”
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二十日，吴德关于清查“五·一六”的讲话精神
现在是“左”的右的都有，值得注意的是面大了一些，谢静宜同志向主席汇报时，主席说：“没那么多吧？有的是打击报复打成的吧？”
一九七二年四月，吴德关于清查“五·一六”的讲话
围困中南海，参加有的有四千多个组织20多万人，现在拟列为“五·一六”反革命分子重点审查的不过30几个人。又如火烧英代办处，参加的一万七千人，现在拟列为“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审查的不过十几个人。
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八日，毛泽东会见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时的谈话
毛：我们这个国家也有人家骂我们，说是整了左派。我们的“左派”是什么一些人呢？就是火烧英国代办处的那些人。今天要打倒总理，明天要打倒陈毅，后天要打倒叶剑英。这些所谓“左”派现在都在班房里头。
周恩来：头子在班房里。
毛：那些年轻人是受骗的。我们这里早几年天下大乱，你还不知道呢。
班：我听说了一点。
毛：全国各地都打，全面，内战，就是ALl-ROUND CIVIL WAR。 现在好多了。
班：就是自己人之间打内战吗？
毛：两边都发枪，一共发了一百万支枪吧。这一派军队支持这一派，那一派军队支持那一派，打。
周：名义上是抢枪，实际上是送枪。
毛：他们外交部，她们（指王海容、唐闻生）这一派是“右”派，就是保守派，靠边站，弄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
班：为什么？
毛：被那些“左”派夺了权。一个半月，权不在我们手里，在那些所谓“左”派的手里。这些所谓左派，其实就是反革命。没有多少问题，几个月过去了，几年过去了，总后台的人现在也过去了，叫林彪。（班夫人点头）坐一架飞机往苏联去，其目的是想见上帝。
班：见上帝？
毛：是啊，摔下来了，见上帝去了。
班：噢，我明白了。（众笑）后来飞机怎么样了？我不大清楚。飞机掉下来了，还是过到苏联去了？
毛：我也不知道。他自己要摔。
第二部分 本节简论
清查“五·一六”的工作，拖延的时间很长，从一九六七年八月开始，直到一九七二年上半年才基本结束。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各个阶段有不同的特点。
第一阶段：一九六七年的八、九、十月，这时在北京的一些高校发现了一个名为“五·一六兵团”组织，专门进行炮打周恩来的活动。这个组织的少数头头被群众扭送公安机关。
第二个阶段：一九六九年五月至一九七0年三月，
一九六九年五月，毛泽东批评北京市不抓“五·一六”。 一九六九年六月二十八日，周恩来说“五·一六”的后台就是王、关、戚。
一九六九年八月，江青说：“五·一六”的后台是杨、傅、余、王、关、戚。“五·一六”不仅北京有，别的地方也有，一定要搞出来。他们的组织一定要摘掉。
由此以后，北京及全国各地开展了批判极“左”思潮和清查“五·一六”的活动。当时有—部分单位提出：“对‘五·一六’也要—碗水端平。”也有的单位搞得冷冷清清，不发动群众。
一九六九年十月，毛主席指出，不挖“五·一六”就是右倾。
一九七0年一月二十四日，周恩来说：（“五·一六”）有两个系统：大的以学部为中心，还有外事口、政法口、农林口、工交口、文化口、教育、宣传、民族、统战，军队一个口；还有学校叫小“五·一六”，大专院校以学生为主。
一九七0年二月，毛泽东说：反革命“五·一六”阴谋集团是一个秘密组织，数量很少，不要乱挖，面不要太宽了。
一九七0年三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通知一方面指出有些人认为根本不存在“五·一六”反革命集团，对清查“五·一六”极为抵触，甚至为他们翻案，是完全错误的。另一方面又指出：现在，有些单位出现了扩大化的倾向。目前有的单位在过去公开的群众组织中也大抓“五·一六”，有的单位七分之一以上的人都被打成“五·一六”分子。
此后几个月，清查工作暂时停顿了一下。
第三阶段：一九七0年十月至一九七二年上半年
一九七0年十月二十日，毛泽东指出：“‘五·一六’问题，不能一风吹。”
一九七0年十一月，周恩来多次讲话强调指出；一件事在实践中要反复好多次，才能认识。‘516’问题，又搞又不搞，一会儿说扩大化。今年三·二七发了个指示，又变成一风吹了。运动规律就是这样，几番起伏。这次无论如何要追到底
此后与批陈整风、批林整风相结合，重点在查阴谋活动，而不在于五一六这个组织。
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八日，毛泽东会见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时说：我们这个国家也有人家骂我们，说是整了左派。我们的“左派”是什么一些人呢？就是火烧英国代办处的那些人。今天要打倒总理，明天要打倒陈毅，后天要打倒叶剑英。这些所谓“左”派现在都在班房里头。总后台的人叫林彪。
清查的结果如何呢？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一日吴德关于“批清”运动讲话：
他说：北京市的运动有一百多万人参加，经过群众议，摆、查，揭发出有“五·一六”嫌疑的人有五万七八千人，触动的有一万四五千人，办各种学习班的包括留宿的，走读的三四千人，根据大家报的重点人七百多人。
他说：有好的经验，也有坏的教训。如有搞逼供信的，违犯政策的，也有打死人的，“五·一六”也不应该打死嘛！有的说白天不出活，晚上出活，夜间熬夜搞体罚，搞逼供信，指供、诱供，第六建筑公司四营共有职工1052人，在一段时间里20几天，搞出“五·一六”嫌疑283人，占职工总数27%，占在职干部43%，占党员28%，占老工人26%，不少人都“揪斗”了。好一点的“帮促”，搞过揪斗、“帮促”的占60%。面宽的有的到了30%、40%、60%，有个单位把一派群众组织都说成是“五·一六”，这不对嘛！审查重点人，重点人说不清楚了，就把职工名单交给他看，他就在上边画圈，一画一二百。有的工厂把二分之一的职工都搞成了“五·一六”嫌疑对象，还有的把一派组织90%列为嫌疑对象，有个人一供就二、三百。
他们是一小撮，不像我们现在说的那么多，有五六万人，可编一个军。
他说：有些重大案件，可以说，基本查清了。如夺外交部大权，围困中南海，火烧英代办处，揪军内一小撮，夺中央的权，财政部闹得最厉害。为陈里宁翻案。
火烧英代办处是重大的反革命事件，大量事实证明“小老百姓”，王关戚、杨余傅、姚登山、周景芳这些王八蛋们搞的，他们污蔑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说要大干一场，搞了四十八小时的最后通牒，现在查实了，他们操纵了“反帝反修联络站”的坏头头任佩衔。“红联站”这些头头历史很复杂，是周景芳插手管的。拿周景芳来说，他是叛徒、特务，认日本翻译的母亲为干娘，他是带着任务混进革命队伍来的。都是“小小老百姓”、王关戚、杨余傅这伙乌龟王八蛋搞的。还有一个“批陈联络站”，蒙蔽了不少群众，冲砸英代办处，搞打、砸、抢，点了第一把火，但谁派点的，现在还没搞清。我们工代会徐凯、王景瑞这些人也做了些具体工作，这些人都是戚本禹、周景芳安插的。
“围困中南海”是以揪刘为名，向中央施加压力，也是“小小老百姓”王关戚这些人干的。他们提出“谁不让揪刘少奇就揪谁”，大家可以想一想，谁能决定不让刘少奇出来，不单是总理能决定的，这就不难看出，他们把矛头对准谁了。当然围困中南海的不一定都是“五·一六”，有20万人，四千多个组织参加，但阴谋策划的是一小撮，多数是受蒙蔽的，是不明真象的。
“揪军内一小撮”实际上也是“小小老百姓”他们搞的，现在查得很清楚了，连“小小老百姓”的手稿也搞到手了。这个问题不是从“七·二0”才开始的，而是从一月就着手了。一到八月他们通过报刊发表了一百多篇反军文章，说在八月间要掀起总攻击，进入夺军权的阶段，把矛头指向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妄图搞乱人民解放军，指向新生的革命委员会，妄图达到篡党篡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
但是，历史证明：
第一，从事件来说，“火烧英代办处”、 “围困中南海”、 “揪军内一小撮”等，是极左的、过火的行动，但并没有足够的证据说明是反革命阴谋活动。
第二，从组织来说，这些行动不是“五一六反革命组织”搞的，而是各种群众组织进行的。
第三，从个人来说，“王关戚”不是反革命分子，不是五一六组织的后台；“杨傅余”也不是反革命分子，不是五一六组织的后台；即便是陈伯达，也没有证据说明他就是这些事件的幕后指使人，是五一六组织的黑后台。
一九六九年以后的清查反革命阴谋活动，真正的反革命阴谋活动分子，如“林彪反革命阴谋集团”的大小舰队等等，并没有抓到，反而主要起到了打击革命造反派的作用。
| 
发表于 2010-11-1 01:02: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