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健国：文革将来要重新评价”---钱理群的“文革”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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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将来要重新评价”

---钱理群的“文革”观

朱健国

（本文原采写于1998年11月，钱理群先生当时审订后建议“暂不发表为好。”一晃八年已过，“文革四十周年”和“文革结束三十周年”纪念日已来到，关于文革稿约不绝。自觉“暂时”已过，此文应该到了“自主问世”之时了。——题注）

　　冬天又来了。这是1998年的初冬。距离1966年的那个冬天，正好“故园三十二年前”。

　　有一个人忽然回忆起了32年前的那个冬天。他没有时髦地全盘否定那个冬天，也没有古怪地全盘赞扬那个冬天，他只是如实地说明自己对那个冬天的真实想法。他分明想站在一个新高度重新审视那个冬天。在此之前，他专研现代文学史，研究鲁迅、周作人、研究胡风。即便近年从学术转向启蒙，也至多越界到“反右”---为思忆反右，思忆北大右派，他新近发出寻找当年北大右派今日踪影的“特别寻人启事”。此事正在轰动，可是当事人却又冲向下一个新目标：在几个人的访谈下，他猛然越过自己思想的边界，大胆闯进六十年代、七十年代,长驱直入文革研究禁区！

　　时维1998年11月15日下午，一场大雪前的狂风正在京师呼啸；其地是北大燕北园教工宿舍区，一套北大一流而广东科长们不屑入住的小三房；其人是北大教授钱理群先生，1998年北大最活跃的启蒙思想家（几年后，人们却微辞钱理群先生有“新左”迹象。是否属实，有待定论。）

　　　　　　　　　　　　　　坚决反对“全盘否定文革”

　　去汉阳归元寺看过五百罗汉的人，见了钱理群先生，往往会想起其中一位罗汉。京戏“黑头”似的身段，列宁似的大秃顶，加上一对随时闪射嘲讽与反抗的眼睛，让人一见便有“此公不可等闲”之感。

果然，钱理群“思想无禁区”，开口便又露出他的一个大胆奇特思想：文革有“前文革”和“后文革”两个文革。其实“文革”初期，让平民有一种思想大解放之感。这种解放当然是有限的，但毕竟也是当时的一个解放。

与官方要求必须彻底全面否定那个“冬天”的定论相比，钱理群此言可是反潮流的惊天之语。钱理群当然知道，1981年6月27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已钦定：“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但钱理群仍然坚持自己的实际体验与观察，坚决反对“全盘否定文革”。

　　钱理群缓缓道出他的根据。

那个冬天，1966年，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的高材生钱理群，因“出身不好”，已经虎落平阳，在贵州安顺地区卫校当了5年语文教师。按一般人的想法，此种境遇，只有颓废玩世了。但钱理群却想，人生要有“狡兔三窟”，要有多种生存方式。第一窟，他就当个教员好了，反正从小就有教师梦。第二窟，做个业余研究者，专研鲁迅。有了这样的想法，他便身在荒山，胸有锦绣。精神抖擞，上班就全心教学，把个初小文化的班在三年内教成高中水平；下班便读鲁迅，住进学生宿舍，和学生们半夜里爬山、画画，呤诗，迎初升太阳，冒顷盆大雨，或打伞画雨中风景，或望北斗迎风长歌……那时他的诗充满浪漫，他的画一派象征，他的文章如万马奔腾。尽管因教学法与校长矛盾日益激化，但他的精神并不压抑，他甚至预感到让他出气的时机要到来。

“文革不是偶然的，不仅是高层人物之间矛盾的引发”

对于“文革前夕”“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回忆，钱理群至今充满深情，那是一个物质贫乏、肚皮空空而理想激荡的年月。

　　“对于文化大革命，我是有精神准备的。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文革不是偶然发生的，在文革之前，实际上有很多矛盾已经在孕育，我们在经历、体验之前就已经孕育了很多矛盾。印象很深的一件事就是，我们有一个副校长（贵州安顺地区卫校），他原来也是党内的高级干部，因与当时的省长有矛盾，他原本是个省级干部，后来在‘党内斗争’中被打成反党分子，贬到我们学校当了副校长。虽然他受贬了，但是在学校里还是共产党高干的那套作风，很跋扈的一个人。有一次全校教研室工作会议上，我和他吵起来。其实很小的一件事，他要扶持他那个在我们教研组的亲戚，而那个人在教研组群众关系一贯不好，大家都反对他，我就发言反对，结果就和他吵起来。这个副校长颇有马列水平，他搬出一套套的马列主义理论来教训我，当时我也是年轻气盛，我说只有你懂马列，我就不懂吗？我马上跑回寝室抱回一大堆马列主义的书来……这就不得了，把他给得罪了。他马上就派老师监视我，而且我本来是“五好团员”的，把我的名字也抹掉了，马上就对我采取行动，把我气得火冒三丈。不久，我们这个学校新来了一个党支部书记，这个党支部书记当时就和校长发生矛盾。这个事发生在1964年，我这人比较敏感，64年全国搞‘大批判’的时候，我就感觉到可能大变动的到来，我就觉得肯定有说话的机会。所以我就开始准备。校长不是整我吗，他每次整我，我都把它记下来，心想总有一天我会找到机会说话，你整我，总有一天我也要批你……就搜集他的材料。我到现在一直还保留有他的材料，就是这么个原因。那时我就已经感觉到了一个大运动的即将来临，那么小的一些事，干群却如此隔膜，这社会这样一种状况，群众和干部的不可回避的矛盾那时就已经孕育，这矛盾发展，文革就一定要起来了。所以根据我的经验，文革不是偶然的，不仅是高层人物之间矛盾的引发。它可能是这些上下矛盾经历了一定阶段积聚后的最终总爆发。

“后来那个校长跟支部书记闹矛盾，支部书记就找我谈话，对我表示支持。我当时觉得党是英明的、伟大的，能理解我。谁知道我紧接着又和支部书记发生了矛盾了。我那性格真是奇怪。我自己总结我和领导的关系是‘三部曲’：最初的时候，领导都非常信任我这个人，因为我好用，工作又认真努力，能力又很强，他要什么，我可以给他什么，那当然是一个好用的人。但很快就因为我的不驯服、爱提意见，和他发生冲突。然后第三步就是被整。我和所有的领导都是这样，喜欢冲突，而今我在北大也是这样。所以领导总是开始的时候信任我，因为要利用我，但我又犯了‘错误’。什么原因呢？当时我后来有一个悲剧发展。校党支部书记发展了一个党员，一个学毛著积极分子，这个老师我跟他很熟，关系还不错，但是他对人很假。比如说，有一天他去作报告，他是学毛著积极分子，他要求我们学毛主席著作，他说：学了毛著，我眼睛就亮了，任何黑暗我都看不见，我就只看到光明了。我说这很荒唐，看不见就是看不见，怎么学了毛著以后眼睛就亮了呢，黑暗也变得光明？支部开会提意见，说争取群众的意见，其实那只是形式主义，走过场而已，其实学校的老师都很反感这个老师，但是谁也不说话，就我敢公开发言，我一发言就引起所有老师都赞同我的观点，实际上一些党员也赞成我的观点，结果支部书记就没面子，从此我又得罪了这个支部书记，我当时还不知道。”

“ 两个文革”

在钱理群心中，实际存在着“两个文革”——1966年10月至12月，是一个“有限思想解放”的民主（造反）文革，“一月夺权风暴”后则是“反奴役的革命异化成新奴役”的专制文革。文革至少有两个月的“有限思想解放”。

钱理群靠着书房的沙发，凝望着一排新书柜，缓缓说道——

　　“文革一开始，一看报纸上毛主席支持聂元梓，当时我就非常兴奋，觉得这正是多年来我要说的话。那时我在住医院。我下乡劳动的时候，住农民家，被蚊子咬了，生了病，学生送我住了医院。于是在医院里我连夜赶写大字报，检举校长。但是我的大字报还没贴出去，就被校长抢先了一步，把我打成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因为当时支部书记也在乡下，只有校长在校里主持工作。把我打成反动学术权威，这很荒唐，当时我才二十多岁，怎么算一个反动学术权威？可能因为那一带，还只有我是从北京来的大学生。后来支部书记回来，又把校长打成牛鬼蛇神，把他打成反革命，我俩竟然关在一个牛棚里。这样一开始，我就被打成反动派，当时把我们软禁在我的寝室里，派两个学生跟我住在一起，日夜临视着我的行动。因为我反对那个学毛著积极分子，他们就说我就是反对毛泽东思想。结果有个女同学就站出来为我辩护，她就说这话好像不通，钱理群反对这个老师，怎么就是反对毛泽东思想？为什么呢？因为那个老师是他们班主任，她也对他的假话不满。结果后来就把她也打成反革命，她不久就去跳楼自杀了。

　　“我就被软禁关着差不多三、四个月吧。一直到66年10月份，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时候，我才解放出来。学校里也一直没给过什么职务给我，根本不可能，我曾经申请过，连班主任也不让当啊。我申请当班主任，因为我和学生关系实在是太好了，后来我又有一条罪名就是‘和党争夺青年’，我一直到现在都是这个罪名，因为我走到哪里，我的周围都有青年圈子，在任何一个地方都是这样。所以我害了那个女青年。文革一开始，打倒‘三家村’，我害了很多人，因为我和学生接触太密切，又是运动，又是演戏，又是黑板报，每一件事都是由我带领他们。当然我和很多学生都有联系，以我为首，打了很多的小‘三家村’。后来所有的学生都对我反戈一击，甚至捏造、编造很多没有的事，这些东西都够厉害的，令我很难堪。

　　“当时我们在底层的感受和上面是不一样的，上面所涉及的人物，是陷入了一场文革路线斗争中的毛、周、刘、邓，似乎是人与人之间的斗争。其实在我们下面看来，当时我们的感觉实际上是一场思想大解放，真正的思想大解放。实际上文革对普通老百姓来讲、对受压了的人来讲，它当时批判一切，就是要打破各种迷信，各级党组都瘫痪了嘛，都搞掉了嘛，然后它理论上提出是批判赫鲁晓夫，怀疑一切。他提出的口号是马克思的话，马克思的座右铭是‘怀疑一切’，这怀疑一切是对所有的人，所有的领导干部都要怀疑，所以我们的感觉是一场思想大解放，尤其像我这样受压抑的人。所以我觉得对文革的态度跟自己所处的地位是有关系的，像我们这种受压抑的人，当时的感觉是一个大解放，根本不见得是什么灾难。文革将来要重新评价，我说是非常复杂的。文革的主要问题是‘解放思想有限制’，解放思想的前提是崇拜毛泽东，就是在他一人的控制下，进行一种他批准的思想解放，是有限解放，但是毕竟是一个解放。当时所有的党支部组织都瘫痪了，只有百姓的造反组织在活动。当时群众在毛的控制下这是肯定的，这种解放是有限制的，但是确实是有不少思想解放。当时我们简直是兴奋得不得了，而且整个社会秩序非常之好，根本没有小偷，连小偷都革命了，那个局面跟‘***’前后非常之相像。但是时间不长，大概从十月份到十二月份，到一月份就不行了，一到夺权闹革命、‘一月风暴’搞武斗，那性质就转移了。但是，在此之前，我觉得十月到十二月之间，那确实是某种程度的一个思想解放，特别对下层，当时我们的感觉就是这样。

　　“但是后来我在卫校里边挨整，就完全属于校领导的报仇思想，他就不肯给我平反。曾给我平反几天，后来又收回了平反。这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后来他们抄我家抄出来很多诗。比如有一首诗，就是我刚上大学时写的，当时我意识到中央领袖的仕途不见得平坦，就发了一下‘诗小二’的幻想，诗里的意思大概就是说，没有人能一马平川。有一首诗我又以踢球来比喻，说球可以踢到地球的另一面去。那地球的另一面就是美国啊，当时我为了押韵，说我要一跟斗翻到西雅图去，因为西雅图的“图”字比较押韵。这可不得了，当时解释不清楚的。因为当时美国是我们的敌人，而我的哥哥又在美国，我们家庭是那么复杂，那么你一跟斗要翻到美国去，你不是想叛国是什么？你解释不清楚，就凭这一首诗，就你甭说别的。我也解释不清楚这是怎么回事，只好戴着一顶‘三反’帽子走路。

　　“文革后来社会上分两派，你想，像我这样的家庭出身，我父亲在台湾，是一个高级官员，在贵州那小地方，一听就吓坏了，认为接触我这类人，是很危险的，包括那些毫无理由怕我的人。但是这种情况下，我越要参加造反派，我非常积极，所以整个造反、革命过程我都参加，我没有消极过一天。后来我自己组织了一个组织，后来又参加了一个红卫兵组织，又给红卫兵开除，开除又参加，反正乱七八糟，但是他们总用得着我，因为我是写大字报的好手。

　　“我这种性格就是反叛性格，先前的校领导我反，革委会成立我又反对革委会，这个过程当中，实际上我确实是坚定的毛泽东主义者。不过，在我看来，文革有两个毛泽东，一个是专制体制代表的毛泽东，另一个就是反叛这种专制的毛泽东，毛泽东也是现行体制的反叛者。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有一个判断：中国已经出现了特权阶层，肯定出现了特权阶层。这点我们在基层是体会很深的，特别赞同，所以他提出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是非常得人心啊。当时人们都有把特权与资本主义划等号。这是我的亲身体会。文革中我们为什么反对‘新生的革委会’，因为革委会一诞生就又建立了一种新的压迫，新的特权。所以我这人一辈子都是坏家伙。但是我看得很清楚啊，我就要反对新特权。而毛主席他支持你反对除他之外的新特权啊。毛泽东他实际上有两面，他有反派的，所以当时我们忠于你的很多。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我个人来讲还有一个原因，就毛泽东和群众的关系，就毛泽东和群众的心是相通的，而我也绝对跟毛主席的心是相通的。一方面，他们两个都是很不定的灵魂一样极有反抗性，不断探索，不断地灵验，就凭这一点，我们当时就非常敬佩他，他能有这样的胆量把自己建立起来的党摧毁了，而且居然做到了，这个我觉得非常了不起，我一直非常崇拜他。但是我们以后对他的另一方面，对他的文化等方面，当时我们的感受就更大，因为我们处在一个社会的底层，处在一种被压迫的状况，所以一直对他是很崇拜的。那后来就是，我这篇文章也谈到了，林彪事件以后就开始有些变化了，考虑一些问题，但还没有回到他身上。林彪死了以后，我们又经历了第二次思想解放，紧跟着就是这个问题，那么这个时候在我周围就出现了一批青年人，就是文革的中后期，因为我文革这个时候是和青年人在一起的，和红卫兵在一起，尤其到中后期，我当时的影响就逐渐地扩大。在文革中我的遭遇很多了，有被抓了回来，逃到北京，从北京再抓回去。那么我就团结了一批年青人，这批年青年人基本都是我本校，也有的在卫校教书嘛，后来到师范学院去教书，但是我的影响就超过了，我的成绩就赶上了地区一个非常出名的人物，因为像我这样的人，还能不断地反抗他们，也是够厉害的了，而且我曾在全城万人游斗，挂着牌子在大街小巷游斗，所以我在那几乎都是家喻户晓的人物，人家都知道我，一直到现在，贵州还流传着很多关于我的神话。这个你可别写，因为我后来又考上北大研究生，就已经不得了了。

　　“最后我们就开始讨论，就是中国何处去、世界何处去的问题。这是71年以后。我大概74年到了四川去了，住在一座水库旁边，离城比较远，就那个时候我的周围有工人、知青、民办教师、社会青年这一批人，我在那地方当时是非常最出色的，我自然就成了一个中心人物，把那个地方的青年人组织起来，紧跟在我们周围，我们每个礼拜六、礼拜天见面，当时过的是一种毛泽东的那种“身无半文，心有天下”的生活。”

　　　　　　　　　　　　“阳谋”恩赐“有限民主”

　　在没有听钱理群这番话之前，我一直以为高呼启蒙的钱理群一定是个彻底否定文革派，不料他竟是如此说法：文革可分两个阶段，初期是一人之“人治”下的“有限思想解放”，后期，也就是1967年1月后，文革才因“文攻武卫”、“成立革命委员会”、“一打三反”、“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等等专制运动又成为一个新的奴役时代。

有些“点睛之笔”虽然钱理群尚未明说，但“听话听音”，人们顺着“钱语”向前，便可以发现，文革的演变，正是20世纪中国无数次“异化革命”的缩影，反奴役的革命，往往到后期便又成了新的奴役——孙中山的民国革命如此，袁世凯、段祺瑞等军阀政治如此，鼓吹“中国只有一个党、一个主义”的蒋介石如此，而亲自加添“毛主席万岁”口号的毛泽东更是如此。文革从“红卫兵”阶段到“革委会”阶段的历程，就是一部反奴役者又成为新奴役者的历程。笼统地把文革当作一次从出发点到结果都是罪恶的运动，有失客观，难辞草率与浅薄。只有看清文革初期的“有限思想解放”圈套，才能理解为什么那么多自由思想者狂热地投入到文革中去。文革的本质是专制者运用人治下的“大民主”手段维护专制，是皇帝以“阳谋”恩赐“有限民主”与臣民，借以诱骗平民开展“假民主真保皇”运动。

奇怪的是钱理群对毛泽东的崇拜至今不衰。

钱理群说：文革时，“实际上我确实是坚定的毛泽东主义者，在我看来有两个毛泽东，一个是专制体制代表的毛泽东，另一个就是反叛这种专制体制的毛泽东，毛泽东是这个体制的反叛者。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有一个判断，他说中国已经出现了特权阶层！肯定出现了特权阶层，这点我们在基层是体会很深的，特别赞同，所以他提出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是非常得人心啊！我们亲身体会，我们为什么反对革委会，因为革委会建立一种新的压迫。所以我这人一辈子都是坏家伙，但是我看得很清楚啊，我就要反对你，而毛主席他支持我反对啊！毛泽东他实际上有两面，他有反派的，所以当时我们忠于他的很多。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我个人来讲还有一个原因，就毛泽东和群众的关系，毛泽东和群众的心总是相通的，而我也绝对跟毛主席的心是相通的。我们当时就非常敬佩他，他能有这样的胆量把自己建立起来的党摧毁了，而且居然做到了，这个我觉得非常了不起，我一直非常崇拜他。因为我们处在一个社会的底层，处在一种被压迫的状况，所以一直对他是很崇拜的。后来林彪事件以后，林彪死了以后，我们又经历了第二次思想解放。”

　　钱理群为何对文革有如此独特的想法？

　　这也许要从他的家世说起。

　　钱理群说，他的家庭是一个一家两党制。国共两党、进步与传统都在他家里大有市场。从上辈人说，他的外祖父是一个维新派。外祖父项兰生，深受著名维新派学人王韬的影响，是中国第一批维新派成员。因为外祖父的影响，钱理群的大哥钱宁，成为一个投身革命的自然科学家，钱宁早年在美国跟着爱因斯坦的儿子小爱因斯坦研究水利、泥沙，1954年，在周恩来的邀请下，冲破重重封锁，继钱学森之后也回到了祖国，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而二姐与三哥，早在抗战时便参加了新四军，二姐夫丁毅，就是著名革命现代歌剧《白毛女》的剧作者。所以革命的影响、共产党的影响，在钱理群家有着三代相沿的传统。

　　但是，到了钱理群的父亲，情况则有变化。钱父是由清华派出的中国第一批留美学生，和胡适同学于美国康奈尔大学，都是学农（胡适是后来自己转文科），钱父是《科学》杂志最早的编辑，与竺可桢、胡明复、赵元任都是老朋友。钱父1919年回国后，先任中央农业实验所所长，后来在蒋介石专家入阁的方针下，成为了国民党农林部常务副部长，主持全国农林工作。其间曾在联合国负责粮油部门工作。1949年，钱父随蒋介石到台湾，为台湾农业复兴做出重大贡献，1972年钱父去世后，国民党人为纪念其对开发金门岛的业绩，在金门岛上为其树立了一个铜像。

　　在钱父的影响下，钱理群二哥也加入了国民党，大学毕业后进入国民党外交部，后来也去了台湾，成为国民党驻美旧金山领事，虽然后来又脱离国民党政府，在旧金山经商，但思想体系是属于国民党的。

　　在这样的一家两党背景下，钱理群作为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的新中国人，始终受到的是一种虽无大苦难，却从不受信任的“敬而远之”。当年的“官僚资本家”成份虽然没有剥夺他上北大（后转为人大）的权利，甚至也最终让他加入了共青团，却在最终的职业分配上让他流放到了贵州的一个专区的卫校。以普通人来说，这并非什么坏安排，以钱理群的才学与家世来说，这可是一种无情贬谪与流放。

　　正是这种不痛不痒的轻罚生活，使钱理群在反右中没有多发意见，忍至文革初期，终于一朝喷发，淋漓尽致地表达了自己对官僚体制的强烈不满情绪。

　　钱理群正是从自己的切身经历，如鱼饮水、冷暖自知，感到文革初期尽管有崇拜红太阳迷信，但在一个迷信之下，还是有许多思想解放，也还是在一个大禁区之下开放了一些小禁区。可否说文革是一种绝对限于体制内、皇权下的“有限短期思想解放”呢？

　　钱理群认为文革是“两个毛泽东在打架”，民主自由的毛泽东与专制极权的毛泽东打架。这种想法来源，最终可能在于他一家既受过共产党的恩惠与教育，又受到共产党的折磨与摧残。

　　钱理群现在不平的是，他家中追随国民党干事的人，身后却受到了海峡两岸百姓和文化界的礼遇，而他家为共产党献身的人，则生前受尽不白之冤，死后不明不白，功绩湮没。他觉得这真是不公平。

　　　　　　　　　　　　在学术与启蒙中间转换

　　钱理群早年禁想当作家，后来发现自己细节感光力不强，自知之明地转为学术研究。1978年以39岁的极限年龄考入北大研究生班，一直以学术为业。可是近些年，他大写随笔、大写思想评论，大编“新语文”，分明从学术转为了思想启蒙。他觉得，有了多年研究鲁迅与现代文学史的功底，应当做几年启蒙工作，因为对社会最直接的帮助，往往是思想启蒙。但是，如果老是“启蒙”，而不做学术，则又会重复老调，没有新思想了。在学术与启蒙中间转换，才能真正做好学术与启蒙。钱理群因此宣布，他目前已感到思想空虚，需要重新回到学术研究上去。

　　翻读钱理群已有著作与文章，研究文革的专论还不见。此时访谈中关于“两个文革”的评说，此是第一次公布。

　　我想，像钱理群这样有实践有理论的“学者型文革亲历者”是不多的，如果钱理群先生能够抓紧把有关文革的学术研究做出来（不论其中是否有“新左”思维），再尽快变为启蒙话语，那么钱先生将又作出一份新贡献。不论其意见是否正确，都对丰富文革研究有所裨益。

　　这也许不止是我一个人的期望。


附：钱理群简介

　　钱理群，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著名文学史家、鲁迅研究专家；1939年生于重庆（祖籍杭州），1945年回南京定居，上中央大学附小、南京师范学院附中，1956年考入北大新闻系，1958年，北大新闻系与人大新闻系合并（因为北大新闻系的记者应博学败于人大新闻系的记者是喉舌之观点），1960年在人大新闻系毕业，分配到中国作办，两个月后回作协报刊精简退回人大重新分配，遂分到贵州安顺地区卫生学校任语文教师。文革中被批斗。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现代文学研究生，师从王瑶教授，1981年留校任教，1985年开始发表自己的声音，1992年成为博士导师；2002年从北大退休， 2004年春到母校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义务教中学语文。

　钱理群著作目录
1.《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与吴福辉、温儒敏等合作），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出版，1998年重新修订，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2.《心灵的探寻》，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7月出版。
3.《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与黄子平、陈平原合作），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9月出版。
4.《周作人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0年8月出版。
5.《周作人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8月出版。
6.《心系黄河——著名泥沙专家钱宁》，科学普及出版社1991年9月出版。
7.《丰富的痛苦——堂吉诃德和哈姆雷特的东移》，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5月出版。
8.《人之患》，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9月出版。
9.《大小舞台之间——曹禺戏剧新论》，浙江文艺出版社1994年10月出版。
10.《绘图本中国文学史》（与董乃斌、吴晓东等合作），祥云（美国）出版公司，1995年7月出版。
11.《精神的炼狱——中国现代文学从“五四”到抗战的历程》，广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出版。
12.《名作重读》，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年出版。
13.《世纪末的沉思》，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出版。
14.《压在心上的坟》，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
15.《1948：天地玄黄》，山东教育出版社1997年出版。
16.《漫说文化》（与陈平原、黄子平合作），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出版。
　　

1998年11月29日一稿，2006年4 月5日二稿于深圳“早叫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