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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最之
原打算将中小学期间的经历集为一篇，叫“书山路漫漫”或“学海苦行舟”，因年代久远，收集查找中学阶段资料很费事。应红岛校友“33年後”讲讲红岛的故事之邀，干脆先发已完成的小学部分。看能否在部落找到更多红岛校友和当年的红卫兵小将。
一、幸福童年
自然灾害肆虐粮食紧张的1960年，我在海南行政区机关幼儿园上大班。园长（主任）严慕慈是区党委林副书记的夫人，一个身材高挑慈眉善目的好阿姨。保育员梁月华，广州人，据说后来当了25小校长。 那时幼儿园每个班都有两个大王，男大王是最能打的，女大王是最漂亮的。记得男大王叫国光，姓什么我忘记了。我上一年级后他留级仍在幼儿园大班，我感觉我上小学了，应该比幼儿园的厉害了，还回幼儿园和他比试过一次摔跤，以我输结局。女大王叫罗琼，区行署副主任的千金，但她为人谦卑随和很是大方。记得那时海南的紫心地瓜非常罕见，罗琼就曾经带很多到班上来，不仅把我们吸引，连保育员都过来和我们分享啦！印象中那时幼儿园管理、教学、伙食都很正常，没有受到大气候影响。有次宰海龟改善伙食，我们都去围观。100多斤重的大海龟，冲着我们点头流泪，害得我们也跟着伤心。吃饭时，竟没人动筷子夹海龟肉。梁阿姨反复给我们解释，海龟的眼睛后面有盐腺，通过流泪的方式，把体内多余的盐分排出。这是海龟的正常生理现象，并不是海龟伤心落泪。那时侯老师阿姨的话就是圣旨，我们才敞开肚皮把肉呀菜呀一扫而光。我父亲那时在县里工作，加上有不少农村亲戚，记忆中没有吃糠咽菜，没有吃了上顿无下顿，没有饿得肚皮贴到脊梁骨。可惜的是我妹妹，赶上那年出生，我母亲坐月子没喝过一口鸡汤，只吃过几只兔子和儋县副县长李坚特批的50个咸鸭蛋。
我的初小阶段是在海南红岛小学分校度过的，海南红岛小学的前身是1953年9月创办的海南革命干部子弟学校。海南是1950年解放的，紧接着清匪肃反土改，管理新城市维护新秩序，百废待兴。军队及地方干部进城后日理万机，随父母进城的干部子弟（包括烈士后代）的管理教育是个棘手问题，慢慢引起了领导重视，被提到了议事日程。区党委区行署会议一致通过，为解决海南县级领导子女教育问题，有必要建立一所学校，这就是海南革命干部子弟学校。那时入学学生起码是科级干部子女，名单由区行署人事处审核把关，不须交学费，学校每月按18元的标准提供供给。1954年下半年，为与全国各地同类学校保持名称一致，海南革命干部子弟学校更名为海南育才小学。1957年，为解决小学生毕业升学读书问题，区行署决定在原小学部的基础上增设初中部，同时撤销育才小学，成立二中附小。就这样，海南育才小学于1958年更名为海口市二中附小。1961年，市二中附小解散重组，初中部分别划归海南中学和海口二中，小学部于1962年更名为海南红岛小学，和军区的南岛小学、南航的海燕小学比肩三大“贵族”学校。海南红岛小学分校原先叫海南红岛小学,是为解决区党委区行署的子女们教育问题于1959年筹建的，设初小四个年级八个班。二中附小改为红岛小学（总校）后，我们变成了红岛小学分校，高小要到总校就读，有了这段先有分校后有总校的趣事。那时国家干部由供给制改为薪金制，学校也取消供给制，把报名免费改为报名交费，每期还适当招收些非干部子女。我不是区党委区行署的子女，是按属地入学原则沾光进的红岛。我们班干部子弟居多，部长局长的子女就有十几个，当时区党委第一把手的公子杨永夏就是我的同桌。我们班上只有两个工人子弟，一个是印尼归侨的孩子赵文鑫，一个是区党委小车班司机的孩子韩志光（扁头光），他父亲是一级司机，刘少奇主席来海南时，就是他父亲专车侍侯。干部子女中女的中规中矩，男的可不得了，有天生的优越感，表现两极分化，老实的特别老实，调皮的特别调皮。二年级的时候，班里的黄文飙上课讲话搞小动作，班主任韩老师把他带到教室旁边的老师宿舍关禁闭，打算下课后和他好好谈谈。下课后韩老师回到宿舍，眼前的景象让她满目金星。黄文飙把老师的糖果饼干吃了，还在枕头上拉了摊屎。那时实行升留级制，在四年级毕业时，30多人的我们班只剩下6个男生了！
1964年，海口市教育系统组织小学生团体操比赛，红岛小学总校和分校组织几百学生参加。女生统一着白T恤蓝短裙，男生统一着白背心蓝短裤，T恤背心上统一印着毛体的“红岛”二字，我的编号是55号，我的发小丘仕材编号是36号。训练时集中在总校足球场，校长刘静几乎天天到场，有时还亲自给学生做示范动作。参加训练的老师和同学们天天头顶烈日汗流浃背，都练得很专致刻苦。也算有付出有收获，那次比赛结果是我们学校夺冠。接着是一年一度的海口巿小学文艺汇演,那时別的学校难与紅岛叫板,只有巿九小的节目能跟我們抗衡。記得那年我們学校的节目有孙小光独唱 "哈瓦那的孩子" 和“金瓶似地小山”，有孙小光与張岚表演的舞蹈 "草原英雄小姐妹",还有大队长陳小說(经委主任之女)那个年級表演唱 "媽媽你好糊涂"。記得那時九小的節目是 "歌唱二小放牛郎"，有独唱合唱又有朗诵和表演。晚会报幕员是我们班的林少君(卫生局长之女)，有个节目她报錯了,滑稽地伸了一下舌头,連少先队礼都没敬就跑下台了，引得哄堂大笑！
1965年9月，我们到总校上学。红岛小学（总校）座落在海秀路白坡段，校舍全部按苏军营房模式建设，低年级的配有阿姨（保育员），高年级的生活靠自理。总校把我们分校来的学生压缩编成一个班，叫五甲班，原五甲班改为乙班，乙班改为丙班。据说原来红岛学生是按考试成绩分班的，按甲乙顺序排列。我们刚从分校过来就号称甲班，其他班学生腹诽不少。我们班班主任林道彬，文昌人，管理非常严格。他主教语文，教学循序渐进深入浅出，同学们反映不错。林老师主讲的《狗又咬起来了》，曾作为全岛语文示范课，各学区主任都来我们学校旁听。数学老师王汉迎，瘦高个轻微谢顶，家乡口音很重，听他的课需要全神贯注。五年级课程增加了地理、英语，激发我们强烈地学习热忱，因为那时全岛的小学只有我们红岛开设英语课。教英语的杜秀萍老师，高度近视，鼻梁上的眼镜圈圈相套，足有瓶底那么厚，估计起码1000度以上。五乙班的蔡芬和邢云霞同学，属于喜欢学英语但不喜欢做作业类型，突发奇想搞恶作剧，做作业时不用钢笔改用铅笔，而且把笔尖削得又尖又细，把英语字母写得仅有蚂蚁大小。晚上，她俩特地跑到杜老师宿舍，想看看杜老师如何批改作业。只见灯光下的杜老师，戴着近视眼镜，还拿着大号的放大镜，认真细致一丝不苟地批改作业。蔡芬和邢云霞同学倍感内疚，发誓以后不但要完成作业，而且要争取把字母写得大些，省得杜老师受累，她们的做法得到全班同学的热烈响应。杜老师是我父亲单位齐科长的爱人，课余时间我经常去开小灶，学习进步很快，经常课中领读答问，期末考试还得个英语单科全校第一，102分。记得 5丙班有个女生和我并列第一 ，她除了作答正确书写工整，给老师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一行说明：已检查七八遍。
红岛小学原址鸟瞰（80年代）
肖家三杰都是红岛学生。
陈家四杰也都是红岛学生,老大陈小说是少先队大队长。
校运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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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8-23 17:05
会操(背景是学生第一、二宿舍）
 67届乙班刘利群同学的学生证  符悦龙同学四年级时的学生手册 范敏同学一年级时的奖状   李邦全同学的各种奖状
林道彬老师用过的粉笔盒(二中附小是红岛前身)。
红岛的少先队日活动内容丰富多彩，玩得较多的是“捉特务”。那时败退台湾的蒋军经常在吊罗山空投武装特务 ，玩“捉特务”游戏，目的是寓教于乐，告诫我们提高警惕，严防阶级敌人破坏吧。“特务”一般由高年级同学脸涂油彩装扮，然后到金牛岭的树林草丛坑洞躲藏，我们以中队为单位前往追捕，以捉到“特务”多寡决定胜负。王汉迎老师是大队辅导员，经常组织我们活动。他满口家乡普通话，把特务说成铁物，所以我们私下偶尔称呼王老师为王铁物。队日活动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次野营游戏。我们6个中队齐齐拉到金牛岭撒开 ，搭帐篷宿营，把队旗和红领巾挂在帐篷外明显之处。队员们分为警卫员和偷袭员，警卫员的任务是警卫营区，捕捉其他中队的偷袭员。偷袭员的任务是到其他中队“偷”队旗和红领巾，又不能被对方捉到。每个偷袭员发一张偷袭证，被对方捉住时上缴，相当于取消游戏资格了。每面中队旗值20分，小队旗值10分，红领巾值2分，偷袭员证值5分。晚上8点开始游戏。那时的金牛岭是个坟场，林木葱茏枝叶繁茂，杂草丛生坟墓无序。漆黑中偶尔鬼火闪烁，人一活动引起空气流通，鬼火会摇曳着跟你同行。那时我12岁，身高1.25米，说不怕那是假话。我是偷袭员 ，无奈只好跟着胆子较大的同学到别的中队去“偷”东西，还没得手，就落入了对方精心设置的陷阱，乖乖当了俘虏。第二天统计战果，我们中队位居中游，没有偷到红领巾和队旗，靠捉对方偷袭员积攒不少得分。 5年级的第二学期，我们班来了两个插班生,一个是从南岛转学来的刁育民（大头）,一个是新加坡归侨生林书坤（扁嘴）。这两个插班生各有特点,刁育民口齿伶俐反应奇快,别人笑话他“大头大头,下雨不愁,人家有伞,你有大头。”他没等你说完马上反击“小头小头，缝衣不愁，人家有针，你有小头”。林书坤是可以把小学英语课本流利地朗读和书写，英语科第一非他莫属。尽管他和我们同龄，但识多见广社会阅历比我们丰富，新加坡许多帮派的奇闻趣事他都知晓，什么“黑白党”“303兄弟会”等等。加上他有说书的天赋，闲暇无聊我们也喜欢猫在他身边，听他海吹神侃。他还学过自由搏击，自然成了我们的师傅，有段时间我们都是在学校早操前提前起床，跟着书坤练习冲拳飞腿练习散打。他还把江湖一些做派带到班级，和比较投缘的江小山、陈平海、还有我义结金兰。整个仪式很庄严隆重。买来酒水拄香，交换生辰八字，还邀请同班同学见证。兄弟四人齐齐跪下，对天盟誓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然后按年龄从小向大施抱拳礼，江小山是大哥，陈平海老二书坤老三我老四排定座次，最后歃血干杯。 江小山不愧是大哥，抽出小刀，径直向左手中指刺去。可能是刀锋不快抑或用力不狠，折腾许久未见落红。我心生恐惧，建议不要放血，得到哥哥们一致赞同，改为割发撒地，然后发毒誓，谁对不起弟兄们，一定要把撒在地上的头发找回来，不然不得好死！ 结拜的第二天，为讨回国不久的三哥书坤开心，我建议去机场看飞机，得到班上部分男生响应。那时海口机场是军民共用，南海舰队航空兵（南航）海口场站就在我们学校南边，而且没有铁丝网围拦。我们一行8人来到机场靶场的假山上，回场的战机呼啸着从我们头上飞过，那场面相当壮观。从未近距离观看过飞机的林书坤惊叹不已，一个劲喊：真美呀！真的好美呀！我很得意，说这不算啥，我带你到机库去。我们一行屁颠屁颠来到机库附近，这回没那么轻松了，机场派出所的干警紧急出动，把我们全部带走。然后是做笔录和询问。林书坤因为身份特殊，被询问的时间最长。接着是训诫教育，第一个挨骂的是卢亚细（野鸡），他父亲是南航的副司令。警察叔叔丝毫不给他面子，说你爸爸是副司令，你难道连机场的规矩都不懂吗？那是军事重地，卫兵可以开枪毙了你们，算你们运气好，捡回一条狗命！我们要通知部队保卫部门来领你回去。亚细吓得直哭，再三辩解他不是组织者而是随行。警察叔叔知道看飞机是我的馊主意时，喝令我站起来，说个子最小还本事最大，什么出身？我答革干。警察叔叔说好在你是革干成分，要是地富反坏右，那就先关几天再说。不过你别得意，五年内机场有事，我们都还会找你们的！警察叔叔训完我们就把我们放了，同时也向学校通报。校领导很重视，通知年级开大会，让我们在会上做检讨。呵呵小小年纪就有案底啦！
 后为书坤
 最后排右一为胡爱民，红岛足球队第二任优秀门将。四排右起:胡爱民、冯淑贞、魏丹璇、李秋、XX、XX、张海伦、陈春玉（靖）、文坚、卢伟坚、陈菁菁、XX 三排右起：王惠花、XX、林少明、XX、林炬、赖少琼、彭建生、王雄、郑影、付佑平、韩春梅、殷南华、蒙亚强、林来桂、XX 一排右起：XX、张丹丹、符兴新、张新X、廖奇平、李广军、XX、张金龙、谢广光、符雄、李超、XX 二排右起:梁月华老师、柏和英老师、张文老师、李老师、云逢文老师、陈绍义老师、王教导、 冯推俊校长？、郑步科老师、苏国雄老师、郑庆科老师
那时忆苦思甜是政治思想工作的主要形式。所谓忆苦，就是回忆在万恶的旧社会，三座大山压迫给劳苦大众带来的灾难深重水深火热之苦；思甜，就是思考在幸福的新社会，在共产党领导下劳动人民翻身解放改天换地当家做主之甜。那天全校师生集中在大礼堂，由李祥雄老师忆苦思甜。随着李老师声声血句句泪，满腔仇恨地控诉地主恶霸对他家的剥削压迫，同学们纷纷进入角色，哭得一塌糊涂。我个子小坐在第一排，哭不出来又不敢笑，怕被人扣上没有阶级感情的帽子。低垂着头目光不经意后扫，正好与坐在我侧后的陈海鸥同学（区宣传部长之女）目光相撞，她很坚强，不但没哭，还朝我扮个鬼脸，让我差点笑出声来。
67届乙班部分女生
67届丙班部分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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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8-23 17:19
67届部分同学
有段时间不知道为何，教育局集中全体老师离校学习整顿，从海南中学高三年级抽调部分尖子学生来红岛给我们当代课老师。我们的新班主任兼语文老师是梁定礼，数学老师是陈道冠。体育老师也姓梁，叫什么名字忘了。他发现我短跑还有点速度，吸收我参加校田径队。校田径队单独开伙，执行军事化管理。条条框框还很多，如吃饭前要洗手，洗手后要经过值日生检查是否合格，吃饭不准讲话，饭粒掉在饭桌上要捡起来吃掉等等。那届校田径队只练不赛，随着代课老师的离去也解散了。
为了迎接1966年元旦，学校组织文艺汇演。我们班出两个节目，一个是表演唱《祖国河山多么美》，套用“农友歌”的谱子重新填词，长着两个酒涡的帅哥符中平和有着女中音歌喉的林少君担任领唱。另一个节目是三句半，我演说半句那个角色。排练脚本是《海南日报》副刊刊登的《美军十大怕》。各个班级都很重视，有些班级利用广东省民族歌舞团和军区战线文工团是我校近邻，班上有歌舞团和文工团子女的有利条件，邀请专业老师到场指导排练。我们班陈道冠老师情报信息工作非常细致，他了解到有三个班都演《美军十大怕》这个节目，没有真正的亮点很难取胜。他先是在演员扮相上下功夫，请来图画老师，成天在我们脸上描龙画凤涂金抹银，感觉还是效果不佳。最后他想出个高招，要我来个真正的亮点---剃个光头！那时可不是象现在满街葛优陈佩斯，1965年的海口街头，除了自然谢顶的和婴儿，几乎看不到光头佬。为了班级的荣誉，我也算是豁出去了。陈老师这招还确实管用，正式演出那天，我一上场，台下笑声起伏跌宕，“捉贼！”“捉贼！”的咋呼响成一片。和我一样博得满场咋呼的还有两位女生,我们班的郭同学是因为忘词造成节目卡壳,六丙班的美女秦同学跳电影《摩雅傣》插曲时因动作奔放裙子脱落。代课老师们也登台献艺，最出彩的是邝健人和王和平表演的相声。这个邝健人老师后来成了知名作家、美国西方传播集团股份公司总裁。大家可能不记得他的模样，但一定会记得他的作品，电影《特区姑娘》和电视剧《公关小姐》。
看来陈道冠老师有福尔摩斯情结，他把情报信息工作细致的特点，运用在对学生的管理上，差点闹出两桩大事！一件是“写信风波”，缘由林少君不满代课老师的教学方式，给班主任林老师写了封信反映情况。没想到林老师的复信落入陈老师手中，他私自开拆，并在班上宣读，而且故做玄虚留给同学们林少君和林老师关系暧昧的联想，暗示同学们孤立林少君。好在我们与少君同窗近6年，自然知道林同学的人品。除了个别同学喊少君该打之外，大部分同学没有跟着瞎起哄。此事有头无尾，不了了之。另一件是“早恋事件”，当时风传班长苏琼禺和韩一丹早恋，接头暗号是男的唱“东方红”女的唱“大海航行靠舵手”。陈老师兴趣盎然亲自安排同学漏夜跟守，结果是子虚乌有竹篮打水。
那年期终考试之前，学校准备让五乙班的杨振明（白佬）同学跳级上初中，我们班的黄椰樱同学也是推荐对象。后来黄椰樱同学的家长以她年纪尚小婉拒，杨振明同学直接从五年级升初中，让我们钦佩之余学有目标赶有方向，因为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红岛名人杨振明、孙小光、秦小怡
二、赤潮澎湃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发布《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5.16通知），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开始。我们学校最早的动作是批判“三家村”。三家村出自中共北京市委机关刊物《前线》的“三家村札记”，该专栏邀请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廖沫沙三人合写，每期刊登千字左右文章一篇。这些以说古论今、谈天说地的形式，谈论思想修养、艺术欣赏等问题，批评社会生活中不良现象，对时弊有所讽喻的文章，后来被认为是“有步骤有组织有指挥”的政治行为而遭到批判。1966年5月在毛夫人江青策动下，“三家村札记”遭到《解放军报》《光明日报》批判，该专栏被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有指挥、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地为推翻无产阶级政权，为复辟资本主义作舆论准备”。“三家村”被认定是“反党集团”，对三家村的批判成为文化大革命的直接突破口，最终导致了北京市委的改组和刘少奇邓小平的倒台。记得当时报纸上有段顺口溜：邓拓吴晗廖沫沙，反党黑店三村家。我还问过林老师，不是三家村吗，怎么变成三村家啦？林老师说这正是中国诗词的深奥之处，为了押韵合辙吧！
5月29日，清华附中学生提出“红卫兵”的名称，寓意自己是保卫红色政权和毛主席的红色卫兵，并秘密成立红卫兵组织。6月24日、7月4日、7月27日他们分别贴出三张大字报，一论、再论、三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在大字报中公开署名“红卫兵”。红卫兵这个新生事物的出现，得到毛泽东的充分肯定，在8月1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开幕当天，毛泽东把这三张论证《无产阶级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和他写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复信作为重要文件印发，表示支持红卫兵的革命行动。8月5日，毛泽东发表《炮打司令部—我的第一张大字报》，矛头直指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指责他们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8月8日，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中国共产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明确了文化大革命的斗争目标就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领导权夺回无产阶级手中。并在8月18日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代表，接受北师大女附中代表赠送的红卫兵袖章，默认自己是红卫兵的总司令。巧合的是在13天前（8月5日），在光天化日之下的校园里，用带铁钉的棍棒和军用铜头武装带，把女副校长卞仲耕活活打死的，也是北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这可能是中国红卫兵杀死的第一人吧！不管怎么说，红卫兵作为一种新生事物，一种新生力量，还是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红卫兵运动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展开起来。8月19日，破四旧抄家运动开始盛行。海口很多名胜古庙都被砸毁，海口公园门口的石狮也成了封资修的宠物，不得公开亮相，被园林工人悄悄埋在地下好多年。街道地名都换成带革命色彩的，有上百年历史的府城改名红城，秀英区改名上游区，得胜沙改叫反帝路，文明路改叫反修路，博爱路改叫东方红路。海南师专改叫红岛大学，海南医专改叫白求恩大学。同学们也紧跟潮流纷纷改名，我改名范勇兵，大哥江小山改名江红兵，邹小健和石强改名闯将，冯淑萍改名冯红鹰，班长苏琼禺改名苏国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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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9-21 06:46
猜猜他们是谁？
9月21日 ，海口市1000多名红卫兵代表在东方红剧场（原大同戏院）举行大会，热烈庆祝海口市红卫兵司令部（简称海口兵）成立。中共海口市委于书记（我班于黎佳同学的老爸）出席大会并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海口各机关单位、各厂矿、各社队以及各界代表出席了大会，对海口红卫兵的成立表示衷心祝贺和支持。侨中学生杨来清因带队北上参加国庆观礼没有到会，但他如日中天的威望和侨中团委副书记、学生会主席，海口地区大中学校文革委员会主任的头衔，还是被推选为海口兵的司令。海口兵牛是牛，行头却很简单，手臂上的红袖章竟然是纸做的。
与此同时，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打倒反动教育权威和黑五类运动同步展开。很多老师甚至教工都被打成反动权威，被关进“牛棚”，遭受非人的批斗和凌辱。有的老师不堪忍受人身攻击，以死抗争。海口最早自杀的是新华中学（海口六中）的老师，因不堪非人折磨，在防空壕上剃刀割喉。我们从红岛赶去围观，现场凄楚血腥，惨不忍睹。没多久，八小的一位老师在校门旁的枇杷树上吊亡。最有骨气的自杀者是23小的体育老师，他在卧室床边用铁丝上吊，屁股离地面仅15公分，双脚成直角悬垂，不是有体操功底又刻意求死的人，这种姿势根本死不了。
很多同学的父母因是当权派，自然遭到冲击，“享受”炮轰、水淹、火烧、油炸待遇，挨批斗罚劳役是家常便饭。最尴尬的事情让六丙班崔松珠崔艺峰兄弟摊上了。他们的父亲是省民族歌舞团团长，歌舞团的排练厅就在我们教学楼旁边。每次造反派揪斗崔爸爸时，围观的都是红岛的学生。有时我们排队活动或闲逛，总看见造反派押着崔爸爸扫街冲厕所。有天艺峰有事到市新华书店找母亲，巧遇早年被辞退的4个书店员工，结伙回书店找经理崔妈妈讨说法。已经是某造反司令部干将的他们，甫经照面，A和K就上去揪住崔妈妈，说你当初辞退我们是认为我们没本事对吗？现在就让你看看我们的本事！说罢扯着崔妈妈的头发逼她低头转圈。眼见这帮比自己大好几岁高一个头的歹徒行凶作恶，艺峰怒火中烧。他不管三七二十一，箭步向前出拳狠很砸向A的面门，把A打得血流满面。等他们缓过神来，已经不见艺峰身影。他们逐层挨个科室查找，一无所获，只好骂骂咧咧离去上药。被保管员藏在仓库里的崔艺峰，这时才感觉手非常痛，定睛一看，原是刚才使劲过猛，拳头裂一大口子，鲜血直淌。
我们那时已经上六年级了，小学的文革开展比中学总慢半拍，还是学校领导加老师管理的体制，一切循规蹈矩没有老师挨斗和自杀的现象。那时毛主席像章刚刚面市，数量很少，能在胸前佩带毛主席像章是件吸引眼球的事情。红岛的学生由于家庭构成特殊，佩带毛主席像章较早较齐。每次参加大型集会和游行，红岛学生的胸前总是一道亮丽的风景。有了毛主席像章后，我和邹小健上街照相留念。那时海口市有名的照相馆有艳芳、大光，照一寸相需花5角钱，而四新照相馆照一寸相只需4角5分钱。为了节省5分钱买零食，我们来到四新照相馆留下了倩影。也是一分钱一分货，四新照出的照片还真的不怎样（见首页照片）。
1966年12月16日，《毛主席语录》再版发行。当时的副统帅林彪题词“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并写了再版前言，强调毛泽东思想为广大群众所掌握，就会变成无穷无尽的力量，变成威力无比的精神原子弹。老师们也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新高潮，按照林副统帅指点的学习捷径，带领我们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上狠下功夫。当务之急是背诵毛主席建国前写的《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简称老三篇）和毛主席语录，不单是个人背，还要求全班集体背诵，据说海口教育系统还筹备万人齐声背诵“老三篇”活动。那时我们还小，根本不知道老三篇阐述的是共产党“为人民服务”“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艰苦奋斗”的崇高理念，只是流于形式机械地背诵，以数量多为荣。一时间在校道上，在教室、饭堂，甚至是厕所门口，都有自发设卡的义务监督员，不背诵一条毛主席语录是决不会放行的。
那年年底，海口兵杨来清司令派校友符悦云（大龙）来红岛演讲，大讲革命造反，大讲踢开党委闹革命，时髦的说法是放火烧荒。那时已经改革教育制度，废除了高考，无心向学的我们象干柴遇到燎原烈火，满腔的革命激情象洒上汽油。我们几十人随大龙步行到侨中的海口兵司令部，见到了杨来清司令。他中等身材，口才很好，形象离当时英雄人物的“高大全”标准就有差距了，嘴巴扁了点。他举双手支持我们的革命行动，同意我们集体加入海口兵，授予我们的番号是：海口市红卫兵司令部造反支队，大龙当我们的顾问,我的结拜大哥江小山当司令，六甲班副班长李邦全和六乙班符悦龙当副司令（也有一说是六丙班郑兰川、陈广钟当正副司令），每个班设一个大队若干中队小队。李副司令把造反支队领导机构人员名单张贴后，我们余兴未尽，一干人趁热打铁马不停蹄来到区党委办公楼前，要求领导接见，要求领导表态支持我们的革命行动。区党委副书记王昌虎接见了我们，赞扬我们一番，拨给300元活动经费。大龙把人员分成几组，有的去买纸张钢板蜡纸油墨和印刷机，有的去买红布做袖章，几个秀才回学校赶写成立宣言。我分在袖章组，去买回红布，然后到华侨大厦的大龙家，由大龙母亲倪阿姨义务为我们剪裁缝纫赶做袖章。经过几天的筹备，海口市红卫兵司令部造反支队宣告诞生，清一色的学生，没有老师参加。没多久，各种组织如雨后春笋，王汉迎老师的队伍叫“教工红旗”，六丙班蔡凯鹰的组织叫“星火燎原”战斗队什么的。
接着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出场了，教室宿舍饭堂的墙壁空间都贴满大字报，攻击校长教导老师教工甚至管理员保育员炊事员的都有。印象较深的是批f老师,给他起的绰号是马崽子,马崽在当时是咸湿的意思。列举f老师的主要罪状是借关心女生之名扯六乙班某女生的卫生带。印象较深的还有六乙班吴烽民同学的文章《评陈文峰的放屁不自然论》。那是在五年级时，有次上课时间班上讲话搞小动作的同学众多，班主任陈文峰把五乙班全班同学带到室外惩诫。陈老师连贯地喊出“立正、稍息”的口令，让同学们不停地动作。当陈老师转头擤鼻涕之际，学生队伍中一声屁响，刹时笑声如雷。陈老师板着脸，严肃地责问是谁放屁？吴烽民回答是我，还说难道有屁都不让放吗？陈老师说你这屁放得不自然。文革来了，师生有了辩论的机会，吴同学的大字报洋洋洒洒好几张大纸。
我们也给班主任林老师贴大字报，按照他名字林道彬谐音起个绰号林大便。但林老师罪状不多，无非是管理严格缺乏人性而已。批完林老师，我们把攻击矛头指向六乙班的林玉颜老师。刚来总校时我们班的人喜欢以我们班干部子弟多自诩，林玉颜老师听了很不屑，说我们六乙班才是纯干部子弟班。有同学提醒说六乙班的傅晓雄父亲是大厦厨师。林老师解释说傅晓雄父亲不是一般厨师，是高级厨师，相当于干部待遇。这些随口而发之言成了我们攻击的根据，大字报连篇累牍，什么“厨师怎能和革命干部划等号？”“打倒污蔑革命干部的坏蛋！”等等等等。
六丙班那漂亮的温先诵老师也无法逃避我们的攻击。足球是红岛小学的传统优势体育项目，以符致光老师为教练的红岛小学足球队曾风靡海口，是1965、1966年两届全市小学生足球赛冠军，1966年广东小学生足球赛海南分区赛第一名，取得代表海南参加广东省比赛资格。学校经常组织班级间足球比赛。刚从分校过来的我们，那时就象现在的国足，很臭很鱼腩，是送分大户。遭遇校队中锋符悦龙（小龙）、正选门将韩亿畴（猪脚三）和校队候补队员吴顺清（伯爹清）、张从飞（狼狗弟）、符彪领衔的六乙班时，被灌了8比0。温老师发出豪言壮语，要把进球记录改写，要赠送我们16个鸭蛋。那时的六丙班有校队中卫大将崔艺峰，金左脚蔡凯鹰，还有实力不俗的郑兰川（瘦骨川）、李少群（走神头）、许声坤（苦西瓜）、崔松珠（大脚板）等高手，打败我们没有丝毫悬念，但要灌我们16个球就有点欺负人了！比赛那天，我们以铁桶阵出战，不讲究什么短传配合不讲什么边线突破，见球就大脚往前场和场外踢，90 分钟鏖战下来，我们以8比0败北。温老师要送我们16个鸭蛋和改写进球记录的计划流产。文革来了也给我们带来出气机会，我们写了几十张大字报，把温老师那8平方左右的寝室墙壁、书桌、卧床全部贴满。我坏是坏，但没有坏到头上生疮脚底流脓的地步，我没有参加大会上台批斗过老师，没有对老师使用过流行的“喷气式”“阴阳头”“戴高帽”等暴力，因为在我的心底骨里，师道尊严尊师敬教的观念还是存活着。
广东省小学足球选拔赛海南区冠军红岛小学足球队合影于1966年10月（缺司家华）
前排左起:傅小英、崔艺锋、符悦龙、彭建生、吴顺清
后排左起：胡爱民、张从飞、蔡海鹰、代课老师、符彪、田岭生
红岛小学文革点火者符悦云（大龙）
那时的红卫兵近似疯狂，有斗争癖好，在攻击完老师之后，斗争的矛头指向同窗。我们班第一个挨批斗的是三哥林书坤，罪名是向青少年灌输资产阶级思想。批斗会上，很多同学都上台发言，积极划清界限漂白自己。我是老四，没有忘记“桃园结义”的盟誓，虽然爱莫能助，但也没有落井下石，在一边默默地静观。好在那时还是文斗，也就在宿舍小规模批判，没有人身侮辱。运动后期就没那么斯文了。我们班的谢广光（教育局长之子）、杨朝（油长，方言杨桃之意）因没有参加造反支队，我们找借口把他们骗到无人的黑房狠狠“武斗”。杨朝是“星火燎原”战斗队的人，事后报告了队长蔡凯鹰。蔡队长带人找到疑似动手的方辉同学（航运局副局长之子），把他摔倒在地，警告说再欺负他们的队员就不客气了，不但要打翻在地上还要踩上一只脚，让你永世不得翻身！可惜了无门无派的谢广光，告诉家长不敢告诉老师没用，白白挨了一顿拳脚。
那时的红卫兵政治嗅觉超级敏感。民族歌舞团有个叫肖忠龄的小提琴手,以装疯对抗无端批斗。他蓄须留发，装疯卖傻，女生们给他起个外号“魔鬼叔叔”。一天晚上，魔鬼叔叔在贴满大字报的礼堂旁溜达。邢秋芹、张萍萍、王赤苏等同学思想上紧蹦阶级斗争之弦，先入为主断定魔鬼叔叔要搞破坏，就悄悄尾随跟踪。可能是魔鬼叔叔发现了她们的意图，有意引秋芹她们往大英山公园走。女生们不知是计，傻乎乎地随行，很快就失去跟踪目标。她们心有不甘地撒网式搜寻，无意中拣到本笔记本，上边写着：不要枪杆子，必须拿起枪杆子。她们觉得这是反动标语，心急火燎地返校打算报告老师。刚离开公园就遇上寻踪而来，汗流浃背的老师和同学们。她们急切地报告关于“反动标语”事宜，老师回报一顿狂剋：什么反动标语，这是毛主席语录！秋芹她们面面相觑，眼睛睁得圆圆，嘴巴张得大大。
为了招兵买马扩大队伍，造反支队派出不少人员到各学校成立联络站，我被任命为驻市三小联络站站长，有两个部下。这天我们来到位于西门外的三小，一位女少先队大队长接待我们。三小文革开展比红岛还晚，还是学校老师管理的体制，我们的到来他们表现不亢不卑不温不火。我没有大龙那煽风点火的本事，说了半天都没能引起女大队长的共鸣。叫她安排间房子给我们办公，她也以校长教导不在搪塞。我很有失败感，只好告辞离去。在广场门口恰好遇见也是无功而返的派驻十一小联络组，我们惺惺相惜同病相怜，灰溜溜走回支队。我向大龙报告，明摆能力有限让他另请高明，大龙准许了，安排我在支队办公室，负责审查新队员情况，凡四年级以上，红五类出身都批准加入我们支队，收8分钱工本费，发给新队员一个红袖章和一张身份证。
那时学校教学已经瘫痪，老师也不管我们，惟独正常运转的是伙房，我们每天还能吃到三餐热饭菜。为了工作开展方便，我们索性搬到教室住宿。白天大家忙队务，晚上相对空闲，搞恶作剧的毛病又冒头了。当时比较流行的恶搞是“钉火钉”。所谓火钉，就是将燃烧的火柴梗压灭制成碳条，在根部粘点牙膏或牙屎，悄悄植放在熟睡的同学的暴露皮肤上，点着后散去。明火沿碳条燃烧，受袭击者往往从梦中惊醒，哀号连连又找不到肇事者。我在这方面是臭名昭著的高手，被我钉过火钉的同学数以几十计，但我从未挨过火钉。有几个“受害者”不服，有个晚上有针对地对我发起攻击。我和邹小健（林业局长之子）同床共被，他们把邹小健露在被外的脚误认是我的脚，恶狠狠地钉上三枚火钉。非常万幸最后遭罪的还不是我。作为报复，下半夜我们起身把于武同学一边眉毛给剃了。第二天他哭笑不得只好把另外一边的眉毛也剃去，外号石薯（癞蛤蟆）的他没有眉毛更象石薯了！
可能是年龄小不会理财，王书记拨的300元经费很快花光，收入的工本费也剩寥寥无几,有时候甚至没有分文库存。一天，符悦龙（小龙）突发灵感想写篇传单。也那么巧，办公室没有一只支能用的笔没有一张空白信纸。小龙交代于武同学去校门口小杂货店进货，于武问了办公室里的几个战友，没人口袋里有一角钱现金。见于武面露难色，小龙说，把造反支队公章带上，先进货再说。于武同学说我带公章干啥，找张纸盖好再带去不就得了？转来转去，就是没有找到半张白纸。于武说我把公章盖衣服上好了。小龙开玩笑地说，盖脸上更好，方便清洗呀。于武笑笑走了。来到小店，把信纸圆珠笔等拿齐，店老板叫付款。于武同学伸过脸去，说是这个单位要的货，有空才结算去。店老板认真一看，于武的右脸颊有个红公章印，上边清清晰晰印着“海口市红卫兵司令部造反支队”的字样。店老板不敢招惹，让于武把纸笔白白拿走了。后来店老板悄悄托人找到郑兰川同学，兰川问明事情原委后补交了这一块几毛钱。
不知怎么搞的，早期从其他学校投奔我们造反支队的很多人员，突然“叛变革命”闹退队，要求退还那8分钱。为避免无聊的纠缠，我很少到办公室去，甚至萌生去串联的念头。早在1966年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组织外地高等学校革命学生、中等学校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代表来京参观文化大革命的通知》，中学按学生10：1，员工按100：1的比例开始全国范围串联。你想想，有吃有喝有车坐，还不需要花钱，哪个年代有这等好事？我找来几个志同道合者，分头打听消息，反馈的信息让我们的满腔热情遭遇倾盆冰水—小学生不准北上串联！我父亲那时正好借调在北上办公室，他告诉我小学生可在本岛串联，红岛小学已经有队伍办好手续出发了。我四处打听，原来是六丙班的崔艺峰朱凌秦小怡李少群他们。据说他们班男女二十余人，由海口出发沿琼文线东进，有人看到他们在文昌县城的大街上跳忠字舞呢！我们刻不容缓，马上来到北上办公室的办公地点中山纪念堂，办好了手续，每人领到8元钱和9斤粮票。然后商定出发日期和首站目的地。还没等出发，有两个同学报忧哭穷，说钱花完了，去不了了！我们的岛内串联计划只能泡汤，我和方辉同学把钱和粮票如数退还北上办公室。从这件小事看，那时的我还是很诚实很重信用的乖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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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12-13 16:32:44
发表于 2009-12-28 01:59: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