卜伟华 关于《毛泽东最后的革命》的几个问题

tuffy05

转自 作者博客

麦克法夸尔和沈迈克合著的《毛泽东最后的革命》这本书，我只是匆匆看过，没有来得及仔细研究。总的感觉是：两个外国人，能把中国文革史写到这个程度，真是难能可贵。我对两位作者付出的努力表示感谢。我在阅读的过程中，记下了一些问题，在这里提出来，供作者参考。

“保护吴晗的文章”
第29页：“北京市委的高级干部们匿名撰写了一批保护吴晗的文章”。
没有经历过文革的人们看了这段话，会以为真的有人逆潮流而动，勇敢地站出来为吴晗辩护。严格说来，这些文章不能简单地说成是保护吴晗的文章，其实还是一些批判吴晗的文章，只不过语气稍为缓和，较为讲道理。最主要的有两篇文章，一是邓拓化名向阳生写的《从〈海瑞罢官〉谈到“道德继承论”》，一是李琪化名李东石写的《评吴晗同志的历史观》。在戚本禹、姚文元等左派看来，他们是在“假批判，真包庇”，而从这些作者来说，可能确实是想以这种方式简接地对吴晗进行一点儿有限的“保护”。但从文本上看来，还是以极左的理论观点对吴晗进行批判，批判的方法也同样是“扣帽子”、“打棍子”。例如，在向阳生的文章中，批评吴晗“尽力宣扬忠孝节义、礼义廉耻等一整套封建的道德”。说吴晗的“道德观本质上是属于资本主义甚至是封建主义的范畴，他的历史观是历史唯心主义的，他的思想方法是形而上学的”等等。

荒诞不经的东西也可以写入书稿吗？
第36页：“一位喝醉了酒的公安特情人员在同笔者之一交谈时，坚持说他看过一位当时在场的解放军元帅的私人日记，原文的结尾是‘主席可以为叶群是处女作证’！”
1966年5月19日下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散发了林彪写的所谓“处女证明”之事，已有几个在场的当事人作过回忆，基本可以认为确有其事，但在当事人的回忆中具体文字略有出入。要彻底弄清真相，恐怕只有等待将来公布档案之日了。
而所谓的元帅日记的说法，我认为是荒诞不经的。说毛泽东“可以为叶群是处女作证”，无异于说毛泽东让林彪戴了绿帽子，这玩笑开得有点儿大。对毛泽东的私人生活历来传闻颇多，但很少有让人信服的证据出现。
我并不怀疑作者有过这样的交谈，但能把如此荒诞不经的东西写入书稿，令我吃惊。

杨尚昆下台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第38页：说杨尚昆下台的“真正的原因是毛希望让自己信得过的人来控制颁发中央文件”。
这个认识可能过于简单了。用杨尚昆自己的话来说：“毛泽东认为我是教条主义者，又和彭德怀关系密切，如果不撤掉我的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我将成为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绊脚石。所以，他首先拿我开刀。”（据苏维民《杨尚昆忆为何被撤中办主任：毛泽东首先拿我开刀》）
我认为，让杨下台，不仅是因为他和彭德怀关系密切，主要还是因为他与刘邓走得太近了。刘邓主持日常工作，作为中办主任的杨尚昆自然要与他们频繁接触，这就为毛所不容了。周恩来的一段话（1966年5月21日）可以参考：“杨不能与那三个人相比，他自己成不了气候，只是抱了腿。彭、罗、陆都是得到中央信任，各把一方。” 周恩来的话一语中的，击中了要害。杨尚昆下台的真正原因就是毛泽东认为杨“抱了腿”。

“针对四大家族的批斗会”和“庆祝四个人下台的集会”
第43页：“6月，中南海举行了针对‘四大家族’的批斗会，这也是文革中无休无止的群众集会的开头。与此同时，北京到处召开有组织的群众集会，庆祝那4人的下台，宣誓对中央效忠。”
1966年6月，北京的群众集会确实很多，但书中所说的中南海内“针对‘四大家族’的批斗会”和“庆祝那4人的下台”的群众集会，却是想当然耳。
彭、罗、陆、杨下台的消息在当时还是保密的，许多老百姓还不知道这回事。他们的名字直到1967年5月以后才见诸报端。
根据现已公开出版的四个人的传记，我们可以知道他们各自最早被批斗的时间。
罗瑞卿在1966年3月的京西宾馆会议上受到批判，但那是军队各总部、各军兵种和各大军区以及公安系统的42名负责干部出席的会议，与有群众参加的批斗会不是一回事。罗瑞卿第一次公开接受批斗是在1966年12月24日，当天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了批判罗瑞卿篡军反党集团大会，罗瑞卿的夫人郝治平与萧向荣、梁必业、王尚荣、陈鹤桥、史进前等人陪斗。
彭真第一次被公开批斗，是在1966年12月12日。当天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了由北航“红旗”、地质“东方红”等高校造反派串连各院校和北京市直属单位共12万人参加的“首都誓死保卫毛主席，斗争彭、罗、陆、杨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誓师大会”。会上批斗了彭真、刘仁、万里、郑天翔、吴晗等人。
陆定一第一次接受公开批斗的时间，是1966年12月9日。
杨尚昆1966年6月根本就没在北京。他原被贬到广东任省委书记处书记，又被改任为肇庆地委书记。因身体不适应广东的潮湿酷热，杨尚昆向邓小平和周恩来“恳切要求”调换到北方工作。1966年5月30日，杨尚昆被从广州调往山西临汾任地委书记。7月3日，杨尚昆被“监护审查”。12月25日，中央专案组派专机把他押回北京，从此才开始接受无休止的批斗。

中央文件中没有说“停课”
第61页：“6月13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决定，在全国大学和中小学‘暂时’停课”。
6月1日以后，确实有许多学校都逐渐停课了，但要说中央和国务院发布的决定让大中小学停课，则不准确。该文件中并没有“停课”的说法。
6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的通知》。通知认为：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基本上没有跳出资产阶级考试制度的框框，不利于贯彻执行党中央和毛主席提出的教育方针，不利于更多地吸收工农兵革命青年进入高等学校。这种考试制度，必须彻底改革”。“考虑到上述情况，决定一九六六年高等学校招收新生的工作推迟半年进行，一方面，使高等学校和高中有足够的时间彻底搞好文化革命，另方面使实行新的招生办法有充分的时间作好一切准备。”

哪儿来的第14卷？
第65页注62与注63,都是引自《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14卷。
实际上，《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一共只有9卷，另加4个附卷，总计有13卷，哪儿来的第14卷呢？原来是作者把册数当成了卷数。有的卷不只一册，该套书在书脊上标有连续排列下来的册数，共19册。书中所引材料正确的标注应该是：《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九卷（第14册）。

张冠李戴
第68页，引用清华工作组组长叶林的话说，当时他完全没有做好准备接受（工作组）这个工作。
但注释却说来自北大工作组组长张承先的文章（《“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北大工作组》。犯了张冠李戴的错误。

清华北大谁排第一？
第69页：“清华大学在北京排名第一，6月份一共涌现出了65000张大字报”。
这个说法肯定不准确。当时北大的大字报可能要比清华多很多。张承先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北大工作组》一文中说，仅6月1日至6日，不到一周的时间里，北大即有50000张大字报。至于北大6月份一共出了多少大字报的数字手头没有，但肯定要比65000张多得多。我当时所在的清华附中，6月份的大字报达到了20000张（据清华附中工作组1966年7月4日汇报材料），附中共有师生不过一千四五百人，而清华当时在校学生即有16000多人。按比例来说，清华大学的大字报还不如附中多呢。

“黑帮”帽子何曾“不用了”？
第69页：“（黑帮）这顶帽子在6、7月间的媒体上满天飞，由于据说它对如此之类的戴帽人‘不能说明其性质’，8月份以后就悄然不用了”。
这样写的根据是《周恩来年谱》中说：“在讨论十六条的过程中，周恩来与陶铸商量后，删掉了原稿中‘黑帮’、‘黑线’一类用词”。但《十六条》中删掉了这类词语并不影响这类词语在群众中，在社会上继续大量使用。凡是经历过文革的人都知道，“黑帮”、“黑线”这类用词实际上是贯穿文革始终的。不仅群众中用，《人民日报》上也一直在用，尤其是在说到邓拓、彭真等名字时常常会用“黑帮”这个词，这只须翻看一下当年的报纸就知道了。1969年以后，“黑帮”一词基本不用了，但“黑线”一词还在继续使用。有意思的是，1976年10月以后，《人民日报》又开始使用“黑帮”一词了，不过这回是用在了江青等人的头上了。

是173人还是195人？
第88页：“在1956年和1958年的中共‘八大’两次会议上选举的173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只有141人参加了会议，和正常情况相比，人数大大减少，这说明许多领导人找借口脱身，避开这注定的是非之地。”
当时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的总数不是173人，而是195人。（八大选出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共170人，八大二次会议增补25人为候补中央委员，合计总数为195人）说出席人数少是“许多领导人找借口脱身，避开这注定的是非之地”，很不靠谱。有许多人是想参加也参加不了的，如此前被打倒的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习仲勋、贾拓夫、谭政、万毅、王稼祥、李立三、肖克、邓华、杨献珍、周扬、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刘仁、乌兰夫、奎璧、林铁等人被剥夺了出席全会的权利（人数不全，还须核实）。另外，自八大以来逝世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共11人：黄敬、赖若愚、林伯渠、罗荣桓、柯庆施、陈赓、李克农、刘亚楼、甘泗淇、周保中、张德生。说列席全会的47人中有两位“革命师生”，也不对。列席八届十一中全会的“革命师生”除聂元梓和杨克明外，还有：北京大学学生高盛清和原北京大学教师张恩慈，北京师范大学学生谭厚兰，清华大学学生王博文、贺鹏飞、花春荣，北京广播学院学生邓良宝，北京邮电学院学生王柏松，北京工业大学教师陆彩云，北京戏剧学院教师梁恩泽，北京第四中学学生孔丹等人。

能这样加注吗？
第105页：“在文革后期，（毛）在与其亲信们谈话时，主席甚至提出，一个真正的革命者的标志确切地说是他为了革命而心甘情愿地承受大肆杀戮的死人数量：‘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位希特勒更凶。越凶越好，你信不信？越杀人就越要革命。”注释为：本书作者看到的一个可靠的材料。
毛泽东为达目的死多少人都不怕这样的话，我们都见过。但问题是：我们在写书时，难道可以这样来加注吗？这样加注还有什么意义呢？
8月13日大会
第106页：“在北京工人体育场的一次群众集会上，大约7万名青年男女见证了对10余名小‘流氓’的公开批斗”。“这些流氓遭到了殴打。在场的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王任重负责监督北京文革的进程，他也不能或不愿意进行干预”。
1966年8月13日北京工人体育场斗争大会批斗的“小流氓”不是“十余名”，而是5名。说王任重“也不能或不愿意进行干预”现场的殴打，这话说反了，王任重是想努力控制局面，制止打人现象的蔓延的。而毛泽东是主张放任自流的，所以，毛泽东批评了这个大会和支持中学生开会的王任重。这个大会上，打人者是突然从观众席上冲向体育场中的，他在打人时还得到了全场的许多掌声。这个场面在北京市造成了恶劣影响，周恩来后来也严厉批评过这次大会。大会的本意是想控制局面，维护秩序，实际效果却是助长了打人风气的形成。但不容否认的是，大会的组织者中有人出面制止了打人。这是十分必要的，因为在第一个打人者的行动得到了掌声的时候——我当时就在观众席上——又有许多人开始离开座位冲向体育场内了。可以肯定，如果不加制止的话，那肯定是要出人命的。

中学何时开展运动？
第106页：“彭真的故事表明，最恐怖的罪行发生在中学甚至小学里，而不是北大或其它高校”。在注释中说：“在大多数中共领导人看来，假如让曹轶欧去一所中学煽动人们支持毛，似乎有些不可思议，他们或许会认为毛已经失去了理智。实际上各大高校从5月中旬开始进行动员，到8月初毛才批准在中学开展运动。”
注释中的话是有问题的。从北京的情况看来，高校和中学几乎是同时开展运动的。1966年4月17日，高教部党委召开了北京天津10所高校党委书记、宣传部长会议，讨论和部署深入开展学术批判运动的问题。4月19日，中央办公厅教育办公室编发了关于高教部党委召开座谈会部署深入开展学术批判运动的情况简报，这份简报受到毛泽东的重视和好评。毛泽东于4月23日批示：此件好，发各位同志看。各地区大学师生、中学教员和高中学生，都应参加到文化革命运动中去。这也就是说，毛泽东在4月份就“批准在中学开展运动”了。另外，在清华附中，校长万邦儒于5月10日在全校大会上作了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动员报告。这个报告后来受到清华附中一些学生的批评。
和大学生相比，中学生思想单纯，更容易冲动，盲目性更大。但要说“最无条件积极支持文革的是中国的1300万中学生”，还是不妥。因为这1300万中学生里，还是可以分成各种各样的人，对文革的态度还是会有千差万别的。

编造的材料不能用
第107页，引用了于辉的《红卫兵秘录》(团结出版社1993年版)一书中有关红卫兵成立的段落。
用文学笔法描述红卫兵成立的具体情形，有一点儿可读性，但不能作为研究历史的依据。作为一部比较严肃的历史著作，在引用的材料上本应更讲究一点儿的。
本书引用的段落中说：“次日，一批用‘红卫兵’的名义写出的大字报就覆盖了北京西郊的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清华附中红卫兵的第一张大字报并不是在(5月29日的)次日，而是4天以后的6月2日贴出的，没有“一批”，只有1张。

对工作组的作用应作全面的分析
第127页：“在‘五十天’内，尤其是在工作组煽动学生而不是阻止学生的时候，在北京和各省市区，羞辱折磨的例子无计其数，有些还出了人命。”
工作组时期，整了不少人，也有死人的现象，但总的说来，工作组还是维持秩序，反对乱打乱斗的。有工作组在，还能维持起码的正常秩序，工作组一撤，秩序大乱，目无法纪的“破四旧”和大批打死人的现象都出现了。对工作组的历史作用也应该作比较全面的分析。

一段翻译错误
第127页：“在上海，9月份与文革相关的有704人自杀，534人被杀害”。
这段话容易被理解为：除了有704人自杀外，还有534人被杀害。其实，这是个翻译错误（其中还包括引用数字错误）。裴、李书中原文为：
In the month of September 1966ShangHaisuffered 704 suicides and 354 deaths connected to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应该翻译为：1966年9月，上海有704人自杀，354（不是534）人死亡。也就是说，在704个自杀者中大约有一半人死亡。
这个材料引自裴宜理、李逊的《无产阶级的力量》一书。经向李逊请教，这个数字的原始出处是上海市委办公厅编的《文化大革命动态》第841期。“上海文革史料整理编纂小组”1994年编的《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这本后来并没有正式出版的书中披露了这条史料。

夸张的说法
第130页，在提到北京一〇一中的时候说：“这所学校的学生家长几乎全部是中共‘五大部’的工作人员”。
北京一〇一中建校于1946年，曾经使用过晋察冀边区联合中学、华北育才中学等校名，是中国共产党在老区创办并迁入北京的唯一一所中学。该校干部子弟较多，但要说“几乎全部是中共‘五大部’的工作人员”则太夸张了。据我向当时在校的一〇一中校友了解，绝对没有那么多，干部子弟相对较多的班能占50%左右，有些班，如高一的几个班，每班干部子弟也就十几个人。清华附中也算干部子弟较多的，但干部子弟所占的比重，也常被人夸大了。例如我所在的初634班，全班先后共有53人(有4人留级)，干部子弟有12人。

似是而非
第133页，在叙述了大兴屠杀事件后，引用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的话：“我们到大兴县去调查……形势非常好”。
如此写法，容易造成这样的印象：王力对屠杀五类分子的行为是肯定的，而且还说“形势非常好”。其实，王力的原话是：“我们到大兴县去调查，只有一个大队没有动起来，他们分成两派，一派保、一派造反，形势非常好，坏人要组织武斗就让他们暴露，不要怕，这样大的斗争，不可能那样顺利，我们每个同志必须站在毛主席这一边，必须旗帜鲜明。”王力说的是对保守和造反的问题上要旗帜鲜明，这里面并没有包含对大兴屠杀事件的肯定态度。

临时工、合同工与正式工
第165页：“上海市委在此事件中遭受了惨败，但是没有出局。‘《解放日报》事件’表明，它仍然有能力动员大批市民来保卫自己。而上海市委的死敌‘工总司’却吸引了大批的临时工和合同工。与此同时，上海的正式工，总的来说，受益于现有的领导层，故而是支持现状的。他们自己组成了赤卫队，与‘工总司’抗衡”。
将上海工人中造反与保守的对立说成是临时工、合同工与正式工的对立，可能过于简单化了，而且也不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临时工、合同工中的保守派和正式工中的造反派同样大量存在。上海最著名的工人造反派，如王洪文、王秀珍、陈阿大、潘国平、耿金章等都是正式工。说工总司吸引了大批的临时工和合同工也不准确，当时上海另有一个主要由临时工、外包工组成的群众造反组织“红工司”（上海市红色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后被工总司和上海市革委会镇压。

“联动”
第199页：（“联合行动委员会”）“这个红卫兵组织完全是由高干子女组成的，他们之所以走到一起，是因为他们突然认识到，文革针对的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嫌疑目标，而是他们自己的父母。”
“联动”，全称是“首都中学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它是老红卫兵组织的一个松散联盟，并无严密的组织机构。就像不能说老红卫兵完全是由高干子女组成的一样，也不能说“联动”完全是由高干子女组成的。一般来说，老红卫兵组织都是由高干子女、普通干部子女、非红五类子女等几部分组成的，具体到不同的学校，各种出身所占比例会有所不同，但可以肯定的是，任何一所学校的老红卫兵组织都不可能是完全由高干子女组成的。
广大干部受到冲击，他们的子女自然会有反应。由不相信自己的父母会是什么走资派，到怀疑普遍地炮打司令部的合理性，是一个顺理成章的事情。“联动”产生的真正原因，实际上还是从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始的。老红卫兵（包括大多数的保守派）对文化大革命的理解，基本上来自“十六条”中的那些原则：破四旧立四新，坚决执行党的阶级路线，干部中好的和比较好的是大多数等。1966年10月以后，运动的主流迅速从破四旧转到炮打司令部，老红卫兵和保守派转不过这个弯子来，最终被运动所抛弃，其中一些极端分子走上了怀疑、反对中央文革的道路。

王任重派北京红卫兵去保卫湖北省委？
第203页：“王（任重）利用这个重要的职位向（湖北）省内的下属通风报信，让他们避开文革的漩涡”。在注释中说：“比如，1966年8月末，湖北省和武汉市委受到了北京红卫兵的攻击，王任重从首都派了一支敌对的红卫兵去保卫它们。”
1966年8月底，王任重向师大女附中和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建议，让他们去武汉看看，介绍一下北京的经验。王任重虽是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中央文革小组的副组长，但显然还不具备调遣北京红卫兵为他服务的权威。
9月6日，师大女附中红卫兵宋彬彬等5人发表了《致革命同学的公开信》，信中说：“现在北京南下串连的同学中有一部分人要打倒湖北省委，说湖北省委是黑帮黑线，张体学同志（湖北省委第二书记、省长）是反革命分子、修正主义分子，这些反动的观点我们坚决反对！”公开信中的这些观点与当时武汉市的绝大多数群众是一致的。（最近宋彬彬已经说明《公开信》发表的不是他们的原稿，是被湖北省委做了很大的改动的，详见《记忆》总第47期。）
清华附中红卫兵则认为，湖北省委的领导人对运动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
9月14日，清华附中红卫兵以“中南支队”的名义，发表了“访汉声明”。首先指出了武汉地区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偏差：“武汉地区文化大革命运动存在着严重的偏差，广大群众没有充分发动起来，积极主动地炮轰省委，向省委的错误、缺点开火，而是集中很多精力攻击外地来汉的所谓一小撮混蛋，敌对情绪很大。”其次指出了省委的错误，认为湖北省委存在着压制批评和扩大敌对情绪的错误。针对武汉市当时流行的口号“揪南下一小撮”，声明提出，外地来汉师生的主流是好的，然后又说，在炮打司令部的群众运动中，乘机捣乱，乘机进行阶级报复的混蛋是有的。最后提出了希望：“我们诚恳地希望湖北省委负责同志担起责任来，接受批评，检讨错误，纠正错误，正像十六条所说的那样：‘只要认真进行自我批评是会被党和群众谅解的，不这样做就会继续犯错误以致成为群众运动的绊脚石。’希望省委深刻认真理解当前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特别是炮打司令部的群众运动，敢字当头，谦虚谨慎加以得力领导，使运动走上正确的轨道，沿着毛主席指引的方向，蓬蓬勃勃的开展起来。”
举出当年的这些文字，目的是想说明：对任何历史事件的叙述切忌概念化、简单化，应该以史料说话。

“百万雄师”否认有必要开展文革？
第206页：“实际上，‘百万雄师’否认有必要开展文革，至少在湖北不需要”。
实际上，当时绝大多数人都不可能否定文革的必要性和正当性。对他们来说，不是要不要文革的问题，而是要什么样的文革的问题。“百万雄师”和类似的保守派只是按照他们理解的毛泽东的文革路线去参与运动。他们以共产党传统的做法和政策来衡量所发生的一切，殊不知毛泽东自己先一反常态，采用了一整套超常规的做法。保守派用过去的毛泽东思想来反对现在的毛泽东思想，成为了逆潮流而动的力量。

难以置信
第207页，引用武汉一个17岁的中学生自述：杀一个小孩可以得20元，杀一个成人可以得50元，所有杀死了人的钱到红武兵头头那领。这个材料来自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编：《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毛主席》。
这类材料往往会有大量的夸张、虚假的成分，引用须谨慎。无论如何，这种事情都是难以置信的。而对难以置信的材料，应该尽量搜寻可与之相印证的其他材料。在没有任何其他材料支持的情况下，一般不宜贸然使用。郭沫若所说“孤证单行，难以置信”（史学论集·论古代社会），可能就是这个意思吧。

莫名其妙
第225页：“随着在几天的联合搜捕行动中把‘五一六’兵团‘打倒’，中央当局就不再对这一兵团感兴趣了。注释说，引自卜伟华《北京红卫兵运动大事记》。
这有些莫名其妙，不知道作者是如何从我的那篇文章中得出了“当局不再对这一兵团感兴趣”的结论的？其实，在1967年8月基本摧毁了真正存在过的“五一六”兵团后，1968年、1969年，当局一直都在讲“五一六”的问题。到1970年、1971年更是大张旗鼓地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清查“五一六”的运动了。
书中所说“李震死后不久，清查‘五·一六’分子的行动就鸣金收兵了”（第242页），也不准确。李震死于1973年10月21日，此后，清查“五·一六”的运动既未“鸣金”，也未“收兵”。全国许多地方的清查“五·一六”运动一直持续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既没有宣布结束，也没有结果，就这么不了了之了。　

戴像章是特权吗？
第267页：“在文革开始时，只有少数阶级背景好的人享受到佩带毛的像章”。
情况并不是这样的。文革初期佩戴像章是非常普通的事情，并非只是少数人的专享。在“血统论”盛行的时候，出现过禁止“五类分子”及其子女佩戴像章的事情，但总的说来，还是属于个别现象，不能用个别代替一般。“破四旧”时，北京还出现过禁止“五类分子”及其子女抽烟喝酒的事情（见北京一〇一中“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井冈山之火战斗队”：《勒令》），但不能因此就说：在文革开始时，只有少数阶级背景好的人能够享受烟酒。

语意不清
第443页：“‘四人帮’的战术和他们的战略一样错误。作为毛身边拥有重权的宠臣，他们在北京呆了19年，亲手制造了文革的混乱，自己也变得狂妄傲慢，自以为是。”
这段话语意不清。“四人帮”这个词是1974年才出现的，1976年时“四人帮”才两岁，怎么能“在北京呆了19年”？王、张、姚长期生活在上海，江1949年到北京，1976年时已在北京“呆了”27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