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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写作组笔名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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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10-9 06:56:5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编者按:因拜读沙老文章中提及“梁效”(包括早听说的罗思鼎)一事,虽有耳闻,仍甚感困惑,想必于当今80、90后一代更是不知所谓吧。乃至从逝去的历史掌故、网络硬盘中慢慢索骥、钩沉出这段资料时,还是不免深有感触。想当年,万马齐喑时代,宣传阵线竟也产生过这样一道别致的“风景”,在当时必然有其特殊意义和历史作用,就象文中何满子先生所感慨的那样吧。而对当今天下,一派娱乐江湖景象,这类故事在今天很多人看来,也许不过就是一“乐儿”吧。
不管什么年代,文无第一,武无第二。文艺论战就是各为其主,无有例外。
做篇文章很平常,做篇漂亮的文章是技巧,做篇好的文章则是责任、智慧和良知。】

【写作组笔名的前前后后】
如果说“文革”初期的许多文章、大字报的署名多是红卫兵、造反派组织,具有“民间”性质的话,“文革”中后期的许多文章是“官办”的写作组炮制的。这些写作组根据上级的部署,适应政治斗争需要,写作了大量文章,送审批准后署上笔名,在报刊发表。那时,比较著名的写作组有上海市委写作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国务院文化组写作组等。
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组在“文革”中特别是在“文革”后期十分著名。原市委书记徐景贤回忆说:“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组成立于1964年,它即使不算全国写作班子的始作俑者,也可说是各种大批判写作组的‘领头羊’。”
上海市委写作组的一个主要阵地是1973年9月创刊的《学习与批判》杂志。这本杂志名为复旦大学主办,实际是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组主办的。通观《学习与批判》全部三十八期刊物上发表的文章,内容涉及工、农、商、学、兵等广泛领域,文章的署名也让人眼花缭乱:罗思鼎、丁学雷、方岩梁、石仑、石一歌、任犊、宫效闻、康立、梁凌益、齐永红、翟青、方海、戚承楼、金风、靳戈、史尚辉、史锋、曹思峰等。其实,这些署名不过是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组的不同笔名而已,据说这个写作组共使用过八十多个笔名。
关于这些笔名的来历,徐景贤回忆说:
写作班成立之初,正值全国开展“学雷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的高潮,写作班除姚文元的大块文章由领导决定用真名外,其他人基本是用集体笔名,特别是重点文章,更是领导意志和集体智慧的结晶,一概用笔名。文学组的重点笔名是“丁学雷”,寓“丁香花园学习雷锋”之意,历史组的重点笔名是“罗思鼎”,意思是“学习雷锋,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思想文化界的人看署名丁学雷、罗思鼎的文章,就知道这是代表上海市委的声音。
除了“丁学雷”、“罗思鼎”外,写作班各组还用过很多笔名。比较有影响的如历史组笔名“康立”(武康路历史组的谐音)。文学组除“丁学雷”外,有的集体文章要另起笔名,我建议说:“我们刚开始做毛泽东的学生,就起一个叫‘方泽生’吧!”后来写了一篇较有分量的文章,我又起了笔名“方岩梁”(毛泽东诗“风物常宜放眼量”的谐音)。因为写作班开始时住在丁香花园,笔名姓丁的特别多:两人合写的署名“丁加”,三人合写的叫“丁川”,多人合写的用“丁影”、“丁闻”、“丁葵”等名。
……在武康路二号姚文元批《海瑞罢官》的过程中,写了一篇批判历史学家李平心的文章,当时他正和历史组同在二楼办公,共同编资料。历史组的基本班底是四个人:朱永嘉、王知常、吴瑞武、朱维铮。姚文元写完后,开玩笑说:“你们历史组四个人,加上我是五个人,共同来批李平心,这篇文章的笔名就叫‘伍丁’吧!”这就是“伍丁”笔名的来历。
“文革”后,上海市委写作组使用的“石一歌”笔名曾引起广泛关注。《现代作家笔名索引》中没有此名。港龙出版社出版的《“文化大革命”词典》中有“石一歌”目:石一歌,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组在“文革”中使用的笔名之一。用这个笔名发表的文章主要有《坚持古为今用,正确评价法家》、《研究法家要古为今用》、《再捣孔家店》、《不断清除革命队伍中的“蛀虫”》等。杂文家何满子在《笔名谈屑》中说得更为形象一些,他说:“石一歌的声名只在上海颇红,外地人恭聆其名的大概只限于文艺界。知情人说,这笔名代表十一个才子,以人数而谐音而已。石一歌,即隐身在这个笔名下的十一位某某某们,是‘四人帮’卵翼下的鲁迅研究专业户。所谓鲁迅研究,就是把鲁迅改造成‘四人帮’的守护神。这部舆论机器由于起动较晚,且分工所限……事败之后,这些机灵的才子就泥鳅似的滑掉,混入人海了。”


【关于“梁效”】
南有上海市委写作组,北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
1973年10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成立批林批孔研究小组。1974年3月,调整人员改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迟群、谢静宜负责,他们在江青等人直接点题授意下写了大量文章。文章的署名多为“梁效”。“梁效”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两校”的谐音。除“梁效”外,这个写作组用过的笔名还有柏青、施钧、秦怀文、高路、景华、安傑、郭平、金戈、万山红、祝小章、梁小章等。
著名学者周一良是“梁效”成员中的老教授之一。他在回忆录《毕竟是书生》中说:“梁效设支部书记一人,由迟群、谢静宜手下的八三四一部队的干部担任,副书记二人,北大清华各一名。三十几名成员中,两校之外,还有少数人民大学的教师。成员除了老教授晚间回家外,都集中食宿,每天三段时间都须到班。梁效纪律森严,不得随便请假,不得向外面(包括自己的家人)透露工作内容。集中驻地在北大朗润园的北招待所,门禁森严,给外人以神秘莫测之感。梁效主要任务是写作,由中青年同志担任,为‘四人帮’制造反动舆论。写作意图由迟、谢两人下达,或由《红旗》、《人民日报》等报刊的编辑口头传达,有时甚至写成书面提纲交给写作小组。几个写作组之外,有个研究组,后改名注释组,几名老教授在内。江青听毛主席谈话,遇到她不知的人物或典故,立即通知迟、谢两人命令这个组查阅报告,起了供顾问咨询的作用。梁效还要求老教授对于写作组的文章在文献典故方面发挥‘把关’的用处。”
“文革”后,北京大学成立了“梁效专案组”,先后编印了《“梁效”部分反党文章清查材料汇编》、《梁效罪证材料》等对“梁效”进行批判。
与“梁效”齐名的写作组还有“国务院文化组写作组”,使用“初澜”、“江天”等笔名,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上发表文章二十多篇。中共中央党校写作组使用的笔名为“唐晓”、“汤啸”等,“唐晓”、“汤啸”即“党校”的谐音,用这个笔名发表的文章有五十多篇,有的文章还出版了单行本。
如今,我们离“文革”已经有些距离。随着时间的流逝,面对“文革”文章的署名,我们越发看不清他们的面目。“不识庐山真面目”,有时“只缘身在此山中”,有时是因为不在此山中……
何满子说,“文革”中作者的署名,“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符码”,“环绕着这些风云一时的笔名,还包藏着历史风俗的色相,也许从这个角度切入,还可以淘出点历史隐秘的信息来”。

【“罗思鼎”的前前后后】
罗思鼎,就是文革期间上海市委写作组的笔名(谐音“螺丝钉”,取义于雷锋名言“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

* 别名及组织
另有丁学雷、宫效闻、石仑、康立、翟青、齐永红、石一歌、史锋、史尚辉、曹思峰、梁凌益、戚承楼、靳戈、方岩梁(谐音“放眼量”)、金风、方耘、常峰等80多个笔名(各个写作小组又有自己常用的固定笔名,如文艺组的丁学雷、方泽生、石—歌、任犊)。最重头的文章也使用上海市委写作组或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大批判组的名义。因为开始办公地点在李鸿章之子李经迈私家欧式住宅的丁香花园(长宁区华山路),所以又叫“丁香花园写作班”,后迁至徐汇区康平路89号。
正式组建于1971年7月,迄于1976年10月(据朱永嘉回忆,该写作组最初萌芽时间在1960年代中期中苏论战时,是复旦大学七名年轻教师相约共用的笔名)。是一个编入政府系列、形似松散庞大而结构紧密的行政管理系统,利用“分层控制、多方插手”方法运作,直属张春桥姚文元徐景贤代管)。两人给写作组的批示、书信、电话多至360次以上。朱永嘉王知常肖木是该写作组的主要负责人;下分历史组、文学组、经济组、哲学组等,又下辖有若干外围小组(如“石一歌”和各种教材编写组);外围小组人员编制仍在原单位,经费由所在单位担负、筹措、拨付,分合自如,高度集中。在北京设有联络处。由于当时无宣传部的设置,写作组实际上兼有宣传部的管理职能。

* 代表作及活动

撰有文章1000多篇。代表作有《秦王朝建立过程中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从“洋务运动”看崇洋媚外路线的破产》、《评<水浒>的投降主义》、《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企业管理的两条路线斗争》、《<汇报提纲>出笼的前前后后》、《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上海一千万人民的战斗誓言》。
该写作组活动的历史最长,参与配合的运动最多;写作文体多样,有政论、史论、杂文、小说、教材等,产量最高;组织分工细致周密,作者队伍庞大,直接掌握的刊物最多,可以独立新形成协同作战、轮番冲击能力,声势上超过其他御用写作班子;形成“北有梁效、南有罗思鼎”的格局。另外还担任了搜集、编印中央、地方党政负责人材料和国家政治、经济、文化情报的工作,仅密报张春桥、姚文元的就有1000多分。以至于其成员私下议论他们“所干的事,说出去是要杀头的”(代替了文革初期“游雪涛”的功能)。有人据此论定它除了写作班子外,还兼有“情报班子、参谋班子”职能。
把持有《学习与批判》、《朝霞》、《自然辩证法》、《教育实践》等8个刊物和复旦大学、上海人民出版社等。

* 成员及命运

其成员历史组以复旦大学教师为班底,别的小组另调有原宣传部、作家协会、华东师大、上海师院等单位的人。计有陈冀德(文学组组长)、陈孝全(石一歌组长)、胡锡涛郭绍虞徐辑熙章培恒王绍玺谭其骧陈旭麓王守稼吴干兑刘修明吴欢章孙光萱余秋雨丁志伟戴厚英胡万春段瑞夏等近50人(加上外围成员远远超过此数)。
1976年10月后,该写作组成员都受到审查,有些人长期受影响,著述出版不顺利,无法评上高级别教授职称;日后再不愿提及这一段伤心史。1977年9月7日国家教育部发出通知,要求清除中小学教材中“四人帮”及其余党控制的写作班子包括罗思鼎(另有初澜江天池恒等)的言论、文章、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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