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自立：文革“二次发动论”之批判

tuffy05

文革博物馆通讯（五八四）

文革“二次发动论”之批判

刘自立

　　现在有一个关于文革的说法，就是王年一提出的文革“二次发动论”。

　　这个二次发动论，被一些人用来为六六年八月北京文革初期的杀人辩护。她们是这样说法，如果工作组不撤，所谓文革秩序不被破坏，例如，北京师大女附中的卞仲耘校长就不会死亡；只是七月份工作组撤销以后，北京陷入“无序状态”，学校“权力机构不复存在”，出现“没人管”的险恶处境，所以，惨剧才能发生。她们援引六六年七月末在人大会堂里宣布工作组撤销的会议上，那些工作组派和刘邓子女们是如何悲凄落泪……以后，她们又如何为毛的突然出台而欢呼的文字。这样的看法发表在一个所谓文革研讨会的文集里，现在又出现在网上：署名白芳（叶维丽）。很多为刘邓辩护者，持有这样的“工作组好”的看法。其间，她们用偷梁换柱的手法，把毛文革和刘、邓文革，巧妙地做出切割，且很是艺术地、将这种政治换头术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延伸到邓和后邓时期，中国政治合法性问题上，且在转了一个大圈子后，和现政权的文革观，保持一致——也就是说，她们巧妙地为邓否定文革，做出了解释和为之辩解——她们说，邓，一开始就站在正确的一方，一直到邓出台中央决议否定了文革。

　　事情的政治逻辑，果然如此吗？

　　我们现在简要地予以分析，以便说明打毛拥邓派人物的荒谬性所在。

一，有无“二次发动”的实质意义？

　　没有什么“二次发动”——这就是我们的结论。

　　何以这样说？因为，毛在六六年中发出文革叫嚣，制定五一六通知以后，他就好像高深莫名地跑到南方去了，把进行文革的具体工作交给了还在北京的刘邓。刘邓的做法和毛本人同意派工作组的做法，好像是王年一等人所言之“第一次发动”。其实，这根本不是第一次发动，而是毛的欲擒故纵手法。毛是一个独裁者和林彪推上神坛的一手遮天者，他为什么要同意刘邓派出工作组，且采用这样的方式来开始六六年夏天的文革之第一阶段呢？现在看来，十分清楚：这正好是他引蛇出动的第二次实践——第一次，姑且说是在五七年——而他本人为了作为一个引蛇者，呆在北京，当然不好说话，不好指挥（他根本就不想指挥工作组），所以，他就跑到南方去了。

　　为什么毛知道“蛇们”，刘邓们，势必会被引出洞，他好就此一举歼灭呢？这里就要牵涉到他的独裁者地位了。在北京这样的政治结构里，本来就没有势均力敌的，类似法国革命时期的革命和杀戮政治中的任何派别——我们前此在一文章里说过，法国革命的断头台，是无政府主义断头台，可以杀死丹东，富歇，可以杀死罗伯斯庇尔，而波旁皇室，可以干掉富歇（流放他）……——但是，在六六年的中国，只有毛，可以一个个杀人，无人可以杀掉他。这个逻辑，就是毛文革和法国革命致命的区别。甚至可以说，文革，根本不是革命。这样一来，摆在刘邓面前的其实只是一条出路：同意派出工作组，或者不同意派出之——反正，都是一样。事情在六六年七月份已经揭晓：毛，不同意工作组的行为及其准则。但是，人们难道可以和毛辩论，说，你他妈的不是也同意派出工作组吗？没有人可以具备这样的资格和胆识与其辩论。

　　反之，刘邓们，在十七年统治中，已经确认了一个简单的原则：现在，是共产党统治，不是国民党统治，所以，文革，要在党的领导下进行——难道“四清”不是这样进行的吗？——而毛说，不是，现在的官僚机构，基本上已经是国民党统治了，所以，共党统治这个前提已经不能成立了——所以，他就邀集反对各级党委的人士，来进行“踢开党委闹革命”。这个逻辑是不是很不刘邓呢？这样一来，工作组就成为刘邓的专利和罪责，被毛，这个“反对派”给定性、定罪了。事情难道不是匪夷所思吗？一点也不。毛独裁可以把世界上一切原则，作为交易和妓女，颠来倒去，为他所用。他可以反对各级党委，也可以支持各级党委，就看他如何定义之——总之，不可反对他这个最大党委！于是，刘邓派出工作组，是死路一条，不派出工作组，也是死路一条——这就成为毛式原则，就是无原则原则——所有企图“无中生有”者，就都无可如何了！这样，就出现所谓毛从南方回来，撤销工作组的事情。重复说，毛，只是玩弄了一个小小的政治伎俩，就把刘邓推上了政治反对派的地位，而可以除之为快了。没有任何一个政治舞台或者法庭，可以对此进行辩论，说，毛，你本人对于派出工作组，应该负有什么责任——他历来是什么责任也不负的。这样一种把共党统治说成为国民党统治的说法，周恩来六六年八月初，在清华大学为蒯大富平反的群众大会上，也被如法炮制：周说，要如反对国民党时期一样，运用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和四大民主武器，来进行文革——人们很容易想到，他们在《新华日报》上鼓吹自由民主和美国价值观的文章。这样，刘邓坚持共党统治的逻辑前提，被颠覆了。工作组，是施行了一条镇压群众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就是毛回到北京以后的说法——同样，对于他这个说法，没人可以辩论和反对之。事情就这样决定了。

二，工作组文革的另一种血腥

　　所以，毛的北京前、后时期，是他的战略组成的有机结构，不可区分成为第一次和第二次所谓发动，是一次发动的前因后果，是一个阴谋的前后递推，是一个意志的阶段表达。王年一们的意思是，如果可以停留在工作组时期，且永远停留在那里，文革就会产生以下几种方式：１，叫做文革秩序论。２，叫做权力不真空论。３，叫做文革不失控论。４，当然，就叫做刘邓文革正面、正确，甚至可以是“不”杀人论。这些个论点，是不是站得住脚？一点也站不住脚。史料，已经把工作组式的文革野蛮和传统镇压方式，解读得比较清楚了——见徐海亮先生的著作。刘少奇等人的“新时期反右运动”，同样是一种杀戮和镇压。这个杀戮的大概人头预估，也被他们大约计算过，要镇压三、四十万人。很多人，在这个时期，死于非命，于是证据确凿。但是，这个工作组文革的发动之动力不足，是一个事实。原因是，刘邓不知道何以要发动文革？三年饥荒和大跃进、人民公社带来的灾难刚刚过去，所谓国家，正在喘息和复苏当中；周恩来的十四国之行和戴高乐，送给中共的法中建交之大礼，都在不同程度上，使得国际国内政治社会常态化进程，得以持续——为甚要在这个阶段打乱和毁掉这一切呢？所以，他们不了解，“老革命遇上新问题”。这是一个方面。

　　在另一个方面，刘邓和毛出身同源，都是党人。党人特点之一，就是服从党魁，毛，是党的政治和战争之神——又被林彪吹捧成为神和天才，“几千年出一个”——这样，本来不想闹文革的刘邓，也只好按照他们的传统思维进行敷衍，派出工作组，进行镇压和在党委领导下闹革命。但是，只要文革的机器发动起来，有没有工作组，都是一样。毛说，工作组是镇压机器——这句话，当然不错——死了人，也是不错的——只是毛觉得，死的人，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工作组的死人较少，就是正确的。（这甚至和吉伦特派的“温和主义”策略并不雷同，毛刘，都是雅各宾派的人物，都并不温和。）之所以说他们是在同一个革命基本点上考虑问题，计算命运和杀掉人头，是说，他们对于自身，只是考虑是不是要服从党魁和党神。二一点，是他们不可以，也跟本不会想到，要反对毛，追究毛发动文革的动机，效应和罪责。三一点，他们做梦也不会想到，毛，是要你死我活，要整死你刘少奇。

　　但是，所有这一切，并不能证明他们在最后关头，不想把革命进行到底——这是他们一以贯之，革命一辈子，养成的习惯；只要革命了，他们就要表现革命态度和施行不温和主义。这个不温和主义，终于出现在卞仲耘事变上。卞仲耘事件，是不是工作组撤销以后，运动失控导致的后果？不是。毛要撤销工作组，是在六六年七月末。这是一个毛刘权力交错重叠时期。换言之，刘的文革实力，并未完全消失。这时候，刘邓，正在运用他们在文革早期，六月份，把持的所谓文革领导权——这个权力表达，就是北京中学的文革率先发动，往往是，校园大字报的率先张贴者，概莫能外，一色的高干子女——这个迹象，正好是毛的欲擒故纵伎俩之一——等到他看见红卫兵搞得天下大乱，秩序，党序，政序一乱，他就可以抛开红卫兵（中学），任用蒯大富和其他大学打手，直接把矛头指向刘——这时，六六年八月份，他的战略步骤，尚未达到这一步。现在，正好是他要刘邓表现的时候，文革语言，叫做让其“负隅顽抗”。这个负隅顽抗，又表现何处？就是刘邓要继续转移毛的打倒他们本人的大方向，企图转移到打倒“阶级敌人”，“地富反坏右”，打倒“四类分子”（卞仲耘就被定位四类分子），而唯独不提，也不可能提：打倒刘邓。试问，刘邓子女会打倒刘邓吗？不会——虽然，包含她们本人和其老婆子，还是贴出过打倒揭发的大字报。他们虽然不知道，抑或不完全知道，毛要打倒，甚至打死他们，但是，处于革命本能——这是他们的看家本事——他们当然要表现得更加积极地打倒类似卞仲耘这样的中低级干部，以应付毛式文革。这就是她们在六六年８月５号之所以大打出手的原因。于是，工作组时期的、好像被抑制的野蛮，女性和孩童的野蛮，在打死校长，这个中国五千年历史上不曾出现的野蛮，终于就着工作组残余秩序的存在而发生。

三，工作组撤销以后的权力所属

　　这个时期，权力不是真空。刘邓子女在该校是实际上和形式上双重领导。何以这样判断？１，卞仲耘被活活打死的当天傍晚，是邓氏和宋氏等人，出现在学校隔壁的医院，邓还责问卞仲耘的大女儿王学：你对这件事情怎么看——王学坚韧以答，反正我们不负则任。２，宋氏领导班子（学代会），在知道卞仲耘死去以后，出面会晤吴德。吴德说，死了就死了。这说明她们是一校领导，是继续存在的“权力机构”。３，她们还在一张纸条上签名；一共有七个人的名字：刘进，宋彬彬等人；并且交给了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尧先生。４，虽然，她们为邓和工作组的失势哭泣（见叶维丽文章），又为毛的出现，破涕为笑——这说明了一个双重证明：她们知道，毛的突然出现，说明了党在争取她们——她们的哭泣，又是因为刘邓失势在即，却没有最后完蛋——她们寄希望于毛、刘双重实力／势力。这正是一个犬牙交错的关键时期。从在人大会堂毛接见，到卞仲耘死难，这段时期，邓宋等人，她们的老子，当时说了什么，是不是一定要她们制止暴力？没有任何一种说法。又，如果没有让其暴力，那将如何——这，似乎成了国家机密，没有任何泄漏——但是，她们的行为，说明了她们老子的想法。８月５号的事变，成为这个权力机构存在的最有力说明。

　　工作组撤销，但是，形势没有失控。这个没有失控，表现在毛刘交替时期，宋氏等人，如上面所言之效忠毛、刘的双重性表现上。她们既没有否定刘文革，也没有否定毛文革，她们的拥护主义，就表现在她们视人命为草芥的８月６号声明里，是一个校园广播——这是她们和毛式加刘式政府机构，商量以后的说法，和吴德商量以后的说法：（人，卞仲耘，“死了就死了”！！！）。云云。所谓失控的全部内涵，本来应该有三种情形呈现，起码是三种或者三种以上的政治态势：拥护，反对，中立——中国六六年，从来不会出现这种态势；没有任何政治派别，会打出反对毛的旗帜；甚至秉承中立主义态度——我是指公开表态坚持中立立场，这种立场也根本不会出现（逍遥派和林彪成了病殃殃的林妹妹之说法，也是私域选项，不是公开表达的政治态度）——最后，只剩下她们继支持刘、邓的行为，同时支持和响应毛。这个“失控”，是不是失控的完全相反选项呢？进而言之，文革，从来都是操纵在毛手中的一个活动玩偶，其面目，从来是狰狞可怖

　　而没有任何所谓失控之温和性的——连林彪事件，也是一种政治伎俩的导演成果，没有失控——更严重讲来，就连“四·五”运动，也成为邓复出的某种双重政治运动——虽然，并不能完全否认他的反对派态势——说那是完全的民运，也是不准确的——群众，只是更换了他们的效忠选项，从毛，变成了周，以后，又是邓——现在，他们更是更换成为和谐之支持者。一切都是周，邓的继续，而已！

　　于是，这个双重政治态度，和另一种不失控，有秩序论，在８·１８终于露出真相：宋的双重认可，现在偏向了毛：“要武！”——在这个意义上说，宋在８月５号以后说的：要煞煞她们的威风（指向她的卞校长）这样的语言，又成为一种复调结构了：要煞煞四类分子的威风，煞煞卞仲耘这样的、党的中低级干部的威风——更要煞煞高级干部，党内赫鲁晓夫的威风了——但是，文革阶段论还在演绎：毛，开始让林彪呼喊：“打倒一切牛鬼蛇神！”横扫一切“四旧”，破坏一切社会和政府秩序！现在，红卫兵秉承毛的意志，杀到社会。“八一八”，成为一个血腥的毛式辞藻——这个言说的直接对象，是宋彬彬！这个辞藻和宋氏，和“文革”，和苏联的“古拉格”，和中国的“劳改”等等，终将会藏入博物馆，载入辞典和史册，让人研究，反思和回忆——这是一个标志，就像那位站在六·四坦克面前的青年，成了六·四的标志一样——这就是历史的真是面目；历史的真实面目，不是工作组和二次发动以前的秩序有加，权力真空等，而应该是对于极权主义的整体思考和批判。

　　于是，一切工作组事件，卞仲耘事件，八一八事件，就像革命断头台一样开动起来，不可收拾，一直杀到杀死刘少奇为止——于是，毛，这个最大的异端，最革命的圣人，最反党的异议人物，最反对刘邓——甚至最反对他自己的、六六年的毛，又回到体制中来了。他，开始以国家元首的资格，接见了尼克松，基辛格……

　　难道，这场残暴的游戏，真的那么不好解释吗？
　　难道，毛的表层发动群众，打击党委，是真正意义上的反党和革命吗？
　　难道，人民不是在他的号召下，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即死，即灭吗——这里，有什么人民价值，可以预估和再估？就像面对希特勒的万众欢呼，人民，难道不是在欢呼声里，即来，即去，即死，即亡吗？那些反对党委，被解放军镇压的人民，难道不是毛在启动他们反对“国民党”统治吗？

　　一切是有秩序，有阴谋，也有阳谋的，不是权力真空，不是失控，也没有什么“二次发动”——一切极权主义的意志，都是同一性的，不是辨正的双方，形成天、地两派（严格讲，毛时代，天、地两派，也是一派）。毛自己，就是两派，他是“人民文革”派，也是“毛文革”派——这就是结论。在这个意义上，卞仲耘不是被两个文革杀死的，不是被毛一个人杀死的，她是文革的牺牲——虽然，她本人甚至成为党的祭坛的祭司一类人物；她成为“直接接班人”的护法者和牺牲者——这个大祭司，也像西方歌剧中的大祭司诺玛一样，以命抵运了——成为中国政治命运的牺牲。

　　这个悲剧的最为深刻的内涵，远远没有被发掘出来。这件事情，恐怕要持之以恒地探究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