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勍：对文革手抄本的一次总结与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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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勍

我的语言的界限，意味着我的世界的界限 ——维特根斯坦

文化是一个社会自我认识的主要工具……对社会的全面控制会全然压制社会多元的内在发展，而无可避免地社会的文化是第一样被压制的东西；……这个国家今天阉割掉它的文化，明天知识性和道德会变的怎样无能?……生命的升华的一个必要条件是不断把秘密的东西开辟出来。
——哈维尔《给捷克总统暨共户党总书记胡萨克外公开信》

心燥上火，嘴唇周遭的燎浆泡雨后幼竹状的左凸右蹿。未几，上唇的胡须间便有几颗艳若樱桃的燎泡居中点缀，因着恐惧(此间为所谓的三角区，弄破后会伤即性命?仅为坊间传言)与自怜，又无丰子恺先生《口中剿匪》的勇气，对胡须也就听之任之地放了几天羊。一日对镜，方映出乱须荒若杂草的脸面，细观三角区那几个熟透了的燎泡上已长出几根胡须，较之邻里可谓是木秀于林了——粗、长且黑，猪鬃般煞是刺目，愕而不得其解，同种同地，怎么长出了花样?又思，方开窍——胡须间的燎泡外表艳丽，内里却早己溃疡腐烂，这几根胡须自是吸了足够的底肥才出类拔萃的。故而，茁壮是真的茁壮了，但它确实是带菌的枝杆。

这便是接手《暗流——“文革”手抄本文存》点评活计之后的一节真实。“文革”，全称应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而在刚刚逝去的那个世纪的多变中国里，以革命冠名的著名变革则不绝如缕：辛亥革命——孙中山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这个极具民族主义色彩的口号终结了清家绵延了近300年的龙脉，创立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并被尊为国父；土地革命——用“既不是绣花又不是请客吃饭”的暴烈手段，均分地主的土地，使得初尝胜利果实的底层农民前赴后继地聚在“打土豪，分田地”的赤色旗下“血染红旗旗更红”了；新民主革命——将自誉中山衣钵的旧民主(?)代表者蒋介石赶到了台湾，近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即成为现实。而较之上述几次“革命”，仅“文革”说文解字的字面意义便有了些许的意思：首先是加在革命前面作定语的“文化”一词，它的外延和内含指设的含混与驳杂是显见的；其次，革命所后缀的修饰词“大”字的霸道与乖戾，最终显现在中国那段特殊历史上的轨迹就是：它是一次由一定的文化基础所支撑的反文化运动，目的是革古今中外所有文化的命(语录、文选类除外)，其表现形式与社会文化心态是政治文化化与文化政治化的杂交，文化与知识堕为招灾引祸的渊薮与精神奴役的引芯已成为必然！

正如F．荷尔德林所言：那些使一个国家变成地狱的东西，恰恰是人们试图将其变成天堂。“文革”之于中国文化，仅几年内全国没有一所真正意义上答疑解惑的学校(纵观中国历史，即使战乱贫困或血腥残暴到极致的年代，教育之薪火相传从未断种)。中小学用大放羊式的学工学农来替代系统化的教育体系，大学没有正式招生。仅凭写了几行直面现实的文字就可活生生的剪舌割肾且被施虐的对象还均是纤弱的女性!知识越多越反动!学生用带粗大铜扣的皮带活活抽死自己的老师！这真可谓史无前例式的断代，每每思及，与欧洲中世纪宗教裁判所相同的血腥味就让我颤栗。占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公民，仅能接受布道般虔诚地观看八部样板戏(儿时乡间一个戏迷，晚间看罢草台班子的《红色娘子军》，一时戏瘾大发，改戏词吼了一嗓子秦腔：打不死的吴琼花，×不死的娃他妈！就被判了8年徒期!)和一个作家大标语式的粗暴文字!就连此前早已被西方社会公认为第四种权力的新闻报业，在报纸大样出来后，还要请木匠专门制作一张小桌子，桌面是透明玻璃，里面装上电灯，再把一、二版大样重叠起来对着灯光看两版间“打倒”和“伟大”之类的字眼是否会重叠，并将这种“透明看报法”美其名曰“探照”!若出现重叠，便不惜成本地将所有印好的报纸统统收回，打成纸浆。仅此，即使用蹂躏和阉割来定位“文革”对每个人的精神烙痕，也只能勉强地透过历史的尘埃望其项背!在当时那个红彤彤的若大中国里，似乎有了语录和选集，全体公民的精神文化诉求便真的是“取之不竭，用之不尽”且“放之四海皆准”了，而书籍这种“毒草”或曰“大毒草”只能用来当作累积罪名和焚烧的物件便成为高度的共识!由此，“文革”成为文字甚或文明的天敌已是不争的事实。虽则中国历来缺少与官方意识相抗衡的知识分子，言论传播的管道都是一节节阻梗的盲肠，加之“文革”又“彻底、干净地消灭了”私人的空间和民间语境，其状况完全陷入梅列日科夫斯基所描述的“写的比发表的有意义，说的比写的有意义，再说到底，没有说出来的比说出来的有意义”。可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重要标识之一就是对精神文化享受的需求，人压抑既久，便要有所释放，正如谣谚所云：鸡不撒尿，自有它的去处”，“文革”手抄本便产生在压抑黑暗的文化霸权的阴霾之中，故其繁茂滋长的过程自然与我那几根生长在燎泡中的胡须相类似，都是长在疮疤上带菌的枝杆，总要受到时代进展和社会变化的影响。

词汇是有历史的，每个词除了它的词源意义和字典解释外，还包含着这个词产生时的境况、原因等多种信息符号。

让我们再回到最基础的关于手抄本的名词解释上来，手抄本三个字，且不能说是耳熟能详，可但凡有阅读习惯的人都不会感到陌生，而我对集体记忆死角的隐蔽性和经验主义的盲点感到惊异的直接原因则源至查检手头几乎所有工具书的过程——先查1998年版商务印书馆修订本的《现代汉语词典》，没有收录手抄本一词，与之较有关联的仅有：手本：明清时代门生见老师或下属见上司所用的帖子，上面写着自己的姓名、职位等；手笔：亲手做的文章、写的字或画的画(多指名人)；手记：①亲手记录②亲手写下的记录；手写：用手写，亲自记录等，继而复查词汇容量更大的上海辞书出版社最新版《词海》，所收相关词与《现代汉语词典》也是大同小异，亦属隔靴搔痒，而手抄本一词仍未收录！不甘心，再查外研社最新版的《英汉词典》hand-written copy一词，其注释为手写的拷贝，虽名词字面接近，可注释与我思维中的词意却是词不达意、离题千里，徒生中国帝王“百姓没饭吃，为什么不吃肉呀”或程序化的英语社会“有印刷机和互联网的方便，为什么还要用手抄”的荒诞感。最终，求助于我留俄数载的女友；答曰：俄语中有两个词，一个Pykonucb 中文意为手写的稿件；另一个c a M o u 3 g意为地下或自我出版物。至此，我兀自有种“梦里寻她千百度，那人却在灯火斓姗处”般峰回路转时惊喜感!前苏联无愧是对现代中国进程影响最大的国家，由于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发展、挫折、执政都受到莫斯科直接而重大的影响，并与之息息相关，故词意的接近与重合就不言而喻了。顺着地下出版物这条注释所疏导的思路，我们再从“手抄本”在“文革”中的产生、衍变与影响的过程中，总结较为贴切的词语来为之定义、注释。而偶翻《哈维尔文集》，这位捷克现任总统、著名剧作家在行文中施用较为频繁的samizdat(民间出版物)一词，也为界定“手抄本”提供了新的思路。

对曾涉足民间文化的我来讲，更趋向于将手抄本纳入民间文学的范畴之中，其原因是它内容方面的特性、流传方式和表现形式都较附合北京大学著名民间文学教授段宝林先生关于民间文学划分时的外部标记：“具有口头性、流传变异性、传统性和集体性，特别是立体性的特点。”(《中国民间文学概要》增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10月版段宝林著)。而日本的民俗学之父柳田国男在其专著《传说论》(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一书中论述民间传说的特点时所言：“传说的特点在于有人相信。另一个无可争辩的特点是随着时间的演进，相信它的人越来越少，逐渐与历史远离，叙述不受形式限制的自由性、可变性……于传说，‘加工’、‘改变’也极不显眼的被进行着且从未间断。”等，更明晰地印证了民间文学是“文革”手抄本的母体的立论。故“‘文革’手抄本”的注释应为：手抄本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产生的一个新的文学类别，用以填充那一段书籍遭禁毁、作家被歧视和冷藏的匪夷所思的文化专制时期，整个一代倍受精神奴役和蹂躏的人们文化生活需求空白的一种新类型的文学作品。由某人匿名写作，再由相信该故事的真实性并喜好它的阅读者抄写传阅，抄写过程中传抄者不断根据自己的好恶加工或改变，写作语言接近口语化，叙述方式类似传统话本的故事不受形式限制的自由性，同时还具有集体创作所特有的文字粗糙、故事性强且紧贴时代的特征，属民间传说现代版的延续。故事内容多以满足当时人们心理需求、审美情趣和发生的重大政治事件为蓝本，是“文革”中后期过剩的激情与弥漫在整个社会的虚幻游离空气相悖逆的产物，其中不乏道德法庭、道德救赎、谮越禁锢的进步作品，但大批判、肃煞、颠覆、嗜血成性、拙劣的迎附政治语境、神经质的图解阶级斗争观、空洞浮夸等大标语式的信息符号仍是手抄本的主流。其原创作者和传抄者以当时社会底层的“知识青年”和城市里工厂的青年工人为主体。五、六十年代流行的苏联和中国的反特和地下斗争题材的电影、小说是其创作的基本模式化的叙事结构。随着时间渐进，相信故事真实性的读者也越来越少。但其不甘“自觉贱民”的卑微和超越文字剪舌的艰险，表达其个体的思维，抵抗文化专制，冲破文化禁锢和冒险争取自由出版(传抄)的勇气和非功利创作的民间性确乎极具进步意义。当时的手抄本大约有数百个版本，其中以《第二次握手》、《绿色尸体》《别墅魔影》、《梅花党》、《少女之心》、《第100张美人皮》等流传最广，几乎传遍全国各地城乡。手抄即流传的方式，有别印刷体，而本并非书本的本的字面意义，而是其传播的载体：日记本或工作手册之类的纸制品，因为各种本子也是那个时代的纪念物。

“文革”手抄本是当时国人文化精神诉求的晴雨表，是“文革”文学史中不可或缺的活化石，是重修或完整现代中国文学史的重要补充，它开辟了新的非官方民间出版传播渠道，其独特的创作流播过程和顽强的表达意识，都使其赋于浓厚激越的悲剧美学色彩，但它作为双刃剑的另一极——文化专制和话语霸权严重带菌者的身份也不容忽视!

手抄本之于中国当代精神生活流变史和个人记忆的撞击与烙印无异于填鸭式渗入民族记忆之中的选集、语录，其影响几乎浸淫了那一代人整个精神和心智的成长期，那种公式化的叙事和粗暴的霸权话语，甚或影响他们一生且延及后世。但对其研究和发掘却极为罕见，我检索了几乎所能涉猎到的国内和海外(虽然“文革”学在欧美汉学界几近显学，而与手抄本同时代且成为知名学人者也遍布海内外)的相关刊物和文集，均未见只言片语，是经历过的人们因其简陋近而感到厌恶、耻辱不愿旧事重提，还是可怕的集体历史健忘症在作祟?到底是何因由?

因此，我希冀这篇文字对补缺这一空白有所助益。

“自由的出版物是人民精神的慧眼，是人民自我信任的体现，是把个人同国家和整个世界联系起来的有声的纽带……自由的出版物是以真正的现实中不断涌出而又以累增的精神财富汹涌澎湃地流回现实去的思想世界……没有出版自由，其他一切自由都是泡影。”上述论段，若不注明出处，精神过敏或习惯了思想自我审查者一定认为这又是那个资产阶级目由化分子含沙射影地给现实抹黑的谬论，其实不然。这正是那位一脸漂亮大胡子的犹太哲学家、被尊为“共产主义之父”的马克思对“自由出版物”的热情礼赞。而我引用这段话的目的也并非中国太极拳中的所谓借力打力(自耕砚田，无门无派的我不知该与谁撕咬)或显摆渊博(因为就连我也是临时从林贤治先生的大作中取巧抄录的)。之所以抄录，一则为那些在历次运动中受到超过残酷界限的精神打击、至今仍操持文字的同类找到调解心理与生理功能同时失调的药引子，因为在恐惧与脆弱的感情支配下的自我审查不但有神经质的极端，而且会象流感一样的传染!这正像汉斯·哈克所言：“艺术产品具有symbolique 力量，它可以用于统治，也可以用于解放，因此，它是一种在日常生活中引起极大反响的思想赌注。……凡申请政府津贴的机构和艺术家都不得不进行自我审查，以避免公开审查。自我审查显然比公开审查更有效，因为它不留下讨厌的痕迹。”故这种情形于重建一个健康的秩序化社会的危害已经显现：“民主”“自由”“人权”等这些标志着人类文明进步且近代中国的无数先烈为之“抛头颅，洒热血”的荣耀词却逐渐变味为敌对颠覆性的可疑字眼!从马克思的理论本源到中国共产党创立的纲领性文件，从各个不同时期中共的政治宣言，再到江泽民的“三个代表”，无不是在表述这一人类进步的精髓，是投机的歪嘴和尚念歪了经文还是病态的自我审查在作祟?我认为两者兼而有之且后者的责任成分居多!因为作为文字工作者，既不能生产粮食又不能制造机器，若再不能为社会提供维持其良性健康运行的最基本的人文关怀，无疑是一个物质垃圾的消费者和文字垃圾的制造者!这并非借题发挥或者所谓“借别人灵堂哭自己的冤枉”，确实是因为一个常态的思维对“‘文革’手抄本”的研究有着直接的关连，要研究“‘文革’手抄本”就要了解它的创作背景和传播(出版)过程和渠道，此点有着正本清源的重要作用。

评介“‘文革’手抄本”，有着其文学的和非文学的双重性。特别是在对其政治思维中特定的话语霸权、产生背景和承启文本的复杂性，以及粗暴的信息代码加以归类和检视，因着现存相关资源的贫乏、传抄过程的变异和事后在种种因由下人为的销毁，确非易事。但只要折回它的原点打捞出其创作、传播者当年的痕迹，亦不难梳理出些根根梢梢：毛泽东在1966年初突然贴出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及八次接见“红卫兵”将狂热的“八、九点钟的太阳”们弄得血脉贲张，满世界的“砸烂”、“横扫”，而其真正的结果却是毛泽东对自己在“文革”中唯一会见的外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说的：“早在1965年1月25日我己决定——刘少奇必须下台”这句话的一个印证的过程，待到“停产闹革命”，武斗等弄得城市失业人口超过了临界点，而几乎所有的“走资派们”也都被“打倒在地，再踩上千万只脚”而刹不住闸的小闯将们又开始寻找新的造反目标时，伟大领袖一挥手：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再教育。一群天不怕地不怕的小将们立马变成接受再教育的对象，其巨大的心理落差和激情的瞬间冷凝，再加上理想与现实的绝对距离，在他们的精神领域里出现了可怕的空白和盲点，于是各种类似当年地下党传递情报方式的传抄手抄本开始流行，而1971年的“九一三事件”，一个山呼几年永远健康的亲密战友林彪从飞机上掉到外蒙古的国土上，几年单调枯燥的再教育生活和受骗后的沮丧感就象温都尔汗土地上飞机残骸发出的熊熊大火一样，手抄本也在知青部落里星火燎原!而由毛泽东亲笔批示全党全国批判林彪集团罪证之一、由林立果炮制的恶毒攻击毛泽东的“五七一工程纪要”更是各种思想之火的固体燃料。

据传“文革”中全国流传的手抄本有100种左右不同的版本，而目前能见到的不越过40种(本)，仅就我所见到的版本中从内容和政治话语的能指与所指可分为四大类，即固守传统精英立场的民众代言类、要求充当喉舌或者器官的自觉献媚类、浮浅媚俗的“精神拾垃圾者”类和打破底层清基督徒集体禁欲和性罪感的《农村赤脚医生手册·生理卫生篇》类。

首先，分析民众代言类的萌生、发展、背景及主要作品。那个被称作“亲密战友、永远健康、阴谋家、野心家”先扬后抑的卖国贼“林秃子”异国他乡的自我爆炸，对广大“红卫兵”小将(无论知青还是青工)和全体国民的神经都是一个空前的撞击，而在广阔大地“练一颗红心，两手老茧”的知青们在几年现实生活的打磨下“红心”已由热转冷，再由颓废到怀疑，林彪事件让这一代人中的优秀分子彻底清醒，他们迅速从统一严密的时代主题的黑幕下撤出自己个人的独立性思维，在那个言词可以使人坐牢或杀头的年月(因为一种言论就有可能动摇整个制度和政权的能力，故极权的掌握者对可能的言论者之手段就可想而知了)，冒险地试图重建民族灵魂向导的地位，暗地里进行着老鼠抠猫屁股的危险游戏——在著名的浏阳河发源地大围山插队的张扬，其后来发行了430万册的《第二次握手》，已以《归来》的题名“流毒”全国。而在北国保定附近以抗战中雁羚队而闻名的白洋淀，一批被发配到此间“接受再教育”的北京知青，尤如被逐出家园的犹太人对家邦的渴求一样的他们不堪忍受文化与精神的极度贫乏，从借书换书，发展到“地下诗人群”，《今天》、朦胧诗人群一至成为名扬世界的文学团体，他们作品的留传当初都是以手抄即用手抄写在本子上的。而后来与之完全相关的“四·五天安门事件”西单那面因贴满文字而变得著名的墙等在精神的血管里都流着与之难以割裂的脐血!

潮湿而寒冷的1964年年尾，26岁且已当了好几年知青的张扬从那条因出了伟人而著名的浏阳河界内的大围山开始逃亡：藏匿于简陋的工人集体宿舍、饥饿与疲惫、特务或地下党式的大口罩、破桅帽、双重的提心吊胆(既怕自己暴露又担心给好心收留自己的人们带来危险，笔者虽少张先生20多岁，却在80年代末有过类似的刀刻记忆!)和没有“明天”的恐惧。其逃亡的原因很简单：——因为和一位受《牛虻》影响而崇拜职业革命家的朋友通信而被所谓“一打三反”运动打成“反革命分子”而潜逃。在可以想见的贫困不堪的逃亡中，他开始在同学弟弟赠送的黑胶皮笔记本上写他的《归来》(即后来非常著名的《第二次握手》)，也正是这个普普通通的黑皮本，还有那条身心空悬的逃亡路，才引领张扬的作品走进了那个特殊年代尤如当今希望工程室宣传画上著名的女孩子那双期冀而饥渴的眼睛般的无数眼帘，浸润了西双版纳佤族山寨古老铜油灯下和北疆建设兵团土坑上知青们的心灵之窗，给处在极端的文化专制下身心冰封的一代人带去了簧火的光亮和些许的温暖，同时也将张扬的名字不可质疑地镶嵌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册页中!

张扬的《第二次握手》之所以获罪并且使得作者险丧人生只有一次的性命，究其原因只不过是他的作品在一个拒绝、否定常识和个性需求的年代讲出了常识和个人诉求，这足以证明那是一段多么极端专制和恐惧的年月：一个因讲出真理而被杀头或象古奥达诺那样为宣传哥白尼《天体运行论》而被割掉舌头，绑上火刑柱的年代对普通百姓来说并不可怕(显然这是中世纪人类历史上最耻辱、最恐怖的一页)，因为他讲出的“日心说”是超前的科学真理!而相对讲出了常人的基本诉求，比如：我要吃饭，我要喝水，我要读书等就要付出身家性命的年代的百姓其不幸与无处不在的内心恐惧就可想而知了。遇罗克的《出身论》，张扬的《第二次握手》正是讲出了这些最基本的常识。《第二次握手》的要点是——直接描写歌颂了那个时代人们精神偶像周恩来(却客观上得罪了另一个叫做“四人帮”的政治利益集团，正面描写并赞扬了丁洁琼、苏冠兰、叶玉菡等高级知识分子对社会进步的重要作用和爱国情怀，而此点正好与金庸笔下武林领袖一样的“四人帮”对当时的准丐帮——知识分子所订下的帮规：“知识越多越反动”相违逆(虽则“不尊重知识分子的国家注定要没落”这句怀特黑德的名言作为国家的信条在英国唐宁街首相府已悬挂了一个多世纪)。而书中关于苏、丁、叶三位出类拨萃科学家爱情纠葛的描写，在激活那个年代青年人情感禁锢、愈合倍受扭曲和创伤的情爱原欲起到了积极作用，但也于那个专制年代强调统一性、集体性而扼杀个性的信条相悖逆——但凡一个禁锢个性存在的社会或者集团，他们所强调的就是清基督徒式的性罪感和禁欲主义，从“文革”的“四人帮”到太平大国洪天王的男营女营概莫能外!尽管这个集团的金字塔最上层的生活极尽穷奢极欲之能事。张扬的《第二次握手》的创作过程、传播形式和内容能指性符号远远超过其作品本身给文学史的文本意义!他对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作用在于全国正痴迷上演《皇帝新装》的时候，用成年人理性的声音喊出了：皇帝没穿衣服!

张扬当时的写作动因，用他在《第二次握手·文字狱》一书中所言：“我写这部小说与其他文字一样，不是为了出版或发表，那时的中国基本上已经没有了发表文艺作品的机会。我写作只是为给自己看，给身边几个朋友看，或者借用鲁迅一段话吧——我只能用这样的笔墨写几句文章，算是从泥土中挖一个小孔，自己延口残喘……”诚然，用今天的视角来重新审视张扬的《第二次握手》其纯粹的文学价值还待商榷，张扬自己也坦言(以我从文字对其人品的了解相信不会是国人故有的所谓谦虚或客套)“我再说一遍——《第二次握手》写得并不好。”但依我之见就其空前的影响力和作品中所释放出的复杂符号代码却不容忽视!毫无疑问《第二次握手》所折射出的与那个时代相悖且罕见的价值体系(尊重知识，正面肯定知识分子，打破爱情描写禁锢等)，确确实实地影响并激动了那一代人!我一直为我们的基础教育与人格养成教育相驳离而疑惑：语文课上成变相的政治课且是拙劣的六、七十年代思维下的政治图解。去年归国，刚上小学二年级的儿子让我帮他温习一篇名曰《温暖》的语文课，老师要求熟背，课文大意是：天亮了周总理整整工作一夜，从人民大会堂出来碰上了清洁工人，紧紧握手向工人致谢，给他送来春天般的温暖云云。背熟后儿子问我：周总理工作一夜，白天干什么?我只能依我的判断如实回答：晚上工作，白天再睡觉，和爸爸的作息时间一样。儿子用与年龄极不相符的深意“唉!”了一声。且不说总理工作整整一夜清洁工人如何知晓，单单是走近总理，按我们国家高级领导人所享有的保卫措施，对一位清洁工来说就绝无可能!除非是刻意按排的。正如哈维尔在《无权势者的力量》一文中对蔬果店卖菜大叔悬挂“全世界工人阶级，团结起来!”标语的行为过程诠释的那样：“那符号就让卖菜大叔隐藏了自己忠顺的最根本动机，而将这些都隐藏在意识形态这些更高更大东西的外壳底下……而意识形态作为一些装载‘超于个人’的客观事物的百宝袋，它使人们不断欺骗世界，欺骗自己，收藏自己的良知，掩饰真正的立场，以及厚颜无耻的妥协。”因而，你不难想见，在英国小学课本中收入布莱尔辛勤工作的一天，在美国的小学课本里加入鲍威尔窗前的灯光又亮了一夜之类文字的结果：其作者不是间谍便是窥隐癖!最起码也要吃顿侵犯个人隐私的官司。

我认为在我们的基础教育中，急待收入中小学语文课本的是那些在中国现代化和文明进程中起过重要作用且充满人格魅力和个性尊严的篇什，在我们这个种族的流变过程、特别是近百年的史册上不乏这类真正意义上的精英分子和深刻篇章，否则我们这个民族就没有其存在和世代繁衍的理由!仅上个世纪可收录于我们的中小学课本的就有沈荩、邹容、秋瑾、张季孪、陈独秀、王实味、胡风、陈少敏、郑作新、梁漱溟、马寅初、顾准、孙冶方、遇罗克、张志新、王申酉……张扬、白洋淀的思想者群落和朱学勤们的民间思想群落也当属此列！而他们的精神之根茎无不深植于其读书之土壤——“文革”前出版且侥幸保存下来的西方经典(张扬逃亡时携带着1963年翻译的报道世界各地最新科技动态的《科技参考消息》，朱学勤和白洋淀群落们像地下党传递情报一样传阅着从“文革”余烬中保存下来的“禁书”，甚或为之争斗的头破血流)，还有毛泽东不知出于什么心理，批准重新翻译出版的两批最新的苏联和西方文艺与政治理论内部书籍都是养成其自由思想体系的肥田沃土。这对于1949年以来的两大失误之一的教育失误的尚在发酵的恶果所孳生的软骨症、健忘症的中国确实是一剂强力的加加钙。

较之张扬的《第二次握手》，白洋淀的思考者群落被社会普遍认知的程度则要宽泛得多，究其原因主要是群体的优势和主体所操持的诗这个短小精悍更适合以手抄本形式传播的文本，加之他们其中多数人后来又侧身世界各地的传媒机构。故优先说话的权利和机会象红婴粟一样铺满了他们脚下那条流播之路，而至今作为海外唯一用美元付酬的汉语文学刊物《今天》更是他们扬名海内外的荣誉之舟。而我认为，在他们之中，食指的《相信未来》、北岛的“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字铭”、芒克的组诗《十月的献诗》和顾城在他的《独犯戒律》中的“黑暗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则是这艘荣誉之舟吸引广大受众眼光的亮丽白帆，而他们之中众多的诗评家们连篇累牍的评价文章便是使这艘原本处在边缘状态的孤独小舟驶向主航道成为新主流的有力的船桨，真可谓众力使劲划大船，至于春江水暖(冷?)只有他们这些已在主流河套里游戈的“鸭”们知晓了。

另外一个值得在此提及的手抄本，就是在“九一三”林彪事件以后，根据叶群在全国范围内为儿子林立果选“妃子”，给女儿林立衡招“驸马”的真实事件，演义的两个不畏权暴、勇敢追求爱情的青年男女在林家为爱殉情的爱情悲剧，这个手抄本在称作“四人帮”的三男一女的模拟像被吊到北京街头的树枝上不久，便被分别以《别墅魔影》(青海人民出版社，著者袁民权)和《大海作证》、《星星作证》(群众出版社)之名目写成中短篇小说公开出版，也算给那个倒春寒的料峭季节续了把尚有些许温存的薪火之灰烬!这个手抄本其积极意义在于：正面大胆地在那个禁欲年代(特别是高层将控制个人欲念当作钳制人思维的一种手段)，提出了爱情这个亘古不变的命题，并且极力宣扬爱情的纯洁与高贵这两种属性，在那个为了招工进城或参军上工农兵大学，男的宁愿娶村支书的傻女儿，女的甘愿让肌肤与手指一样粗糙且年龄能当自己父亲的农村掌权者肆意喧淫的年月，一对璧人儿为了爱情竟敢公然拒绝进入当时中国的第二家庭作其成员，最终以双双殉情为结束，虽然故事的套路与铺排透着中国传统戏剧和话本中才子佳人的底色，故事中也有那个年代所特有的极强的时代价值观：诸如过分强调处女膜的贞烈观、愚忠等封建意识，但其对爱情的专著及执着，却是贴在那个人性和人情都千疤百孔的年月上的一剂上好的膏药!同时为《南京知青之歌》差点被判死刑，被当时的权贵张春桥点名、后判10年徒刑的词作者任毅及其相关的《重庆知青之歌》、《鸭绿江之夜》、《从北京到延安》、《我是一个资本家的女儿》等当时的流行歌曲，也当属此列、具其功效!因为仅从《南京知青之歌》的歌词就能反映那个年代的情感真实：

我的家乡(南京知青之歌)蓝蓝的天上白云在飞翔／美丽的扬子江畔可爱的南京古城我的家乡／啊／长虹般的大桥直插云霄横跨长江／威武的钟山虎踞在我的家乡
告别了妈妈再见了家乡／金色的学生时代已载入了青春的史册一去不复返／啊／未来的道路多么艰难多么漫长／生活的脚步深浅在偏僻的异乡
跟着太阳起伴着月亮归／沉重的修地球是光荣而神圣的天职 我的命运／用我们的双手锈红地球 赤遍宇宙／憧憬的明天相信吧一定会到来／我的家乡／

其次，对于“要求充当喉舌或者器官的自觉献媚类”手抄本的分析，着重点则是对其“民间性”的探究与梳理：此种类型的手抄本，依手头仅有的篇目按其流毒及影响首推《梅花党》(或叫《一只绣花鞋》)在其流传过程中还曾变异为《三朵梅花图》、《一张梅花图》等)，另外还有《绿色尸体》、《李达之死》等为数不菲的简目。其内容主要是将高层政治斗争以盲人摸象的平民视角演义成为老百姓更容易接受的民间故事，其故事的易流传性加速了故事所编排的事件(和当时高层对所涉冤假错案定性一致，且肆意夸大)在民间社会的传播，近而为资讯来源相对单一的民间社会提供了对高层政治斗争结果认同的潜质素材，给民众记忆的程序中输入了难以更改的病毒(比如刘少奇、王光美平反多年，而每当问及那个时代过来的普通民众，对这两人下意识的直感仍是“叛徒”、“特务”)，其文本意义和现在的“积极配合形势”、“图解政策”有异工同曲(甚至是同工)之效!前文所提及的日本民俗学之父柳田国男在《传说论》一书中对“传说”特点的定位“在于有人相信”更是明证。下面逐一解读辨析此类型中几个典型故事的衍变与“密码”。

以《梅花党》为母体的手抄本及其在传抄过程中流传变异所孳生的几个子本，其内容无论放在“文革”还是在现在，都是绝对的“爆料”：潜伏在中国大陆的“梅花党”党魁是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夫人王光美，而国民党逃离大陆前的中华民国代总统李宗仁的夫人郭德洁则是隶属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梅花党”海外联络员。利用60年代初，轰动世界的新闻焦点李宗仁由美归国的真实事件作壳，引出郭德洁奉命于美中央情报局或台湾军统局与国内潜伏的“梅花党”党魁联络、李宗仁和郭德洁在北京机场走下飞机，王光美按联络暗号如约拥抱郭德洁(事实是李、郭归来，王光美有可能去机场迎接统战对象，再则以王光美年青时所受之教会学校的西式教育，也有可能与郭德洁用西方礼仪拥抱，当时的媒体可能也作过相关报道，故用此细节去印证这个编排拙劣，叙事鲁莽的故事的真实性和用民间话语诠释主流政治形态，巩固民众的政治迷信则是再恰当不过了，也更容易通过小道消息的渠道，用欲说还罢，半遮半掩的方式，散播高层秘密政治斗争的荒谬逻辑)，郭德洁内心震惊，很难相信堂堂国家主席夫人，就是自己要找的接头人，故不敢继续使用接头暗号，而王光美接头心切，在欢迎晚宴上又频频与郭德洁碰杯(这当然是更进一步的接头暗号)，郭德洁仍不敢冒然接头。后来周总理安排李宗仁夫妇去全国各地参观视察，郭在参观过跟中，看到祖国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下的“文革”取得的丰硕成果，内心涌起波澜，准备跳出特务组织的苦海，毅然回到人民的怀抱。王光美发现了她的意图，竟趁再次设宴时给郭酒杯中下了一种能使她旧病迸发而不知名字的药，郭情知上当，在上海临死前恳求见毛主席一面，当周总理匆匆赶到郭病床前，代表主席探望她时，郭非常感动就在病床前一五一十地将事情原原本本面告总理，随后放心地死去——此处的这个死字用得更加阴毒，因为郭德洁按历史的真实就是回国不久而病死大陆，李宗仁后娶小自己近二十岁夫人的事情在那个由于情感空白而引发窥隐与好奇心的特殊年代又弄得民众尽人皆知，而硬将一段信史和另一段编造的荒诞透顶的民间传奇揉合嫁接在一起，用民间叙事原则利文化大革命中政治斗争的思维逻辑，使民间思维和高层残酷隐密的政治杀戮达成一种天然的同构关系!进而对刘少奇的残酷折磨与非人虐待，光天化日之下对王光美——国元首夫人的人格羞辱和肉体“触击”甚或“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林彪语)。从道义和民意上都显得顺“理”成章了!故无论如何，以《梅花党》为母体的手抄本，为迫害刘少奇夫妇在民间社会的意识深层和行为暗示上都起到了无可辩驳的推波助澜的作用!

而作为这个故事载体的引子和穿插其间的破案过程则更加完整地保存了“文革”年月民众政治意识思维符号体系和“文革”话语的“原生态”：故事发生地是南京(此类故事发生地多选南京、重庆、武汉、北京、广州、上海)，究其原因是案发地便于诠释阶级斗争理论——因为以上地名多与国民党旧政权中枢相关联，重庆、南京是旧政体的首都，暗藏的“历史垃圾”自然多；上海、广州又同是帝国主义分子经营多年的半殖民地，潜伏特务自然就不会少，加之解放初所拍摄的几部影响极广的反特影片，诸如《羊城暗哨》、《霓红灯下的哨兵》等的案发和拍摄地又都在此；武汉、南京各有一座解放后建成的长江大桥，自然是敌特破坏的目标!北京作为“红太阳升起的地方”，“全国人民的心脏”其显要位置自不待说，而南京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本身便颇具传奇色彩，少林寺出身的八大军区司令员之一、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因为他在当时民众心目中是粗中有细的毛泽东非常信赖的军人、毛革命路线的坚强捍卫者(就许世友这位貌似鲁莽的忠勇军人的性格成因和生平谋略及政治影响日后专文另述)，故当时的许多“重大案件”的侦破都会与之牵强附会；其人物有：毛泽东、周恩来、部队参谋的妻子青年女工、武斗伤员、侦察员张强、小侦察员、父母是国民党高层特工的女特务、停尸房中手拿小铁锤在尸体头部乱敲的怪物、王光美、郭德洁等；场景是：古老的医院、由把停尸房墙壁戮了一个洞改成的半在外面半在停尸房的病床、停尸房中半夜里发出的滴滴哒哒的声音、刻着三朵梅花的电台、几只粗壮的人手、塞住王光美嘴巴的大毛巾等，这其中所隐含的信息量之大，符号代码所能分离折射出当时政治生活面之广，在同类手抄本中是空前的，而就梅花党及其所演绎的各种版本的叙事结构和叙述语言而言，多借用民间鬼故事的外套，而其在叙述上的平铺直叙和措词上的粗暴生硬，特别是故事编排上露洞百出的粗劣，确实不值一晒，但其中的侦察员张强由缴获的刻有三朵梅花的电台，引起自己对山城解放前夕以谈恋爱之名打入女特务家刺探情报一节的情节叙述，到颇有些说头：从革命者的价值观和道德观来讲，无论是革命年代的地下党，还是和平时期的公安侦察员(正义一方的符号代表)，为完成艰巨任务，均可凭借谈恋爱的手段打入敌人心脏(反方的符号代表)，但主人翁必须是男的且不能与反方的女特务或罪犯发生实质性的性关系，而反方则往往是用放荡野性的女色勾引男革命家或公安人员，且被诱惑一方都会巧妙躲避或严词拒绝而过美色关。否则，一旦粘染女色，不是变节投敌就是死亡，而女革命家或侦察员绝不能施用美人计这一手段，此症结直到现在所能见到的文字或文艺作品中概莫能外，而与《梅花党》同母体的手抄本在此点上表现的更加“泾渭分明”。

在故事结尾处，关于王光美被捕的时间、地点和过程，则是竭力迎合刘少奇被迫害这一政治事件当时的官方口径并于以“克隆”：1967年3月30日，由曾在解放前利用“男色”打入敌人内部刺探情报、后在停尸房装死人、一直参与此案侦破的南京公安局侦察员(侦察员的单位是相对偏远的南京市而并非北京的公安部，且身份只是一个普通的公安侦察员，这种编排完全适合民间传说中老百姓所希冀的结局——弱者战胜强敌，小人物搬倒巨奸的民间想当然的思维逻辑和心理期盼)张强，设计将王光美骗到公园(即“文革”词汇中所谓的“光天化日下”的能指物)，用一条大毛巾塞住其口(剪断张志新喉管，用针线缝住史云峰嘴角等封杀不同声音传播管道的残暴)，几只粗壮(多数群体的独断与强暴，无怪《犹太法典》中有这样一条戒律：“凡是全体一致通过的没有人提出异议的决定，都属无效。”)的大手轻易将其抓获；手抄本中的这段叙述与现实中王光美由当众批斗到逮捕再到林彪批示：“立即执行死刑”的时间脉络完全一致，其落井下石和强性盖棺定论的功效不言而喻。但就其整体所显现的丰富且复杂的信息符号，作为后世研究“文革学”，仍不失其标本和化石之功能。

而后来陆续发生在上个世纪末的几起遍布全国各地的利用“梅花党”搞经济诈骗或刑事犯罪的案件，特别是1998年发生在十三朝古都西安的那桩离奇案件：即全国劳模、西安五棉集团董事长、50年代的大学毕业生应治帮，这个曾在全国纺织业界声名显赫一时的官场人物，竟然相信了一个编造的极其荒唐的“梅花党”故事，用数十万公款为骗子们做了一个馅大肉肥的打狗用的包子，真不知道此君是贪污的缺口过大，想钱想疯了，还是其当官过程中僵化的官样文章作多了把脑子给弄坏了?但仅此足以印证《梅花党》在那个时代人们潜意识中的根基!

而最让笔者感到卑劣与荒谬的则是“文革”之后，出于政治附合式的投机和商业利益而延用“文革”思维对《梅花党》这个流传甚广的故事的篡改(这是一个典型的“文革”词语，我虽深恶“文革”近而厌屋及乌——对“文革”及其衍生的词汇，行文时尽量避免使用。但一则因接受识字教育的过程中其毒素已深楔我辈之血脉，二则此处用之实觉较为贴切准确)，使之由“文革”版的恶意能指的小道消息式的民间政治谣言的传声筒变异为歌功颂德式的所谓善的谎言。

首次“篡改”是在中美建交(当时笔者正在上整日放羊式学工学农劳动的所谓小学，学校大喇叭——那段年月全国各地权力的符号，传出播音员“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利坚合众国建立正常外交关系”云云，一时间几百人的一所小学校竟不知美利坚合众国为何物，最后竟是一位因出身不好而下放的老语文教师颤颤兢兢地说：可能是指美国，不!就是美帝。当随后接到上级统一口径的文件：我们已和美国人民建立了伟大的友谊，不要再用美帝一词了，我们才明白了美帝并不是美国的名称!)之后的70年代初期，《梅花党》的故事又以《36朵梅花》或《50朵梅花》之名开始流播，其故事是因水门丑闻下台的前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宴席间服务员不小心给总统夫人心爱之物、也就是当年总统与之两人间的定情之物白纱巾(典型的当皇上的人每顿都有肉吃的思维模式，因为纱巾、的确良是那个年代中国人消费观念里布料中的奢侈品)上滴了些油渍，老工人或者什么心灵手巧之人不辞辛苦在这条纱巾的油渍处绣上36朵或50朵梅花巧妙地遮掩了油渍的印痕，无论编造者是附会“梅”美谐音，还是以中国人的传统心理对数字的诠释六六大顺套用36或者50朵梅花代表着与美国50个州人民的友谊什么的，但我都要说：这些人为变种的所谓梅朵，无论从字典意义还是符号能指上讲，都不能算作是花，若硬要将其往花上贴的话，也应给其加上前缀词，露天茅坑(决不是现代都市施用的较为清洁的侧所)边上生长着的一株粘满细菌的狗尾巴花!因为我们这个种族今后的繁衍与心理深层的修复过程中，根绝“隔山望见兔”式的思维逻辑和思维定势以及一直由之左右着的群盲从众意识是尤为重要的重中之重。

同在一张餐桌上吃饭，如果其中一人偶然吃出了一只苍蝇，教养好的那种食客或是偷偷将其扔掉或事后叫出老板善意暗示；而另一种要不一口将其吞下肚去省得恶心大家，要不就一口吐在餐桌上让大家看个明白、吃个清楚，我的处世为人更趋于后者。故对最近在媒体上仍有余温的那只比炒焦了的《一只绣花鞋》，我若一口吞下去不是嘴太小，而确实是它太臭了且包了一层极具诱惑色彩的乳液近而成为一颗“糖衣炮弹”，我不得不依着秉性将忍着恶心与呕吐用自己的嘴化去它的外壳而露出的本象吐在餐桌上，让人家一次看个够。

尽管《36朵梅花》或《50朵梅花》的版本中，王光美、郭德洁等主要人物已被做了金庸武侠人物式的“乾坤大挪移”，故事情节也编造成了驴头马嘴，可其间仍依稀残留着些许“文革”标本的影子，而最近一次搭底苫面式的旧瓶装新酒(用这个赝品年代充满漂白粉味的自来水与劣质工业酒精勾兑)后公开出版，封面上堂堂皇皇地印着×××著，报纸上充满版面的专访大照片，再加上一段乱哄哄的著作权或名誉权的笔墨官司穿插其间，使得—桩原本就荒唐无聊的事由逐渐演变成一出可用卑劣下流来作前缎词的荒诞闹剧——因为明明白白的是看在钱的脸面上的一次成功的商业行为(我素来不排斥快餐文化，因为在商业社会里，它是发掘新经济增长点的可能——好莱坞的一部《泰坦尼克号》的票房超过了国际上三家著名汽车制造公司一年收益的总和!)，但罩着“文革”手抄本温情(由那一代失落的中年人怀旧心理作崇而发酵的变味情绪)的面纱，旨在从他们因下岗或上有老下有小而几近干瘪的腰包里用“我们那个年代的故事”做个幌子割上温柔的一刀。在日前这个喧嚣且急功近利无所不用其极的出版业界，确乎不算什么，但要害是其作者(?)将一个那个年月任人尽知的为迫害国家主席张目的粗糙民间故事，改写成讲述我公安人员如何与图谋打入我们内部窃取情报的敌特斗智斗勇的侦破歌颂小说，而且言之凿凿地断言“这一流传了数十年的手抄本历经风风雨雨，就像一株异草展示在世人面前……‘文革’期间，民间口头文学不胫而走，各种手抄本应运而生……民间传说也是文学创作的来源之一……《聊斋志异》、《西游记》、《三国演义》等文学著作中的许多故事早己在民间流传了若干年。我的朋友文学天赋很高，而且口才极佳……《一只绣花鞋》就是在民间传说的基础上创作了这部长篇小说，……关于梅花党流传的手抄本有十几种版本，但他写的版本是当时比较积极、健康、完整、文学性较强的一种版本，这个版本朴实、生动、真实，基本保持了原始的面貌……积极健康向上的口头文学的手抄本也应载入中国文学史，作家张宝瑞和他的手抄本也不能例外。”这段引言，便是出至那位专为少男少女写诸如花草猫狗、情情爱爱类流行歌词式的流俗诗人汪国真为《一只绣花鞋》一书所写的序言，且不去深究这种煽情主义的话语策略背后是否有“一顶轿子，哥们几个，轮着抬轮着坐”式的道德失禁后的自慰倾向(因为文明社会，个人行为只要不妨碍他人利益，尽可纵情发挥)，单就这段不算太长的文字中忽儿“异草”，忽儿“民间口头文学”忽儿又《三国演义》，再加上“保持原始的面貌、载入中国文学史”等拉郎配式的穿凿附会，就显现出了其眼花缭乱之下的力不从心与鼻孔插葱硬充大象的世故与琐屑。回到说文解字的圆点，既然承认是民间口头文学，那么其搜集整理的方法无论是芬兰学派的历史地理研究方法，还是英国的人类学派研究法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忠实纪录，此点当代民间文艺方面的泰斗钟敬文教授在其《口头文学：一宗重大的民族文化财产》一文中，就有精辟的论述：“人民的口头创作……不是一种‘素材’或者一种值得入诗的‘思想’。这种作品，我们只要从人民的口头忠实地把它记录下来，就能够发挥新的作用。”既然扯的是“文革”手抄本的旗子，那么就不应该用自己造的假酒来误导后来者的味觉或让曾经历过那场灾难的当事人的记忆在温情的怀旧氛围中变得迷迷糊糊事是而非!因为这一整理或者曰创作，矫情地变异为歌颂公安类的正面肯定。其隐患便是在制造人们记忆混乱的同时，对文化大革命局部或个例的肯定与谄媚!

至于序者将其与中国文学史、古典文学名著硬往一块掺合，还有作者在答《北京青年报》记者问中的：“口头文学、手抄文学，其实就像今天的网络”以及因序言中一句《雾都茫茫》电影取材于斯而引发的热闹笔墨官司，我只能说闲着也是闲着，哥几个三忽悠两忽悠的保不齐还能捧出个文坛新品种——手抄本的鼻祖或者老佛爷什么的。还是回到常识，因为深恶由文字构陷的险恶(特别是刘震云先生“一地鸡毛”式的单位为蝇头小利借文章撕咬、说事儿)，故暂且把该“创作”对故事彻头彻尾的颠覆或自许原故事的原创者的事由放下不谈，仅就炒作过程中的形态，就让人不知所云：一个现代人，若用粗疏的文字将历史上著名的《白蛇传》或《孟姜女》再“创作”一番，然后再以这些著名传说的原名为书名，封面冠以×××著，你会作何感想?!我只能套用我那荒僻乡间的一句俚语的前半部分“光屁股撵狼，胆大不要……”作答了。

而同属此一类型的《绿色尸体》和《李达之死》，其无论是从故事本身的能指或影响范围的外延与内含，相对手抄本《梅花党》则要小得多，就其故事本身的情节和复杂性也显得简单的近乎简陋了：前者的故事大意是一个黑大汉从黑色“伏尔加”小轿车里拖山一个浑身发绿的人，交给上海华山医院急救室的值班大夫而后逃走。那人死在医院后浑身更绿，公安人员赶到现场后绿色尸体又不翼而飞，公安侦察人员围绕着这具绿色尸体与敌特斗智斗勇，最后终于挖出埋藏在上海市公安局领导层的特务分子杨帆。其叙述极其生硬牵强，带有那个时代的显明特征。而故事架构和叙述语言则是传统公案演义与前苏联反特电影情节的拙劣翻版，间或再夹杂些民间故事中狐鬼故事的细节，现将该故事的章节标题如下罗列：第一章，绿色尸体不翼而飞；第二章，一把匕首；第三章，废墟里的笑声；第四章，珍贵的礼物；第五章，金表的来历；第六章，菜场风波；第七章，坟场斗争：第八章，舞场奇遇；第九章，三封情信；第十章，杨家宾馆大出丧；第十一章，边疆斗争；第十二章，教堂里的秘密；第十三章，一网打尽。仅从这个提纲契领又带点煽情导读式的目次所透出的符号代码，就不难看出其粗糙的底蕴。但原创者所编排的故事发生时间、地点和主要人物的进一层深意却着实利害：1954年深秋的夜晚，从苏州到上海的公路上，最大的反面角色是当时上海市公安局长杨帆!这一切正好与已拍成电视连续剧且在北京播放时人为删去后两集的《潘汉年》——也就是建国初发生在上海的最大叛徒、特务冤案“潘汉年、杨帆案”严丝合缝!听或者读这个手抄本，在那个信息来源单一的时段，最少也能在心理上留下潘、杨有罪的暗示与佑证吧!而《李达之死》在叙述语言和故事架构上与前者也是大同小异，只是把“文革”中较为著名的“李达事件”主角李达的死因由受屈含冤而死篡改为被敌特害死，接着又是毛泽东震怒，公安勇破敌特案保护住武汉长江大桥的老套子。其将点就是将极不透明的上层斗争的结果，用民间想当然的思维方式编排成传奇故事流播，用之填充贫瘠的文化娱乐生活的空白，同时留下现实政治斗争的投影。

此类手抄本的主要共同点便是用隔山望见兔式的思维与捕风捉影的方法将已经发生的政治事件利用传奇故事的方式同官方的口径牵强附会，近而助长“庄稼猴，一个挠头都挠头”的盲从随众心理。要根除这一人格养成的隐患，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从自身和我们所承启的中庸圆通的传统文化中去反省与剔除。

而就“精神拾垃圾者”类的手抄本讨论起来到颇为轻松有趣，我们还是就手头所能掌握的资料先罗列一下此类手抄本所涉猎篇目的名录，依次为：《303号房间的秘密》、《一百个美女的塑像或第一百张美人皮》、《金三角的秘密》、《地下堡垒的覆灭》、《三下江南》、《一缕金黄色的长发》、《十七枪打死赵连元》、《远东之花》、《一块手表》和《一个绣花枕头》等，从其名目，就不难看出其内容所包含的丰富的娱乐性与充满爆炸意味耸人听闻的猎奇性信息，其属性与归类也较接近80年代初从港台传入、尚属初级阶段的恐怖鬼片和民间文学的又一个分枝新故事(其实后来在全国新故事大赛中获奖的不少篇目，其内容、情节和叙述方法都能从这类手抄本中找到影子)，而目前人们所常讲的可视性与商业性，在这些手抄本中也体现的较为充分，更为可取的是，这类手抄本在铺排叙述中部基本上脱离了当时的政治语境，成为民众填充当时由一个作家八部戏构成的主流意识形态以外文化娱乐生活空白的精神补充物，并为80年代新故事的崛起和之后中国通俗文艺的发展作了粗略的土壤优化!

这类手抄本中也可依原创者编排时的心理和故事内容分为两大类，即：远离故土避祸类与惩恶扬善式的现代公案类。前者的主要篇目有《303号房间的秘密》、《一百个美女塑像或第一百张美人皮》和《金三角的秘密》等，这几个手抄本的共同点是故事发生地和主人翁全都不属本土，手抄本的始作俑者文化素质较之同代人稍高，且在“文革”前受到外国、特别是非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侦探小说的影响，对西方的社会状态与习俗也略有了解。而后者的题材范围主要是建国初的反敌特案，主要篇目有：《一缕金黄色的长发》、《地下堡垒的覆灭》、《十七枪打死赵连元》、《一块手表》、《三条命案》、《远东之花》、《三下江南》等，案发地多为重庆、上海、南京等，所叙故事与高层政治斗争关联不多，故而同前者一样，其始作俑者们到颇有在那个特殊年代所必备的自我保护意识和自卫心理。比如：前者的故事发生地选在国外资本主义社会里，主人翁又都是外国人，故而即使案子写得再残酪，场景描述再恐怖，那也是往资产阶级的腐烂生活上抹黑！这非常适合“破鼓(提前预设的与有罪推断类同)众人捶”的中国式思维逻辑。

因为这一类型手抄本的始作俑者内心因文招祸的恐惧与忧虑减少了些，加之其出现的年代大都在1975年(即对“文革”的怀疑怨恨情绪开始在整个社会漫延，偷听“敌台”(主要是指“莫斯科之声电台”和英国的“BBC电台”)也是当时“知青”和城里的青工们人所尽知的秘密，僵化禁锢的社会形态逐渐松劲，故这时的手抄本相对前期的手抄本故事情节要精彩的多。若是那位有心的影视导演在这类手抄本中作番纸上考古，相信无论是收视率还是情节的巧妙复杂上都不失为一段含金量颇高的富矿层。

关于第四类也就是打破底层清基督徒集体禁欲和性罪感的“农村赤脚区生手册·生理卫生类”，其重要的代表作有《少女之心》、《曼娜回忆录》、《梅茹回忆录》、《新婚第一夜》和《幸福的秘密》等。目前对这一类型的手抄本无论是整理出版还是个案研究上尚属禁区，其主要原因是这些“坏书”毒害并引诱为数不菲的青少年走上了犯罪道路，若要为此观点找寻事实论据，则随便翻开手头由西北政法学院科研处1982年(此类案例集中发案期)5月油印的《西北地区青少年犯罪研究文集》，相关数据和个案俯首皆拾、枚不胜举：宁夏回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室的吴效堤、丁冲在题目为《关于我区青少年违法犯罪问题的调查报告》中指出——据调查了解，手抄本《少女之心》危害极大，少女×××因有人和她说了几次《少女之心》的故事，就开始乱搞男女关系……；青海省西宁市公安局青少办的《青少年失足犯罪原因初探》一文中也提到了《少女之心》——有个名叫贾××，别名“黑玛丽”的女青年，今年20岁，高中文化程度，该贾在上中学时，偶而从朋友那里借来一本《少女之心》手抄本如获至宝，朋友索要时，她以丢了为借口拒还，整天翻阅，体味其中的下流描写，并不时以手淫来满足需求。整日昏昏沉沉，不思饮食，开始寻找男流氓。1979年9月，该贾到男青年李××家玩，喝酒、吃饭，晚上住在其家，半夜该贾走出屋门，叫醒李××，非让李与其同睡，并说：“我看过《少女之心》，与男人性交是件舒服的事”，并主动脱掉衣裤与其发生关系。从1979年以来，她先后同男流氓韩××、丛××、孙××等十五个人发生两性关系。有许多情节是极其下流和令人作呕的……；而手头的另一本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1月出版的《面对形形色色的案件》一书中，有关因看了《少女之心》手抄本而实施性犯罪的案例也是连篇累牍，特别是其中一篇《一本彩皮书的背后》更显离奇，文中写一个名叫李军的现役军人，整天抱着一个用“大众电影”彩封包皮的抄有《少女之心》的本子如痴似呆，先是跟踪少女进女厕所，近而在公共汽车上耍流氓，接着竟将战友来部队探亲的女友先奸后杀，最后被军事法庭执行了死刑……但似乎更有说服力的则是文艺批评家朱大可发在《南方周末》(2001、2、1)上的《书架上的战争》中的个案——我的一个同学，在看了《少女之心》后出现严重的中毒症状：凶猛地追求他自己的亲姐。他姐哭着把他送进派出所，他在挨了一顿毒打之后被放了出来，当晚就把刀子捅进了亲姐的肚子。他被枪毙前在学校操场上开了公审大会。……

如上所列举的这些个案，均出自法学专家和知名学人的手笔而并非坊间舛讹之言，其有名有姓、言之凿凿，似乎可以铁板定案了——《少女之心》之类的手抄本是十恶不赦的坏书，是引诱青少年性犯罪的根源与祸首。但我仍想说声：且慢。由于笔者也看过不少不同版本的相关手抄本，虽然这类手抄本在传抄的过程中不断加入抄写者的个人感受和想象，但其主体无论是性行为的叙述语言还是细节描写。都没有超出《赤脚医生手册》中有关生理卫生部分的介绍性白描文字的范筹，绝少目前“美女作家”或“纯文学”作家们尽性的感官与性心理的病态描写，而其淫秽程度比起眼下街头几块钱一张随手可得的“毛片”，那简直就是低幼读物，可现在的性犯罪案件却大大的少于那个年代，其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性犯罪的概率与社会开放程度成反比例，而另一个原因则是被法学专家们屡屡引作论点的80年代青少年犯罪的个案本像所露出的端倪：其出处多为审讯口供或监狱人犯的“认罪”材料，而在此对监狱可借用曾为《南京知青之歌》案坐过近10年牢的词作者任毅的一段总结“那时监狱的一大特点是以犯人治犯人……这里助长人的种种恶劣行径，诸如告密、奴颜婢膝、恃强欺弱，相互践踏等等。”对监狱的特性作以注释，而这些真凭实感却正是法学专家们所阙如的。

因之，笔者以为：监狱里占绝对多数的罪犯们的“认罪”或者“忏悔”材料。几乎是一成不变的口不言心的“老三篇”——简叙犯罪过程、深挖犯罪根源、无限上纲上线的自我作贱后再痛下决心迎头赶上之类的套话，而他们之间被新老犯人口口相传成为共识与信条的则是：“坦白从宽，劳改场背砖、抗拒从严，回家过年”。此点极像成克杰、胡长青之流的腐败分子，一旦案发，就长篇大论的开始“反醒”，其文字一开头大都是：我放松了思想教育，受到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方式的影响云云。至此，我凸自想起那句：抓把牛屎抹在你的狗脸上!如此“忏悔”听惯了到也动听，觉得似乎还是有点真诚，其不知全是些言不由衷的屁话(简直就是腐败分子们落马后自降罪刑与衍尤的流行语录)。单是将其贪婪奢靡本质所引发的犯罪事实的原因推委给“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就够下流、够虚伪的了!什么是资产阶级方式?依笔者在美国的亲眼目睹，所谓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就是爱荣誉、要体面。在家里爱太太、疼孩子，在工作或公共事务上敬业守法……请这些腐败分子的后继者们，往后犯案时有啥说啥，不要死到临头还不能将融入人格中的说谎基因剔除，更不要把自己脸上的黑灰往人家资产阶级的脸上抹了!故而，我认为此类型手抄本的负面影响因着相类似的盲点，比以讹传讹的无限夸大了(我当然不是在否定其原有的负面影响)，而其积极、进步的作用和意义，却在因噎废食的思维过程中形成了新的盲点与禁区。因为一个僵化的社会，其社会形态的禁锢首先来自于对性的禁锢与罪感化，而要打破僵局，反其道而行之不失为“解铃与系铃”二者兼一身的方法，此点在中国历史、特别是世界历史的河流中不乏其例。

研究一种文本或者是文化现象，自然要探究其产生的土壤和民众当时对此的反应和态度，但最主要的还是要尽可能的先为之提供一个最接近原生态的参照物，而对之无论出于何种目的地修补与编造，都会使其研究走向反面，轻则误导研究者误入崎区，重则有可能改变民众的记忆近而在民族文化心理的潜层种下灾祸的“遗患”而影响到民族的未来!狗只所以屡屡地挨砖头，原因就是其记吃不记打的秉性!那么作为灵长类高智能动物的人呢? !
有鉴于此，我只得在保留手抄本的原始性上呼吁几句，而要将精力集中到收集“文革”手抄本的巨大工程上，则要靠大家的不懈努力。《暗流——“文革”手抄本文存》是我所知道国内第一部“文革”手抄本文本性文件的汇集，独立出版人白士弘先生的努力，将为国内有志于从事文革研究的人提供一个可资借签的珍贵文本，其作用与影响，不用我多说。这并非一篇导读式的序言，因为那样只能给阅读者限定思维框架。最后，应该感谢在此书诞生过程中所有作出过努力的人们——点校者、出版者、无私献出在恐惧与担心中珍藏手抄本多年的收藏者……

参考资料要目

1、《进步与共存——萨哈罗夫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苏]萨哈罗夫著，王淑琪 译)
2、《中国文祸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胡奇光著)
3、《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美]孔飞力著，陈兼、刘 昶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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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中国的启蒙运动》(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美]微拉·施瓦支著，李国英等译)
6、《欧美学者论苏俄文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薛君智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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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西北地区育少年犯罪研究文集》(西北政法学院科研处，1982年版)
9、《面对形形色色的案件》(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端木玉斯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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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第二次握手·文字狱》(中国社会出版社，1999年版，张杨著)
13、《思想的时代》(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年版，谢泳编)
14、《朱学勤文选——书斋里的革命》(长春出版社，1999年版，朱学勤著)
15、《一只绣花鞋》(大众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张宝瑞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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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民间文艺文学丛》(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钟敬文著)
18、《中国民间文学论文选》(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上海分会 编，上、中、下卷)
19、《自由交流》(三联书店，1996年版，皮埃尔·布尔迪厄、汉斯·哈克著，桂褚芳译)
20、《哈维尔文集》(台湾唐山出版社，1998年版，捷克·哈维尔著)
21、《中国民间文学概要》(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段宝林著)
22、《传说论》(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柳田国男著)
23、《中国古代奇梦集锦》(三秦出版社，1994年版，孙博泉著)
24、《拉美当代小说流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陈众议著)
25、《重申自由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安东尼·德·雅赛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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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北京育年报》(2000年12月、《一只绣花鞋》的相关报道)
28、《“黑框事件”及其他》)(《南方周末》2000年12月21日12版吴永川著)
29、《书架上的战争》(《南方周末》2001年2月1日7版朱大可著)
30、《“梅花党”的传说及其流毒》(《南方周末》1999年6月11日10版林焱著)
31、《国际社会科学杂志》(1999年5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32、《21世纪》(香港中文大学，2000年全年)
33、《“文革”初期查获作品的作者一览——“横扫一切”的一项罪证》(王同策著)
34、《暗流》 一、一百个美女的塑像 二、绿色的尸体 三、一缕金黄色的长发 四、叶飞三下江南 五、一只锈花鞋（只有一半） 六、叁零叁号病房的秘密 七、地下堡垒的覆灭 八、三条人命案 九、菊花恨 十、悬崖的爱情 十一、金三角的秘密 十二、梅花党 十三、远东之花 十四、别墅魔影 十五、一个绣花枕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