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口述历史 朱正：1957年的夏季

tuffy05

“我来了，我看见了，我经历了”——凯撒
凤凰卫视中文台《口述历史》
2005年2月26日：一九五七年的夏天
主持人：陈晓楠
口述者：朱正
访问时间：2005年2月初


陈晓楠：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前三十年的历史当中，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造成了无数被打入另册的人。他们几十年如一日不得超生，最大的愿望不过是重新成为“人民”的一员。
七十三岁的朱正就是这样的一个“运动健将”，从五十年代开始，他几乎一个不漏地卷入了每一次政治运动，并且都是作为被斗争的一方。多年之后朱正写出了一部《一九五七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这部被称为“研究反右历史最为系统的专著”，把一九五七年的反右运动作为中国当代历史的转折点；但是，朱正本人却从一九五五年就开始走向人生的谷底。
“肃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
陈晓楠：一九五五年，当时二十三岁的朱正是湖南省委机关报《新湖南报》的一名编辑，这一年从“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开始，一场肃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肃反运动”席卷全国。
朱正：好！我们单位就开始肃反运动了。报社的领导，一把手，总编辑叫官健平的，这个人做的报告，就说要开展肃反运动，要求那些反革命分子到五人小组去交代自己的反革命罪行，做了这个报告。
大家讨论，官建平的肃反运动的动员报告，大家都哇啦哇啦说了一通。我也说，这个很好啊，很必要，拥护啊什么的。结果我发言以后就有一个人接着发言了，他说，今天在会场上，还有人故作镇静，不但不到五人小组去交代自己的罪行，还来夸夸其谈啦。我并不知道他这是说我，因为我心里想，你说肃反运动嘛。
陈晓楠:自认为家庭出身和个人历史都没有问题的朱正，糊里糊涂地被划成肃反对象。
朱正：朱正呢，从现在起停职反省，交代问题。所谓停职反省，就是把个人的人身自由给剥夺了，所以没有把我抓到看守所去，就是在报社内部，我所有的行动都指定了一个专人看管，连我上厕所都得和他说，他同意了，他跟着我一道去。
陈晓楠：由于证据不足，一年时间里，朱正的罪名从最初的“反革命小集团”降为“反动小集团”，最终定案时却成为“思想落后小集团”。
朱正：这我就没法和他们辩论了，是吧。说我反革命，是不是反革命呢？我说，这还有个文件可查，究竟我是哪一门的反革命？你说我思想落后，那我只能承认。所以，九七年专案组给我改正右派时说，我们复查了，你没有历史问题，你没有政治历史问题。我说，你这个说的就不对了，我说我不是没有政治、历史问题，我是没有政治历史，我十七、八岁的中学生参加工作，有什么政治历史啊？所以，我等于就在革命队伍里长大的，是不是？
陈晓楠：肃反对象通常被称为“老虎”，在如同动物园中的老虎一样失去自由并且备受凌辱的一年当中，朱正写出了一本《鲁迅传略》，现在被人称为最早的鲁迅传记之一，但是当时他的命运并没有出现转机。
一九五七年，胡乔木的一篇文章（一九五七年七月十八日《人民日报》社论《在肃反问题上驳斥右派》）对肃反运动作了总结，首次披露肃反运动中查出的反革命分子有八万一千余名，同时弄清楚了一百三十多万人的政治历史问题。
朱正：这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给一百三十多万肃反对象做出的结论，说，你不是反革命分子，就把你的政治历史问题给弄清楚了。好，一百三十多万肃反对象，最后做了并非反革命分子的历史结论。那不是说，对这一百三十万人来说，就是肃错了吗？所以错就错那么多，你把这些人折腾一年，剥夺他的行动自由，丑化他，侮辱他，照胡乔木写的那篇社论说，还有打人骂人的现象。我呢，我还算没有挨打，讲话我还是公道一点，没挨打就是没挨打。这些人呢，他那个心里有一点怨气有一点不满是非常自然的嘛，人当奴才不能当到这个地步嘛，你打了我，我还臣罪当诛，天王圣明，这东西就做不到嘛，是吧。所以等到整风鸣放期间，这些肃反对象他就起来就要了，你给我个说法吧，你肃了我一年，错了没有？
陈晓楠：一九五六年，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发表了揭露斯大林暴政的秘密报告，有史学家认为，此时领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使命已经落在了毛泽东的肩上。同年，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以不可思议的速度提前完成，据说当毛泽东又一次站在天安门城楼上，他对身边的人说：我比一九四九年还要高兴。社会主义改造的提前完成，意味着毛泽东眼中，自一八四○年以来一百一十六年的奋斗目标已经成为现实，暴风骤雨般的政治斗争似乎也已经变成过去。###NextPage###
狂飙为我从天落
陈晓楠：当时的中国恐怕没有几个人会想到，一年后，一九五七年的夏季，一场反右派斗争再次让阶级斗争成为中国社会的主题。在远离政治中心的长沙，朱正所在的《新湖南报》编辑部，包括所属《湖南农民报》在内，不过一百五十人，被打成右派的有五十四人，占当时编辑部总人数的三分之一，远远超出了毛泽东划定的最高百分之十的右派比例。比《文汇报》和《光明日报》两个报社的右派加起来还要多！被称为“新闻界第一大右派集团”。朱正本人也没能幸免。朱正：因为整风指示上有一条，就说党外干部根据自愿可以参加整风，也可以不参加。我说，我不是党员，我就不参加了吧。结果就动员我，还是要参加，不要不参加，说，是帮助党整风啊；说，你不会没有意见啊。我说，我别的意见倒没有，就一条，我不是反革命，为什么一定要肃我的反，我对这个很不理解，我说我是很反感的。他说，你就提这条意见，好吧？我就提这条意见。
还有，平常和别人谈话谈到一件事，就是苏共二十大以后，赫鲁晓夫批斯大林，我觉得苏联肃反和中国肃反也差不多，于是我就讲了一句话，我说，斯大林对人类有不可估量的贡献，对斯大林的批判呢，同样对人类历史有不可估量的贡献。
这两句话呢当然谁都知道，从修辞学来说，前面一句是作为陪衬，是假的，是虚的，后面这句才是实的。就是说，我很拥护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批判。好，等到反右的时候，第一天的时候就贴出两张大字报，一张说，朱正大反肃反案，他说肃反肃他错了，攻击肃反运动；第二张就说
朱正诽谤斯大林，这两条，后来大概也就这么批判下来，到了五七年我就定成右派分子了。
陈晓楠：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说，他认为一九五六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为了让人们将心中隐秘的思想暴露出来，以便将有害的思想消灭掉。由于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的批判，波兰、匈牙利先后出现政治危机，让毛泽东开始担心“中国的赫鲁晓夫”和“中国的波匈事件”。在朱正眼中，毛泽东正是抱着这种担心，一九五七年五月发动了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的整风运动。在朱正眼中，虽然毛泽东对党外人士和知识分子确实心存芥蒂，但整风之初是希望通过党内整风解决党群矛盾。反右派斗争的爆发有着更加深刻的背景。
朱正：反右派斗争首先就是打击民盟的，那个《人民日报》的通栏标题“注意民盟的动向”嘛，把斗争的锋芒所向昭然若揭，已经指得很清楚了嘛。
因为当时民主党派是知识分子最大的政治集团。所谓中国的民主党派什么呢？就是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希望自己能参与政治活动，在抗日战争后期组织起来的。最早一个是民盟，后来还有一些什么别的，那是以后了。最大的一个也是民盟。
因为毛泽东对这些民主党派的这些看法，他后来有一个给斯大林的电报，他说，中国胜利以后，这些民主党派都应该退出历史舞台。斯大林不同意，斯大林说，还是应该让他们继续去发挥作用。所以，毛泽东讨厌这些民主党派，是在解放战争取得最后胜利之前，他感觉到有胜利的希望了，他觉得这些都是讨厌的，这些都不要了。北平刚解放的时，这些民主人士都跑到北平来了，毛泽东和他们谈话。当时罗隆基他们的一些幻想就是作为合法的在野党，中国的外交政策，对美、对苏要实行等距离外交。民主党派和共产党的党员不要交叉，什么的。这些想法，结果都是毛泽东不能接受的，所以当时这个矛盾就很大。我就有个看法，我在文章里写到的，我说，反右派斗争实际是什么呢，就是执政党和以民盟为主要代表的这些所谓民主党派，长期矛盾积累到顶点的一次猛烈的爆发。
陈晓楠：除了执政党与民主党派之间的矛盾，朱正认为历次针对知识分子的运动，也造成了知识分子与执政党之间的矛盾。
朱正：一解放，思想改造运动，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对电影《清宫秘史》的批判，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对胡适思想的批判，对梁漱溟的批判，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结果一发展，对胡风反革命集团，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每一个运动都是针对知识分子的，所以矛盾就越积累越多。所以，反右的整风鸣放期间给了知识分子一个发言的机会，这意见就多了。所以，在反右运动之前的整风期间，知识分子的发言也有很激烈的。像控诉肃反什么的，他受的委屈太多了，他不能不发泄出来。结果一讲，就什么了，结果毛泽东这边呢，两边都升级吧，知识分子的言论讲得比较尖锐，毛泽东这里措词也就绝不手软了，就打右派了。所以，这是矛盾发展到顶点的一次猛烈的爆发，这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
一九五七：新湖南报人
陈晓楠：一九五七年，当时的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就是后来在庐山上被毛泽东斥为“彭、黄、张、周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之一的周小舟。
时任湖南省委第三书记周惠分管农业和宣传，是省委党报《新湖南报》实际上的最高领导。在朱正看来，《新湖南报》在一九五七年发生的一切，都和周惠这位当时的第三书记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朱正：他就说，省委一个指示，比方说关于春耕生产的指示，你们要连登三天。这又不是广告，能够一个报道连登三天吗？全世界没有这样的报纸，是吧！要用碗口大的大字标题，你说一条春耕生产的报道用个碗口大的标题，这也是没有的事，所以没法贯彻他的这个意图，没法做。
陈晓楠：虽然《新湖南报》的大多数编委不能实现周惠的意图，但是对于周惠的老部下，《新湖南》的总编辑官健平，却不存在这样的问题。
朱正：官健平呢，在四九年前做地下党的时候，他是《国民日报》的校对，就是做编辑都没有能力的，不能做编辑，只能做校对。他呢，因为不懂报纸业务，所以他对贯彻周惠这些指示啊，就丝毫不感觉困难了。周惠说怎么办，他就怎么办。所以，有时候报纸就变成业务部门的一个公用的告示牌。比方说那个一个什么公司，农产品收购公司一个收购的一些规定，什么东西多少价，什么什么，他可以在一版，整版登出这样的东西来，那是绝对没有任何读者的。当时一位编委说，我们报纸要应该注意报纸的特色，报纸的特性。官健平，省委的意图就是报纸的特性。
陈晓楠：一九五六年三月十一日，《新湖南报》发表的一篇关于农业经验的介绍文章。这篇万言长文登了整整一版，其中定额表占一半以上。
官健平对这篇文章颇为欣赏，报社大多数编委却表示了不同的意见。此后自称“扑在省委的胸口上倾听省委呼吸”的总编辑官健平和这些编委之间，矛盾愈演愈烈。与此同时，将《新湖南报》社的反对意见等同于“匈牙利事件”的第三书记周惠和主张“真理越辩越明”的第一书记周小舟之间，也因为种种原因关系日渐微妙。在反右运动前夕，周小舟远赴青岛疗养。
朱正：关于周小舟去青岛，我还知道一个细节，是周小舟的秘书张世军告诉我的。张世军原来也是报社的。他说，那天，小舟接到中央一个电报，说，中央同意你去休息一段时间。小舟接到这电报就莫名其妙。他说，我又没有向中央请求要去休息，怎么中央同意我去休息一段时间，是什么意思呢？就没有重视。又过了一段时期，收到第二个电报，还是说，中央同意你去休息一段时期，如果你觉得合适的话，你可以到青岛去休息，省委的工作就交给周惠同志主。这就没有办法了，这很具体的命令来了，他就走了。所以张世军的猜测就是，恐怕是周惠向中央写了什么报告。这么一来，就把周小舟挤开了。挤开了，周惠就大权在握啊，就来打右派了。
陈晓楠：反右斗争中，仅长沙市就有一千六百二十人划为右派分子。湖南反右的重灾区《新湖南报》共有十二名编，其中主管业务的八名编委全部被划为右派。一九五七年九月八日，周惠代表湖南省委向毛泽东汇报说：湖南的反右斗争是从《新湖南报》发轫的，逐步深入党政机关、民主党派、高等院校。
朱正：当时有一个益阳调来的干部去看周惠。周惠就问他，哎，这次反右派斗争，那个陈明划了右派，你知道你为什么没有划右派吗？那个人说，那有什么，陈明有右派材料，我没有那些材料嘛。周惠听了就哈哈一笑，说，把你在中间一站，材料不就来了嘛。
陈晓楠：在一部苏联小说中，批斗会被含蓄地称为“往中间站”。凡是被某种权威认定犯有罪过的人，就让他站到一伙人的中间去，接受批评、审问、辱骂，却没有辩护的权利。
历史总是耐人寻味，周惠在后来的庐山会议上被批评，文革中受迫害，文革之后担任内蒙古自治区第一书记时，积极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内蒙古成为全国最早实行责任制的地区之一。朱正的在《新湖南报》的同事钟叔河，在七十年代末右派改正以后，为了寻找失散在内蒙古的小女儿，万般无奈中想到了周惠。
朱正：线索不知道，只知道在内蒙古，钟叔河就写信给周惠，周惠真派干部去找，找这女孩，真找到了。当年的那个小女孩呢，现在已经和当第一个农民结婚了，他就把他们两口子户口调到呼和浩特。而且给他办了招工，就是吃国家粮了，这两个不是农民了，吃国家粮了，还说，你们湖南省来调吧，你们湖南省把他调回去吧，结果就调回去了。这也是周惠积的德。应该说周惠这个，所以他这个人啊，就这样的，就是说，中央只要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他也真来干这些事，只要打右派，他也真打，就这么一个人。所以我这人说话还是公道的。
陈晓楠：从大跃进，到三年“自然灾害”，再到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一个右派眼中的大时代是怎样的风云骤起，又是怎样的荒诞离奇？
开除公职 劳动教养
朱正：右派的区分是六个等级吧，最严重的一种就是劳动教养。劳动教养又分两个档次，其中情节特别严重的，同时宣布开除公职。所以劳动教养就有两种，一种是保留公职的劳动教养，一种是开除公职的劳动教养。保留公职的劳动教养呢，他在劳动教养完了以后呢，也还是有工资的，也还是可以由原单位啊，或者别的单位安排一个干部什么的做做。开除公职的已经完全脱离关系了，就没有那个，什么关系都没有了。我呢，就是开除公职劳动教养，所后来我和一些朋友就讲，我说真是要感谢毛主席的宽大，为什么呢？他定的对右派分子的处分，最严重的只要开除公职劳动教养就够了，假如他规定最严重的要枪毙，那我就枪毙了。
陈晓楠：虽然劳动教养名义上是一种行政处分，然而此后的二十二年，朱正认为自己都是作为一个不可接触的“贱民”，在承受着风雨磨砺。
朱正：因为它名义上劳动教养，算是行政处分，事实上和劳改没有不同，知道吗。我说，如果有不同的话呢，就是什么不同呢，就是它绕过法律程序。知道吗？如果要判我劳改，那法院得判，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八年，五年，三年，我开始被判刑，就知道我什么时候刑满，而且还还要起诉，还有证据什么的。劳动教养，根本不需要这些手续，只要你们领导决定了，新湖南报社决定这人要劳动教养，就可以送劳动教养。所以，劳动教养就是个无法无天的社会，就可以这么说，好，你们就到那地方去劳动教养了。
陈晓楠：在朱正被劳动教养的新生电机厂，右派们被称为“劳教先生”。每天，朱正这位“劳教先生”的除了挖土挑土，还要改造自己的思想。
朱正：在劳动教养期间，主要做两件事，就是没完没了的劳动和没完没了的政治运动。政治运动就是自己写骂自己的文章，就是写交代，还有就是交心。那个交心呢又这样的，你如果你不交，你说我对形势没有什么想法，那是不行，如果你交心，说，我对现在形势有些什么看法，你说了真话，那又不行的，那是你借交心为名啊，又恶毒攻击了。小书生 大时代
陈晓楠：不善体力劳动的朱正，并定为劳教对象中甲乙丙丁四种劳动力等级之外的“等外”人员，月工资十四元。朱正就是拿着这十四元的工资迎来了那个大时代。
朱正：我们那个比大跃进还要厉害。放卫星啊，我们卫星才放得多呢，比方说挑土，我们一个组，一般是一天五十方土，好了，明天我放卫星了，一下要达到一百方，一百立方米的，所谓一方就是一个立方米的土啊，一个立方米多少担啊，那很累的，于是又加班，有时候弄，苦战通宵啊，这都这样的。
有些经受不了这饥饿和劳动，劳累，就是天天死人，天天死人。死了人，就抬到附近一个山上埋了。其实他们说叫水肿病，水肿其实不是病，就是劳累和饥饿嘛，有吃的，病就好了。对水肿的方式，检查水肿很简单，你把袜子脱掉，小腿前面骨头那儿，大夫用指头按一下，假如那个皮肤蔫下去很久不恢复，那就得水肿病了，要是他手一拿开，你皮肤一下就恢复了，就没有水肿病。每一次按我，都没有水肿病，我就很希望得水肿病，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得水肿病的，下午不出工，半休，那倒无所谓，当时劳动不重的，每人每天有一瓢煮熟的黄豆吃，我很想吃黄豆，那都是有钱无处买这个东西，知道吗？那必须是水肿病才有，我又不得水肿病，所以我就吃不上，看着别人吃。我老伴郑柏玲，我笑她，我说，她是二十二岁打成右派，四十四岁改正，改正的时候，我说，你这四十四年呢，做了一半好人，一半坏人。她是在农村小学教了九个学期的书，教了九个学期，到了五八年过春节的时候，大概也正是这时候，学校放寒假了，教师集中到县里整风。她是在湘阴县，现在叫做汨罗县，现在划出来了，当时是湘阴县。这些小学教师闭塞到什么程度呢，五八年过春节的时候，全国反右派高潮早就过了，她们不知道，可是讨论的时候呢，她就说，没有一句真正涉及政治的话。我说，那你们怎么打右派呢？她记得一个细节，说，我们那个组只有一个人没有划右派，谁呢，就是做记录的，因为她记录了张三说了什么，李四说了什么，就没有记自己说了什么，所以那个是记录本上没有名字的。这个第一个人说句什么，于是第二个跟着说，第三个跟着说，所以全是右派言论，她就打了右派。
陈晓楠：文革初期，《新湖南报》的部分右派希望借造反有理的声势改变自己的右派身份，一边办翻案报纸，一边赴京上访。朱正对此却不以为然。
朱正：我没有参与，我和钟叔河两个不参与的。钟叔河说了一句笑话，他说，我现在就希望他们的翻案不要成功。他说，为什么呢？假如给他们开平反大会的时候，一定会有一个项目，就是批斗真右派，又得把我们搞去再批斗一回。这是真的。
钟叔河现在是知名学者。去年或者前年吧，江泽民到北戴河避暑，请了五十个知识分子陪同，湖南就有钟叔河，就他一个陪江泽民去，被江泽民请去避暑的。
我告诉你啊，到了七九年给我们所有右派改正的时候，报社五十四个右派是分批改正的，第一批改正了十个右派，第二批又改正了几个。改正到第三批的时候，有一个第一批改正的，他就说，哎，改正面这么宽啊，那改正还有什么意义呢？你看这位仁兄，他就假如只改正他一个，他是这个被委屈的革命干部，挺好的，那就最好了，那就天下公道都来了。这些都是右派分子，都是应该打入十八层地狱的，就这样。
所以，我说右派啊，一个群体里面啊，人总是各种各样的，右派也是各种各样的，所以有人说，哎，你听说的右派，右派都是什么，有才能的人，很正直的人，还是什么，敢于直言的人，或者有先见的人，哎呀，我说不用这么说了，右派里面有你所说的这样的人，也有些非常不怎么样的人。
陈晓楠：参与翻案的《新湖南报》人员不久便遭到迫害，原编委蔡克诚被《湖南日报》的“红色新闻兵”抓走，受不了酷刑和侮辱选择了自杀。到文革结束时，《新湖南报》五十四名右派中有七人死于非命，其中朱正的好友刘凤翔在工伤致残、妻离子散之后，被冠以参与莫须有的“中国劳动党”的罪名执行枪决。
朱正：文革以后复查，没有这么回事，所以后来就给他宣布平反，恢复党籍，平反的文件上也说，他为了办好《农民报》，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可是呢，当时是枪毙了。
那个当时要抓他，他逃难，在我家里躲了半个月，最后他在别的地方被捕了，他没有说在我这里呆过，要说了的话，我也没有命了，后来把他枪毙了。
陈晓楠：一九九三年，刚刚退休的朱正用一年时间写成了《一九五七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然后又用了四年时间才等到这部书被出版。对他来说，写“反右”这个几乎无人问津的题材好像是自己无可推卸的责任。
朱正：这是我对历史的责任。我如果不写这本书，我死了，我到上帝那儿去我没法交代。我写了这本书，如果说我死了，我的灵魂能够碰到刘凤翔他们，我就可以有个交代，我说这事我办好了。
从百家争鸣到万马齐喑
陈晓楠：一九七八年中共中央第五十五号文件，让全国五十五万右派终于彻底告别了那顶“右派”帽子，朱正也在其中。五十五万右派，相当于一九五七年全国五百万知识分子的十分之一。在朱正眼中，几十万右派二十二年的个人命运并不是最重要的，反右派斗争带给国家的恶果才是真正应该重视的。
朱正：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斗争造成的后果，第一，它改变了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的路线，那条路线现在党史研究者都说是正确的路线，就是发展生产力，就是中国应该加强民主法制建设，刘少奇在八大会议上的报告讲得多好啊，一个人只要不触犯法律，他的安全就是有保证的什么，就是要建立一个法治国家嘛。可是到了一九五七年四月，八届三中全会，八届三中全会实际上就是反右派斗争的总结会，这次会的提法就完全不同了，社会矛盾还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还要以阶级斗争来挂帅。所谓反右派斗争实际上改变了党的发展方向。
本来如果说我们到八大路线继续贯彻下去，中国的局面不是今天这个模样了。
陈晓楠：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在《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说，整风鸣放的原则之一，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两个月后的七月一日，在毛泽东亲自为《人民日报》撰写的社论中，毛泽东指出：资产阶级右派就是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动派，“言者无罪”对他们不适用。
朱正：现在来看，这些右派言论是一些什么呢？我们随便举几个例，比方说司法界，当时法律界、法学界的一个右派言论，最大的一个是“无罪推定论”，“独立审判论”，这个都是右派言论，都要受批判的。现在我们刑法不是改了吗？不是连法院判决以前，都不叫做嫌疑犯了吗？
这个字都不用了吗？都叫做犯罪嫌疑人吗？这实际上就是无罪推定的精神吗？
好像还讲一个右派言论，比如说外行不能领到内行，这差不多每个单位都批判的，都说这是右派言论。一定要为外行领导来辩护，这句话是怎么来的呢，因为在当时那个每个单位都派个党员去做领导，党员精通专业的并不多，有些他并不怎么懂行，于是领导中间就出现许多瞎胡闹的东西，于是人家说这是外行领到内行，好，谁提出这个批评，谁就是反对党的领导，就是右派。可是到后来十二大的时候，不是强调干部队伍四化，有一条专业化吗？不是现在强调领导干部应该懂得自己的专业吗？这是个常识范围内的事，是吧？
所以这东西，我们说当时反右派斗争实际上起的作用啊，就是把这个本来中国可以更顺利地现代化，更顺利地民主化，法制化，把这东西呀，都阻挡了推迟了，所以反右派斗争在历史上起的作用啊，应该这样来看。
陈晓楠：除了改变正确路线，阻碍社会发展，朱正认为反右派斗争对于社会道德也是重大的破坏。
朱正：如果领导宣布这人是右派，你跟着批判，你没事，你是反右的积极分子，你好，你可以火线入党，可以提拔。如果你说，这人我看他的材料不够划右派，他这句话虽然错了，但是他的本意还是好的。好，你包庇右派！客气一，给你算中右；不客气，你也是右派。于是谁还敢讲真话呢？于是，那种跟着说假话的，落井下石的，出卖朋友的，就提拔了，就升官了，入党了。有那些坚持真理，讲道理的，就受到打击了，这对社会道德是个重大的破坏。毛泽东有篇文章讲过，说，大跃进是整风反右的产物。这话说的很对的。如果没有整风反右，没有这么打一批人给这些人看，大跃进搞不起来的。因为你这么瞎胡闹，什么石头里面可以炼出油来啊，或者是什么，谁都知道这是和常识开玩笑的事，没有人听的，是吧？可是因为打右派了，你看，他说了真话，他现在劳动教养去了，他妻离子散了，你还敢不敢说真话？所以大跃进没有遇到任何阻碍，顺利推行，一直把国家弄到经济破产的边缘，就是反右派斗争的成果。这一点毛泽东自己讲到的，周恩来也讲到，我那书上也引了的。
陈晓楠：邓小平说过：毛泽东的领导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派的斗争以后，错误变得就越来越多了。在朱正看来，知识分子在一九五七年之后，也有一个明显的变化——
朱正：反右派之后，对知识分子的打击，我觉得很明显，就是没有人再说话了。毛泽东在一九五八年的时候，他在一个批示上，大概是陆定一到上海去邀请那个一些知识分子座谈会，没人发言，毛泽东就有一个批示，就说，我们知识分子都不做声了。他不知道这个，这个这一棒打得够重的，谁还做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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