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口述历史 半生沉浮——“国际共产主义战士”李敦白

tuffy05

005年07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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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曾经在中国工作和生活了35年，然而这35年当中他曾经两次入狱，在铁窗里生活了16个年头。这个美国人的中国名字叫李敦白。
1946年李敦白成为当时中国共产党唯一的外籍党员。从那时候起，他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很多高层领导人都有过接触，也亲历了很多重大的历史事件。“文革”开始之后，李敦白成为了北京的外国人造反派组织“白求恩——延安造反团”的领袖；作为著名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他还参加了广播局和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夺权”斗争，当上了本单位“革委会”主要领导成员。
今天，李敦白先生将会回顾他人生中的这一段岁月。
1945年9月16日，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一个月之后，李敦白和战友们乘坐美军运输机提心吊胆地飞越喜马拉雅山银色的驼峰，来到中国的西南重镇昆明。李敦白18岁就成为一名美国共产党员，在美国南方从事劳工和民权运动；加入陆军之后，他在斯坦福大学学了一年中文。来到中国，李敦白终于可以运用这门令他迷恋的语言。
李敦白，他成为了昆明美军赔偿损失部的一员。他印象最深的是一个12岁女孩的死亡案，这个女孩叫李梦仙，是一个黄包车夫的女儿，肇事者是一名美国空军上士。
李敦白：这个上士以后作证，他自己讲，他想吓唬这个小孩儿，结果他把车故意要擦边，开得很近，没想到把她撞死了，撞死他就开车走了。他一点也不怕受处分，所以一回到基地，他就自动地向他的上司就讲了这过程。
（李梦仙）她父亲通过甲长，然后到保长，然后送了索赔的要求到美国军部，让我去调查。她母亲从那一天起就瘫痪了，就是呆了，一两个月以后就去世了。判决下来了，大概是给他们24块钱（美元）。
我以为这个事情就完了，没完，他（李父）几天以后到美军军部来找我，他递给我一个纸口袋，我打开里头五块钱，我说这怎么回事儿，他说你帮了我们，我当然我得给你。 我问了他，我说你甲长也给了，他说是，保长也给了。我退给他了，他说是不是嫌少了，我说不是，我都说不出话。
由于看到越来越多中国的严酷现实，李敦白对传说中廉洁并且充满理想的中国共产党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
李敦白：在昆明，有穿得破破烂烂的小孩都卖报纸维生，而且我发现了有的那小孩有《新华日报》，还有的有《群众》杂志，也是共产党的。它们放在这个其他报纸底下，你要问他，他就拿出来给卖。
后来有两个小孩单独找我，他说你喜欢看共产党的报纸，你愿意见办报纸的人？我说当然我愿意。他们带我到一个正义路一个布店，领我穿过那店到后面一个小小的一个棚子，那里头就有两个人，我就算是接上了头，我非常高兴。在美国共产党的话，首先的大问题是要筹款。我发现，这个共产党不要，我说我每月给你我军饷的一半，他不要。他说我们有生产，我们不需要钱，我觉得这怪了。
此后李敦白常常利用美军身份，替自己的地下党朋友购买一些紧俏的商品，甚至用美军吉普车将共产党员转移到昆明城外。1945年底，李敦白为了避免退伍回国，想方设法调赴上海的美国陆军总部。在上海，李敦白结识了更多的共产党人，以及宋庆龄、陶行知这样的进步人士。

1946年，通过宋庆龄的介绍，已经退伍的李敦白成为联合国救济总署的救济视察员。但是不久之后李敦白就发现，他身边的同事大多有从事情报工作的经历。
李敦白：我的第一个任务是到湖南去考察那个灾情，看究竟物资是不是真的送到难民的手里。我们的救济物资送到岳阳，哪里知道当天夜里我们睡觉的时候，全部都弄走了，弄到何应钦后勤总部的站，然后由何应钦和（联合国救济总署）湖南署的美国署长勾结，把物资都送到广州湛江那个海口，从湛江又上船，送到东南亚各大口，送到了就卖给美国救济机构，他这发大财。
沿路不断，路的两边不断是难民出来讨饭，这个我们到祈阳县，难民都围上来了，谁也不要钱，就拿空碗要米，要饭。我们那个中美合作所的那个海军军官神经失常了，受不了，疯了。
1946年是中国风云多变的年代。在兵家必争的中原地区，蒋介石调集30万部队，将李先念率领的6万共产党军队重重包围在以大悟县的宣化店为中心，方圆只有两百里的狭窄区域。在《李先念传》中有这样一段话：“有一位名叫李敦白的美国记者利用其特殊身份，从美方代表白鲁德那里弄到了国民党方面的准确情报。会前，李敦白把国民党决意歼灭中原部队的机密告诉了李先念。”实际上，李敦白当时并不是一个记者，而是联合国救济总署驻华办事处的工作人员。
作为政治中立的组织，联合国救济总署必须将救济物资公平分配到国民党和共产党控制的区域。李敦白执行的第二个任务，就是将救济物资运往大别山区的宣化店。李敦白在这个被封锁的贫穷的地方看到了和国民党控制区截然不同的情形，这里没有死尸，没有娼妓，甚至没有乞丐。在共产党的组织下，当地农民通过公开讨论决定救济物资的分配。5月8日，工作刚刚结束，李敦白就听说周恩来和美国代表白鲁德、国民党代表徐永昌即将到来的消息。
李敦白：美国将军白鲁德，我就问了他，我说我在这是救济总署的美国人，我关心我们这个物资到底安全不安全，这个地区你看前景会怎么样。他说我告诉你吧，我刚从东北回来的，东北共产党太强，我们没有办法，这个小地区我们准备让国民党把他消灭了。口头上讲的是要调停，要保护它，实际上要消灭，所以我把这个话我马上告诉李先念了。实际上《李先念传》里头写的，我觉得有些夸大，他并不是靠我那个情报，他们早有准备，实际上早有突围的准备。
当天三方会议结束之后，李敦白结识了仰慕已久的周恩来。
李敦白：散会我就回我的那个宿舍，沿路就碰到周恩来。周恩来第一句话，他说，我，我发言以后，你拼命地鼓掌，国民党代表发言，你不动，这个不行，这个他们马上会把你看出来，你不能这样的。这个人我觉得太可爱了，刚见面，一点寒暄的话都没有，他觉得为了保护我，他必须来直截了当地跟我说。
军事停战三人小组的周恩来、徐永昌和白鲁德，在1946年5月10号签订了制止中原内战的《汉口协议》。但是中原的战火已经不可避免。李先念的部队按照毛泽东、周恩来的指示，在6月26日开始战略转移，史称“中原突围”，全面内战的第一枪就此打响。

李敦白回到上海不久就辞去了联合国救济总署的工作，通过周恩来的介绍，辗转来到了共产党在华北控制的最大城市张家口。在这里他见到了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聂荣臻。
李敦白：在那个宴桌上他突然就问我，他说我要是把你扣下来不让你回去怎么样？我太高兴了。他说我们需要一个工程师来架桥，我说那我不懂，他说不是那样的工程师，我们需要在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之间来架桥，说我们需要以英语为第一语言的人。毛主席说了，我们掌权以后，要跟美国修好。他说因为我们愿意跟西方也好，跟苏联也好，苏联是我们的同志，我们都是共产党，但我们一些看法跟人家不一样，我们不要没有别的选择非得依靠它。我觉得这个话很新鲜，没听说过。
李敦白在张家口的新华晋察冀总分社开始从事英语广播的翻译、修改和播音工作。不久之后的1946年9月，国民党军傅作义大规模进攻晋察冀，进逼张家口，李敦白接到了去延安新华社总社工作的调令。
在《毛泽东文集》第四卷记录了1946年底毛泽东和几个西方记者的谈话，他说：“现在有两种美国人，马海德、李敦白、史沫特莱都是好的美国人，在延安有个斯特朗也是好人，这样的人我们都欢迎。”李敦白在他自己的回忆录中，也把周恩来和毛泽东做了一番比较，他写道：“与周在一起的时候，我觉得他是朋友，也是同志；与毛泽东在一起，我觉得自己似乎就坐在历史的旁边。”
李敦白还见到毛泽东的妻子——江青。
李敦白：我觉得这个人是非常谦虚，这个不突出自己，后来我的印象，一直到文化革命以前，觉得这个人也是个贤惠的，她不参加谈话，她不提什么政治，好像是个默默无闻的人。第一次我们跳舞，她跟我讲了，她怎么身体不好，心脏有毛病啦，她现在努力创造这个中国的新电影，这个电影，有试验电影厂，邀请我去看看她们拍电影的情况，没什么突出的。但是在场的新华社英语广播组的组长沈建图，跟我讲，这个人很厉害，谁要见到老头子的话，非经过她不可，她看着门。
李敦白很快成为延安新华社总社英语组的外国专家，负责翻译和修改稿件。李敦白认为自己在为这个古老国家的巨变留下记录，他全心全意地认同中国共产党的信仰和目标。
李敦白：那是，我觉得，你要说最拥护的，20％、30％的人，恐怕我会在里头，实际上那个时候的政策是，我觉得现在看也是了不起的。
李敦白在张家口时就已经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他再次提出了要求，并且请在大别山就相识的李先念、王震作为自己的入党介绍人。
李敦白说在1949年之前，虽然他满怀革命的理想，但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共产党员。每一次敌机轰炸，他总是不能克制心中的恐惧大喊大叫，总是立刻放下手中一切工作寻找避难的场所；他多次违反各种规定，因为他认为规定往往是不和情理的。李敦白说：“我知道他们是对的而我是错的，在我能控制自己的一己私念之前，我无法真正成为他们之中的一员。”

1948年底，辽沈战役表明中国共产党的胜利已经不再遥远。斯特朗，这位李敦白的良师益友从美国赶回苏联，准备再去即将解放的北平。途经东欧的时候她兴奋地发表了一篇文章，说中国革命是自主的胜利，并不是搬用苏联模式。不料斯特朗刚刚抵达莫斯科，就被克格勃逮捕并且被驱逐出境。苏联方面认为她涉嫌“间谍和损害了苏联利益”，此外也认定她布置了一个遍布世界的“情报网”。1949年1月21号，李敦白收到了一份紧急调令。
李敦白：廖成志把我叫到他家里去，他说中央有特殊的任务给你，要把你先送到北京执行特别任务。我想了，嗨，这是我梦寐以求的，这美国政府跟中国的新政府要谈判，我在里头可以起一个翻译联络的作用，这我最愿意的。正在廖成志刚刚说了这个话以后，我们这个国内部一个叫丁明的朋友，跑进来了，他说这个莫斯科逮捕了臭名远扬的美国间谍斯特朗，而且把她已经驱逐出境。我觉得很怪，怎么会，但因为我正在兴头上，我正在执行了不起的任务，也没多想。但是我现在不知道他们是故意让我知道这个线索呢，还是就偶然地我去了以前知道。
那个社会部副部长师哲，师哲，来接我，他坐那小吉普车，跟一个年轻的司机来接我走，要进北京。我在路上我就跟他讲，我说斯特朗的消息你听到了吗，很奇怪，他说，哦，真的有这么回事吗？那个年轻人说，哎呀，忘了拿这个暖壶，师哲说，哦，没拿暖壶，没拿茶，说那不行，这路很长的，还得回去拿吧，就返回去，到一个屋子里去喝茶。后来那个门开了，进来一个中年的人，拄着拐杖，他就指着我鼻子说，李敦白，我们接受了中央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逮捕你，你接受了美帝国主义的命令来破坏中国革命。我简直是一下子昏倒，就上来一帮人，把我衣服剥光了，检查嘴里，他问我是不是这是镶了这个虫牙，我说是，我怀疑是不是要把那牙拔出来，没有，然后给我穿另外黑的棉衣，把我这个送到对门，黑屋子里，这个一点亮都没有，就关起来了。
一个小时之后，李敦白经历了第一次提审。解说：两个星期的时间，李敦白除了在一个窗户被封死，前后只能走四步的小屋里徘徊，就是接受审讯。
李敦白：我一进去，第一天我就自己跟自己讲了就是他们无论发生什么事，他们不能让我后悔到中国来。而且我也有这么个想法，我想你虽然受冤了，人家没有请你来，是你自己去的，是你自己要打进人家组织，参加人家革命的，你这个美国人，人家怀疑你，这完全可以理解的。而且我觉得我有一些地方，也不像个跟中国的革命派来比，那太差了，所以有根据来怀疑我是不是真的，所以我就用这六年，我想把自己变成一个真正的革命派，以后如果我能出来，就不再怀疑我。
然而最初的“改造”超出了李敦白的承受能力，在黑暗中他的精神逐渐崩溃，有几次清醒后他发现自己正在吃墙上的土或是地上的虫子。1950年春天的一天，监狱长来到李敦白的牢房。
李敦白：他就跟我握手，我就知道天变了。他说我们现在对你是基本上是了解，但是，你也知道这牵涉到别的问题，我知道他说苏联，他说我们也不能让你回去工作，也不能让你学习，所以你就得等到你的问题弄清楚以后；否则的话你如果现在就愿意回到美国去，你永远不要再想中国，说你就忘了中国，你不能再来，也可以。那我不愿意这样的，那我告诉他，我说我不走。他说好。我没想着是还会花五年。怎么出来的呢？斯大林做了好事，他死了。

李敦白的一生就是一部传奇。他曾经是一名普通的美国军人，在延安他却成为了新华社唯一的外籍英语专家；他18岁就加入美国共产党，在美国南方从事劳工和民权运动，而1946年他却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罕见的外籍党员之一。毛泽东曾经把他称为“国际共产主义战士”，文革中他又成为了红极一时的外国造反派。
但是李敦白自己却说，在1949年之前，他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共产党员。每一次敌机轰炸，他总是不能克制住心中的恐惧大喊大叫，总是立刻放下手里的一切工作寻找一个避难的场所；而且他说，他曾经多次违反各种规定，因为他认为规定往往不合情理。1949年1月，李敦白被怀疑是美国间谍，从此开始了6年的单独囚禁。在一个窗户被封死，前后只能走四步的小屋里，李敦白一度精神崩溃；当神志恢复清醒之后，他发现自我救赎的唯一方式，就是改造自己的思想。
李敦白：我觉得中国共产党的干部和群众是非常和蔼的，我真是齐心，我们日日夜夜地干，发战报、翻译东西什么的，都觉得很高兴，觉得自己不但高兴，还很光荣。那你把我关起来，你唯一的办法，你把这个理念，每天往里砸，砸砸砸，越砸越深，你就是抓住这个理念不放，就凭这个才能活下去。
1948年底，李敦白的朋友，美国左派作家斯特朗在苏联被捕。1949年1月21日，李敦白受所谓“斯特朗间谍案”的牵连在西柏坡入狱。在黑暗中被单独囚禁了一年之后，他被转移到北京市第二监狱。他反思自己的经历，决心把自己改造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1953年初，斯大林去世，大量斯大林时代的冤假错案获得平反，令李敦白受到牵连的“斯特朗间谍案”也在其中。1955年4月4日，李敦白终于结束了6年的牢狱生涯。
李敦白：大概是九局的局长，姓宁，他就跟我讲，我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向你宣布，说我们对你搞错了，你是好同志，我们不应该把你关起来。他一说这个，我就哭个没完，我最受不了这个话，我说不能说错了，我说审查是正义的，这个原来对我的看法是不对，不了解我，但是党要审查任何人，它有这个权。
李敦白曾经供职的新华社早在1949年就分解成为新华社和广播事业局两个单位，李敦白选择了缺少外国专家的广播事业局。
李敦白：恢复了我的这个组织关系，而且不但恢复了，原来的红头文件，我都不知道它存在，你知道，机要室，我都不知道有机要室。这一次我算是经过考验的，又看文件了，又能参加这个首长的传达会什么那些事儿，那个时候啊，这个就是权，就是势力，你知道，那时候钱不算势力，因为你知道内幕，别人不知道。
李敦白是广播事业局英语组当时唯一的外国专家，也是组里唯一的中共党员。他主要负责对英语广播稿件进行润色、把关。1956年2月，李敦白和局长梅益的机要秘书王玉琳结婚。在广播事业局他受到了许多的优待，他有独立的办公室，住在相对高级的干部宿舍，小轿车也是随叫随到。与此同时，他还亲身经历了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
1957年 反右派斗争
李敦白：我还是英语组里头唯一的一个党员，所以我得参加这个运动的领导，我跟我们支部书记研究我们这个队伍里谁可能是右派，一个人都没有，但他跟我说，他说没有人是不行的，因为你没有一个活靶子的话，教育不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以我们把原来一个人，原来是我们党支部的培养对象，准备接受他入党的，这个人说话比较随便，反而把他定做右派。我在右派运动里头的表现，应该说是很不光彩的。
1958年 大跃进
李敦白：我觉得了不起，我能够参加炼钢了。我看那钢铁，那炉子出来像黑泥似的，我问了那炉长说，这个东西是钢铁吗，没问题，没问题，拿到那个钢铁厂，他们一下子把它弄了，实际上都纯粹浪费。
1963年“四清”运动
后来毛主席写了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我在机要室还没发表，机要室里头看了他那个批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我心就冷了一半，我想了，灵是灵，但是不是对的，是不是这个把好干部都整坏了，什么，但是我马上就把它压下去，我想毛主席还不比你聪明，你知道什么，他们党中央还不比你清楚，你还怀疑什么，把它压了。这个压里头有一个问题，有一个鬼，什么鬼呢?那个时候一个一个的群众运动，一轰就上，动员报告，然后开会，彼此就鼓励，有什么错误思想交代，自己心里想，我要有跟党分歧的思想，我终究会讲的，为了避免自己讲，自己挨整，办法就是不允许有。

20世纪40年代，李敦白在延安曾经多次和毛泽东接触。1963年，当他再一次见到毛泽东，感受却有所不同。
李敦白：在延安我对他第一个印象，我谁也不是，到延安来了，跟这个到处“挂像”的领袖见面，但是他问我问题，他好像让你觉得现在对我最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听你的意见，就集中全身心来注意你，所以你没有什么约束，你就放开，放心来随便讲。但是解放以后，见过好几次，长谈，但他那个时候就是不怎么听别人，而是自己来，来发言，自己要讲话。
1964年1月，毛泽东宴请在北京的外国友人，其中包括斯特朗和李敦白。毛泽东对斯特朗说：“如果你留在延安，就不会被当做间谍在莫斯科被捕了。”毛泽东又朝李敦白说：“你被牵连到她的案子里，我们犯了一个很坏的错误，你是一个好同志。”
李敦白：他跟我们谈国际形势，就那个时候谈了，有人讲社会主义社会没有矛盾，没有革命，说其实社会主义矛盾最多了，说这是一个革命的社会，说到了共产主义会不会有革命呢，我想一定有，他说否则我们这些人都干什么，都失业了，都没事儿干。后来跟我们讲了，现在就是在共产党有些人并不是真的赞成社会主义，有些人嘴边说社会主义，实际上不是。
李敦白说，文革之前的几年里，虽然他痛恨官僚主义，但自己就是“一个摇着笔杆子的小官僚”。作为罕见的外籍中共党员和中南海的常客，他在北京的外国人圈子里倍受欢迎。他是各大餐厅的常客，并且像导游一样对北京的名胜了如指掌。然而报纸上的一篇文章则改变了他的生活。
李敦白：我有一个单独的专家办公室，我在那个办公室看《人民日报》，看了对焦裕禄的介绍，看了以后痛哭流涕，我想他也叫做共产党员，我也叫做共产党员，相差多远。你从十七八岁起参加革命，要追求真理，如果你到这个时候就腐化，变质了，你自己变成一个资产阶级，那是悲惨，你这一生就算是白搭了。
李敦白主动到地铁工地独自开展义务劳动，他还要求上级将自己的工资减半，就连几年来收藏的古董家具也捐献给了博物馆。
李敦白：我到兰考县采访了跟焦裕禄打交道的群众和给他接班的党委书记，他老朋友，所以我知道许多事实是真的事实，看到那报道就特别感动。我经过那一改，正好文化革命来了，我有准备，我革命，大家都要革命，人类灵魂里的革命，我就听了很舒服。
在结束了兰考县的访问之后，李敦白回到了曾经工作过的延安。这时的文革风暴已经席卷而来。1966年6月初，李敦白一到达北京就立刻回到广播事业局，映入眼帘的是满墙的大字报。
李敦白：我们广播局的造反派是军事组，解放军发起的，他们从《解放军日报》，从林彪那儿得信，他们发起的。给我送了他们的密件，就是他们这个油印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主席讲话。他就责备政治局的人，为什么要约法八章，不让学生闹，为什么不允许串联，为什么不允许大字报上街，为什么要压制学生的群众组织，他说，我们《宪法》里，社会主义国家的《宪法》里都写着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都写了，都没有做，他说难道不是我们应该做的时间吗？嗨，我觉得这太好了。哎呀，我太感动，我觉得这跟我们美国南方争这个人权的时候是一个样的，都是争民主，争人权，这东西我心灵深受感动，我觉得是太棒了，然后我会以后就申请，我说我想参加你们这样的团，就接受我了。

1966年10月1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7周年的庆典上，李敦白身处天安门的顶端。
李敦白：那我们好像是12个左派专家上去了，跟毛主席一起，觉得好像是升天了，是不是，再高的场面想不到。你看那照片里，他是有点好奇的眼光，因为他在看着我写的汉字，他问我，他说这是你写的吗？我说了，那还有谁能这样写，不象话的。后来他问我，说要我写什么，我就愣了，我僵了，我说就写你的名字吧，所以他就写了毛泽东三个字，我应该让他写给美国人民的一句话，还是给谁的一句话，根本想不起来。
李敦白所在的广播事业局负责领导全国的广播事业，管理着国家级的广播机构。在电视尚未普及的20世纪60年代，广播是最快捷、影响力最大的大众传媒，文革爆发前后有一些重要的中央指示和批判文章，经常是首先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送，之后才在报纸上刊登，当时被人们称作是“红色电波传喜讯”。
李敦白在文革之初就加入了广播事业局的造反派组织“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团”，已经45岁的他和年轻人一道，对他们眼中“全力维护现状”的保守派发起了挑战。1966年12月12日，包括广播学院学生在内的广播事业局造反派召开大会，希望迫使党组书记丁莱夫下台。然而最终结果却成为造反派和保守派以及维持秩序的军人之间的小规模冲突。
李敦白：我想了，如果能够让中央来多注意我们广播局的文化革命，这肯定有好处，对解决丁莱夫的问题肯定也有好处。我也想了我自己一下，大概可以变成一个，一个名人，变成一个历史性的大人物了，我都有这样的一个念头闪过去。然后到12月18号，邀请我到工人体育场，来参加一个庆祝越南南方解放阵线成立的什么周年。
周总理来，就一个一个握手，他跟我握手的时候，我说了一声，我说你应该关心广播局的文化大革命，他说怎么样，把我拉出来了，根本别人都不理了，很激动，他问我什么情况，我说12号，他们用了卫戍区的兵来，不允许学生参加，他马上说，那不对，那不行，他叫了这个肖华，是政治部主任嘛，肖华跑过来了，他说你们卫戍区的部队在这个广播局镇压造反派，他说不可能，不可能，我们解放军不会干这个。然后周总理拿了一张什么纸，给他画了个图，他说这个广播剧场不在电台那个核心警卫线里面，它在大门里面，但在工作区外边，是不应该干预他们学生去，他说好，他说我去了解，马上处理。
开始的时候周总理特别热情地对待这个大民主，他67年1月份跟我讲过，他说你看，谁都可以批评，我也可以批评，他说美国总统能够这样吗？能够到白宫去贴大字报吗？我们多民主，他非常高兴。
在这次大会上，李敦白还用纸条把同样的信息传达给了中央文革小组的副组长江青。
李敦白：她叫了一个副官，把我叫到外边，他说江青同志今天晚上要请你吃饭，而且要请你选择电台造反派里头两个最可靠的人，请他们一起来。然后我回电台，找了他们到人民大会堂，没吃饭，吃包子，喝这个橘子汁，中央文革陈伯达，江青，还有几个人在。这一次是文革以来第一次见到江青，我简直不能相信这是同一个人，我原来认识的那个贤惠的跟你跳舞的她，哎呀，一点都不像，哎呀，那个大声嘶叫着、骂人、责难人、控告人、发号施令，跟疯狂似的。
刘志坚负责解放军的学校，他来了。这江青就指鼻子说，我怀疑你把解放军院校的文化大革命都镇压下来了，他脸一下子煞白了，这是个老红军，经过长征的，一下子脸煞白的。我还没见过这样的人，他说，没有，没有，没有，江青说，你明天早上上班时间，我得看你写个报告，在我办公桌上，我再看看。她说了丁莱夫是要撤的，要打倒的。她说你们准备一个大会，我来参加，我就解决丁莱夫的问题，啊，我们都高兴了，回家了。
几天之后丁莱夫被正式地停职，1966年12月31日，造反派在姚文元的默许之下接管广播事业局。在新成立的12人编委会当中，李敦白担任顾问。
李敦白：原来我以为这个大民主，各地群众自己选领导，不高兴可以罢免，随时可以批评，我认为这个中国已经走上了一个非常高度的人民民主的路，结果怎么样，这些人接管了这个电台的领导，七千人的一个大机关，根本不知道怎么管理。三四天以后，造反团里头没有做官的人就开始批评他们，说你们掌权就办成一个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的广播局，现在有些事办得还不如过去，你们怎么办？这一批评这个做领导的就急了，结果这革命政权就压制革命派，砸开他们的办公桌，抄他们的笔记，到他们宿舍来搜查，这样的。搞这个阴谋夺权的这个证据，然后开大会来批判，让他们交代。我就骂他们，我说你们现在手段就跟过去封建地主对农民一样，资本家的这个手段一样，就是强迫，就是封锁，我说你这样的还配叫毛泽东思想战斗团？
李敦白的发言被曾经的战友视为背叛，但是却得到了中央文革小组的认同，第二天他就被任命为广播事业局三人整风小组名义上的负责人。李敦白不仅在广播事业局身居要职，还是北京的外国人造反派组织“白求恩——延安造反团”的领袖，用他的话说，那个时候红得发紫。
李敦白：红得发紫，红得什么样子，我跟一个美国朋友上前门外到这个红桥那一带，谁发现了，把我认出来了，要我见他们的红宝书，一下子就满街都堵住了，然后警察来了，就指挥交通来绕过这条街。后来最后我们进了一个有后门的店，通过那个后门逃走了，否则还站在那儿签。
1967年4月10号，在清华大学造反派召开的30万人批斗王光美的大会上，李敦白做了慷慨激昂的发言，他说：“七年前，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把世界革命的大叛徒赫鲁晓夫揭露出来了，给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立了一大功，除了一大害。而今天中国人民，清华井冈山的战友们，揪出了一个王光美，揪出了一个刘少奇，揪出了另外一个世界革命的大叛徒，这是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除了一大害，立了一大功！我们感谢你们！”
李敦白：后来坐牢的时候，这个心里疼得很，虽然那个时候我还以为刘少奇是搞修正主义的，但我回忆那个斗王光美的会，她两个女儿在那儿，也是被迫，两个女儿被迫来反对她自己妈妈，觉得真不是滋味儿，悔不该了，也改不了，已经成立了。另外参加批斗一些其他的人，一样的，包括陆定一、梅益，还有一些我的朋友，一些一般的领导干部，看到他们挨斗，很痛苦，我也没想办法来制止他们。

李敦白：（1967年）8月28号左右，中央文革派人到电台，我们开了一个大会，宣布三人小组撤销，委任了一个，大概是七人小组，还是多少人，我调离广播局，有特殊任命。那个时候我应该知道嘛，这第二次听到这类话，可我还不知道，我还以为真的有什么特殊任务给我。
1967年秋天，一张五一节期间中国领导人和外国友人的合影在《北京周报》再次发表，但是这一次李敦白所在的位置却被全部涂黑了。10月1日的国庆游行，李敦白意外地没有收到请柬，批判李敦白的大字报也开始在广播事业局和外国人居住的友谊饭店被贴了出来。1967年的圣诞节，李敦白接到通知说自己已经被软禁，调查人员不时来到他的家中，但是始终没有说明理由。
李敦白：（1968年）2月21号晚上，就把我带走了，说是电台领导要跟我谈工作。带进一个小办公室，在那就给我宣布了，李敦白，你被拘留。我进那个秦城（监狱），我看了那个走道里头，就跟那个旧时候的大冰箱似的，厚厚的木板门，很大的那个铁的那个插手，双套的大锁，就一个小的一个哨兵可以看的一个小洞，人都关在里头，像一块冰在冰箱似的。
当李敦白再一次因为被怀疑是“美国间谍”身陷囹圄，他没有想到这一次会是十年。李敦白曾经参加过批判王光美的30万人大会，激烈地抨击过“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可是这时候，专案小组却希望他承认自己领导着一个“国际间谍网”，王光美就是其中的成员，该组织还通过王光美发展了刘少奇。
李敦白：他们告诉我，你是中央情报局的，第一次你溜过了，但这一次你不会溜过，而且他们说，不管你自首、坦白，你永远不会出这监狱，你这一辈子不会回到社会。我也想了，可能是为什么，第一次对我这个美国人已经抓错了，道歉了，现在毛泽东是个神像一样的，会对全世界承认第二次对同一个美国人犯了同一种错误吗？我想不会的。但是每天都是那个压力，特别是怕什么，怕神经失常，神经失常的话，这会当作你这个有罪的一个迹象，你知道，人家不会同情你。
对于入狱的真正原因，李敦白有自己的看法。
李敦白：江青和康生搞我的，他们利用这个事儿来整红卫兵的头头，因为他们不听话，江青就说了，说你看，你们认为比共产党还高明，实际上你们欢迎了这么一个美帝国主义老特务做你们的，好像做你们的红人，你们这个情况知道吗，不知道，我们中央早就知道了。后来参加我那个专案组，在公安部，参加专案组的一个人，晚上摸到我们家里跟我讲了，他说我想让你知道，我们专案组的人在审你几个星期以后，我们自己做的结论，说你这个人是说实话，没有问题，是我们报告上去，江青把它打回来，说他的罪行我们掌握了，你们的任务就是使他坦白。
李敦白说即便在狱中自己也没有后悔到中国来。他反思自己的境遇，曾经长期被压抑的独立思考的能力，开始逐渐地恢复。
李敦白：我对毛泽东思想，我的看法就是，我觉得解放战争能够胜利，主要得靠这个思想，靠这个实事求是，一分为二，一切经过调查研究。后来解放以后，我觉得逐渐地，照我的说法，这个矛盾论跟实践论脱节了，矛盾论上天了，离开了现实，所以它分析文化革命里头分析一套一套的矛盾，分析得很漂亮，实际上不存在的事情。
毛泽东在文革开始的时候，提了两大口号，一个是人民民主，他否认了，实际上是群众说怎么办怎么办，警察不许干预，军队也不要干预，杀人也不大管，大民主，这我非常注意。另外一个口号，我不大重视，实行完全的无产阶级专政，实行完全的，包括思想意识领域的无产阶级专政，这个任何国家都没提过，就思想领域的专政，这是他的创举。但是他对少数人实行专政，实际上是压着老百姓，害怕，不敢不跟少数人划清界线，而如果这个老百姓里头的人反对领导的一个重要的主张，他可能就划到那个少数人里头，所以这个界线是活的。这样的话，人人自危，实际上他利用了这个大民主让群众起来打倒他认为是他的对立面，刘少奇，邓小平等等领导，实际上是反对了共产党，把老的共产党消灭了，利用了这个民主运动来打倒了对立面以后，就把学生整到农村去学习改造，把军队派到各个机关工厂来接管，把我放回牢里头去了。
我最深的一个体会是这个大民主不行的，造反派上台很讲民主，随便讲什么话，批评，然后第二个造反派起来威胁他的时候就压制，就打，都知道民主是多数决定问题，不知道民主必须细心地保护少数派，让少数派能够充分地发表自己意见，所以这是一个致命的弊病，他没有经过这样的历史经验，没有发觉，如果你不让对立面讲，你自己的寿命也是短的，或者你自己变成霸王。
和上一次入狱一样，这次李敦白也没有受到审判。10年之后，1977年的11月9日，李敦白终于获得了释放，经过家人多方奔走，1982年，李敦白得到一份彻底的平反结论。平反结论认为李敦白“对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是有重要贡献的”，认为他文革中的罪名“纯属冤案”，“应予彻底地平反”。而在得到这份平反结论之前，李敦白已经回到美国定居。他说：“我一直希望在中美之间架设沟通的桥梁，现在中国的桥头我已经无能为力，到了该回美国那端努力的时候了。”现在的李敦白经营着一家商业咨询公司，为一些进军中国的美国公司担任顾问。他对文革和中国的研究从来没有停止。
李敦白：包括文化大革命，为什么不能谈，那些派别斗争、仇恨，我看早就过去了，至少大部分过去了。现在坐下来，这是人类历史的一个宝贵的一种大演习，它是浩劫，浩劫里头也有值得研究的一些东西。我觉得应该承认，没有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就不会有70年代末改革开放的开始，不会那么快，中国的经济不会发展那么快，老百姓的生活不会有这么大发展。还有一个收获，中国人脑子都打开了，都知道，像毛主席讲的，什么事都应该问一个为什么，是不是真的，绝对不可盲从。我觉得一般中国人现在都知道这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