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向阳 七七级的北大（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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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向阳：七七级的北大：（１）校园氛围

　·陈向阳·

大学的同学已开始筹划毕业三十年重聚。三十年！下一代已经长大结婚生子，我们成了爷爷奶奶。同学里有人已经退休，所谓的事业结束了，已看到人生的尽头。也有人刚到事业的巅峰，有人还在爬坡呢。七七级来自整整积压了十年的中学毕业生。我们班（北大地理系地貌专业）年龄最小的今年也有５０了，最年长的呢，６０。像笔者这样已经闲下来的，免不了回想当年：七七级充满希望和幻想的北大时光。

文革余音

１９７８年的北大还残留着文革的政治空气。我们刚入校每星期还有政治学习，但已流于形式，常常是“无话则短”，意思一下就散了。还有过几次全校“政治大会”，在五四操场或在大饭厅，每人拿着一进校就发的小马扎，一个系又一个系的排队入场。开会时下面背英语单词，聊天，看书，没几个人听台上说什么。只记得其中一个大会上批斗了聂元梓，当场宣布将聂逮捕。还有一次全校大会为贺龙的子女和邓小平的儿子平反，他们曾在北大上学，文革中受了迫害。同学里有人抱怨：这和我们有什么关系？还全校开会，多浪费时间。

班里的同学并非不关心政治，晚上熄了灯还常常为某个政治问题争得没完没了，气得别人不断大喊：别吵了，睡觉！记得有一次争的是分田单干算不算回到解放前，当年的农业合作化是不是白费劲了。１９７８年，正是邓小平“复辟资本主义”逐渐压过华国锋“继承毛主席遗志”的时期。

１９７８年２月入校时，七六级和七五级的工农兵学员还在。他们是毛主席路线的受益者，有些人难免有点“继承毛主席遗志”的情结。而七七级是因为邓小平恢复高考的决策才上了大学，所以双方从一开始就有点“不对付”。入校没几天，一位七七级新生实在憋不住上大学的喜悦，写了一首小诗贴到墙上，没想到招来七五、七六级的群起攻之，他们贴出了许多“小字报”，说什么的都有，基本都是“你得意什么！你臭美什么！？”那样一种腔调。七七级随即有人反击，于是很热闹了一阵。后来双方还为其它事端发生过口角。七七级的难免有“你们反正不行了”那样一种优势者的姿态，而对方则因为“真的不行了”而特别易怒。不久，他们中的优秀者纷纷考取了研究生，而其余的人则一辈子也难摆脱“工农兵学员”这个标签。

有一次地理系召集各班的班长和学习委员（笔者干过两年学习委员）开会，专门讲考试问题。在工农兵学员时代考试几乎废除了，有考试也是走走形式。随着七七级入校又要恢复严格的考试制度，系领导说到不及格的要补考，补考再不及格的没有毕业证书。这时一位七六级的问，有没有留级呢？领导随口答当然有，那位笑嘻嘻的说：那我们就留一级吧。领导愣了楞，没理他，接着讲考场纪律，说以后决不允许互看互抄，抓住以不及格论处。那位七六级的又插嘴：现在不是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么？咱们不行就得学外国的，考试也是互相学习嘛。领导没听明白，说人家外国的考试更严格，咱们一时还学不了。那位七六级的解释：我是说后进向先进学习，我不会就要向会的学习，抄一抄嘛。领导这才明白，不理他了，接着说别的。等讲到他们当年多么用功，春节都不回家，那位七六级的又插嘴：不就是十年寒窗苦那一套么，一脸的不屑。

思潮涌动

当年在三角地或宿舍楼的墙上不时会贴出点什么，发表意见或发表作品。比如有个叫夏训健的老北大学生曾张帖“个人广告”和自编的［群众参考消息］，但一时被视为笑话。笔者日记中还记录了另一份后来出了名的民间刊物，日记原文如下：

“几乎是同时在开水房附近又贴出一个文艺刊物［今天］，后来在１２楼又贴出了同样的一份。这和夏训健的东西可大不相同，决不是笑料。也是油印，张数更多，字很工整，有小说、诗歌、文学评论、译文，决非一人所作。发刊词中说，打倒了四人帮，他们当年的作品才能拿出来发表。老作家们不行了，落伍了，反映今天生活的职责落在他们的身上。因此他们的刊物叫［今天］。还贴出一张白纸为意见栏，两天工夫写满了，叫好者居多，大多要求发售或某种办法得到此刊。也有两条喊倒好，一曰“流氓文学”，一曰“精神病”。而Ｙ和Ｍ看了回来却说［今天］反动，恶毒，是影射华主席，比如其中的动物篇中有这样一句“蛤：自己软弱，只好靠着两扇硬门”。”

１９７９年西单民主墙声名大作。我时常去一趟，但班里同学似乎没有第二个人还舍得花时间去，也没那么大兴趣。但我传达的信息还有人愿意听，有人听而不语，有人给几句倾向民主的评论，也曾有人瞪大了眼说：这帮小子不是反了吗？完全不能接受那些民主观点。后来邓小平对民主墙下手了，先以有碍市容观瞻为由把民主墙迁到月坛公园，后干脆取缔。前后脚还抓了魏京生。这些都引起同学中的议论。大家基本都明白官方那些理由是站不住脚的，但很少有人因此骂邓小平。本人当时虽然同情魏京生和那些民主言论，但也认为魏的民主要求过快过急。中国刚从文革中恢复，已经比毛时代的专制强多了，此时的当务之急是经济建设。当时七七级的不少人也是这么想吧。

不过，七七级学生对于头脑更为僵化的“凡是派”表现出比较一致的厌恶。反映在学习上，大家普遍讨厌充斥着老一套的政治课（包括党史、哲学、政治经济学）。旷课是不行的，老师会找谈话。但很多人迟到，打瞌睡，看其它书做其它作业，教室乱哄哄。有一次课堂上的事记在本人１９８０年４月的一篇日记中。我们好几个班在一起上政治课。那天一头白发的政治课老师讲到：“…。从这里得出一个革命结论”，课堂中有人笑。老师问：你们笑什么？大家又笑。“是听到革命两字太刺耳么？”更多的人笑。老师有点激动起来，说：笑有嘲笑有冷笑，你们这是嘲笑。下面又笑，本来干其它事的人也都抬起头来。老师又说：一提革命就笑，这是一种不正确的倾向。下面还笑，老师更激动了，停了一会儿，问：美国有个杜勒斯知道吧？下面答：知道。“他说中国革命的第一代和第二代没希望了，我们把希望寄托在第三代和第四代人身上，你们是第几代人知道么？”下面连笑带嚷：第二代！第二代！老师苦笑一下：你们够不上第二代，我才是第二代。下面大笑。“你们别笑，我这头发也证明我是第二代。你们啊，正是第三代第四代！你们想想，杜勒斯，一个最反动的人物，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就寄托在你们身上，这说明什么问题？你们这代人多重要啊！…。．你们可以回家问问你们的父母、祖父母，这新中国和旧中国哪个好。不革命行么？革命有什么不对？一提革命就笑，这对么？…。．当然，我们老一辈有没有对不起你们的地方？（一女生大声答：有！又是哄笑）是有，当然是有，我们…。”。那是政治课上很少能让人提起精神的一幕。

北大七七级最可称道的政治活动是１９８０年发生的竞选。选的不过是海淀区人民代表，北大学生却搞得轰轰烈烈。竞选活动成了发表和争论各种政治见解的大论坛。许多敏感的问题都拿出来争论，大到如何看待共产党、毛泽东、社会主义制度，小到抓魏京生对不对，全都搬上了讲台，写进了大字报。十几个竞选人轮番的在办公楼礼堂发表演讲。三角地早已爆满，大字报贴到了食堂和宿舍楼，吃着饭就有竞选人拿起麦克风发表演说。那热闹劲真刺激，尤其是文科学生特别投入，理科学生差点。也有一些人不以为然：这是选总统还是选什么？反正竞选深深的搅动了北大学生的“政治神经”，连我们班平常最不喜欢评论政治的人也会没完没了地与人争论。一个宿舍八个人的政治见解也有很大分歧，谁也说服不了谁。

可不要小看当年北大校园内书生之间的政治观点分歧。１９８０年竞选中的几位风头人物像胡平、王军涛，如今是海外民运人士中的佼佼者。而当年的冷眼旁观者中却有当今中国政坛的重量级人物，领军者如李克强（北大法律系七七级）、薄熙来（北大历史系七七级）。

不多说了，更详细的描述笔者已写进［当年北大竞选时］。

狂飙还是炸窝？

当时整个中国都处于一种文革苦难终于结束，前面充满希望，因此情绪亢奋的状态。大学生数量还很少，所以他们都有点洋洋得意。北大学生更多了点舍我其谁的狂傲。当时北大学生喊出了一个口号：团结起来，振兴中华！后来清华学生也喊出一个口号：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不少北大学生撇嘴，说清华学生太小家子气，只看眼前那么一点，瞧咱北大的口号，放眼全球！

“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口号是哪天喊出来的呢？１９８１年３月２０日晚上，咱有日记为证。那天晚上电视转播中国女排在世界杯亚洲赛区对南韩队的比赛。这并非决赛（女排第一个世界冠军是１９８１年１１月的事），为什么北大学生那么激动呢？不知道。反正比赛结束已是夜里１１点多了，已经熄灯睡觉了，突然听到旁边的楼里发出了欢呼。同屋有人问：怎么了？我马上答：准是女排赢了！说话间欢呼声蔓延开来。我们３９楼旁边是３８楼、４１楼等，是学生宿舍最密集的地方。只听到一个接一个的窗户打开，一个接一个突然增高的喊声，很快，欧欧欧的叫声连成了一片，还有啪啪啪摔玻璃瓶子的声音，是从楼上扔下去的。突然又从楼上飘下了火，那是燃烧的纸。很快空中飘落的火团就数以十计了。开始有人往楼下跑，不一会楼下的喊声超过了楼上，引得更多的人下楼。终于我们也躺不住了，穿衣服下楼！楼道里一个又一个的门嘭嘭嘭打开，楼梯上咚咚咚的全是人，都在欧欧欧的叫。

楼下的人群迅速膨胀，有连裤子都没穿的，有裹着被子的，许多人手里拿着脸盆饭盒在敲。最惹眼的是火把。什么火把？大多是燃烧的扫帚！每个宿舍都发有扫帚，此时却拿来烧了。也有人烧报纸，烧席子，烧床单，还有个人烧的好像是刚脱下的上衣，上身只剩了背心。有人大喊：把裤子也烧了！惹来一片哄笑。光是又蹦又跳显然不够，人群开始游行。光欧欧欧的乱叫很不解气，有人喊起了口号：中国队，万岁！中国队，万岁！队伍所到之处引得更多的人从楼上跑下来，有人很自然的加入队伍，也有人不断地问：怎么啦？怎么啦？有的明显是老师，还有留学生。走着走着，喊着喊着，口号就变了，变成：团结起来！振兴中华！很上口，很带劲，很快传遍整个队伍。是谁先喊出来的？不知道。

那天晚上闹腾了有一个多小时。第二天早上楼外的地上一片狼藉。但学生们照常爬起来上课，和平时一样的一本正经。报纸很快报道了此事，青年报、光明日报、体育报、北京日报都一口称赞北大学生发扬爱国传统，高喊振兴中华。在报纸上，脸盆、饭盒变成了“响铃、手鼓”，扫帚变成了“废木头”，真可笑。那些楼上扔下的酒瓶，飘落的火团，烧掉的席子、床单，那些狂喊乱叫，被完全略去。

咱当时的日记上有这样两句：“在狂欢起来之前，许多学生根本不知有中国对南朝鲜排球赛一事，就是知道了也无兴趣。许多人从床上爬起来参加进去是因为有火有狂喊乱叫，有不同寻常的大乱。至于这是因何而起并不重要。”

事后有北大学生把那天晚上的慷慨激昂类比于“狂飙运动”，但也有人不屑地说那是“炸窝了”，惊了，家禽家畜有时也会来那么一下子。

到了１９８１年的１１月，中国女排真的拿到了第一个世界冠军。北大校方事先主动组织学生狂欢，比赛之前就通知说在五四操场准备了木柴，要学生到那里进行篝火狂欢。结果呢，那天（１１月１６日）聚集到五四操场的学生远不如３月２０日晚上那么多。笔者下午在五四操场跑步时就看到一些工人在那里堆起了两大堆废木头，还浇了些机油什么的。结果晚上一点就着，火苗子有二层楼那么高，可一会工夫就烧光了。学生到场的也就有几百人，叫喊了一阵，但感觉是“没情绪”，根本失去了３月２０日那样的激动和兴奋。

平日的气氛

上面所说大多是些“激情段落”，而四年里更多的还是平淡甚至有点烦闷的篇章。

每天早上６点（冬季６点半？）大喇叭就催人起床，７点就出现了宿舍、食堂、图书馆、教室之间的人流。上午９点２０校园里到处是广播体操的音乐，而午饭晚饭总是伴随着当时的流行歌曲（谢丽丝、王结实二重唱，台湾校园歌曲，…。）。下午有一个沉闷的开始，一个个不情愿的从午睡中爬起，不声不响的赶去上课。而５点到晚饭之间是一天最放松的时刻，学生们分散到篮球场上、五四操场的跑道上、三角地、未名湖边、还有出校门去海淀镇的路上。晚饭后前往图书馆和教室自习的人流明显比白天放慢了脚步。晚上熄灯前后宿舍里的人声最大，每临近１１点，总是响起一片叫喊：要熄灯了，快！要熄灯了！

最令人高兴的是星期六，特别对我这样的北京学生。从上午就开始，愉快随着一分一秒的过去而增长，在下午课结束时达到顶峰。回宿舍收拾东西，下楼出校门，骑车在中关村到白石桥有许多大杨树的马路上，那已经是回家放松的一部分，而且是最愉快的部分。至于星期天的校园是什么样子，就要问外地同学了。

大学四年，当时感觉可不短。回头再看，却是那样匆匆而逝。当年一心憧憬着未来，而今却惋惜没有更认真地度过当年。世上没有后悔药，只有思绪还能飘回到三十年前。

（未完待续）

□　寄自澳大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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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７７年能考上大学的都是刻苦学习的人，学习劲头也带进了北大。记得刚入校时，一些人熬夜学习的习惯还板不过来，而学校规定晚上１１点统一熄灯睡觉。结果呢，有人大半夜的还在楼下借着路灯背英文单词。

笔者在地理系地貌专业，班里二十多人有一个共同特点：并没有报考此专业。考大学时报的多是什么数学物理之类的，可是却被分配到从没听说过的地貌。地理系和地质系其他专业的学生也都差不多，自愿报名来的很少。笔者有点例外，咱报的是地质系古生物专业，因为当初一看古生物仨字觉得太好玩了。实际根本不知道古生物是怎么回事，也没和任何人商量过，几分钟就做了决定。被录取到地貌专业先是不太高兴，随后一想地貌跟自然风光差不多吧，于是又乐了。

还说学习。头两年是基础课，地质系和地理系的也学数理化：非数学专业的数学，非物理专业的物理和非化学专业的化学。但好赖也是数理化呀，当年那可比后来才走红的经济、法律热多了，许多人还迷信“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因为拿数理化当作最正宗的学问，于是学得极为投入。尤其是数学，不少人对老师讲的那些不满足，到处去借更高深的数学书自己啃。有一阵子总听有人念叨“樊映川的微积分习题集”，有人把那习题集里的题全作了一遍，比老师留的作业多出十几倍。另外，许国璋的英语书，薄冰的英文语法书也都很“热”，纷纷设法去买，买不着就借。地理系真有出色的学生。当时北大学生会组织过全校的非数学专业的数学竞赛，非英语专业的英语竞赛，地理系都有人进入前三名。（另外，我们地貌专业在毕业时２２个人有２１人报考研究生，结果全考上了，１００％的命中率，也曾名噪一时。）

当然，其他系的学生，还有下面七八、七九级的学生也同样努力。那么多人努力学习，自习的场所却是个大问题。宿舍挤得满满的，顶多放两张小桌子，容两三个人自习。一间屋八个人，其他人去哪呢？都喜欢去图书馆，因为灯光明亮，桌椅舒适，冬天暖和。可惜图书馆的座位远远不够，于是兴起了占座。有时一间阅览室里一多半座位空着，却都“有人”了，书包占位。有人还替同学占，图书馆一开门就冲进去，一个人能占八个座，书包、课本、铅笔盒、笔记本、饭盒，全用上了。不少人进图书馆就晚了那么几分钟，从一楼到四楼，每个阅览室都找一遍，最后只能失望地离开，没座了。笔者就不止一次如此。后来学生对占座的意见太大了，图书馆不时地采取行动，把那些空座位上的书包、铅笔盒之类统统收到一边去，失物认领吧您那。几经打击，占座之风好了一些，但仍然不容易在图书馆找到座位。根本问题是人多座位少。晚饭之后聊几句，消消食儿，再去晚自习，那就干脆别去图书馆，肯定没座了。

学校也开放了一些教室供晚自习，比如一教、二教、俄文楼。那里的座位好找些，但那些小课桌远不如图书馆的大桌子宽敞。灯光更是问题，许多教室里的日光灯都是几个亮几个不亮，有的还直闪，不如不亮呢。常常见到一间教室里半空，几个学生挤在还亮着的几盏灯下，半个教室昏暗的空着。那时的国产灯管质量确实不好，但更有“憋火”（日光灯的启动器）的问题。一天笔者在俄文楼的一间教室，挤在教室的一边，另一边的灯不亮，但那里却有个孤零零的书包。一会，书包的主人到了，跳上桌子，掏出个憋火把日光灯弄亮了，然后又把憋火装回口袋。当时不少日光灯的憋火都不见了，工人来给装上，很快又纷纷消失。而一些学生随身带着憋火，因此可以从容的找到晚自习的好位子。

本来说刻苦学习呢，却拐到这些“破事”上了。就因为一回想在北大的学习，这些事就冒了出来。七七级里不刻苦学习的人极少，但刻苦学习能一好百好么？笔者的日记本里还有这么一段：一天在图书馆的报纸杂志阅览室里，一位工作人员大声地打破了安静：“打扰大家一下，请大家今后帮忙留神，看是谁拿走了阅览室的杂志。有人民文学、大众电影、新体育、北京周报，…。主要是这几种丢得特别厉害。请同学们互相监督一下，光靠我们可看不住。”记得当时老师还传达过，说图书馆发现许多书发生了严重缺页。看来是整本的书无法据为己有，就几页几页的下手。

北大七七级中还出过一个为偷书而杀人的。可惜笔者没有记入日记，以至记不清是哪个系的叫什么名字（敬请校友补正）。只记得事情梗概：那个学生在图书馆晚上闭馆时悄悄的留在了图书馆里，就为了偷几本书。但他没等到第二天开馆就试图溜出去，被守夜的工作人员发现，要抓他。他生怕事情败露，在打斗中竟把年老体弱的守夜人掐死了。后来那位学生被判了死刑，当时还在北大引起一场讨论：一个有才华的大学生该不该为此偿命。

不说“破事”了，还说学习。学刚上到一半，笔者就弄明白了地貌和游山玩水的距离之遥远：哪怕真到了风光秀丽的地方，也总是看那最枯燥的石头和土。但后悔来不及了，已走到半路，退回去重走没那份勇气。咱从小就惰性很大：总挑阻力最小的路。同班同学里真有越学越爱这一行的。也有一狠心改弦更张的：刚学了半年就有一位转去了数学系，还有一位转到了经济地理专业。

记得在大一（还是大二？）时有个同学半开玩笑的说他有了重大发现：地质学（包括我们的地貌）是伪科学。为什么呢？不仅因为许多内容无法用数学描述，更因为包含太多的推论和问题的多解。因为地质过程的巨大尺度和复杂性，几乎不可能重造地质过程来验证什么，只能依赖许多推论。可惜推论太多了，多的不像话。比如搞地质构造的人自己都说：小构造吵吵闹闹，大构造胡说八道。同一种地质现象也确实有可能产生于不同的演化过程，多种解释不可避免。推断地质历史的真相就像读一本揉烂了又被泥水浸泡了的书，要小心的抚平那些书页，仔细辨认模糊的字迹，更糟糕的是，许多书页早就被撕掉了，不复存在了。丢失的书页远多于保留下来的。

再说点后来的话。地质系七七级的一位同学在毕业数年之后曾这样形容他学的那门学问：前半辈子被人骗，后半辈子骗别人。这话也许夸张了，但不是一点都没道理。他本人曾出国拿了博士，又回到中科院的一个研究所，有了高级职称。可他却辞职不干这行了。他觉得那门学问太没用。他说，因为历史原因，文革刚结束时，老专家学者中搞地学的特别多。就因为这些老人的存在才招了那么多地质和地理的学生，大学毕业又上研究生，实际哪需要啊？结果呢，多少青年被引入歧途，浪费了青春才华。现在看看，他说的没一点道理么？地学真是个“夕阳学科”，近几十年，世界各国大学中的地质地理系大多消失不见了，中国原有的五、六所地质院校也只剩了中国地质大学一所。

本应回忆当年的刻苦学习，怎么又岔到破事上了？也许因为这破事决定了当年的刻苦有没有意义。俗话说，女怕嫁错郎，男怕入错行。其实男女都怕入错行。如果当年刻苦的方向不对头，越是回想那刻苦心中越是不舒服。当然，坚守在“夕阳学科”中的成功者也不算少，同班同学中就有多位如今是教授、博导。当年的刻苦在他们一定是甜美的回忆。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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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舍之中

当年的学生宿舍够挤的，８个人一间屋。四张双层床，加两张桌子，屋里满满的。到大三大四好一点，但一屋仍有６、７个人。这么一间宿舍有多大呢？大约有并排三个单人床那么宽（合３米多点），比两张床的长度相加再长一米左右（合５米多）。算下来十几平方米。八个人住进去，如果外地同学再多点，真要想些办法，把床底下、半空中都利用上，不然光是箱子之类的东西都放不下。

七七级学生大多经历过集体生活（比如上山下乡），习惯了，没人抱怨。八个人挤在一起，隐私谈不上。当时“隐私”二字对整个中国还很陌生，但这种需求显然存在，不少同学一年四季都挂着蚊帐。大学生的作息时间是强制性的。早上六点（冬季六点半？）喇叭就响了，催人起床。上午四节课，１１点半下课吃饭。１２点半到２点（冬季１点半？）午睡。晚上１１点统一熄灯睡觉。统一的作息时间可减少相互的干扰。可８个人住在一起，互相干扰免不了。谁要是睡眠轻易失眠可就惨了。记得同学Ｙ就多次早上不起床，说昨晚一夜没睡着，今天不上课了，补觉！

宿舍生活很能显示出一个人是只顾自己还是懂得照顾别人。这和来自城市还是农村，家境富裕还是比较困难关系不大，主要是从小养成的习惯。记得同学中有人就常在午睡的时候去做些事情，比如洗衣服。别人也说不出什么，但他每次晚回屋肯定打扰了别人睡觉。经多次提醒他总算学会把动作放轻，可是磨磨蹭蹭的更烦人。他还把洗好的衣服挂在屋里，下面接个脸盆，嘀嗒，嘀嗒，寂静中犹如敲鼓。他本人毫不在乎，躺下就着，而有人却忍受不住，爬起来替他把衣服拧干。

还记得这样一幕：全宿舍商定轮流扫地，有一位（称他甲吧）总是忘记。终于有一天乙向甲郑重提醒。甲愤然：好，我扫！不就是扫个地么！乙赶紧说：没让你现在扫，现在该睡觉了。甲不依，非扫不可。丙插嘴：今天算了吧，以后记住就行了。甲说不行，装在心里是个事，扫将起来。丁赶紧说：先洒点水吧，土太大了。甲不干：说洒水就和泥了。大扫帚一通猛挥，满屋尘土，众人屏气。

每天的宿舍生活还包括打开水。每个屋发了两个暖壶，需要下楼到学一食堂边上的开水房去，那里时常要排一二十分钟的队。如果有人很少去打开水，却毫不犹豫地倒上半暖壶水烫脚，有人常去打水，想喝水了一提暖壶却是空的，一次两次也罢了，若经常如此，总会有人心中不快。记得曾有人自己去卖个暖壶，从此与公用暖壶“划清界限”。

集体生活也有愉快的一面，热闹。大家分享奇闻轶事、乐子笑话。相互暴露隐私还可大大拉近心灵间的距离。还有互相的帮助，尤其在真正需要的时候。笔者忘不了有一次感冒发烧，头晕目眩，一位同学带我去看病，真的感到很温暖。

厕所

当年的宿舍楼（至少是笔者住过的３９楼）卫生可不怎么样：肮脏的楼道和恶心的厕所。怪谁呢？怪学生自己吧，自己没有打扫干净。那时宿舍楼的卫生由学生自己负责打扫。这是文革留下来的规矩：大学生不能做资产阶级少爷小姐让别人伺候。每层楼都排了班，每间宿舍的人一星期至少打扫一次卫生。这做法听上去不错，但是，若没有严格的监督，有几个人会认真干呢？无专人负责的公共设施会变得很糟，这是写进了教科书的规律。

我们七七级岁数大些还比较认真，后来七九级的小孩（很多还不到二十）常常糊弄。有一次扫楼道扫出些废纸却懒得送到垃圾箱去，划根火柴就地焚烧，弄得一楼道烟，还把墙熏黑一大块。有人呛得受不了，把一脸盆水浇上去，火灭了，地上却一片狼藉。

比起楼道，厕所就更没人愿意打扫了。真不想描写，太恶心。小便么，屏息忍一下那气味。而大便处那脏水赃物简直下不去脚。轮到我们打扫卫生还认真点，比如同学ＬＹ就挺认真的清扫厕所，让人钦佩。可那能维持几个小时呢？我们那层楼的厕所不仅脏，还漏水，从天花板上滴下水来，而楼上也是厕所！有人大便时打着雨伞。记得有一次早上该去上课了，一位同学却洗上头了，说是大便时上面的水滴到了头上。那是什么脏水啊！他的表情比吃了苍蝇还难过。厕所不仅脏，还太少，只有四个大便蹲坑。而每一层搂住着百八十口子人呢。早上的蹲坑总是１００％的“客满”。绝望之下，许多人（包括笔者）只好改变排泄习惯，改到中午、晚上的“淡季”。

因为教学楼和图书馆都有专职的清洁工，厕所的卫生情况好多了。于是许多学生就到那里去排泄。尤其是图书馆的厕所，到处铺着瓷砖，显得更干净。有人甚至这样讲：去享受一下图书馆的高级厕所。估计其他宿舍楼的情况也差不多，所以到图书馆享受厕所的人太多了。每天只要一开门，图书馆的厕所蹲坑总保持着“工作状态”。有人从一楼到四楼找遍每个厕所，也有人守住一地耐心的排队等候。这种“连续运转”造成的结果是：不仅厕所里面，就连靠近厕所的楼道，甚至靠近厕所的阅览室里都老能闻到臭烘烘的大便气味。对不起，讲了这么多恶心事。可是每当回想起北大的住宿生活，厕所的记忆总要冒出来。

看电视

听说中国现在的大学生很多个人都买了电视，放在宿舍里独自欣赏。我们当年每座宿舍楼才有一台两台电视，放在活动室里。有的楼还干脆没有。那时电视很稀罕，北京市大多数的家庭还没有呢。

笔者１９７８年１０月的一篇日记记下了一次看电视的经历。那天转播日本电影［追捕］。七点开电视（当时的电视还有特制的柜子锁着，由专人拿着钥匙），我六点半就跑到３８楼的活动室，却已经没希望了，人不算多，但椅子却挤满了屋子，这叫“椅子占位”。我丧气地去自习，可看书总走神。到八点钟终于痛下决心：走！今晚非看上电视不可！我先去了化学系宿舍，曾在那里看过电视。到地方一看，没戏！连门口都挤了一堆人，椅子放在桌子上，人站在椅子上从大门上面的小窗户往里看呢。有个人干脆没看，脸朝外站着，但挺入神，敢情是看不着就改为听电视了。电视的音量肯定放到了最大，那动人的音乐让我更不死心。又跑到地质系，情况差不多。但我设法爬上了门外的桌子，可前面的人还高出我一个椅子。一通努力，我竟连一眼电视都没看见。我简直气坏了，发誓一定要看到电视，一眼也行！听见有人说３０楼有一台彩色电视机（当时更加稀有）摆到楼外来了，赶紧去！我眼神好，不怕远。可还没走到呢，已见黑压压数百人（也许上千？）真壮观。最外圈是站在桌子加椅子上的人，密不透风。经反复巡视，终于发现有一辆平板三轮上面还能容纳一人。我助跑、起跳、再手拽人家衣服，站到了三轮上。可左右探索，前面依然是人墙，怎么办？正在为难，机会来了。又一个人企图登上三轮，蹿上来一踩，三轮失衡，前轱辘腾空，北京话“打天称”。三轮上的几个人连同椅子，噼里啪啦摔了下去，但竟无人摔坏，爬起来一边骂一边抢着往三轮上爬。这次我行动不慢，在三轮上占据了不错的位置。虽然前面仍有许多脑袋，但我终于穿过缝隙看到了［追捕］的后半部，尽管是时而左眼时而右眼，极少双眼一起，时而二分之一时而三分之二，极少整个画面。不管怎样，后来听人家说起“向前走，不要朝两边看”，我能明白是怎么回事。

自行车

当年许多北大学生都有自行车，实在需要。教室与宿舍之间走路要七八分钟、十几分钟。骑车至少可省时一半。一天来回好几次，四年可节省多少时间？

家在北京的学生大多有自行车。外地学生呢，富裕点的也买了自行车。到海淀的委托商店（二手货店），几十块钱就能买辆旧车。但我们班从农村来的几位同学真有完全依赖助学金的，几十块钱也算巨款了。所以大学四年一直凭两条腿跑来跑去。

那时，宿舍楼、图书馆、教室的外面常见一大片自行车。每天中午１１点半一下课，从教室到食堂的路上自行车大队嗖嗖的，之后才是“步兵”。仅几分钟之差，食堂的好菜就有可能买不着。

有一阵自行车猛丢铃盖。但真正遭受损失的可能并不多。谁的铃盖丢了，就顺手再摘别人一个。连锁反应，许多人都声称丢了铃盖，但谁也不提自己又“补上了”。

还有人丢了自行车。有人丢了又找回来了，车还在校园里，不知是谁擅自撬走用了用。班里同学Ｗ的车根本没有车锁，却从来不丢。那车太破了，全车只剩了一种颜色：铁锈色。推倒委托商店恐怕也不收了。骑那车要很柔和，，用力猛了不定哪就会坏。尤其是车链子，不知断了多少次，Ｗ却舍不得换新的，断一次接一次，自己干。一天班里一位同学买了辆二手车，大家围着评论。有人说这里好，有人说那里好，冷不丁Ｗ给了一句：车链子好。大伙全乐了，也就是他会夸人家车链子好。

必须指出，本人的校园住宿生活是不完整的。比如从来没有在学校洗过衣服洗过澡，都是周末回家解决。现在的年轻人会撇嘴：真脏，一星期才洗一次澡！不对，不是一星期，是两三个星期，甚至一个月才洗一次澡，去外面的澡堂子，两毛六一次。不过每天是要洗脸洗脚的。经常还要浑身上下擦一擦。夏天最热的时候，还会端起一盆凉水从头浇下去，就在宿舍楼里的“水房”里，穿着游泳裤那么干。这是同学Ｈ发明的，引得不少人仿效。冲出一身鸡皮疙瘩再去睡觉，不然三十几度高温，八个人挤在一屋，又闷在蚊帐里，还睡什么觉？光流汗吧。

上面说的都是些芝麻小事。可当年的宿舍生活就是由许多“芝麻”组成的，“西瓜”很少。比如１９８１年３月２０日晚上“炸窝”，许多人半夜跑到楼下游行这样的大事，四年里屈指可数。如果光“捡西瓜”，反而不真实了。当然，一个人只有几粒“芝麻”。若是老同学们每人都倒出几粒“芝麻”，我们当年的生活画卷就完整了。

（未完待续）

tuffy05

当年的北大有学一、学二、学三、学四，四个学生食堂，还有教工食堂和回民食堂。

我们地理系的先在学四食堂吃饭。学四也叫大饭厅，极巨大，曾当礼堂用，能容纳几千人。一头做饭卖饭，另一头是个舞台。（如今已经拆了，原址上盖起了百年讲堂。）第一个学期感觉大饭厅空空荡荡，买饭的队伍到不了饭厅长度的四分之一。那里没桌子没椅子（开会时每人带一个一进校就发的小马扎），吃饭或站或蹲或端回宿舍。可七八级新生一入校呢，记得那天一进大饭厅，七八条买饭的队伍浩浩荡荡，超过了饭厅长度的一半。真让人发愁：这要排到啥时候呀？有人说：真可怕。可同学Z却乐呵呵的：“哎呀！好壮观的队伍！”

当时都说学一食堂的伙食最好。可是学生被指定在某个食堂，就不可以换其它食堂的饭票（通常由班里的生活委员统一去换饭票）。我们搬到39楼以后，学一食堂离我们最近。脑子灵活的就找熟人帮着换学一的饭票，也有人楞去，就拿学四的饭票，据说也成功了。我只去过一次。那天我感冒发烧，实在不想大老远跑到学四，一咬牙进了学一，只想买碗粥。可我把学四的饭票递过去，那位食堂女员工把已经盛到我碗里的粥哗一下又倒回了粥桶，“不行，你不能在这吃饭！”我说我感冒了，就这一次。可另一位男员工干脆手指着我：“以后你再来，把你学四的饭票没收了，听见没有！”我只好忍着头晕，一步步走向学四，心中有点悲愤。那时的校工还有一点“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威风。

后来我们又改到学二食堂吃饭，学二比学四小多了，但有了一些桌子。虽然没有椅子，至少有地方放一下碗了。学四和学二的早饭都只有馒头、咸菜、棒子面粥。有时有油饼，但不多，稍晚去一会就没了。这样的早饭实在没啥吃头，尤其是南方同学，咽下一个馒头要费点力气。班里一位南方同学干脆每天晚上留些米饭，第二天早上拿开水一冲，还自备了一大罐辣椒咸菜。因为早饭不顶事，上午到了最后一节课早已饥肠辘辘。老师还没讲完，下面已经开始收拾书包。尤其是上大课时，常常不等老师说下课，11点半的铃声一响，立刻大乱，纷纷站起来就往外冲。大家赛着往食堂奔，晚到一分钟也许就多排二十分钟的队。如果上午第四节没课，就去图书馆，但决不会等到11点半，而是提前五分钟，赶在大部队之前，那叫最佳点。

就为了买饭排队还有过不少争执。刚进校时，七五、七六级的还在，他们特别会排队。提前很早就派一个人去，等就要卖饭了其它人再来，全都挤进队伍。本人就曾很早赶去，排了个第三名。可到了开始卖饭时，却变成了第十几名。七七级的当然也不那么老实，如果看见同学排在前边，常常也会凑上去，聊着聊着就自然的站进了队伍里。并非人人都是好脾气，有人加塞儿，就有人当场指责，于是吵起来。如果两边各有同学“拔刀相助”，就变成了吵群架。笔者还见到一次双方动起手来，几乎成了群殴。

因为学生们意见太大，学生会贴出了告示，呼吁买饭要排队，不要夹塞儿。但只引来讥讽。七五、七六级的老同学们还反复品味那布告里的“夹塞”二字，笑成一团。到底应该是“加塞”还是“夹塞”？还真有点让人糊涂。后来学生会专门布置了执勤的，情况好些。笔者日记中还有这么一段：一次课间休息，许多人往厕所里挤。一位“老”学生（七五或七六级的）大喊：排队，排队，谁要加塞儿就扭送学生会！这儿怎么没有执勤的呀？人群里那些“老”学生们都笑起来。

那时还有一阵猛丢勺子。学生们吃饭自备餐具，一般是两个搪瓷碗一把勺子，或一个饭盒一把勺子。吃完饭大多都把餐具放在食堂的一排碗架子上。但有时难免把饭端回宿舍吃，碗就留在了宿舍。下了课或打完球跑进食堂才想起碗还在宿舍呢。回去取？有些人可不，碗架子上那么多碗，捡顺眼的洗洗就用，用完再放回去呗。有时也有单借勺子的，用完却想不起从哪借的了，随手一撂。如果谁发现自己的勺子不见了，大多也不会转身出门先去买了勺子再回来吃饭，而是顺手也借一个。被借的再接着借，连锁反应，于是好多人都丢了勺子。但都只说自己丢了勺子，不说自己又借回来一个。

还是说吃吧。食堂的中午饭最好，一般总有个两毛钱以上带肉的菜。青椒里面有几片肉，叫青椒炒肉还是叫肉炒青椒呢？班里几个同学曾讨论过。偶尔还有排骨、红烧肉之类的，特别受欢迎，但就要三毛钱以上了。班里从湖南农村来的M刚进校时满意极了：“天天都有肉吃呀！”记得学二食堂常吃一个菜叫苏造肉，当时还以为是食堂大师傅的自创，后来才晓得早就有个京味菜叫苏造肉。不过食堂大师傅也算是独创，因为做法完全不同。真正的苏造肉是卤煮猪下水，学二的苏造肉呢，却是猪肉片炒土豆片之类的。不过味道还算可以，那土豆片是油炸过的。那时的学生肚里缺油，只要油水大点的菜就吃着香。尤其是秋冬季节，下了第四节课，肚里早就空了，被一路的冷风吹得哆哆嗦嗦，进了食堂，那热腾腾的饭菜，管它苏造肉还是什么，狼吞虎咽，香啊。

中午一般有两三个菜可选择，其中最便宜的是个素菜，只要五分，顶多一毛。不少学生经常买半个肉菜半个素菜。主食是米饭和馒头。那时买粮食要粮票，粮票又分粗粮票、面票、米票。已经忘了准确的比例，反正米票不多，每人每月只有三、五斤的样子。可苦了那些南方同学，到处找人拿面票换米票。粗粮票也不算多，每人每月到不了十斤。粗粮票在粮店只能买棒子面（玉米面），但在饭馆里却能买米饭馒头，在食品店里可买点心。所以通常用不着吃窝头。学生食堂里窝头也不常见，只有早饭晚饭常吃棒子面粥。

中午有时吃饺子、面条，也挺受欢迎。饺子都是水饺，即泡在水里的饺子。你想蘸点醋，再来头蒜？没有。不过水饺确实有必要，吃不了几个饺子就真想喝口水，太咸了。面条呢，多是炸酱面。那炸酱里肉不多，盐可不少，最能吃咸的人也不会找大师傅要求添酱（老北京的饭馆里好像有个规矩，吃炸酱面若不够咸可免费添酱）。记得炸酱面有时咸到没法吃，只好去盛点面汤（米汤、面汤、饺子汤都会装在大木桶里，放在饭厅里随便喝），把面“洗洗”，然后再吃。

晚饭就简单多了，一般只有五分钱一个的素菜。但有时素菜却能吃出肉来，因为中午的剩菜也放进去了。晚饭的主食是馒头和棒子面粥。但有时是大米粥，多半是中午的剩米饭煮的。有时还有米饭，中午剩得太多了。有时晚饭的米粥和米饭可以用粗粮票买，南方同学就乐了，多买点米饭第二天早上吃。还记得夏天吃晚饭，一碗热粥下去浑身是汗。后来发现若先去游泳，最后凉水一冲，再马上去吃晚饭，两碗热粥下去也没汗。

那时一个人吃饭花多少钱呢？一个月大约十五块就够了。一天一斤主食两毛钱。晚上的素菜五分，早上的咸菜一两分，中午两毛钱来个肉片扁豆或肉末烧茄子之类的。一天五毛钱打住。当然，总吃最贵的菜就不够了。我们班有几个农村来的同学很节俭，估计还吃不到每月十五块。人家就靠每月十九块五毛钱的助学金，吃饭、日用品、买书全有了。

那时有些家境富余些的学生常出去吃饭，就在一出西南校门马路对面的长征食堂，有人干脆叫它学五食堂。（现在好像已经重新翻盖，比当年漂亮多了，也改名了，叫长征饭庄。）

笔者的女儿两年前去北大学了半年的中文。她说校园里有多少食堂闹不清，反正去哪里吃都行，吃饭刷卡，早不用饭票了。饭菜的花样很多，有的就像外面的饭馆，随便点菜，还有专门卖饺子包子的食堂。

到网上一查，如今学二、学四食堂已经没了，好像学一、学三还在。又冒出了农园、康博思、家园、艺园、燕南食堂、松林餐厅。中餐、西餐都有，有的一个食堂里就分面食、锅饭、四川风味、江南风味多个窗口，菜式多达几十种。许多近十几年的北大毕业生已经在网上回忆起北大食堂的美食了，还评选什么“北大十佳菜肴”，还说有的菜评上了北京美食。

据说重大改变发生在1980年代末，尤其是1989年之后。当局就怕学生找碴闹事，而伙食常常是最好找的“碴”。所以不仅北大，全国所有大学都把办好学生食堂当作一件大事。

跟如今丰富的校园美食相比，我们当年真是“粗茶淡饭”，寒酸的很，不值一提了。不过，也许正因如此才需要把当年的学生食堂认真地记录下来，算是立此存照吧。

（未完待续）

tuffy05

当年的北大挺重视体育。每一届新生入校就来个新生运动会，先提个醒：别忘了体育，另外也想看看新生里有没有“好苗子”可选进学校的田径队。文革前北京市的高校常举办全市高校运动会。北大、清华、钢铁学院经常包办前三名。文革一来此事当然吹了。随着大学恢复招生，这老传统也恢复了。

我们七七级里好像没什么“好苗子”，因为那年招生只看考试成绩。而之前的工农兵学员时代，招生的灵活性大一些，据说招了几个广东队、八一队淘汰下来的。所以北大田径队的主力仍是七五、七六级的。我们入校不久，就在北大举办了又一届北京市高校田径运动会。可惜没有记入日记，记忆中所剩不多。只记得参加的选手和比赛项目都不多，两天（？）就完事了。北大总分勉强第一，又和钢院、清华包办了前三名，其他学校相差太远。记得北大男子跳高拿了第一，成绩是一米八八，女子百米跨栏也是第一，北大那位选手叫耿晓明，七六级的。清华的男子百米短跑稳拿了第一，成绩在１１秒左右，其他选手差了一截。而清华那位选手是位白人，留学生。

北大的运动会特别多，春季、秋季都有，不光有全校的，一些系还单独组织。咱有物证：一个７２开的小笔记本，扉页上写着：地理系八零年春季运动会男子１００米第三名，还盖了地理系的大印。下一页是我自己写的：“８０年４月１７日下午系运动会，１００米第一名１２秒６，第二名１３秒１，并列第三名１３秒２，并列是由于‘跑表误差’，第四名与第三名并列”。这是我北大四年唯一一次参加系运动会，是被班里的体育委员反复动员，最后挑了个百米，图的是一咬牙一铆劲一会儿就完事。结果我和一位明明跑在我前头的人并列第三。当时是手掐跑表，掐表的是系里的同学，不少人是头一回干这个，误差还小得了吗？

笔者不愿参加比赛，平时却经常锻炼，几乎天天跑步。班里的Ｈ却刚好相反，从不锻炼，除非是集体活动必须参加。还总发牢骚，说锻炼纯属浪费粮食，尤其是早上六点就把人赶起来跑步，他总说那不是锻炼而是摧残。可是每逢系运动会，他却一定参加，但不说去参加比赛，只说“去领点奖品”。他是东北农村来的，一身的肉就是比别人瓷实。扔手榴弹（文革留下来的体育项目）和推铅球不是全系第一就是第二。跑得也不慢，所以每回都能高高兴兴的拿回好几样奖品。

笔者的日记中有１９７８年１０月２８日全校秋季运动会的一些细节。写在这里算立此存照吧。运动会是在五四操场举行的。那里原来叫燕农园，四百米的标准跑道包着个足球场只占了整个操场的一小半。旁边还有少说五个篮球场，几个排球场，一个游泳池，一片尚未充分利用的草地。我们许多不参加比赛的学生要做仪仗队，事先还演练过。运动会早上八点开始。入场时红旗队打头，跟着各系的仪仗队，每个队一面系旗。都站定后一数，有２１面旗子，就是说２１个系。校领导高铁、周培源在主席台上。全场起立，奏国歌，升国旗，校领导致词。待仪仗队跑步退场后，有人宣布比赛开始。但就像是宣布运动会结束一样，呼噜呼噜一大片人往五四操场外走。由于运动会那天不上课，但也没几个人愿意看运动会。我拉住了比较爱玩的ＹＳ，我俩成了整个地理系是最热心的观众，一上午都待在了运动场。

跑道外面是一圈围栏，观众都站在那里，看台和主席台上没几个人。没多久围栏边的观众也不多了，我和ＹＳ坐到了围栏上。等男女百米赛完，我俩干脆穿过了跑道，进入中间的大场子，那里正在赛铁饼，标枪，铅球。跑道另一侧是跳高跳远。我俩四下里转，想看什么就到跟前看。我对ＹＳ说：没事，不会轰咱们，咱俩再走了就没观众了。我们看了会撑杆跳高，满打满算只有两个选手。而每一项比赛取前六名（为自己的系得分），前三名还有奖品。我俩说真该报个撑杆跳高，稳拿第三名。

那天最好看的是女子百米跨栏，只有六名选手，其中三名是地质和地理系的。六个人还分两次跑。枪一响，七六级的耿晓明一溜烟就到头了，可惜太孤单了，后边老远是自然地理班的ＬＹ，比走快不了多少，艰难的跨着一个又一个栏。第三位选手更惨，踢翻了两个栏后，一转身出了跑道，不辞而别。ＬＹ好不容易剩最后两个栏了，已经改跑为走了，走到栏前抬腿迈，可惜腿短，把两个栏都弄翻了。观众笑得她不好意思，也想溜，可终点不远了，人家裁判在那边眼巴巴的看着呢，于是小跑着到了终点。第二组的枪又响了，地理系的ＬＸＹ恐怕也是第一次跑跨栏，跨完两个也改成抬腿迈了，好在她个高腿长，迈着还不费劲。地质系哪位女生最逗，头一个栏一脚踢翻，第二个也踢翻，等哭丧着脸踢翻了第三个栏，她一屁股坐在了跑道上，抱着脚咧着嘴揉。在边上给她加油的一个同学跑过来，扶着她退场，又一个不辞而别。观众那笑啊，尤其是ＹＳ笑得前仰后合，眼镜都掉地上了，因为他也吃过同样的苦头。半年前的新生运动会上，他报了个男子１１０米跨栏，那也是他平生第一次跑跨栏。一路踢翻了好几个，忍着脚疼跑完全程，成绩倒数第一。

除了运动会多，我们第一年还有体育课，运动量不小，每次第二天早上起来腰酸腿疼。体育课除了跑和跳，还学过一套什么拳，学过单杠双杆的几个动作，夏天学游泳冬天学滑冰。北大有个未名湖，上滑冰课方便。记得学过什么转圈、正８字倒８字。几个从没上过冰的南方同学滑得最起劲。

还有一阵要求我们达标，就是达到国家体育锻炼标准的合格水平（相当于６０分）。记得有百米跑，标准好像是１５秒（男子），１５００米跑（标准５分５０秒？），还有跳远、单杠，好像还有铅球。百米对我最容易，体育课上第一次测试，我就跑了个１３秒３，通过。跳远呢，我第一跳就是４米２２，信心满满，离４米５的标准就差一点了。谁想又连跳了几次，一次不如一次。全班十几个男生，只有三个人跳过了４米５。有一位跳出了４米４６，极不甘心，一次又一次的跳，最后累得不行了，就是到不了４米５。于是我们一致认为这标准就是科学，Ｌ说：这就像拿根草逗驴，离嘴不远可就是咬不着。又有人说，北大的标准也科学，大家都能过。当时北大在国家标准之外又定了一套北大自己的体育锻炼标准，其中跳远只要４米就达标，大家几乎都过了，因此都有资格参选三好学生（思想好，学习好，身体好，而身体好就是通过北大的锻炼标准）。

那一段每天下午５点到６点之间都有体育老师在五四操场候着，学生可以去测试达标。我又去测跳远，还是过不了。还是人家体育老师指点了我一下，让我把助跑距离增加了十几米，告诉我要像跑百米那样全力的跑。这次我一下跳了个４米６，也一下明白了，跳的远主要靠速度快。我一直指望那最后的一跳，从没有玩命的快跑，这怎么能跳的远呢，真是糊涂。

一千五百米跑是我达标的更大难点。体育课测试时我离达标几乎差了一分钟，简直是垂头丧气。练了很长时间才去测试，咬着牙死跟着人家跑，终于通过。累得我嗓子眼一股血腥味，但也高兴得不得了，原以为那是翻不过去的山呢。

至于单杠达标则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是在一次体育课上，全班排队站在单杠两旁。一共四个动作，日记本中只记了一个叫“挂膝上”，其它三个不记得了，挂膝上到底是个什么动作也忘了。只记得当时大家都没信心，看人家老师四个动作轻松优美一气呵成，我们呢，别管怎么练，总是磕磕绊绊，差远了。老师那个算十分，我们也就是一半，可达标要八点五分呢。日记中记了，那天第一个上杠子的是Ｆ，做得有点滑稽，惹得大家直笑。没想到老师却给了个八点六分，大家一愣，不约而同鼓起掌来。掌声当然不是给Ｆ的，是给老师：有这么好的老师，希望大大的！结果，只要四个动作能做下来，别管多难看，多费劲，也是八点五分，可做的最漂亮的才不过八点七分。好像国家标准又不那么”科学“了，但再一想全明白了：跑和跳是拿跑表和尺子量，这单杠的分数呢，全凭老师那张嘴。

不管怎样，北大当年为了推动学生锻炼身体真用了不少办法。有一阵子是强制性的早锻炼，六点不到班长就叫大家起床，下楼排着队跑步。冬天的六点还黑着呢，班里有几位真是老大的不愿意。课间操就不用说了，天天如此，第二节课后校园里到处都是广播体操的音乐。每天下午呢，五点到六点是规定的锻炼时间，不能安排任何教学活动，图书馆响铃轰人，把学生尽量地轰到运动场上去。不光五四操场，二体、宿舍区的篮球场上也都是人。有一阵还兴起了打排球（受女排男排刺激吧），不少班级和系之间还举行比赛。五四操场的４００米跑道上更是乌央乌央的，都在慢跑。校田径队的人只好在外圈跑。不过，人太多了，尘土飞扬，张着大嘴跑步真不知是对健康好呢，还是不好。有些聪明人就到未名湖边上去跑步或散步，空气、风景都比运动场上强多了。当然，仍有不少人根本不锻炼。图书馆关了，就在宿舍里用功。比如班里的Ｈ就坚决不让肚里的馒头消耗在运动场上。

……

这一晃都三十年了。我如今每天下午五点仍然去跑步，这早已成为生活里的固定部分。而这习惯最初就产生在当年北大的五四操场上。

听说，如今北大的体育设施比起当年更是鸟枪换炮了。但不知“软件”怎么样？每年还有春季秋季运动会么？晚饭前的运动场上还是乌央乌央的人么？谁能告诉我？

（未完待续）

tuffy05

在北大的四年中，听过多次讲座。大多是校学生会组织的，请校内外的专家学者，在办公楼礼堂，晚上七点开始，常常两个小时左右。

在听过的讲座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侯仁之先生讲的“北京城的历史变迁”。这不光因为我是学地理的，更因为侯先生讲的实在好，两个小时里，坐得满满的礼堂简直是鸦雀无声。记得另一次讲座，一位教授讲唐诗，一开始礼堂也挤得满满，可不一会儿，人们呼噜呼噜的退场。北大学生很挑剔，决不肯浪费一点时间。那次我倒没退场，反而跑到最前边，伸开了胳膊坐着，两边座位都没人。

还说侯先生，他一开始先抛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北京城会出现于此，并且两千多年经久不衰？他提到一种解释不对，又一种解释还不对，那到底为什么？侯先生卖了个关子，讲起他五十年前，还是像我们一样的青年，从南方到北京求学，坐着火车行驶在大平原上，一天，两天，村庄，农田，一望无际。直到又一次暮色降临，到达了北京，这时他看到了西边和北边的群山，感觉像是坐了一艘轮船，一直在大海上航行，直到山边靠岸停泊。印象如此深刻，以致多年之后，当他在外国人的书上看到了一个词：北京湾，头脑中马上又浮出了这个印象。若海水上涨几十米，北京小平原不就变成一个三面环山的浅海湾了么？三千年前的北京虽然不是海湾，却也被沼泽、水淀封锁，从南面只有沿太行山东麓的唯一通道，最后渡过永定河才能到达北京小平原。那个古渡口所在正是后来举世闻名的卢沟桥。过了古渡口，路分三条，西路走海淀过南口，盘旋西上黄土高原和内蒙古高原，中路向北经古北口，直上内蒙高原，东路可达海边，再北出山海关进入东北大平原。于是，像许多世界名城的诞生一样，在永定河古渡口边应当出现一座城市了。

仔细想想，侯先生那么一席话，核心内容不过是：北京城所以诞生并发展，因为这里是交通大动脉上的咽喉处。不过，若这么直接一说，还有谁愿意听呢？侯先生的成功就在于以五彩缤纷的画面来展示学术概念。老先生肚里的东西也多，从“蓟”开始，到金中都，元大都，明清的北京，蒙古骑兵的刀光，后海的江南粮船，海淀的“淀”和“甸”，太多了。

侯先生个子不高，但底气十足，一拍桌子带倒了暖壶，又手疾眼快一把扶住，全场轰然一笑。他极善渲染，赛过说评书的。比如讲到北京的皇家建筑：“你可以写诗、画画儿，用各种方式去颂扬皇权。可是通过一个城市的建筑和布局来烘托、来突显皇权的威严，在这一点上，北京可算是登峰造极。整个城市就围绕着一个思想、一个主题：普天之下，唯我独尊！”侯先生的绘声绘色让一座明朝的北京城突兀在眼前，那正南正北的街道，那条纵贯全城的中轴线，不论身处城里的哪条街道哪个百姓的院落，都能抬头看见雄踞全城中央的景山顶上，那皇权的象征，金碧辉煌三重顶的万春亭。写到这里，侯先生抑扬顿挫的声音似乎又响起在耳边。

当年北大学生太珍惜时间，尤其是理科的。像我们班，没几个人舍得去听与课程无关的讲座。我肯定是班里听讲座最多的。因为我想，那可都是顶尖的大学者，机会难得。再说咱虽然考上北大，可除了数理化，其它知识也就是小学五年级水平。那年（１９６６）赶上了文革，停课闹革命。后来三年初中（７０届）更没学什么玩意，高中干脆取消了。此时听听讲座，多少补一点。

记得那次西语系李赋宁教授讲怎样提高英语四会（听、说、读、写）能力，我们班的可去了不少。那天的小礼堂爆满，最后连讲台上，就在李教授身边也坐了不少人。事后有同学评价说，论精彩比侯先生的讲座还差了一截，不过呢，听李先生的讲座是“做正功”，听候先生的是“做负功”。这是模仿班里Ｍ的说法，凡“干正事”，就是对所学课程有帮助的事，叫“做正功”，而与课程无关的事，聊天、看报、看电视，叫“没做功”。如果某事太吸引人了，太让人分心，以致影响了学习，就叫“做负功”，比如看了一场好电影。所以，说侯先生的讲座是做负功，等于说太精彩了。

还有一次是宗教研究所的副所长（可惜日记中没记下他的名字）讲关于基督教。那次也是听众爆满，还差半个小时就没座位了。后来窗台上、走道上、讲台上全都坐满了人。最后结束时，学生们竟不像往常那样争先退场，而是长时间鼓掌。平心而论，那次的成功主要在于宗教知识太有吸引力了。１９４９年之后宗教一直受打压，尤其是基督教。我们这些新中国长大的青年对宗教所知甚少，光是那些名称就让人糊涂，什么基督教、耶稣教、天主教，都谁跟谁呀？这次的讲座算是给理清楚了：从犹太教开始，如何发展出基督教，后来罗马与君士坦丁堡相争分化出罗马的公教会（天主教）和另一边的东正教，十六世纪宗教改革又从罗马公教会分出了新教（中国人称之为耶稣教）。讲座涉及到每个教派的主要特点，旧约和新约是怎么回事，圣诞节和复活节的意思，基督教在中国的四起四落。总之，这是一次基督教知识大扫盲。

接着又是一次关于伊斯兰教的讲座，对我也是一次扫盲，还真弄明白了几件事。比如，伊斯兰教为什么那么“厉害”？因为它就是靠战争发展壮大起来的。创立者穆罕默德先后打仗６５次，其中２７次亲自上阵。还有回民为什么不吃猪肉？过去辱骂回民的人说猪是他们的祖宗。实际人家是嫌猪太脏，传说穆罕默德率军征战时遭遇过一次猪瘟，还死了不少人（古代的“猪流感”？）。

随后又是一次关于佛教的讲座，是任继愈先生讲的。主要讲佛教在中国的传播演化和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任先生名气不小，但讲的一般，当然包含的知识量也不小。

还有一次是民国史研究所（？）主任孙思白先生讲［民国史及人物纵谈］。记得此讲座令人印象深刻的却是“正题”之外的。比如他讲到民国史不好写，最难就在“如实写”。他没有明说“共产党歪曲历史”，而是温和地点到一些事，比如共产党讲抗日战争不讲国民党的抗战，实际上国民党在正面战场上牺牲巨大，讲北伐只说叶挺的独立团，实际上比起整个北伐军来独立团的战绩很有限。这是１９８０年，能说到这步已属不易。其实就连孙先生自己也难免“头脑僵化”。比如有个学生提问，蒋介石是否一无是处，对蒋是否也应该一分为二？孙先生明显生了气，几乎有点激动了，说：是啊，蒋也有好的一面，他个子很高，声音很大，…。．言外之意蒋就是个１００％的“坏蛋”。

其它还去听过几次讲座，但没留下多少印象，只是在日记中有记载。比如：电子所所长吕保伟讲的［空间科学技术］，北大一位教授讲的［世界经济地理］，音乐学院一位姓马的先生讲的［柴科夫斯基和他的音乐］，未来学会一位先生讲的［试论共产党面临的问题］，题目很引人，但讲的却“循规蹈矩”。我在北大听的最后一次讲座是在１９８１年１１月１１日，已经快毕业了。那次是宁德厚先生讲的［神曲之王亨德尔］。

快三十年过去了，依然记得当年每次去听讲座时那种“暂得一时闲”的愉快心情。不过，就在开始前的几十分钟里，（我每次都提前至少半小时去，怕到时没有座位了），还是要拿出个生词本来背英文单词，因为前后左右大家都在那么干。直到讲座开始了，才真正把功课完全扔到脑后，跟随着讲演者进入到一片未知的疆域里。那是一种享受，比看书强多了，只有一个多小时，演讲者必须拿出些精华来。而他们又是各自领域的顶级学者。不过，有些讲座我还是放过了，一是讲座常有，就不觉得那么宝贵了，二是功课的压力，尤其是快考试的时候。

三十年回首，真希望时光倒流，再把大学四年重过一遍。这次咱就要一个不拉，所有的讲座都去听。

（未完待续）

tuffy05

本人曾报考古生物专业，为的是好玩。结果被分到了地貌专业，也没抱怨，心想地貌和山水风光差不多吧。后来的大学四年确实常去野外实习，可到了野外，却必须使劲的看那些最没意思的石头和土。不过，老师还算体谅，知道地质和地理系的学生大多是“强行分配”来的，不能把他们弄得太烦，至少也得慢慢来，先给点“甜头”。比如说，去关沟、青龙桥实习，顺带着放学生们到八达岭长城上走走。去河北省抚宁县实习，非正式名称是“去北戴河”。

还记得那次“北戴河实习”，内容是地质填图。好几个星期里每天上坡下坡、钻庄稼地，北戴河连点影儿都看不见。终于有那么一天，实习内容大变，叫海岸地貌，于是坐车到了海边。面对目标（好像是残留在海里的石柱还有岸边的沙滩沙丘），老师很自觉地只讲了二十分钟，然后给３０分钟自行观察。同学们赶紧照相、挖螃蟹、捡贝壳。然后呢，放羊！（两小时自由活动，说是午饭时间）我们七八个人找了家饭馆开荤，别的菜都忘了，只记得那盘大虾真香（那时大虾可是稀罕物），而且一大盘才一块八毛钱（日记为证），我们当即又要了一盘。那一天，什么姜女庙、老龙头、天下第一关都走到了。在实习中间还放过一天假，我们也自己坐火车去了一趟北戴河。实习结束时，又是放羊，自行回北京。于是我和几个同学在北戴河又多呆了大半天，在海滩上玩了个够。还记得那天晚上坐火车回北京，车上早没座了，我们拿出雨衣一裹，钻进座位底下睡大觉。那次北戴河之行是我平生第一次见到大海。那第一眼的感觉真奇妙，海面怎么高起来了？似乎越向远处越高，到水天相接处竟和人一样高。还有海水的死咸，海浪的力量，真是印象深刻。

大三时去大同实习，那是个贫瘠枯燥的地方。只有大同火山群还有点意思。爬到火山上一看，脚下都是火山渣。当时北大五四操场的跑道上铺的就是那玩意，只不过都破碎成了黄豆粒大小。

时间最长的实习是大四的毕业论文。全班分散开了，西到天山，东至渤海。别人早早下手，轮到我和Ｌ就只剩了北京西部的百花山。按说那也算是好玩的地方，我俩却没有玩的心情，任务压在心上沉甸甸的。我们要证明那满山沟比人还大的石头是泥石流冲下来的，而和第四纪冰川毫无关系。怎么证明呢？一点都没谱，人家李四光已经在西山发现了第四纪冰川遗迹。直到我俩的指导老师带着几个研究生来爬百花山，我俩才跟着上了一次山。只记得山顶竟那样开阔，还有山坡上的一大片灌木，研究生Ｍ说那是六道木，做拐杖不错，于是大家动手一人弄了一根。实在没有看到“百花”在哪里。

上面是住在当地的野外实习，那些早出晚归的“一日游”就不计其数了。比如周口店的猿人洞，大一时就去了，到了大三大四还去。我们地质系和地理系的进校不久就发了帆布旅行袋、帆布书包、地质锤、水壶、罗盘、野外记录薄，还有草帽，都是出野外用的。平时在校园里很多人也背着那帆布书包，那东西耐磨抗造防水，四年都不坏，也成了地质地理系学生的标志。当时出野外坐的都是解放牌大卡车，遇上好天气，站在车上吹吹风看看风景挺不错，碰上冷天或沙石路上尘土飞扬，那滋味可就不怎么样了。

我们去过十三陵水库，空空的，几乎没水，泄洪口处的水库底部完全暴露，竟被用作篮球场了。老师说因为库区是石灰岩，地下溶洞太多，漏水。当年大跃进时修十三陵水库可是干得热火朝天，连咱毛主席都跑去拿着铁锹照相，敢情是白闹一场空。我们还去过密云水库。群山围着平湖，景色满不错。听说那是清华水利系的招牌。北京郊区还去过什么军庄、谷峪、龙山、担礼，还有许多地名已经忘了。北京的山区有看头，只要季节对头，当然是秋季最妙。不必去香山，许多野山坡上就有红叶、黄叶。秋季的山区更不只是红叶，哪怕一个无名的山村，那村头的大树，挂在枝头的柿子，炊烟萦绕的农舍，随便一找就是一幅动人的图画。

有一次野外实习去的是北京西山的鹫峰附近，那里有个庙叫金仙庵。庙前宽阔的平台，大银杏树的荫凉，清冽的泉水，不远处的村里还到处跑着鸡，这一下子激发了我们的灵感。后来班里十来个人又骑车去了两次：野炊。炊什么呢？鸡，在村里用粮票跟老乡换的。那时不少同学手里的粗粮票用不完，换成鸡吃正好。还记得有个老乡偏要面票，一只鸡换１５斤面票。可我们只有粗粮票，那老乡说粗粮票也行，但是得多给！我们问多少，他把眼一瞪：１６斤！我们全乐了。每一次换多少只鸡呢，忘了，反正够每人一根鸡大腿。野炊地点就在金仙庵外的大平台上，杀鸡的，支锅的，捡柴禾的，各有分工。也真是怪，野地里炖出来的鸡比家里做的香多了！

金仙庵旁边有一条山路通向妙峰山。那可不是羊肠小道，而是规整的石头路，可并排走两三个人呢，估计是过去进香人走的路。那路可真诱人，令笔者发起了一次妙峰山之行。因为没有炖鸡的内容，又要来回走三十多里山路，所以响应者只有另外两位同学：ＢＦ和Ｗ。还记得去妙峰山的一路上，Ｗ反复的唱着台湾校园歌曲：“走在乡间的小路上，……”，以至现在每听到那支歌我就不由自主地想起了那条妙峰山之路。当时妙峰山上的庙还是一片废墟（直到１９８８年才又重新修起来），而且季节不对，看不到千亩玫瑰花（妙峰山下有一处号称玫瑰谷）。不过山里红（也叫红果）倒正是时候，好大的一片。树上的不好摘，但掉在地上的可不少。那玩意吃上几个挺不错，酸甜，可吃多了呢，酸得倒牙。我们吃了一通，还想装点回去。好像是ＢＦ说的，算了吧，没多大吃头，于是一个也没装。此举正确！出了那片红果林不远，一个当地的小伙子早就憋着我们呢。他非要搜我们的书包，说吃点可以，但想带走就叫偷，按村里的老规矩，搜出一个罚两毛！我们对侮辱人格的搜查很反感，可看他那十足的劲头，不让搜一下肯定是过不去，没辙，搜吧。他信心满满，一脸的得意：要发一笔小财啦。可想不到三个挺鼓的书包（装着水壶、饭盒、笔记本、热了脱下的衣服）里竟连一个红果都没有！他那失望和不相信，似乎遭受的精神打击还甚于我们。

北大的位置不错，离好玩的地方近。比如颐和园，骑车几分钟的事，而且那时的门票才一毛钱。我们不止一次去昆明湖里游泳。记得有一天上午的课因故取消，有谁说了句“去颐和园怎么样”？说走就走。到了颐和园他们几个非要上西堤，那就去吧。可他们为了个什么问题争起来，低着头越走越快。春季刚到，早上还有一缕缕的薄雾，西堤上一树树的杏花开着。他们却视而不见，我也只能一路紧跟。不过那是我第一次走了颐和园的西堤。

北大离圆明园更近，一溜达就到。我们全班去过，三五搭伴去过。我一个人也曾去过，专门去看雪后的圆明园。那时圆明园根本没有围墙，更不要门票。

我们全班还去过北海，名义是过团日。当时隔一段时间就要过一次团日，但多数团日都是全班出游，而且管你是不是团员呢，一起去。还记得那次许多外地同学还是第一次到北海，兴致勃勃。我们在北海正好撞上了“星星画展”，于是进去看了一圈。然后呢，回北大的一路上几个同学就不停的争论：那些画到底好不好？好画应不应该看上去美？应不应该画什么像什么？

最痛快的一次全班出游是去香山。一进大门就解散，鬼见愁上集合！结果，第一个上去的Ｙ只用了２９分钟，多数人４０几分钟。我呢，５０分钟，还气喘吁吁，被同学Ｔ当场数落：你呀你，太不行了，那想去爬泰山哪？那天，我们从鬼见愁沿着山脊走到了八大处。过去觉得香山离八大处挺远，敢情那是绕着山根的距离，而山顶的距离却很近，不过两三公里。而且山脊也出乎意料的平坦宽阔，有点小高原的样子。天气那么好，心情都不坏。一路上看见露出的岩石大家就一窝蜂围上去，都想应用一下刚学到的那点地质学知识。ＬＹ突然带头唱起了歌，幼儿园的歌：“我们家里养了一群小鸭子，……”，不少人也跟着唱。大野地里空旷无人，装点傻没人笑话。那一天下来，腿挺酸，可大脑真是休息足了。

本人大学四年中最值一提的出游是骑车去五台山，一大圈１８天，一共同学四人。后来咱还写了篇稿子投给［中国青年报］，经编辑大杀大砍剩下一千余字登了出来。那是本人第一次见到自己写的东西变成了铅字。同行的Ｓ也写了一篇描写五台山地貌的文章，发表在［地理知识］上。那次旅行的内容太丰富，需要另外专门叙述。

大学四年的游玩可用三个字形容：穷欢乐。当时真没几个钱，常常感觉受到限制，所以总想：以后有了钱再好好的玩。现在呢，比当年阔多了，却再怎么玩也找不到当年那种痛快劲了。所以如今真后悔，当年怎么没抓紧狠狠的玩呢？

（未完待续）

hachen

“炸锅”游行和野炊的故事很好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