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丽：读老田《我对毛泽东的管理设计和民主建设的理解》

tuffy05

转自  乌有之乡

读老田的文费力，不仅仅是文字上的，实际上是老田的那些思想，那些思想的依据，依据是否存在。反复读，再加上大罕的翻译和老田自己的翻译，总算明白了老田述说的对毛泽东的管理的设计和民主建设的理解。但我的感觉是，老田的推论缺乏事实的基础。

老田要说明的是，工业时代追求管理成本最小化，为达到这个目的，领袖要求民众（贫民阶层）参与管理，包括在专业化和集中化方面的管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说话权、批评权、监督权就是一条不容忽视的参与管理的路径。也许，那些周而复始的群众运动，就是设计这条路径的最好的表达方式。

理解老田，我们不得不首先考虑工业时代对民主的要求。18世纪的工业革命，树立了个体拥有追求自由的权力的观念，但这种追求不是无限制的，必须用法律的形式体现个人权力,同时对个体追求无限的自由有所限制以最终保护个体。这就需要建立一种政治体制，从而管理一个工业国家，既保护个体权力，又保护民众免遭强大国家滥用权力对民众造成的伤害。为此，工业时代建立了“对立”的基础，这就是立宪政府。西方社会的资本主义经过几百年的发展，随着法律体系的完善，个体的权力被全社会认为神圣不可侵犯，人的生命权、人身自由权、平等权、财产权、言论自由权和监督权，是人与生俱来的最基本的权力，有了这些基本的权力，社会才真正确立了民主。

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民主呢。老田眼中社会主义的民主是什么呢。老田说，“毛泽东的民主设计，最终目标是集中在利益分享上，然后，才向前延伸到管理和监督的参与过程。由于多数人在管理专业化和集中化面前的不利地位，这是他考虑民主实现路径的前提，因此毛泽东设计的“大民主模式”就充分考虑了多数人在管理专业知识不足的限制，他说“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等方式，实际上是无条件地授予群众以发言权和批评权，而当权派必须在专业知识优势的基础上，承担信息发布成本――让老百姓知道他们关心的一切事情。反过来，西方的民主和法制要求批评者以证据为基础，没有证据就没有发言权，这等于剥夺了缺乏管理专业知识的群众的发言权和监督权，监督成本反过来由“群众”承担了。这是一个根本区别。”按照老田理解的毛泽东的民主设计，民众应拥有充分的话语权。新中国成立几十年来，民众被赋予发言权和监督权了吗？事实是，长期以来，用一个政党制定的政策指引推动生产发展，去指导民众的言行，以革命的名义为异己戴上罪名，导致的必定是天下只有一种思想，一个口径。而政策的失误带来的损害，民众则是直接的承担者。这期间也有不同政见者，言者能够无罪吗？几十万的右派就是最典型的例子，他们因为说话被放逐了几十年。言者无罪，闻者足戒，那不过是空言，是诱饵。我青少年时期最痛苦的就是被强迫接受母亲的“思想教育”。因为坚持要说自己的意见，我的母亲是对我最大的关心就是苦口婆心的从不间断的教化，不准我说与统一口径统一思想不同的意见，不允许我对现状提出任何置疑。我母亲近乎残酷的思想教育不仅仅由于她是坚定的马列主义者，更多的是出于对我喜欢思想的担忧和深虑，害怕我为此受到伤害。那个年代几乎所有的人的言行都审时度势。源源不断的政治运动，三反五反运动、党内肃反运动、四清运动，直到文革，无不是对异己无情打击，包括精神和肉体的，令好几代人心有余悸。如果当年马寅初的人口论不遭到批判，我们今天何以面对13亿人口的吃饭、就业、教育、养老而一筹莫展？面对历史事实，老田断言毛泽东设计的民主就是“无条件地授予群众以发言权和批评权”也仅仅在文革期间短暂的出现过，那些敢于发言的造反派呢，相当部分最终还是受到清算。而法律意义的监督权除了言论的自由，结社的自由，新闻发布的自由，还包括了民众的知情权。为此，国家以法律的形式规定管理者办事的过程必须“公示”，政府的一些政策政令在出台前必须“听政议政”。西方民主凭证据说话正是法律对人的权力的尊重。毛时代的一言堂，因为不敢说不敢问，剥夺的正是民众的知情权。由此看来，老田对领袖设计的民主的推论未免过于简单。我不知老田生活在哪个年代，我们可以对一种存在的现实置若罔闻吗，这让我困惑。

老田说到，“在工业化时代的管理上，专业化（多数人缺乏必要的管理经验和知识）和集中化是必然的，这不是排斥了民主，而是排斥的民主在决策和管理环节实现的路径，说到底，这就是为什么选举和复决等等程序民主往往流于形式的原因，因为这个民主实现的路径遭遇到“专业化”和“集中化”要求的障碍，难以逾越。”工业时代的管理必定是专业化的管理，管理要求以最少的投入获取最大的利润，管理是工业时代必备的手段。早期的工业革命使用的是传统管理。随着资本的扩张和工业的发展，传统管理早已被科学管理取代。世界现在盛行现代管理，用系统论、运筹学、市场经济学、价值工程学的观点，用数学的模式，用电脑工具，等等，去控制协调工业发展和市场需求的关系。在西方社会，交易自由，政府不需要介入交易的过程。早在18世纪中叶，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已将政府的必要的职能仅仅视为保护自由市场不受特权和垄断的侵扰。他说：“在任何社会中，规范商业都不能把工业数量增加到资本能够保持的限度以外。它只能引导部分工业到能持续发展的方向上。”数百年来，亚当斯密的哲学为西方政界所推崇，光环依然，毫无褪色。老田不谈西方，老田谈的是社会主义制度下“民主在决策和管理环节实现的路径”。实际上，由于管理专业化的要求，民众是不可能参与工业管理过程的。西方社会企业自主经营交易，老板说了算，政府对工业的管理主要限于制定税收、扶持政策和防止垄断，工薪阶层对企业参与的管理，也仅限于“合理化建议”和宣传企业和员工“建立命运共同体”，以使员工更忠心的效劳企业。毛时代的工人当家作主人，倡导以主人翁的精神敬业，克己奉公，爱厂如家。然而，由于长期的思想的禁锢，社会的封闭，确信思想犯罪（罪名为反革命罪），使民众本身失去了一种积极的思维能力和言语的能力，使老田理解的民众用其拥有(实际没有)的说话权和批评权参与管理成为不可能，更不要说民众具不具备专业管理知识，有没有参与专业化管理的能力了。因此，民主流于形式也是再自然不过的了，何来路径之说呢。国情如此，代表制度也只能是举手表决制度了。难道当年全民的除四害、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民众所表现的高涨的热情，高呼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便是游击战争年代的“经典的管理过程”？便是民主通往参与管理的路径？殊不知，为了政治的热情，当年将家里的锅砸了送去全民大练钢铁，然后再去买锅是个多么可笑的行为，更何况那个年代竟可以因为革命的需要而忽视炼钢本身对产品和设备的专业要求。当广大民众的这种参与在今天看来是多么幼稚可笑的时候，老田却仍将鼓动一种大众的狂热理解为民主管理的设计。

恐怕老田对文革动因的理解源于“解放后宣传“缩小三大差别”，实际上是试图在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中间，尽可能保留“权力和利益分配相对平均”的战时管理经验。问题在于，建国后共产党成了执政党，先锋党的特色很难保持，在国家管理中间，要废除游击习气、实现正规化管理的呼声一直很高，毛泽东都没有能力抵御”。这有一个误区。工业化实现正规化管理才是正道，才是一种尊重科学的态度。而战时以打仗为主，经济支持主要来源于民众，将管理战时的经济手段用于和平年代的工业管理，无疑是笑话。解放后，正规化管理是国富民强的要求，毛泽东为什么要抵御？解放后利益分配差距大吗，否！毛泽东时代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时代，毛泽东无疑是无产阶级的伟大的领袖。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奉行社会大同的基本原则，从共产党的供给制到薪金制，我的记忆，领袖的工资仅400元左右，城市工薪阶层工资大约在30－40左右，知识分子在60－150元左右，这样的差距能说大吗？查找历史年鉴，估计数据也不会错到哪儿。如此一来，共产党的先锋作用在实际上也不是“很难保持”，倒是如今一切都发生了改变。毛泽东的深谋远虑，在于必须防范资本主义因素的孳生，在于控制防范在中国共产党内产生官僚集团，在社会主义社会制度下杜绝私有化。但能否防止“把自己掌握的生产资料“化公为私””，显然不能简单的设想贫民阶层应开展与“官僚精英群体”斗争。一党执政的专制，我们的传统文化，我们的社会封闭和思想禁锢，都决定了在那个当权者代表共产党的年代，贫民阶层不可能自发的对官僚精英群体作斗争，只能是上层的斗争。唯有文革是一个例外。文革是一个运动群众夺权的过程，而绝非老田所想的“寄托了毛泽东对于造反派头头和骨干的殷切期望”。老田也看到了，“传统社会主义时期工人的就业和福利上升（对旧社会而言），使得他们产生了对于当权派的盲目信任，缺乏起码的监督意愿和政治觉悟”。只是，这个盲目的信任和缺乏监督意愿和政治觉悟，原因之一恰恰是老百姓对共产党的拥戴和信赖。那时候，注意阶级斗争的新动向通常来自上头的指引，党指向哪里就打到哪里，这在当时是多么响亮的口号，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蒙昧。

一方面是对设计的推论，一方面是种种痛苦的现实。说到这儿，我认为，推论缺乏的正是现实的基础，老田对毛泽东管理设计和民主建设的理解恐怕有好些误差呢。

补充：

什么是民主，我在老田的文章多处看到这个词。我想，老田对民主的概念是有误区的。民主是与法制紧密相连的，就像孪生兄弟，没有法制的制度就没有民主可言，民主的形式是用法律的形式去表现的。毛时代的群众运动，大鸣大放，文革时的大字报，无不似古罗马的“民主广场”的民众参政议政，一哄而上，带着激烈的情绪，极容易走向极端或无政府倾向。真正的民主，在法律上拥有自由表达思想的权力，不需要经过任何的批准或人为的引导，任何人可以对执政党提出批评，可以要执政党下台。对于一党执政的国家，没有一例表明民众拥有相同的权力。

毛时代，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代表，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要求党员和工人阶级做党驯服工具实在是再合理不过，也是必然的。用精神战胜物质需求的欲望和用奖金、极少的物质刺激鼓励劳动的积极性，实际就是精神第一还是物质第一取舍的斗争，是平均分配维持全社会的低收入还是承认人对物质的追求用物质利益作为原动力驱动生产发展的斗争。在这个斗争过程，民众的参与，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时代，只能是意识形态方面的。

2006－9－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