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乾、老田 关于毛泽东和毛时代的一组争论文章

tuffy05

转自六十年代
http://www.60nd.net/Article_Show.asp?ArticleID=2198

跟李乾、老谢先生唱唱反调

——关于对毛泽东和陈永贵的理解

老田

李乾和老谢都有着深刻的自由派理念，如何认识毛泽东和陈永贵的政治实践，实际上代表着“老共产党人”和“自由派”的不同政见。老田对此也有一些看法，尝试着把双方的问题和理念差距，在管理和政治实践的维度剖析一下。

李乾先生说：“在近代中国武装夺取政权的漫长过程中，毛的超人智慧和能力是为全党所折服的，这个折服在1949年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已经成为全党的一种共识，包括在最高层都不会产生任何质疑。”

对照毛泽东自己的经历，明显可以看到李乾先生说的不是事实。毛泽东的智慧从来没有折服过党内多数干部，而是历来受到多数人反对的，这是从井冈山时期就开始的。1929年夏天，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由于毛泽东所主张的“干部群众化”要求特别不得“官心”，结果是大多数军官都不投毛泽东的票，导致中央指定的前委书记毛泽东落选，仅仅当选为前委委员。而且，毛泽东这人还“不思悔改”，拒绝陈毅的建议“当四面美人八方讨好”，李乾把这个归结为乌托邦和性格：“这个个人意志除了表现出浓厚的乌托邦成份外，也彰显了毛不按常规出牌的性格特点。可以把这种性格看作是一种魅力，也可以把它看作是一种权谋。”这种看法也对也不对，毛泽东并不是偏偏要为反对而反对，刻意标新立异，而是他认为除非如此就必然失败，这种看法是否合理最终并不是党内争论或者智慧提升来解决的，而是靠着强敌在外部打垮了党内一切“按照常规办事的愿望和实践”之后，才选择毛泽东的。毛泽东的存在和在党内地位的提升，本身就是一种克服党内多数人按照自身利益和权力要求，对那种因循传统统治阶级的管理习惯的超越。从这个意义上看，毛泽东的思想从来都不是“共识”，而是一种对“共识”和“习惯”的成功破坏。

李乾先生说：“在自觉不自觉中，为党章和宪法背书的是尼采的超人哲学。一步步走下来，最后党的最高领袖一言九鼎，成了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威，说什么就是什么，哪怕是二把手，你除了照办之外，根本就不可能有别的选择。否则，等待你的就是身败名裂。……试想一下，任何一个这样一步登天的人，除了三忠于四无限外，还可能有别的想法吗？”

这个说法也不是事实，文革期间很多干部都明确说过，党内或者官场的潜规则不是服从“路线正确”，而是“跟人”，跟人是跟具体的上级而不是紧跟毛泽东，虽然许多干部信誓旦旦地宣称紧跟毛泽东（张体学就曾经宣称过“湖北省委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武汉军区也曾经通过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和召开“学毛著积极分子会议”来镇压造反派）。张体学在他的检讨书中间就明确说过官场的潜规则是：宁可犯路线错误，不可犯组织错误。应该说，文革期间的当权派行为模式就是一个很好的检验，造反派对此应该有着很明确的感受：当权派主要是按照自身的习惯和利益要求办事，根本上无视政策和路线。在这个方面，林立果有一个概括“打着B52的旗号镇压B52的力量”，吴焱金也有一个事后的回顾，他认为文革期间当权派的两大策略就是“打着红旗反红旗、挑动群众都群众”。李乾说“除了三忠于四无限之外”就没有别的想法，可能有这样的个人案例，但无论是干部群体中间，还是在群众组织内部，肯定都不是主流。假如这个认识成立的话，毛时代就能够实践人类所能够设想的一切制度，最后制度实践的成就仅仅与毛泽东个人的设想是否合理、以及毛泽东的设想是否被正确地传递下来有关，这种一种对于政治和制度实践的认识，实质上把所有的政治合法性和实践可能性，唯一地授予了一个单一的个人——毛泽东，而其他人则被假定了超越了权力和利益的追求，成为一种纯粹的、不折不扣的仅仅按照政治认识和理念行事的盲目工具，这种思想其实就是毛时代港台宣传中间的主调：大陆只有毛泽东一个人在思想，七亿人都不需要思想。港台媒体的这种认识可以从《人民日报》等媒体的大量马屁文章写法中间找到依据，但是对于具体生存在毛时代的鲜活的个人，相信和传播这样的认识则是不可思议的，这意味着毛时代，对当权派和老百姓而言，权力、金钱和美女都是毫无吸引力的，人们仅仅按照报章舆论宣传上确立的毛泽东思想要求去行事，这是无论如何都无法实现的梦想。

李乾先生说：“中国以后只要不再出现长期的凭借武力的战乱状况，也就肯定出现不了毛那样有强烈乌托邦色彩的政治军事强人，因此陈永贵也是不可能复制的。”

部分同意李乾的这个说法：不会再出现毛泽东了。但是，不能同意历史就永远终结的看法——毛泽东和陈永贵就不再需要了，毛泽东也好，陈永贵也好，本身是历史的产物，在逝去的死历史过程背后是有着“活的逻辑”在起作用的，在今天这样一个组织化程度越来越高的世界里，人类还得生存下去，还要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角色而存在，“面对当权派的群众”则是一个无法超越的政治课题，深刻地影响到人们的政治地位和生存感受。一个在当权派面前没有任何发言权的人，一个作为专业劳动者而不是专业管理者的群众，如果只能作为生产工具和劳动力地位而存在，着不可能是人类的最终理想。不仅仅财富的拥有量是人们生存处境的重要标志，而且一个人的政治状况如何也同样重要，政治地位的高低，就跟一个人是不是百万富翁一样重要。陈永贵不脱离劳动，通过以身作则而不是强制性的管理手段去要求社员，这本身是一种未成熟的“政治制度”，在这样一种政治制度下，多数人虽然不是政治上的“百万富翁”，但是，其政治权利的拥有量也远远不是一张选票就能够比得上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自由派的理念有着其深刻的正义性——反应的是无权者的政治上升要求，自由派的不足则在于：在过度肯定形式民主和程序民主之外否定实质民主。正是在实质民主的基础上，“不怕干部”的政治地位对多数人而言优于“四年一次的选票”。毛泽东强调干部参加劳动，强调在干部与群众的紧密互动中间解决管理课题而不是干部垄断管理权力，毛泽东反对把劳动者的基本生存利益（就业机会和工资福利）作为管理者集中掌握的控制手段的思想，是永远不会过时的。

马克思设想共产主义社会是一种“自由人的联合体”，传统社会主义制度远远达不到这个要求，但是，老共产党人在根据地的政权实践以及后来毛泽东在文革期间高调重申的干部群众化要求，应该被视为是一种从“人类史前史”向“人类史”过渡的一种“中间状态”。毛时代降低干部对于管理权的垄断，同时肯定缺乏管理技术知识的“非管理者”也有参与管理并监督干部的额权利，这无论如何都是对传统统治阶级经验的一种超越，不仅不能按照中宣部的调子和精英们的感受认定是“封建专制的复辟”，而是应该看作是人类历史的一次关键性进步。

李乾先生说：“作为个人，陈永贵身上有很多传统的美德和优点，大寨能在数以百万计的大队一级农村基层单位里脱颖而出，肯定是有它特殊的原因的。但是当被赋予了一个他不可能承受的政治理想的重负，被拔高到一个他自己也无法正常面对的高度，被罩上任何人都不能不眩目的神圣光环时，大寨和陈永贵的先天不足所必然造成的负面影响和作用也是让人叹息的。但是相对于现在的那些比比皆是的贪赃枉法的官员来说，人们有足够的理由把陈永贵和大寨保留在美好的记忆里。”

老谢也说：“大寨说到底，不过是一个农业生产的先进典型，陈永贵是这些农民兄弟的带头人，他们那种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精神品质本来是很令人敬仰的。但在后来那种旷日持久的吹嘘、夸张和再塑造中，不仅扭曲了它原有的真实面貌，把它从一个生产典型变成了一个政治典型，而且又把它纳入到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轨道上来，只要一个新的政治运动来了，都要从大寨这个百宝箱中拿出一套完整的经验来，使得农业学大寨运动不断变味，不断庸俗化，这不仅难为了大寨人，也是造成了他们最终悲剧的深层原因。”

在否定农业学大寨的宣传中间，万里和他所雇佣的杜润生、吴敬琏等人说，大寨榜样走向了历史反面，承载了继续革命的很多实践内容，因此，必须加以否定，李乾先生也用自己的语言重复了这个结论。正是在这个方面，值得提出一个新问题来加以讨论：陈永贵提出“大批资本主义、大批修正主义、大干社会主义”的口号，除了作为一种理论的演绎之外，到底反应不反应真实的社会结构矛盾和真问题？毛泽东临终之前总结共产党内部的争论时，提到了两个关键性的政见分歧：合作化的时候党内就有人反对，批判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我个人倾向于认为，毛泽东的总结和陈永贵的管理实践，有着真实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这意味着在农村社会里面，规范的行政管理（少数专业干部通过集中性的管理手段如物质刺激、舆论和暴力强制）的作用范围是有限的，达不到有效干预多数人行动的力度，这就对农村政权提出了一个新的要求：只有走出传统统治阶级的管理视野局限，农村基层政权的执行力才能提高到满意程度。实际上，毛泽东在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实践，已经部分地超越了传统统治阶级的经验，这有着两个方面的根本性不同：一个是要求干部群众化、一个是要求群众参与管理过程并拥有批评干部的权力，没有这两个方面的突破，农村就没有具有起码执行力的政权。正是在这个维度上，毛泽东在革命时代和建设时代的思想没有任何差别：都是要求干部群众化同时授予被管理者参与管理过程的权利，为此目的，毛泽东把反对干部沿袭旧统治阶级管理常规的倾向当做主要的“阻力”进行反对，毛泽东毕生强调的“路线斗争”其内涵就在于此。在这个意义上，陈永贵领导大寨大队的方式，本身意味着一种肯定生产领域民主的政治样式，同时也意味着超越传统统治阶级管治经验的新政权形式，在这种政权形式下，统治阶级控制被统治阶级的常规需要被颠覆——这才是批判“资产阶级法权”的真实内涵和难度所在——共产党干部中间多数人喜欢“当官管人”而不是“带领群众”。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1963年在农村发动“四清运动”在城市搞“五反运动”，通过搞“清工分、清账目、清仓库、清管理”反对干部多吃多占并把基层干部“赶回”劳动中间去，是一种维护在根据地就已经定型的“新民主主义政权模式”。在1980年代的宣传中间，把“新民主主义说成是一种社会形态，说成是一种保留私有制的政策主张，这虽然不是彻头彻尾的造谣，但确实是一种选择性的遗忘——漠视新民主主义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实践，是一种政治权力、经济权力和文化权力的特定搭配样式，正是在新民主主义政治实践中间，共产党人领导者群众组织作为政治权力的基础（一个美国记者在华北根据地看到的政权执行力是“政府有理、救国会有权”），同样否定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的舆论则成为文化权力的内容，而掌握着土地和余粮的地主富农则是一种孤立于政治权力和文化权力之外的经济权力，这种权力分配的特定格局本身，导致一种“反对经济权力”的政策实践，八路军搞“合理负担政策”（实际上就是“向富人多收税”）和“减租减息”，这与国民党地区富人少缴税——实际上也是一切历史时期的政策实践——形成鲜明的对比。换言之，共产党基层政权的执行力，本身就意味着“政权非正规化”的结果，同时也是文化和政治权力反对经济权力的结果。

综合起来，李乾先生所拥有的自由派理念，有其合理性正义性的一面，反映了无权者介入和监督有权者的愿望。但是，否定毛泽东和陈永贵，意味着反对在人们生存最重要的工作领域，对实质民主的向往，这是不可取的，也是自由派长期无法说服左翼的关键地方。左翼肯定毛泽东、肯定陈永贵，并不是把他们作为个人来肯定的，也不是绝对肯定他们曾经有过的政治实践经验，而是肯定人们在生产过程中间提升政治地位的要求，多数左翼人士倾向于把生产过程中间的民主看作是比形式民主（选票政治）更为重要的民主。

一些激进的自由派人士，在批判集体农业时，说农民被剥夺了自主权成了干部的奴隶。这种激进的批判姿态，在反面构建了一个可怕的法西斯逻辑：只要是不在乎农民的政治权利就必然能够解决一切管理问题，或者说，所有的管理绩效只能从剥夺政治权利方面去设计。这样就形成一个悖论：那种最激进的批判在反面最高程度地肯定了所要批判的内容。从毛泽东时代集体农业的先进典型看，没有任何一个典型可以解读为“干部垄断权力有效地强迫社员付出了的过高劳动投入”，而是恰恰反过来，一切先进典型都是干部带头、群众积极的结果，大寨和陈永贵的典型，在这个方面是有代表性的。所以，老共产党人在根据地时代发动农民组织起来批判地主，所形成的新民主主义政权实践，与解放后的农村先进典型，有着共同的理论价值：正规化的政权和专职干部垄断权力在农村地区行不通，反过来，农村政权的执行力不可能通过强化干部的管理权力而实现。从这个角度看共产党高层的争论，就非常有理论价值：毛泽东要求干部群众化，意味着寻求农村地区的有效政权（这在根据地时代和合作化时代都是首要的政治课题），同时也意味着为“面对当权派的群众”寻求一个较为有利的政治地位（这被解释了是否背叛了“革命路线”和是否维持了政权的“无产阶级性质”和社会主义性质）。

因此，我个人倾向于按照共产党人的“管理人”角色，去解读毛泽东的所思所想，这样一来，毛泽东在革命和建设年代都是一个“总经理”角色，关注的都是如何有效动员群众的人力物力资源去实现革命和建设目标，也正是这个过程中间产生出党内贯彻始终的“路线斗争”——是否走出传统统治阶级的常规经验去处理官民关系。这样，毛泽东的政治实践和陈永贵在大寨创造的经验，就有着一种内在的契合：一种扁平化管理的实践（干部和群众的区别和距离最小化）、一种在农村地区也照样有效的“新政体”（新民主主义政权模式：政治和文化权力独立于经济权力）、一种肯定多数人政治地位提升要求的“社会主义道路”（反对专职干部以专业管理技术优势为借口垄断管理权力）。这样，毛泽东思想就其毕生的管理实践而言，意味着三个层次的思想，追求一种新社会（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权力利益差距的最小化），新社会的关键是新政体（不存在政治权力、文化权力与经济权力的合流），新政体的关键官民关系上的“扁平化”（经济平均主义以供给制为表现形式、政治平均主义以政治经济军事民主等三大民主为表现形式，非专业的被管理者也拥有参与管理过程和监督干部的机会）。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自由派的言说困境就产生了，在中国近三十年的统治阶级再形成过程中间，自由派人士跟随官方的宣传腔调——不承认毛泽东的管理者地位和问题意识，仅仅依靠彰显毛泽东的“不道德表现”去确立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实践的批判，对毛泽东采取一种绝对批判姿态明显有缺陷的。以《炎黄春秋》和李锐等人为代表的论证模式（这也是中央决议所确立的解释模式），今天很难再产生说服力和争取听众了，毕竟毛泽东和共产党政权是一个庞大的行政系统，政策主张和对干部倾向的要求，都是通过政策制定、施行和监督检验进程来体现的（无论这种行政系统还有多少缺陷），那种“毛泽东个人的奇特偏好——干部选择紧跟”的解释逻辑不可能有效地描述如此庞大的政权系统的运作。最近三十年的政治历史过程，最为显著的变化是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分配的两极分化过程，绝对批判毛泽东很容易被对立派批评为“新统治阶级的再形成”的辩护士。文革时期有一个概念叫做“三反分子”，这个概念隐含着一种政治判断：反对三者之一必然意味着同时反对这三者，我个人的建议是：对毛泽东的自由派批判需要同时说明对老共产党人和前三十年的政治实践中间的“实质民主”持什么态度？仅仅通过“举例证明”的方法，是无法毛时代“群众”对于“当权派”具有较高地位的“记忆”。因此，中央党校宋教授想要完成批倒“群众的怀旧情绪”的理论任务，就必须从这样一个逻辑困境中间解脱出来：通过否定毛时代的实质民主（群众在当权派面前具有较高地位）来为新的制度实践（或者为普世价值、美国文明）辩护。

自由派理念本身具有正义性，形式民主和程序民主也其价值，但是不能把论证形式民主的逻辑，错误地建设对实质民主的批判基础上。

二〇一〇年七月二十九日


附老田跟帖：

1980年代，对革命和建设历史的重新解读中间，肯定“中国革命的合法性”同时否定毛泽东对于官民关系上的政治和经济主张，是一种根据意识形态需要进行的“宣传设计”。肯定革命合法性是为了论证特定的当权派群体掌权有理，在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舆论下否定毛泽东关于官民关系上的扁平化要求，是为了肯定权力精英们的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力扩张要求。但是，革命和建设年代的毛泽东是不是实际上有区别，并没有经过仔细论证，自由派人士何清涟指出：否定毛泽东晚年实质上否定了革命的逻辑要求，这个看法应该是站得住的。


就我所知道的，海上很多网友不仅不是外星来人，而且还是地球上生存的年长者，在毛时代的经历比我多得多。我个人也认为自己的文章写得不够好、不够通俗，但是我并不相信某些网友完全不知道毛时代车间里、生产小队里面干部与群众关系，跟今天有什么不同，也不认为某些网友完全缺乏思维能力，不能够直观地这种对比中间提炼出来“官民关系差别”来。我的大量文章，其实仅仅只是围绕着这种人们日常的“政治感受”来讨论而已，从来不虚构天堂里面天使和魔鬼的剥夺，不仅不哲学，而且很世俗。
我在毛时代的“资历”非常浅，还是在农村这样一种政治边缘地区长大，但是我记得很多体现时代特点的东西，例如“愚公移山改造中国”、“植树造林绿化祖国”，“鼓足干劲学大寨加快步伐赶浠水”，“学大寨、赶昔阳，粮食生产过纲要”，政策口号化作为一个特色，我还没有开始识字的时候，就已经接触到了很多跟毛泽东政策主张相关的内容。海上很多人说他自己完全不知道毛泽东说了什么，在管理上有什么主张，这是不可能让人信服的，毛时代与今天的官民关系的变化，真正称得上是天翻地覆，有些人硬要说这些问题必须要列举所谓的证据来说明，我感到可笑。难道毛时代的毛泽东，还少了发言权，还少了把自己的意志传达下来的渠道吗？还遮遮掩掩不让人知道他说了什么主张了什么吗？反过来，靠什么把握毛泽东自己的思想，难道1980年代毛死后形成的宣传潮流，比毛泽东本人活着的时候就传达的各种政策宣示和发言更能够代表毛泽东本人吗？真人面前说假话是没有意义的，我把这个所谓的“不理解”理解为不想听你说的这些内容，既然是这样其实也简单：直接无视我的文章就行了。但是，还要继续在“不理解”说些什么，这种行为我个人理解为“凡属通不过我的通俗标准的，要剥夺发言权”，一般情况下我是选择“无视”的。今天特意回复一下，目的是避免以后的回复，也为了提前反驳那种“为什么不回复”的追问。

tuffy05

同田立为先生商榷（一）/李乾

看到田立为先生这个帖子有点意外，一个即兴跟帖竟引来一篇六千多字的文章。作者是我熟悉的一个执着又不乏理性的的朋友，思想碰撞对我来说从来都是整理自己思想，清晰自己认识的机会，从这个角度来说，应该感谢这篇文章。
我的跟帖只是就事说事，不是论毛的一个专文，前部分是说毛的在长期的武装夺取政权的过程中，已经一步步形成了无人敢挑战的权威，毛的超人智慧和能力是为全党所折服的，这个折服在1949年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已经成为全党的一种共识，这个共识的一个最可怕的后果就是让尼采的超人哲学成为党章和宪法的背书。因为有这种权威，他才能一言九鼎，才能让陈永贵从一个大队的支部书记一步登天成为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后部分主要是想说陈永贵和大寨自有他们的可取之处，但承受了他们不应该承担的政治重负，功过是非历史自有评说，现在人们的大寨情结可能更多的是对现在的贪赃枉法的官员们不满引起的。
田立为先生对此完全不能同意。他说：“明显可以看到李乾先生说的不是事实。毛泽东的智慧从来没有折服过党内多数干部，而是历来受到多数人反对的，这是从井冈山时期就开始的。”
我说的只是一个很具体的事情，说的文革中陈永贵一步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田立为先生一下却说到在那之前四十前的井冈山。四十年前毛在井冈山的处境和四十年后的陈永贵有什么关联？四十年前，共产党还是一个草创不久就被宣布为非法，并且还没有一个成熟稳定的领导核心的组织，毛泽东还只是游走在这个组织的核心和非核心之间；四十年后这个党已夺取了政权、已经形成了稳定和权威的领导核心，而毛已是这个执政党的最高领袖。把相隔四十年的毛泽东同日而语，显然是没有道理的，把这和陈永贵扯在一起，更是风马牛不相及。
田立为先生说毛“从来就没折服过党内多数干部”，这个说法让人无法理解。田立为先生是不是说在党内的任何一次表决中，毛从来都是少数派？如果这就是田立为先生想说的，那么显然这不是事实。因为我们都知道太多的史实，这些史实证明毛在最后的表决中都是有巨大优势的。如毛担任党中央主席和中央政府主席，如《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等，都是就是全体（至少是绝大多数）中央委员举手通过的。包括后来陈永贵当上政治局委员也是走了合法程序的，尽管这只是顺从了毛的意志。
如果田立为先生想表达的意思是：毛的意见和想法在最开始时，总是不被多数人理解和同意，这样说有部分是事实，这种情况次数还不算少。共产党执政后至少在农业合作化问题，在“高饶事件”、在“反冒进”、在59年“庐山会议”、在71年“庐山会议”等问题上毛一开始是少数。除了高饶事件”是因为高岗这个不合格的学生在执行毛的意旨时把事办砸了，且不能忍辱负重，自杀的选择又让事情没有了回旋的余地，毛在多数人的意志面前作了让步，让已死的高岗作了替罪羊，没死的饶漱石也因此当了陪斩，在秦城的铁窗里渡过了余生。（顺便提一下，当年在高饶问题上的胜利者后来都没有逃掉被收拾的命运）。哪一次不是毛的意志大获全胜？“小脚女人”刘少奇不是不得不改变自己在合作化问题上的态度？反冒进的周恩来不是一次又一次沉痛地检讨，甚至表示要从总理的位置上退下来，从此就死心塌地地紧跟而绝不敢越雷池半步？对大跃进只是说了几句实话的彭黄张周不是一次又一次地检讨还不能过关？不是据此还在党内搞了一个声势浩大的反右倾运动？特别有创意的李井泉还在传达会议精神之前先念彭德怀的意见书，让没与会的干部谈认识，使得太多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自投罗网，当然这些人最后都是痛心疾首地检讨了自己。71年庐山会议的前半截不是会议一边倒？不也同样在毛的意志面前发生了大逆转？如果田立为先生也承认这是党内高层对毛的折服，那么田先生就在表述自己的意思时出了词不达意的状况，如果田先生还坚持认为这些都不是折服，那我只能无语了。
在这些问题上毛的是非对错不是此文讨论的内容，只是想说在这些问题上党内高层对他的“折服”是不争的事实。“折服”在《汉典》里面的解释是“让人屈服或服从”。我说“毛的超人智慧和能力是为全党所折服”，很清楚地表达了这样一层意思：党内高层们不管心里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会怎么样想，但最后一定会举手支持毛的意见，并且任何人都没有挑战毛的最高领袖地位的胆量和意识。
田立为先生说：“毛泽东反对把劳动者的基本生存利益（就业机会和工资福利）作为管理者集中掌握的控制手段的思想，是永远不会过时的。”
我不清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的依据是什么，是毛的一段或几段论述还是毛的一以贯之的实践？
针对这个结论先说当时中国劳动者数量最大的人民公社的社员。
他们的就业机会就是春夏秋三季下地劳作而在冬天上水利工地，他们的工资福利就是那维持生存的工分。他们除了这样的就业机会还有能其它的机会吗？除了这样的工资福利他们还有能其它的工资福利吗？管理者们不就是用这样的控制手段把他们终生都紧紧地拴在土地上而不能离乡土半步吗？毛反对了这种管理吗？这种制度本身难道不就是他设计和制定的，合作化运动就是这种管理的开始。
再说第二大数量的工人。
他们的就业机会和工资福利不是一直掌握在管理者手里么？要想改变这种状况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工人成立自己的工会，让工人有力量在管理者面前争取自己在这方面的权利。然而毛不是一直用强有力的手段让党领导一切么？文革前哪一个成立了自己的组织不是下了大狱甚至被杀头的？毛什么时候说过让工人成立自己的独立的工会？还有一条路就是让工人可以脱离出去自己创业，可是连已有的私营企业都在毛的规划下用公私合营的名义收归了国有，这两条路都被毛完全堵死。
田立为先生这个结论是被毛的实践完全否定了的。如果田立为先生是根据毛曾经说过的话来作出这样的结论，那是没有意义的，唯一有意义的地方就是说这反映了田立为先生的良好愿望，我也有同样的愿望。
田立为先生说：“一些激进的自由派人士，在批判集体农业时，说农民被剥夺了自主权成了干部的奴隶。这种激进的批判姿态，在反面构建了一个可怕的法西斯逻辑：只要是不在乎农民的政治权利就必然能够解决一切管理问题，或者说，所有的管理绩效只能从剥夺政治权利方面去设计。”
这段文字的逻辑很费解。“说农民被剥夺了自主权”就会导致“所有的管理绩效只能从剥夺政治权利方面去设计”这样一个结论，这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在哪里？
相反，49年后农村的实际就是管理者“用不在乎农民的政治权利”来“解决”农村的“一切管理问题的”。如果田立为先生的结论改成“从农民被剥夺了自主权中尝到甜头的管理者们认为所有的管理绩效只能从剥夺农民的政治权利方面去设计”倒是符合事实的。如果田立为先生认为这是极不合理的，那么我和你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完全一致。
田立为先生说“毛泽东思想就其毕生的管理实践而言，意味着三个层次的思想，追求一种新社会（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权力利益差距的最小化）”。
如果仅只是说到管理者和被管理者，这话还有一定的道理，毛提倡的以“两参一改三结合”为主要内容的“鞍钢宪法”体现了这个愿望。但如果说毛要把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的权力利益差距的最小化，是不是有点信口开河之嫌？是不是有点太不着边际了？
49年后谁是被统治阶级？我想肯定不会是工人阶级，也不会是以贫下中农为主体的农民。那就只有以地富反坏右为代表的反动阶级了。他们有权力吗？没有，在任何权力都没有的情总况下，权力利益差距的最小化从何谈起？当然，在“只许规规矩矩不话乱说乱动”也算权力的情况下是可以这样说的，但这也只能是权力利益差距的最大化。

tuffy05

再回李乾先生——关于对历史与历史人物的理解

老田

在观点差异很大的人中间，争论和交流是困难的，但这件事值得做，所以继续尝试一下。

我这篇文章集中谈两个问题：一是1980年代否定毛泽东“路线斗争”论述时，真实的内涵是掩盖和否定“当权派”有着自身的特殊利益，这种宣传本身是为了反驳毛泽东的“路线斗争”“阶级内容”的看法的，这种反驳是否成立是需要谨慎考虑的，不能够简单接受。第二个问题是想说，说毛泽东主张集体化就必须为管理过程中间的政治不平等负责，这是拔高了毛泽东的代表性，我个人的看法要把争论要放置在一个行政系统内部去，需要转移到“管理内部区别”中间去讨论，而不能停留在“管理之有无”这个边界线上，否则很容易接受那种精心设计的宣传。

我说李乾先生说的不是事实，并不意味着“没有依据”，恰恰相反，李乾先生说的“多数当权派折服于毛泽东的智慧”反而是1980年代宣传的主调，这种宣传是与文革期间毛泽东自己反复申说的“路线斗争”模式截然相反，按照“路线斗争”模式，当权派的行为要受或者说主要是受到自身的权力和利益要求驱使，从而在总体上表现为一种自我重复并自我复制的“稳定倾向”，这种倾向毛泽东用各种语言和方式进行反对，井冈山时期要求干部群众化、推行三大民主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延安整风运动中间把这些倾向归结为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要通过整顿三风来解决，建国后1951年年底就开始搞“三反运动”，57年要求用说服替代压服的正处讲话受到党内多数人抵制，后来的四清和文革运动中间毛泽东都是要对准当权派但是党内多数要整群众也同样如此。这每一次主张，因为直接地触犯当权派的利益，都无法落实。

共产党内部这些在每一个历史时期都表现出来的干部对于管理方法、对于上下级关系的实际追求，都能够帮助我们从中间提炼出来争论背后的“权力和利益分配要求”，从而把握到掌握着政治权力这个特殊群众有没有特殊的利益追求，如果有的话，这些追求是什么，又是怎么表现出来的，我始终毛泽东本人的角度来提出这些问题，一个关键的原因在于有且仅有毛泽东这么一个人把自己的眼睛始终盯在当权派身上，追寻他们按照自己利益行事所表现出来的共性问题，并作为路线斗争来看待，在文革时期还以“阶级分析”的方式来剖析，用通俗的话来说，毛泽东发现当权派总是在追求自身的权力和利益，这种利益追求总是表现为与各种“错误路线”，本质上是特殊地位所形成的特殊阶级利益。

李乾先生列举了很多毛泽东从少数变成多数，党内多数不同政见者反对无效的说法，来佐证毛泽东的“智慧”“折服”过党内多数，这只有选取有限的、那些被反复公布的事实，通过一套特定解释逻辑唯一地与毛泽东的态度联系起来，进行因果关系理解之后，才能得出李乾先生说的结论。关键在于，这样的事情在毛时代27年时间内占据多大比例，在共产党这个庞大的行政机器中间起到了多大作用？是不是就已经抽样调查的“代表性样本”价值？即便这些回答都是肯定的，毛泽东在有代表性的会议都最终取得了多数票，有了相应政策和决定，难道这就是当权派的实际作为吗？庞大的当权派群体有没有按照自己的利益要求进行选择，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那一套？所以，政治事件本身的代表性是需要考虑的，事件的结果也不能仅仅停留在多数票和纸面决议上，李乾先生说这种种，明显简化和省略了不应该忽视的内容，也因此就与原先的“主题”有了很大的扩张和偏移，等于是转移了话题。我说毛泽东始终没有折服过多数当权派，是说这些人有独立的利益和权力要求，由此还产生了官场的潜规则，如果仅仅从官方宣示和纸面宣传上看，咱们中国的工人虽然都彻底雇佣化了但国家性质还处在社会主义状态中间呢！

1958年毛泽东正面提出批判资产阶级法权，1960年提倡鞍钢宪法批评马钢宪法，临终之前还表示要批判资产阶级法权，要在公有制条件下限制八级工资制。不知道按照李乾先生的理解，算不算得上毛泽东本人对于管理中间的官民关系、在管理手段上的正式看法，如果算得上的话，那么，主流媒体批判了很多年的“平均主义”“大锅饭”算不算得上是一种有代表性的管理实践，如果算是一种有代表性的管理实践的话，那么，这能不能与毛泽东的长期主张（以及他对反面主张的批评）联系上，如果联系得上的话，我觉得相互对话就比较容易进行，最低限度也可以大大提高对话的效率，较快地把争论转移到呈现双方在同一个问题上的不同看法上来，而不是停留在争论这个话题和那个话题的反复，不停进行概念的重新定义。

这些内容，作为亲历过毛时代的人，本来就是人所共知的，恰恰相反，李乾先生说所举的那些例子，在毛时代普通人则根本不知道，就我的访谈所及很多当权派也并不知道，假如这些范例要在一个行政系统内部起到引导作用的话，前提是信息传递出来让人们知道，如果毛泽东的态度当权派根本就不知道他们还怎么去“折服于”毛泽东呢？对于霸占把事后披露的信息，去解释过去历史的逻辑，在时光不能倒流的情况下，应该有足够的常识对此给予足够的警惕。毛泽东作为共产党这架庞大的政权机器的最高掌舵人，如何评价毛泽东及其政策主张，本来应该从政策制定、下达、执行、监督和考核系统来提取有效信息给出评价的，但是，1980年代的宣传给人们的印象毛泽东是一个生长在某个村子里的老太太，他某些邻居的隐蔽态度和喜好甚至是生活细节反而影响了历史进程，他本人政策主张、通过行政系统下达的规章制度反而是不重要的，这种宣传竟然通行了三十年？！在农业问题上，毛泽东有很多政策宣示曾经宣传得尽人皆知，例如1956年的农业《四十条纲要》，1958年的“八字宪法”，1961年亲自主持制定的《人民公社六十条》，1964年的农业学大寨，这些东西起过作用没有？如果起过作用的话，作用又是什么？这在1980年代的宣传中间都选择性遗忘了，反而从前从未听说过的毛泽东主张农村要搞“一大二公三纯”（李锐宣传的），杜润生宣传说他自己和邓子恢是生产力决定论、毛泽东是生产关系决定论，毛泽东这个事后才宣传出来的态度，决定了各级当权派的态度。如李乾先生所列举的“小脚女人”争论，历史背景很清楚，是在争论“初级社”而不是高级社时期发生，这种态度到底如何影响到后来的高级社进程，难道不值得考虑吗？一个在高层争论中间完全没有讨论过的历史过程，却归结到毛泽东的态度上，难道不需要追寻一个“当权派如何对待政策”的独立态度和动机吗？仅仅依靠强调毛泽东的态度在当权派中间特别重要就足够了吗？这明显不合逻辑。

在工业和城市中间，1980年代以来的解释是毛泽东主张社会主义改造，刘少奇主张新民主主义，可是李维汉作为这一决策的亲历者却有不同的说法，1986年出版的《回忆与研究》中间说，在1953年6月中旬讨论他对私营企业的调查报告中间，毛泽东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刘少奇、周恩来当时就热烈支持事后也从未反对过，同样，1956年年初“敲锣打鼓”快速合营也一样没有高层决策和政策依据，但是，这却被解释为毛泽东那种与刘少奇的对立态度造成的“极左”结果，说成是毛泽东的态度影响了历史进程，这难道是事实吗？很明显，无论是合作化还是快速改造过程，各级当权派的选择是很重要的，但是作为的党史国史研究完全不提供这个方面的材料，这难道是偶然的吗？1980年代根据决议而形成材料选择和解释逻辑，既缺乏文献依据，又脱离现实的解释，早就应该激起人们的警觉和思考，但为什么至今没有反思、没有追问呢？普通人诚然外在于决策过程，也不需要对高层决策负责，但是轻信和盲信宣传，对违反常识的解释缺乏起码的警惕，反而在某种程度上成为虚假解释的维护者和宣传者，这会不会鼓励统治阶级那种捏造历史和事实的态度？

对我个人而言，我完全不相信把重大历史和政治过程解释为通过几个人的争论、几次历史事件、几个历史人物的起落来解释，权力和资本确实都很强大，掌握权力和资本的代理人群体还是有自身的利益，普通的人们在生产和生活中间也还要受到自身利益和愿望的驱使，要认真研究和把握历史“上中下”三个层面都是需要追问的，用毛泽东一个人的态度和偏好来解释历史我历来认为是造谣，目的是为了掩盖某个阶层的丑恶，底层很多人简单地追随这种虚假的解释，除了被剥夺了知情权受到误导之外，有些人则是有自身原因的——把自己的责任通过这一虚假的逻辑转嫁给别人，这种“小小”的私心助长了一种政治上的机会主义态度——最大限度地维护和利用虚假的宣传来揽功诿过，结果是不自觉地把自己绑上了对立面的“宣传战车”。在民间传说中间，那些祸害人们的魑魅最喜欢人们犯错误，而那些不能批评自己小错误的人，很容易成为别人的棋子和工具，文革之后高官提出“历史线条宜粗不宜细”，甚至在现实中间鼓励把过错推卸给遥远的个人，很多人自以为这是满足自身的需要代表了自己，实则大谬不然，这实质上在基层造就了一支伪历史的信奉者和宣传者队伍，就跟商场中间发财欲望最强烈的那些人最容易上当受骗一样。对于底层民众来说，正确对待自己才是追求“独立”和“自由”的正道。所以，我也倾向于对于文革中间的而言，斗私批修比当权派更加重要，因为缺乏驾驭政治的经验和管道更容易受人利用，为了不被利用只有比当权派更为彻底地超越自身的私利私欲才有可能。在理解和解释历史的时候，“对弱势群体要进行高要求”是竞争方略的需要（如果作为政治上的逍遥派就不需要这个，但是，只要一参加政治过程并发表自己的观点看法，这一点就成为最起码的要求，否则肯定会适得其反），在没有主导权的时候更加不能想着“吃现成”，这对于追求自由或者寻求解放的人士而言，是至关重要的，否则，主观上想要“利用强势群体”，结果客观上却“被强势群体所利用”，从文革以来三十年的变化看，这中间的教训难道还不能深刻吗？

还有一个更为关键的问题，即便是李乾先生从1980年代宣传中间截取的事实，完全没有经过官方造假处理，但是在解释上依然有极大的疑问，这列举的事例中间，每一例都隐含地假设了一个“双头博弈结构”——一头是毛泽东、一头是李乾提到的那些人，这种解释成为1980年代宣传中间对党史和历史事件的主导性解释，这在反面就把毛泽东设置为一切重大事件的唯一原因和动力，就好像毛泽东是全能、全知和全在的上帝一样，每一事件的发生和发展过程、转折和变化的契机，毛泽东都在场亲历，因此每一个重大历史事件都只能与毛泽东个人意愿和偏好联系在一起来解释。这种解释逻辑，从一个孤立的个人身上寻求如此庞大复杂的政治和历史过程的原因，算不算一种方法论上“个人崇拜”？假如这种个人崇拜成立的话，那当然就可以把共产党内部多数人的行为动机全部遮蔽掉了，其他人的态度、看法以及个人利益动机都成为无足轻重的事项了。

我个人倾向于反过来看问题，1980年代的主流宣传那个非常功利的目的——遮蔽掉当权派的私利和私欲在政治行为中间作用，以此为据重新解释历史是不成立的。本来，对于文革期间有着丰富的“造反”和“被镇压”经验的造反派，应该是最容易走出这种“方法论个人崇拜”的，最低限度是不会相信当权派就象“洁白的羔羊”没有任何私利私欲的假设，从而相信共产党内部各种重大事件唯一动力就是毛泽东的宣传——用毛泽东的个人意志、偏好和胡闹来解释一切，从认识上也应该最能够认识到当权派自身私利对于政策选择和执行的影响的。真实的历史需要加上对于当权派的真实动机的解剖，同时还要加上参与政治过程的底层民众的情绪和态度，只有追加了“中间层（当权派群体）”“底层”（普通民众群体）自身的利益追求和选择之后，历史解释才能相对地接近真实，反过来，把某个特定的个人、某个党派或者体制作为解释一切历史现象的手法，我向来认为是造谣。但是，今天我反而是在与一个当年坚定的“老造反”争论是否要把当权派作为理解历史政治过程的一个独立的推手，这不能不说是令人遗憾的一件事。只要是把当权派作为政治过程的一个有自身利益和追求的独特动力群体来看待，我个人相信与李乾先生的争论就会很有效率，而无须讨论1980年代以来确立起来的那种历史解释逻辑的真假。

至于李乾举工人和农民为例来说服毛时代管理的强制性，我认为李乾先生不仅转移了话题而且转移了话题的边界，李乾先生是站在“有无管理”和“要不要管理”的边界上进行比较和发言的，在这个地方，我赞成李乾先生的大部分看法：管理必然以某种程度的官民关系不平等为基础，在管理中间被管理者许多关键利益受到管理者的干预。按照李乾先生的逻辑走到底，诚实的争论者应该与老子保持一致：最后只能是小国寡民、结绳而治。我所要说的问题不在李乾先生理解的这个地方，而是要把管理作为不可逃避的事实本身，作为无需讨论的前提和现实，然后深入到管理内部去，比较这样一种管理方式和那样一种管理方式，这样，才有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区别，才有所谓的“无产阶级政策”与“资产阶级法权”区别。

李乾先生没有仔细思考管理内部的问题，仅仅沿袭官方宣传和主流学界对于集体农业的批判，问题在于：中国的小农在使用畜力的情况下确实还可以方便地恢复到家庭耕作，但是城市和工业内部里，难道也要这么办吗？仅仅批判农业不批判工业，最低限度也是“不诚实”的——没有用同一个标准来观察社会，但是，只要把这个批判应用到工业和城市上去，这种批判的荒谬性就暴露无遗了。根据这种逻辑去批判毛泽东和毛时代，这是另外一种方法论上的个人崇拜，不恰当地把毛泽东上升到“管理事业的唯一主张者”地位，这无论如何都是瞎说，不管是毛泽东还是有些人喜欢归结的斯大林，他们都没有资格去代表从无管理到有管理社会的过渡。因此，常规管理无法超越“下级受制于上级”的科层制组织，不能超越上下级的不平等，这些责任也不能强加在毛泽东或者斯大林头上。公有制社会和私有制社会的巨大区别，不在于所谓的创业自由，说创业自由这是一种逻辑转换：把生产领域或者是经济领域的问题按照政治领域的标准进行评判。人作为生产者在生产领域活动，在前工业社会要以担负繁重的体力劳动为主，即便是在工业社会里头也要以失去自主安排劳动过程控制劳动成果的“自由”为代价，这是要以利益为目标还是要以“自由”为目标？1980年代宣传能够与普通人的理解相互契合的地方，在于中国的农业特别落后，占人口一半的农民还能够方便地回到小农经济时代，这种批判还有一个现实的出路，但是，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则是90%以上的劳动力人口都得在上级监督和考核下工作，这难道能够理解为一种中国人特别是中国农民“政治自由”特别多吗？

大同社会已经崩溃了，共产主义至少目前还没有实现的可能，人类从无管理社会走出来，目前还必须停留在一个“管理社会”里，这不是毛泽东或者斯大林能够决定的。对于这个社会中间的管理手段，老子的论述很精辟：“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人心不乱。”在老子看来，每一种管理手段都会走向反面，但是，问题在于人们还得依赖这一柄副作用多多的拐杖。农民确实分了田，但是，现代技术对于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的潜力就只能是白白放弃了，三农问题怎么来的？海上很多人虽然不是农村长大的，但都有农村生活经验，如果没有一个集体作为支撑，购买机器包括学会简单维修，投资和学习成本之高（所需要投入的时间和精力）都不是一个家庭所能够承担的，实际上所有的新技术都存在着投入、风险和学习成本问题，这才是三农问题的核心——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农民耕作规模很小同时收入水平很低，要在生产和生活中间尽可能应用新技术带来的好处，没有合作是不可能解决。集体农业不是因为自由，不是因为要终结农民家家自己当老板的愿望，而是因为不合作就不能解决生产中间的问题，毛时代的集体农业如李乾先生所言，还主要是着眼于以集体组织为依托让农民高水平投入活劳动来“改土改水”提高单产解决吃饭问题，但今天的问题有所不同，没有了集体就无法实现投资、风险和成本的分摊，提升单一产生单位的投资和学习能力，因此农民对新技术的购买能力停留“单个生产单位小于10亩”的赢利水平之下，结果导致农民永久性地停留在“现代之外”。邓小平时代宣传单干的好处，批评毛时代的集体农业，在农民还主要依赖传统技术时这种批判还有一个现实的出路——解散集体农业，但是，如果肯定农民有必要超越“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耕作方式，在生老病死方面也有必要享受超越家庭和亲戚互助的社会保障，这种批判就不可能成立了。

所以，我有一个提高争论效率的建议，最好是从“管理社会”的现实出发来争论，最好把共产党的历史和政治放置在一个科层制系统中间去看，这样，选取什么样的例子（信息）并按照什么样的解释逻辑才能够更好地形成对比，争论的问题就可以集中到：管理中间的官民不平等程度能够降低到什么程度？管理者控制和掌握被管理者命运的权力可以被削减到什么程度还能够不损害管理绩效；换言之就是保证人作为生产者角色继续投入足够数量活劳动的情况下，由管理者集中行使的干预权力可以降低到什么程度？只有把眼光拉回到这种“微不足道”的地方，才有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区别，才能看到中国和苏联、美国的区别；如果继续把眼光盯在“管理之有无”那个边界线上，毛泽东跟斯大林相似性固然很高，但是跟资本家根丘吉尔又有多少区别呢？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1980年代的宣传最低限度是不诚实的（还不说事实上的造谣），根据这种宣传，把毛泽东从一个官僚体制和当权派的长期批判者转换为一个官僚等级体制的维护者，这样的话，还能够在哪里找到一个历史角落来放置邓小平、刘少奇这种长期主张“管理正规化”的人士呢？

二〇一〇年八月三日

tuffy05

与田立为先生商榷（二）/李乾

田立为先生在文中说：“当权派的行为要受或者说主要是受到自身的权力和利益要求驱使，从而在总体上表现为一种自我重复并自我复制的‘稳定倾向’”。
这说明权力一旦形成，它似乎就有了生命，就有了自己的意识和运动轨道，就有了恶性膨胀的本能。对此我和田立为先生有相同的认识。
田立为先生说：“当权派总是在追求自身的权力和利益，这种利益追求总是表现为与各种‘错误路线’，本质上是特殊地位所形成的特殊阶级利益”。
我解读这段话的意思是：当权派因特殊地位形成的特殊利益本身就是“错误路线”的表现。把代表老佰姓的利益看作是正确路线，把代表当权派自身的特殊利益作为错误路线的最本质特征。此说言简意赅且非常有创意，深以为然。遗憾的是田立为先生没有说出该如何判断？由谁来作最后的判断？
田立为先生说：“遮蔽掉当权派的私利和私欲在政治行为中间作用，以此为据重新解释历史是不成立的”。
部分同意此说。不少当权派在言说文革或者更久远的往事时，不说一三五，只说二四六，遮蔽掉自己所作所为里的私利和私欲，更有甚者的是给自己的私利和私欲罩上一道政治正确的光环，如此炮制的历史当然只能是有缺陷的历史，甚至是面目全非的历史。应该承认确实有以老百姓的利益和民族的兴盛为重的共产党人，连千年之前的古人都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胸怀，况乎民主大潮影响下的现代中国呢，一概而论也是不合乎实际的。
从上面所说的来看，我和田立为先生是有共识的，这共识主要集中在对当权者的过去和当下的认识，认为当权派手里的权力从来就受到过有效的监察和制约。
但我和田立为先生的分歧也是明显的，这分歧主要表现在这个从来没有受到有效监督的原因的解读上。我想讨论的重点不仅要弄清楚我们的分歧具体在哪里，更重要的是尽可能地弄清楚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分歧。
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田立为先生十分肯定地认为毛泽东一直在进行着限制当权派们对权力滥用的努力，从建党之初起这个努力就开始了，建国后更是为此日夜操劳，最初的三反五反（包括杀掉张青山、张子善），整风运动、后来的“四清”、社教等，无不如此。然而在当权派们的顽强的抵制下，毛的种种努力不仅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相反当权派们为自己的权力寻租的冲动越来越强烈，情况越来越严重。毛因为这个努力还遭到党内高层越来强烈的抵制，并且面临着一步步被架空的局面。在这样强大的要让人民重新做牛做马的势力面前，毛泽东不得已发动了文革，其目的就是要实现对当权者（权力）的监督和制约，保证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力。这些就是田立为先生在这两篇标明要和我唱反调的文章里告诉我们的。这样的解读不一定非常准确地表述了田立为先生的想法，但大体上是不会错的，田立为先生的只要是论及毛和文革的文章都表露出了这样的认识，这也是田立为先生成为新左派代表人物之一的主要原因。
我希望这就是历史的真实，这个真实的前提是：在论及毛时，田立为先生必须要否定掉自己的“当权派总是在追求自身的权力和利益”的这个认断。然而即令这就是真实的历史，也仅仅只能证明毛泽东的所开的药方是于事无补的，毛所有的努力都无济于事，不然就无法解释毛每一次努力的结果都是让问题变得更严重的现实了。说明毛所有限制当权派权力寻租或曰防止权力腐败的努力都是南辕北辙、事与愿违的，不然田立为先生就没法解释毛为什么要发动文革，如果所有以前那些措施都是有效的，那发动文革不是没事找事吗？一系列付出了巨大的社会成本的种种努力却一而再、再而三地无功而返，难道不应该引起所有的亲历者和关注者的警醒和反思吗？这无情的事实本身不就宣告了这种思维的错误和荒谬吗？
在田立为先生看来，文革是毛想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后努力，并坚定地认为文革这是解决这个问题的伟大创举，如果文革成功，腐败问题就会得到真正的解决。我想问的是：即令侥幸地文革是另一个结局，问题就真得到了那怕是暂时的解决？那些新当权的就会比老当权的好？是不是更坏我不敢说，但我肯定不会是更好，这不是凭空想像，只要想一想田立为先生自己说的“当权派的行为要受或者说主要是受到自身的权力和利益要求驱使，从而在总体上表现为一种自我重复并自我复制的‘稳定倾向’”就可以得出这个结论。
胡厚民是被公认的湖北最思想、最有远见、立场最坚定的造反派头头，就这样一个代表了造反派最高水平的人，在文革的后期不也在不自不觉中开始亲近、重用那些阿谀奉承、善于钻营的人？不是也有了一点不那么能上台面的事？要知道那时候造反派的处境还非常险恶，远远还谈不上掌了实质上的权，然而权力对人腐蚀已开始在这批人身上不同程度地表现出来。没有任何体制和制度上的变化，仅只是一些人下来一些人上去对社会的进步有什么意义？
我在《迷失与求索》里写有这样一段话：
“文化革命是晚年的毛泽东在作为一个国家体制的设计者和最高领袖的同时，又希望作为受该体制压制的下层民众利益的代表（或许还有别的动机），向该体制的阴暗面发出的一个看起来轰轰烈烈的宣战。企图用人治的方式去解决在一个人治社会里必然会出现的种种弊端，这本身就是一个悖论，一个注定要失败的悖论。”
细心的朋友都会发现，在和田立为先生讨论问题时，根本不需要劳神地另外去引经据典，也不需要费心地找出一个什么新的理由，只要用田立为先生自己的甲论去反驳田立为先生的乙论就行了，原因就在于田立为先生的立论使用的是双重标准，或者说是自相矛盾的。
就拿上面引用过的田立为先生的话来说吧，田说“遮蔽掉当权派的私利和私欲在政治行为中间作用，以此为据重新解释历史是不成立的”时，显然只是针对刘、邓一条线的人，毛和毛的一条线是不包括在内的。在田立为先生看来，“重新”解释之所以不能成立，是因为他们“遮蔽掉当权派的私利和私欲在政治行为中间作用”，那么田立为就是在这里捍卫以往的历史解释了，问题是你凭什认定重新解释之前的历史就是真实的呢？换言之，你凭什么说以前的当权派就没私利和私欲呢？如果你肯定以前的当权派是没有私欲和私利的，那么你说的“当权派总是在追求自身的权力和利益”又如何解释呢？

tuffy05

第三次回答李乾先生
——再谈毛泽东的管理思路、真实的社会权力结构和制度演变


李乾先生说：“把相隔四十年的毛泽东同日而语，显然是没有道理的，把这和陈永贵扯在一起，更是风马牛不相及。”

李乾先生还说：“‘说农民被剥夺了自主权’就会导致‘所有的管理绩效只能从剥夺政治权利方面去设计’这样一个结论，这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在哪里？”

李乾先生还说：“文化革命是晚年的毛泽东在作为一个国家体制的设计者和最高领袖的同时，又希望作为受该体制压制的下层民众利益的代表（或许还有别的动机），向该体制的阴暗面发出的一个看起来轰轰烈烈的宣战。企图用人治的方式去解决在一个人治社会里必然会出现的种种弊端，这本身就是一个悖论，一个注定要失败的悖论。”

争论逐步接近双方分歧的核心问题，李乾先生肯定法治，贬低人治；我个人倾向于不使用法治和人治这样的概念，而是肯定社会的真实权力结构或者力量对比会先于制度起作用，制度如果没有真实权力结构的支持就不可能有效，法治不能够从天上掉下来，也不可能在力量对比问题没有解决、经验积累过程尚未完成之前就能够“从外部抄袭”或者“从上面设计”出来。我这篇文章集中讨论管理模式及其背后的真实权力结构，以及政策（决策）与权力结构对于历史政治过程的作用有什么不同，从而提出双方的不同看法和观点到底在什么地方。

李乾先生在新的回答中间提到“腐败”和“寻租”问题，我个人同意以此作为权力滥用和自利运用的尺度，而监督效果或者法治效果也可以用官场腐败程度进行检验，毛时代特别缺乏正式的制度和机构来承担繁复职能，有的只是系列有群众参与的运动，后毛时代建立起多种监督机构和法律制度，例如党内的纪检和监察机构，政府部门的审计机构，公检法部门的大力强化，但是，腐败和寻租事业却江河日下一泻千里。这不能简单说明，人治比法治更有效，但是，却能够说明人治、法治这些概念的不合适，无法概括一个社会和官场中间真实起监督作用的那些力量。我老家的长辈告诉我说“现在无官不贪，要是再搞一次系统四清就好了”，这按照李乾先生的看法是肯定了人治；大学的教授们说要是实现民主治理，就能够解决这些问题，新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确实通过了，也在农村实践了，这是法治和民主，但是对于腐败毫无效果。作为一个在农村长大并且对现实官场有所了解的人，我个人倾向于肯定叔父的看法，事实也检验了教授们看法的无效。所以，我始终建议回到真实的管理过程，回到真实权力结构的官民相对低位高低，尽可能避开一些争议很大、与现实的对照性又差的概念，这样，就有可能避免把时间浪费在重新定义问题、反复厘定概念内涵的“口水战”上，最终，连争论双方准确了解对方真实观点和看法的“最低交流目标”都达不到。

这篇文章我还是回到双方想象管理的不同方法上。

如果管理被彻底想象为“管理者通过集中运用的各种管理手段去监控被管理者”，就必然导致这种认识：反对管理者权力增加和运用管理手段就是反对管理本身，我说这句话是针对一段真实的历史背景，1979年“理论务虚会”之后于光远领着冯兰瑞等人论证“按劳分配”就是好，完全不是“资产阶级法权”，说批判物质刺激就是主张“无政府主义”，他们这些人实际上是代表邓小平出来发布与毛泽东的“不同政见”，这些人还在批判“四人帮”的名目批判毛泽东反对物质刺激、利润挂帅的思想，随后就是省部级专家石仲泉（正部级写作组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等人出来翻译发生错误——资产阶级法权正确的译法是“资产阶级权利”，所以，毛泽东以官民关系合理化来提出问题马克思根本就没有讲过，在老祖宗那里没有依据。多数人并不对历史过程特别感兴趣，为了避免争论复杂化，我也省略掉了这个历史背景，但是，我的问题意识则是来源于历史争论本身。在李乾先生认为不存在争议和问题的地方，共产党高层内部争论的双方，都是很认真对待这个分歧的。

李乾先生似乎除了集中性的管理手段之外，不能想象还有“非集中性手段”的出路，这是我们争论效率低下的原因。虽然相隔四十年，陈永贵与井冈山时期的毛泽东，还是有逻辑上的一致性：通过以身作则的示范作用，通过积极分子的带头作用，包括积极分子对非积极分子的批评舆论，有可能在尽量少地强化专职管理者权力，最小化运用集中性管理手段的情况下，取得满意的管理绩效。这是老共产党人在根据地的“新政体”实践，同时也是建国后农村政权特别是先进典型的实践内涵。对于共产党本身而言，“路线党”和“党员党”主张是截然相反的主张，毛泽东强调路线，刘少奇、邓小平强调组织，同样强调“共产党领导”，但是所强调的内容是相互对立的，李乾先生所使用的“党领导一切”与刘邓的内涵一致，与毛泽东本人的主张相反，对于共产党领导如何理解，其实就是那个老问题：能不能在减少专职管理者权力、减少集中性管理手段使用的情况下提高管理绩效，共产党在根据地形成的老传统是“官兵一致、军民一致”这是“路线党”意义上的“党领导”实践，这与“党员做党的驯服工具”那种主张相反。

李乾先生始终在管理有无的边界上发言，我始终想要把问题拉回到管理内部的“中轴线”附近，这是双方对话困难的原因。我所要说的问题是，在管理中轴线附近才能看到毛泽东说了什么做了什么，才有所谓的“路线斗争”，才有党内分歧。刘少奇邓小平的主张是管理正规化和专业化，管理权力分配要向专职管理者手里集中，要让管理层掌握更多的管理手段以监控被管理者，邓小平的改革舆论是从批评“大锅饭养懒汉”开始的，潜在的变革方向就已经在提出问题的方法中间隐含了——强化管理者权力及其对被管理者的有效控制，这是一种脱离中轴线向“天花板”运动的主张；毛泽东反过来，主张非专职的积极分子也起到作用（带头作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舆论监督作用等等），这是在“三湾改编”之后确立起来的，以“党员的战斗堡垒作用”去替代专职管理者和集中性的管理手段，同时，建立士兵委员会批评监督干部，以此为依托推行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和军事民主，这种平均分配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的管理模式我称之为“扁平化”，毛泽东强调“阶级斗争为纲”内在地假定公有制条件下统治阶级（公有制社会只存在权力精英和知识精英，不存在经济精英）必然背弃多数人利益，这跟邓小平提出的问题相反——管理的问题不在于被管理者而在于管理者自身的不足，这也是一种脱离中轴线——的运动，不过是另外一个方向向“地板”的运动趋势。综合起来，李乾先生认为，毛泽东是决定一切的，管理之有无是毛泽东决定的，我反过来认为，毛泽东没有李乾先生设想的那么能干，他本人不能决定管理之有无，而只能代表一种官场中间少见而且是不得人心的主张：在管理权力分配上长期坚持一种向下的偏移。刘少奇和邓小平是一种顺向操作主张——顺从官场多数人的意愿，毛泽东是一种反向操作主张——与多数官员的权力和利益扩张要求迎头相撞，正是在阶级斗争为纲的视野里，就已经内在地假设了统治阶级是不可信的、被统治阶级必须要觉悟起来和组织起来。终结阶级斗争为纲和提出经济建设为中心，内在地转换了“管理绩效的障碍到底是谁”的问题意识，阶级斗争视野里统治阶级的背弃革命路线（这是毛泽东认定的唯一有效的“动员人力物力资源搞革命和建设的模式”）是问题所在和寻找答案的方向，在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视野里，被管理者缺乏管理者的有效监控的偷懒行为是管理绩效的唯一源泉。在阶级斗争视野里，权力结构到底是有利于上层还是有利于下层是重要的问题，舆论权力也很重要，这是关注权力结构，管理绩效不取决于外在的聪明人、高明手法所以只能是深入群众的群众路线（群众的看法如何以及发动起来与否，意味着新的政治文化权力结构是否形成）；而在经济中心视野里，管理层有效监控被管理者成了关键，管理手段和政策成了关键，高明的管理者就是绩效本身的源泉不关乎群众什么事；双方提出问题和寻租答案的方向截然相反，但在官民关系上则完全对称。

在革命时代的根据地，以及毛时代的集体农业中间，以扁平化管理为基础的新政体有一个特殊的作用，我个人认为这是在农村社会唯一能够起作用的政体形式，是对历朝历代“皇权不下县”的超越，这种超越的实现是以对管理正规化程度的牺牲和下降为代价的。其实，集体农业一点都不难理解，而是宣传引导人们故意不去理解而已。假如由老师出一个这样的思考题：给定农业发展目标提高单产一倍以上（这是中国人多地少的现实决定的），同时，给定化肥、农药难于增加（这是工业化没有完成时的必然）、剩余劳动力很多的资源条件，农业通过何种努力才能够实现增产目标？除了组织起来，密集投入活劳动“改土改水”之外还有什么别的正确答案吗？陈永贵的答案就是这个，所以在李乾先生认为“风马牛不相及”额地方，我认为有着内在逻辑的一致性。1980年代的宣传中间说个体农业效率高、因此集体不需要，这是一个隐喻——很多人从这个宣传中间把握到：社会管理要求是毛泽东的“极左空想”带来的无法完成的任务结果降低农业产出水平。这样，农村的新政体要求什么样的特点，就成为一个无需讨论的问题。但是，实际上老共产党人就曾经在根据地时代面临过这一问题，并以新民主主义政权实践解决过这个问题。

但是，扁平化管理的各项原则若要落实，必须造就一种新的权力结构，这种结构中间仍然存在着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不平等，但是管理者对于权力和利益的垄断程度要最小化。新的权力结构意味着一种新政体，这种新政体曾经被毛泽东定义为新民主主义，此种权力结构的特点是政治权力、舆论权力和经济权力相反。陈永贵提出口号“大批资本主义、大批修正主义、大干社会主义”，我个人认为与新的社会权力结构要求紧密相关，而不是简单的媚上、跟风，正如新民主主义政体中间舆论权力反对经济权力一样，公有制社会的扁平化管理模式客观上需要一种不利于当权派的舆论，这种舆论特点毛泽东和陈永贵都有概括，是否准确另当别论，实际上起到了多大作用也可以讨论，但是，新的政体需要一种舆论来反对管理层基于专业化特点而提出的垄断管理事务的要求，肯定了舆论权力独立于管理层意愿的特点，这一点需要肯定下来，这是寻求有利于下层民众的合理社会结构的起点。

我把毛泽东在井冈山提出的、受到多数军官反对的管理模式，命名为“扁平化管理”，后来在华北根据地中间实践的“新民主主义政权”命名为一种新政体（这种新政体是以管理扁平化为基础的），只要是政权保持了不利于经济权力的组织形态和舆论权力，就必然导致私有制某种程度的灭亡。与李乾先生对于建国后“公有化”进程的理解相反，我个人不认为是毛泽东或者某些其他高层领导人的意愿，而是政治权力和舆论权力反对经济权力这样一种权力结构的必然结果。新的权力结构的形成过程，经历了几个重大步骤：1950-1951年的“民主改革”浪潮中间，资本家所依仗的把头、工头这样的管理代理人就已经大部分丧失了权力，资本家的意志部分地丧失了赖以实现的组织依托；在“平抑物价”过程中间就实质上提出了剥夺资本家进入市场权力的政策要求，不过共产党政权的执行力不够未能全部落实而已；在“五反”过程中间，工人组织起来斗争资本家的结果，是彻底剥夺了资本家在工厂内部的权力了——资本家丧失了管理权、人事权和分配权（此后开始了所谓的“四马分肥”），连带地，资本家在外部丧失进入市场权力也更加彻底了。在“平抑物价”时期建立的国营商业公司诸如粮食公司、花纱布公司等，现在能够在外部截断资本家的投机牟利机会了，所依托的正是工厂内部资本家管理权向工人手上的转移，私营工厂降低为一个纯粹的加工厂地位。这是新的权力结构的形成过程，同时，也是事后的基本经济制度定型的起点。

如果以所有权转移为标准，1956年才完成“公私合营”，但是，就资本家“为利润而生产”的实质而言，1952年夏天“五反”运动结束之后，资本家就已经丧失了一切行使权力的意志和机会，私有制在实质上已经不存在了。1992-1993年中共党史出版社和党史资料出版社出版200多本各地“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文献，其中对资本家丧失权力的过程写得非常清楚。说私有制消失（按照李乾先生的说法“创业权”消失）是一种政策设计的结果，出自1980年代的宣传，并不符合历史事实，真实的历史过程是：由于政治权力和舆论权力不与经济权力一致，因此资本家丧失了生存空间。建国前的根据地里头，就已经发生过地主富农丧失土地的过程，土地占有方面出现“中农化”的趋势。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在研究欧洲资本主义起源时得出结论：资本主义是一小撮人的特权，没有政权与文化的积极协从资本主义是一天都不能生存的。这个看法恰好在中国过去六十年中间得到了很好的检验，新民主主义的权力格局本身——政治权力和舆论权力拒绝胁从资本主义，客观上就已经具备灭绝资本主义的条件，而无须决策者从外部强加一个灭绝政策，这才是新中国初期的真实历史过程。把所有制突出出来，似乎这是标志制度特点和性质的唯一依据，如果不是一种理论错觉，就是一种刻意制造的谣言。后来苏绍智等人提出的所谓“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也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既然是公有制了就肯定是社会主义了，既然是社会主义了资产阶级就不可能产生，所以，毛泽东说当权派和反动学术权威要复辟纯粹是瞎说，最近三十多年来，恰好检验了当初的争论，不是说真理需要实践和时间来检验吗？现在应该可以做总结了。

新政体本身的权力结构，就预先决定了历史演变的方向，而不管政策决策如何，实际上毛泽东等人讨论并提出“三大改造”是1953年6月，在时间上晚于资本家丧失内外部权力差不多一年。而造成权力结构的政策和决策过程，是中央领导人包括刘少奇和毛泽东肯定地方和部门大员解决具体问题的意见、推广了他们的作法的结果，民主改革与邓子恢有关，三反和后来的五反与东北局和高岗有关，平抑物价则与经济管理部门陈云等人有关，追求这些具体的政策目标，结果是一步步地改变了社会权力结构，新的权力结构则预先决定了后续的制度演化过程，这些具体政策目标的落实竟然改变了社会权力结构，大前提当然是共产党军队在战场上打赢了，这个演变过程正如毛泽东在文革期间所说“总是先有事实，后有概念”。我的看法与李乾先生不同，我倾向于看低领导人决策对于历史过程的作用，而是强调重大的制度变革，本身反映社会的真实权力结构，而权力结构的颠覆性变化是中国革命胜利的结果，这也不是领导人意愿能够决定的。所以，我历来认为1980年代的宣传说毛刘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争论结果决定制度变革是一种造谣。

新中国早期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特别是城市的工商业机构里面，实质上已经于1952年夏天五反运动结束时，就已经完成了。权力结构而不是高层决策，决定了社会制度演变方向，这是我对历史演变的看法，也是我对管理模式及背后的权力结构作用的观点。

从历史过程中间，我们至少可以认定：政治权力和舆论权力变得不利于资本家和地主，是一种权力格局的结果，无论高层决策人的认识和政策如何，都不会改变。建国后，舆论中间最显著的变化是讨论“谁养活谁？”这本身就是一种新的舆论权力。正是在这个舆论氛围下，工人在工厂里逐步挣脱了把头和工头的压制，五反运动期间在斗争资本家的过程中间接管了工厂内部的管理权；解放初除了每个工厂一两个“军代表”之外，副职和车间管理人员逐步由有威信的老工人充任，此后直到1980年代早期，工厂中下层管理干部都由工人中间提拔，文革期间受提拔的工农干部多数享受“以工代干、以农代干”待遇，不知道李乾先生怎么看待这些现象，如果要说毛时代没有达到“自由人联合体”、未能消灭专职管理层、工人未能直接决策，这些我都很同意，但是，说毛时代政权与工人阶级当家作主完全无关，因为没有达到终点所以连起点的第一步都不曾迈出过，“定性”思维很容易支持两种极端看法：走了第一步就已经改变了性质，另外一种极端看法是就算是走了一万步因为没有到达终点所以还只能是约等于零，承认部分质变，肯定有限度的进步，在定性之外还不能否定定量指标，这有利于争论的效率，我还是那句老话：在可能的情况下追问潜力实现了多少，才是一种认真的争论，而不会流为一种情绪的宣泄。

李乾先生格外强调决策的作用，不提社会结构和权力分配，也不认为社会结构方面的建设和逐步提升有价值，似乎认为，可以存在脱离权力格局的制度，这样就很容易发现法治和人治的概念很好用，把决策和政策唯一地与个人的主管意愿联系起来也很方便，毛泽东既可以决策这种政策也可以决策那种政策，所以，只要把眼光局限在毛泽东身上，在论证上和社会制度演变唯一地与从毛泽东身上搜集到的证据联系起来，做因果关系论证，这样，有无创业自由、私有制能否存在都只取决于毛泽东一念之间，我个人认为这严重高估了毛泽东的能耐，错误地把毛泽东拔高到能够创造世界的上帝地位——上帝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毛泽东说消灭说私有制于是就消灭了私有制。

李乾先生先生以工人没有直接在集中性的决策和管理过程中间发挥作用为理由，认为毛时代不是工人阶级当家作主当家作主的政权，但是，李乾先生不仅忽视了那个政权中间与经济权力的距离，还忽视了管理层与被管理者的“社会距离”，综合这两个方面之后，如果李乾先生再愿意如实地承认管理专门化（通常的后果是非专业的被管理者参与的机会很少），我们就能够提高争论效率了，这样，争论的问题不会总是停留在管理可有可无的边界线上，而是能够深入到管理内部：在何种程度上专职管理者的职能可以被非专业的群众参与替代？争论问题不能够凭空设定，而要回到历史过程本身，这不仅仅意味着尊重历史，而且还意味着避免对那些仅仅存在于“头脑中的问题”浪费时间，“实事求是”有一个隐含的认识：现实历史过程中间的争论和问题必然地反应相互矛盾的力量运动，反应真实世界的真问题。

李乾先生提到腐败和寻租，我个人不认为这是毛泽东看问题的角度，更倾向于认为毛泽东是通过维护扁平化管理（他自己称为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去维护新政体，而新政体所内涵的权力分配结构就必然地导致权力和利益分配相对均衡的扁平化社会，只有这样才能提出“路线问题”，毛泽东并不重视反腐败本身更不常从法律观点看问题，而是从“政治挂帅”角度看问题。毛泽东发动文革时说得很清楚，是要“反修防修”，不管文革群众运动对于反腐败有多大作用、是否有作用，腐败、寻租问题都不是毛泽东原本思考问题的场域，毛泽东支持群众建立起自己的组织、有自己的舆论工具，是想要在底层找到有组织的力量以革新社会权力结构和力量对比，就如同井冈山时期依靠士兵委员会实施三大民主一样，文革期间他对造反派的支持，也寄托了一种期望：找到并扶持一种基层的有组织力量。从反腐败看文革和从反修角度看文革，由此提出的问题和所讨论的命题就不能与法律问题、腐败问题等价，按照李乾先生的理解去解释毛泽东，所有问题都变成政策、策略和法律问题，孤立的个人就拥有了自由选择的机会，这大概是为什么李乾先生总是高估毛泽东的历史动力作用，强调政策和决策；而我总是倾向于认为毛泽东没有那么能干，转而强调社会的真实权力结构和上下层力量对比。

李乾先生谈到建国后当权派的系列表现，我个人也是从权力结构和力量对比去理解的，因为外在的强敌已经不存在了，内部的官民关系距离就越来越大，这符合社会分化的规律，毛泽东就丧失了一个维护扁平化管理模式的外部支持力量，也正是在1958年毛泽东提出在党内明确提出“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时，毛泽东格外感到需要感谢反面教员的作用，在谈话中间经常感谢日本侵略军、感谢美军、感谢蒋委员长甚至感谢何应钦扣发八路军军饷。1969年在九大上毛泽东慨叹“进城之后这个党不那么好了”，就算是搞了那么大一场文革运动，毛泽东依然不乐观。总之，毛泽东发现丧失了一种来自外部的维持扁平化的力量，权力结构开始失衡，虽然他发动了系列群众运动，但是以非专业的被管理者去制约管理者是有困难的，实际上也是不可能找到制度化方案的。毛泽东强调阶级斗争，有一种很现实权力结构的对照，舆论权力和政治权力的分配，到底是有利于上层统治阶级还是有利于下层民众？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中间，如何逐步否定当权派对于权力的垄断？复辟过程又是如何预备他们所需要的权力结构的？两种趋势对于政治权力和文化权力的要求有什么不同？只有在承认权力结构的认识上，才能够讨论。公有制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官民矛盾，官民关系的合理定位（是否肯定专职管理者垄断权力这样一种资产阶级法权）本身就意味着权力结构的更新，限制八级工资制不是为了要推行无政府主义，而是要追求一种管理者和被管理者权力相对均衡的结构。说到这里，当然就涉及到另外一个关键问题：管理绩效从哪里来？老共产党人有一个经验：提高被管理者的主动性、积极性优于提升管理者对于被管理者的强制性，这在红军内部的“官民一致”传统中间得到了检验，毛泽东在内部讲话中间上百遍强调了红军传统和根据地“没有物质刺激”的经验，文革前邓小平、薄一波等人搞的《工业七十条》因为强调厂长作用、强调对被管理者的各种强制措施，就被扣上了“背叛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修正主义”的帽子。薄一波在他那本《关于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间为邓小平鸣不平，理由是邓小平对此条例的贡献甚微，他没有提另外一个批邓批对了地方——邓同志在党内一贯是强制性管理手段包括镇压手段的最大偏好者。

权力结构在现实中间的严重失衡，就不存在制度化方案，这也是我的看法，毛时代官员相对清廉，腐败不那么突出，除了公有制条件下寻租渠道不畅通这个原因之外，真实的权力结构对于当权派的限制比今天大，这不是因为“人治”而是因为权力结构不利于腐败，反过来，邓小平创设了大量的正规机构和制度去监督干部，但是他同时建立了极端有利于当权派的权力结构，这才使得权力难于制约和监督，不是因为法治助长了腐败，而是深层次、比制度更具有优先作用的权力结构失衡了，这不是建立几个专职的监督机构就能够弥补的。人治和法制概念与真实社会的权力结构无关，无法据以把握当权派的行为取向，最好是不用这些概念。

因为忽视社会结构的客观性，把分配后果视为政策和决策人主张的后果，就容易认定“凡属说毛时代正面意义的事项都是为毛泽东辩护的”，因此，这就导致那种“反毛态度”必定要走到否定毛时代一切的“纯而又纯”的认识论——似乎不如此就属于“立场不坚定”，虽然改革后分配上的基尼系数急剧上升，管理层操纵被管理者的权力无限放大，但是李乾先生依然能够说出“如果说毛要把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的权力利益差距的最小化，是不是有点信口开河之嫌？是不是有点太不着边际了？”这本来是一个具体问题，可以通过“定量”方式加以说明，但是，数字不利于肯定反毛需要，所以，李乾先生选择以“定性”方式加以论证：“49年后谁是被统治阶级？我想肯定不会是工人阶级，也不会是以贫下中农为主体的农民。那就只有以地富反坏右为代表的反动阶级了。他们有权力吗？没有，在任何权力都没有的情总况下，权力利益差距的最小化从何谈起？当然，在‘只许规规矩矩不话乱说乱动’也算权力的情况下是可以这样说的，但这也只能是权力利益差距的最大化。”结果，李乾先生依据谁是统治阶级的“定性”论述，掩盖权力结构的实际存在和作用，结果引申出一个与毛时代具体的官民关系判断相反的结论，这原本是他部分同意的。

二〇一〇年八月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