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先驱社 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tuffy05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先驱社【香港】2002年4月

目录
简评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向青
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王凡西
[「批邓反右」的分析……………………….向青
文革、八九民运与工人群众运动——从两本书谈起……………..许由
林江案[、法治、文革…………………….向青
天安门事件平反后的新形势…………….…向青
为甚么天安门事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向青
从人民的立场看中共五中全会…………….向青

简评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

向青

「文化大革命」决不是毛泽东疯狂（医学意义上的疯狂）或者失势的结果，也不是中共党内无原则的派系争权的表现，这是一场根源深远、后果极其重大的政治斗争，是行将到来的中国政治形势根本转变的序幕。这个大转变对世界的影响，将不下于十年前斯大林的被鞭尸。
「三面红旗」大冒险的惨败，不但招来广大群众的反感，而且引起官僚层内部的批评。位居要津而犯颜直谏的彭德怀等人立刻遭受罢官禁锢；而仅仅手握笔杆借古讽今的吴晗之辈，则留到经济形势好转后更有利的条件下方去加以清除，这就是一九六五年十一月「文化大革命」的正式开始。斗争一正式展开，很快就证明了：对毛泽东各方面的政策或多或少的反对意见，在党干部中是相当普遍的，这个尚未形成固定组织的反对派甚至得到党的最高领导层内一部份人的支持，而这些人掌握着很大部份的党机关和整个青年团，以致毛泽东、林彪派（他们才真正适合称为「保皇派」）不得不公开宣布要「造反」，要打倒党内当权派。于是「文化大革命」变成了三十年来最严重最激烈的中共党内斗争。这场斗争显然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像这样主动地发动群众起来斗争和改造党机关，是全世界斯大林党内前所未有的派别斗争方法，只有毛泽东才有足够的力量、自信和气魄去这样做。
尽管毛泽东所发动的这场斗争表面上涂满左倾的色彩，它的基本性质却并非进步的、革命的，而是保守的、反动的，其目的在于保卫极端专制的斯大林主义的毛泽东统治集团的特权。共产主义革命事业是工农群众彻底解放的事业，它只能由工农群众自觉而积极的奋斗来完成。在这漫长、艰苦、复杂的斗争中，革命群众必须时常进行热烈的讨论和争论，才能找出最正确、最好的具体道路。所以无产阶级专政的建康发展必然要伴随着工农群众的自由民主权利的不断扩大，以及国家机关日益消溶于全体组织起来并武装起来的工农群众之中。中共政权过去一切错误的根底，正是它骑在工农群众头上，成为垄断政权的贵族等级。禁止任何公开批评，不容许群众享有自由民主权利。这个基本错误，在目前号称为「文化大革命」的运动中，并没有改正，反而变本加厉了。虽然毛林「保皇」派号召群众敢于「造反」、「敢想、敢说、敢做」，敢于打倒权威，可是「造反」也者，无非是「清君侧」而已，其目的在于加倍地巩固毛泽东的「皇权」，这是公然宣布了的。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政策以及毛泽东的一言一语变本加厉地成为绝对神圣不可怀疑的；毛泽东语录或为每人每日必须背诵的经文；不仅反对毛泽东思想成为人人得而诛之的大罪。连教授或学习任何与毛泽东思想无关的知识都有「反革命」的嫌疑；毛泽东的神圣地位只有中古欧洲的罗马教皇方可以比拟。仅此一点已经足以证明「文化大革命」的反动性。
毛林顽固派指那些反对派份子为混入党内的资产阶级份子，是阴谋复辟的黑帮，这种指控既无事实根据，也完全不合情理。这不过是斯大林派把一切批评者「打成反革命」的一贯作风而已。这种做法只能帮助真正的反革命势力，彷佛过去国民党政权的愚蠢政策驱使一切不满者在最后趋向同情共产党一样。两者之间不同之处是：国民党政权被推翻是历史必然性的实现；而资产阶级的复辟阴谋，只要无产阶级政权不犯原则性的重大错误以至脱离群众，则永无实现之日。因此，凡是不愿盲从毛泽东的人，都要避免受那些「防止资产阶级复辟」、「保卫无产阶级专政」之类口号所欺骗，不可因为这些而支持顽固派对改良派的斗争。
毛泽东口中的「反修正主义」包含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是反对苏联官僚的和平共处与和平革命的路线，另方面是反对苏联内政上那些自由化的改良，前者是进步的，后者是反动的。当前「文化大革命」中所涉及的反对和防止修正主义，显然主要是后一方面。正因为现在毛林顽固派「打着红旗反红旗」，在反修的幌子下拼命压制无产阶级的民主自由，所以给苏联官僚及其伙伴造成一个最好的机会，在反对斯毛专制主义的幌子下去推销他们真正修正主义的黑货。
毛泽东的忠实的信徒吹捧毛泽东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说他「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若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改为「斯大林主义」，这些话就十分正确了。尽管毛泽东屡次反对斯大林本人的政策和指示，他做出了许多斯大林本人所不会、不能或不敢做的事情（包括好的和坏的两方面），他却是一个十足的斯大林主义者，彻底忠实于斯大林主义的基本精神。他的思想方法是经验主义的；政治信仰是一国社会主义；他缺乏真正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而极端爱好权力；自命为全民的大救星而不肯和无产阶级或任何一个阶级共祸福：善于操纵和利用群众却不肯接受群众的监督；在他的内心深处绝不相信群众有脱离监护人而独立自主的能力；他善于组织和领导武装斗争以及使用一切阴谋诡计，却不惯也不善于运用民主方法同政敌争夺群众；由于经验主义和不受群众监督，他免不了左右摇摆，一再施行严重错误的政策而不能及时改正。这种思想、性格和作风，是工人国家的官僚统治层以及他们所指挥所鼓舞起来的革命冒险家特有的思想、性格和作风，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落后孤立的环境中、在世界资产阶级以及一切旧制度旧传统旧思想旧文化的压力下，所产生的退化和畸型的变种。现在，由于世界革命的发展和各工人国家经济文化水平的提高，斯大林式的政制和斯大林思想对工农革命组织的控制，到处都已明显地动摇或者开始崩溃了，只剩下中国作为它最后的堡垒。而这堡垒也不能避免感受到日益增长的内外夹攻的压力。毛泽东，作为共产党官僚专制的最高代表人，绝不能容许公开的批评和合法的反对派存在而继续保持他的领导地位。他和他最顽固的拥护者为了避免遭受斯大林和拉科西那样的命运，只好采取最黑暗最极端的愚民政策以堵塞一切自由思想的缺口，而美其名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毛泽东今天的处境比死亡前夕的斯大林更险恶得多，所以他的性情变成和他的老师同样偏狭、阴险、狠毒。而他目前所发动的这个清党运动的狂暴程度更超过了他的老师。
彭真、周扬、邓拓等人领导的反对派（刘少奇显然曾经支持过他们，但支持的程度如何，目前我们还不知道），部分地反映了群众的改革要求和历史进步的客观需要，在这些方面是值得同情与支持的。不过，决不可对他们抱有甚么幻想。他们不过是赫鲁晓夫一类的货色（虽然他们并不赞同赫鲁晓夫一切路线，尤其是和平共处以及和平革命这方面）。他们不但长期拥护过毛泽东种种错误政策，不但现在所提出的批评还是非常不彻底的（同时难免掺杂着一部分真正右倾的主张），而且根本不敢发动群众起来公开向顽固派斗争，始终还在玩弄着阳奉阴违的腐败的官僚阴谋手段。所谓阴谋夺取政权，不过是顽固派扣在他们头上的帽子而已；他们至多只是企图像赫鲁晓夫那样，等毛泽东死后继承宝座而施行新政罢了。假定他们有一九二七年以前苏联共产党反对派那样的勇气，恐怕毛泽东和林彪已经倒台了。总而言之，他们并未背叛官僚层，而只是官僚层内部一个非常懦弱的开明派、改良派。所以，对于他们，应当强调他们有权利也有责任拿出他们的纲领来进行公开的斗争。这种公开斗争，将大大促进群众的觉醒，便利政治革命的爆发和胜利。
真正的文化革命只能是一个漫长的研究、批判、探讨、创造和传播的过程，这里面必须包括对旧文化批判的继承。而为了批判和继承，必须作深入的研究；决不能把旧文化一棍子打死，一把火烧光。在从事社会主义文化革命时，人们要丰衣足食，要有思想和言论的自由，还要有相当的闲暇时间。如果暴力斗争还占据着舞台的中心，如果一般人还要日夜苦干才能勉强吃饱，如果言论出版还受到严格的检查（即使检查的目的真正是纯粹为了压制反革命）－－总而言之，如果阶级斗争和个人生存斗争还十分尖锐的时候，就谈不上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正式开始，那时顶多不过是替文化革命扫清道路而已。文化革命和政治革命相反，它只能是和风细雨，不能是狂风暴雨。目前毛泽东所发动的运动，既非革命，又无文化，只是官僚层顽固派为了保卫自己的特权不惜摧残文化事业的拼死的政治斗争，是统制思想的愚民政策。
在一切束缚群众头脑妨碍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的旧思想之中，最有害的莫过于信仰救世主或者真命天子的思想，而革命领袖的神圣化正属于这种思想。这种思想使群众保持为消极被动的因素，让社会继续划分或贵族和平民两个等级。中共一面高呼「除四旧」，一面却拼命地将毛泽东神圣化，强迫人们崇拜他，这样决不能造成真正进步的影响，反而加深群众对旧思想、旧迷信的留恋。
反映在毛泽东著作里的毛泽东思想，本来包含有不少真理和进步的东西（虽然这些未必都是毛泽东所首创的，也未必是当代的最高峰），因此所谓「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在一定限度内也确实有积极的意义，可以帮助人们树立共产主义人生观和采取正确的工作方法（不消说还可以学到一些革命理论）。不过现在顽固派把这方面夸大到非常荒唐可笑的地步，并且粗鲁地强迫人们反复学习，反而引起人们整个地厌恶它了。造成这种夸大的原因，幼稚无知的成分倒是次要的，主要是他们怀有一种反动的目的：想借此压制一切反对意见和独立思想，叫人人都变成驯服的奴隶。

新中国或立后教育制度还没有经过彻底改革，毫无疑问，这方面还需要更大胆的努力。不过，这方面正和整个文化革命一样，是一种细致的和风细雨的工作，而不适宜采取粗暴的政治斗争方式。学校是塑造新的一代社会主义人的地方。如果为客观条件所限，在社会上还不得不暂时对人民的自由权诸多限制，那么在学校里也应该容许比较宽广得多的自由。资产阶级国家大学的校园尚且是比较最自由的地方，无产阶级国家的大学更应当如此，苏联在列宁时代曾经进行过世界史上最大规模最灿烂的教育改革实验，在那里各家各派的进步教育学说不但可以自由争鸣，而且可以各自去实地试验，在实践中互相比较、互相切磋，以便寻求出最好的答案。这个伟大的实验曾经吸引了世界各国的教育家去参观、研究、学习和提供意见，赢得他们衷心的赞叹。如果不是后来被斯大林反动胜利所打断，这个实验一定早已获得辉煌的成果，创造出一种无比优越先进的教育制度来了。中国今天所需要的正是同样性质的教育科学实验。可惜中共顽固派的所谓教育改革，其基本方向却是与此背道而驰的。他们极力把中国的学校变成毛泽东教的诵经堂。青年人一旦获得比较广泛的知识和独立思考的能力，就自然而然要反对官僚专制，这个现象使顽固派震惊起来，连忙在兴无减资的幌子下加强对学生和教师的思想统制：限制学术研究。过去十七年来的学校，一方面因为教育制度还没有彻底改革，同时也因为毛泽东与「民族」资产阶级联盟的路线，当然会有某些不利于工农子弟而给资产阶级子弟太多机会的情况，但目前顽固派所要进行的教育改革，主要的矛头并非真正指向资产阶级，而是指向有独立思想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和他们的同路人。
「红卫兵」是「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工具。既然整个「文化大革命」的性质是反动的，「红卫兵」的性质自然也是反动的了。虽然它假冒无产阶级革命武装队伍的名称（在中文里向来称为「赤卫队」，含义完全相同，在外国文则连字眼也没有分别），其实两者的作用和成分都大不相同。若要从历史上找模拟，最近似的倒是希特勒的「冲锋队」。两者同样是绝对效忠「领袖」一个人的私人军队；同样是执行着反动的任务但用满口的「革命」空话骗得大批不满现状的下层民众来参加；在斗争手段上，这号称为「文化」革命的「闯将」也并不比「冲锋队」文明得了多少；甚至「闯将」这称号在意义上也恰好相当于「冲锋队」。自然，重大的不同也有－－「凡模拟都是跛足的」－－毛泽东是工人国家的独裁者，而希特勒是资产阶级国家的独裁者；「冲锋队」是希特勒登上政权的踏脚石，而「红卫兵」是毛泽东用来挽救他的既得政权的救生圈。
毛泽东所以要建立而且重用「红卫兵」，当然首先是因为发现原有的党和团的组织已经靠不住甚至背叛了。「红卫兵」差不多纯粹由非常年轻的学生组成，里面中学生比大学生的比重还要大得多，而不是由工人和农民组成。这点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学生是还没有获得确定的社会地位，亦即尚未有确定阶级性的社会成员（大多数中学生根本尚未成人）。一个已经执政十七年的工人党，为了进行一场激烈的政治斗争，竟无法取得工农群众的积极支持，而只能依靠一群没有阶级性的少年，这批少年在行动中每每和工人群众正面冲突，还有比这更明显的政治破产吗?差不多在七年前，我已经表示过如下的见解；中共支持对匈牙利革命的血腥镇压和出尔反尔地镇压「大鸣大放」这两件大事，确定地宣告了它与中国无产阶级的先进层脱离关系；今后中国工农群众的政治运动再不会是由中共领导，而以能是反对中共而展开的了；因此，即使仅仅作为接近群众的策略，马克思主义者也再不能表示支持中共政权了，而必须明白地提出政治革命的号召。最近的形势使我觉得更要强调这个看法。
那些学生参加「红卫兵」，大多数是以此作为晋身之阶（在平常情况下，青年人的职业出路是大有问题的，现在参加「红卫兵」却是一条爬上官僚属的快捷方式，或者是一个机会借此成为「毛主席的队伍」之一员，可以抓抢吃粮），或是不知天高地厚借此尽量发泄一下他们久被压抑的青年的热情和首创精神，也有小部分是为了发泄对现存社会不平等的不满，或者简单犯了左倾幼稚病。由于年龄和生活条件的限制，他们是最无知、最容易受顽固派欺骗的。他们自幼生活在闭塞的环境中，受着中共严格的思想控制，极端缺乏历史知识和国际知识，这是十分明显的。甚至连一九五九到六一年的经济大危机要由「三面红旗」冒险路线来负主要责任这个摆在眼前的道理，他们都不明白，因为在实行大冒险的一九五八年，他们还是小孩子，而且一般都生活在城市里－－不要忽略，「红卫兵」主要是大城市的学生所组成。只有他们才能相信毛泽东完全诿过于「自然灾害」的鬼话，才会支持新的极「左」冒险政策。他们之中占少数的那些抱着天真的左倾幻想的分子，不久一定会幻灭。他们那些真正左倾的触犯官僚物质特权的要求，决不会被接纳，他们甚至将要遭受毛林顽固派无情的打击，正像当年希特勒对付「冲锋队」的左派一样。
到目前为止，这场斗争中自然是毛林顽固派占尽上风。但历史潮流比任何主席、领袖、统帅都强得多，它已经把官僚政权的基地挖空了，崩溃之期当在不远。顽固派的真正对手并非那影子般的官僚改良派，而是广人工农群众；这主角还末出台，但锣鼓已在急奏了。「毛主席语录」中「造反有理」这句话将被工农群众认真地接受，「红卫兵」的闯劲将发生意想不到的示范作用。中国将再一次震动世界。毛泽东若能像斯大林那样得到好死，就算万幸了。他唯一「亲密的战友」林彪的前程也不会比贝利亚、马林科夫好。将来毛泽东的墓志铭上要写道：「他以全民领袖的身份登台，以独夫的身份下场。」
一九六六年十月三日
附注
「三面红旗」－－一九五八年中共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即「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根据这路线发动「生产大跃进运动」（包括「全民大炼钢」等等），并且在全国农村建立「人民公社」。当时把「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合称为「三面红旗」。

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王凡西

一中共党内斗争的力量关系

中共内部在「文化大革命」前后所存在以及所形成的诸般力量间的相互关系，照毛泽东们自己说是这样的：
（１）　最高领导层中有「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是「极端反动的资产阶级右派份子，反革命修止主义份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份子」；
（２）在干部中，有四种人物：
一、「好的。」
二、「比较好的。」
三、「有严重错误，但还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份子。」
四、「少量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份子。」
这四类干部派系分化的实际力量对比是否如此，我们自然不能用甚么「实况调查」或统计材料来加以证实或否定。不过，从这几个月来「文化大革命」的真实过程看，我们却有充分理由断定：毛系这一个说法是不符真相的。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规模与声势，和它规定的目标之间就是大不相称的：仅仅为了「打击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竟得叫全中国数千万大中小学生一律停课整年，竟得耗费无法估计的国帑，去运载、供养这些小将们串连全国；竟得将全中国的文艺乃致党政机关搅得停顿纷乱，翻天覆地；竟不惜将中共内部完整统一的神话拆穿；竟不顾一方面美帝，另方面苏修的恶意称快，大肆反华宣传，竟……这是无法令人相信的。如果事实真如中共毛系所说，他们付出了如许代价而仅仅为了这么小的一个目标？那么，毛泽东这回不是在用牛刀杀鸡，而简直是在以原子弹轰炸舢舨船了。天下决无此理，因而也决无此事。
毛泽东们必须发动如此规模的「大革命」运动来打击「当权派」，这个事实本身就说明了那个被打击的对象决不是小的，决不是一小撮，而是大的，甚至是很大的一大伙。
这个「一大伙」在中共的全部当权派中究竟占有多大比重，在中共中央委员会中它占多数还是少数，我们无法断定。不过从种种迹象看，他们在实际上可能还是多数（毛派文件上时时透露他们自己居于少数）他们在八届第十一次中全会上所以会屈居少数，多半是由于毛泽东们施加种种（政治的与非政治的）压力才造成的。
干部中，被毛派称为「好的」与「比较好的」；其意即为从来绝对服从毛氏一切言行的人，据说是「大多数」，这是一定不足信的。因为我们知道，共产党内部的人事安排调度，不论中外，从来都操于总书记之手。谁当总书记，谁的系统便占据了党组织中大多数的要职。当年史大林如此，后来的赫鲁晓夫亦是如此。而所谓「党主席」或拥有其它更高荣衔者，则虽功高位尊，名大信孚，可是在和广大干部的联系上，却总不及总书记的近便。就连列宁吧，特别是中风以后的列宁，都曾深深感到总书记史大林的掣肘与违拗，今天毛泽东也多少会有同感的。中共今天的反对党既是刘少奇与邓小平的联盟，那么，这两个前后相继，长期来握住了总书记大权的人，当然已将大多数与自己有密切关系的干部位置于重要党部中了。
中共内部以刘少奇、彭真、邓小平等为首的反对派，是人数众多（远远多过毛派）与影响颇大的一群，他们虽不能说有成形的组织（更确切些说，除了现成的党团之外，他们没有特殊组织）；却具有严密与深长的系统，这个系统主要与首先不是因思想的同一而形成，却是因长期的工作关系与人事的紧密联系而结成的，他们基本上都是毛泽东思想者，他们对于「主席」的不满，祇是因为十年来毛泽东所倡议的内外政策给带来了失败的后果；祇因这些痛苦的经验给他们打开了眼睛，让他们知道了毛泽东不是永不错误的神，而是也会犯错误的人，甚至是因为老而且病之故，常能陷于狂妄想法的，所以他们希望他能安于尊荣，少理党国大事，逐渐成为名义上的领袖。
在中共的最高层与较高层的干部中，作如上想法的人，我们相信占颇大多数。
至于中下层远较广大的干部中，由于他们没有直接接触毛氏的机会，没有直接认识领袖的可能，他们自不会有上述想法，但是「三面红旗」的痛苦经验他们都是受到了的，而且比高级干部们感受得更深更切。因此，毛泽东思想的「英明领导」，也必然在这些人中间大大降低了信心。从来，在这些干部的心目中，毛与党中央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东西。在「三旗」之前，人们是无法叫这些干部将毛与党分开，更谈不上二者的对立；可是「三旗」之后，如果代表党中央的人出来诉说毛的错误，他们就可能听得进去，有可能站在党的立场来反对主席。这是很大的一个区别，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新现象，中共中下级干部里有了这个新现象，那也就是说，毛泽东的反对派却使不曾拥有固定的巨大群众，却总已有了潜在可能的庞大基础。
此外，还有党内那些真正「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投机、蜕变的官僚腐化份子。这些人的数量也许是更多的。他们自然不是毛泽东的反对派，也根本不会因原则或政策而成为反对派，不过为了他们的大小不等的「乌纱帽」，却准备反对任何企图反对他们的人，并且随时准备拥护任何保护他们的人。这些人，如果毛泽东今天的「革命」矛头对准了他们，他们将会坚决地站在「走资木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一边，相反，如果毛系愿意暂时利用他们来「揭发」和「打击」当权派，他们是更愿意为「万岁」效劳的。
以上，我相信是目前中共党内反对派的较近真实的情形。

二毛刘之间

关于中共最高层内各个领袖之间的分化离合，现在我们虽然看到了较多资料，却仍旧难于作明确的叙述。有关这方而的真相，必须要在事后好多年，才能让史家作出接近真实的记载来。我们不能这样做，也毋需这样做。我只想谈谈下面两个问题：一、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关系如何？二、林彪为什么会代替刘少奇成为毛泽东的「亲密的战友」？
在许多方而，毛刘二人代表着不同典型。如果毛偏向于革命的「浪漫主义」，那么刘偏向于革命的「现实主义」。毛的身上兼具有中国农民和中国旧读书人的气息，刘却是接近工人的新式智识份子的代表；毛的学养主要是中国的，而刘的中国旧学底子甚浅；毛是打下了部分天下之后才进修马列主义的，刘却在投身革命之前便已在国外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教育；毛雄才伟略，英雄主义十足，帝王思想深入灵魂，刘则谨小慎微，平民气息较浓，民主精神略占上风；毛敢作敢为，勇于创新，强调主观能动性；刘冷静审慎，循规蹈矩，常常考虑客观条件；毛急于事功，为目的不择手段，「教条」对他不起作用，刘却稳步前进，目的与策略之间常带关联，原则对他有多少拘束力量；毛一生的工作在学生、农民与兵士之间，几耗毕生精力于武力的培植，刘的工作重心则偏于工运和党务，尽注其心血于机关的策划和布置……总之，这两个人，无论在长处或短处方面，都不属于同一类型，而是相反的。
然则在过去他们二人又怎能相辅相成，「合作无间」呢？
撇开别的不谈，最最主要，我想是因为刘少奇曾经帮助毛泽东打败了他的长期对手王明，曾经在理论上替毛泽东概括出「毛泽东思想」，并且使这个思想成为一尊，在一九四五年召开的中共第七次大会上正式写进党纲，使之成为中共唯一的与公认的指导路线。
主要是这个功劳，使刘少奇二十余年来一直成为毛泽东的「最亲密的战友」，并且曾公然宣布为毛氏的继承人的。
刘少奇捧出「毛泽东思想」，因而使毛氏的思想成为「一尊」，使毛氏本人确立为最高的唯一领袖，是否出乎策略，即是否违背了本心，祇为要取得毛氏的信任而这样干的呢？换句话说，是否刘少奇从来「反对毛泽东」，他之所以高捧这个思想，祇是为的「打着红旗反红旗」？
我们认为不是。
多年来，有不少自以为是「中国通」的人，总爱说刘少奇是所谓「国际派」的领袖，是从来反毛的。最近看到了公开出来的毛刘之争，他们便更以为是，以为他们从来的所信得到证实了。
其实这是违反事实的。
中共内部的所谓「国际派」，历来是指那些在莫斯科受过教育，回国后不从实际工作中锻炼，凭「留学生」资格窃据高位，并挟共产国际以自重者，他们一切听命于莫斯科，自己无独立主张，甚至一切依赖莫斯科，并不想自力图强。此派人中自以王明为杰出代表，而刘少奇不与也。无论在王明以前，或王明以后，他都不曾扮演过这角色，因此他根本不是什么「国际派」。刘氏从事共产主义活动数十年，前期搞工连，后期干党务，在工作态度上既以比较切实见称，在党内关系上亦从不闻有假外力以自植派系大事。故若中共党内确实有了刘少奇派的话，那么首先是在实际工作中形成，决不是依「国际路线」走出来的。
不过，如果我们将毛刘二人对照起来看，在一个确定的意义上，也未始不可以称刘少奇为「国际派」的。正如我们前面所说，刘少奇与毛泽东相比，是偏向于革命现实主义的，是接近工人的新式知识分子的代表，是早年就在外国受过系统的马列主义教育的，他当然更了解世界大势，尤其是更了解国际工人运动与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及其现状，更着重共产主义运动的国际性与国际关系。一句话，刘少奇比毛泽东具有较多的国际知识，具有较大的国际眼光，因此，在毛泽东的民族见地与「民族主义」的陪衬下，刘少奇确乎是国际主义的，确乎是国际派。
但是在过去，毛的「民族主义」与刘的「国际主义」非但没有冲突，而且相得益彰；相辅相成。
原因：刘之所长恰恰可以补毛之所短。不论在一般的党政工作中，或者在特殊的反「国际派」斗争中，毛之成功和胜利都和刘少奇的支持分不开。
没有毛的「民族主义」，刘的「国际主义」不容易在中国落后的土壤上生根；可是没有刘的「国际主义」，毛的「诗云、子曰」毕竟也无法去和王明们的「希腊、罗马」斗争，并斗争而胜之。我们这样说，虽然流于笼统抽象，但本质上和大体上却不曾错。
然则，毛刘这两个相辅相成的对立者，到了什么时候，为了什么缘故，其矛盾的相斥性超过了相成性，以致成为中共内部斗争的二派首领呢？
根据种种迹象，我们可以推断，毛刘矛盾开始的时间多半是在一九五七年以后（注），而矛盾的原因，主要是以「三面红旗」为主的对内政策以及因「反修」斗争而引起的对外政策。
在「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上，我们上举的毛泽东性格上与思想上的种种特点，可以说发挥到了极致。其中有农民们天真的平等主义。有中国旧式士大夫的狂妄理想，有从孔夫子直到孙中山的「天下为公」的大同主义，又有从史大林那里学来的却由毛氏更加发展了的「一国共产主义」；同时这些政策的实施与推进，又在在显出了毛泽东的「磅礡气概」，显出了他的敢作敢为，显出了他的勇于创新，以及在「打破一切框框」的口号之下，他之完全能否定马恩列的科学「教条」，甚至也不看重史大林在这方面的失败经验。
当毛氏将自己的长处和短处如此淋漓尽致地发挥之时，在性格和思想上处处与之对立的刘少奇会无条件的拥护，一点都不表示反对吗？不可能。
由于中共胜利以来毛所享有的巨大威望，刘可能在最初一个时期拥护这些政策的；但当这些政策在很短期内暴露出可怕的错误后果，以致连彭德怀等人都心知不妙，不得不出来反对之时，那个头脑比较冷静，思想比较清楚，理论较有根底的刘少奇，自然发表示异议了。
如何表示？如何为自己的不同看法斗争，它是否像最近在北京红卫兵的大字报上所透露那样，刘少奇在同志们的推动与簇拥之下，竟在一九五八年的中共六中全会上将毛逼下了人民政府主席之位？是否从此以后他和邓小平等竟自作主张，对毛氏敬而远之，一贯地管自己进行「资产阶级与修正主义的路线」呢？我们不想加以推测和猜度。我们想要肯定，而且也可以肯定的是这个事实；为了以三面红旗为代表的中共所采取的有关「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内政策，乃是毛刘由亲密合作转变为敌对冲突的主要原因。
毛刘因国内政策上的不同立场而发生异见，后来又因国外政策，特别是因对苏政策的不同看法而加深异见。在这方面，毛刘二派究竟有什么不同，今天我们所知道的，比他们在国内政策上的歧见更少。原则上，我相信毛刘是同样坚决反对「苏修」的，二人不同，多半是限于策略方面。毛泽东本来是非常高明的策略家，他最懂得为了自身利益，如何灵活而巧妙地—有时甚至不惜牺牲原则来迁就策略，藉以获取一时之利。然则在这些年来的「反修」斗争中，他怎么会扮演最死硬的「教条主义者」的角色，以致中国和中共，日益陷于孤立无助之境，日益失去全世界人士（包括国际无产阶级革命派在内）的同情呢？主要因为毛泽东个人命运与中苏共的冲突结合得太密切了，任何重大让步，即令是策略上的，都会影响到毛的威望，甚至影响到他的地位。自从一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派一出现以后，这使他更加警惕了，警惕到了过敏的程度，他要防止发生「没有毛泽东的毛泽东派」。为此，他必须争取全胜，甚至在细小策略上都不许退步，不许软弱。
可是这个态度，对于整个中共，对于中国，乃至对于目前的国际反帝运动与革命运动，显然都是有害的，至少是不智的。中共最大的敌人是美帝国主义，而中国要成功地与胜利地反对这个大敌，自非与苏联妥协不可。但毛泽东今天非但不此之图，反而在相当程度内，在主动地促成美苏合作。毛泽东一向讥笑王明派的战略，说他要用「两个拳头打人」，可是今天，他自己却犹有过之，简直是以双足双手，同时要打倒所有敌人。外交部长陈毅的名言，邀请美苏同时来打，越早越好云云，把毛氏的策略观非常可笑地表示出来了。这种态度，别说是中共党内那些有经验的政治家和策略家们，就是普通工人，也都会觉得不切实际的。
刘少奇等当然会表示不同意见。
不过使毛刘二系的矛盾公然爆发的对外政策中，我认为最主要与最直接的原因有二：１、对越援助的联合行动问题；２、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政变及其惨败问题。所谓联合行动，无论在工人运动一般革命派的传统中，或者在共产主义运动的传统中，都是通行的。为了反对阶级敌人的一个特殊的斗争需要，各派革命工人与政党，可以而且应该不计及某些较大的原则问题上的不同，联合起来一致行动。这种行动，完全可以、也完全应该运用于目前的援越问题上，可是中共却对此提议采取了消极否定态度，这态度不但使「真联美，假援越」的苏共振振有词，而且使许多一向同情中共的日共与北朝鲜共党，都逐渐离开了中共。中共采取这个态度自然是出于毛泽东的坚持，刘、邓、彭真等一定对此极表不满。真相如何我们虽无文件可稽，但光看这样的事实：日共宫本显治等于一九六六年初来华访问，与彭真为首的中共代表团们会谈之后，彭真不再露面，而日共遂即开始转向，这其间是透露了一点消息的。
印度尼西亚共的政变与中共的政策有多少关系，无法说，中共领导层中对于印度尼西亚共党的方针有否发生过分歧，我们也无法推测，不过印度尼西亚共的政变企图多少受着中共武装革命路线的影响是显然的；她的悲惨失败促成了中国内部的权力斗争也是显然的。印度尼西亚共的流产政变发生于一九六五年九月底，中共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个信号「海瑞批评」发射于十一月，这个时间上的吻合，当非偶然。
印度尼西亚共的惨败代表着中共在亚、非、拉美地区外交战中一连串挫折的顶峰。达到这个顶峰，那末一向对于毛氏的对外政策怀有异见的人，很自然会借此时机，对「党」，对毛发动猖狂进攻了。

三为什么林代替了刘少奇？

为什么毛要将林彪代替刘少奇？这个问题，我以为比较简单。
首先因为，军队比之于党、团、工会等等组织，在人事系统上，一向就更直接地受着毛的控制。（所以会这样，第一在于毛之重视枪杆子，他自来就特别注意军队干部的选择；第二，由于军队中的庞大群众乃至低级干部的定期更新，它是更易为最高领袖的威望所左右，较难为部队首长的人事关系所束缚的。）
其次因为，「职业军人」的林彪，对毛的无条件服从，一定远远超过了「自作主张」的刘少奇。自从他代替彭德怀担任国防部长之后，他在解放军内有系统地进行着（严格说是执行着）神化毛泽东以及将毛泽东思想宗教化的整套办法，是很得了「伟大领袖」之心的。
一方面为的要依赖军队来整肃党、团、工会等等组织，另一方面为的要酬答嘉奖林彪全力神化领袖之功，毛泽东遂决定拿他来代替刘少奇，作为「最亲密的战友」。
如果当年刘少奇坐上第二把交椅是因为他「圣化了毛泽东」；因为他奠定了毛泽东思想的一尊，那么今天林彪之所以能取而代之，乃因他「神化了毛泽东」，因为他将毛泽东思想更高地捧成绝对的教条。
在两个不同阶段上的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需要有不同的人来抬举，需要有不同的人来做祭司。
将毛恩定为一尊，纵然荒唐，却仍属于理论和思想范围的事，这工作需要理论家，或至少需要理论家型的政治家。
将毛思捧成为教条（甚至捧成为符咒），这已属于感情方面和信仰方面的事，这工作需要狂热的教徒或能装成狂热的阴谋家。
刘林交替，若从对毛的关系看，从毛泽东思想的发展看，主要应作如是观。
至若从今天中共内部的权力斗争的实际过程看，林彪究竟怎样成为毛泽东的大使徒，成为毛教的大祭司，这问题我们就难于推测了。因为这中间必须牵涉到无数人事关系。这种关系，不必说我们这些局外人，就是中共的内部人士，甚至它的最高阶层中人，一时也未必弄得清楚。因此我们无须去猜测，也不必去猜测。这种猜测乃是野史轶事的分内事，与严肃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分析根本无关。
我们可以谈谈的，只是如下几个问题：
毛林合作，到底谁居主动地位？许多人—特别在林彪上升消息初被证实之时，都以为毛因病废或老迈之故，实际上已成了林的傀儡。他们断言林是「挟天子以令诸侯」，利用毛的威望，以军队为手段，藉以打击刘少奇一系，篡夺党政大权。这种推测，已被事实证明为不确。从一切迹象看，毛今天还是手握大权的。在「毛林公司」中，他显然处于主动的与决定性的地位。
当然，这毫不排斥林在这个合作中所曾起的，乃至正在起着的主动的与重大的作用。要使自己的名次从第九（根据中共八大选举中委的票数）跃居为第二，要使自己为「伟大领袖」特别垂青，寄以重望，决心排除种种困难，使之代替那业已当了许多年「继承人」的刘少奇，不必说，林彪一定在趋奉、迎合方面做尽了一切工作，甚至做尽了一切诡计（包括走皇后内线在内），才能达到这个目的，复能获得「最亲密战友」这个称号。
另一个问题是：林彪突起，解放军凌驾乎共党之上，是否意味着中国式拿破仑专政的可能？这，我想至少在目前还看不出。在利用各种矛盾的力量，使它们相互冲突，相互箝制，相互平衡，以便稳保自己的统治地位。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从来是拿破仑——拿破仑第三－－主义者。毛泽东是运用策略的高手。当他利用某一力量来对付另一力量时，这时他根本不看重原则。以党治军原是共产党的原则，但由于实际斗争的需要，必须用枪杆子来敲破党官们的脑壳时，毛并不受「教条」束缚；可是你若因此而以为今后毛将以军代党，那就错了；到了某种时候，当实际斗争的需要，当他脚下的诸般矛盾的冲突需要以党制军时，他便会高举那条今天被他踩在脚下的原则，要用党来肃军了。（除非毛因病死而来不及如此做，或因国内和党内诸力量关系发生根本变化，使他不能如此做。）
人们所以会强调军事独裁的可能，最最主要的原因，在于他们将传统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与军队的关系，来看中共和解放军的关系。其实这是大错的。中共和解放军的关系，非但不能同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军关系比，甚至不能完全同苏联共党和红军的关系比。红军是苏维埃政权的产物。而中共政权却是解放军的产物。自从一九二七年以后，一般说来，中共和它的军队是分不开的，党固然是军队的政治指导，是军的灵魂，但在同时，军却常常是党的组织者，宣传者与推广者。
因此，中共的党和军并非截然划分，它们的关系并非对立的。
因此，我们不能因林彪的崛起而就此认为他将变成中国的拿破仑——拿破仑第一；我们也不能因为毛氏今天用军队来解放党部，而便认为中国今后必将有一个军事专政的时期。
还有一个问题：从「圣化」变为「神化」，从「一尊的思想」一变而成「独断的教义」，再变而为驱除「牛鬼蛇神」的「符咒」，到底表示了什么？
毋需深究；这显然是表示了毛泽东近七八年来无论在国内国外，无论在中共内部与民众中间声望的低落，它表示出人们对于毛泽东「英明领导」的失去信仰，它表示出中共内部反对毛泽东政策的种种意见的抬头，它表示出因毛泽东错误领导所造成的中共内部斗争的激化，它表示出因此「错误领导所酿成的悲惨后果的严重——它们一方面加深了工农群众与迅速堕落的统治党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加深了中国社会中现有谐阶级之间的矛盾。
总之，这丝毫不表示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威望的提高，而是恰恰相反：求神拜佛，符咒禳灾，总祇能是病况沉重的标志。

四红卫兵与年青一代

病况沉重的另一个无误的标志是药石乱投，而红卫兵则是毛泽东乱投乱抓的药石之一。
「红卫兵」问题，乃是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种种迷人现象中的最迷人者。显然，在中共现有的诸领袖中，毛仍然是最有力的。他对于党、政、军、警（公开的与秘密的）的控制力量，即使不比三十年代的史大林大些（我仍旧相信他大些），总不会比他小些。那么当年史大林可以运用秘密警察这个武器来肃清他党内与军政机关中的一切敌对者，为什么威望较高，力量较大，地位更稳的毛泽东反而不能以简单的组织手段，行政命令，或秘密警察来对付刘邓一系以及他们下面的党羽呢？为什么他必须发动广大青年群众，钦命他们造反，以致将全国的一切生活搞得大乱呢？
正是这样的问题，使一切所谓中国通或中共通迷惑不解，因而称红卫兵运动为「文化革命」的谜中之谜。人们因为解不开这个谜，因而有人说毛泽东病了，患了脑筋软化症，失去了判断能力；有的人说他死了，天安门上站的是替身，其实一切荒唐主意都是江青和林彪出的；有的人则说他疯了，患了痫癫症，对一切人猜疑，除了皇后、嬖幸和最亲信的御林军头子。
其实，这些「聪敏人」的假设都是错的。红卫兵这种办法不管怎样离奇，却还是可以解释，而且是符合了毛泽东思想的。
我们曾经指出：红卫兵运动所以成为可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客观基础，那就是目前中共治下年青一代的精神生活。这个生活是「苦闷、绝望、现实而空虚」的，它是中共官僚统治的当然结果，也是对于这个统治，特别是对于其荒谬的青年政策，所表现的那一种极度不满的消极抗议。
毛泽东本人就是从学生运动起的家，他最了解青年情绪与青年特性，他又是策略高手，擅长无原则地利用各种力量之间的矛盾，故当他发现手下的党政组织大半为他的对手所控制时，他便毫不犹豫地利用年青人，利用他们那种深刻的但是消极的不满。发动他们，支持他们；使他们的消极不满变为积极行动，矛头指向他的对手，指向「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这样一干，在毛泽东的打算中，真是一石数鸟的，第一，原该首当青年人怒气之冲的他，在青年人的眼光中，不但洗清了污点，脱尽了责任，而且成为反官僚、反贪污、反资本主义腐化的「伟大舵手」；第二、全面地打击了刘邓当权派，并进而澈底消灭一切反对派，藉以建立毛泽东个人与毛泽东思想的绝对统治，第三、以群众运动方式，一边「革命」，一边「教育」，可以训练成一大批绝对忠实于毛泽东思想的新干部，代替那些不听话内或腐败的老干部，同时可以预防下一代走上「修正主义」道路的危险。
怀着这样的打算，毛泽东出来鼓动青年，真是无所不用其极，他什么手段都耍出来了，而其中最最值得注意的是：他宣布「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那个行之已久的口号为「反动的血统论」；他宣布这个历来扼杀青年的所谓「阶级路线」是「彻头彻尾的历史的唯心主义」。（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元旦社论。）
我们曾经把中国目前的青年分成三类：一类是工农子弟，人数最多；另一类是「不好家庭」出身的子弟，人数居次，第三类是「英雄、好汉」的儿女，人数最少。这些人中，怨气最大的自是第二类人。他们最不满意现状，他们最愿意乱。因为天下一乱，他们不但无所损失，却还可能有所获得的。过去他们苦闷绝望，祇因为他们看见共产党的绝对控制，看不见任何变乱之象。可是如今好了，毛主席出来主张公道了，出来替他们「平反」冤屈了，并且告诉他们说，这个冤屈是党政机关里的当权派造成的，所以号召他们起来「造反」，号召他们「夺权」，号召他们去打倒这「一小撮人」－－这是多么响亮的一个春雷，多么巨大的一个推动；无怪乎青年人都疯狂起来了，带着「冲天的干劲」出场了，他们要「誓死保卫毛主席」，要「誓死打倒那些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
当然，有资格入学读书而又有资格当红卫兵者，很少系属于我们上面所说的「第二类」人，但是学生中，甚至红卫兵之中，占据最大多数的毕竟不是属于「英雄好汉们」的子女（他们还受了「中央文革」的歧视，被明令「劝告」不可当红卫兵组织的领导者的），而是第一类，即工农及一般城市居民的孩子们，他们是不满意现状的，是反官僚的，他们的怨气一半由于自己的感受，另一半则表达了他们父母的不满。因此，他们也是能够受毛泽东「反当权派」的蛊惑性的煽动的。
毛泽东的「红卫兵」，使很多人想起了希特勒的「冲锋队」。这二者之间自然有许多根本性质的不同点，如果看不见这些根本不同，贸贸然在二者之间划等号，那是荒唐的；不过有一点相同却是事实，那就是：「当权派」中的最当权的一部分，利用广大年青群众对于统治阶级及其统治制度的深刻不满，使用了一切「革命的」与好听的口号，发动他们，组织他们，藉以打击统治阶级中的异己分子以及真正的革命分子。
希特勒利用青年人对于腐朽的资本主义的不满，号召他们起来革命，藉以保存资本主义，同样道理，毛泽东利用青年人对于共党官僚统治的不满，号召他们起来革命，籍以保存这个官僚统治。
「希特勒的革命」与毛泽东的「革命」，就阶级性质说，当然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但是就他们利用青年群众的理由与情形说，都是相同的。它们表示了统治阶级或统治阶层和人民之间，特别是和青年群众之间，那种极其深刻的矛盾，也完全是相同的。在最「正常的」资本主义国家里，统治制度内发生了危机，那就通过议会斗争来解决。可是一到资本主义发展到「不正常」的阶段，一到这个国家里发生了「不正常」的危机的时候，议会斗争这个民主道路就行不通，于是就来了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以及诸如此类的「革命」办法，以此来解决危机，以此来保存和延续资本制度。同样，在共产党和共产党统治的国家中，在正常健全的条件下，一切问题（包括或大或小的矛盾在内）都应该循民主集中制的办法来解决。党内如此，政府（苏推埃）之内亦是如此。列宁时代的苏联党政机关中，不断的发生矛盾和危机，也不断地用这种方法来克服，来解决了的。可是等到党和国家的情形越来越不正常了，也就是说，越来越堕落了，这时，那个传统的解决矛盾方法便不再适用，却产生了其它的非常的「紧急手段」，所谓紧急手段，截至目前为止，历史主要地让我们看到了两种：一种是史大林的，他应用了秘密警察，应用了司法罗织，实行了大规模的屠杀与谋杀；另一种是毛泽东的，便是以发动群众运动为主，而以史大林的那一套为辅。前一种是少数人的阴谋，后一种是多数人的「阳谋」。
史、毛两人采取了不同的解决危机的手段，自然多少与二人的性格有关，不过更重要的，总在于他们二人不同的地位。毛在这件事上之所以不完全师事史大林（注[sup]2[/sup]）应该用他对自己的权力与威望有了充分自信（甚至是过分自信）来解释的。毛相信，凭他拥有的权力和威望，要把他的敌对者（他们霸据着大多数党、团、政以及其它机构的地位），用「组织手段」或其它的阴谋手段来排除，虽然也能办到，但他觉得这样干不澈底，不充分，没有「教育意义」，因此他要发动千千万万的群众，要实行一大民主」，要进行「批、斗、改」，以便一方面除去那些为他所不喜的敌对者，另一方面培养出一大批注射了「修正主义」免疫针的新干部。他相信，这样干虽然会激起很大的反抗，会搅得天下人乱，但他仍以为事情能在他划定的路线内进行，不会走到他所希望的反面去。


[sup]2[/sup]注：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与红卫兵运动，曾经被苏联的一位评论家指为「师事托洛次基的」。这话当然荒唐，但亦非完全无因。为了说明马克斯主义革命家对于青年学生的正确态度起见，附带讲一讲那个老故事也许是必要的。原来苏联在一九二二年时候，列宁病危，党政大权操在史大林、齐诺维埃夫、加明尼夫三头之手，党迅速地陷于官僚化的危机。那时托洛次基认为，要克服这个危机，「要克服闭关的集团作风，克服官员们的等级精神，除了实现民主之外，别无他法。（见「新路向」中译本第十一页，而要实现民主，据托洛次基看来，「问题首先是要在老干部和十月革命后入党的那些占党内大多数的党员之间，建立比较健全的关系」，因为「党以两层分隔的建筑形式而存在这一个事实，本身便含有许多危险。」（均见上引书第五页。）为了这，托洛次基讨论了老辈与年青人的关系问题，并且提出了青年学生们在为党的民主化斗争中所能起的作用问题。在这方面，他写道：
「青年学生们，一如我们所曾看见的，以特别有力的方式起来反对官僚主义。列宁并非无所谓地提议过：要多多依靠学生和官僚主义作斗争。青年学生由于其社会成分及其接触，反映着我们党内的各个社会群以及他们的心理状态。学生们以其青年气及其敏感性，能使此一心理状态迅速赋有积极形式。因为正在学习的青年，他们会努力去求解，并将现象概括化。这不是说，学生们的一切行为和心情都反映了健康倾向。……不过我们说青年人是我们的晴雨表，我们是把他们的政治表现看成非主要的，却有征兆价值的。晴雨表并不造成天气，它祇是纪录天气……至于青年学生是从苏维埃社会的各部分与各阶层招收来的，在其变化无定的成分中，反映了我们所有的优点和缺点；我们如果不对他们的情绪予以最大注意，那是愚蠢的。……青年人是我们用以校正我们自己的工具，是我们将来的替代者，未来是属于他们的。」（见上引书第十一至十二页。）
托洛次基如此正确地估计了青年人的作用，却被史大林们指责为别有用心的蛊惑与煽动，说他想利用「无知」青年来反对老革命家和党。结果，如我们所知，因为一连串不利于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客观原因，以托氏为首的左派反对派被摧毁了，苏联当时年青一辈的革命者，也受到了官僚们的残酷摧残，以此更加深了苏联官僚化的堕落。
苏联评论家指出这个史实，其用意显然是说，毛泽东和托洛次基一样，为了争权夺利，竟不择手段的利用青少年。
这样的历史模拟，站不站得住呢？当然站不住。因为二者的情形虽有相同之处，却有最基本的不同点。
二人相似之处是：１、他们都享有驾凌侪辈（这对托氏的情形说，垂危的列宁已不能列入侪辈之中了）的威望，但党机关却不在他们直接控制之下（托氏较毛更甚）；２、为了「夺权」，二人都很看重青年一辈代的作用。
可是二人的相似仅此为止，二人的差异却更为根本，而且更为巨大的。它们是：第一、托氏当年所以会在党内居于少数，除了布尔雪维克党的历史原因外，主要却因为托氏代表着反官僚的无产阶级左派的革命立场，而史大林们则代表着官僚保守的对国内国外资产阶级的妥协。后一立场，因为正逢上国内国外革命退潮的影响而受到较多群众拥护，这就让史大林们能够霸占党政机关。毛泽东之所以失去他在党内影响，最最主要知因为他在近十年来所主张的国内外（特别是国内）政策的倒行逆施，浪掷了他固有的巨大声望。第二、托洛次基要依靠青年学生来和官僚主义斗争，绝不是想破坏党，不是要用青年人来代替老一辈，他说：「将老一辈放进档案库该是疯狂行动」。（见上引书第七页。）可是毛泽东今天发动的「红卫兵造反」运动，恰恰就是要将党的老一辈「放进档案库」去，甚至要步史大林的后尘，要把这一辈斩尽杀绝。第三、托洛次基看重青年学生的力量，重视他们的作用，但绝不因此将他们抬到工人阶级之上。在反官僚主义的斗争中，他始终将工厂支部的作用看得最最重要，并且将党内危机的根本克服，寄托希望于「体力工人之经常进入党内」。（见上引书第九页。）毋须说，他更不会利用他在红军中所享有的无比威望与军事委员会主席地位，用枪杆子去打破党官僚们的「狗头」。毛泽东在这方面的情形完全相反，他荒唐无聊地讨好学生，以学生反对工人，以军队打击党部。第四、托洛次基的重视青年学生，那是真正把他们当作「党的镜子」，当作苏维埃政权政治气候的「晴雨表」，当作「用以校正我们自己的工具」，一句话，目的在于靠富于朝气的与敏感的青年们的帮助，廓清党内的官僚暮气，以便恢复乃至发展党内的真正民主，可是毛泽东的发动学生，其最大目的却是要神化他个人，要彻底消灭中共内外原极有限的民主。这一切，充分暴露出毛泽东的无原则的政治诡计，与托洛次基的立场和行为之间，无丝毫共通之处。

五　三个可能前途

事情的发展是否真如毛泽东所愿呢？
先让我们指出「文化大革命」的三个客观上可能前途：
一、由武斗引起内战，大至造成长期内战的局面，
二、「文化大革命」收得预期的胜利，在短期内（假定一两年）完成任务，
三、由假造反变成真造反，革命群众把所有的「皇帝」，特别是毛泽东这个大皇帝拉下了马，于是让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在无产阶级民主的道路上大踏步地迈进。
先看第一个前途：
「文化大革命」由文斗变为武斗，已经是普遍的现象；这「武斗」是否会变成小规模的内战，甚至变成大规模的乃至长期性的内战呢？这可能，照目前情形看，还是不大。刘邓派（假定他们有决心进行武装对抗的话）当然也可能在解放军中找到忠于他们的若干队伍，但若这个队伍不是驻扎在与苏联为邻的边界省份，又若它得不到「苏修」的或明或暗的支持，在现在条件下，要想认真与毛林为首的军事力量为敌，要想长期抵抗，或甚至想在内战中取胜，那是难于想象的。
因此，祇要毛泽东不突然死亡（七十三岁的老人，死亡不应该算是意外），祇要中苏不发生严重的军事冲突，那么内战可能，特别是长期与大规模内战的可能，总是微乎其微，或竟可以说没有。
没有这个可能，同时也就意味着与决定着：刘邓派不可能在这次党内斗争中进行有效反击，更不可能在斗争中取得胜利。因为毛林派既然以武器当作与反对派「辩论」的唯一「论据」，那么反对派拿不起武器来，或根本没有决心去拿起武器，也就无从进行「辩论」，更无法「辩论」以胜之了。然则，「文化大革命」是否祇能有上述的第二个前途？即是说，毛泽东是否一定能如愿地完成其任务呢？这，我看也不尽然。
刘邓派不能以武器对抗武器，不能以武器的批评来反对手林强加于他们身上的武器批评，诚然是他们的致命弱点，但是，如果他们是一个有原则的反对派，如果他们真有与毛林派根本不同的政纲，如果他们真有为贯彻自己正确路线的决心，并且真能为此而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那么，纵然一时没有武力、他们的斗争也未必输定了的。就算一时占了下风，或暂时输了，也终于会在或长或短的时期内嬴回来。
真理常会依循最曲折的道路走向自己的胜利，历史上，乃至在工人运动的历史上，曾经让我们见过不少先例。
因为，正如毛林派自己常说：军队并非存在于真空中。它一样受着阶级斗争的影响，一样受着政治斗争的影响。军队接受影响，比之于其它群众集团，可能迟些；要这个影响发生结果，见之行动，也一定比较的难些。但是迟些难些，绝不等于不可能。军队一旦接受了影响，一日采取了行动，却会比其它的群众集中得多，强烈得多，而且能起决定作用。
因此，一时没有武力，并不等于始终没有武力。武器是可以转手的。问题祇在于你是否有赢取武力的正确的政治立场，在于你是否有以正确纲领去赢取武力的决心。
可惜的是：刘邓派完全不是上述那样的一个具有原则性的反对派，他们不是一个坚持真理，为真理而斗争的反对派。他们也没有为实现自己政纲，不惜将斗争进行到内战的决心，他们（至少那些高级领袖们）基本上始终是毛泽东主义者，他们不仅为了策略之故，口头上一直叫喊着「毛主席万岁」与「毛泽东思想万岁」，而且出乎本心地，在实质上他们也是「忠于万岁」的。如果他们对毛有所不满，对他的主张表示了异议的话，那只是「忠良之谏」，决不是存心犯上，更不是谋王篡位。其次，由于反毛派根本不是原则性的反对派，如此他们不可能有系统的纲领，不可能有堂堂正正的旗帜，更不可能作战斗性的号召。他们祇能作毛派的一个消极影子而出现，这就决定了他们斗争和「反扑」的性质和力量，决定了他们斗争的被动性，消极性与软弱性。事实上，截至目前为止，反毛派的斗争手段让我们见到的，确乎祇有如下三种：一、「天皇圣明，臣罪当诛」（多半是最上层的）；二、发动「经济主义」，「慷国家之慨」，发以争取人心（中级的）；三、「躺倒不「干」，听凭处置（下级的）。这都是不足以成事的。
刘邓派既然是这样性质的反对派，他们所采取的又既然是这样子的斗争手段，那么，要想它去抵御毛派的攻势已嫌不足，更谈不上什么打败毛派了。
在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是能够击败他的反对者的，也可以说，他是能够完成「文化革命任务」的。
但是在另一个意义上说，毛派却不能完成任务，至少是不能如其所愿地完成任务的。
从一年来「文化大革命」的实际过程看，「当权派」的「反扑」虽然成事不足，却属败事有余。它显然已经大大打乱了毛派的如意算盘。同时原本以为收放由他，操纵随意的群众运动，也显然因为毛泽东过高地占计了自己的控制力量，竟致弄得尾大不掉，难于收拾。红卫兵运动以及其它形形式式的「革命造反团体」，原是自上而下地掀起来的，现在却凭着他们自己发展的逻辑，多少在自下而上地发挥其独立作用，他们已不能完全被限制在发动者所划定的界限之内了。为了应付这些意外发展，毛派时时弄得举棋不定，进退失据。朝令往往夕改，友敌每常于顷刻之间易位；更糟的，毛派常在不经意间发现自己失去了主攻地位，完全陷于被动，结果就不得不食言背信．扯开一切伪装，动用赤裸裸的武力来镇压反对者，以致失却了任何信用，丧失了任何威望。
在这样的情势下，有两种危机酿成了，第一，工农生产大瘫痪，财贸交通大停顿。由此可能造成的「当权派」的消极反抗所促成，第二个危机则由中共内争引起的群众运动所造成。
面临这两个危机的威胁，毛派多半会（而且现在已经在这样做）不为己甚，尽量缩小打击面，同意与更多的当权派妥协，藉使「文化大革命」草草收场。
这样的结局自然不能算是反毛派的胜利，但总也不能说是毛派「胜利地完成了任务」。
把上面所说的归结起来，我们可以这样说，如果问题祇限于毛派和反毛派之间，又如果那个被召唤来参加斗争的群众运动，在基本方向上始终没有脱出「毛泽东思想」的框框，那么在目前的种种条件下，毛派多半可以在夺权斗争中获胜，多半不会被他们所欲清算者所清算；不过这个「胜利」不会如他们所预料者那样的「干净彻底」，不会不是「腐败」而妥协的。
但若问题不祇限于毛派与反毛派之间，即是说，如果在斗争中，那个被发动起来的群众大大超过了毛林当权派与刘邓派所严格划定的界线，如果在群众中出现了真正代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利益的一个流派，那么在这时候，「文化大革命」的根本性质已经变了。它不再是官僚阶层内部清算的斗争，而是官僚与反官僚的斗争；事情已经发展到第三个前途了。这时候，毛泽东为了要压下那个被他召唤出来的「革命魔鬼」，将视需要之大小，尽快与反对派作相应的妥协。这时候，毛泽东如果还是遭到了清算，那么清算他的人决不是他所欲清算者，而是真正的革命派。

六毛泽东的企图能否实现？

不过我们暂且撇开第三个前途不谈，先谈谈毛泽东发动红卫兵的「主观意图」。让我们看看，我们在上面提到过所谓的「一石一二鸟」的企图，究竟能否实现。
首先是那个转移民间怨气的打算。来了这下子红卫兵运动之后，是否能够将多年来人民大众的怨气，特别是最为敏感的青年学生对毛对中共所郁积的怨气，转向「一小撮走资木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发泄，同时又能藉此挽回并提高毛的声望？
据我看，这个可能是没有的，如果有，也只是昙花一现，现在早已过去了。当然，毛在这方面占尽便宜，他始终处于指控人而不被人指控的地位。再若他打败了他的对手，那更可以将一切罪状加于人，一切责任推给人，拿失败者当作献给神的「替罪之羊」。但正如中共的那句术语所云，「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任何大独裁者的手掌都不能掩尽天下耳目。至于胜利本身，它固然具有绝大的说服力量，但问题毕竟更在于怎样取得胜利，在于是怎样的胜利，如果毛凭以取得胜利的手段祇限于枪杆子的高压，祇限于毫无原则的手腕与最无耻的欺骗，如果为了取得胜利，他不但对他的敌人，而且对他的拥护者都一样应用这些手段；如果他所取得的胜利是极不光彩的，十分腐败的，换汤不换药的，甚至是似胜实败的，那么，从胜利中出来的毛泽东便不可能找到他的替罪之羊，便不可能教「人民之神」接受这份致献的牺牲。
如今毛泽东正是以这样的手段与这样的方式在赢取他的机利，同时他在事实上也不可能得到不同于我们上述的胜利，因此，「胜利」的结果，祇能给这位最大的舵手招来最大的怨气，让所有怨气，特别是幻灭了的青年人的怨气，集中于他一人之身吧了。
我们再看看另外两个企图。它们是：一、通过这次群众运动，打倒党内与国内的任何异己者，以此造成一个思想上为毛泽东主义所绝对统一，组织上为毛泽东个人所绝对控制的党和国家。二、通过这次运动，训练出一大批能免于「修正主义」与「官僚主义」的新干部。
这些能够达到吗？
要回答第一点，先得弄清楚究竟是怎样的「统一」程度与怎样的「控制」程度。在某一程度上说来，中共二十年来早就思想上统一于毛泽东主义，组织上受控制于毛泽东个人。不过毛泽东并不满意这个程度的统一，不满意这个程度的控制，尤其是近几年来，这个「统一」与「控制」受到严重挑战之后，他更觉得不满意，更要加强它们了。然则，要加强到怎样程度的绝对统一与绝对控制，毛泽东才能满意呢？显然，他要在这方面远远超过史大林，甚至要远远超过希特勒，他要成为欧洲中世纪黑暗时代最专横的教皇，他要成为摩罕默德式的独尊的教主。他要将自己的片言只语都全部变成「最高指示」，变成「绝对真理」；他要使「毛选」变成圣经，使语录变成符箓，并且要使这本圣经与这些符箓，代替人类古往今来知识活动的全部成果，钦定为「无产阶级文化」的万有文库。为要达到这个目的，他将其它一切著作冠以「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帽子而加以焚烧，将所有在文、史、哲以及艺术等方而略有成就的知识分子统统加上「牛鬼蛇神」的恶名而加以迫害。
毛泽东在这方面的所作所为是绝对荒谬反动的，是完全违背马列主义的，不过我们将在论文化问题的专文里讨论它，此地不再多谈。在这里，我们要问的是：这个样子的思想统一与这个样子的绝对控制，是否能够做到？
不可能。
不管我们从那一角度看，都不可能！从人类思想的一般本质看，服从权威与反抗权威这两重性是始终同在的，从人类思想总进步的现阶段看，那个新的集体主义总必须包含那被「扬弃」了的个人主义；从中国一国的文化发展看，一般民众的文化水准毕竟提高了，知识分子都或多或少受过科学和民主的洗礼的了，从世界范围内文化发展看，那么不管有多么强的阻力与多么大的逆流，社会主义行将取代资本主义，民主化的共产主义行将取代警察化的共产主义，总已是确定的趋势了。
因此，毛泽东那种超越秦始皇，盖过史大林的万丈雄心，结果总祇能被历史证明为枉费心机，祇能被证明为时代错误的大笑柄。纵使他在表面上与短期内能够做到这个局面，也只能以加倍的力量，加快的速度，促成了历史对他个人与他所欲建立的制度予以应得的惩罚罢了。
第二个问题是：通过红卫兵运动，能否训练出一大批对「修正主义」与「官僚主义」等等完全免疫的新干部？
我们的答复是：新干部正在训练，而且终于会训练成，但是如此训练成功的新干部，却完全不能免于「修正主义」与「官僚主义」的堕落。
理由为何，我们早已在以前的文字里说过了，不再详述。总之，如果不是真正依照不断革命的方针，不彻底抛弃「一国共产主义」的反动立场，如果不把中国胜利了的革命首先看作燃起世界其它部分（包括落后部分与资本主义高度发展部分）社会主义革命的火种，而将它看作建设「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祖国」的一个自足基地，如果不把中国初步的社会主义建设主要当作社会主义（即使在贫困国家中），可以优于资本主义的一种示范，以此吸引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工人阶级以及一般劳苦大众到社会主义方面来，以此促成他们在本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如果终于（在长时期内）没有这些革命以及一切落后地区的革命前来支持，那么，在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中，胜利了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领袖们，要想反对与防止「修正主义」，要想自己的干部永远免于「官、暮、娇、骄」四气的渲染，不管你发明什么方法，不管你施行怎样的手段，结果终是徒劳。
在毛泽东主义的，亦即在史大林主义的「一国共产主义」总方针下，行将从今天红卫兵中选拔出来的一大批干部，因为是在革命彩排中「夺得了权力」的，因为是在免费串连中完成了「长征」的，因为他们是毛泽东「文化大革命」温室里人工助长的未成熟的接班人，他们少不更事，趾高气扬，一定会比那些老干部们（今天被他们「砸烂了狗头」，其中却不少是从长期真正战斗中出来的）会更加容易，也更加迅速地陷进那「官、暮、娇、骄」的四气之中。

七假革命与真革命

因此，要使中国的革命政权免于变质，要使未来的革命干部免于「修正主义」和「官僚主义」等等的堕落，人们必须为上述有关「文化大革命」的第三个可能前途而奋斗，也就是说，必须为变假革命为真革命的前途而斗争。
先谈这个前途的现实性。
在一年前，不，甚至在半年前，如果有谁能预言出中国目前的「造反」情形，那是没有人会相信的，连毛泽东自己也不会相信。
不过现在，当我们看到了最近全国各阶层动乱的情形，那么谁若否认中共统治下有革命的可能与必要，这个人一定是政治上的色盲者。
「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大好处，就是它清楚地告诉了我们：十七年中共统洽所积聚起来的「内部矛盾」与「外部矛盾」竟有这样的多，竟是这样的深！
这么多与这样深的矛盾是必须用革命——不是御用与钦赐的革命，而是要用真正革命来解决的！
这个客观需要，预先决定了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必须发展成为真革命，也预先决定了它可能发展成为真革命。
然则这个潜在的与可能的现实性；将如何在客观上实现出来？我们革命者又如何可以在主观上使之实现出来？
客观上，在半年多来，特别是近两个月来的「造反」斗争中，其实有许多行动已经超出了官方给划定的界限。这就是说，真革命的成分早已包含在假革命之中了。毛林系统在欢呼由上海开始的「一月革命」的同时，就拚命号召解放军介入革命，就狂呼一切「专政机关」行动起来镇压「反革命」。与此同时，「人民日报」又特别重登了毛泽东的那篇旧文章「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以此去反对存在于「革命群众组织中的……本位主义、小团体主义、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主观主义、个人主义等等」，这都显明地表示出群众运动已多少越出了官定的框框。又如「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第三期的社论所说：
「在当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及其在党内一小撮代理人决战的阶段，坚持反动立场的地主，富农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坏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美蒋特务，都纷纷出笼。这批牛鬼蛇神，造谣惑众、欺骗、拉拢一些不明真相的人，成立反革命组织，疯狂地进行反革命活动。例如，所谓『中国工农红旗』，所谓『荣复军』、『联合行动委员会』以及其它一些被修正主义分子组织起来的名为『革命派』，实是『保皇派』的组织，就是这种反动组织。这些组织中的多数群众是受蒙蔽的，是应当争取教育的。」（见「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
这段话也生动地告诉我们，群众确实是起来了。其中固然有「趁火打劫，妄想变天」的害人虫，但是除此以外，即使陈伯达们也不得不承认还有多数「受蒙蔽」的普通工农。他们在十几年的官僚专政之下受尽苦楚，现在看见了可以变革的机会，奋然而起，要同那些骑在他们头上的老爷们算帐了。「经济主义猖狂地泛滥」，逼得毛泽东穷于应付，这无论如何是一个无误的标志，表示出「文化大革命」已不再是完全钦定的了。假革命已开始变为真革命。
文化大革命在变、在发展，这是事实，它还要继续变下去，继续发展，这也是必然趋势。但是它究竟将怎样变与怎样发展，我们是很难确切预言的。
我们可以预言的是这样一件事，如果没有一个具有明确纲领的先锋队加以领导，那么，这个革命纵然发展得大大超过了毛派或刘派划定的界限，也迟早会被再度控制了去，或者替目前争斗中的一派（多半是毛派）服务，或者为二派联合的力量所镇压。如此，则一度表面化了的中共现统治下的社会矛盾，势必不曾解决，暂时又潜伏下去，等待新的爆发。
因此，目前中国那个颇有可能发展成为真革命的「造反」局势，需要国际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者对它作及时的与正确的认识，并进一步作革命的干涉，藉使目前蜂拥起来的真正革命的左派，能有所领导，能知所团聚，并能为确定的方向而斗争。
一句话，那是革命者主观上如何使「文化大革命」发展的可能性在客观上实现出来的问题。
要作革命的干涉，要予革命群众以正确的领导，首先得在目前五花八门的所谓造反者与造反组织中，分别出谁是真革命者，谁是假革命者。因为今天出现在全中国的形形式式的造反团体，表面上，个个都打着拥毛旗帜，人人都喊着「毛主席万岁」。而究竟什么是所谓「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什么是「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路线」，根本不曾把具体的政纲宣布出来，以致究竟谁真谁假，谁革命谁反革命，普通老百姓简直无法分别。甚至谁真拥毛，谁假拥毛，也都是「扑朔迷离」，无从判断。朝为文革要人，暮成反毛「黑帮」者，已屡见不鲜，而昨天让人打成为反革命，今天得以光荣地「平反」者，更是比比皆是。又因为并非所有「反毛派」的行动都是革命的，也并非所有「拥毛派」的行动都是假革命的，所以辨别真伪革命的标准更难确立，同时也更需要确立。
不确立这些标准，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者将不知道应该打倒什么与拥护什么，不知道应该联合谁与打击谁，不知道应该向那里走，不知道应该为什么而斗争。
下面这几个标准，据我看，乃是适用于目前中国的具体条件者。它们可凭以区别个人和团体的革命真假，也可以作为中国真正无产阶级革命党的一个初步的斗争纲领。它们是：
１、是否反对神化大领袖；
２、是否反对官僚特权与贪污堕落；
３、是否真正赞成与真正实行「巴黎」公社的原则，即是说：是否实行以无记名投票方式来选举工厂委员会，选举贫下中农委员会以及各地方的「人民公社」，并以此种「公社」来代替各级「人民委员会」；
４、是否不仅在口头上，而且在事实上保证劳动人民的宪法权利（详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章），保证言论、出版、结社、示威与罢工的自由，保证信仰自由，保证人身不受侵犯，住宅不受侵犯等自由；
５、是否反对以反「经济主义」的名义，削减或甚至剥夺工人农民的福利享受和生活保证；
６、是否主张并实行给政治上不同意见者以充分答辩的权利；
７、是否主张并实行将新中国成立以来内政外交上的成就和失败，进行充分的检讨；
８、是否主张和实行在文艺创作及一般文化活动上，除了简单明确的政治标准外，允许充分的自由；
９、是否认为反对苏联的「修正主义」，并不妨碍我们与苏联结成联合战线，藉以反对主要敌人美帝国主义；
　１０、是否在思想上与实行上都遵守以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利益服从于世界革命利益这个大原则。
凡是以「是」字来答复上述问题的个人或团体，都是真革命的左派，不管他们挂的是什么旗，保的是什么皇；反之，凡是以一否字来答复这些问题的，都应该归入假革命右派之列，不管他们是拥毛的，还是拥刘的。
我们反对一切假革命的右派，支持一切真革命的左派，并愿意和他们联合行动，号召一切革命者在这个政纲之下团结起来。

八革命领导问题

第四国际的「过渡纲领」开宗明义说：「世界政治的整个形势，其主要特点在于无产阶级领导的一种历史性的危机」，「人类历史的危机还原为革命领导的危机。」
这一个历史性的论断，不但二十九年前的当时是正确的，到了今天也仍然是正确的，不但在发生社会主义革命的国家中是正确的，就是在已发生过此种革命的国家中也是正确的；它不但适用于世界的其它国家，也适用于中国；而且，在一种特定的意义上说，它还最最适用于今天的中国哩。
因为今天毛泽东治下的中国，一次成功的争无产阶级民主的政治革命，其客观的先决条件，即使不曾开始「霉烂」，至少是已经「成熟」了。「现在问题归结到无产阶级；主要的还是归结到革命的先锋队。」
今天中国如果存在着一个组织良好，人数相当众多，而且具有正确马列主义纲领的无产阶级革命党，那么，这次由毛泽东自己挑动起来的假革命，一定会被转变成反官僚争民主的真革命，甚至已经被转变成了。
不幸，事情并不如此。
中国共产主义者中的真正左派，第四国际的中国支部，由于主观上和客观上各种原因，今天在中共的统治之下并不存在——至少，他们不可能以有组织有联系的政治派别而存在。因此，他们不曾，也不可能在目前的政治斗争中起任何作用。不过他们的思想还是存在的，至少在大城市的无产阶级中是留得影响的。
譬如，在上海本年一月份出版的第十九期「红卫战报」上，就说到在「造反派内部」，「出现了一些托派分裂活动」。
当整个中国的政治气候日益变得有利于真正马列主义的滋长与繁殖之时，那些陈年的思想种子会发育，同时新生的种子也会到处冒出头来。
培育这些种子的条件是官僚极权统治下工农大众争取民主权利的渴望，是狭隘民族主义窒息下一切革命者对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要求。
毛泽东的政权越发走向疯狂的个人独裁，越发剥夺劳苦大众的一切权利，越发使国家变得孤立无助，众叛亲离；那么这些造反种子就越会自发地与野生地滋长起来。
这样，毛泽东治下无产阶级争民主的政治革命的条件是成熟了的，问题祇在于怎样给他们以正确的领导。
说到领导，我们首先想到的自是中国第四国际党在组织上的再建问题，以及它在思想上的加强和发展问题。
不用说，这是必须加以郑重考虑并应认真付之实行的问题。因为第四国际纲领代表着四十余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最早，最全面与最澈底的反官僚主义堕落的旗帜；它代表着共产主义事业与理想被史大林主义所污损毒害后唯一坚持着的马列主义的传统。因此，我们相信，今后不论是资本主义国家中发生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好，或者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发生的反官僚的民主政治革命也好，要想他们成功，要想他们成功了而循着正确的方向前进，那么忽视这个旗帜，背弃这个传统，都是不行的。
但是从这个认识出发，我们能不能够说：所有上述国家的革命，祇有在各该国的第四国际党的直接组织领导与思想领导之下，才谈得到成功或成功后的正确发展呢？能不能够说：如果不在第四国际党派的直接领导和控制之下，这些革命便不能成功，甚至说它们算不得革命呢？
当然不能够，这样说与这样想，将是最最无救的宗派主义者。
拿中国的情形来说，我们就应该认识到，在中国第四国际党的组织未曾再建与发展之前，中国反官僚主义的政治革命会发生，可能会不止一次地发生；而这些革命，多半是由官僚层中分裂出来的左派领袖领导的。这些领袖可能部分地解脱了史大林——毛泽东主义的拘束，可能在客观上已经采取了第四国际中国党的若干立场，但他们决不会自命为第四国际派，甚至会极力反对第四国际派。对于他们，我们该采取什么态度？当然应该坚决拥护他们的革命，诚恳地批评他们的不足．勇敢地参加他们的战斗队伍，以此达到部分的、或多或少的反官僚政治的目的。
总之：重要的在于实质，在于政纲的实施，并不在于用的什么名义，打的什么旗号，也不在于是否置于我们的直接控制之下。事不由我，一概否定，不受控制，便加摧毁，这是史大林主义者在近代革命史上犯下的滔天罪行之一。如果我们采取了类似态度（祇要极少的一点就够了），那么唯一的结果是：历史将迈着大步，鄙夷地从我们紧闭的那所小门之前过去。
然则我们上述的拥护态度，是否可以应用之于目前中国斗争中的刘邓派呢？
我以为不能，至少目前还不可以。理由：一：根据目前所知道的材料来判断，刘邓派未曾发动过什么革命，相反，他们是毛林派发动的「革命」的对象，因此，「拥护刘邓派」这个光秃口号，首先就意味着保持现状，反对「乱」，反对「夺权」。我们并不满意现状，不反对乱，也不反对夺权。我们反对「为毛主席而夺权」，却坚决主张为工农大众的利益而夺权。第二，不论就过去的事实看，或就今天的表现看，刘邓等人根本不曾跨出史大林——毛泽东主义的圈子，甚至比毛林派更深更稳地立足于中共的统治层中。他们所主张的乃至所执行的所谓「修正主义路线」，主要是在于对毛的过于冒险的政策加以阻遏，而基本上却是「中派偏右」的。因此，刘邓派当然不等于革命的左派，他们的胜利不可能等于革命左派的胜利，甚至我们相信，一旦真革命的左派认真得势，刘邓派会立即放弃其微弱与消极的抵抗，拜倒乞怜于毛派的脚下，藉以阻遏革命派的胜利，因此，我们不应该在群众中造成一个幻觉－即刘邓派等于革命派的幻觉。
不简单地提出「拥护刘邓派」这个口号，当然不妨碍我们在一些场合，在许多具体问题上，支持刘邓派（特别是他们的群众）的斗争，与他们（不仅群众，而且领袖）联合行动。因为我们主攻的矛头显然是毛泽东的个人独裁；又因形势所迫，刘邓派是比较的能够（不管真情或假意）接近我们政纲的若干点的。

九　「文化大革命」为甚么阶级利益服务

以上所谈，主要是「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方面与事实方面。下面想研究一个比较深远一点的理论问题。那就是：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究竟是为甚么阶级利益服务的？
史大林的情形是很清楚的，他代表了苏联保守的官僚阶层的利益，特别是代表了这个阶层的中派立场。他纵横俾阖，左右开弓，野蛮而顽强地保护了官僚阶层的利益，同时也保卫了这个阶层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国有化的财产制度。
毛泽东怎样呢？当然他也代表意官僚集团的利益；不过，他所站的立场，似乎与史大林的情形不同。他所直接代表的彷佛是统冶阶层中的左派，而「文化大革命」的矛头所指，好像是略等于苏联当年的右派。事情是否真是如此？
不是。
中国共产党自从在一九三○年前后完全与当时的左派反对派决裂之后，它的队伍中（至少在它的领导层中）便不再有真正的左派。从那个时候起；所有发生于中共内部派系斗争，不论发生于毛泽东和王明之间，或者发生于毛泽东和张国焘之间，或者发生于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大多是由于策略性的分歧，甚至由于简单的权力冲突，极少由于原则性的革命战略的异见。如果问题牵涉到思想路线的话，那么最多代表着这样的两个方面：史大林主义的左翼与史大林主义的右翼。而这里的所谓左翼与右翼，如果用真正布尔雪维克主义的尺度，真正马列主义的尺度来衡量，都是属于中派的。史大林自己，在他独自掌握苏共命运的二三十年中，就是时而左倾，时而右倾，不断在中派的圈子里来回跳跃。
长时期内受史大林思想支配的中共，自然也受过这些跳跃的影响。每当一次跳跃，中共内部也总是会相应地出现一个转变，而完成这个转变时候，又常常会或大或小地起一次斗争；发生于新立场与旧立场之间的斗争，毛泽东在这些斗争中并非时时居于左翼，不过大体上偏左的居多，因为在以武力夺取政权这个问题上，毛不会退缩；而对于和资产阶级联合这个问题上，毛也不会划地自限的。
因此一般而论，毛泽东应该说是史大林主义的左翼传人，他特别接受了三十年代以后的史大林主义，这里面包括着经济上与政治上的冒险主义，政治上狭隘的宗派主义（以极左的革命名词来掩护的），个人极权的官僚主义，自居于阶级矛盾之上的拿破仑主义。
史大林主义的左翼当然不等于马列主义队伍中的左派，这是「中派」里面的一个左派。它之所以被称为「左」，仅仅对它自己一派的右而言的。史大林主义对于资产阶级与资本主义，从来祇有两个态度：一个是卑躬屈膝，作无原则的妥协，甚至作最无耻的投降，另一方面便是用冒险的、盲动的、宗派主义的与官僚主义的野蛮罪恶手段来反对他们。前一态度是右，后一态度便是所谓「左」了。它的右，当然根本背叛了马列主义，可是它的这种「左」，也完全与马列主义无共同之处。因为它或右或「左」，无论它拥抱资产阶级或打击资产阶级，却总是于无产阶级无利，总是于社会主义无利，或至少是害多于利的。因此，我们千万不可把史大林主义范围内的左右翼，和马列主义范围内的左右翼混淆起来。这二者本质早已不同属于一个范畴了。如果我们将二者等同，又若光就形式的激烈来看问题，那是要大上其当，会大错特错的。譬如在苏联共产党的内部斗争中，以托洛次基为代表的左派，在许多时期的许多问题上，例如一九二八年以后，中国革命中的国民会议问题，一九三○年左右苏联农村的集体化问题，一九三三年以后，德国与社会民主党的联合战线问题，表面上，史大林的立场都比较「左」，可是实质上却非常之右，因为它们或者推迟了革命，或者让革命的前进付出了惨重异常的代价。或者干脆破坏了革命，这些在客观上都帮助了资产阶级，所以实质上都是右的，甚至是极右的。
今天毛泽东及其一派的所谓左，基本上也应作如是观。站在「右」边的反毛派，其中（特别在那些一贯坚守史大林主义立场的领袖们中）固然有真正的右派，即主张长期与资产阶级合作下去的路线者，可是此外另有一部分人，另有更大数目的一部分人，那些未曾受史大林主义束缚的广大群众（其中也可能有些上层分子），却未必真正右的，他们多半是表面右而其实左的—换句话说，他们的主张可能是更符合于中国乃至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利益的。毛泽东的立场，对于前一类的反毛派说是左的，对于后一类的反毛派说却是右的。因此，和当年的史大林一样，毛站的是官僚中派立场；他所推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和当年史大林的「反右』斗争一样，纵然含有若干「反资」意义，却绝不为无产阶级的利益服务；它徘徊跳跃于二者之间，而以官僚阶层中最特权，最有力的一群的利益为依归。
「不过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不是正在动员成千成万非官僚的群众来向官僚们造反夺权吗？这不是正在彻底打击，甚至打毁官僚阶层吗？」
不错，这情形我们在前面说过，确乎与史大林当年的不同。但我们也说过，这个不同仅仅属于外表。二者形式不同，实质上却都为了要保护官僚阶层的利益。只是史大林之保卫官僚利益，是显而易见的，毛泽东之保卫官僚利益，比较的为假象所蔽罢了。
不过同中似乎有异。他们二人各自代表的最有力的那个官僚层，就其倾向与性质说，似乎稍稍不同。史大林当年所代表的是官僚中比较保守的一派。它的对内政策在第一时期是一味对资产阶级影响让步，在后一时期则因自身地位的危急而作冒险与狼狈的反扑，至于它的对外，那是始终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之下，以致最后完全放弃了世界革命的事业。毛泽东今天所代表的官僚层，比较地说，好像是更为激进的。无论在对内或对外政策上，他都表现得非常之左，非常的不妥协。在国内外的种种敌对势力压迫之下，毛泽东非但不愿一息屈服，反而更加强了战意。这种不同的表现，是否意味着毛派至少代表了中共统治阶层中的革命派呢？
我以为不能这样说。因为任何中派都是跳跃的，它时左时右，可左可右。我们拿史大林的例子来说吧，从一九二○年代的后半期起，一直到一九五○年代之初，虽然其总的趋向是右的，是对国际帝国主义妥协的，是放弃甚至破坏了世界革命的；但中间却不乏向左的盘旋，最著名的是所谓「第三时期」。在这个时期中（从一九二九年开始直到一九三三年），史大林派在国内用野蛮恐怖手段消灭了富农，在国外孤军奋战，不顾一切地实行盲动来反对帝国主义。结果处处碰壁，将希特勒捧上了台，在全世界范围内造成反动局面，以致不得不激剧右转，提出了所谓「人民阵线」的政策。
　　今天毛泽东们的内外政策，一般可以说，略等于史大林的「第三时期」。它是过去「人民民主主义」合作路线的反动，而在更多更大的打击之后，它多半又将成为新的对国际帝国主义，特别是对美帝，屈服的前趋。他今天的极左路线，乃是他昨天的极右路线之果，因此，它又可以成为明天再一次极右路线之因。
如何纔能打断中派路线这一个绵延不绝的因果反复呢？只有一条路，趁今天极左路线所造成的假革命机会，扩大而加深之，使之成为真革命；使无产阶级的民主真正成为今天中国的统治精神。

十简短的余论

从狄义的文化观点来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原本有很多的话可以说，而且也应该说。祇因毛泽东这一次的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积极方面实在与文化一无关系。谁都清楚，这不过是他随手抓来的一个幌子，藉以掩盖他清算异己的权力斗争吧了。而在消极方面，那么他在「文化革命」中所表现出来的对于文化和文化人的态度和行动，又是太过荒谬，太过明显地违反了马列等大师的道教，以致我们暂且可以不必为它多费笔墨，留待以后再作总的批判了。
在这里，我们祗想摘引列宁的两段「语录」，让大家先作一个比较：
（一）
「旧时学校是崇尚书本的学校，它强迫学生去通晓一大堆无用的，累赘的，死板的知识，这种知识闭塞着青年的头脑，并把它们变成一些依法泡制的官吏。但是，如果你们从此便想做出结论，说毋须通晓人类所积累起来的知识就能成为共产主义者，那你们便犯了极大的错误。如果以为无需领会共产主义本身所由产生的全部知识，而祇耍通晓共产主义口号，祇要通晓共产主义的结论已经足够了，这种想法也是错误的。」（见「青年团的任务」——中文本「列宁文选」第二卷，八四二页。）
（二）
「无产阶级文化不是从空中掉下来的，也不是那些自命为无产阶级文化专家的人所臆想出来的，如果认为这样，那就是胡说八道了。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官僚社会压迫下所创造出来的知识总汇发展的必然结果」。（见同上文，同上书，八○三页。）
看了列宁在四十七年前所说的这两些老话，今天毛泽东「亲自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到底是不是他对马列主义在文化方面的「最新发展」，那是不言自明的。
一九六七年二月

「批邓反右」的分析

向青

震动世界的清明节天安门广场事件，促成了大半年来中共新的党内斗争急转直下：一九七三年重新上台后彷佛扶摇直上的邓小平，第二次垮台了。这个新发展引起人们对中国内部政治斗争作更密切的注视，有各种各样的分析和估计提出来。我们，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亦即绝大多数劳动人民的长远利益的立场上，所最关心的问题，当然是毛邓两派所争的究竟是甚么；这些争执问题，以及两派各自的立场，对劳动人民有甚么利害关系；他们两派究竟分别代表甚么阶级，或甚么不同的社会──政治集团。斗争在「大辩论」的名义下进行了好几个月，已发表的反邓文件不可胜数，但无论国内群众或海外人士都始终无法看到邓小平派的文件。毛派很爱说甚么「反面教材」、「示众」、「翻案不得人心」之类的话，可是，在这次斗争中，像过去每次派别斗争中的情形一样，掌握新闻媒介的毛派始终没有拿邓派任何一个「不得人心」的「反面教材」来「示众」，更没有群众和新闻记者能亲耳听见邓小平说话。因此，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得到充份数据来对邓派的真正见解和立场作出客观而确定的判断。我们所能做到的，只有一方面根据邓小平在位时的行动表现（也就是当时的官方政策），另方面根据毛派攻击邓派的说法，以及这些攻击言论中撤头去尾地引述邓小平的一言半语，来作合理的推测。由此，读者可以了解，为甚么此文对毛派的分析评论相当详细确定，而对邓派此较简略保留。

邓小平是走资派吗？

毛派说邓小平代表资产阶级，企图复辟资本主义，也就是说，邓小平企图推翻中国的无产阶级专政，恢复资产阶级统治。
　　究竟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最根本的区别在甚么地方呢？让我们请教列宁吧。列宁一九二○年三月在俄共第九次代表大会上说：「当一个阶级代替了另一个阶级的时候，它也改变了所有制的关系」1，「无产阶级的统治就表现在取消了地主资本家的私有制，获得了胜利的无产阶级废除了私有制，并彻底破坏了私有制，阶级统治也就表现在这里……我们实际解决了私有制问题。这样也就保证了阶级统治。」2列宁这几句话十分简单明了地叙述了马克思主义一条基本的见解，凡是稍微懂得一点马克思主义的人都应该不会怀疑。
邓小平曾有甚么行动或言论要取消中国的国有财产制，要把土地、银行、工厂等等交还给过去的地主和资本家，或拨归一些新的私人所有吗?毛派并没有提供任何证据。然则，「复辟」的罪名有何根据呢？
毛派说：邓小平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反对经济政策和教育政策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所以是走资派。
假定邓小平真正认为阶级斗争已经在中国熄灭了，他所主张和执行的种种政策并不以无产阶级专政的利益为根据，反而便利资产阶级势力的保存和重新滋长，那么，虽然还不一定能够就此断定邓小平是自觉的走资派（即有意去恢复资本主义），至少他是个右派（却客观上便利资本主义的复辟）这点可以毫无疑问了。但是，拿毛派对邓小平所有指责来看，连这点也未能证明。邓小平并没有执行或主张放任富农和城市小生产者发家致富，积累资本，雇佣工人从事生产的政策。
凡是稍微懂得一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又知道中国社会现状的人，都会对邓小平的「走资派」罪名有所怀疑。毛派自己却感受到了压力，只好捧出毛泽东一条新的语录来答复：「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那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这个答复一点也不中用。毛泽东这话彷佛是说，邓小平一类的共产党员本身就是资产阶级。难道邓小平等人开了工厂、银行、农场等等，本身变成资本家了吗？这显然不是事实。最强词夺理的人，也至多只能说邓小平派是社会上的资产阶级在共产党内的政治代理人而已。既然如此，原来的问题仍然存在，未经解答：党内走资派怎样扶助社会上的资产阶级发展？既未证明他们确实扶助社会上的资产阶级发展，凭甚么说他们是走资派呢？

「三项指示为纲」

毛派说：邓小平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唯一的纲）;他故意把安定团结和发展国民经济这些属于「目」的东西摆进「纲」里，就是为了以目乱纲，以目代纲，就是要反掉以阶级斗争为纲；「三项指示为纲」的本质，就是要复辟资本主义。
「三项指示」里面分明包括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反修防修的那一项，怎能说主张「三项指示为纲」的邓派「惟独不谈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个主要矛盾，不谈修正主义是当前的主要危险」3呢？毛派武断地一再宣称，把发展国民经济也抬高到纲的地位，就是要反掉以阶级斗争为纲。可是他们连篇累牍的文章，没有一次具体证明过，究竟重视发展国民经济怎样妨碍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他们说来说去，总不外是引用列宁那句话：「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其实这话一点也帮不了他们的忙。
所谓占首位，在今天中国的形势下，在当前这次争论里，具体意义是甚么呢？邓小平也把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那一项作为「三项指示」的第一项。这样为甚么不能算是占首位呢？

列宁的争论态度

列宁很爱引用普列汉诺夫模仿黑格尔的一句话：「没有抽象的真理，真理总是具体的」4。让我们学习一下列宁怎样具体运用「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这个原则吧。大家知道，列宁这话是一九二一年初，在党内争论工会路线的时候说的。当时列宁等人同托洛茨基等人对工会问题发生意见分歧，两派展开激烈辩论（顺便说，当时他们是按照真正的布尔什维克民主集中制的传统，公开在俄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面前辩论的，双方文件真理报都登载，并不是像今天中共的所谓「大辩论」那样，只许单方面的文件发表，只许一派向群众说话）。布哈林以缓冲者的姿态发表意见。他说列宁派的见解是从政治上看问题，而托洛茨基派是从经济上看问题，他觉得这两种见解可以并存，可以结合起来。针对布哈林这种意见，列宁指出，凡是具备马克思主义起码常识的人都要肯定。「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5，「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6这就是说，如果从政治上看问题所得出的结论和从经济上看问题所得出的结论有分歧的时候，政治结论一定比经济结论更重要，所以经济结论应该服从政治结论。列宁紧接着就指出，据他从政治上看问题，他认为如果采取托洛茨基当时所主张的对待工会的态度7，就会造成党同工会分裂，就会招致苏维埃政权灭亡。这种政治的考虑当然比经济的考虑（丰衣足食还是饥寒交迫）重大得多。列宁还说，他的政治估计本身也可能不正确，大家可以（而且应当）从本质上来检查他这种考虑，只是没有理由把政治的考虑同经济的考虑同等看待。最后，他还更进一步作具体的分析，指出即使从经济上看问题，工会也只是工人群众「学习在行政上和技术上管理生产的学校」，而不是「经济机关和整个国家机关的一个组成部份」。列宁就是这样用具体分析、细心说理的态度谈问题的，他并不以简单引用抽象原则来代替对个别问题的具体分析，他没有用三言两语来对问题宣判，更没有随便用大帽子把争论对手扣住。

政治和经济

当政治的考虑与经济的考虑发生冲突的时候，好像当年俄共党内争论工会问题时那样，当然应该叫经济考虑服从政治考虑。如果反过来做，就是错误，甚至可能发生极大的危害。但经济考虑并非时时刻刻都同政治考虑相冲突的，两者大有可能是一致的，那时无论怎样着重经济的考虑，都不会造成政治错误。毛派说邓小平把发展国民经济抬高到「纲」的地位，就是要反掉以阶级斗争为纲，就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就是要复辟资本主义。这种说法如果能成立，除非先承认（或先证明）经济的考虑必然要同政治的考虑相冲突。但这个前题恰恰是既未得到马列主义者公认，也未经毛派证明的。所以毛派这个判断是纯粹武断，是任意诬蔑。
根据「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这个原理，我们可以了解：经济的考虑不但不一定同政治考虑冲突，而且，凡是经济的考虑只要是全盘性、总括性的，它本身自然也就是政治的考虑。所以，甚么「以目乱纲」、「以目代纲」的话，根本就站不住。说来说去，问题仍旧归结到邓小平的经济路线和政治路线本身究竟是否帮助在中国恢复资本家的私有财产制度。毛派想单凭「三项指示为纲」来证明邓小平有罪或有错，是徒劳无功的。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当然高于经济，但有时（而且是很平常的情形），政治上最重大的任务就是搞好经济，而不是空谈阶级斗争，或从书本上学习政治理论。工人国家的国有经济迅速发展起来，岂不正是对资本主义最有效的打击，对无产阶级专政最有力的加强吗？毛派把邓小平多谈经济少谈政治当作罪大恶极，其实，在俄国革命后列宁也常常这样表示。让我们随便引证几段列宁的话吧。
一九二○年十一月三日列宁说：「现在我们主要的政治应当是：从事国家经济建设，收获更多的粮食，供应更多的煤炭，解决更恰当地利用这些粮食和煤炭的问题，消除饥荒，这就是我们的政治。就应当根据这些来安排整个鼓动工作和宣传工作。应当少说空话，因为空话不能满足劳动人民的需要。」8
十二月廿二日他又说：「今后最好的政治就是少谈政治。」9 一九二一年十月廿五日，「自然，我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希望我们少搞些政治，多搞些经济。」10
难道列宁也是要反掉以阶级斗争为纲，也是党内走资派吗？甚至毛泽东本人也曾经说过：「阶级斗争不要影响我们的工作……各地、各部门要把工作放在第一位，工作与阶级斗争要平行，阶级斗争不要放在很突出的地位。」11他算不算走资派呢？让毛派「理论家」来答复吧。
毛泽东说邓小平「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专制皇帝可以任意杀人关人，他的话对于奴才们就是绝对真理，但改变不了事实。远的不说。那些据说是邓小平在少数人面前说过的一言半语也难分真假。但是，全世界的人民都知道，就在邓小平最后一次公开露面，在周恩来追悼大会上致悼词的时候，他就有如下的话：「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反修防修，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为共产主义事业的胜利而奋斗。」怪不得毛派不敢拿邓小平那些「反面教材」来「示众」了！
邓小平要以「三项指示为纲」，毛泽东开腔了：「甚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毫无疑问。邓小平违反毛泽东指示这个罪名坐实了。按照「反对毛主席就是反革命」的奴才逻辑，邓小平当然罪该万死。但是，这种奴才逻辑，同真正的马列主义逻辑，同客观真理，同无产阶级以及一切劳动人民的利益，有一丝一毫的共通性吗？

「限制资产阶级法权」

邓小平反对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这还不是走资派的明证吗？－－毛派说。
这点理由乍看之下很有份量。望文生义，如果任由资产阶级法权泛滥起来，岂不等于（或终归要招致）资本主义复辟吗？我们来具体分析一下吧。
首先，我们要指出：资产阶级法权里面最重要的部份，作为资本主义生存基础的部份，即资本家和地主对生产数据的私有权，连带资本家和地主在消费品分配中占去很大一份的权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早已（从一九五六年起）取消了（关于给前资本家的「定息」，这里略去不谈），邓小平并没有企图去恢复它们（在这方面，毛派没有拿出一丝一毫的证据）；这就是说，资产阶级法权在中国早已大受限制了。除非现有这些限制被打破，资本主义复辟是不可能的。现在成为问题的，主要是在劳动者之间分配消费品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也就是所谓「按劳分配」的问题。马克思主义指出，「按劳分配」仍然是资产阶级法权的规范（因为这里所通行的原则，同商品交换中所通行的等价物交换的原则是一样的），只有「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才是共产主义的原则。此外，成为问题的残余的资产阶级法权，还有类如学校、卫生设施等「满足共同需要的」社会设施实际上让各阶层和各个劳动者得到多大权利享受的问题。这也就是现在中共党内争论教育路线和卫生路线等的一部份问题。
其次，必须分辨清楚，财产制度上的资产阶级法权（资本家和地主对生产数据的私有权）同「按劳分配」的资产阶级法权（劳动者按等量劳动领取等量消费品的权利），是分别属于不同时代和不同阶级的权利。前者是资本主义时代资产阶级享有的权利，后者是社会主义时代劳动者享有的权利。资产阶级本来享有的私有财产权，一到无产阶级专政时代就被取消了，并且要彻底摧毁它的生存和再生的基础；「按劳分配」却不是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旧制度，而是社会主义时代才建立起来的新制度，只不过它运用资本主义的等价交换原则，在这一方面还带有资产阶级的特色罢了。劳动者取得消费品的权利，在社会主义时代是不应逐渐限制，而只能逐渐扩大的。按劳分配（即按劳取酬－－这是过去更通行的说法）这种资产阶级式的法权（却不是归资产阶级所享有的权利）的缺点是太狭隘，给予劳动者的权利太有限，所以随着社会向共产主义发展，这部份资产阶级法权的适用范围将逐渐缩小，逐渐受限制，最后达到取消。但，在这里必须分辨清楚：所要缩小，要限制的，是劳动者所享有的权利的狭隘性、有限性，而不是权利本身。负负为正。缩小对权利的限制，限制权利的狭隘性，就等于把权利放宽和扩大。可见，限制「按劳分配」的资产阶级法权，不等于限制（缩小）劳动者领取消费品的权利，不等于叫劳动之后少领一些消费品，而只能是让劳动者更不受限制地领取更多的消费品，进一步满足他们的需要，享有更广大、更自由的权利。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从来没有说过甚么要限制劳动者按劳取酬的权利（虽然这还是资产阶级式的法权），他们所说的是「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12。注意！是「超出」，即不受限制，摆脱限制，而不是限制。要把劳动者领取报酬的权利假「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之名加以限制，是从毛泽东开始的。毛泽东在这里玩弄了极其巧妙的偷龙转凤的把戏。这是修正主义一大发明，单凭这个发明毛泽东就足够资格与赫鲁晓夫并驾齐驱，同为当代最大的修正主义者了。
不要以为这是咬文嚼字，在字眼上吹毛求疵。马列所说的「超出」同毛泽东所说的「限制」之间的区别是很实在，很具体，能够让劳动群众在日常生活中很清楚地感受到的。
根据「按劳分配」的规范，一个劳动者提供了一定份量的劳动之后，只能向社会领取相当份量的滑费品，人人一样，人人平等。在小资产阶级平均主义者看起来，这就是最大的平等，最公平、最合理的制度了。但是，马克思指出，事实上每个劳动者的能力是不平等的，所需的消费量也是不平等的；所以，两个人提出同等份量的劳动，他们劳苦的程度却不相等；同样，领取同等份量的消费品，一个劳动者可能已经够了，甚至有余，另一个却可能不够；因此，在平等的表面之下存在着实际的不平等。想达到真正的平等（这只有在高级共产主义时代才有条件实现），只有取消「按劳分配」这狭隘的规范，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那时社会就不必在分配产品的时候规定每人应当领取的产品数量；每人将『按需』自由地取用。」13这是马列所指出的「超出」按劳分配规范的方向。马克思指出「按劳分配」制度有缺点，它所给劳动人民的权利太狭隘，共产主义社会要把劳动人民领取消费品的权利扩大，恰像无产阶级专政要把资产阶级民主制所给劳动人民的民主权利扩大一样；毛泽东却反其道而行之。他嫌「按劳分配」制度和资产阶级民主制给予劳动人民的权利太多了，要把这些权利进一步加以限制。中国劳动人民从来都过着很贫苦的生活，毛泽东还要叫他们多劳动，少要求领取消费品。劳动人民未必人人都读过马列的书，未必人人都懂得这部份共产主义理论，但他们根据亲身感受，一定知道这种毛式冒牌「共产主义」是违反劳动入民利益，是压迫劳动人民的。如果邓小平在这问题上反对毛泽东的立场，反对限制劳动人民按劳分配的权利，同时主张用种种严密的制度来保证实现按劳分配的原则，那么，他不但不是走资派，而且倒比毛派正确，比较符合马克思主义理论，比较维护劳动人民的利益了。
毛派要采取甚么具体办法来进一步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呢？我们从文献中看到有四种办法。第一，加强共产主义的思想教育。强调不计较报酬的「各尽所能」的劳动态度。第二，提倡公费医疗、劳动保险之类的「按需分配的萌芽」。第三，限制工资、工分等等的收入差别过大。第四，提倡「工农兵上大学」、「赤脚医生」等「社会主义新生事物」。

思想教育，「按劳分配」，「各尽所能」

第一种办法同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根本无关。「按劳分配」的含义是：第一，劳动者有权分得消费品，也只有劳动者才有权分得（「不劳动者不得食」）；第二，等量的劳动有权获得等量的报酬。至于劳动者有时自愿作义务劳动，那是他自愿不行使按劳取酬的权利，并不影响那权利本身。对某种合法权利有时自愿不行使，并不表示他丧失那种权利，不表示那种权利受限制。资产阶级也鼓励人们为社会公益义务工作，也表扬捐献个人财产给社会机关的行为，难道这也算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包括私有财产权在内）吗？在这里，毛派把权利与行为，法律与道德，混为一谈了。
只要义务劳动真正是自愿而非强迫的，就对「按劳分配」的法权毫无影响。只有一步步实行「按需分配」（即「各取所需」，这是过去通行的说法），才是对「按劳分配」制度中的资产阶级法权原则加以限制。但如果假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之名，或假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之名，而对工农群众行强迫义务劳动之实，那就是比资本主义更反动的制度，是封建法权或奴隶主法权了。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这样做，所限制的不是资产阶级法权的缺点（狭隘性），而是劳动者分得消费品的正当权利。又如果以为不必等到社会生产力大大提高之后，不必等到一方面消费品的供应已经十分丰富，另方面生产劳动已经再不是劳苦的负担，而变成生活的乐趣的时候，单凭道德的说教，单凭宣扬「毫不利已。专门利人」，「大公无私」的精神，就能够使普通劳动者再不计较比别人多劳动，少领报酬，那么，还何必仅仅谈甚么「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干脆把它完全取消，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好了！如果这样，马克思主义就变成了「小脚娘」，变成资产阶级成见的固执者，空想社会主义倒变成革命学说了。毛派那些吹嘘思想教育怎样起着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效果的文章，逻辑上恰恰要走到这样的结论。但毛派决不走向这个逻辑结论，却一味不合逻辑地从「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前提推出限制劳动者按劳取酬的权利的结论。这并非由于毛派不懂逻辑，也不是由于他们还不敢公然违反马克思的论断，而是由于他们是骑在劳动群众头上的官僚，是劳动群众的血汗的掠夺者。
毛派把劳动者在今天的社会条件下的拚命劳动也称为「各尽所能」，当作同共产主义时代的「各尽所能」一样的事情。这是严重的混淆不清，或者是故意歪曲。当然，「各尽所能」这句话未必不可以有不同的、比较随便的用法，用来指拚命劳动。但毛派在谈理论问题的严肃的文章里从来没有指出这话有不同的用法，不同的含意，所以他们实在是有意地用这话来使人意会到共产主义充份实现后的社会里那种劳动的态度和性质。这种歪曲倒不是毛泽东所发明的。一九三六年颁布的苏联新宪法（所谓斯大林宪法），宣布苏联已经实现了「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当时托洛斯基已经指出：「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原则的前后两部份是不可分割的，在未实现「按需分配」的情况下，「各尽所能」也不可能实现14。马克思、思格斯和列宁从来没有把「各尽所能」同「按劳分配」连在一起来说，他们也不可能这样说。「各尽所能」显然只有在高级共产主义社会里方可能实现。只有在高级共产主义社会里，劳动者才既不会为生活所迫而做有害身心的过份劳动，也不会反过来一有机会就偷懒；那时已经打破了奴役性的分工制度，每个人的多方面的能力才真正尽量发挥，而不是一个人像机器一样地永远尽一两种职能，却埋没了其它才能。在此阶段以前，劳动者如果拚命劳动，不论是出于自愿还是被人强迫（所谓自愿，也不过是在极度艰苦的条件下自我强迫），总是和共产主义式的「各尽所能」完全不同的。所以，斯大林所发明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是自相矛盾，违反马克思主义的。现在毛派更进一步（在修正主义的道路上，在堕落反动的道路上更进一步），连「按劳分配」都不要了，连劳动者按劳取酬的权利都要加以限制，却同样不知羞耻地大谈甚么「各尽所能」！共产主义啊，多少罪恶借你的名义进行！

物质刺激

限制劳动人民按劳分配的权利，不但损害劳动者的切身利益，而且必然也打击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邓小平看到这点，所以他认为道德说教不能解决经济问题，反对取消物质刺激。在这方面，原则上正确的是邓小平，而非毛泽东。一九一九年的俄国共产党党纲说：「苏维埃政权力求使任何劳动的报酬一律平等，力求实现完全的共产主义，但在目前只是开始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候，不能给自己提出立刻实现这种平等的任务。因此，在一定的时间内仍要给专家们较高的报酬，使他们工作得不是比以前坏些而是好些，为了同一目的，也不能取消鼓励成绩优良的工作特别是组织工作的奖金制度。」。15这显然在原则上肯定了物质刺激的需要。至于邓小平所推行的物质刺激的具体办法究竟是否正当，这个问题留待下面再谈。

公费医疗和劳动保险

公费医疗和劳动保险可以减轻劳动者在生病和失业这两种最困难的情形下的困难，因此自然得到劳动群众的拥护。但把这种办法称为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的萌芽」，认为它们可以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却未免太夸张了。这种办法只不过使劳动者在最困难的时刻能够生存下去，并比较容易渡过这个困难时期，却并没有改变在生活常态中的不平等（连形式上的收入平等都还差很远，更不必说「各取所需」的真正平等了），怎能算是共产主义的萌芽呢？它们所根据的原则，不过是资产阶级的人权原则而已，是生存权利的一种表现。这种办法在西方先进资本主义国家早已盛行，那些由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社会主义政党执政的国家更普遍实行了。这种办法一方面固然直接给予劳动者一些利益，但另方面也起着保证劳动力的供应和社会安宁的作用，间接地有利于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正因为如此，比较富裕的资产阶级国家都乐于采用这种办法。由此可见，这种办法并不能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在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资产阶级政权一般都不能实行这种办法，所以这种办法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纲领（严格说来，是走向社会主义的纲领）的一部份。但，把它们评价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过渡到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步骤，却在理论上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是错误的。不论有意或无意，事实上毛派正在利用这种办法的适宜性来帮助辩护他们在「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名义下所提倡的其它办法。

限制收入不平等

毛派对某些人收入过高加以攻击，是由来已久的事情。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更把这种人之中的一部份揪出来斗争得很厉害，一时之间许多人的高收入也确实减低了。可是，尽管近来「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叫得震天响，却始终没有看见公布新的薪水和工资的标准，修改关于薪水和工资的法规。假定我们所听到的消息不错的话，今天中国实行着的薪资标准仍旧是大革命前的那一套：最低的没有提高，最高的也没有减低。甚说听说有人在文革期间被扣掉的薪水后来还补发了呢。抽象的道理说了许多许多，具体的改革一点也没有提出来，更不用说实行了。毛派说邓派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是因为「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事实上，所有中央大官僚（从毛泽东本人起，包括失势的邓小平在内）所享受的一切物质特权，在批判和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声中都没有受到一丝一毫影响。毛泽东有关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那条语录，特别提到工人的工资制度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却不提官僚和工人之间的收入不平等，不提那些大官僚的正式高薪和其它由国家特别供应的种种物质享受。也许这就是毛主席同劳动人民「心连心」的具体表现吧！无论如何，毛泽东究竟要限制谁的权利，不是很明显了吗？
有些天真的人以为，随着「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呼声日益高扬，毛派以后会实行工资（包括薪水）制度改革的，或者群众不难利用这个潮流来迫使毛派实行改革。这些人不但忘记文革十周年纪念都已经庆祝过了，改革仍旧毫无消息，而且对毛泽东思想领会得实在太浅，对毛主席语录也读得不仔细了。应当把关于资产阶级法权的那条语录看清楚。它的结论并不是要实行甚么制度的改革，不是要制定或修改甚么法律，而是「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毛泽东在别的场合常教人书不可看得太多，马克思主义的书也不可看得太多，看几十本就够了，看多了会走向反面，变成书呆子，在这里却反过来，他彷佛认为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和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全靠看书－－看马列主义的书。
也许有人以为毛泽东在这里犯了书呆子的毛病。他们错了。虽然毛泽东很爱看书，看了很多很多的书，他却决不是书呆子；处理这么重大的问题的时候，尤其决不会显出书呆子气。只有本身是书呆子，或虽非书呆子却像书呆子一样爱把问题抽象化，片面化的人，才以为毛泽东会凭书呆子气处理问题。然则，「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对毛泽东的「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有甚么妙用呢？
毛派写了许多文章和小书，引证马列的话，解释共产主义，提倡「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在这些书本里，官僚的高薪以及其它合法享受的物质特权提到的并不多。更没有提到任何限制这些「法权」的具体政策。谈得最多的，是改造工人、公社社员、科技人员、医生等劳动者计较劳动报酬的思想。提倡共产主义的劳动态度；其次是批判唯利是图的思想。防止人们投机倒把、私自经营工商业。关于私人营利活动，早已有明确的法律和政策严加限制，所以，这方面的思想教育工作，其实并不是甚么批判现行的法权，倒是教人遵守现行法律。不管是批法也好，护法也好，总之这方面有法庭和监狱等专政工具来保证，思想教育只不过是补助的手段而已。但对付劳动者计较劳动报酬的思想就不同了。「按劳分配」本是合法的权利，理论上也是在现阶段应当维持的原则，然而，毛派却觉得对此必须加以限制，于是，除了靠思想上的说服就没有其它方法了。这就是「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的作用。
劳动者多看那些批判「按劳分配」思想的书，而且在学习班上再三听讲和讨论之后，不论是真正激发了共产主义的热情，还是简单感受到官定思想的重大压力，自然就比较上不大敢集体要求增加工资，也不大敢反对评定个人工资或工分时候和分配工作时候的不公平现象了。这对于掌握管理权力的官僚，尤其是对于那些掌权、争权却不大懂得（也不想耐心学习）实际管理技术的新爬上去的官僚，是多么美妙的事情啊！「共产主义」虽然还没有彻底实现，距离官僚理想中的人间天堂总算接近一步了。不少评论者认为毛泽东和热心拥护「文化大革命」的毛派是激进的理想主义者。让他们看清楚吧，这就是毛派理想主义的实质。
这部份毛泽东思想的真义弄清楚之后，让我们再根据未经「篡改」的马列主义继续研究一下中国目前的收入不平等问题本身。
在今天的中国谈限制（甚至取消）收入的不平等，其实用不着像毛派那样从遥远将来才能实现的共产主义原则那里找寻理论根据和道德根据，用不着考虑中国现在是否已经具备了物质基础超越「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按劳分配」的原则在中国（以及现有的一切号称为社会主义的国家）根本还没有实现，目前也不够条件充份实现。「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原则更不用提了。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分配是完全地、纯粹地根据「按劳分配」原则进行的，那时已经没有地主和资本家，没有人能够凭他占有生产数据而在社会生产出来的消费品总额中分得一部份。那时人人都是劳动者，而在劳动者之间分配消费品的标准是「等量劳动取得等量消费品」。这就是说，工资是一律平等，不分等级的，不分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也不分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不分技术高低）16，当然更不论劳动者的性别、种族等等，每个劳动者所领取的工资都按同一标准由他所付出的劳动量决定，任何职位一个劳动日的工资都相同（但特别劳苦的工作，一个劳动日的实际工作钟点比较少）。最优秀的工程师和扫街工人，医学专家和农业公社的普通社员，清粪工人和国家主席，统统领一样的工资。这样平等的分配制度还没有达到共产主义的标准。还没有完全超越资产阶级法权的范围（仍然应用着等价交换的资产阶级法权原则），但已经和资本主义社会里的分配制度大不相同。甚至和资本主义的工资制度也大不相同了。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工资是不平等的：一个人的工资多少，不单纯决定于他付出的劳动量大小。劳动量只是决定工资的许多因素之一，而且时常只是一个较次要的因素。其它因素还有工作者的技术高低，他的性别，种族，甚至是否得到雇主偏爱等等。中国现在还没有单纯按照劳动量来决定工资，工资还不平等（而且差别还很大），所以现行的工资制度还是不折不扣的资本主义式的制度。「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根本还没有实现。如果真正打算限制工资不平等，完全用不着搬出甚么共产主义的原则，只要一步步改变现行的资本主义式的工资制度，缩小工资差距，向「按劳分配」前进就够了。
目前，中国的经济和文化都还太落后，又红又专的人才当然不够用。为了尽量利用那些专而不红的人才，尽量利用他们的专门技能来帮助建设社会主义，以便早日能够实现「按劳分配」，中国不得不暂时违反「按劳分配」的原则，给那些专门人才高过普通工人的工资。根据同样的道理，普通工人的工资也要分等级：技术较高的，工资也较高。在这个限度之内，这是无产阶级方面聪明而且正当的「小本大利」、「吃小亏占大便宜」的办法。关于这个问题，列宁有很清楚的解释17。
但中国现行工资制度所包含的不平等，从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的观点看起来，并非完全必要的。这就是说，不平等的程度太大了，而且至今没有缩小的趋势。现制度基本上确定于一九五五－五六年间。当时中国仍旧实行着「以俄为师」的路线，工资制度也是模仿苏联那套斯大林主义的极不平等的制度，给高级官员和高级知识分子巨大的特权。我们知道，俄国十月革命后初期（一直到列宁去世）的处境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任何时期都困难得多：国内经济破坏程度更大，在国际上完全孤立，俄共缺乏行政和管理经济的经验（本身缺乏这种人才），旧有的高级知识分子一般都不拥护共产党，其中不少人公然怠工。在此情形下，不得不用很高的工资来争取旧知识分子合作。但俄国当时规定最高工资不过是最低工资约五倍。列宁一方面极力向那些反对优待专家的「左派」幼稚病患者解释这是必要的，另方面又完全承认这是对社会主义原则极大的违反，只是万不得已的暂时办法。等到斯大林所代表的官僚层篡夺了政权之后，苏联的工资差距才在曲解了的「按劳分配」原则掩饰下毫无限制地扩大起来。中国革命后的条件在各方面都比俄国有利。中共在取得全国政权以前早已有统治局部地区的经验。自己有相当数量的管理人才。中国旧知识分子一般都有相当的爱国主义思想，愿意为中国的富强而贡献力量。共产党政府是中国现代史上第一个真正爱国的政府，在这方面得到知识分子普遍的尊敬。中国革命后根本没有发生过知识分子怠工的事件。反而可以说，在中国现代史上，知识分子从来没有像新中国成立后那样拥护政府，那样满怀希望地投身政府所号召的改造和建设的事业的。经过八年抗日战争和四年解放战争后，高级知识分子有颇大部份已经习惯了比较艰苦的生活。解放后头几年，又对知识分子进行大规模的「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思想教育。所有这些因素，都令中国无产阶级政权在一九五五－五六规定新工资制度时，本来没有必要给专家们像苏俄初期那样高得厉害的工资。但事实上中共所规定的最高工资竟超过最低工资十倍以上。这是不能用客观条件和无产阶级的长远利益来解释的。也不能归罪于那些领高薪而非执政者的知识分子，而只能由共产党领袖本身（从毛泽东起）来负责。他们的本质同苏联官僚一样，想维持想扩大本身的物质特权，又想把高级知识分子吸收到自己的阶层里面，所以一心一意地模仿斯大林主义的苏联。现在，虽然他们早已反过来把苏联当作最大敌人，但在这方面的做法仍旧没有改变。他们享受物质特权的程度虽然比苏联官僚低一点（在以俄为师时代也一样），但本质上是相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来没有实行过无产阶级的民主制（像列宁时代苏联那样的民主制），中共领导集团是这个官僚主义变态的工人国家不受监督的、全权的直接统治者，是真正掌握社会生产品分配大权的人，他们自然能够予取予求。不但如此，他们还能够今天自己规定给高级知识分子特高工资，明天把高级知识分子领取高工资当作罪恶，鼓励群众把他们揪出来斗争。后天把他们「解放」，让他们复职复薪，大后天又提出「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抽象口号，却并不修订法规，减低特高工资－－翻云覆雨，好话说尽、坏事做尽。
寄生在工人国家身上的官僚层的高薪特权，是比资产阶级国家的高薪更坏的资产阶级式特权。目前中国最应当反对的工资政策，就是官僚的高工资；最急需限制的资产阶级法权，就是官僚所享受的特权。这种限制，在经济上是完全可能的，而且必要的，所欠缺的只是政治条件，即欠缺劳动人民的民主制。一旦无产阶级群众掌握了政治主权，决不会再让官僚享受那些特权。对于高级知识分子，只要尊重他们的职业尊严和民主自由，不像中共官僚对他们那样地任意克制和侮辱，就用不着拿过份的高工资去收买他们，也会得到他们更好的合作。只要减低那些过高工资，并且消除或大大限制官僚统治所造成的其它方面的种种浪费，用不着减低社会积累的比例，就可以显着增加工农劳动群众的收入，首先是增加最低级的工资，缩小社会不平等的程度了。
官僚层的理论家（从毛泽东起）不能揭露中国现存工资关系的真象，即使在提倡改良的时候也表现出理论上的极大混乱。他们把反对特高工资同反对按劳分配混为一谈，把资产阶级式的特权说成资产阶级本身所享受的特权，把敌对派系的官僚和受他们保护的领高工资者都当作资产阶级分子，绝口不提整个官僚层是目前中国最大的特权层和社会不平等的捍卫者。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如果他们说出真象，就会暴露自己的真面目，帮助群众认清斗争对象，达到革命觉悟。他们的社会地位和利害关系令他们同马克思主义理论格格不入：只能滥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去迷惑群众的头脑，而不能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去教育群众。
毛派有时把过去革命战争时期所实行的「供给制」当作一种「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制度，甚至称它为「军事共产主义」。这又是一种理论上的混乱或迷魂帕。「供给制」同共产主义的「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根本是两回事。第一，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是对每个劳动者供应非常丰富、毫无限制的消费品（不消说，到那时候，浪费、奢侈、贪婪之类的私有财产时代的丑恶人性一定已经消失了）；「供给制」却是极度艰苦的条件下，按严格的定额供应最低限度的消费品，一般地只够勉强维持生存。其次，「供给制」实行的范围非常有限：只在「解放区」里实行，而解放区主要是一部份经济很落后的乡村（全国解放后不久就取消了）;又主要只对军政人员实行，一般劳动人民不包括在内。这种制度根本不适合在现代社会的复杂生活方式中实行。第三，「供给制」并非完全平等的，仍旧有显着的等级差别。甚至有显然不符合革命事业需要并令人反感的不平等。早在抗日时期，曾经参加托派的文学家王实味已在延安发表有名的「野百合花」一文，公开批评过「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的不平等现象，因而被加上「反革命」罪名枪毙了。中共进入大城市以后，「供给制」更变成少数「首长」任意追求物质享受，「各取所需」的方便制度。一九五五年宣布完全取消「供给制」改行工资制的时候，人民日报的社论也指出了这一点。
注释：
（１）「俄其中央委员会的报告」，「列宁选集」第四卷，一六九页。
（２）同上，一六八页。
（３）梁效、任明：「评三项指示为纲」，「人民日报」一九七六年二月廿九日
（４）「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错误」，「列宁选集」第四卷，四五三页。
（５）同上，四四一页
（６）同上。
（７）这只是在所谓「军事共产主义时期」的末期，俄国经济万分困难的形势下，托洛茨基一时的见解。两个月之后，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一致通过了采取新经济政策，以前关于工会的争论已经再不成为问题，谁都不再提它了。一九二二年，托洛茨基又同列宁和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其它代表全体一致通过关于工会的作用和任务的提纲。以后在托洛茨基有生之年，他一直都保卫列宁所主张的工会政策，即：尽管现在国家已经是工人的，但工会仍然要「保护工人免受自己国家的侵犯，同时也利用他们来组织工人保护我们的国家」（列宁选集第四卷，四○八页）。反过来，在那次争论中支持列宁见解的斯大林：以及他的徒子徒孙（包括毛泽东、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等），后来都一直使用官僚专制手段完全扼杀工会对国家的独立性。
（８）「在全俄省、县国民教育厅政治教育委员会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列宁选集」第四卷「三七○－三七一页。
（９）「关于人民委员会工作报告」，「列宁选集」第四卷，第三九七页。
（１０）「列宁选集」第四卷，四四四页。
（１１）一九六二年九月廿四日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毛泽东思想万岁」，一九六九年版，四三五页。
（１２）「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十二页。
（１３）「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三卷，二五四页。
（１４）参看托洛茨基：「被背叛的革命」，第十章，第一节。
（１５）「列宁选集」第三卷，七六八页。
（１６）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劳动者学习技术的费用是由私人负担的，这就表示有技术的劳动力的成本较高。但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训练劳动者的费用是由社会来负担的，所以复杂劳动所创造出来的较大的成果（即较大的价值），也应归社会所有，劳动者本人没有权利要求额外的报酬。这种见解，马克思以前的共产主义者已经提出来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同意。参看「反杜林论」，第二编，第六章。
（十七）参看「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关于党纲的报告」，「工会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的作用和任务」，俄共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等，见「列宁选集」第三卷及第四卷。
后记
这是一篇没有完成的文章。写于今年六月间。作者原打算再写三几千字就把它结束的，但由于种种私人原因，一停下来就好几个月没有继续动笔。在这几个月内，中共党内斗争形势已发生很大的变化：毛泽东死了，十年来一直受他扶植的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一派（即「文化大革命」以来最纯正的毛派）被打垮了。「批邓反右」运动虽说还要继续下去，但重要性和锐势已开始大减，而且实际内容必将大大改变了。不过，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并没有过时，因为这里所谈的主要是一些在新形势下仍旧存在的根本性质的问题，例如中共党内两个主要派系到底各自代表甚么，怎样才是真正的「走资派」，工人国家的「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问题等。而对「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问题的理论分析，更占了本文大部份篇幅。由于作者大概在今后一个月内还无法把本文续写和改写，所以愿意把它照原样先拿出来给同志们参考。在这里，作者想把本文结论的中心点先简单说出来。
毛邓两派（更恰当的说法是文革派和反文革派）并非分别代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也不是整个说来毛派较左，邓派较右。同样也不是反过来：毛派较右，邓派较左。他们是同一的寄生在工人国家身上的官僚统治层内部的两个并非以政治原则为基础的帮派。反文革派代表二十几年来掌握中国统治权的中共传统官僚，文革派是「文化大革命」以来新爬上去的暴发户官僚。前者有革命历史背景和丰富的统治经验。后者方面，除毛本人外，自江张王姚以下都全靠在「文化大革命」这次假革命中帮助毛泽东夺回最高统治权起家。他们的专长是解说毛泽东思想，揭发违背毛泽东意旨或损害毛泽东权威的思想和人物。他们维护毛泽东的权威也就等于维护和扩张他们自己的权势。他们虽然满口激烈词句，实际上并不反对官僚专制的制度和官僚所享受的物质特权，并不促进真正朝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所以称他们为左派或激进派是根本错误的。他们既不改善工农群众的生活，又不让群众得到民主权利。两派真正的政治分歧以及思想分歧并不大，而且并非在一切分歧中都是一派较左，另一派较右，而是有时这派较左，有时那派较左。两派所最关心的，都是维持和扩张自己的权势。对国家大事的政策倒随时可以改变。理论原则在他们看来，更不过是枪杆子和权术、阴谋以下的第三等的工具而已。所以打倒对方人物而采取对方原来所主张的政策也毫不稀奇。这种无原则的争权行为在毛江派尤其表现得鲜明露骨：因为他们是采取战略攻势的一派，而且他们一般都欠缺管理国事的才干。江派无了无休的争权斗争不但侵夺传统官僚的权位，而且危害到整个官僚层统治的稳定性，同时当然也连累到普通人民不断受到不必要的震荡。正因为如此，连毛泽东也有时不得不对江派稍微压制一下（严格来税。毛泽东并不属于毛江派。倒可说毛江派是属于毛泽东的－－毛泽东是党内的皇帝，文革派和反文革派都是他的臣仆）。由此可以了解毛江派何以如此不得人心（包括民心与官心），也可以了解到这一派为甚么在毛死后才一个月就轻易地打垮了，而他们的倒台受到群众真心的庆祝。　　　　　　　　　　　　　　　　　　　一九七六年十月廿五日
附注
　　关于「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毛泽东语录，当时中共报刊发表过如下几段：　　「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列宁说建设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为了保障资产阶级法权。我们自己就是建设了这样一个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分等级，有八级工资，按劳分配，等价交换。
　　列宁为甚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
　　我们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

文革、八九民运与工人群众运动

——从两本书谈起

许由

　　虽然经过了八九民运的洗礼，不少经历过文革的知识分子，到现在还是对群众运动敬而远之，尤其是对工人运动。所以，到今天还有不少所谓海外民运人仕，宁愿把民主希望寄托在中共开明派身上，也不愿意寄托在工人群众身上。这同五四时代起直至六十年代初这段长时期是刚好相反的。那个时候凡是热烈倾向民主的，大多都愿意亲近劳工，甚至主张「劳动神圣」。促成这个突变的，就是文革。
群众运动还是运动群众
　　文革是中国当代历史中最庞大的群众运动，同时也是令人失望最深的群众运动。不论是红卫兵运动还是工人造反派，结果都不仅没有为中国带来丝毫的民主进步，反而是一场对人民，对知识分子，甚至对官僚来说，都是劫数。文革中的一切丑恶现象，都很自然地同群众运动连系起来。林彪说过，革命群众运动是天然合理的。不少人现在就得出相反结论：革命群众运动是天然不合理的。我们这篇文章是就上述课题评述两本书。一本是李逊的《大崩溃——上海工人造反派兴亡史》，一本是华尔德（Andrew Walder）的《共产党社会的新传统主义》。
　　李逊的《大崩溃——上海工人造反派兴亡史》一书引人注意的是，它可能是第一部专门研究文革中以王洪文为首的工人造反派的历史的书。这本书研究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兴衰，材料算是很丰富的。可是，作者的整个思想明显太受官方意识形态的支配，所以史料虽多，对文革以致对工人造反派的分析却很浅薄。首先，文革中的群众运动，是不是真正的革命运动？其次，这次群众运动同过去十七年的群众运动以及中外一般群众运动有甚么分别？对于这些问题，这本书的答案是不能令人满意的。
　　我们先谈谈第二个问题。
　　作者说：「一九四九年以后历次运动都是在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领导下，自上而下，层层发动，有组织有领导地进行的。群众运动的主体是党组织。而文化大革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则是抛开了共产党各级组织，由毛泽东直接发出号召，群众自发地组织起来，自下而上地冲击原有的领导体制。群众运动的主体是自发性的群众组织。」（页4）
　　文革的群众运动当然同之前十七年的群众运动多少有上述的分别，可是，简单把文革形容为「自发性」的群众运动则并不妥当，而且也同「由毛泽东直接发出号召」这个讲法也有矛盾。如果由这位「伟大领袖」发出号召而发展起来的群众运动也可以叫作自发的群众运动，那我们就无法区别1919年的五四运动、1989年的八九民运同文革的分别了。其实，文革之所以史无前例，不仅在于规模之大，而且在于两点：从萌芽到发展为全国性运动时间异常短促，而且从一开始就以夺权为中心要求。
　　古今中外多少具有革命性的群众运动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的最初要求往往都不是夺取权力那么高，而是局部性的要求，尤其是经济要求。俄国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里，工人群众的最初要求不过是和平、土地和面包。一九八九年民运，他们的最初要求也只是局部性政治自由。就算后来提出「打倒李鹏」的口号，也远不是达到夺权的层次。其实，革命群众行动从来都不是那么容易出现。绝大部份争取局部要求的群众运动都不会发展为革命。从一开始便要夺取政权的群众运动更加少见。不仅一般的生产的阶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是这样，就算是流氓无产阶级在一般情况下也不会想到革命夺权。革命之所以发生，恰恰不是因为一般劳动人民本来很容易反叛，相反，而是由于深刻的堕性——即使社会危机已经非常严重了，他们仍然力求像过去那样过着受剥削但是是安稳的生活。只是等到危机爆发出来了，统治阶级不能再按过去方式统治了，而劳动人民想按过去的方式生活也绝不可能了，只有那时，即只有经过长时间的摸索、思考，以及愤激的积累，只有同过去堕性决裂，才会发展出革命运动，才会有胆量有决心打倒当权者。每一次革命都不是偶然事件，但每一次革命都是群众经过长期而痛苦的切身经验与反思才会发生的特殊事件。中国人有句老话，官逼民反。不是统治者腐烂专制到极点，群众都不容易造反，八九民运也多少是这样。相比之下，文革的「造反」、「革命夺权」发生得太轻易了。红卫兵运动也好，上海工总司也好，从一开始便要「炮轰」党委市委之类，而且不久就用武力实践夺权。但那个时候有特别严厉的「官逼」吗？没有。所以，这真是「史无前例」的。
革命的真真假假
　　之所以会「史无前例」，当然是同毛泽东号召有关。关于毛泽东的号召力有多大，我们不用在此饶舌吧。而且，现在我们知道得很清楚，毛泽东并不是光在口头上号召，而是在实际上运筹帷幄，直接指派人员（江青、张春桥等）去发动的。自然不是每一步都经过阴谋，但是群众中的任何自发行动，都立即得到毛泽东或他直接指挥的文革小组的响应，在初期尤其是鼓励以及直接参与的响应。李逊这部书在谈到上海工总司的崛起时也用很多材料证明这点。所以，虽然不能说毛泽东直接组织群众，可是，简单说红卫兵与工人造反派是「自发」，也是不恰当的。「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的」——这个官方说法倒正确得多。文革从头起就是毛泽东利用群众去打倒刘邓派的阴谋。正因为这样，所以，反乎一般群众运动（这里指的是由下而上的群众运动，例如五四运动，而不是1949年之后由中共包办的历次「运动」）的经验，红卫兵与造反派工人一开始就不是提出任何切身的社会经济要求，也不是任何政治自由的要求，而是从头起就要打倒本单位或本地区的党委。之所以要打倒他们，并不是他们怎样剥削人民，而是……「反对毛泽东思想」。他们之造反，并不是造最高统治者毛泽东的反，而是造那违反了毛泽东思想的党委的反。凡是读到文革的材料时，你都会有一种感觉：不知道这派与那派之间为什么而斗。正反双方都高举毛泽东思想，都指责对方反对毛主席。文革时代所谓「怀疑一切」，「打倒一切」，但从头起那个「一切」是不包括毛泽东的。古往今来实在看不出有像这样古怪的革命的。革命，按其本意，首先意味人民用武力赶跑最高统治者。可是，文革中尽管革命口号最响亮，可是整个发动的目标不是打倒最高统治者，而是为最高统治者打倒不那么听他话的高级官僚。如果这也可以叫作革命，那我们实在无法分辨辛亥革命，法国革命同文革的分别。
　　文革既不是革命，也不是常意义的群众运动。那是一次假革命，真反动，即只是毛泽东利用革命口号和天真的群众来达到个人保住权力的目的。文革中的红卫兵及工人造反派，比较像希特勒的冲锋队（实即打手队），而丝毫不像革命群众。作者对这样一个重要而又不算很复杂的问题始终弄不清楚。这个缺陷多少使他这部书材料虽多，却读之无味，因为繁杂的材料并没有统摄在一个正确而鲜明的理论框架中。作者有时连起码的自圆其说也做不到。他强调，工人造反派头头（王洪文等人）的政治文化素质代表了工人造反派——而工人造反派又代表了上海工人的政治文化结构（即工人的文化水平不高）。「这些工人造反派根本无法作为工人阶级的政治代表。但是，我们又不得不承认，在当时的条件下只能产生这样的政治代表。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现实。」（页69）如果当时整个上海就只有工总司，这样说或许还不致于太离谱。可是，事实上，李逊在这部书就花了许多篇介绍与造反派对立的「保守派」赤卫队。据他说，这个反对造反派，主张拥护当时的上海市委的工人队伍多达八十万人，比王洪文的造反派要大许多。只是后来因为毛泽东支持工总司，所以最后被打垮。垮虽然垮，可是，曾经存在这样一个派本身，就大有文章。至少，李逊下笔的时候就应该想想：究竟哪一派才可代表上海工人阶级呢？是工总司还是赤卫队呢？还是别的什么人呢？可是，作者竟然压根儿没有这样想过，一口咬定那个他认为有很多流氓、官迷、文盲半文盲的工总司领导层才能代表上海工人阶级！这说明了他对工人阶级的偏见是多么深。
　　这种偏见可以在他有关经济主义的描述那里得到左证。
所谓「经济主义」
　　一九六六年六月王洪文首先在上海国棉十七厂「造反」，从此掀起了上海工人两派的斗争。沉寂了多年的上海工人阶级日益抬头，开始提出切身的经济要求。尤其是处于最低层的临时工、合同工以及那些早年因种种原因被迫迁离上海到边疆或农村落户的人。他们纷纷成立组织，要求改善生活待遇：
　　「住房困难革命造反司令部」，是为了要求解决住房；
　　「革命单身职工造反司令部」是为了要求解决职工家属调回上海；
　　「常住临时户口革命造反司令部」是为了要求解决户口问题；
　　「回乡职工造反司令部」是为了要求返回上海重新进厂工作；」（页281至282）
　　同时，各厂工人也纷纷要求增加工资或补发各种各样津贴，而且往往成功。这阵风潮之大引起了毛泽东及文革小组的警惕，立即出面制止，而且把工人的这些要求打为「经济主义」妖风。
　　其实，工人的这些要求都是最正当不过的。要知道，从1956年到1967年，工人的实际工资不仅没有上升，而且还下降了。毛泽东的经济冒险主义当然要负最大责任。其次，任何稍有人权意识的人，都不会接受中共那种等同阶级隔离制度的户口制。所以，毛泽东对「经济主义」的镇压根本没有道理。对工人的要求扣上「经济主义」，也只是毛泽东那种滥用名词的作风而已。毛泽东对工人的正当经济要求的压制，恰恰说明，所谓工人造反派，只是毛泽东进行权力斗争的一个工具。一旦这个工具显露出有勃于毛的用心的些微趋势，毛就会不惜一切去镇压住它。这清楚暴露出，被称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那场闹剧，不仅不是革命，也无关文化建设，更不具有无产阶级性。工人一旦企图把无产阶级的正当要求注入文革，就立即被封杀了。整个词组中的三个词汇都用错。但李逊不仅对于官方立场毫无批评，而且，盲目袭用官方套语和逻辑。既然没有起码的独立思考能力，就不难想象，这部对文革反思的书，结果会有什么价值了。
工人为什么参加文革
　　王洪文的工总司最初只是少数派。王洪文一贴出反对国棉十七厂的党委的大字报的时候，党委立即把王洪文的大字报打为「大毒草」，直指王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份子」。两派的斗争很快就超越一厂范围，进而把整个上海工人都卷入其中。最初保卫当权派的「赤卫队」占压倒多数，后来，当人们逐渐知道工总司的后台是张春桥、是文革小组，最后是毛泽东的时候，多少数开始逆转了。工总司逐渐成为多数。
　　对于为什么中学生和大学生那么狂热地参加文革，人们不难找到解释：学生本来就是很容易有不设实际的理想，再加上中共那种个人崇拜的教育，使青年一代把「毛泽东思想」当成自己生存的唯一意义。但是，对于为什么工人那么大规模参加运动（不论是造反派还是「保守派」），上述解释就不够恰当了。素来都重视实际利益的工人为什么也变成那么狂热呢？李逊有一段话解释为什么初期那么多任务人起来保卫党委。其实，这段话也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一般而言，那么多任务人都参加运动：「一九四九年以来，政治运动和思想批判运动几乎没有停息过，这一场接一场运动的巨大阴影还未从稍有年纪的人们头脑里抹去。从号召提意见开始，到提意见者被整肃结束，人们一旦掉进阶级斗争的恢恢天纲之中，便永世不得翻身。于是，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以批判造反派来表现自己立场的坚定。在最初围攻造反派的大字报中，有许多人出于义愤，也有许多人出于表态，出于对自己的保护。他们从十七年的政治经验中得出结论，对任何一场政治运动，正确与错误的评判标准永远掌握在党的领导干部手中，个人的感觉和判断是微不足道的，他们只需跟着各级党的领导干部的意旨行动，这是最简便最安全的政治选择，即使以后出了错误，也无需由他们个人承担责任。而党的领导干部们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因「反击不力」而被划为右倾者不在少数，他们也失去了政治自信心，凡事宁可「左」三分。」（页144）
　　在那个一切上纲上线，稍有不慎都有可能被指为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岁月，跟随风头成为唯一的生存之道。从文革中「跟紧」一词风行一时就可以看到。
　　李逊毫无批评地使用中共的术语，什么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之类。其实，李逊上述的那一番话就足以说明，中共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实即是专无产阶级的政。工人阶级不要说民主权利，便连最起码的人身自由也没有，甚至是动辄得咎。
　　华尔德一书的价值，在于通过大量访问让我们知道中国工人阶级的实际情况。
　　读完这部书，你就会更明白李逊上述那番话的正确性和李逊有关文革的理论总结的错误所在。
毛时代的企业管理
　　作者之所以用「新传统主义」来形容中国企业中的生产关系，是因为中国企业的管理方式同传统——实即封建传统——很相似。「『传统』这一概念总是与依附、顺从、任人唯亲等等现象相关联，而同『现代』这一概念相联系的是独立、契约、平等一类的观念。」（页11）中国的企业恰恰充满人身依附的关系：
　　「他们在经济上和社会地位上依附于企业，在政治上依附于工厂的党政领导，在个人关系上依附于车间的直接领导。（页12-13）」
　　在毛时代的中国，国营企业对工人来说不仅是工作与收入的来源，而且是医疗、住房、退休金、贷款、经济补助、托儿所、食堂甚至子女教育的来源。一般来说，工人生活费用中有三分一来自企业的各种各样的消费品分配及补贴。又由于工人没有选择职业、工作单位甚至岗位的自由，所以工人对企业的依附就十足具有工奴特性。一个人离开了自己的工作单位，他就变得什么都不是。所以华尔德说工人「在经济上和社会地位上依附于企业」。
　　但一个企业很大，往往有好多个车间（从前港台等地称为工场，即英文workshop）。而工人最直接是受车间主任的统治。
　　「在共产党社会的工厂里，每天都有大批涉及分配、申请、批准的工作。……车间领导在厂领导之前预先审查工人的住房申请和消费品的分配。他们根据国家的劳工保护条例审批各种福利申请，包括休假、年度探亲假、事假、疗养、特批医药、福利贷款，等等。车间领导还负责给工人作个人评语，向工厂党领导和保卫部门提供信息，批准给工人开旅行证明，对违犯工厂规章制度的行为施以罚款或进行其它方式的惩罚。」（页23-24）
　　车间同样是一个金字塔式结构，包括了车间主任、工段长与班组长三个层次。从申请探亲、家属分配工作、申请额外票券、申请住房一直到结婚、离婚，通通都要一级级的申请。
无处不在的思想警察
　　毛时代的企业管理在许多方面都要比苏联荒诞专制得多。所谓思想改造、政治思想学习、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等等，都是苏联老大哥所没有或者很少的。毛泽东专制体制登锋造极之处，就是它不仅要操纵人们的行为，而且要操纵人们的思想。毛泽东成为了最大的思想警察。中共对「思想」的执迷简直无人可比了。有个工人说：
　　「如果那个工人表现不好，他们就会开展教育工作。这是党组织的任务。在他们看来，如果你思想好的话，表现就会好。如果你表现不好，那么你就一定有甚么思想问题。这样他们就会找这人谈话：有甚么问题吗？家里头有甚么事？还是经济上有困难？下一步就是在班组内对这人展开批评。有各种各样的组织会过来施加压力：工会、共青团、党员、等等。第三步就是扣奖金。」（页117）
　　「如果某个工人偷了公家材料去给自己打家具或利用上班时间修自行车时给领导抓住了，他就会被当作坏典型在大会上受到干部的批评。在他们自己政治学习班组里，工人们会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你有没有也偷东西？」对此人们会说些类似这样的话：「虽然我没有偷东西，但是我带孩子到厂里洗澡了。这是资产阶级思想，因为孩子无权享受国家福利。」我也会说：「我对不起党，因为在工作中我念英文了。虽然我没偷东西，我的思想还是很落后。」另一个人会说：「我觉得自己不好，因为昨天我提早半小时离开车间了，」或是「虽然我没有偷盗国家的财产，我昨天到医务室去假装腿痛，不过是为了拿点酒精。」……有时我们学习先进模范典型，例如王铁人（东北一位工人），「啊，拿自己跟王铁人相比，我就觉得自己有错，不好。」（页119）
　　工人得到奖励还是惩罚，一方面是看工作技能，但更重要的是看「表现」，而所谓表现，其实就是对「领导」的驯服程度。有人索性把「表现」理解为「领导对你印象的好坏」。在这个情况下，人们被迫要讲假话，不讲也不行：
　　「在一九六三年，……给了某些积极分子和技术骨干以提级和升工资的机会。……主要的标准，特别是在当事人是党员的情况下，是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还有看你是否反对大跃进路线和三面红旗，是否在一九五七年的反右倾运动中被批作右倾分子，……这都是重要的条件。如果你在上述无论哪个方面有问题，就根本不可能提工资。你得说六一和六二年绝对有足够的食品，不得提出大跃进造成的灾难。在一九六三年，这些都包括在决定你的政治思想是否好的因素之中。」（页153-154）
　　「你不能反对领导的建议，否则就会受批评。但是即使不同意他们的建议你也不能一言不发。如果你不发言的话，组长会点你的名字，对你提出批评」。（页162）
　　「文革前，工人可以就他们生活上的问题，例如住房、食品、工资等等，向车间工会代表提出意见。也可以趁党支部书记每星期到工人中去两次和大家谈生活问题时提出。不过后来就没有工会了，党支书也出了政治问题。工人生活上有困难没有地方可以提。要提就说是反映了你的资产阶级思想。」（页227）
　　至于告密系统，不仅有专职的保卫科，而且还有业余的「治安组长」，专门打小报告。几年前说过什么怨言，都可以纪录在案作为日后被整的根据。
　　工人在一般情况下很难作集体反抗，于是，拿那些「靠拢党」的积极分子来揶揄、嘲笑就成了工人发泄情绪的主要，如果不是唯一，的途径。有个工人这样描述工人对积极分子态度：
　　「他们将你看作是党组织的奴才走狗，让你感到很孤独。有时积极分子在压力下难过得直哭。工人们对他们处处为难，会对他们说：「马屁精！干吗不让你老婆和支书睡觉？！」等等。有一次我碰到这种情况，那挨骂的人哭了。」（页190）
罪责人人有份？
　　我们长篇累牍地引述这些访问，是为了说明理应人人都懂的东西：被宣布为领导阶级的工人，实际上只是工奴，甚至连工奴也不如，因为从没听过从前的农奴要经常交代思想。不少工人之狂热地参加文革（不论是「造反派」还是「保守派」）实在很大程度上是要在毛泽东的官僚专政下，自觉或不自觉地赖以自保而已。
　　可是，我们那位企图深刻反思文革的工人造反运动的李逊，又怎样寻找文革罪责之所在呢？他说：
　　「如果说，历次政治运动使中国人不得不一次次放弃自我，那么这一次文化大革命则是对自我的完全否定。整个民族自觉自愿地把自己的命运交给一个人支配，以至于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历史甚至无法对大多数人的行为作出道德判断。因为失去了「自我」的行动主体，已经不具备承担道德责任或历史责任的资格。
　　无数个零的总和，还是零。」（页213）
　　为他作序的龙应台立刻把握住这句话的精髓，加以发挥：
　　「一个民族堕落到只是『无数个零的总合』，那才是灵魂的自我消除。……迫害者与被迫害者绝对不只是上与下的关系——在上当权者迫害在下的善良百姓和老实的知识分子。不，善良百姓往往被此迫害更烈」。
　　这种论调同八十年代所谓「文化热」的时候同出一辙，即以为中共所造成的一切灾难，不是人性作祟，就是中国文化作祟，结论是，罪责人人有份。文革更好像证明了「罪责人人有份」论，因为许多普通学生与工人及知识分子都干过许多过火的、暴力的行为。可是，问题恰恰不能只看文革，还要看造成文革的那个体制。恰恰是那种全能主义的党专政及个人独裁制度，才造成史无前例的文革。但是，是谁创造了这种制度？是中共。人民对于这种制度既没有明确同意过，也不是没有过批评，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呜放运动时期。就算在日常生活里，种种隐蔽的批评也大量存在。可是，统统都被中共压了。所以，说什么「整个民族自觉自愿地把自己的命运交给一个人支配」，简直是胡说八道。出自一个经历过文革的学者口中，就更加胡涂。在反右之后，人民的所有批评都压碎了，毛泽东的个人独裁更厉害了，可是，一方面，所有后来在文革中被毛打倒的「老干部」，除了彭德怀之外，差不多没有一个公开出来阻止过毛泽东的胡作非为，尽管他们权力在握。他们个个都是软骨头。把他们之懦弱看成是什么人性使然或中国文化使然是绝无根据的。因为另一方面，文革之中和之后都有普通青年、普通党员起来公开反对四人帮以致毛泽东本人。无权无势的普通人可以做得到，为什么那些「久经考验」的老革命家们通通做不到，甚至做相反的东西？把他们的罪责同百姓的「罪责」等量齐观，岂非荒谬？
　　事实上，李逊那部书的一些材料也反映了工人阶级朴素的一面：
　　一九六八年夏天，当全国武斗最为严重的时候，毛泽东派遣了《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了大学及所有机关、事业单位，宣布「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制止武斗，并且负起「领导」职责。自然有一些工宣队头目趁机弄权，但是，李逊告诉我们：由于工人的文化水平不高，所以不少「朴实的有自知之明的工人，他们宁愿做些与工宣队身份不相符合的琐碎杂务，也不愿意游手好闲，成为进驻单位多余的人。他们通过辛勤劳动来改善自己的尴尬处境。」
　　「在大多数单位，工宣队员无法进入业务领域，只能做总务，后勤和管理人员的工作，他们整天忙于联系参观，采办器材，维修房屋，甚至打扫卫生这样的琐事。如上海音乐学院一些工宣队员做打字油印和收发文件工作。」（页429-430）
　　如果要为这些不曾受权力腐化的工人打分，无论如何也不能评为「零」的。分数再低，也一定是一个正数；反之，中共那些高级官员，分数再「高」，也一定只是负数，而不会是零。但重要的还不是工人责任，而是制度，以及维护这种制度的既得利益集团。我倒想知道，李逊要给一党专政及中共本身打什么分？
1997年5月15日

先驱第44期, 1997年6月

林江案 、法治 、文革

向青

举世瞩目、新中国建国以来未有先例的「林江反革命集团」的审判案，已于一月廿五宣判了。让我们把这案件分析一下，并且联系着这案件谈谈中国的法治和第二次「文革」有无可能的问题。

判刑的轻重

　　人们对这次审判谈论得最多的，是十名被告（尤其是江青）判刑轻重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面，首先要解决的一点，是刑罚的作用是甚么。许多人根据「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种古老的报复原则，认为像江青和张春桥这类残害了千千万万人的罪犯，自然应当立即执行死刑：不该再留给后路，把死刑缓期二年执行。也有人同样根据报复的原则，却认为缓期执行可使被判死刑者受更多的苦，所以是更适当的刑罚。我认为，有远大眼光的劳动人民对犯罪者施行刑罚，应该不是为了报复，而是为了制止危害人民的行为，包括防止同类行为再发生。从这个观点来看，法庭对十名被告判处的刑罚已经足够了。这十个人实际上已经没有可能重获自由，再度为恶了。即使他们十人之中有个别的还有机会得到自由，他们再度作恶的力量也有限，必要时不难加以制止。江青、张春桥之流在「文革」时期势力那么可怕，说一句话就可以令许多人家破人亡，并不是由于他们自己真正有巨大的力量，而只是由于他们有毛泽东撑腰，他们的罪恶行为符合毛泽东的需要而已。现在既然毛泽东这个真正的元凶已经死掉，这些爪牙也就没有特别可怕之处了。留下这些人的性命，也许到了将来历史家有了研究现代史的学术自由的时候，还能够从他们口中取得一些数据呢！
不过，现在特别法庭决定不立即对江张二人执行死刑，也许不是因为（或者主要不是因为）觉得「死缓」已经足够达到制止罪行的目的，而是因为不敢或者不愿把毛泽东的妻子处死。如果真是这样，那自然是一种坏现象，客观上起着鼓励当权者为恶的作用。实际情形是那一种，现在我们无从判断，只有观察以后最高法院的审判活动才能够知道。我觉得，人民所应该做的，不是坚决要求把江张处死，而是坚决要求全中国的法院在处理普通公民的案件的时候也拿出公平的态度来。

罪名的分析

法庭确认十名被告所犯的罪有下列各种：
（Ａ）属于反革命罪一类的，
（一）组织、领导或者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罪；
（二）阴谋颠覆政府罪；
（三）反革命宣传煽动罪；
（四）策动武装叛乱罪；
（五）反革命杀人或者伤人罪；
（Ｂ）属于侵害公民人身权利罪一类的，
（六）〕诬告陷害罪。
这些罪名之中，（一）条是全体被告都有份的，（二）、（六）两条除江腾蛟外也人入有份，（三）条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陈伯达四人有份，（四）条是张春桥、王洪文、江腾蛟三人的罪名，（五）条只有王洪文和江腾蛟二人有份（江腾蛟未遂）。
判决书列举了大量事实，很清楚地证明了被告人迫害了大批国家干部和民众，并且剥夺了大批高级干部的权位，但怎样证明他们这种行为是为了达到颠覆政府，推翻现存政权的目的呢？怎样证明他们是反革命集团呢？判决书所提出的证据，只不过是林彪和张春桥在「文革」时期所说过的关于必须「夺权」，关于「文化大革命」就是「改朝换代」的几句话而已。表面看来，这几句话很像是表明说话的人企图推翻原有的政权。但是知道「文革」历史的人就很容易明白，实际情形并不是这样。林彪、江青、张春桥这一批人，本来就是统治集团的一部份：他们并没有企图颠覆整个政府，并没有企图剥夺整个原统治集团的权力，并没有打算建立另外一种社会制度或者另外一种政治制度，而只是企图在国家机关里占据更高的位置，企图改换国家机关里的一大批人员而已。虽然他们当时高唱革命的调子，其实他们的夺权行动是奉最高当局之命而行事的。原统治集团的最高权威者毛泽东亲自发动他们来进行「文革」，向当时认定为「走资派」的当权派夺权。「文革」路线经过掌握最高统治权的中共党正式通过。「文革小组」是中共党内当时公认的中央领导机关，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也同「文革小组」密切合作，承认它的权威，更承认林彪作为国家副领袖的权威。一切夺权行动的结果，都经「文革小组」和国务院批准才确定下来。所以林江集团策划和实行夺权，既不是当时他们所自吹的真正的革命，也不是现在特别法庭所判定的反革命，而是合法的行为。从法律的观点看问题，只能作出这种结论。既然如此，上述（一）、（二）、（三）三条反革命罪名就变成没有根据，不能成立了。伤人罪是可以成立的，但是不能算是「以反革命为目的」而伤人，不应该如判决书那样引用刑法第一百零一条，而应该引用第一百卅二条和一百卅四条（一般的故意杀人和伤人罪），或第一百四十三条（非法拘禁致人死伤罪）。
剩下一条反革命罪名是策动武装叛变罪。这条包括两方面，第一是江腾蛟参加林彪的武装政变阴谋，第二是张王在上海建立由他们控制的「民兵武装」，策动上海武装叛乱。按照刑法的规定，这种罪行自然算是反革命罪。
江腾蛟参加林彪武装政变阴谋（包括谋杀毛泽东）是有充份证据的。但不能根据这点证明林彪集团的其它份子都犯了反革命罪。
再谈张王的策动武装政变罪名。上海「民兵」是公开合法的组织，当时张王二人是上海市革委会的正副主任，他们自然有合法权力控制上海民兵。这不能构成罪行。至于说他们策动上海叛乱也没有充份的根据。叶剑英、华国锋一派说张王一派企图利用上海民兵达到反革命目的，张王一派在被捕前却说他们在号召上海民兵警惕党内走资派不甘心失败。双方都属于统治集团，双方都利用武装力量进行斗争，究竟是谁合法，谁犯罪，要看逮捕「四人帮」的行动是否按照合法程序。如果华、叶一派逮捕「四人帮」的行动是按照合法程序进行的，张王一派策动反抗自然是犯罪。反之如果华叶一派逮捕「四人帮」是一次密谋的行动，那么这个行动本身就是非法的，张王一派在上海策动反抗反而不应算是犯罪了。关于这点，这次审判并没有提供数据。因此，张王这项反革命罪并没有证实，更不能由此证明他们其它的行为是以反革命为目的，不能由此证明整个江青集团是反革命集团。
最后谈到诬告陷害罪。毫无疑问，九名被告都曾捏造罪名使很多人饱受迫害，其中因而死伤的也很多。可是，构成法律上的诬告陷害罪，必须是捏造属于刑法上的罪名，企图使人受到合法的判罪。如果指责别人有某种坏处，但并非犯了法定的罪，或者使人受到的损害并非合法的判罪，而是其它打击，那都不算犯了刑法上的诬告陷害罪。根据这个标准，判决书所确认的九名被告的诬告陷害罪，其中至少有一部份明显地并非真正的诬告陷害罪。例如张霖之遭江青迫害，「被非法关押，并被打成重伤致死」。既然他被关押根本是非法的，被打也是不合法的刑罚，那就不算被诬告成罪，江青这个害人的行为也不能算诬告陷害罪了。同样，判决书明说邱会作在总后勤部「私设监狱，刑讯逼供」，迫害了四百多人，其中八人致死。既然监狱是私设的，又用刑讯逼供的非法手段对付那些被抓去的人，最后的害死也不可能是合法的判决，那么邱会作这种行为自然也不算真正的诬陷罪。值得奇怪的是为甚么法庭不把江青和邱会作这种罪行确定为非法拘禁致人死伤的罪，引用刑法第一百四十三条，偏要不恰当地作为第一百三十八条的诬告陷害罪呢？检察厅的起诉书上本来列有非法拘禁罪，可是法庭的判决没有确认这项罪名。
在宣判的次日，人民日报的社论说：这次审判「是我们国家依法办事，以法治国的重大标志。这个特大案件的审理，自始至终完全依照法律行事。」又说：「这次审判的重大意义……尤其在于恢复法律的尊严，维护法律的权威，树立一个依法办事，以法治国的范例。」根据上节的分析，可知这种赞扬是太过份了。这次审判比起「文革」时期的「无法无天」状态，自然是个很大的进步，甚至可算是建国三十年以来最接近于法治精神的做法，但是堂堂最高法院这个庞大的特别法庭所判定的罪名，竟然几乎全部是不恰当的，不是证据不足，就是归类不妥！况且，我们并没有听说被告人的辩护律师针对起诉书的这些弱点加以指摘（我们没有理由相信那些老资格的律师竟没一个看得出这些弱点）；法庭的纪录并不公布；名为公开审判，其实非官方指定的人士根本不可能旁听；审判员在审讯被告时的口气简直同专制时代的大老爷一样；著名的法学家提出一种奇怪的解释，说中国法庭既不采用无罪假定（就是在证实并宣判罪名成立前假定被告人无罪），也不采用有罪假定（只要不能证明被告人无罪，就算有罪）──这一切都表明，中国距离现代化的法治还远得很呢！．
我们不能认为最高法院在确定罪名上所犯的错误是偶然的错误或者简单是由于他们能力不够，他们显然太容易认定人家犯反革命罪，而太忽视属于侵犯公民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性质的罪行。这完全符合专制统治者的心理。他们把林江集团当作「文革」当权派罪行的元凶，却替真正的元凶毛泽东开脱，这也同样是出于专制统治需要的做法。．．
邓小平所代表的目前的中共当权派，一方面非使「文化大革命」彻底丧失信誉不可，一方面又断断不能完全揭露「文化大革命」的真象。如果不彻底打破「文革」的信誉，不但现在必须推行的种种改革和建设计划一定要遇到「文革」时期的制度、作风和思想所构成的巨大障碍，而且还让敌对的「文革」派继续掌握着有力的理论武器。可是，如果彻底揭露「文革」真象，要弄清楚「文革」的起因、特性和责任，又一定连整个中共党的信誉都要丧失，以后再没有理由垄断国家的领导权了。正是这种矛盾的地位，迫使中共既要正式审判「林江集团」，又要避免追究到元凶毛泽东，只好勉强把前者当作反革命刑事犯，而对后者只责备他领导错误。结果，这次号称为「以法治国的重大标志」的审判案，就难免显出种种漏洞，违背司法公正和司法独立的原则了。

会不会有第二次「文革」

「文化大革命」的祸害暴露得越全面，人们越关心将来还会不会有第二次文革的问题。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必须澄清所谓第二次「文革」所指的是甚么，它同上次「文革」在那方面相似。
「文革」最大的特点在于：它是由最高统治者所发动的冲击原有的统治机构的群众运动。它不是真正的革命。但是在形式上很像是革命，甚至比许多真正的革命兴起得更快，来势更凶猛，更令参加者心醉。这是因为统治机构一下子被它自己的头头麻痹了，从内部破坏了，以致大大丧失了对群众运动镇压、抵抗的力量。这种特殊条件使群众运动兴起得容易。但正因为太容易了，所以目标不明确，根底不深，真正的领导力量锻炼不起来，逃不脱原统治者的操纵。又由于同一原因，群众行动犯有幼稚、过左的毛病特别多。
如果所谓第二次「文革」，是指有上述同样特点的群众运动，那么，应该相信，简直不可能发生了。毛泽东搞的「文化大革命」，实在是前无古人，相信也后无来者。很难想象中国再出一个统治者有毛泽东那样大的个人权威，而又像他一样地有发动一次「文革」式的假革命的的需要。还像他一样地敢这样做，同时新的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又都一样地不敢造他的反。只要上层没有相同的条件，新的群众运动的性质就不会跟「文革」一样了。新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不会那么容易兴起，因为必须步步打破统治机器的大力镇压和抵抗。等到真正兴起了的时候，就会比「文革」中的红卫兵运动坚强有力得多，有可能真正完成推动社会进步的任务了。这种真正的革命运动，不但是可能发生的，而且是必然要发生的。不过，它并不是「文化大革命」的再版，大概也不会再自称为「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虽然不是自发的运动，它从毛泽东方面得到很大的推动力，但是它还是以社会矛盾尖锐化为条件的。如果中国不是长期存在着严厉的官僚专制，如果学生在学校里不像全中国的群众一样地饱受压制，呼吸不到一点自由空气，如果社会上没有森严的等级制度，如果工农子女不是在升学和就业方面都明显地吃亏，那些学生就不会轻易被毛泽东欺骗去当誓死捍卫毛泽东思想的红卫兵。今天，以邓小平为首的老当权派，在这些方面正极力恢复「文革」前的情况，而在新路线之下，社会不平等的增长比「文革」前更快，这就埋下了未来革命的强烈的炸药。邓小平集团口口声声说肃清「文革」遗毒和防止「文革」再来，其实主要是防止不同于「文革」的新的群众斗争出现。只有新的群众斗争，才是真正威胁中共官僚统治的力量。中共官僚一面极力利用「文革」的鬼影来吓阻群众走向革命斗争的道路，一面又利用一些法治的姿态来使群众期望民主制度会通过中共的逐渐改良而实现。可是，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从专制统治过渡到民主的法治，非经过革命的突变不可。像毛泽东和江青那样，假借革命的名义去残害人民，破坏法治，是有罪的；人民为了争取民主的法治而起来革命，才会真正被历史宣告无罪。

一九八一年二月

天安门事件平反后的新形势

向青

十一月十五日中共北京市委正式替一九七六年清明节的天安门事件翻案，宣布那次运动「完全是革命行动」。随后就在北京出现了大字报热潮，进一步追究以前镇压天安门群众运动的责任，同时对「文化大革命」、毛泽东的功过以及现今中共当权人物提出新评价，还出现了在街头临事集合的群众会议和小游行，高呼民主口号。这情况立即成为世界注目的大新闻。许多人认为中共最高统治层内又发生了新的激烈权力斗争，特别是认为邓小平要取代华国锋的地位，并且正式开始批判毛泽东了。廿六日起，邓小平接连几次对外宾说明中共最高层内团结一致，并且极力为毛泽东辩护；十二月一日，批毛运动显然开始受到官方压制。于是上述推测被否定了。不过，这并不表示这半个月内北京的种种政治现象没有重大意义，并不表示中国政治形势没有发生重大变化。这个变化包括华邓的相对政治地位的变动在内，但不仅仅是这方面。
北京的大字报和聚集在「民主墙」前的群众，已经公开表明他们把邓小平当作最值得拥护的领袖，有人公开要求邓小平担任最高领导者，有人说邓小平是活的周恩来（周恩来在人民心目中的地位显然已经压倒毛泽东），人民不断对邓小平的名字欢呼。反过来，华国锋的领袖地位却有人公开表示怀疑。当这一切都不受干预地在外国记者面前摊出来，而且由街头群众同外国记者讨论过之后，又由邓小平本人向外国记者解释：他同华国锋之间并没有分歧，华国锋对天安门事件并没有责任，他自己并不想当总理，他不赞成人民这样拥护他，等等。邓小平谈话的口气以及引起这谈话的整个情况都表明：邓小平实际上不是「英明领袖华主席」的手下，他已掌握着最高权势了。邓小平和华国锋的名位虽然表面上不变，两人的实际地位已颠倒过来，这点已经确定而且公开了。一个名义上不是最高领袖的人成为实际上最有权势者，并且公开表现出来，这是中共统治下的中国从来没有过的现象。以前，毛泽东是超凡入圣的绝对权威，你简直连想象都不能想象会有人公开拿另一个中共领导人物来同毛泽东比较，同样不能想象会由另一个领导人在人民面前用说话来「保」毛泽东。
中共最高层内这种新形势，增加了以后中共统治爆发新危机的可能性。本来，在实行毫无民主的官僚集中制的中共党内，是必须有一个掌握最高权力的独裁者来解决党内分歧（主要是最上层的少数大人物之间的分歧）的。现在这个最高权位一分为二，党主席变成名不符实了，党内分歧就容易分别由两巨头来代表，因而增加了公开冲突的可能性。上层冲突一公开出来，就给群众的独立行动造成机会。
天安门事件的平反，已助长了而且必定继续助长中国民众对中共的批评精神。一九七六年中共宣布天安门群众行动为反革命事件，同时把邓小平撤职，本来是用政治局名义来做的。据当时的正式公报，四月七日中共政治局的会议根据毛泽东提议作出了一致的决议。既然如此，现在群众贴大字报指责毛泽东，自然是非常合理的。同时这也是拥护邓小平的一种表现。但邓小平反而以毛泽东当时已经病重，连华国锋都见不到他为理由，替毛泽东洗脱，把全部责任推到「四人帮」身上。这样的解释自然不能令人信服。正如随后一张大字报说的：「你能捂住人民的嘴巴，但解决不了问题。」人民心里很容易追问：是否毛泽东没有出席四月七日的政治局会议呢？到底有谁出席了会议？当时宣布决议案是一致通过的，是否属实？当时根据甚么理由断定天安门的群众行动是反革命行动？为甚么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既不在会议上反对，又不在人民面前公开反对？他们当时是否了解真相？调查研究过没有？为甚么整个政治局以毛泽东一人的意见为意见？甚至让「四人帮」假借已经老病胡涂的毛泽东的名义来左右整个政治局的意见？两年多以来，中共当局一直说毛泽东早已指出「四人帮」有野心，在死前很久连江青都不愿见了，现在又暗示毛泽东是在「四人帮」包围中，这岂不是自相矛盾？负责保卫毛泽东等中央首长的「八三四一」部队的负责人汪东兴、公安部长华国锋以及许多军事将领和行政首长，为甚么容许毛泽东陷入据说是他本人并不喜欢的「四人帮」包围中？这一切难道不表明整个中共党制大有问题？难道不表明整个中共最高当局的行为和语言都值得怀疑？
　　现在的中共当局事实上一直在把「文革」翻案。所有替毛泽东主持「文革」的人物在官方评价中都成为反面人物，而在「文革」中被打倒、被迫害的却一批批复出和昭雪，邓小平已预告彭德怀将正式恢复名誉，连刘少奇恢复名誉都露出端倪了。「文革」时期所提倡的一切理论和政策也都被颠倒过来了。「文革」的祸害已在全国人民眼前充份暴露并经官方确定。因此现在有人在大字报上整个地地否定「文革」，并且评价毛泽东一生功过为三七开。人民表现出这样的批评精神，引起邓小平忧虑。他连忙出来泼泠水，并替毛泽东辩护。但这种辩护显然是无力的。他所说的老套话──「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早已包括在人民所承认的七分功劳里面了。难道一个人有了重大功劳之后，不论犯多大过错都不重要吗？至于邓小平说的毛泽东曾保护他免遭林彪和「四人帮」害死，那只不过表示毛泽东对他还不至于像对刘少奇那样狠毒而已，却不能藉此抹煞毛泽东两度把他打下台而重用「四人帮」的责任。「文革」正确的、全面的评价到底是怎样，邓小平和整个中共统治集团现在还没有提出具体的答案。他们将来也无法提出令人民信服的答案。因为，邓小平等老当权派的切身利益要求他们对「文革」全盘否定，但把这样巨大的成案彻底推翻，又对整个中共的威信打击太大，同时以华国锋为首靠「文革」机会「坐直升机上去」的一派官僚也不能同意。另方面，「文革」里真正值得人民肯定的东西，例如反官僚特权的激烈思想，恰是全体中共官僚都不敢重新提出来加以肯定的。所以，在中共统治集团看来，最好是避免对「文革」作全面评价。不过，中共目前又必须收拾「文革」所造成的残破局面，「拨乱反正」，必须对已在全国流行了十多年的「文革」式的思想、制度、政策、作风进行彻底清算，否则现在的统治就不能稳定，「四个现代化」路线也无法推行。在这个矛盾基础上，人民自然有机会不断碰到全面评论「文革」的问题，人民之中最有思想的份子自然就会滋长起独立的见解和批评的精神。
从一九五七年所谓「大鸣大放」的时候起，中共一直在对人民的批评精神作战。「大鸣大放」是人民批评的初试啼声，很快就被「反右」运动压制下去了。「反右」的胜利使毛泽东在一九五八年发动极「左」大冒进：人民公社、全民炼钢、大跃进。结果变成大跃退，连带使毛泽东在党内被削权，并且成为党内外知识分子讽刺的对象。所谓「文化大革命」，本来就是毛泽东对这些批评者的反攻和报复。「文化大革命」从主要整治那些敢于批评的文人学士（这是使用「文化」两字的原因）发展到全面斗争「当权派」，把全国政洽、经济和文化机构砸得稀烂，红卫兵造反运动几乎不可控制，产生怀疑一切的思想。毛泽东本人胜利了，变为古今中外最专制最神圣的独裁者，回头来向老官僚招降，实行「三结合」，压制造反派，重建官僚系统。但这副统治机构一直不稳定，国民经济及文化更残破不振，而「四人帮」和「回朝」派继续斗争不已。天安门事件是群众自发的向毛泽东和「四人帮」抗议的行动，由于欠缺领导而一下子被压平了。随着毛泽东死亡和「四人帮」倒台，过去十多年树立起来的新权威重新受到批评，而且批评越来越激烈。不但毛泽东的神圣权威根本动摇，连整个共产党都越来越受人怀疑了。毛泽东对中国人民的批评精神的斗争已经宣告失败了。他在「文革」中一时的胜利，只换来随后更快、更彻底的失败。现在邓小平、华国锋集团一面为了肃清「文革」流毒，实现「四个现代化」，不得不宣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号召「实事求是，有错必纠」，叫人们「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一面又为了维护本身特权而害怕人民真正有独立思想，要压制彻底的批评精神，结果陷于进退两难，左摇右摆。但中国的现代化是必然的趋势，随着经济和文化的进步，随着国际接触的增加，人民一定更富于观察和思考的能力，一定产生较大的自信心，也就是批评精神一定继续提高。这是任何人都阻挡不了的。
尽管邓小平宣告中共当权集团决不学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的榜样（这表示他们比赫鲁晓夫更软弱、更反动），中国现在所进入的新阶段在本质上正同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后的苏联一样。在这新阶段里，经济和文化上会有比较迅速的进步，但同时中共官僚统治层趋向于更保守、更反动、更远离人民：官僚和技术专家的物质特权迅速增加而且制度化，官僚的个人生活方式更朝向同化于西方资产阶级，中共对帝国主义更妥协，对世界革命更进一步叛卖，工农生活虽有所改善，但同官僚层的差距更大，另方面，人们之中敢于公开批评者渐渐增加。
这个新阶段是替未来的反官僚政治革命准备各种条件的阶段，但政治革命本身还不会很快来到。人民已经普遍怨恨毛泽东晚年那样的统治，富于批评精神的先进分子数目渐渐增多，胆子渐渐加大，但群众还在迷信周恩来，连先进分子也大多并不例外，还在希望继承周恩来的邓小平给人民带来较好的生活。人民经过十多年动乱后普遍的愿望只是安定和逐渐改良。连先进分子一般也没有考虑清楚如下的问题：为甚么周恩来和邓小平当时不公开反对毛泽东、林彪和「四人帮」的种种罪行，邓小平至今还要替毛泽东掩饰和辩护？这样的人是真正的共产主义革命家吗？为甚么「文革」中的造反派青年那样热烈响应毛泽东、林彪和「四人帮」的号召，难道纯粹是受骗，没有一点反映人民真正有向「当权派」造反的需要吗？连先进分子也还没有看到必须整个推翻中共的统治，走一条真正的反官僚政治革命和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道路。经济、文化的发展和人民批判精神的提高都促进政治革命的条件成熟。中国正在走上这条路，但这条路还相当长。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三日


为甚么天安门事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向青

百万群众参加的一九七六年清明节天安明的行动，当时震勤了世界，事后二年仍旧深深受人怀念。当时中共中央对这群众运动加以血腥的镇压，诬蔑它是「反革命事件」，雨年半之后才正式改变态度，宣怖它「完全是革命行勤」。我们认为前一种说法自然荒谬到极点，当时我们就同海外一些进步的团体一齐对这说法加以严正的驳斥；后一种说法也不是一种完全恰富的评价。毫无疑问，天安门行动反映了全国大多数人民的心理：厌恶过去十年的暴乱统治，渴望安定下来从事建设和提高生活水平，怨恨毛泽东重用「四人帮」，替周恩来抱不平，不愿意让「四人帮」夺取全权，同情继承周恩来路线的邓小平。这自然是群众自己的行动，是正义的行动。但革命的意义是推翻旧政权。天安门的自发群众行动，不但没有明显地提出推翻旧政权（中共政权）的目标，而且并没有形成一个在客观上已经同旧政权争夺最高权力的力量，所以这只是一次大规模的群众抗议行动而已。自然，在当时的环境中作出这样的抗议行动，需要有很大的勇气，很大的决心。但革命行动需要更大的勇气、更大的决心，尤其需要更高的政治认识－－知道必须推翻旧政权，又相信人民有力量推翻旧政权——这些都是当时群众尚未具有的。
现在中共当局对天安门行动赞扬到无所不至。例如「红旗」的评论员说：这次行动找到了最好的时机（清明节）、最好的地点（天安明广场）、最好的形式（悼念周总理）、最好的武器（花圈、诗歌、悼词、演说）」。作为一次抗议行动来看，这种说法是不错的。当时的行动充份表现了群众的智慧。但若当作革命行动来看，这评价就很不恰富了。难道花圈、诗歌、悼词、演说是革命最好的武器吗？谁见过群众用这些「武器」把旧政权打倒了？
中共当局现在把天安门行动吹捧为革命行动，自然不是为了叫人相信当时群众有推翻中共政权的倾向。他们这样做，是由于几方面的原因。第一，他们使用政治名词向来不严格，不按照科学的意义。合他们意的，就称为革命；不合意的，就指为反革命。第二，因为天安门行动是反对「四人帮」，同情周邓派的，所以，往天安门行动的脸上贴金，就等于在现在当权的邓小平派自己的脸上贴金。第三，这种吹捧手法，可以便利中共当局对曾经参加行动的群众加以笼络和控制。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者不会这样做。真正的革命者对一切事情都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对群众行动也严格按照实际来评价，决不自欺欺人。因为，只有找出一切真象而且向群众指出来，才能够对社会主义革命事业有最大的帮助。
天安门事件的历史意义
天安门行动的历史意义主要有三方面：一，这是完全自发的群众行动；二，规模巨大而且反映全国大多数人民的心情；三；它针对毛泽东所代表的中共最高当局。中国群众行动同时具备了这三个特点的，这还是一九四九年建国以来第一次。
从一九二五年起，中共一直是中国革命运动的领导者，一切全国性的运动离不开它的领导。虽然中共犯过某些错误，而且长期间有不民主的毛病，但它一直领导着中国革命前进，从民主革命走到社会主义革命。到了国有财产制度在中国基本上建立起来的时候，中共的革命作用完结了。但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还远远没有完成，只不过中共政权根本不是一个能够保证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继续前进的政权吧了。这个事实，在一九五七年的「大鸣大放」运动中第一次暴露出来。自此以后，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大问题，就是用社会主义民主的政权来代替官僚化的中共一党专政，也就是需要一次新的政治革命：改变政治制度，但保存并继续发展国有财产制度和集体财产制度。一九五七年的「大鸣大放」、红卫兵运动、天安门运动，客观上都是政治革命的先声和准备。「大鸣大放」最鲜明地提出了社会主义民主的要求，群众在运动中公开指责「党天下」，在这方面胜过天安门运动。但是「大鸣大放」的群众基础比天安门运动狭小许多，它主要是知识分子的运动，它的民主要求在工农群众中没有得到显着的支持。同时「大鸣大放」也不是群众的自发运动，而是响应中共的「整风」运动，接受中共邀请来提出批评的。红卫兵运动打着造反的大旗，对许多中共机关和国家机关进行了猛烈的冲击，但这一切都是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文革小组号召之下干的，而且是为了「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能够连毛泽东也怀疑到的，真是绝无仅有），所以它并没有走上一条独立的政治道路。天安门运动虽然没有「大鸣大放」那样鲜明远大的政治目标，反而对中共之内的周邓派表示支持，但它并非由邓派所发动，也不受中共任何一派控制，而是完全独立自主的运动。它虽然只是一次抗议的行动，但抗议的对象包括了毛泽东在内。这样，它就隐含着很深刻的革命倾向，代表中国群众摆脱中共控制自寻出路的一步。现在中共当局终于正式为天安门运动平反，并且极力笼络那些参加运动的群众，就是为了把他们收为己用，免得他们在独立的政治道路上再往前走。
历史的道路不是中共所能主宰的。既然中共已经成为保守的势力，它对历史道路的影响力一定越来越缩小，正式宣布天安门行动平反虽然暂时可以取得群众好感，但反过来也更明显地暴露中共再没理由垄断国家的领导权。中共竟能让林彪、「四人帮」这样丑恶反动的份子在多年中掌握大权，用党的名义发号施令，几千万党员（其中几百人是有几十年经验的革命领袖）竟不敢违抗一个老病的昏君──毛泽东，「四五」这样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中共现在宣布它完全是革命的行动）竟完全没有得到中共领导，反而受中共镇压、诬蔑，到了粉碎「四人帮之后」，还要再过两年多才正式平反，到今天还企图掩饰毛泽东的罪过责任——这样，中共还有甚么理由、甚么资格叫全国人民时时刻刻跟着它走？人民一定会越来越觉得中共那种以人民的监护人自居的态度不可忍受；一定会越来越渴望彻底解放，自己作主；一定会越来越相信自己的力量。天安门事件宣告毛泽东时代完结，一个新的时代正在来到，这就是人民的时代，社会主义民主的时代。

一九七九年三月廿三日

从人民的立场看中共五中全会

向青

中共五中全会不是轰动性的新闻，因为会议的主要决定事先已经大致让人们知道或者猜到了，但这次会议无论在中共党史或中国现代政治史上，都是一道重要的里程碑。不但「文化大革命」至此被彻底否定了，而且由此全面恢复了一九五六年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所采取的国内政策路线（以经济建设为主要任务的路线）。这个路线本来在三中全会上（一九七八年底）已经正式确定，不过，由于支持相反的路线（文革路线）的许多人物还掌握一部份大权，所以这路线还不够稳定，执行得还不彻底。现在，五中全会一面重新设立中央书记处，在中共中央机关里大大加强邓小平所代表的经济建设派的势力，一面把汪东兴等「文革」派免职，同时，还宣布要加强党内纪律，取消那作为「文革」遗产的「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四大」权利，这样就宣告了建设派的彻底胜利。

刘少奇的平反

刘少奇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称为「最大的走资派」，是主要的斗争对象，现在中共正式为刘少奇平反，就杷「文革」彻底否定了。对中共来说，为刘少奇平反是利害参半的。有利，因为这可以使人觉得中共勇于改过，又使许多受刘少奇冤案牵连的人能够重新为中共工作。有害，因为既然中共自己承认曾经犯过大错，就难免使人怀疑它以后还会犯大错。五中全会的公报极力从有利的方面说明刘少奇平反的意义，希望人们相信它有纠正错误的决心和防止错误重演的能力。如果中共真想令人信服，它至少要把过去犯错误的原因和责任谁属讲清楚。五中全会的公报并没有做到这点。
公报谈到刘少奇怎样受冤屈的时候，以一句很奇怪的话来开头：「文化大革命前夕，由于对党内和国内形势作了违反实际的估计，提出了党内存在一条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随后又提出了存在一个以刘少奇同志为首的所谓资产阶级司令部，这些论断是完全错误和不能成立的。」这句话是没有主语的，人们无法从这句话看出是谁「提出了党内存在一条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随后又提出了……」。原来「实事求是」、「严肃认真」、「光明磊落」的表现是这样的！
大家知道──不是从公报知道，不是在中共「领导」下知道，而是凭自己的观察和记忆知道——提出上述「论断」的不是别人，是毛泽东。整个中共当时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反对毛泽东、林彪、「四人帮」一伙这些胡说八道，到今天还不肯或不敢「实事求是」地指明毛泽东的责任！公报还说，为刘少奇平反是「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呢！这样的一个党，值得人民信任吗？

批判毛泽东的问题

在中共五中全会临近开会的时候，不少人猜测这次会议要公开批判毛泽东了。公报发表后，有人认为，正式为刘少奇平反就是批判毛泽东。不错，谁都知道，为刘少奇平反等于给毛泽东一记耳光。但是，这毕竟还不是直接批判毛泽东。中共不肯直接批判毛泽东，这是有政治作用的。
自从「文化大革命」以来，由于中共党机关曾在「造反」运动冲击下陷于瘫痪，大批负责人忽起忽跌，是非善恶的评判一再反复，中共在人民中的威信已经大大降低了，而越来越多的人民趋向于独立思考和独立行动。这对于中共的专制统治，是一个极大的危险因素。毛泽东是中共在几十年间塑造起来的偶象，是中共权威的化身。自从一九七六年天安门事件以来的种种变化已经不可避免地令毛泽东这偶象的权威和中共党机关的权威一起降低。如果中共再正式地、具体地宣布毛泽东犯了某些重大错误，就难以禁止人民在其它方面批评毛泽东和中共党。那等于自动掘毁堤坝，让批评精神的洪水自由泛滥，构成革命的威胁。因为这种利害关系，所以中共宁可让人民暗自作出毛泽东错误的推论，而不肯正式批判毛泽东，这是一道必需尽力防守的战线。
不过，中共并不是历史道路的主宰；反而，中共常常被迫跟着潮流走。邓小平复出，天安门事件平反，「文革」的否定，刘少奇平反——这些翻案文章本来都是中共打算避免做的，结果都在群众压力下做了。事实上，「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等的主要责任是在毛泽东身上。既然这些路线被否定了，既然要推行相反的路线，而且要使人相信新的路线是坚定不移的，就不可避免地要一再涉及重新评价毛泽东的问题。不管中共多么不愿意，在不久的将来，中共终于被迫要正式批判毛泽东，这是大有可能的。
至今中共仍旧把「文革」的灾祸等等的责任完全推到林彪和「四人帮」身上，这自然是非常不老实的做法。但是到了公开批判毛泽东的时候，如果宣布毛泽东个人犯了重大错误，但同时说中共党始终是伟大的，中共党是毛泽东错误的受害者、反对者和纠正者，现在中共党既然已经彻底纠正毛泽东的错误，它就有资格要求人民永远受它领导，那也还是不老实的。我们人民一定要追问：到底是谁代表了你们整个党，你们党内有谁，有几个人曾经站出来反对毛泽东的错误？你们党里有谁不必为毛泽东、林彪、「四人帮」的错误和罪恶负连带责任—现在你们党的哪一条章程，哪一条惯例，哪一种风气保证了中央机关和领袖人物真正受全党党员民主监督？　宪法上和实际上怎样保证当人民受够了你们党的祸害的时候，有权叫你们的党下台，让别人执政？

取消「四大」权利

毛泽东、林彪、「四人帮」之所以能够为害人民这样惨，这样长久，人民早已「看在眼里，恨在心头」，但是没有合法的、便捷的办法制止他们、撤换他们，就是因为没有民主。现在中共五中全会又一次人民许诺了美好的前途，但是它并没有提出丝毫民主化的政策，反而决定建议，把宪法上关于公民「有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所谓「四大」）的规定取消。他们的理由是：「四大」不是人民表达意见的最好方法，「四大」没有起过保障人民民主的积极作用，反而妨碍了人民正常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并且成为不安定的因素。
宪法上关于「四大」的规定，是「文革」的遗迹。从字面上看，「四大」的含义不大清楚；倘若作合理的解释，这些权利完全可以包括在言论、出版、集会等自由权的范围以内，也就是包括在宪法其它条文里面了。不过，大家知道，我国宪法上这些民权条文一直都是空话，实际上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等自由一直受到中共政府严厉的压制。到了「文革」时期，才特别规定而且实行「四大」。例如，以大字报形式发表意见，一般情形是政府机关也不敢轻易公开禁止或撕毁的。因此，「四大」可以说是一点小小的特殊形式的自由权（算不了民主权利，只能算是自由权）。从「文革」开始一直到最近，有不少人民的心声就是通过「四大」（尤其是大字报）发表出来的。打倒「四人帮」，邓小平复出，天安门事件平反，彭德怀、刘少奇等人的平反，都曾得到大字报的推动和支持。
从另一方面看，说「四大」在「文革」时期没有真正促进民主自由，反而妨碍人民正常行使自由权，这也是真实的。文革期间，「四大」主要是毛、林、四人帮所操纵的工具，用来斗争他们的敌人，而不许对方还手。不过，自「四人帮」倒台后，这种情况已成过去，最近几年已经谈不到利用「四大」的方式对人加以迫害（只有当权者才有条件这样做，普通人民是做不到的），「四大」已变成人民仅有的一点向社会申诉和呼吁的机会了。但是现在的当权派却嫌人民利用这种权利提出太多的申诉，揭露太多的阴暗面，发表太多的意见，不利于他们这些老爷们的「安定」，所以要取消。他们只提出取消这种不太好的方法，却完全不提怎样定出更好的保障民主自由的方法。与此同时，我们还看见到处的民办刊物都在受压制。所以，他们的反民主自由的目标，是十分明显的。

所谓「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局面

中共把打倒「四人帮」以来所形成的新的政治局面称为「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局面。「安定团结」，表示不再发动大规模的斗争运动，平反冤案错案，过去受歧视的社会层不再受歧视；「生动活泼」，是说民主制度逐渐扩大、健全起来。
这几年没有大规模的政治斗争运动，清查「四人帮」的工作也进行得相当有条不紊，绝大多数被清除的干部也没有受到残酷斗争，还得到生活出路的安排。全国平反人数已接近三百万。知识分子开始受到尊重。过去的地主、富农、以及被划为右派份子的，绝大多数都「摘掉帽子」，取得或者恢复了公民权。这实在是一个新局面，同前一阶段相比，也大体可以称为「安定团结」。至于说现在的政治局面比过去「生动活泼」，也算符合事实。不过这情况完全不能算是民主制度逐渐健全，因为中共根本没有把国家主权交给人民，仍旧是完全由中共自己当家作主，只不过比较肯听取一下各方面的意见，注重调动党外各界人士的积极性而已。
在这局面之下，我们可以预料，经济情况暂时可以继续好转，建设可以取得相当成绩，而人心，在饱经动乱困苦之后，也会暂时安定下来，对目前的当权派寄予希望，或至少采取观望态度。「文革」派已完全失势，短期内不可能重新抬头。华国锋所代表的一派大概会和邓小平所代表的传统干部派互相妥协、适应。这一切综合起来，表示中国内部将有一个比较安定的时期。
但是，若以为真是一个和平安定的新时代开始了，过去的恶梦不再来临了，那却是十足的幻想。上面已经指出，过去政治灾祸的根本原因在于不民主，目前的新路线不过是恢复中共「八大」的路线，而「文革」等等正是从「八大」的局面发展出来的。现在，根本的祸根没有消除，危机自然也仍然可能发生。况且，随着经济和文化的进步，一切问题日益复杂化，中共一党专政的制度将更显得不合客观需要，所以，根本的光明出路仍旧有待于人民自己去争取。
（一九八○年三月）



[1] 最近我们看到未经证实的一篇所谓「刘少奇的自我检讨」，其中他把自己的错误，远溯到一九四六年二月，说他曾向党中央提出书面意见，认为成立政治协商会，将保证中国进入「和平的新阶段」；这可能是真的，因当时史大林正要求中共与蒋介石成立联合政府。此外，刘还指出了几个老错误。不过这些错误，大抵已经在事实的发展中解决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