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逸：1976年汉口水塔红卫兵运动十周年纪念特刊出台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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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汉口水塔红卫兵运动十周年纪念特刊出台始末

钟逸/2010-8-17

　　1976年8月，在毛主席、党中央发动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高潮中，迎来了中国红卫兵运动诞生十周年的纪念日。

　　毛主席1966年8月1日亲笔给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你们在六月二十四日和七月四日的两张大字报说明对一切剥削、压迫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慨和声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支持。”8月18日，毛主席戴上了红卫兵袖章，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和师生。从此，红卫兵运动在神州大地风起云涌，在十年文化大革命的舞台上，上演了一幕幕波澜壮阔、英勇悲壮的历史活剧。

　　提起红卫兵，人们会想到运动初期把斗争矛头指向群众，大搞封建主义“血统论”，鼓吹“自来红”，在“破四旧”中大搞“红色恐怖”，后来又死保各地当权派，以高干子弟为核心的老红卫兵和北京的“联动分子”，在武汉，人们鄙夷地把老红卫兵称之为“三字兵”、“特动分子”。这批人在文革舞台上只是昙花一现，在1966年10月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后就土崩瓦解、销声匿迹了。十年以后开始了对文革的全面反攻倒算，他们弹冠相庆，作为陈云所说的“自己的孩子”，一个个爬上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高位，他们就职时公诸报端的履历从不见这一段历史，“彻底否定文革”自然也不包括他们。

　　武汉地区和“三字兵”对立的是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他们从发端的1966年8月底起，就始终把矛头指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历经走资派十年的血腥围剿，始终活跃在江城的政治舞台上。总是“于无声处”掀起江城震天动地的“惊雷”，他们是走资派谈之色变的梦魇，是十年红卫兵运动的主流！

　　为纪念红卫兵运动诞生十周年，弘扬红卫兵的革命造反精神，已经走上工作岗位的以当年新一中学生为主（包括华工附中、武汉市十六中、武汉市卫生学校、南京动力学校等）的十几位中学生造反派聚集在一起，商议在水塔的大字报墙上办一期“纪念毛主席八一八接见红卫兵十周年”专刊。大家提议，要用最优美的文字、最煽情的宣传画、最漂亮的排版、最好的抄写水平，反映出十年造反派红卫兵水塔大字报的最高水平。

　　在文化大革命遭受多次打击的革命造反派此时已是元气大伤、人心涣散，绝大多数人心有余悸、心灰意冷，参加社会上活动的人已是极少数。当时一部分造反派头头已经脱离了造反派的基本群众，而热衷于个人的“补台”、“结合”。为了振奋造反派的士气，这批原中学生举办的这期纪念专刊，赢得了大多数造反派基本群众的共鸣。

　　经过讨论分工，余德亨写了《一千年也要革命，一万年也要造反》、《我的履历表》，张宇光写了《夺权歌》和《向钢八司的战友致敬》，陈德胜写了《风吼雷鸣的日日夜夜》（记述1967年春江城反击“二月逆流”第一仗——新一中绝食），余德亨、郭小华、罗耀先、段夙慧、周文龙、袁光明、张宇光、杜宜明、陈德胜、吴斯望回忆了文革中流行的红卫兵的豪言壮语，搞了一个《红卫兵誓言》小辑。文稿写好以后，经过大家热烈讨论，又进行了精心修改。可以说这期专刊是名副其实的集体创作。大家还讨论，这期专刊一定要配一幅大型的水彩宣传画，画者非金忠群莫属。

　　此时汉口水塔下面已经做成了两面两人多高、宽30米的水泥墙。这批人早已没有写、贴大字报的纸、墨、笔、浆糊等基本工具，更没有画大幅宣传画的场地，要办成一期江城最高水平的宣传专栏，谈何容易。

　　经陈德胜联系，在武汉印刷厂找到了武汉印刷厂的造反派姚英佩、陈子敏、袁先普和老樊等人，在他们的大力支持下，解决了笔墨纸张和抄写场地甚至是吃饭的问题。陈德胜不知从哪里搞到了一大桶化学浆糊，杜宜明说一桶浆糊远远不够，陈德胜说化学浆糊可以大量兑水，如果浆糊不够临时还可以去要一点。余德亨、袁光明、张宇光、杜宜明、陈德胜等人从8月15日上午起，整整抄写了两天一夜，大字报正文的每一个字都有巴掌大。金忠群将大幅宣传画基本画完，要回黄冈上班，由他弟弟金忠敏接着在武印收尾完成。大幅宣传画用几十张新闻纸拼接画成，主题是“红卫兵永立江城”。一位英姿飒爽、佩戴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袖章的红卫兵，迎着朝阳，手握拳头，挺立在江城，红卫兵的身下是长江大桥、六渡桥、民众乐园、水塔等武汉文革的标志性建筑和滔滔江水。宣传画用水彩画成，占了整个宣传栏六分之一的版面。宣传栏的下面是杜宜明用对开纸大的扁宋体写的红色通栏美术字：“隆重纪念毛主席八一八接见红卫兵十周年特刊”，落款是“原武汉地区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主办”。

　　事前，张宇光到水塔丈量了大字报墙的宽度和高度，设计好版面，将宣传画和大字报编排了张贴顺序。贴大字报那天晚上，张宇光有事不能去，将张贴的方法向杜宜明作了详细交代。

　　到水塔贴大字报，没有汽车配合，没有长梯是完全不行的。杜宜明找到他下乡时的老领导、在江汉区革委会汽车队担任书记、曾是志愿军老战士的周明亮，借来一辆武汉牌载重汽车。8月16日晚上9点多钟，汽车开到陈德胜家，装上抄好的大字报、宣传画和浆糊等，开到了水塔下。参加贴专刊的有余德亨、袁光明、罗耀先、郭小华、杜宜明、陈德胜、吴斯望等人。张贴时，围观的人如山如海，有流着眼泪朗读的，有送茶水的，还有帮忙找工具的。当时需要一个碗盛浆糊，一个十来岁的小孩指着对面蔡林记热干面馆兴奋地叫着：“热干面、热干面！”并很快跑过去，从餐馆后面窗口里找出一只瓷碗递给贴大字报的人。贴到12点钟，专刊才贴了四分之一，司机执意要走，说是单位有纪律，不许用汽车干私活，他明天还要出车。大家执意挽留，司机又待了一个小时，用汽车车厢搭台，先将专栏的上半部分贴完，此时还没完成一半的任务，司机再也留不住了，汽车开走了。剩下的张贴任务是在场的人们用搭人梯的方式贴完的。贴完专刊以后，天已经快亮了。大家已经整整两天两夜没合眼了，还是站在马路上欣赏着自己的杰作，心想要是有照相机将整个专刊拍摄下来该有多好，可能是大家已经筋疲力尽了，谁也没有努力去马上借来照相机将整个场面拍摄下来。谁也没有料想到，贴出仅仅一天多，不到40个小时，大家费尽心机办好的专刊就被百万雄师的变种“工农兵”用大标语覆盖了。更没想到的是，这是这批当年的中学生在十年文革中最后一次张贴大字报，堪称“天鹅绝唱”。仅过了半个月，毛主席与世长辞，接着就发生了“天地翻覆”的变化。

　　这次专刊贴出以后，在江城影响很大，钢二司某头头在现场流下了激动的热泪；新华工的聂年生为此三次找这批中学生长谈，想要和他们联合起来一起战斗。许多没看到专刊的同志前来索要专刊底稿。为此，8月24日，袁光明特地将专刊的底稿刻成蜡纸，杜宜明再返武汉印刷厂找姚英佩、陈子敏等要了200多张8开的新闻纸交给袁光明油印，这就是后来被不知就里的人说成是红卫兵小报的原因。

　　当年的一位参与者无意中翻出了这份专刊的油印件，“揭批查”中经多次抄家能够保留下来，不容易，用时下收藏界行话说，“品相极好”，更不容易。今天，在此刊出这份专刊，以缅怀纪念当年造反派红卫兵不惧强暴追求真理的献身精神。

转自 文革研究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