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亲历云南沙甸事件
2007年08月01日
1978年9月11日《人民日报》报道，“四人帮”及其云南代理人制造的所谓“沙甸反革命事件”，经党中央批准予以彻底平反昭雪。
《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一书145－146页：沙甸，云南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的一个回民聚居村。1968年以后，林彪、“四人帮”及其云南代理人推行极左路线，践踏党的民族政策，破坏民族团结，在沙甸和文山、玉溪等地回民村庄，采取了侮辱回民的恶劣做法，引起回族村民的强烈不满。问题发生后，“四人帮”及其云南代理人又进一步混淆敌我，激化矛盾，酿成了1975年7月的武装对抗的沙甸事件，造成了死伤众多的严重后果。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党中央对这一严重事件的平反，使沙甸等地的回族群众奔走相告，欢欣鼓舞。他们说，“四人帮”强加在他们身上的“反革命”罪行终于被洗刷干净了，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又回来了。
2005年出版、杨继绳著《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一书第一章：“……1979年9月10日云南省委宣布,经党中央批准,对“四人帮”及其在云南的代理人制造的所谓“沙甸反革命事件”予以平反。 忘不了那双眼睛
直到今天，50多岁的我只要一想起，合上眼睛，脑海里就浮现出一双女孩子的眼睛，她的皮肤黝黑，眼睛很大，但没有那个年龄该有的少女光彩，瞳仁里放出一种光，那光里含着愤怒、仇恨、惶恐、困惑……刺向自己！少女的身后是断壁残垣，遗留着弹孔和炮火的痕迹，残留的屋顶上缩躲着散落的鸡，不远处躺卧着炸死的耕牛…… 这个女孩子当时也就十一二岁，估计是活下来了，现在怕也有四十三四了，人已至中年。想来她已经忘记曾经匆匆走过她面前、穿着绿军装、挎着冲锋枪、异常关注她的眼睛的高个子解放军吧？……
我们军部驻地开远县城距沙甸30公里，以前只知道那里是回族集居的农村。我们军宣队曾去该公社所在地鸡街进行拥军爱民演出。我最早接触关于沙甸的信息,是零零碎碎的、朦朦胧胧的。事情发生在地方，军宣队并非战斗部队，我又只是个普通一兵。上级的指示、军事要情、重要通报，传达不到我这一级。大约1976年5、6月间，听到消息：沙甸回民要闹事了，他们要集体到昆明上访。我听了觉得很稀奇，闹什么事、上什么访？一概混沌。只是打听到“这些人正聚集在县城火车站，已经好几天了。”我们军部距开远火车站5分钟的路。我恰逢在军宣队炊事班“锻炼”，就是平时在炊事班烧火做饭，有演出排练参加演出排练，时间自由。出于好奇，我悄悄跑了好几趟火车站。我见到的情形是：月台上，整整齐齐、有行有距、密密麻麻地坐满大约百十号人，都是男性。个个穿着那个年头普遍穿的褪色中山服，头戴白色清真无檐帽，手捧兰皮小开本的《可兰经》，神态宁和，有长者（后知是阿訇）领众人颂经。丝毫不受众多围观者影响，心无旁骛。一次赶上他们开饭，洁净的箩筐里装着大米饭，另有一盆细细的咸菜丝，他们井然有序地分食，比部队规矩不差。很快，部队下达指示：不准围观上访的回民。我当然不敢再去了。再以后就是听说:这些回民们要搭乘火车去昆明上访，没得到批准，他们强行扒车。到昆明以后，上访遭到拒绝，他们与保卫省革委会机关的武装警察发生冲突，冲突中两名回民被打死。于是，愤怒的他们抬尸游行抗议。省革委会下令强行将他们驱逐出，令其返乡。
我当时心里很矛盾。一方面长期接受“阶级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你死我活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树欲静而风不止”的思想教育，另一方面，又觉得那些戴小白帽、吃米饭咸菜的无非就是普通农民，农民大多是质朴老实、安分守己，不到万不得已时是能忍则忍的。他们为什么置家乡的生产和生活于不顾，而执意上访？也许他们受到一小撮阶级敌人的蒙蔽和唆使？……我后来了解到此事起因：沙甸地区革命委员会要将当地的清真寺改建成小学校，意为发展无产阶级革命教育事业。我当时是入党不到一年的共产党员，认为宗教信仰应该服从无产阶级专政，民族斗争说到底就是阶级斗争。决不能让一小撮阶级敌人打着宗教信仰的招牌、利用人民群众反对和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建立小学校是为了培养教育共产主义接班人，体现了社会主义优越性。自己作为捍卫无产阶级专政钢铁长城中的一员，一定要立场坚定。
一时间，各种消息，杂沓而来，军营内，弥漫起从未有过的紧张气氛。什么“回民趁夜摸了下面连队的岗哨，抢走了枪支弹药”、什么“这一带商店、供销社的火柴脱销了”……等等。部队首长指示，要求“革命战士一切服从命令听指挥，要做到辟谣、不传谣”。但仍免不了在吃饭和休息的时候，交头接耳议论议论。
这时候，我军宣队奉命赴思茅下部队演出。军宣队的车队走不多久，便路过几天后成为战场的沙甸村庄。从车窗望去，这是一片丘陵环抱的坝子（平原）、坝子上散落着村庄和田野，村庄的房屋鳞次栉比，少说也有千户人家。房屋全是土墙土顶，一片红褐色（云南土质呈红色）。正午的阳光下，村庄里气氛宁静，袅袅的炊烟，走动的牛羊和人们。醒目的有两处：一处，尖形屋顶青砖结构的建筑（清真寺）；一处，高高地飘扬着一面五星红旗。更醒目的是，坝子四周的山包上，支起了十几座草绿色军用帐篷。班长告诉我，帐篷里是派驻的工作组。我看着山上的绿色帐篷与山下的红色房屋构成的画面，说不出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几天后，军宣队在思茅演出结束，部队军用电话传来消息：沙甸发生“反革命叛乱”，部队正在平叛，战斗激烈进行。出于安全考虑，军首长指示：军宣队返程绕道昆明。我和我的战友们，多是十几、二十郎当岁的年轻人，除了看电影和听别人说打仗，顶多是演打仗。当打仗出现在自己身旁时，免不了有一种紧张与兴奋。当下摩拳擦掌，争先恐后地向首长表决心，请战去前线，参加战斗。
几天以后，军宣队从昆明绕道回军部。军部大院内的气氛比以前愈发紧张，双岗双哨，戒备森严。从这一天起，军宣队以及比邻的军球队，男女兵一律夜间执枪上岗。那些日子，我们每天早饭前集合，增加了一项内容：默哀。由值班首长（干事或排长）用沉痛的语调通报：昨天，在沙甸战斗中，又有多少多少战士牺牲了……每到这时候，军宣队员们个个心头发紧。我们经常下连队演出和锻炼，牺牲的战士中有的就是我们熟悉的朋友。听得多了，默哀多了，对沙甸的“叛乱分子”同仇敌忾。
战斗一连数日。原来，沙甸是个中心村、千户人家，周围相连村庄19座（包括自然村落），全是回民集居区。沙甸的战斗一打响，周围村庄的战斗都相继打响，此起彼伏。后来分析，这次战斗的形成是我部队始料不及的――本来回民为反对拆清真寺上访，在县城火车站登车受阻，他们强行上车到省城，发生冲突死了人，又被驱逐，矛盾逐渐激化。他们认为自己的民族受到压迫，信仰的宗教受到亵渎，他们决定捍卫和保卫自己。无论个人或集体，在特殊时期、特殊环境的冲突中，情绪都容易激化，意识和行为都容易偏激。他们认为是共产党、是政府要杀他们要灭他们。所以在被驱逐回沙甸后，在一个宗教信仰维系下的民族兄弟，便秘密进行了有组织的防范活动。回民信奉清真教，具有外敛内强的性格、不屈于压迫，有团结传统。从历史上看，清末云南马如龙率领的回民起义，威震一时。在这种情况下，马如龙的后辈回族们开始行动了。他们担心共产党（当时是革委会）对他们有大的清剿。于是，他们去部队营地偷抢了枪支弹药，也配置各式各样的武器弹药：砍刀长矛、匕首棍棒、火铳汽枪，用硝石辗粉、火柴头刮末儿（所以一时沙甸地区一带火柴脱销）以及农用炸药、雷管，将各种可爆炸的药粉装入玻璃瓶造“炸弹”（那一时商店罐头也脱销）、造地雷。同时，挖地道、构筑工事。当地的水位高，土质粘，挖的地道大多是藏身用；屋顶高处、街道墙壁设隐蔽射击孔，开阔地有掩体……同时，各村落之间暗中加紧串联，严密部署。真有大打一场人民战争之势。而一切都在四周驻扎绿帐蓬的工作组眼皮底下隐蔽进行，日常里看到的仍是“农业学大寨”的景象。可见其高度的组织力量。我们军宣队车队路过此地时，这些都在进行中。现在看来，当时回族兄弟处于那种情况下形成防范、戒备、保卫自己的心态，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任何事情都有个因果关系。可一旦形成武装行为，必然造成“鱼死网破”。可话说回来，一个局部地区，一些农民，一部分有宗教信仰的少数民族，面对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他本是弱小的，无奈的。――可是啊，这些道理是我和我的战友日后悟到的。
也许当时驻扎四周帐篷里的工作组被回民兄弟拒绝进入村庄，或是了解一些情况，或是一无所知，从事态发展到最后看，肯定了解甚少，也许是过高估计了“无产阶级专政”的作用。原来设想：既然村民拒绝工作组进村，肯定是缺少对党的政策理解，受了幕后一小撮阶级敌人的蒙蔽，相信大多数群众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关键是要抓住坏头头，教育大多数，让党的阳光重新照耀在少数民族兄弟心坎上。也许当时处理少数民族或非少数民族问题都是一种模式：抓一小撮，团结教育大多数。驻沙甸地区工作组将“模式分析”逐级上报，省革委会紧急研究解决方案，同时上报中央。凭心而论，咱们国家的行政管理方式是“条块管理，以块为主”，中央了解情况也是来自省一级政府（当时的革委会）的报告。尤其是在“文革”那种特殊年代，特殊时期，管理与信息手段都极为原始的情况下。尤其是“极左”意识控制下，对省一级上报的解决方案，中央一般是支持的。省革委会对沙甸地区当时情况的性质判断非常关键，他们向中央报告的内容不得而知，但以后调动部队参与是以“平息叛乱”的名义进行。据军内一位高层人士披露，中央过后曾问责云南省革委会“谎报军情”。原本计划调部分步兵连队，夜间潜入沙甸，抓住主要的坏头头，第二天召开一次群众大会，宣布坏头头们的罪行，比如组织上访、秘密串联、冲击部队、盗抢军火，企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等等；同时宣传党的民族宗教政策，使广大人民群众擦亮眼睛，站稳立场，揭发阶级敌人的反革命阴谋等等。可恕不知，历史不是说出来的，也不是想出来的，历史是这样的____1976年7月29日凌晨，沙甸合围开始，我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滇某战斗部队(两个连)分路进入沙甸村。刚进入村口，便踩响了地雷，同时，枪声大作，夜幕中辨不出枪弹从何方向而来，我军顿生伤亡。老实讲，我们这支部队在挺进大西南后，除了滇西剿匪的局部战斗，便没有什么战事可言了。在滇西驻扎度过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和平时期，“文革”初期调防至滇南。既然是军队，始终担负着“保卫祖国，守卫边疆”的重责，接受着“防修反修、解放台湾，打击一切来犯之敌”的备战教育，坚持不懈地苦练杀敌本领，射击投弹刺杀野营拉练军事演习，年年练月月练天天练，口号是：一切从实战出发，一切为战时准备。可是，打靶不是杀人，战壕不同巷陌。我们的战士，我们的子弟兵都是（19）56、57年出生的，没有打过真的仗，没有动过真家伙。况且，打仗是个最具变数的事态。照实说，我军奉命进入沙甸的部队，本意也没有真枪真刀动干戈的意思。主意是一示雄威（叫做“无产阶级专政”的震慑），瓮中捉鳖，抓几个坏头头（一小撮阶级敌人）。可事情就怕两面想，人家回族兄弟面对自己的处境，已成惊弓之鸟，这只鸟要啄人了。遭受敌意的弱势者最易敏感或偏激，他们以为“共产党派军队杀回灭回了”。于是，部队一进村就闹了一个懵。现在说句沉痛的形容：真犹如当年日本鬼子进村遭遇的阵势。你不知道地雷埋在哪儿，你不知道枪子儿从哪儿来，自造的、原装的手榴弹从哪儿来？战士们出现伤亡，自然眼红，火力自然升级。人就怕见血，血债自然血偿，人民的军队从来被人民拥戴，竟敢动我长城？“敌人不投降，就让它灭亡！”一场扣人心弦的战幕拉开了。在这里，不必详述那些枪枪炮炮冲冲杀杀的画面，只说我在这场战斗结束后第三天去现场采访所闻所见吧！也就是那次采访，在我的脑海里铭刻下永不磨灭的一双女孩子的眼睛……。
当首长庄重地将采访沙甸平息反革命叛乱战况的任务交待给我和另一位战友时，我既兴奋又紧张。兴奋的是自己终于有机会走向战斗第一线，亲历其境地感受硝烟尚在弥漫的人与故事，这是每一名革命文艺战士都无不向往的，也是每一名军宣队队员无不渴望的。既然不能冲在前线执枪杀敌，能够出现在战场上也是一份光荣。在我的意识里，著名作家萧乾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上出现的第一位中国战地记者；著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的作者魏巍是抗美援朝战场上的战地记者，我很羡慕他们。但又免不了紧张，沙甸中心村的战斗是结束了，涉及到其它村子零零星星的战斗还在进行，不敢说不存在对生命安全的威胁。在这时，我们军宣队又接到了上级机关通知：要求派一名女宣传队员，带上演出用的化妆品去执行一项特殊任务。这名女战友心存疑惑，到了后勤部的一处临时停尸房，才知道要为一名刚在沙甸战斗牺牲的军部参谋整容。所谓整容，就是将这位参谋的面部擦拭干净，施上淡淡的油彩、口红、用炭笔描黑眉毛，重现他生前容貌。这位女战友15岁便参加地方文艺团体，被特招到军宣队，演出化妆无其数，但这种化妆，对她讲是终生刻骨铭心。她事后讲述，当时她的手禁不住地抖，心也在不停地抖。
这位军部参谋叫谭双清，是军委总部某首长的爱子。谭参谋长得身份魁梧相貌堂堂，每次军部机关组织大型活动，如集会、观看电影、演出，他挺立在大部队前方指挥调动，那英武的身姿、洪亮的口令声音，常成为部队女兵们私下倾慕的对象。担任军部参谋的他是再三请战，说服了首长参加沙甸战斗的。在搜索一座村庄的残敌时，被不知什么地方射出的冷枪击中，子弹穿肺叶而过。军首长为此向其在军委总部任职的父亲发出急电，这位谭老首长携夫人飞赴云南，默默地瞻仰了谭参谋的遗容，永别了年轻的儿子。抗日战争炮火中走过来的谭老夫妇，无愧是军人，他们没有流泪，只说：“孩子为保卫祖国而死，值得！”
一位同谭参谋一起从北京参军、从小一起在军委机关大院长大、军野战医院的女护士，为此，整整哭了3天。谭参谋如果幸存，应该同老马差不多年龄，五十六七岁了，或许是某军区某兵种哪位首长，佩戴将军军衔。呜呼！
我们急赴沙甸采访。此时，战斗区域尚未解除警戒，临近周边，便见到了越来越多的左臂绑着白毛巾（为夜间识别）的荷枪实弹的战士。由于是军部派来的采访人员，参战部队专门派一名团部干事陪同。为了进村的安全，团干事特别佩挎一支冲锋枪，弹夹里压满了子弹。尽管我早有心理准备，尽管了解了不少战斗情况，但出现在眼前的景象还是令我震惊。
从小就看黑白电影故事片，银幕上许多描写日本鬼子大扫荡过后的场面：村庄房倒屋塌、断壁残垣、一片瓦烁，可此时我竟然身临其境！惊恐不安的鸡抖瑟着出现在屋顶上，羊群都跑到后山去了，路边卧着炸开肚子的死牛，淌出暗红的血水已经干涸，白衣人员正忙碌着用喷雾器喷洒药水，陪同的团干事告诉我俩，这是红河州防疫所在消毒。我俩跟着团干事一声不吭地向村里走，我几乎屏住了呼吸。这座村庄不算小，曲里拐弯不少街巷，走过的街巷空空荡荡，看不见人，能听见自己走路时裤脚摩擦的声音，渐渐我感到腿肚子发紧。村中心尖顶建筑的清真寺，大体完好，但可看到墙壁上的累累弹痕。大队部的红旗已经不见了。我们走进空寂无人的残留民居，虽经炮火，依然可见屋主人平时的起居整洁，特别是每一户人家后房都砌着一片水泥斜坡，团干事告诉我，这是回族人平时冲澡的地方。在滇南缺水的农村，清真族依然保持着洁净的习惯。我们最感兴趣的是看看“叛乱分子匪首”马伯华被击毙的地点。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在空荡荡的废墟前，我看到了一个孤伶伶的女孩子，看到了那双永远忘不掉的眼睛......
关于“匪首”马伯华，团干事滔滔不绝地介绍了不少情况――马伯华，26岁，与解放军对抗时，手执双枪（这枪是抢的、自制的？团干事没说清）。他曾带人去部队营房抢劫过枪支弹药，在这次战斗打响前，他的母亲、未婚妻手托3丈长的白布为他祭行。他手下跟随着一支男女青年混合组成的敢死队，忠诚不二。战斗中，马伯华的双腿被炮火炸伤，他坚持坐在一只大箩筐中，由敢死队员们轮流抬着指挥战斗。猛烈的炮火中，马伯华被炸死在牛粪坑旁。我看到这座普普通通的牛粪坑，粪坑已经干了，发乌发黑的牛粪杂乱不堪。站在牛粪坑旁，我脑子里却闪现出“与无产阶级专政作对，最终会成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的词汇。
采访归来，我开始构思歌颂“平叛战斗”胜利、表现我军英雄气概的节目。打算写一首集体朗诵诗――“啊，火红的战旗迎风飘扬，雄壮的军号已在吹响，看，一小撮爬虫般的阶级敌人……”写了十几句写不下去了，脑子里时浮时现地闪出那双女孩子的大眼睛。偶尔，又勾勒出手执双枪的马伯华的形象……
这个马伯华，比我大一岁。如果活下来的话，现在与我的岁数差不多，与牺牲的谭参谋岁数也差不多。也许没有当年的那场误会的战火，到“四人帮”倒台，结束“文革”，进入改革开放年头，小伙子弄不好就是个优秀农民企业家。可惜，历史误会了。
采访沙甸回来以后，我好像学会了一点思索。记下了这样一篇日记（1976年8月26日）：“近日来，尽听着沙甸地区反革命分子叛乱的事情。枪弹已经打了数万发，战斗基本平息。脑子里总想：枪弹可以打死人，可并非能打掉其宗教信仰。当然，并非要向宗教公开宣战，但也不能允许其利用宗教搞反革命。受蒙蔽的还是无辜的群众，受害的也是他们。听说有七岁学童向解放军掷炸弹的，还有背着娃娃的妇女持刀刺解放军的此类现象。可能她们最终相信人死能升天，而后就相信打死解放军能七代升天，被解放军打死可立即升天，也就不管什么解放军了。可知，付出一定的代价可以使其身体顺从，但要其心随往，则要付出比现在多几倍的代价呢？”
节目最终没写成，留下了一大堆采访记录。我抽空去过驻地后山的军队烈士墓，一座座坟茔堆起，坟前一排排竖着白杨木牌，上面用黑色毛笔字写着烈士的名字、X部队X连X排X职务、年龄（多是18―22岁），统一字样是：1975年在沙甸平叛战斗中光荣牺牲，荣立X等功。这里面确有不少我下连队时结识的战友。坟茔间摆放着一些风吹日晒过的花圈，挽联上可以看到“永垂不朽”。
三年之后，沙甸事件得以平反，我随军区文工团赴前线慰问自卫还击部队途经这里，再次看望昔日牺牲的战友。坟茔犹在，只是多了丛丛青青的小草，坟茔前的木牌也在，木色有些发旧，上面的字迹依稀可见，只是最后一行“……在沙甸平叛战斗……”字样被统一新刷的红漆覆盖。不了解此间故事的人们，怕也只知有坟茔，不知茔内人为何牺牲？我不禁感慨，用双手捧了些碎土为其中的几座培了培，算是表示一种敬意和哀悼吧！
（写于2005年，07年整理）
http://www.tbaidu.com/y?wd=%E6%B ... 8%E4%BA%8B%E4%BB%B6 |
|
发表于 2010-8-24 07:59:11
发表于 2010-8-31 14:16: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