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敬兰 我为什么要替宋彬彬说话

祭园守园人

【卞案研究】

我为什么要替宋彬彬说话

冯敬兰

仔细阅读了《记忆》48期关于“师大女附中文革专辑”的“编续往来”，很高兴能通过这个渠道听到各种意见。对于几位读者的质疑和批评，更要表示特别感谢。有质疑就会有新的发现，有批评才会碰撞出新的思想。写这篇文章，谨为再做说明。

我是原北京师大女附中1966届初中生， 1968年6月13日离校去北大荒，1991年调回北京，一直供职于国企，2005年退休。

我就读师大女附中期间，是一个不起眼的初中学生，从未进入校领导的视野，甚至不记得和卞校长打过照面，可是她的惨死却深深留在我的记忆中。1996年文革30年，我发表过一篇散文，题目叫《记忆的疮疤》，想起校长在烈日下躺在小推车上的情景，反复追问自己：那些出身好、教养好、革命感情深的同学，为什么竟在光天化日下殴打、折磨女校长至死？是什么让她们如此残忍和冷血？

有批评者认为，从《记忆的疮疤》到我主持的五人“访谈”，十四年间我的立场发生了改变，与宋彬彬站到了一起。那么，我就先从这个话题说起。

一、我为什么要为宋彬彬说话

近年看到高一3班校友王友琴的著名文章《卞仲耘之死》，明确提到8月5日红卫兵打死了校长，宋彬彬是负责人。一些著名作家、学者也循着这个脉络对宋彬彬发出了强烈的谴责。我重读旧作《记忆的疮疤》，在字里行间寻找，却没有“红卫兵”这三个字。14年前我的文章中，称她们为“最激进的左派学生”、“趾高气扬心狠手毒的打手”、“参与暴力行为的那些同学”。2006年文革40周年，我又写了《烈日下的集体谋杀》，发在搜狐的博客网站，文中写到：“40年前的8月5日早晨，从校长走进校门那一刻起，她的死刑就开始执行了。她被喝令打扫厕所，喝污水，被强迫在正午的日头下，把建筑渣土从这里抬到那里……饥饿、病痛、中暑、脱水还不算，不时有女学生过来抽耳光，踹几脚，更残暴的是那些‘监工’（许多目击现场的同学都深深记得她们的名字），她们用带钉的木棒和铜头皮带给校长造成了遍体鳞伤。心灵的恐惧和绝望就不用计算在内了，校长终于倒在了烈日下。”这类文学描写不同于历史考证，笼统地用“红卫兵”代替施暴者也未尝不可。可是，我没有。我不是红卫兵，犯不上蓄意为她们遮掩，为什么我的文字里“红卫兵”没有出现？我想，只因为当时我在校园里没有看见“红卫兵”。那些行为张扬的同学，包括施暴者，后来或许以“红卫兵”的面目出现在抄家、打人、驱逐“黑五类”的“破四旧”行动中，但是8·5那天，她们尚没有明确的红卫兵身份。

2007年9月，现更名为北京师大附属实验中学的母校，高调、铺张地举办了建校90周年的庆祝活动，由于评选宋彬彬为知名校友，在海内外遭到了猛烈的抨击。此前我一直在外地、在企业工作，宋彬彬从来不在我的视野里。我上网查看，不禁大吃一惊，网上流传着多种关于宋彬彬的文字，“宋彬彬——宋要武”原来一直属于公共话题。对她的指控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关于“宋要武”组织杀人比赛的，内容实在离奇，我只能付之一笑；一类是“事实”，红卫兵打死了校长，宋彬彬是负责人，至今拒不认罪，应把她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我是当年在校生，尽管知道1966年8月5日导致校长惨死的游斗校领导活动是高一学生干的，但也希望看到切实的新证据，证明宋彬彬是发起、组织或领导者。可是，来势凶猛的舆论审判只有空洞的指控，没有具体的证据。

2007年临近年底，我在博客写了一篇质疑文章，题目是《请放开宋彬彬》。文章中说：“实验中学今年九月的校庆活动，在网上遭到猛烈抨击，批评文章多言辞凌厉。我同意那些文章的基本观点，即校方缺少对文革的正确认知，但我反对对宋彬彬本人继续妖魔化。”“迄今为止，我没有看到过当年在校的学生（66、67、68三届学生约40个班）有人举证宋彬彬参与暴力的事实，也没有看到过网上和民间流传的宋彬彬打死若干人的实据。实际上，在我的印象中，宋彬彬就是一个戴着白色化学镜框眼镜、清秀善良、文质彬彬的高年级女生（她的班级正是我的姐姐班）。我和宋彬彬没有过任何接触，即便在文革中，也从未有过她张扬狂热、盛气凌人的记忆。我相信，母校的同学多数会持有这个印象。”

我虽写过几篇文章谴责8·5暴力活动，但是从来没有把宋彬彬和校长之死看成因果关系，这是我一贯的立场。我公开为宋彬彬说话，希望本着有一说一，有二说二的原则，撇清宋彬彬身上的口水，给她一个面对自己和公众的空间。不说出施暴学生的名字，不等于可以嫁祸于宋彬彬。宋8·18给毛泽东戴了红卫兵袖章，成为当时的公众人物或曰文革符号，不等于8·5事件的责任就应该归咎于她。既然8·5校长之死和8·18宋彬彬戴袖章已经成为标志性的公共事件，就不可能只有王友琴同学的一种版本，一个声音。当事人的声音绝对不应空缺。

我知道，公开为宋彬彬说话是一件冒险的事，事实也是如此。文章一出，即引来许多谩骂和侮辱。政治挂帅者批我“为文革翻案、为红卫兵翻案”，自恃高贵者讥我为“小可怜、小市民，拍干部子弟马屁”，聪明伶俐者骂我是“蠢妇、不要脸，是学校的耻上加耻”，知我根底者斥我“忘了生父是怎么死的”（运动中自杀）。一时间在一些博客和实验中学的博客网站留言板上，骂我的声浪甚至超过了对宋彬彬的讨伐。文革初我十六岁，仅因为对个别干部子弟有意见，就被上纲为“仇视干部子弟、仇视党的阶级路线”而被批斗被孤立，临近六十岁时，因为反对妖魔化宋彬彬，又被斥“为文革翻案，为红卫兵翻案”。这些未脱文革窠臼的霸道语言像一面镜子，让我看到了非黑既白的绝对化思维如此根深蒂固，蛮横的姿态和狂暴的语言除了发泄愤怒，难道更能接近事实真相吗？

我决心弄清真相。2007年岁末，我开始参与对母校文革初期的调查。我知道，只有心态平和、实事求是、多头调查、反复质疑（包括对自己），才可能找到真相。

二、关于个人记忆的可靠性

个人的记忆是不可靠的，我在不断自我否定中确认了这一点。重要的是一经发现，就要及时纠正。

感谢刘双先生的批评。我在五人访谈中提到，大批军训的学生回校前，我在校园里看到宿舍楼前贴了一长溜谭力夫的讲话，以为对联是他的发明。查阅了北大学者印红标著《失踪者的足迹》一书，证明刘双的记忆比我准确。同时我要感谢王容芬女士，她在新作《迫害何时到头》一文中，指出我在“访谈”里对林莽先生发难，把林先生讲的两次提审说成了一件事，把林先生记忆的深色裙子说成了花裙子。王容芬女士是我敬仰的思想先驱和无畏勇士，她的故事我只听过一遍就永生难忘，因此我理解她在新作中的愤怒。其实，我在《记忆的疮疤》中，已知的时间和人物的记忆错误也有三处。

个人记忆与事实真相不能等同。不说久远的过去，就是发生在眼前的事，不同境遇不同心情的人，记忆也会千差万别。作为女附中1966年在校生，我也有自己的伤痛和记忆。但是，伤痛是伤痛，记忆是记忆，伤痛不能保证记忆的完整和可靠。

近年就“八五事件”我曾接受过三次采访，都被问到“林莽从图书室窗口看到的红卫兵们，一律穿草绿军装，戴红底黄字红卫兵袖箍，腰扎钉头皮带，脚上是翻毛牛皮军靴”，我是否也见过？刘婷婷是否用穿翻毛牛皮军靴的脚踩了卞校长的头？我的回答是一致的：我不在现场，不知道刘婷婷做过什么。但是，当时正值伏天，是北京最热的时候，我校激进的学生都是女赤卫队员的打扮——把裤腿挽到了膝盖，连鞋都不穿。至于红底黄字的红卫兵袖箍更没看见，宋彬彬8·18给毛泽东戴的尚且是从红色横幅撕下的布条连夜赶制出的粗糙毛边黑字袖章，8·5当天怎会有特殊工艺印制的红底黄字红卫兵袖箍呢？

我在五人访谈中限于篇幅，没有引用王容芬女士的原文（为历史作证——评胡杰获奖纪录片《我虽死去》），本文为再次表达我对林莽证言的质疑，先引用王文如下：

近日获悉，林先生是在宋彬彬两次提审他之后做出自杀决定的。第一次提审，宋让他交代少年空军学校的事，旁边站着一个1米8多的粗壮男生，当胸重重给了他一拳。林先生被打倒在地，躺了半天起不来。第二次是深夜，林先生与历史老师朱学希（应为朱学西——编者）一起被宋彬彬提审，宋彬彬坐着，让他们跪着，旁边站着几个女红卫兵。红卫兵们用皮带抽他们，林先生挨了打，朱老师被抽得更厉害。那天夜里林莽决定与母亲一起触电自杀。他至今清楚记得，宋彬彬与众不同，两次都没穿红卫兵军服，而是绸衬衫和裙子，弱女子的身材。林莽先生92岁了，对生命中最残酷的一幕记忆犹新，同时被殴打的朱学希（应为朱学西——编者）老师也还在世。


由于我在“访谈”中表示了对林莽的质疑，王容芬女士为此向2006年采访林先生的友人求证。她说：

林先生2008年又给王友琴女士讲了一遍，与2006年的讲述完全一致。这个证言两年前经我传出后，林先生受到许多恶言恶语，包括网上围攻。这位友人很悲愤，认为“历史的叙述变形了。大家可以说这段的真实细节，但不是这样的说法，这简直是不顾受难者的伤痛……他不计较卞当政的时候给自己划了极右，一家遭遇了人间惨剧，他仍然做电影里红卫兵暴行的证人，担当的已经够了……现在才跳出来写作的这一群，他们为的是与道义毫无关系的目的，我为她们羞耻。她们绕过了最要紧的东西，那就是我们中国人的血泪。

王容芬女士身居国外，亲自访问林莽不容易，无人会苛求。我倒要问问那位“友人”求真的精神在哪里？既然当事人是两位（林、朱），“同時被殴打的朱学希老師也还在世”，去拜访过后者吗？搞清宋彬彬在哪年哪月哪一天的“深夜”，在什么地方、以什么身份提审老师，难道就无所谓吗？“她们绕过了最要紧的东西，那就是我们中国人的血泪。”——至于这种视自己为道德化身的文学语言，除了矫情又有何用？

宋彬彬“提审”林、朱二位老师，应该不是心血来潮的孤立行动。我在《访谈》中披露了历史教员朱学西老师与林莽老师不同的记忆。林莽先生指认宋彬彬的证言，是迄今为止我所看到的最为具体的文字，有细节、有过程、有后果，可以说是栩栩如生。唯一的遗憾是缺少时间和地点两个元素。近几天我仔细读了本人1967—1968年的日记（1966年日记缺失，但是也可以理出头绪），试图找到林老师被提审的那个“深夜”。

1966年6—8月的事在五人访谈中已有详细叙述，同年9月开始大串联，起初是有资格的极少数“红五类”，国庆节后很快就失控。女附中变成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附中”，校园里到处是穿着军装的青年男女，哈军工把我校作为“联络站”持续了几个月，而本校学生多去外地串联或呆在家里。1966年冬天，被“血统论”压制的学生强烈反弹，纷纷成立各种组织，声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像8月中下旬突然出现一样，“老红卫兵”又突然消散了，其中的强硬分子组成“联动”，炮口直对中央文革小组。学校仍处无政府状态，但大食堂照样开伙，接待外地串联学生，负责后勤工作的是副校长李天义，因他是原从解放区来的工农干部，没有受到大冲击。

1967年初开始军训，南口驻军装甲兵4636部队进驻学校，学生分裂成四三派（红色造反团，1967年2月22日成立）、四四派（东方红公社，具体成立时间不详），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作为第三方依然存在。年初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随后就是派性斗争、大联合、年末学校成立三结合“革命委员会”。局势稳定后，解放军撤离（1968年元旦过后，该部奉命开赴越南战场），但高团长等领导还在（是否“三结合”进了革命委员会？日记没有记载）。我在1967年11月25日（星期天）写到：“解放军撤走了，指导员在汽车上挥舞帽子与我们告别的情景至今还浮现在我的眼前，不少同学都哭了。”1967年秋冬，已有少数同学提前报名下乡，11月16日我们在天安门广场为去内蒙插队的同学送行，12月9日去北京站为赴北大荒的同学送行。12月15日学校公布了首批毕业生分配方案，有19个同学将走上工作岗位。需要说明的是，四三派保校长胡志涛，四四派批校长胡志涛。整年没有针对校领导和老师的集中斗争。

1968年从1月4日开始写日记，几乎全是到西单食品商场、西城肉联厂、21路公共汽车等处劳动。1月14日记：“今天新生开家长会，我校招新生25班1000多人，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新生何时入校我没有记忆。因为女校对男生缺少管理经验，抽调在校66届学生做新生辅导员，近日我班一同学告诉我，她也当过辅导员。1968年整个春天都在整治学生，一是反对中央文革的“联动分子”，二是反对血统论同时也无视新政权的四三派头头和骨干。与此同时，少量表现好、出身好的学生陆续去工厂报到，接着就是六六届学生大规模的上山下乡。我是1968年6月13日离校去北大荒的，同行的是119名初三/高三同学。

刘进、宋彬彬1966年8月19日宣布退出学校“筹委会”后，据我和一些同学回忆，她们再没有担任过任何组织的头头而抛头露面，后来成立的三结合“革命委员会”也没有她们的事。那么，宋彬彬以什么身份提审老师？又在哪年的某个深夜提审了老师？据朱学西老师回忆，他被提审并屡遭男生暴打，是在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过程中，我认为这更合情理。我们到北大荒的头半年，陆续得知学校改名“150中学”，进来了工宣队，开展了“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几位老师先后自杀。宋彬彬比我们离校更早，由她提审老师，既没有机会，也没有资格。

最后，我还要说到“绸衬衫”和不管什么颜色的裙子。自从1966年8、9月恐怖的“破四旧”运动以后到1968年6月我下乡北大荒，记忆里没有看见过哪个同学穿裙子，倘若有，一定会被讥笑为“小资产阶级”，那人肯定不会是“革命后代、共产党员”宋彬彬。70年代初期江青接见外宾，穿了一件仿唐装的连衣裙，我们看见报载后惊呼：哇！以后可以穿裙子啦！

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提到以上细节，只是为了说明：个人的记忆是不可靠的，不可靠的记忆重复100次，仍旧不可靠。林莽老师勇敢地站出来作证，我对他表示敬佩，但是，我仍坚持对他某些说法的质疑，这不是人格否定，更不是继续“迫害”。质疑是对另一种可能的发现和探寻。在同一事件100个不同的记忆样本中，必定会找到相同性或相似性，那也许就离真相不远了。

三、为什么要“纠缠”于细节

任何事件都包含着时空两个方向，过程代表了时间，人物是空间活动的主体，而林林总总的因果关系让一个事件呈现出错综复杂的面貌。女附中的文革事件正是这样。

我第一次听说王友琴的名字是从初中同学叶维丽那里，大约十年前，我们谈论校长之死（多年来我们经常谈起的话题）时她说，咱们学校有个叫王友琴的同学，也写过文章，她比咱们小，可能是老初一的。多年来，王友琴一直是我敬重的校友。2007年我从实验中学网站的校友录里得知，王友琴是高一3班学生，原来是我们的学长。对她倾毕生精力搜集文革死难者资料的工作，她的超凡勇气和耐力，我要再次表示敬意。

我非常赞同王友琴学长的观点：“也许没有必要去细究或复述这些细节。但是过多地舍弃细节却可能使我们失去总体性的把握。”

几个月前我读了王友琴在1986年写的《女性的野蛮》，文章叙述了她的同学发动游斗校领导的过程，作为在场者，她讲得有声有色，而且行文质朴。我不妨摘录几段：

①保工作组的一派人多势众，似乎正在全盛时期，但在工作组问题上，却已显得不够紧跟潮流，有些冷落。一天下午，这一派的一些同学在教室里开会，“我们要坚持斗争的大方向”，“走，打黑帮去！”她们这样说，似乎这可以使她们摆脱因工作组问题而产生的困境，并以此进一步证明她们的“革命”性。

②见班里同学去打黑帮，我却无事干，就下楼去看。

③如果一个人对自己身边发生的罪恶未加制止，那么就是罪恶的同谋——但是我在十年之后才学会了这句话。

④当时学校“文化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一个高中三年级的学生，在广播喇叭里说，昨天晚上，校长死了。



那个高三学生，是王友琴文章中唯一明确的指向。我们一看就知道她叫刘进，而不叫宋彬彬。当时学校没有“文化革命委员会”这个机构，可能王友琴也不清楚，就笼统给了个称呼。

十几年后她重新修正了自己的记忆，在著名的《卞仲耘之死》一文里，基本舍弃了旧的叙述，提出了新的逻辑链条，即红卫兵7月31日成立；8月5日打死了校长；宋彬彬是红卫兵负责人。我相信这是王友琴学长经过调查得来的而不是凭空想象的。当年的教师组织“星火燎原”战斗队曾编辑了一个“师大女附中文革大事记”，截止到当年10月。说到红卫兵时，原文是： 7.31“红旗”（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红卫兵”成立。这句话语焉不详，我们曾经很想访问那个组织的负责老师，因为这位老师年事已高身体不好，称完全记不起是谁做的“大事记”。我们在五人访谈中指出，7月31日反工作组的同学成立了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前身叫“红旗”。成立宣言用红纸黑字张榜贴在大食堂附近的布告栏里。从《女性的野蛮》中得知，王友琴的那几个同班同学并不属于这个组织。而以血统论为标志的“红卫兵”，因至今没有找到公开宣示的证据，成立时间、斗争纲领、组织原则、人员组成更是一团乱麻，导致许多校友、老师，都没有界限清楚的记忆。

认定宋彬彬为8·5打死校长的红卫兵负责人，有一件关键物证，就是7人名单。名单来自于王晶垚先生，我们必须感谢王晶垚先生悉心保管至今，使一张纸片成为有力的物证。刘双先生说，五一那天他打电话再次向王晶垚先生求证：“他说那字条不是医院转给他的，是他要求7人写的。这里没有因年老记忆不好的问题，因为10年，20年前，30年前他就是这么说的。”“我问是谁的笔迹，他说是刘进的笔迹。但是，李松文承认是自己的笔迹应该没有问题。但是，不是李松文亲口讲的，是转述。可信度有多大？看来要验笔迹或测谎啦。”（见《记忆》48期编读往来·刘双来信）其实要确定是否李老师笔迹，当面去问他即可，比验笔迹和测谎容易得多，几乎没有成本。

2008年初，这个纸片在几个博客里反复张贴，有人说凶手就在里面！我看到后，第一反应就是李松文老师写的，他教我们初三几何，天天在黑板上画图、板书，字体流利而内敛，很像老实厚道的老师本人。我的同班同学看了47期《记忆》，也有几个电话里说，那名单一看就是李老师写的。在这里，我要特别表达对李松文老师的敬意，行事风格谨慎质朴的李老师，在当年和现在表现出来的道德勇气，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名单竖着写，我们是从右向左看的，而王友琴学长是从左向右看的，得出的结论当然相反。老师和在场学生为医院抢救“黑帮”做担保，和家属“要求女附中权力当局留下姓名”完全是两回事，这里产生了根本不同的记忆，我认为也很正常。签名透露的信息，不仅否定了王友琴学长关于宋彬彬是红卫兵负责人的判定，还提示了工作组撤走后“学生代表会”的现状，七人中第一个是老师，第二、三、四、五个是在医院抢救现场的学生，第六、第七是“学生代表会”成员刘进、宋彬彬，她们在名单里的位置，正说明是以个人名义而非“组织名义”出面。

有批评者认为，我们的“访谈”是在否定“这个领域的领军人物王友琴多年来的研究成果”，是对王友琴“鸡蛋里挑骨头”。我不禁想问：谁有权利垄断对历史的解释呢？我本人很好奇王友琴多年来如何对8·5事件研究出了现在的结果。这个结果虽然给她带来了巨大的声誉，也让她远离了事件本身，远离了真实的自己。至于诸多学者在研究中采信了王友琴提供的版本，责任不在王友琴，而在我们：当年冷漠地看着校长被残害致死，后来又以同样的冷漠任凭同学宋彬彬被妖魔化的我们。

有批评者认为，纠缠于8月5日有没有红卫兵，否认8·5事件的组织者和施暴者当时是以红卫兵身份出现，本质上是在为红卫兵辩护，是在为宋彬彬脱罪。放眼于文革这一空前浩劫，笼统地指控红卫兵，谁也不会持异议。我在“访谈”里也说过——对于我来说，红卫兵就是干部子弟的别名。但是，“卞仲耘之死”既然成为文革暴力的“样本”，又牵扯到另一标志性人物宋彬彬，弄清它的来龙去脉、因果关系，是不容回避的责任。只有厘清一个个“个案”，才有大历史宏观的叙述。

还有批评者认为，从来就没有什么“权力真空”，818之前，权力掌握在高干子弟为主的红卫兵手中。我们对母校文革初期“权力真空”的时间边际，认定为工作组撤离后的一周。胡志涛校长在她的《生活教育论》一书139页第三自然段里写到：1966年8月5日，我起个大早。“找市委去！”思索了半夜的一个念头驱使我向市委走去。脑子里的一大串问号都想到市委能得到回答，特别是昨天出现的打人现象。我找到分管文教口的同志，我向他陈述了工作组进校以来的情况，七月底工作组撤走后，学校处于无人管的混乱状态，我特别强调了昨天的打人问题，我说：“这说明基层领导干部的人身安全已得不到保障了。请指示，我们该怎么办？”他听后却用平静的口气劝说道：“你回学校去吧！”我站着没动。这时，我多么希望他能说出一句：“你们回避一下吧，先不要到学校去了。”他站起来看我不走，又补充了一句：“回去吧！我们会向区委通报的。”我怀着沉重而失望的心情，走出市委大门。一路上，脑子里开展了激烈的思想斗争：回去！回去！回去！明知是凶多吉少。但我是校长，我是一个长期受党教育的共产党员。上级指示，我只有服从。无论如何，我得硬着头皮回去。

我们在访谈中谈到的每个细节，时间、地点、人物都经过多方调查和反复求证，限于篇幅不得不几次压缩，诚如郭建先生所言“经过作者精心选择”， 若郭先生发现哪个细节“似是而非”，欢迎指正。

最后，我个人认为8·5事件中，作为工作组时期的骨干，有一定影响力的高年级学生，刘进、宋彬彬有她们应该承担的责任，不是导致校长死亡的直接责任或间接责任，而是道义责任。事实上，8·5那天她们已经承担了这个责任，两度去劝阻，将校长送至医院，连夜向市委汇报，8·6早上向全校通报。校长之死，不是当年的她们和老师学生们能够预见到的，因而苛求她们并无道理。

为了厘清母校那段文革历史，当年的学生代表会主席，而今年过花甲患有冠心病的刘进辛苦奔走了几年，访问了几十位老师、校友，写下几万字的调查报告（包括100多个注释），交给学校存档。可以说，她把责任一直承担到了今天。

写到这里，我想起那些殴打、羞辱过老师的同学，我仍然希望她们能站出来说出自己的经历，给当代一个解释，给后代一个警醒。宋彬彬背了黑锅，不等于自己就可以永远隐藏在历史的汪洋里。我想起制造了“宋要武”的光明日报记者，利用了“宋要武”的湖北省委喉舌《长江日报》，如果相关的当事人还健在，希望他们能站出来还历史一个公道。宋彬彬改名宋岩的档案应该还存放在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二龙路派出所，有查阅权限者，也可以作证宋彬彬是否改名宋要武。其实，文革中改名卫东、忠东、红卫、爱党的不计其数，改名本是寻常事，惟有“宋要武”叫不得。

2008年1月24日，叶维丽、于羚和我第一次约刘进、宋彬彬谈她们文革初期的经历，那天谈了6个小时。一周后，再次对她俩进行访谈，从上午十点谈到晚上九点。二年多以来，我们就同一主题进行过十多次谈话。宋彬彬不是一个健谈的人，她诚实、诚恳、善良，并有着她那个年纪少有的单纯。背负着巨大的精神压力，我无法了解她的内心经受着怎样的煎熬，但我知道她很冤——这就是为什么我要站出来为她讲话的原因。

2010-0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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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记忆的疮疤

冯敬兰

　　随着年龄的增长，你会发现自己不能把握的事情越来越多。小时候一心以为人定胜天，现在才明白，人常常连自身的许多问题都不能理喻，无法解释，譬如人的记忆。我们想记住的，有时偏偏忘个干净，一心想忘却的，有时却突然涌上心头.因此，我们记住了自己的光荣与骄傲，也记下了自己的丑行和错误；想忘却不堪回首的苦难却可能同时丢弃了我们的良知。人的记忆似乎与人的愿望互不相干。

　　偶尔我会想起某件事，这事可能完全与我无干，我也从没把它刻意留在记忆里，它却会突然从什么地方蹦出来，徘徊在我的心头，挥之不去，它的声音、场景、人物历历在目，它集中起我全部的思想，甚至让我无法再做别的。譬如校长之死。

　　校长死于整整三十年前的八月初，最近有朋友告诉我那天是五号。校长是个老太太，领导着我们那所著名的女子中学，学校的全称是“北京师大女附中”，这学校有一流的师资和一流的学生，可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女校长却被出身教养俱佳的女学生们活活打死。这件事在六六年夏天的“红色恐怖”里，开创了北京乃至全国的暴力之先。

　　就像疮疤会在阴雨天让人有说不出的难受一样，我并不想留在记忆里的这件事，却在不经意时常常自己跳出来，使那可怖的情景重现眼前。于是我便不停地想：为什么？为什么会发生那种事？为什么聪明活泼的女孩子突然那样凶狠残忍？……

　　1966年的七、八月，和任何一年的伏天一样酷热难挡。那个著名的对联* 像一道魔鬼的咒语，几天里使整个城市和我们的学校陷入了狂热、恐怖和暴力之中。一向温文尔雅自视甚高的女孩子们，忽然都迷失了本性。每个人都不知道自己是谁了。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爹娘的身分就是自己的身价。同学关系从来没有这样泾渭分明，你不是好汉，就是混蛋。

　　风闻班里要“辩论”对联，我决定逃“学”一天。那天下午，两位同学奉命到我家召我去学校，已被揭批过两次的我，一路上忧心忡忡，只想着自己不定又要遭到怎样的声讨，一颗心已收缩成一团，而完全不知道学校已然是翻天复地，一片喧嚣。每班学生都有大批混蛋涌现，一些最激进的左派学生拎着武装带满腔愤怒地抽打着嘴硬的“混蛋”们。那一天所有的校领导全部斯文扫地，不仅被当成小丑在烈日下游街示众，而且还饱尝了皮肉之苦。因为逃学我什么都不知道。到了学校，领导运动的左派同学问我为什么逃学，我说头疼。她说：“红军叔叔爬雪山过草地都不怕，你头疼就不上学？！”的确，她说得很对，想到红军叔叔，我哑口无言。那天还算好，对于斗胆逃避批判的我，她们只简单地斥责了一顿，宣布明日下午单独给我“补课”，就匆匆走了，显然有更重要的任务在等待她们。剩下的时间里，我不敢立刻就回家，便独自在校园里看大字报。

　　大字报写得更长更多贴得更高了，校领导的名字被划了×头冲了下，有的前面还冠上了“叛徒”、“特务”、“伪保长”等等，使人感到了大革命的惊心动魄。转到一座教学楼后面，大字报的密度才略减，但那里的清静有一种难以言状的威慑力。烈日下我看见女厕所旁边一辆手推车上横七竖八地堆放着大扫帚、茅坑盖，下面分明有一个人，他的两只脚从杂物下面露出来。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蹑手蹑脚地走了过去。于是我一眼看见了黄的稀便顺着车厢板流淌到地上，苍蝇正嗡嗡地围着小车盘旋。是校长。她没有知觉地躺在车上，衣衫不整，五官肿胀，眼镜不见了，大小便失了禁。八月初的午后四点，骄阳依然如火，可是我头皮发紧，突然起了一身鸡皮疙瘩。在那一瞬，我所受的委屈和侮辱变得无足轻重了。她怎么啦？谁往她身上扔了这些大扫帚和茅坑盖子？这情景使我心里充满了厌恶和恐惧，我立即转身逃之夭夭。

　　印象里女校长当时的罪过是被前北平地下党的负责人刘仁介绍入党，而刘仁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文革一爆发即被整垮的北京市委的第二号人物。另一个女校长，那天在遭受了同样的殴打后被剃了“阴阳头”。后来的日子里她仍然恶运难逃，不断被拉着在校园里游斗，我亲眼看到过一个身材胖大的初二女孩一边骂一边推搡她，女孩的相貌和名字我至今未忘。女八路出身的校长后来被打断了肋骨，但是我从来没有见她低过头。她是我所见过的最坚强最美丽的女人。

　　多少年来，这一天的经历，成了我记忆的疮疤，在百思不得其解的困惑中，我有一种说不出的难受。

　　我们和所有的女孩子一样，也怕毛毛虫怕老鼠怕黑夜里单独走路怕死人和流血， 我们也爱哭泣也会向父母撒娇，惊慌失措时我们也常常尖声大叫。

　　我们的学校是女子中学，学校的老师是最优秀的老师，学校的教育是最文明的教育。我们所有的学生可以说都是最好的女孩儿。每年校园里的红枣桃子草莓核桃熟了，没有一个学生私自摘吃。进办公室我们要喊“报告”，见到老师校长我们要行礼问好，同学有了困难，大家会不约而同伸出援助的手。

　　我们究竟怎么了，突然会冒出一群趾高气扬心狠手毒的打手来？

　　并不是人人都有那份胆量，可以抡起皮带大打出手。也不是人人都有那种资格，想打谁就打谁。有胆量的不一定有资格，有资格的不一定有胆量。同时具备两项条件的人还得心狠。这就更少了。

　　她们有很好的家庭，父辈都是久经考验的革命者。她们有很好的教养，自幼就受到良好的革命传统教育和更多的现代文明熏陶，她们见多识广，更聪明更理性。无论怎样，她们都不该让自己成为一个打手。再说“文革”毕竟不是你死我活的战争，你不打他他就要打你，必须先下手为强，致对方以死地。革命的一方本已非常强大，用不着再诉诸武力来证实自己。而被打倒批判的另一方，早已失去了捍卫尊严的权力，她们比任何人都更软弱无力。这种对比就像狮子和小兔人与蚂蚁。但事实是当她们抡圆了皮带抽打着自己昔日尊敬的师长和朝夕相处的同学并用刻薄的话取笑他们时，那些卑微可怜的人们已经再也唤不起她们的恻隐之心。在那一刻她们不仅失去了女性的温存善良，也失去了起码的人性。

　　她们——出身好教养好高觉悟高智商的女孩子，究竟怎么了？是什么改变了她们？她们的非人道非人性从哪里来？如果说是因为她们年少幼稚容易冲动，那么为什么与她们同龄的大多数女孩子对暴力却充满恐惧？如果说是因为她们的个性强悍更像男孩子，那么为什么众多的男校却鲜见暴力处决校长的事件？

　　其实，她们打人，或许只是因为她们想打。她们觉得打人好玩。她们从来不认为别人的尊严值得尊重。

　　可以把什么都归咎于文革，因此而原谅自己。可以说当年幼稚无知，因此而漠视过去。但是夜深人静的时侯，想起当年的情景，你真的能够心安理得？作为那所中学的学生，我永远感觉到的是一份耻辱——我们的女校长死于我们这些女学生手下。参与暴力行为的那些同学，是否也会想起从前？是否也会有一种疤痕在心的感觉呢？我不怀疑，她们会有更深的痛楚更长的悔恨。

　　三十年一晃就过去了。如今我们都已人到中年，做了人妻人母。我们用成熟的眼光审视自己，看见了我们人性中那些丑陋的东西——私欲和野心，过份张扬的个性，强烈的表现欲，女人的虚荣心和病态的虐待狂心理，这是我们生命的毒素。只有清除它们，我们的生命才能更加健康，我们才可能做一个真正的女人。用爱心用理解用温暖去善待别人，做一个好女人永远比功名与金钱更重要。

　　人的记忆和愿望常常相悖，而这种记忆真是令人尴尬。但是做为老三届的我们，既然永远不忘经历过的磨难和困苦，那也应该记牢我们的错误和罪过。人生的经历是一面镜子，多照几回吧，你会知道怎样使自己更美更好。

　　写于1996年三八妇女节

　　此文收入《那个年代中的我们》（下册）（者永平等编/远方出版社，1998年），《随心而动》（冯敬兰著/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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