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友渔：我亲历过的武斗

tuffy05

内战

　　到了1968年初，成都市的武斗急剧升级，变成了真枪实弹的战争。文化大革命变成了内战，许多学校、工厂，甚至市区，变成了枪林弹雨的战场。

　　武斗的升级有一个过程。开始，人们用拳头、棍棒、长矛相斗，后来出现了零星的火器，因为每个大学、每个工厂都有武装部，还有民兵组织，因而有少量的枪支弹药。一些大学和工厂利用自己的实验室和设备，制造一些简单的武器，如地雷、手榴弹等等。下一步就是兵工厂的工人将产品用于武斗，但现在发展到高潮时，用的是部队的武器。

　　部队的武器怎么会落到群众组织手里？它们是“抢”来的，但实际上，这是一个明抢暗送的双簧戏。到了这时，军队已深深地卷人“文革”之中，他们要在未来掌握当地的权力，往往支持某一派而反对另一派。在武斗中，他们不能公开出面作战，因此就让群众组织把自己的武器“抢走”。每次发生抢枪事件之前，部队和群众组织之间都有周密的计划、安排。部队会把枪支弹药的数量、类型、存放地点作详细交待。他们要装得煞有介事的样子，保护自己的武器，有时还要假意和抢劫者打斗一番，向天鸣枪告警，事后报告警备区，但事情也不过仅此而已。经常出现这种情况，抢枪者在慌乱中走错了地方，没有取到武器，或者只带走一部分武器，这时部队会通知群众组织头头，叫他们马上再去抢第二次，等武器全带走后，再去报警。

　　我怀疑这种事情不仅是部队和群众组织之间的自发行动，因为它们在全国发生得很普遍，而且发生在相同的时间。据说，“中央文革”曾有“武装左派”的指示。不管怎么说，江青和武斗脱不了干系。1967年夏天，她在接见河南造反派组织时提出“文攻武卫”的口号，正式使武斗合法化。她的讲话在全国广为流传，我是从随上海《文汇报》专门附发的铅印传单上得知她的讲话的。在另一次接见中，当讲到某地武斗厉害时，她轻松地说：“小青年，爱玩枪！”确实，年轻学生中不少人是以爱玩枪的动机开始的，但他们显然不爱流血和送命。

　　真枪实弹的武斗开始后，学校成了一小撮亡命之徒的天下，大部分学生只好离校回家。我这个“文斗司令”既不愿参加武斗，也感到和那帮舞枪弄炮的人格格不人，于是就呆在家里看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雨果的《悲惨世界》等小说。“红成”派的武斗司令Y粉墨登场，独领风骚。

　　Y与我初中就同学，学习和其他方面很一般。快到高中毕业时，他似乎一下子从冬眠中醒来，在政治上有一连串惊人表演。他依仗家庭出身贫农，一下子人了团，从此在各项活动中十分活跃。“文革”开始时，他是我校血统论红卫兵“8201部队”的骨干分子。在斗“黑帮”的时候，他最为积极，担任“劳改队”队长。每天挥着棍棒或皮鞭，殴打进人“劳改队”的干部和教师。人们随时可以听到他声嘶力竭地喝斥他管辖的那二十来个犯人。但好景不长，运动中他的家庭被查出问题，他的好出身原来是假的，他很惭愧地退出了红卫兵，但他已经习惯于在政治舞台上活跃，不甘寂寞，过了不久，他拉扯起一支造反派队伍。

　　Y在某些方面确实有天赋，他枪打得准，抢了几部汽车，一学就会开，虽然几次把学校门口的墙撞坏。他敢作敢为，胆大包天，手下的武斗干将个个服他。据我观察，当一个武斗司令，除了天生的机敏和果断之外，关键是要敢于承担责任。大多数人，包括那些好勇斗狠的武斗分子，完全明白运动后期是要算账的，现在的一举一动是有人记住的，他们要找一个头领承担责任，以便自己将来不受惩罚。我记得，在还未用枪的时候，有一天我方几个武斗于将跑到办公室向M和我报告，说）川大一名大学生到了我校，正与我校“八·二六”商量什么事情，看来此人负有重大使命。他们表示，想把那个大学生抓起来，但事前要与战团负责人讲好，由我们承担责任，他们只是执行任务。M和我拒绝了，于是擒俘计划没有实行。事实证明，他们的心计确实算得上远见，运动后期果然抓“坏头头”，而这些追随者都没有事。

　　学生有了枪确实是危险的。刚开始时，我还没有离开学校，经常看见那些人掏出枪来打鸟，打高处的灯泡，我生怕他们误伤了人。有一次，一个女同学叫别人把一支很精巧的勃郎宁牌手枪给她看看，她问清楚了里面未装子弹，于是比划着对准一个人，假装向他开枪。不料枪真响了，子弹从这人头顶上擦过去，大家吓得面如土色。另有一次，也是一伙人嘻嘻哈哈地玩枪，结果一支五四手枪走火了，子弹穿过一个武斗队员的大腿。

　　这时，形势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使“红成”这一派压力减轻了一些。首先，成都军区司令员梁兴初在去过一趟重庆和北京之后，态度变得暧昧起来，他虽然并未支持“红成”打倒刘张，但对“红成”的态度明显缓和与好转。在重庆，他明确支持“八一五”派、反对“反到底”派，而“八一五”是“红成”的亲密战友。其次，五十四军的一位政委调到省革命委员会筹备组当常委，他明显地支持“红成”，并暗中支持“红成”打倒刘张。梁兴初有一段时间一直呆在重庆，似乎和成都的司令部唱对台戏。

　　一月下旬发生了一件有关军队的事，又使“红成”政治上轻松了一些。四川有一支属于公安性质的部队，叫独立师。一天晚上，师长杜灵和参谋长乘车经过市中心的劳动人民文化宫，被兵团派的武斗人员误认为是“红成”派车辆，一阵乱枪扫去，杜灵中弹身亡，参谋长重伤。该师干部战士极其气愤，迁怒于支持兵团的刘张和五十军。当五十军派人以成都警司身份去他们师部调查时，他们赶走来人，掀翻汽车。他们师还有几卡车全副武装的士兵赶到省革筹开会的地方，要揪走刘张。虽经全力保护，刘张未被抓走，但被狠狠揍了一顿，张西挺住进了医院。“红成”派人则络绎不绝去独立师悼念慰问，大肆宣传兵团是有预谋开枪。

　　第二轮武斗使用枪炮，与第一轮大不相同了。在上一次，斗争的胜负取决于参战人数，而这一次主要取决于武器的先进程度，更取决于人们敢于使用武器的程度。在第二轮武斗期间，市中心仍被对方占领，但“红成”可以保留一些孤立的据点。在使用枪支之后，拿下这些据点太困难了。在重庆，新一轮武斗使局面和上一次大为不同。“反到底”派十分亡命，敢于使用重火器，最常见的是把高射炮和四管高射机枪平射，“八一五”派在有些地方被打得惨败。重庆是中国军火工业的中心之一（抗日战争时期重庆是临时首都，许多兵工厂从各地迁到这里），两派把工厂中新造的，准备援助越南的最新武器用来打内战。我那段时间去过一次重庆，看见重庆大学的教学楼和宿舍墙壁上布满了弹洞。在朝天门码头，陈列了一大串死难“烈士”照片，原来这里有一场大“海战”，几艘轮船（被枪炮武装起来当作军舰）和岸上对射，结果全被击沉于江底。

　　在这一轮武斗中，“红成”派没过多久就处于劣势，但未被全部逐出市区。市中心的交火持续了很久，成为全市关注的战场。“红成”派的成都十中和对方控制的百货大楼在这中心地带对峙。对方逐渐扫平了十中周围的“红成”阵地，决意拿下十中。“红成”则坚决捍卫，调了不少勇敢善战的人去守卫。我最熟悉的总部勤务员之一，中医学院的Z是十中保卫战的军事指挥，他不但成功地坚守学校，还不时在附近打反击。每天都有小小的，但鼓舞人心的捷报传至总部。在大形势不断恶化的情况下，“红成”总部以十中的胜利来鼓舞人心，专门办了一份《火线战报》，报道每日战况、那时，市中心空旷无人，白天是对射和冷枪，夜晚则是偷袭。

　　对方恼羞成怒了，发誓要拿下十中，调来兵团中最不要命的街道工业分团实施进攻，总指挥就是团长宋立本。“红成”的阵地一天天缩小，眼看只能放弃撤离。这时梁兴初从重庆返回成都，强令两大派实施停火。3月4日，停火协议正式公布并生效。这在客观上帮了“红成”的大忙，因为再过两三天，十中就会失守。停火之后，“红成”在市中心办了一个对方的罪行展览，因为进攻者将装满食盐、粮食的大麻袋垒作掩体。“红成”宣称，内战期间成都市食品供应紧张，就在于对方的所作所为。“红成”由于“三四停火协议”在政治上占了不少便宜，但这些好处并不是实质性的。

　　就在3月4日这一天，有人上我家来报告说，我校司令Y在一次乘车外出时遭到伏击，被对方俘获，关押在附近一所中学。我和同伴们赶快行动起来，设法营救。我们深知，Y这次被俘，凶多吉少。我校的武斗队在远近都打出了名，他们不但打仗凶，抢东西也凶。最轰动的事件，是说他们抢了一卡车多达几千斤的腊肉。他们被对方恨之人骨，很有点恶名昭著。记得不久前我曾从家里去过一次学校，想看看有无可能恢复正常活动。当我遇到Y，正和他交谈时，一个初一小兵L赶来报告，说第三医院（由兵团派掌握，L的父亲在那里工作）伙食团的人正要运载一批肉食品经过一中。Y马上中断与我讲话，要去把肉抢过来。他带了几个持枪学生，出去之后几分钟就回来了。肉自然全落在他们手中，那个三医院的炊事员吓得浑身哆嗦，连连告饶。我看不下去了，心中十分厌恶，转身就走回家去。

　　我们想了各种办法，与对方取得间接联系，并许诺各种条件，希望放人。但对方坚决不肯，称Y罪大恶极，定将严惩。我们虽然碰了钉子，但不能抱绝望态度，继续努力。过了几天，不知是什么原因，也许是要贯彻“三四停火协议”，Y获得释放。我们战团的同学，不论平时与他关系如何，纷纷前去看望慰问。

　　Y在城西无线电机械学校（“红成”派的一个坚固据点）休养。该校门前周围一带是一大片自由市场，许多农民在那里卖农副产品。我们好不容易从人群中挤出一条路来，进到学校。见到Y时，我简直认不出他来了，他的脸被打得又肿又黑。我虽然平时与他谈不到一块，但见此情景，仍忍不住一阵心酸。我们亲热地说话，Y仍有英雄气概，语调轻松，若无其事的样子。

　　正谈得上劲，Y的几个兄弟伙计从腰间掏出枪来挥挥：“走，给我们Y司令弄点营养品补补身体！”他们去了不到10分钟，抱了一大堆鸡鸭鱼蛋进来。我一见之下，心情大变。走出门去，只见一个农民正在向Y的一个下属作揖求情：“我们全家就盼着我卖几个钱拿回去，请好歹给点钱吧！”那人把枪挥了几下，说：“再罗唆，我毙了你！”这个农民算胆大的了，其他遭抢的人根本不敢跟进来恳求。但他见此情况，还是吓得屁滚尿流地逃跑了。我没有回去向Y告别，径直走回家去。

　　当我前去看望Y时，我内心充满了同情。但我一到那里，只感到那是一窝土匪。我感到和他们同属一个组织真是可耻。在我心中，这些人是流氓和强盗。他们是“红成”和“八·二六”中正派学生的共同敌人。

　　只过了半个月，Y就报了一箭之仇，洗刷了他被俘虏的耻辱。身体很快复元之后，他恢复了活动。一天，他带着两个下属在学校附近逛荡，只见前面一辆豪华轿车停下来，从车中走下一官两兵，以及一个肥胖妖娆的女人。那个头头是大名鼎鼎的宋立本，兵团街道工业分团团长，据说以前被监禁和劳教过几次。他知道他在运动后期要被收拾，抱着豁出去了的心理，打仗不要命，干其他为非作歹的事也无所顾忌。Y挥枪走上前去，对方也刷地拔出枪来。这时枪对枪，两个威震四方的好汉四目相对，形势千钧一发。宋喝叫道：“你们动一动，我就开枪，我的枪可是连发的！”Y冷笑应道：“我的枪是20响，手一扣你们全没命！”对方全是短枪，而Y的下属手持冲锋枪。最后，宋立本软了下来，他放下枪，甘当俘虏，跟Y来到我校。这真是一场比谁更亡命的心理战，不知那个胆大包天。无恶不作的宋为何在关键时刻软了下来，也许，我听的故事有些夸张。

　　宋及其一伙被带到学校，免不了受到拷打。他们把他那个秘书兼情妇放到井台辘轳架的桶里，朝水中放下，说要淹死她，吓得她又哭又叫，上边的人乐得哈哈大笑。宋立本是大人物，Y怕将他相在我校，对方会来营救，于是将俘虏全部押解到成都大学，那里是安全的根据地。在那里，宋被活活打死。由于官方认为他是在运动中兴风作浪的阶级异己分子，在运动后期这件事没有深究，Y他们也未因此事而受惩罚，虽然毕竟死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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