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大任在文革中

alice

   １９６６年６月，我随南开大学部分师生在河北省故城搞“四清”时，得知校内已有不少关于我的大字报后，我立刻写信给党委表示：承认我执行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愿意在运动中检查自己的问题：我不适于搞行政工作，希望免去我的行政职务。接着，我还写了几封信，做自我检查，当然都毫无反应。回校后我继续写检查，并且希望党委领导给我指示出路。一位领导拒绝见我，另一位领导则叫我揭发某人，我既然没有可揭发的，自然就没有出路。我认为，为了个人利益而诬陷别人是最不道德的，可惜“文革”中这种现象太多了。
我承认执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是没有困难的，因为我过去已多次检查自己的右倾保守思想，重业务、轻政治等等。我的基本态度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党中央是正确的，而我是资产阶级思想严重的人。我做书面检查时，上纲很高，但却是真诚的。这些书面检查中的不少论点，甚至文字，很多成为后来大会批判我的论点和文字。至于事实，我是诚实的，对自己、对别人都是如此。对于某些帽子，如“反党黑帮急先锋”，我思想上是不接受的。当有的学生问我，你是不是“反动学术权威”时，我一贯回答：“我政治上不反动，学术上不权威。”这也是老实话。

随着运动的开展，大中小型批判会、带高帽游街、打、砸、抢、抄、抓，我都频繁地经历了。开始震动是很大的，渐渐地习以为常，也就变得麻木了。既然定为敌我矛盾，什么名誉地位、生命财产，都已置之度外。我当时的基本估计是，许多过火现象是下面搞出来的，不是中央的意图；我个人是没有出路了，但总有一天运动要结束，党和国家的前途是光明的。当然，也有些事我无法理解，也无从思索，所以脑子里保留的问题还是不少。

第一次叫我去劳动时，我是很高兴的。因为一方面可以暂时离开恐怖而孤独的环境；另一方面，我认为劳动是改造我思想的最好途径，所以在劳动中我始终是认真努力的。

在运动中，特别是在隔离中，只有“毛选”和毛主席语录是能看的。“毛选”我通读了无数遍，重要文章看得更多，“老三篇”都能背下来。毛主席语录，包括各次的“最新指示”，我背得很认真。可笑的是，当我从集体隔离转为单独隔离时，我还以为要对我单独帮助，以便从宽处理。过了半个多月，我才明白是要审查我的历史问题。但是，我的历史问题在思想改造和忠诚老实运动中都已彻底交待，没有可以补充的了。又过了十来天，一个晚上，工宣队和军宣队几个头头到我隔离室来，对我说：“你要彻底交代罪行，并且揭发同伙，否则就坚决镇压。”我大为震惊。他们走后，在屋里监视我的一个工宣队员看我想不通，就说：“有些事也许你做了，自己还不知道。”这句话大为减轻了我的思想压力，既然不知道，怎么交代呢?要交代，又交代不出，我对工宣队说这好像是“捉迷藏”。后来，他们多次向我暗示，我是国民党特务。我应付的办法是不接口，不能为自己制造嫌疑。“九大”开会后，解除了我的隔离。军宣队对我最后说：“你是特务，是历史的，也是现行的。”这对我造成不小的思想压力。但我还是坦然的，反正没有可交代的，也就不去思索了。

解除隔离后，我归数学系管。有个“吴大任专案组”找我谈了多次话，让我写了些历史材料，后来这个专案组受到表扬。又过了些时候，恢复了我的工资，补发了以前扣发的工资，发还存款。“文革”后期宣布了对我的结论：“未发现重大历史问题。”显然结论有尾巴，而且不短，这尾巴是“文革”后又过了两三年才割掉的。当然，对每个人都具根本意义的结论是《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解除隔离后，数学系曾组织一些教师到工厂边参加劳动边编写讲义。那时已招收一些工农兵学员。我先是参加编写小学程度的数学讲义，后来编写中学程度的力学讲义。我原以为，虽然力学已荒疏了半个世纪，我对它还是熟悉的。但在编写讲义中，我仍然弄清了一些过去学习中未弄清的问题。这说明，编讲义和讲课通过全面考虑，往往能领会到比学习更深入细致的东西。

数学系还联系到一些与生产有关的实际问题，我也初步解决了一系列小问题。我遇到一个大问题，是关于齿轮的问题。先是机械研究所的张亚雄和齐麟两同志找我，问一些微分几何方面的问题，原来，从一个侧面看，齿轮传动中一个关键问题要运用微分几何，于是我开始帮助他们解决齿轮问题，数学系成立了一个“齿轮啮合研究组”，我任组长，严志达、骆家舜相继加入。工作进行间，系里调我去为６９、７０届毕业生补课。此时严志达对我们的课题做出了理论上的突破，在此基础上，工作发展很快。我们参加了齿轮界的一些会，我们的成果引起了重视，这个项目在科学大会上受到表扬，在天津市获得科技成果一等奖。我为工农兵学员写过讲义，讲过两次课。在我的研究题目中，有一个是张亚雄和齐麟向我提出的，我在参考日本人酒井高男的一篇文章的基础上，从数学理论上系统地加以解决。据此，张、齐二人研制出一种性能良好的新型轮蜗杆副，他们的研究得到国家和天津市资助，其产品在国内外销售。

“文革”后期，工宣队尚在领导学校时，我被任命为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兼教务处长。我当然不愿意重新从事行政工作，但我的结论尚带尾巴，这项任命对我未来的政治生命可能起些好作用，我勉强上任了。上任以后，才发现客观环境还不容我有所作为，具体事务难以插手，会议上发言权也极有限。

值得一谈的是，我曾两度到市委党校学习。那时的学习，自然是要结合“四人帮”的政治的，但我却借此机会读了不少经典著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许多重要文章我通读了，《列宁选集》中的文章我看得更多。和“文革”中的通行理论和观点相比，我判断是非的能力大为增强，这是个意外收获。

作者：吴大任

转自南开大学觉悟网，转载来源网址：http://jw.nankai.edu.cn/Article.asp?To=Show&ID=36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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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附吴大任先生生平资料简介

　 吴大任（1908—1997），数学家，数学教育家。我国积分几何研究的先驱之一。长期担任南开大学领导工作与教学工作，著、译数学教材及名著多种。对我国高等教育事业作出了积极贡献。研究 领域涉及积分几何、非欧几何、微分几何及其应用（齿轮理论）。 　　吴大任1908年12月出生，祖籍广东省高要县，祖父与父亲都是前清科举出身，祖父早故。中华民国成立后，父亲吴远基曾从事工商业，后主要从事文教事业，曾任中学校长，更多时间编写高要县县志。 　　

    吴大任１９０８年出生于天津。１９１５年初，因母亲病重，全家迁回广州，母亲去世后又迁回老家。吴大任１９１９年毕业于高要县立模范小学，曾先后在肇庆和广州上私塾，阅读了大量古籍和小说，奠定了他的语文基础。１９２１年考入南开中学，数学和语文成绩一贯优良。中学时期使他受益最多的是高中数学教师刘乙阁。１９２６年毕业时他被免试保送入南开大学，并免交学宿费。 　　在大学期间，他充分利用课余时间，广泛阅览各种书刊。初入大学时他选了物理系，有些课他与陈省身、吴大猷同班上，饶毓泰对他们的成绩备加赞扬。现代物理课使吴大任接触到当时物理学的某些前沿成就。饶毓泰让他阅读了Ｒ．Ａ．密利根（Ｍｉｌｌｉｋａｎ）测定电子电荷的实验报告，并在班上讲述。吴大任看到密利根在《物理评论》上发表的关于宇宙线的最初几篇文章后，就写了一篇综述性短文，在学生组织的“理科学会”编辑出版的《理科学报》上发表，饶毓泰看到后极为赞赏。 　　

    １９２８年，吴大任转入数学系，主要原因是这时数学系主任姜立夫返回南开大学。姜立夫的讲课深深地吸引了他。姜立夫讲授的课程有高等微积分、立体解析几何、投影几何等。他在三、四年级，又听了姜立夫讲授的高等代数、复变函数论、微分几何、ｎ维空间几何、非欧几何等课。姜立夫是几何专家，讲几何固然出色，讲分析和代数时也突出与几何的联系。姜立夫缜密的思考方式，灵活多样的教学法，使吴大任获益匪浅。姜立夫和饶毓泰在教学中曾作过让学生以读书报告代替期末考试的尝试，姜立夫还轮流让学生作系统口头讲课，这些都使吴大任得到良好的数学和教课锻炼。 　　

    １９３０年吴大任与陈省身以最优等成绩在南开大学毕业（当年获最优等者共３人），并同时考取清华大学研究生，获得足敷个人学习生活费用的奖学金。但在毕业前夕，吴大任的父亲失业，家境困难，为此，他向清华大学申请保留学籍一年，自己南下到中山大学数学天文系任助教。１９３１年，到该校预科兼高中部任教员（薪金为助教的两倍），并利用暑假翻译了Ｍ．博歇（Ｂｏｃｈｅｒ）的《高等代数引论》，以此额外劳动所得还清家庭债务。由于在广州继续进修的条件不理想，吴大任遂萌发了重新北上的想法。 　　１９３１年秋，吴大任回到清华大学，再度与陈省身成为同窗学友。１９３２年秋，吴大任应姜立夫之约回母校任助教，除批改学生作业外，还将姜立夫投影几何课的授课内容整理成讲义。这之前姜立夫就曾将吴大任听他微分几何课时记的笔记作为讲义印发给后期的学生。 　　１９３２年，德国汉堡大学的Ｅ．施佩纳（Ｓｐｅｒｎｅｒ）到北京任教，经姜立夫介绍，吴大任在他的指导下，按群论观点用反射变换作为欧氏运动群的生成元，取得初步结果，受到施佩纳的赞赏。 　　１９３３年夏，在姜立夫的鼓励下，吴大任参加了中英庚款第一届公费留学考试，被录取到英国学习。他本想到剑桥大学攻读，因抵伦敦时间错过了该校入学的时机，改入伦敦大学的大学学院，注册为博士研究生。 　　根据规定，中英庚款留学生可得３年公费，前两年必须在英国学习。吴大任希望两年取得博士学位，第三年转到德国学习。但事与愿违，过了一年他的两个导师都未给他指定论文题目。这时陈省身已到汉堡，来信讲汉堡的三位教授Ｅ．阿廷（Ａｒｔｉｎ），Ｅ．黑克（Ｈｅｃｋｅ），Ｗ．Ｊ．Ｅ．布拉施克（Ｂｌａｓｃｈｋｅ）可以指导当时的任何数学研究课题。吴大任就向伦敦大学申请改作硕士研究生，他认为取得研究经验和成果比博士学位更为重要。此时两位导师很快指定了他的硕士论文题目。经数月努力，两篇论文都完成了，并分别在数学系的学术讨论会上作报告，一篇是《拓扑群》，一篇是《四维空间直线的表示法》。他的报告和即席回答都得到在场教师和研究生们的很高评价。经过答辩，吴大任获得了带有星号的（表示成绩优异）硕士学位。 　　
    １９３５年夏，吴大任到德国汉堡，与陈省身第３次同学。由于他只能再有一年公费，而德国规定，已取得硕士学位的至少在校１年半且预交学费，所以不便攻读博士学位。吴大任只好决定作访问学者，在布拉施克教授指导下作研究工作。 　　当时布拉施克已开创了积分几何的研究，在这一方面他已有十几篇论文被发表。吴大任选定了这一研究课题，一年之中取得了不少令布拉施克满意的结果。这时吴大任获得国内中华教育文化基金的研究补助，得以再继续留德一年。在这一年，吴大任的研究有较大进展，写出了两篇论文：《关于积分几何的运动重要公式》及《关于椭圆几何》。布拉施克十分高兴，但也为他由于客观原因而未能取得博士学位表示惋惜。 　　１９３７年８月１３日吴大任回到广州，恰巧是抗日战争战火烧到上海的第一天。９月初，吴大任到武汉大学任教一个学期，之后即随武汉大学迁到四川乐山。 　　
    吴大任在武汉大学５年，因值抗战期间缺少国外书刊，研究工作受到很大限制。但他还坚持从事研究工作，写了两篇关于积分几何和非欧几何的论文，主要的精力和时间则用于教学，开设了微积分、积分几何、高等代数、微分几何、维空间几何、点集拓扑和代数拓扑等课。 　　
    １９４２年夏，乐山房东逼迁，住房难找，吴大任改到四川大学任教（当时四川大学在峨嵋山上课），主要时间仍用于授课，除高等代数、微分几何和点集拓扑外，还开设复变函数论和非欧几何。 　　１９４５年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各大学教师争民主、争改善待遇形成风潮。吴大任积极参加了四川大学教授会的筹建及反对国民党迫害进步教授的活动，这是他参加社会活动的开端。 　　
    １９４６年南开大学在天津复校，吴大任返母校任教。１９４８年５月暂代教务长３个月。１９４８年冬，天津解放前夕，学校组织了安全委员会，吴大任作为委员会秘书，负责实际领导工作，积极组织护校及掩护进步学生的工作，以迎接解放。 　　
    １９４９年１月，天津解放。吴大任看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政治和社会安定团结，干部廉洁，教育受到重视，深感振奋。５月，他被任命为南开大学教务长，从过去多次拒绝行政工作到欣然接受教学组织工作，这是他学术生涯中的一次重大转变。此后他担任学校行政工作竟持续了３４年。１９５６年吴大任加入中国共产党，１９６１年任南开大学副校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１７年中，他为南开大学保持良好学风、提高教育质量、开展科学研究、团结师资队伍、培养青年教师做了大量实际工作，取得良好效果。１９５６年冬，吴大任参加了高等教育部组织的高等教育赴苏访问团，任综合大学组组长，起草了综合大学组科学研究问题的两个报告。 　　
    “文化大革命”中，吴大任受到严重冲击。但他相信，这种局面终究要改变，党和国家的远景是光明的，至于个人，他所未能忘怀的不是荣誉和前途，而是时光的流逝和手稿文物的丧失。 　　
    １９７３年，吴大任恢复了学校的行政工作。１９７９年，他作为天津市教育访问团副团长到日本神户访问；１９８２年，作为南开大学访问团副团长到美国几所大学访问。“文化大革命”后国内教育科学事业逐渐恢复和发展。１９７８年，吴大任被选为中国数学会副理事长；１９８３年起为名誉理事长，兼任高等教育部数学力学教材编审委员会副主任，直到１９９１年该委员会结束。自１９５７年至１９７９年他也参加高考审题。１９７８年他参加了全国自然科学规划会和科学大会。１９８１年他任国家学位委员会第一届数学组成员，《中国大百科全书数学卷》编委兼几何拓扑学科的副主编以及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第一和第二届委员。 　　
    吴大任是我国最早从事积分几何方面研究的数学家之一。他第一个对椭圆空间的积分几何作系统的研究，获得了运动基本公式等重要结果。他证明了关于欧氏平面和空间中的凸体弦幂积分的一系列不等式，并由此导出一些关于几何概率和几何中值不等式。在非欧几何方面，他用三维空间的点来代表一维射影变换而得到一种（以一个实母线二次曲面为绝对形的）非欧空间一般运动的表达式。在圆素和球素几何方面，姜立夫教授首次提出对称实二阶方阵和埃尔米特（Ｈｅｒｍｉｔｅ）方阵依次代表平面上的拉氏（拉盖尔（Ｌａｇｕｅｒｒｅ））圆和空间的拉氏球，用相应的２×４阶矩阵代表李（Ｌｉｅ）氏圆和李氏球。根据姜立夫生前的意愿，吴大任一直积极协助中山大学黄树棠对姜立夫倡导的圆（球）素几何进行整理并继续研究。吴大任和黄树棠合作，得到辛反演的辛等价类，各类的标准型以及各类辛反演下的不变圆集。在他的帮助下，黄树棠结合辛反演不变圆集的分析得到了辛反演的辛相似类，杨淦则分析了辛反演的不变球集。 　　
    在“文化大革命”后期，吴大任以微分几何为工具，开展了齿轮啮合理论的研究。数学系为此成立了专题研究小组，吴大任为组长，成员有严志达和骆家舜。这项研究工作持续了大约１０年，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建立了独特的理论体系。吴大任在严志达的奠基性工作的基础上，对共轭齿面的几何理论作了系统阐述，又在酒井高男和牧充的工作基础上对二次接触现象和二次包络理论作了数学处理，把这理论应用于直接和间接展成法并得出平面二次包络中的具体公式。天津机械研究设计院的张亚雄和齐麟运用了这个成果，设计研究出具优异性能的新型蜗轮蜗杆副，已有系列产品在国内外销售。吴大任等人合作的“齿轮啮合原理”的研究得到了１９７８年全国科学大会的表扬和天津市１９７９年科技成果一等奖。 　　
    吴大任的课堂讲授深受学生欢迎，特点是条理清楚，推理严密，语言缓慢而简练。他所编的教材也具有相应特点。他１９５９年出版的《微分几何讲义》，获科技图书一等奖和国家教委教材一等奖。他领导和参加编写的《空间解析几何引论》获国家教委教材一等奖。和骆家舜编写的《齿轮啮合理论》已由他改写成英文版，书名为《Ａ 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ｃ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Ｃｏｎｊｕｇａｔｅ Ｔｏｏｔｈ Ｓｕｒｆａｃｅｓ》，由新加坡世界科技出版社出版。吴大任共翻译了７部著名的外文数学教材和专著，除上述《高等代数引论》外，还有Ｋ．克诺甫（Ｋｎｏｐｐ）的《函数论》（与陈?合译），Γ．希洛夫吴大任、吴大猷、吴大业、吴大立四兄弟（щилов）的《线性空间引论》（与南开大学几位教师合译），Ｈ．霍普夫（Ｈｏｐｆ）的《整体微分几何》，Ａ．桑塔洛（Ｓａｎｔａｌｏ）的《积分几何与几何概率》，Ｆ．克莱因（Ｋｌｅｉｎ）的《高观点下的初等数学》第三卷（该卷名为《精确数学与近似数学》，与陈?合译），布拉施克和Ｋ ．莱希特魏斯（Ｌｅｉｓｓｔｗｅｉｓｓ）的《初等微分几何》。 　　
    在数十年教育实践中，吴大任经常在各种场合发表对我国教育工作的见解，他的一些建议已见于实践。例如，针对“文化大革命”后学制过度缩短，呼吁适当延长学制；针对教育工作缺乏统一筹划及领导，建议成立国家教育委员会等。 　　吴大任认为不同学校、不同学生之间，客观上都存在着差异，因而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教材等既应表现统一要求，又应含有必要的灵活性。高等学校必修课不应过多，应多设选修课；中等学校也可设选修课；要保证学生有自由支配的时间用于课外阅读和文体活动。他主张经历９年义务教育之后，高中可分文理科。这种做法不但能使学生发挥各自特长，也可以解决教师数量和质量上的矛盾。他认为人才培养和机械产品不同，不能强求划一。他认为高等学校专业应大为拓宽，确保一定广度和深度的基础，这有利于提高毕业生的适应性；缩减教师编制，有利于交叉学科的成长，也有利于高水平人才的成长。他说，“不要把专业和职业混同，不能把‘学以致用’理解得太狭隘”，因此他认为应当十分重视基础学科。他强调要大力培养学生独立工作能力，希望改变高分低能现象。他主张在德智体各方面对学生严格要求，但不能把“全面发展”理解为“全优”、“全能”，指出应当停止单纯按升学率对中小学排队的作法。在招生工作中他一贯反对歧视女性和残疾人。吴大任教育思想形成的基础是我国社会主义教育方针和他本人的学习、科研、教学和教务行政工作的实践的体会。 　　
   　
    1997年3月19日去世。 　

　
简历：

１９０８年１２月８日 出生于天津市。 　
１９２６—１９３０年 在南开大学数学系学习，获理学士学位。 　
１９３０—１９３１年 在中山大学先后任助教和预科兼高中部教员。
１９３１—１９３２年 在清华大学数学系读研究生。
１９３２—１９３３年 任南开大学数学系助教。
１９３３—１９３５年 在英国伦敦大学数学系学习，获科学硕士学位。 　　
１９３５—１９３７年 在德国汉堡大学作访问学者。 　　
１９３７—１９４２年 任武汉大学教授。 　　
１９４２—１９４６年 任四川大学教授。 　　
１９４６年— 任南开大学教授。 　　
１９４９—１９６１年 任南开大学教务长。 　　
１９５２年— 历任中国数学会常务理事，副理事长，名誉理事长。 　　
１９６１—１９８２年 任南开大学副校长。 　　
１９９７年３月１９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