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龙嘉：文革中影响全国的“青岛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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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龙嘉


　　毛泽东关注的“青岛事件”
　　
　　“文革”初期，青岛市出现了中共党组织按照刘少奇的规则和传统做法领导运动和部分青年学生按照毛泽东的指引开展运动的现象，以及二者之间控制与反控制、压制与反压制的斗争。其间，发生了三次激烈的交锋，而在第二次交锋中出现的“青岛事件”，引起了毛泽东的关注，影响到山东全省和全国。
　　1966年6月中旬，中共青岛市委成立了以第一书记张敬焘为组长的“文革”领导小组，确定了开展运动的步骤，又召开了6万人的动员大会，号召将“文革”进行到底。
　　然而，全市的运动并非都按照市委的部署进行。6月1日毛泽东指示向全国、全世界广播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把矛头指向学校党委的大字报，第二天《人民日报》全文刊载了这张大字报，同时发表了由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起草的署名评论员的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6月1日由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率领的工作组掌控的《人民日报》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此时，青岛市的医学院、海洋学院、化工学院三大院校及部分中等学校的学生，迅速掀起了揪批本单位的“重点人物”、“反动学术权威”、“牛鬼蛇神”的高潮。其中，有的批判了党组织及其领导干部，有的自发成立了组织。这时，发生了青岛木器一厂部分职工拿出武装部的枪支保卫大字报的事件。
　　青岛市委为了控制局势，效仿中央向北京大学等单位派工作组的做法，从6月19日开始向青岛医学院等大专院校、青岛市第二中学等中等学校、《青岛日报》社等文化单位以及青岛木器一厂等单位派出了92个工作组或观察组，并要求工作组按照刘少奇制定的《中央八条》和刘少奇以中央名义转发的《jE 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开展工作。工作组进驻各单位后，取缔了学生、群众中自发成立的各种组织，批斗了带头起来造反、批判党组织和领导干部的人，当时称为“反击”。
　　这期间的6月25日，发生了一件谁也没有预料到的、诱发了后来震惊全国的“青岛事件”的事情。当天，正在青岛市立医院实习的青岛医学院部分学生，给院党委和第七病房贴出大字报。部分医院职工认为大字报与事实不符，就与学生展开了辩论。经过当时主持医院工作的党委副书记张秀文做双方面的工作，使辩论暂时平息下来，但并未解决矛盾。
　　7月28日，中共北京市委根据毛泽东的工作组“起坏作用，阻碍运动”。“不要工作组，要由革命师生自己闹革命”的指示，决定撤销各学校工作组。8月4日，青岛市委决定撤销派出的所有工作组。这一时间青岛市委与起来造反的学生、群众的斗争，被称为第一次交锋。
　　8月1日至12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会议通过的关于“文革”的《十六条》，规定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正式确立了“文革”的“左”倾指导方针。全会之后，青岛市的党政当局和起来造反的学生，都以极快的速度和空前的规模开展运动。8月20日，青岛市委举行了有10万人参加的庆祝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的大会，会后进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8月23日，各学校刚刚成立的红卫兵，在《人民日报》的报道和《好得很》的社论的鼓动下，仿效北京的红卫兵，杀向社会，疯狂地破所谓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从城里赶走所谓的“牛鬼蛇神”。
　　8月中旬，青岛医学院的部分师生散发了《给全市革命同志的一封公开信》，指出“市委有很多严重的问题，要想把本单位的革命搞到底，必须首先搞清市委的问题。”还有部分学生贴出大字报，认为市委“怕”字当头，使“青岛市的文化大革命冷冷清清”。在前段时间受到学校当局和工作组批判和处理的部分学生到市委追查后台。这样，几部分学生将斗争的矛头指向了市委。由于《十六条》明确提出学生的革命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中央又明文规定“不要限制学生”，所以，市委虽然受到了威胁，却显得束手无策。
　　8月24日，青岛医学院的部分医生和教职工，针对他们认为的青岛市委几年中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和在“文革”中压制群众、包庇镇压群众运动的市立医院党委副书记张秀文等问题，贴出了几十张大字报；另有100多名学生到市立-"医院贴出大字报，要求澄清“六Ni"事情的真相。当晚，这些学生又联合海洋学院、化工学院等学校的400多名学生到市委，要求撤销张秀文的一切职务，并静坐示威，施加压力。市委常委连夜召开会议，决定撤销张秀文的一切职务。这实际是丢卒保帅。然而，抛出一个卒子就能保全自己吗?!学生在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到市立医院，在没有找到张秀文的情况下，武斗了9名医务人员。
　　8月25日，这些学生揪斗了张秀文，同时，散发了《坚决造青岛市委的反》的传单。消息很快传遍开来。张秀文的被撤职和被揪斗，引起了医务界和社会上部分干部和群众的不满，青岛市开始出现了以三大院校为代表的学生、红卫兵与部分干部、群众的对立。
　　当天上午，社会上流传着三大院校的学生要在晚上召开万人大会，砸烂市委的消息。这个消息，是实情还是谣言，来自何处，至今还是个谜。下午，市委常委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应对之策。据副市长王效禹后来说，张敬焘在会议中说：“我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你们是什么?”会议认为问题出在《十六条》没有深入人心上，决定当晚在全市掀起一个学习、宣传《十六条》的高潮，并分别向全市各大系统部署立即上街开展宣传活动。这一决定，打的旗号是学习、宣传《十六条》，实际是要粉碎传说中的学生召开万人大会和砸烂市委的行动。这必然会激化双方的矛盾。今天看来，确非明智之举。晚间，数万名干部、工人、市民与三大院校上街的学生相遇，还有部分干部、工人、市民包围青岛医学院，双方展开激烈辩论并发生局部的肢体冲突。对立情绪严重升级。
　　8月26日凌晨，张敬焘出面接见了学生，回答了学生提出的为什么要上街宣传《十六条》和有关市立医院的质问，同时，表示支持学生的革命行动，又要求学生按《十六条》办事。张敬焘的接见，表明他已经看到了这种混乱情况的危险性。当天，市委发出四条指示，注’要求工农支持学生的革命行动，不准斗学生；干部、工人一律不参加学生的活动；所有机关干部去说服工人、市民撤出医学院周围地区；大型的宣传《十六条》的活动一律停下来。经过干部的劝解工作，到28日，宣传《十六条》的活动基本停止了。但是为时已晚，在宣传《十六条》的活动中陷于孤立的学生，已于26日向全国各高校发出了“紧急呼吁”，诉说“遭到了武装警察和工人、群众的围攻”，有“140名师生被打伤”。“紧急呼吁”发出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山东大学等20多所外地大学的1000多名师生赶到青岛进行支援。事态扩大了。
　　8月27日，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赶到青岛，了解情况，之后向中央作了汇报。29日，青岛三大院校及外地到青岛支持的学生召开了“革命造反誓师大会”。会上，给张敬焘戴上了“镇压学生运动的反革命分子”的木牌和大纸帽子，进行罚跪批斗，同时宣读了中共山东省委责 令张敬焘向三大院校师生做检查、听取批评的电报。30日，谭启龙受中共中央的委托，率领工作组到青岛解决问题。当日，部分学生再次揪斗了张敬焘。学生野蛮揪斗张敬焘，无疑刺激了部分干部、工人、市民的对立情绪。
　　8月31日晚，谭启龙在大专院校学生代表大会上宣布：省委已请示中央批准，撤销张敬焘的市委第一书记的职务。这时，正有部分干部、工人、市民聚集在市委门前，要求省委工作组澄清“八二五”事件真相，确保张敬焘人身安全。消息传来，立即引起了这些人不满情绪的爆炸。他们成立了服务小组，召开了大会，并向中共中央发去了要求“做出正确决定”的急电。9月1日凌晨3时，谭启龙到市委门前传达了刚刚收到的中央指示：“青岛市发生的问题，由全市工农兵学等各界群众代表会议讨论决定”，“张敬焘同志的错误问题，由代表大会讨论决定”，“要文斗，不要武斗”中央指示传达后，大会作出了恢复张敬焘职务、严惩右派学生的“六项决议”。
　　9月1日上午，青岛全市流传着“中央决定恢复张敬焘市委第一书记”的谣言和传单，而且《青岛日报》竟为这一假消息出了“号外”。
　　谣言满天飞后，各单位纷纷到市委给张敬焘送慰问信，形成了“自发庆祝游行”，游行的规模，有10万至40万人的各种说法不等。这中间，部分干部、工人、市民冲进青岛医学院，高呼“抓右派学生”等口号，形成围攻之势。更有甚者，青岛市北区的法院和检察院勒令师生在24小时内投案自首，“否则将受到最严厉的惩处”。
　　9月1日当晚，青岛市委召开全市各界群众和高校师生有线广播大会，谭启龙就青岛的形势和张敬焘没有恢复第一书记职务等问题讲了话，实际上是辟谣。但是，部分人不满意，拒绝离开会场，又形成了有4万多人参加的静坐大会。静坐大会连续向中共中央发出了三封十万火急的电报，要求中央撤销山东省委对张敬焘的处分决定。2日上午，中共中央办公厅复电称：“中央领导同志非常关心青岛的问题，待研究后一定给你们作答复。”此时，青岛静坐大会又作出了一个与前一个“六项决议”相类似的“六项决议”。9月4日，中央正式作出了对青岛问题的处理意见，中心内容是，中央委托谭启龙妥善解决问题；工人和学生要团结一致。谭启龙随即提出了分两步走解决青岛问题，首先解决工人与学生之间的纠纷，然后解决市委领导班子的问题。
　　青岛市9月1日前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称为“青岛事件”。引发9月1日“自发庆祝游行”的是一则谣言。这则谣言来自何处?《青岛日报》为什么敢为谣言印“号外”?时至今日仍是个谜。有些人把庆祝游行说成是“自发”的，显然站不住脚。参加游行的人数达10万至40万之多，占青岛市100万人口中除去老人、小孩之外的近半数或超半数，如此大的规模，没有人组织是不可信的。况且，游行队伍井然有序，向中央施加压力的目的十分明确，这不是“自发”所能做到的。至于谁是组织者，尽管此后造反派进行了追究，但始终没有得到确凿的证据。不过，有一个合乎逻辑的判断标准，那就是庆祝游行对谁有利。显然，对以张敬焘为代表的群体有利。所以，有人认为各级共产党和共青团组织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应该是有道理的。说“自发”的人。一方面是为了掩盖事实真相，另一方面是为了宣传张敬焘深得民心，撤销张敬焘的职务是错误的。
　　9月7日，毛泽东对“青岛事件”作出批示，批示是写在青岛市副市长，中共青岛市委崂山县“四清”工作团副书记、副团长王效禹9月4日给中央文革小组的报告上。这个报告是反对调动工农干预学生运动的。批示如下：“林彪、恩来、陶铸、伯达、康生、富春、任重、江青各同志：此件请一看。青岛、长沙、西安等地的情况是一样的，都是组织工农反学生。这样下去，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似宜由中央发一指示，不准各地这样做，然后再写一篇社论，劝工农不要干预学生运动，北京就没有调动工农整学生，除人民大学曾调六百农民入城保郭影秋，其他都没有，以北京的经验告地方照办。谭启龙和这个副市长的意见，我看是正确的，请您们商议一下，酌定政策。”
　　笔者保留的当年社会上流传的毛泽东的批示，与上述有一处不同，即在“都是组织工农反学生”后面还有一句话“都是错误的”。
　　9月11日，中共中央把毛泽东的批示和王效禹的报告转发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等，并对不准调动工农干预学生运动作出四条具体规定。同一天，《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工农群众和革命学生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团结起来》的社论。但令人不解的是，谭启龙当时没有在青岛传达毛泽东的上述批示。是中央不允许传达?还是为了限制王效禹的影响?
　　谭启龙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协商解决青岛问题的指示，于9月20日召开了由工人、贫下中农、解放军、大中学校师生、干部等各方面代表1174人参加的协商会议。因为各方代表分歧意见甚大，会场秩序混乱，最后不得不以投票表决的方式通过了谭启龙的讲话和给中共中央、毛泽东的电报，以为回应。在会议期间，将持有不同意见的师生驱出了会场。协商会议没有解决问题，当然也不可能解决问题。不过，“青岛事件”是暂时平息下去了。9月24日，谭启龙返回了济南。
　　谭启龙在近一个月中三下青岛处理青岛问题，虽然解决了大规模围攻师生的问题，但对化解矛盾收效甚微。在“青岛事件”前后，有近千名师生被打成了反革命分子；9月1日之后的半个月，许多人感到处于“白色恐怖”之中。只是由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9 月7日的公开支持，造反的师生才摆脱了困境，占据了上风。“青岛事件”中，市委及部分干部、工人、市民与造反师生、群众的斗争，被称为第二次交锋。
　　“文革”初期发生的“青岛事件”，表面上聚焦了以学生为代表的造反派与以党政领导机关干部为核心的当权派的矛盾和斗争，实质上反映了毛泽东及中央文革小组与党政体制内抵制“文革”的力量的矛盾和斗争。
　　“青岛事件”，极大降低了全市党政领导机关的公信力，严重挫伤了以党政领导机关为代表的主流力量。此后，市委、市政府难以切实履行职责，而且随着运动的发展，一步步丧失了执政能力，逐渐陷入半瘫痪境地。所以，谭启龙说：“山东的‘文革’也可以说就是从这次事件开始的。”
　　
　　毛泽东重视的王效禹“造反”
　　
　　当青岛的少数的造反师生与庞大的党政机关及其领导的群众尖锐对立时，一个领导干部从后者的营垒中杀了出来，站到了造反师生一边，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他，就是王效禹。王效禹的“造反”，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影响到山东全省和全国。
　　王效禹，1914年生，山东省益都县(今青州市)人。其母是老共产党员，曾担任过村党支部书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王效禹在母亲影响下，积极投入抗日工作，于1938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历任中共村党支部书记、区委书记， 中共益都县委组织部部长，中共渤海区委干部科科长，中共临淄县委书记，八路军清河军分区副政治委员兼团政治委员，中共博兴县委书记，八路军清河军分区第十四团政治委员，中共清河地委副书记、书记兼清河军分区政治委员。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检查处处长，山东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党组副书记。1958年在整风反右补课中，被打成右派分子，受到留党查看两年的党内处分，降职到山东德州国棉一厂担任副厂长。1964年获平反，1965年6月起任青岛市副市长。
　　“青岛事件”发生时，王效禹正在青岛市的崂山县，担任中共崂山县“四清”工作团副书记、副团长，兼崂山县中小学教师训练班党委书记。
　　“八二五”事件发生后，青岛市第四十一中的部分教师写出呼吁书，要求革命、造反、投入到“文革”的洪流中。王效禹当即给以大力支持，并于8月 31日上午在崂山县中小学教师会议上宣读了呼吁书，又于当天晚上在崂山县中学“文革”小组长会议上表态支持。王效禹指出：要敢于大胆怀疑，敢于丢掉“怕” 字，敢于革命；崂山县四清工作团团长周化南是保皇派，青岛市委有问题，山东省委有修正主义。王效禹表示，坚决支持四十一中革命教师的革命行动，坚决支持三大院校革命师生的革命行动，坚决支持成立红卫兵。王效禹的行为，被许多干部认为是造青岛市委的反，与市委决裂，不可容忍。
　　“九一”事件发生后，据王效禹说，“四清”工作团团长周化南将他禁闭起来。周化南时任中共青岛市委副书记。而张敬焘后来说，不是禁闭，是看护。“当学生起来造反时，机关干部也发生了变化，其中有少数人响应，内外结合。当时的青岛市副市长兼崂山县‘四清’工作团副团长王效禹，就公开表示支持学生造反。‘八二五’事件后，当他看到市委受到冲击，我被揪斗时，便在崂山县的教师训练班上发誓表态，与市委决裂，坚决和学生一起造反，许多不明真相的群众也跟着他起来造反。正在这时，发生了9月1日20几万人上街游行和静坐，要求中央撤销对我撤销职务的决定。这时王效禹吓得魂不附体，骂自己是老右派，不是人，要求戴高帽子游街，疯疯颠颠地一会儿道歉一会儿哭。周化南看他精神不正常，怕出事，就找项锡洲(当时是市委组织部党员管理科科长、崂山县委副书记)等四个人把他看护起来，在崂山县人委后面找了一间房子让他休息。”“9月3日，当他得知中央没有恢复我的职务时，在一个礼拜天，又趁人不注意跑到邮局向中央文革发电报，告了市委的状，说市委组织工农镇压学生，他支持学生造反被‘关押’。”谭启龙当时使用了“看管”两个字。不管是“禁闭”，还是“看护”，或是 “看管”，有一点是共同的，即限制了王效禹的人身自由，对党内的高级干部，不经过司法程序，就限制人身自由，可见当时中国的法制观点、法制建设是何等的薄弱。至于说王效禹“精神不正常”，那为什么不送精神病院?后来的事实表明王效禹精神很正常。
　　9月3日晨5时35分，王效禹给“四清”工作团写了一封信，通过看管人员黄兆顺递了出去。信的内容是：(一)质问：为什么对我采取这种措施?谁决定的?谁批准的?(二)要求：和全县机关干部见面，和全县教职员工见面，和全县贫下中农社员见面，和家属见面。接着，王效禹给中共中央发去了一封电报，内容是：中央：崂山县9月1日发生了严重的镇压革命的反革命事件。王效禹发于禁闭室。
　　9月4日凌晨2时，王效禹给中共中央文革小组拟了一份电报，内容如下：“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青岛市崂山县‘四清’工作团党委，自青岛事件以来，犯有逃跑主义的错误和严重的方向性错误，稍微一紧张就藏起来，不敢和群众见面。不是号召工农兵坚决支持学生的革命行动，而是多方阻挠，在农村提出的口号是‘热情欢迎，坚决支持，婉言谢绝’，并要工人、农民对学生进行教育，说吃着农民的饭，穿着工人做的衣服，不能去胡闹。对学生，不是要他们在游泳中学游泳，而是说服教育他们不要进城。这是和中央对立的。我提出过不同意见，做过争论，没解决问题。我在干部当中揭发这些错误，准备开始斗争，他们就把我关起来了，说我搞反革命暴动，组织大会斗争我。我不管几万人大会斗争，也要誓死批判这些错误，因为如不及早制止，将有发生流血的可能。望速处理。青岛的问题，我认为学生批判张敬焘同志的方向是对的，应该支持的；当然打人是错误的，应该进行正面教育。组织工人、农民支持张敬焘同志，这是方向的错误，是违背中央精神和《十六条》的，势必要把这事情搞得更为复杂。崂山县‘四清’工作团副团长王效禹发于禁闭室，九月四日二时。”注09月4日是个星期天，白天，王效禹趁着看管人员不注意时通过邮局把电报发了出去。毛泽东9月7日的批示就是写在这份报告上的。笔者核对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第125页中摘录王效禹报告的部分内容，是一致的。
　　9月4日晚8时，王效禹获得了自由。9月13日，王效禹给谭启龙写了一封信。也许王效禹此时还不知道毛泽东的批示。信中阐述了处理青岛问题的几点建议，一是要充分肯定、坚决支持三大院校革命师生的革命行动；二是要相信革命师生的绝大多数是听毛泽东的话，不能对革命师生采取对立态度和压制手段；三是要说服群众，首先要说服干部，因为许多错话出自干部之口，许多错事出白干部之手，“九一”事件是干部带的头。信中特别指出：“‘九一’事件是个反动事件。”
　　9月25日，青岛市首批2700多名红卫兵乘专列赴北京，一是参加国庆18周年活动，二是参观、学习首都“文革”运动。王效禹写了三封信由青岛医学院红卫兵负责人张汉祥代送康生、王力、关锋。康生和王力、关锋接见了张汉祥等人。王力、关锋时任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在革命战争年代，都在渤海解放区工作过，同王效禹熟悉。
　　王效禹致中央文革小组的电报，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王效禹在电报中阐述的观点，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这在那个个人迷信盛行的时代，影响是相当大的。应该说，这是王效禹所始料未及的。那么，王效禹的“造反”为什么能够得到毛泽东的支持呢?就王效禹方面来说，有三点原因。第一，王效禹一直信仰毛泽东的群众运动的理论，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就以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观点指导减租减息运动，9月13日，他在致谭启龙的信中又提出要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观点、立场去解决对革命师生队伍不纯的认识问题；第二，王效禹在1958年被打成右派分子，受到不公正待遇；第三，由于上述两点，使他能够比较深刻地理解《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条》中蕴含的毛泽东的意图。就毛泽东方面来说，他所发动的“文革”在运动初期遇到了来自干部队伍中的较大阻力，当时有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之说，像王效禹这样支持“文革”的，是凤毛麟角，所以，他批示说：“谭启龙和这个副市长的意见，我看是正确的。”
　　10月初，毛泽东决定召开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进一步扫除“文革”的阻力。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要害是反群众路线，表现为挑动群众斗群众，支一派压一派。山东省出席会议的是谭启龙、省委书记处书记兼省长白如冰、省委书记处书记苏毅然。另外，中央指定王效禹出席会议。这显然是得到毛泽东同意的。但遇到了谭启龙的反对。中央没有采纳谭启龙的意见，王效禹出席了8月25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会议期间，王效禹的数次发言都遭到了谭启龙的乱插话和乱打断。中央“破格” 点名王效禹出席工作会议，无疑是为青岛市、山东省乃至全国的造反派树立起一面旗帜。
　　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青岛市形成了以中学生为主体的保市委和以三大院校造反师生为主体的反市委的两大派红卫兵组织。保市委派得到了市委和各机关干部的支持。双方矛盾愈来愈尖锐，斗争愈来愈激烈，甚至发生了武斗。这期间的斗争，被称为第三次交锋。此时的青岛市委，从半瘫痪状态进一步陷入了瘫痪状态。
　　
　　毛泽东批准的“青岛夺权”
　　
　　进入1967年，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成员姚文元奉命与上海造反派策划夺权。1月6日，上海市工总司等32个造反派组织召开了“打倒市委”大会，宣布夺了上海市的党政大权。11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由中央文革小组起草，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的名义，给上海工总司等造反派组织发去贺电。16日，毛泽东批准了上海市的夺权。同日，《人民日报》刊登《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文章转达了毛泽东的意见：“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即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文章指出，毛泽东“支持上海工人阶级同其他革命群众、革命干部联合起来，在一个市的范围内，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手里夺权的斗争”，“这是在新形势下所采取的又一个伟大的战略措施，这个措施将推动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来一个新的飞跃。”这样，毛泽东将上海的“ 一月夺权”树为全国的范例。“文革”进入了夺权的新阶段。
　　为了保障全面夺权的顺利实现，毛泽东批准采取了一系列非常措施。1月13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颁布的《公安六条》，旨在保卫以毛泽东为首的“ 无产阶级司令部”和夺权。1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布的《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的决定》，决定了军队的支持是夺权能否成功的关键。
　　在张春桥、姚文元同上海造反派策划夺权之时，中央文革小组通过电话要求王效禹领导夺青岛市的党政大权。“青岛夺权”，得到了毛泽东的批准，影响到山东全省和全国。
　　1月6日，王效禹伙同一部分人向全市散发了《致青岛市各革命造反组织、革命同志的一封信》，鼓动各造反组织成立联合机构，接管青岛市委“文革 ”领导小组的一切工作。同日，他还以个人名义发出《给全市革命造反派同志们的一封信》，煸动造反派联合起来，造省、市委的反。在策划夺权的过程中，王效禹与三大院校部分造反师生产生了分歧。王效禹主张以工人造反组织为主联合学生造反组织夺权，后者主张以学生造反组织为主联合工人造反组织夺权。分歧导致了分裂，使原本筹划的1月中旬全市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出现了各自为战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王效禹采取了三项措施。一是派张子石等人赴京向中央文革小组汇报夺权的筹备情况。张子石是康生之子，在青岛市教育局工作。康生、王力、关锋均表示：以王效禹为核心，夺取青岛市的权。他们指示说：“支持你们夺权。青岛有有利条件，一是经过三次反复，革命左派得到了锻炼；二是有个王效禹。”“不但要考虑青岛市夺权的问题。还要考虑山东省夺权的问题。”这显然不是康生等有权决定的大问题。二是组织造反派，于1月11日夺取了《青岛日报》社和青岛人民广播电台的权，于1月13日夺了青岛市公安局的权。从而控制了舆论阵地和专政机关。三是策划轻工系统29个工厂企业的造反组织夺了青岛市轻工局的权，为全市夺权进行了一次预演。在三箭齐发皆中的形势下，王效禹于1月18日在《青岛日报》上发表了《坚决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一文。青岛夺权的大幕正式拉开了。
　　1月22日，青岛东方红、全国革命造反红卫兵联络总部青岛轻工分部等23个造反组织召开大会，宣布成立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夺取青岛市委、市政府的大权。大会发出了《给毛主席的致敬电》，宣读了《告青岛全市人民书》、《第一号通令》。《告青岛全市人民书》着重阐述了夺权的理由，目的是表明夺权的合法性。《第一号通令》规定：封闭青岛市委、市政府，停止其一切活动；一切权力归革命造反委员会。同时号召夺取中共山东省委、山东省人民政府的大权。当时，王效禹发表了《坚决支持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夺权》的声明。《声明》中说，“坚决支持和拥护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夺取了青岛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大权”；“从今天起，辞去青岛市人民委员会副市长的职务，愿意在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领导下，当好普通一兵。”这份《声明》产生了一定的作用，一是凝聚了大部分造反派及中间派的力量，孤立了小部分分裂出去的造反派；二是分裂了保守派队伍；三是吸引了部分干部的支持。
　　尽管王效禹发表声明支持夺权，但他对夺取的权力能否保得住并不自信。夺权的第二天，他就致电中央文革小组，称权是夺过来了，目前看还有被夺回去的可能。建议中央尽快表态支持。
　　青岛市的新造反政权，确实遇到了挑战。挑战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分裂出去的造反派，一个方面是保守派，但反对派的力量并不强大。一度出现的围攻《青岛日报》社和青岛人民广播电台的抗争，没有掀起大的波澜。
　　1月27日，关锋电话告知王效禹，中央已承认青岛的“一·二二夺权”。这时，毛泽东批准了青岛市的夺权，林彪直接指示驻青岛部队要支持青岛市的夺权，周恩来表扬了青岛市的夺权。
　　得到中共中央肯定的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于1月29日举行了“抓革命，促生产，粉碎反革命经济主义誓师大会”。王效禹在大会上讲话，强调“ 这个权夺得好，夺得对”，提出“防止阶级敌人的新反扑”，要求造反派“以团结为重”，指出“既然权力我们能够夺过来，我们必然把它管好，相信我们也一定能够把它管好”。驻青岛的陆军某部负责人和海军北海舰队负责人分别讲话，表示“坚决支持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的革命行动，坚决站在革命造反派一边”。一些造反组织的代表也讲话表示支持联合夺权。大会宣读了《给毛主席的致敬电》和《第二号通令》、《第三号通令》。同日，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发出了《第一号紧急通告》，要求只准文斗，不许武斗；各个革命组织都应在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加强团结，共同对敌；把挑动武斗和制造分裂的幕后策划者揪出来，依法严厉惩处；抓革命，促生产。《第一号紧急通告》表明，这个造反政权要以强力维护社会和经济秩序，也就是维护自己的稳定。
　　1月29日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青岛夺权的消息。1月30日，《人民日报》针对青岛夺权发表了《关键在于大联合》的社论。社论赞扬青岛夺权“是继上海、山西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成功地夺权之后，毛泽东思想的又一次伟大胜利”；指出青岛夺权的经验“是多方面的，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实现了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大联合”；号召一切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实现最广泛最紧密的大联合，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胜利”!青岛夺权消息播出和《人民日报》社论发表之后，全市造反派组织，特别是驻青岛的解放军部队，立即走上街头，举行庆祝游行，欢庆夺权的胜利。1月30日出版的《青岛日报》，发表了王效禹1月22日的《声明》和空军战斗英雄舒积成的文章《百分之百地支持革命造反派》，以示革命干部与人民解放军对夺权的支持。自此，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后改为青岛市革命委员会，取得了合法地位。
　　“青岛夺权”，为什么比较顺利且取得成功，笔者认为有以下六条原因。(一)造反派得到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的强有力的支持。事实表明，造反派从“青岛事件”到“青岛夺权”，都得到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的支持。现在一些著作和文章说是造反派仅仅得到了康生的支持，是不全面的。(二)造反派经受了斗争的磨炼。事实表明，造反派经过半年中的三次交锋斗争，经受了风雨，积累了经验，增长了本领。(三)王效禹发挥了核心作用。事实表明，因为王效禹反对调动工农干预学生运动的观点得到毛泽东的肯定，与中央文革小组的康生、王力、关锋保持着直接的联系，有着比较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所以他能够发挥也确实发挥了核心作用。(四)反对派力量较弱。事实表明，保守派在半年中的三次交锋斗争中，连续遭到打击；分裂出去的造反派的力量和影响力都不大，而两者又不可能联合起来，所以无法形成强有力的对抗力量。(五)夺权采用了闪电战术。事实表明，夺权前后的每个步骤都相当紧凑，夺权之后王效禹即建议中共中央尽快表态支持。从宣布夺权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报道夺权消息，仅仅7天时间，这就使反对派没有时间形成抗衡力量。这被王效禹后来称之为闪电战术。应该承认，因为王效禹在革命战争时期长期担任军队领导人，所以有着比较丰富的军事斗争经验，他把军事斗争中的闪电战术用在了夺权上。此后他在夺取山东省党政大权时依然采取了闪电战术，不过就没有这么奏效了。(六)军队的大力支持。事实表明，军队尽管是在夺权之后奉命支持的，但其威慑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1967年1月31日，遵照中央的指示，王效禹率领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夺山东省委、省人委大权赴济南代表团到达省会济南，展开了又一场夺权斗争。
　　注释：
　　注1、2、3中共青岛市委党史研究：《中共青岛地方史大事记》，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180页、181页、181页。
　　注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月1版124页。
　　注5张敬焘：《难忘的岁月》，载中共青岛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回忆与思考》第一辑第31页。
　　注6、7、8、9
　　山东海洋学院“王效禹同志问题调查小组”、“革命造反战斗队”；《王效禹同志问题调查报告》(1966年11月7日)
　　

《炎黄春秋》 2009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