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国凯 广州七九年民主运动的回忆与思考（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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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适当的退却换取更多的政治空间--广州七九民运回忆与思考(之一)

一、四人帮倒台使武装斗争设想落空

一九七六年深秋，当江、张集团被肃整的消息被证实后，我心情异常沉重，因为这意味着我这几年的等待和准备都化为幻影和泡沫。类似的心情出现在六、七十年之交。
六、七十年之交的中国社会是多么的阴森可怖。“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一个又一个的政治迫害运动接踵而至。曾对中共的法统意识和现存社会秩序提出过质疑和反抗的人们遭到翻来覆去无休止的清算。千千万万的人被关押、被批斗、被逼疯、被残杀或被迫自杀。确实是有志之士和无辜人民的鲜血洒遍了“长江南北、珠江两岸，以至大河上下、长城内外”。在那个恐怖的年代里，中共政权真的给人以铁板一块，异常坚固的感觉。宏观上有毛泽东的绝对权威：有林彪对毛的疯狂吹捧，有周恩来对毛的尽心辅佐。微观上则是“把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基层”。整个社会是一片红海洋，也是一片黑沉沉。“中国向何处去”？这个几年前已由湖南“省无联”提出的问题更深沉地出现在我的心头。然而我看不到一丝光明，见不到一线希望。世间的一切生机，一切活动空间似乎都已被扼杀。我所能做的事情只能是暗中收集文革资料，悄悄地写一篇题为<文化革命简析>的文章，意欲把三年文革的基本事实记录下来，留于后世。
然而，我跟亿万中国人一样，万万没有想到在1971年深秋，中国大地上响起一声震惊世界的炸雷--林彪事件。我惊喜万分，原来毛共中央并非铁板一块。此后，从种种社会情势来分析，我推测毛去世后，新贵集团(即后来所称的“四人帮”)必将与老官僚集团对决。而双方都未必能迅速扑灭对方，亦无力控制全局。各地实力派分别依附其中一方，或采取游离态度。或保境安民，自成格局。这样，就有可能产生有利于新生力量存在发展的间隙。当然，最妙的是他们双方兵戎相见激烈伙并。当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所受到的封建阻力远较法国为小，其原因之一就是英国封建统治阶级在长达几十年的红白玫瑰战争中受到极大损耗。我想如果在中共内部也来个红白玫瑰战争，那才是上天有眼大快人心哩！我设想了两个方案，一是革命分子设法弄到武器装备自己组成武装力量。二是革命分子参加到地方实力派的队伍中效仿清未武汉“文学社”、“共进会”等所从事的事业。而无论是哪种方案，立足点都是一个“打”字。于是我买了气枪练习射击，还练长跑，练打沙袋，练穿着长袖衣裤跳进珠江游泳逃生等等。总之是要“从难从严，从实战出发”。这也练出一副相当强健的体魄。七十年代中期广州举行的几次全市职工田径运动会上，我屡获1500米、3000米的冠、亚军。
然而这一切都随着“四人帮”的迅速垮台而白费了。我惊诧“四人帮”怎么竟如此无能。杀一只鸡还要跳几下。“四人帮”经营了那么多年，怎么哼都没哼一声就被杀得一干二净？“四人帮”倒了，“凡是派”当道，“批邓”照样进行。政治黑幕不但没有减轻，反而更加沉重。“李一哲”等人原来只批不抓，现在倒全部被抓了。闲谈中有人对我说：“四人帮打倒了，以后就好了”。我哼了一声，冷冷地说：“老官僚集团未必比四人帮更好”。还有一句话溜到嘴边吞回去了。--他们其实都是一丘之貉。这句话成为以后批斗我的重要内容。
五年前林彪起事失败，魂断沙洲。此时四人帮束手就擒锒铛入狱。中共再没有大变动的契机了。不但武装革命已无可能，就连用文字去“打着红旗反红旗”也难了。街头大字报日见稀疏。当局放出空气，宣称文革业已结束，要迅速恢复文革前那种”井井有条“的社会秩序了。石板即将合拢，连一条让小草生存的缝隙都不会留下。

二、书写张贴大字报“关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探讨”

不能再静坐不动了，否则将一事无成。我决心破门而出，写一张颇具份量的大字报，算是对这几年的等待和准备作个交代。大字报题为“关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探讨”。我的想法是：李一哲所写的“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是从政治领域对共产党制度进行了有限的批判，而我这篇将从经济着眼对中共进行有限的揭露。大字报一万多字，于1977年1月23号张贴在广州最繁华的北京路街头，即两、三年前“李一哲”战场的附近。张贴时，围观人群中有个青年主动出来帮助我。张贴完后，双方交换姓名。他叫房志远。
尽管我亦曾预计这张大字报会给我带来某些小麻烦，但也不会料到它竟会惊动中共最高层。它被认定为一件重大的反革命案件。中央责令广东省、广州市迅速查清。
三月的一个深夜，敲门声突然大着。厂保卫科长带着几个人闯进来。我预先已有点预感，这些年秘密撰写的手稿都已转移。便衣警察在东翻西抄之后，把我带到保卫科，立即开始审讯。我十分镇定。今天终于跟这个可恶的反动政权正面交锋了。我泰然地说：“那张大字报是我写的。之所以用“龚仁”署名，并非想匿名，而是取“工人”的谐音。你们要追查，上班时到车间找我就行了，有必要半夜三更如临大敌吗”？初审完毕后，就近关进了厂里的“牛棚”，再连日进行审讯。焦点在于要我交代作案的同夥和后台。他们无论如何不相信一个青年工人能写出这样的文章。僵持了一段时间后，他们想出了一个高招。“你说大字报是你写的，那好，你把大字报的各个段落大意写出来看看吧”。秘密警察对我狡黠地眨着三角眼，乾瘪的脸上掠过一丝嘲笑。“别得意！这难得倒我吗”？我心里说。拿过笔和纸后就把大字报的内容按原字原句默写出了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秘密警察脸上的嘲笑换成了惊愕。 中共最忌集团案。由于确认此案为单个人所为，其层次马上大幅度降格下来。关了几个月，大会批、小会斗，搞了几次后，被放出来，定了个开除出厂，留厂察看两年的行政处份。
一年多以后，七八年深秋，我几经申诉得到平反。“反动大字报”被重新定性为“一般群众大字报”，开除出厂的处份撤消。在申诉平反的过程中，我认识了庄辛辛(广州的四五英雄)，又通过庄辛辛认识了共青团广东省委干部李彤和庄的同厂青年工人张明。这时正是“凡是派”失势的时节。中共的改革派(后来证明他们顶多只能被称为务实派)从多年沉痛的经历中觉醒过来，认识到只有摒弃过去一些僵硬的东西才能有利于国计民生。报章杂志上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气象。
我曾对武装革命有过期盼和准备，但绝非暴力革命至上论者。我一向认为武装革命须有必要性和可行性为前提。必要性是中共政权为其最反动的派别所主导，对人民实行法西斯专政。可行性是中共高层分裂并激烈伙并，从而使之对人民的镇压力量大为削弱。此时不但必要性和可行性都不存在，而且中共高层颇有改弦易辙的意向。我十分兴奋，感到不应在争到自己平反后就止步。在这改革的年代，应投身进去，协助共产党改革，为国家的进步出一份微力。

三、创办油印民刊<人民之声>
这段时间我与张明联系较多，他亦是个甚有改革理想的青年。我对他说：“国家要前进，必须提升全民族的民主意识，考虑到我们目前有限的力量，最可行的是办一份杂志，为民主呼喊”。他甚表赞同，并说收到许多给庄辛辛的信，已有人作此建议。湖北有个女青年表示想参与这项工作。我说当然欢迎。
在紧张的筹备工作中，我想起了房志远。自从贴大字报认识后，他一直与我有联系。他在我印象中是个很有民主理念和才干的青年。1978年他考上北大离开广州了。我去信向他询问北京的情况，并告之我创刊的打算。他来信极表赞成，讲了一些北京的情况，寄来一份名叫<群众参考消息>的北京民刊。这使我很受鼓舞。我请他作我们<人民之声>的驻京联络员，他很爽快地应允了。此时，那位名叫冯回湘的湖北女青年也风尘仆仆地赶来了广州。同时，我又想起我的内弟陈华山。他在思想上与我有许多相通之处，又会油印技术，于是我们四人一起操持了创刊工作。
我对大家说：“共产党最喜欢用人民这个词。什么人民银行、人民广播电台、人民币等等。我们的刊物就叫<人民之声>吧。这才真是发自于人民的声音哩”！我为创刊号写了几篇文章，张明也写了一篇。陈华山负责刻印。
我想我会以主要精力办刊，遂提出由张明负责对外联络。创刊号出来后，除在本市张贴外，还由冯回湘带到北京散发。这时是1978年12月。
79年元月<人民之声>出版第二期。一个多月来我们已经收到许多来信。有的诉说自己的冤案，希望我们协助平反。有的向我们询问和反映种种情况。有的表示愿意参加我们的工作。
为刊物能按月出版，还要回复许多读者来信，而这一切又都是在业余时间里完成，又为了不被抓小辫子，我在厂里出满勤完成生产任务。故此非常疲劳。但看到我们的工作能得到如此之大的反应，很感鼓舞。觉得怎么辛劳都值得。为了联系更多的志同道合者共同努力，我提出只办刊物看来不够，还有必要再成立一个组织。为了不使共产党误解，不要叫什么党什么团的，何况我们确实没有那个力量和水平，就叫<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吧。我们走在一起研究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总该是可以的。

四、成立学会，筹备<四五运动>三周年纪念会
三月间学会成立，成员迅速增加到二十几个人。冯回湘去北京后就回家乡了。陈华山退出公开工作。因我对他讲：现在形势看来虽然还不错，但我总不大放心。你还是不再参与公开活动。一旦形势有变，我们遭到不测，你可得以保存，并把这段事实记录下来。他听取了我的建议，并全力温习高中课程，于当年夏季考上了广州师范学院历史系。
学会成立后选举了五人领导小组和七人监察小组。五人是我、张明、黄宇生、劳捷峰、古学霖。七人是邓文炜、周建中、梁以墀、冯粤超、谢金海(还有两人的姓名忘却)。79年3月<人民之声>出版第四期，情形非常热烈。发售告示提前几天贴出，届时排队等候的人龙长达几百米，我们看了十分感奋。但也有些屑小之徒排队以两毛钱的工本费价买到后，立即在旁边一条街以一、两元一本的高价转手卖出。我听了气得头皮发麻。
三月中旬我向学会领导小组建议，于四月五日以学会的名义在烈士陵园门前举行纪念<四五运动>三周年的集会。得到通过后，便在市区许多地方贴出告示，号召广大市民前来参加，同时内部也进行了筹备事项的分工。一切都在密锣紧鼓的准备之中。在我们看来这亦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四五运动>已彻底平反。我们在烈士陵园广场集会又不妨碍交通，事情是既合情合理又合法，谁都不认为有什么问题。

五、官方要求取消<四五>纪念会
然而中共官方与人民群众的认知总是大相径庭。我们万万没有想到中共广东省委对此竟紧张万分，如大难将至。三月三十日，我正在车间工作，突然有人轻轻拍我的背脊，回头一看，是厂组织科长微笑的面孔。“请你到党委办公室去一下”。他和颜悦色地对我说。走进办公室一看，厂党委书记和几位市电子工业局的干部在座。书记向我询问了几句工作情况后，立即转入正题。
“你是不是要在烈士陵园开什么会”
“不是我，是我们。是<四五运动>三周年纪念会”。
“多少人开会”？
“不知道。到时你去看看吧”。
“省市领导对这件事情很关心，叫你们不要召开”。
“有指示吗”？
“我们这就是在传达”。
“口讲无凭，我很难相信你”。
“纪念<四五运动>的方式很多，不一定要开大型集会”。
“集会也是方式之一”。
“无论如何这个会你们不要开了”。
“为什么？违反宪法吗”？
......
交锋了一阵后，我说：“你们就是为这件事找我吧？不必再讲了。纪念会是许多人决定要开的，我一个人想改也改变不了。我还是回车间做工去吧，今天的生产定额我还未完成哩”。说毕我起身离去。把他们的惊愕和恼怒甩在身后。下班回家，一位来人正在家门口等着我。
“哦，下班了”。他笑吟吟地对我迎上来。
“您是”？我疑惑地看着这张似曾相识的脸
“怎么，连老朋友都不记得了吗？我是李彤呀”？
“啊！是您呀。哪阵风把您吹来了”？我心里虽然有些诧异，但还是热情地接待了他。那次在庄辛辛那里碰到他，他十分支持我申诉平反，对我讲了许多鼓励的话。在问了我一些有关平反工作具体情形和近来工作生活情况后，终于转上正题--集会的事，我恍然大悟，他是来作说客的。不过对他我自然不用刚才对党委书记那班人的态度，然而原则又是不能放弃的。我十分委婉地向他说明集会的正确性和可行性，并且是集体决定的，我个人无权更改。即使更改，也要经过大家。我答应把省市领导的意见向全体会员传达，看看大家意见如何。
第二天我立即去找张明。张明说他那里也开了锅。先是厂领导的疲劳轰炸，回到家里父母也嚷个不停。我说既有这些新情况，理应让大家知道，然后由大家作出决定。于是我与张明分头去通知领导小组、监察小组成员，再由他们分工包干通知全体会员，明天傍晚在烈士陵园门口召开重要会议。届时，有三十几人到会。我先向大家讲述了这些情况，然后将大家分成几个组进行讨论。每个组都有一名领导小组成员参加。最后得到的讨论结果是，各组意见均为照开。
四月二日，厂组织科长又到车间要我去党委办公室开会。我说还是那件事吗？不用了。我们已开了全体会议讨论，大家意见决定要开，你找我也没用。晚上，李彤又骑摩托车从东山来到我这海珠区的边陲。听了我的陈述后，他沉默良久，对我说：“刘国凯，这个会，你们一定不要开了，否则后果会......”他竟一时语塞，找不到适当的词。“这是习仲勋、杨尚昆同志的意见......”这次他没打什么官腔，讲了一些他预计的情形和后果。

六、决定以适当退却来保存力量
送走李彤后我陷入了沉思。想不到中共对人民是如此的惧怕和防范，连遭受过毛肃整的习、杨都是如此。我们这班青年人想的都是协助共产党改革，并没想要跟共产党对立。看来当局是决心不让这个会召开了。方法是先礼而后兵。这礼也够周全。一条是通过一般渠道。从省委到市委，再到电子局党委、厂党委，对我发出禁止令。另一条线是特殊渠道。从省党委到省团委，由李彤以老朋友的身份来作我的工作。(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了解到李彤与我有一面之缘的)说来倒也真是机关算尽用心良苦。在这种情况下如我们硬要召开，官方势必恼羞成怒。我并不害怕被抓。在1977初肃杀的气氛中，我尚敢一人上街贴大字报，现在全国热气腾腾一片，我还害怕被抓吗？但是广州民运呢？经过几个月的喧哗，若大的广州也就只站出来这三十几个人，而其中坚定的更为有限。一旦这些人被抓，广州民主运动算是完结。现在，人民群众的力量是不足与当局正面对抗的，也没有必要去对抗。目前中共改革派正在试图实施新的治国方略。我们民间民主力量在与之发生摩擦时，有时也应作某一程度的退却。这样既可保存幼小的民主力量，能继续在这难得的历史契机中多做些工作，也免至中共改革派两面难做，为保守派所趁。
四月三号一早，我向车间主任交了一张加班补休单，立即骑单车去找张明。我讲了自己的看法后，张明说亦有同感。我说全体会议决定的我俩无权改变，否则就违反了起码的民主原则。但目前时间紧迫，再召开全体会议已来不及，只好抓紧时间召开领导小组和监察小组成员会议吧。
我俩立即去找人，人到不齐，但已过半数。我把各种情况和自己对事情的各种预测想法都和盘托出。大家听了都表示同意。有同志还补充说：“已风闻许多公安派出所接到通知，‘四月五号烈士陵园广场会有不安定因素。要作好准备，一接到命令，就前往取缔’，看来，硬要开，也是开不成的”。我说全体会议已来不及开了，以后大家都有责任分头向全体会员作解释工作吧。有同志提出，不开是策略的，但若就此无声无息，也未免太虎头蛇尾了。我说省团委已建议明天在省团委礼堂召开纪念<四五运动>的理论讨论会，邀请我们学会的全体成员参加。又有同志提出，习书记、杨尚昆的意见我们听取了，他们亦应有所表示。我说这个意见很好，由我与张明向省团委提出。
会后我立即与李彤电话联系。李彤说尽量会使我们满意，要我等通知。这时已是四月三号下午。傍晚，李彤来电话，说今晚习、杨两书记在省团委会员室接见我们，务必准时到达。晚上七时许，我们领导小组、监察小组成员陆续到达省团委会议室。我们一行十人被安排坐在一边，对面坐着“李一哲”三人，省团委几名干部，和大学生自发刊物<未来>编辑部的几位成员，上首的沙发空着。

七、习仲勋、杨尚昆留给我的印象
习仲勋、杨尚昆出现在楼梯口，省团委干部率先起立鼓掌欢迎，大家不由自主地效仿。习、杨坐落上首。省团委书记作开场白后，习仲勋讲话。他的西北口音不大好懂，只记得有几句是：“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一定要高举，否则党心大乱，军心大乱、民心大乱”之类。王希哲相当活跃。他面带笑容手势生动地说：“现在党的改革派面临的工作和困难很多，我们理应跟他们分忧，习书记说，真难那！我们应该体会他这句话的涵意”。李正天则神情严肃，其发言内容大致是指责我们没有顾全大局。间中，我们有几位同志发言，争辩我们举行纪念会的合理性、合法性。省团委干部则出来打圆场。我在全过程中都没有发言，只是默默地听。由于我坐在一边的一端，离杨尚昆只有一公尺远。杨没有作正式发言。只是就近对我们靠近他的几个人说：“人民之声？你们就能代表人民？我们叫你们不要开，你们就不要开。如果你们硬要开，我们就要采取措施”。我听了，依然沉默，内心极为反感。习、杨先行离去。省团委宣传部赖部长继续与大家商量后天在省团委大礼堂举行纪念<四五运动>理论讨论会的事宜。回到家中，已是半夜。
四号清晨，我赶往烈士陵园，在正门张贴集会因故取消的布告。
省团委大礼堂的讨论会有一百多人参加。除了我们三十几人外，还有“李一哲”成员，高校学生干部等。省团委耍了个招数，说为了发给与会者公假证明，请与会者签到和注明工作单位。藉此，官方大致收集到我们学会成员的名单。
理论讨论会结束时，省团委表示今后还会经常请大家开会交流。就这样，七九民运中广州的一场街头政治被中共广东省委化解。此事上报中央，得到中央认可，称之为“广州经验”。即所谓对思想活跃的青年采取对话方式，在不动用专政工具，不引起社会震动的前提下化解不安定因素云云。据说与广州经验相对照的还有“贵州经验”。“贵州经验”是直截了当地抓人了事。
十几个春秋过去了，至今回忆起这些情形，仍觉得当时的退却是正确的。正由于这样，才使广州民主力量获得了较多的政治空间。<人民之声>得以按月一直出版到七九年十二月，继续力所能及地在广州宣传民主理念，并且同志们的损失也得以减少。习仲勋、杨尚昆在3号晚上的表现留给我的印象深刻。杨显然比习更为强硬僵化。后来杨会紧跟邓小平，职位节节升高，支持邓的六四镇压，而习与邓渐行渐远，同情胡耀邦，在最高权力圈中逐渐消隐都是有其内在逻辑的。

八、适当退却是政治斗争的重要策略
在人类社会的各种斗争中，适当的退却乃是求胜的重要策略。汉初对匈奴的和亲、列宁签订布勒斯特和约都是极好的例证。在文明高度发达的当代从事政治斗争，更须懂得运用这一手段。一九二七年年夏，蒋介石由于势力急剧膨胀而至在国民党内树敌甚多，更由于宁汉之争，使蒋成为箭靶。经审时度势深思熟虑，蒋宣布下野。但仅仅几个月后，由于蒋的离去，权力结构顿失平衡，各路人马争端迭起，于是，各系政要及军事头目出于不同的考虑却得出相同的结论：拥蒋复出。这可算是蒋在他政治生涯中下的一着高棋。
邓小平在中共党内斗争中也有上乘的表演。他在削职被贬时，为求复出，不惜检讨再三、自责自谤，甚至指天发誓。但一旦重获权力就脸色大变。无怪乎张春桥气得大骂：“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当然，以退却来求胜的手段是有前提的，那就是须恰到好处不失原则。否则就不是退却而是投降，或不是一种正当手段而只是无耻政客的狡诈权术。故此司马迁向汉武帝极称李陵系诈降匈奴以图再起，而不被汉武帝所接受。邓小平的那等行径也不应我们效仿。

九、八九民运未作适当退却令人惋惜
轰轰烈烈的八九民运归于失败，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运用这一策略。如果说十一年以前相对于“凡是派”邓小平是“务实派”，那么此时相对于胡、赵他就是不折不扣的保守派。而在他后面还有更保守的老人帮的党羽。以当时的政治情势来衡量，单以民间民主力量是不足以击倒势力仍相对强大的保守派。然而倘若与中共党内改革派力量协同配合，则有可能拓展新的局面。其实这也是有先例的。七八年务实派击败凡是派不就是借助了民主墙的力量吗？虽然八九年的保守派力量远比当年的凡是派要强，但八九民运的能量也比七九民运大得多啊！
如果八九民运作适当退却，使邓小平无以说服党内大员赞同武力镇压，使以赵紫阳为首的改革派有充份的时间去进行运作，而强大的蓄势待发的民间民主力量作其后盾，那么八九民运的历史就有可能重写。邓毕竟没有毛泽东当年的绝对权威，人大委员会却具有与昔日大相径庭的势态，各方面有利的因素迭加起来，改革派是有可能请保守派元老们“光荣”退休，有力量削减保守派干将手中的权力，并在此基础上推动中国改革的车轮。赵紫阳是中共迄今最具改革理念和政治品质最佳者。他从事经济改革的成效及对政治改革的筹划已体现其改革理念之真切。文革后在广东重握大权处理某些文革遗留问题的宽厚，和在六四后的巨大压力下坚持初衷更凸显其政治品质之优良。这一点最为难得。一旦被最高首领指责就俯首认错这个陈规陋习连彭德怀胡耀邦都未能破除，而赵紫阳做到了，他不愧为中共党内第一人。我们并不预期赵紫阳主政中国就可以马上实现多党制、三权分立、民选行政长官的全面民主体制，但可望在廉政建设、党政分离、开放言论等方面有一定实质性的进展。这总比当今中国政治反动僵化、经济畸形繁荣、贫富两极分化、社会铜臭熏天、贪污受贿泛滥要好得多。并且，我们还可以期望，改革派在站稳脚跟以后，会在民间民主力量的推动下继续向前迈步。
然而，学生们情绪失控，一味向前冲，不肯作适当退却，终使改革派失去运作空间，邓小平得逞，赵紫阳在广场落泪了。是痛惜学生们的伤病？是感怀个人前景之莫测？是忧虑改革前途之危难？或许都兼而有之吧。
在此我无意责备学生们的执拗。二十来岁的青年人确难洞悉政治斗争的诡谲微妙。我也无意指责导师们的失职，他们已讲得唇焦口燥了。八九民运不同于当年共产党搞的“一二九”学生运动。它本来就没有严密的组织和领导。是学生们民主意识的积累和爱国热忱高涨的产物，本身就带有相当的感情色彩。广场上情绪激昂，众说纷纭，谁都没有力量把它纳入一条精确的轨道。
试想，如果当时我们“科学社会主义”学会不是只有三十几人，而是有上千人，那情况就可能产生不同的结局。人数众多，我主导不了事情的走向。激动的人群会在鼓噪喧哗中否定了我作适当退却的建议，坚持要如期召开。即使我预见船要触礁，亦无能为力，顶多预先作一些触礁以后的救援准备工作。世间有些事情，即使是正确之举也往往是难被人理解接受的。如果样样都能处理得十分周全，岂不满街都是常胜将军？
今天，回顾过往的民运经历，着眼于总结经验留予后来者，作为今后的借鉴。说来我心中总有一丝抹不去的惋惜。七九广州民运中我们所作的一个适当的退却，不过只是使广州民运得以继续进行到八一年初全面镇压而已。而八九民运倘若能作适当退却的话，是有可能完全改写八九以后的中国当代史的啊！


原载<北京之春>1994年12月号

转自 博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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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摩克利斯剑下的抗争--广州七九民运回忆与思考(之二)

一、深深的疑问

一九七九年三月魏京生被捕。那个消息在当时那民主气氛比较浓厚的社会环境中不啻是个刺耳的噪音。我的心也为之一震。魏的罪名是出卖军事情报。我们都明白，这是“莫须有”的。真实原因是魏京生批评了邓小平。我跟不少民运参加者一样，觉得当时就对邓小平进行批评，似为时太早，不够策略。但仅因此就要抓人，那邓小平还有什么政治改革家的胸襟可言呢？

自七八年底以来，我一直对邓怀有好感和希望。我想，这些年来邓被毛压得够惨了。毛使他饱尝了有正确的话而不能讲的苦楚。这痛苦的经历会使他明白，应该让人说话。尽管在民主的全部内涵中这只是极小一部份，但却是共产党人一个极难得的进步。然而没想到好景不长，只几个月，邓小平就翻脸了。中国这场改革究竟会怎样演变下去呢？我心中深深嵌上这样的疑问。

四月三号晚上杨尚昆对我讲的那句话：“人民之声？你们就能代表人民？我们叫你们不要开，你们就不要开。如果你们一定要开，我们就要采取措施”，亦时常盘旋在我脑际。从这句充满横蛮和威胁的话来看，被毛整了十年的遭遇非但未能使他们的思想感情与人民合拍，而且依然对人民充满猜忌和戒备。藉此，我对民运的前途产生了忧虑。七九年元旦前后那种十分乐观兴奋的情绪荡然无存。

魏京生因言获罪。我们的集会不准举行，否则就要抓人。这使我意识到，目前中共当局能容忍的民主内容仅仅是某一程度内的言论，于是我感到“科学社会主义学会”的存在将会徒具形式了。我原是想藉它联络更多的人，在适当的时候举行某些较大规模的民主活动，如集会、游行等。但此时看来已无可能，再加上其他方面的考虑(有关这些将另文专述)，我向张明和领导小组建议解散学会。我认为，能集中精力办好刊物就不错了。七九年五月一号，学会宣布解散。

二、婉拒“安排”

四月五日“纪念四五运动三周年理论讨论会”之后，省团委还陆续组织了几次类似的会议。会前会后，赖部长、李彤常跟我聊聊。李彤对我说：“在同龄人中，你的知识和才干是很突出的”。赖部长说“像你这样的青年，只在工厂做工，实在是人才上的浪费。把刊物停掉吧，你的工作我们会考虑的”。我听了，当然明白其中的涵意。而且推测这还可能是更上一级的授意。但是，我的政治理念和政治人格都使我不作响应。

从六十年代末的“极左思潮”起，至此我已走过了十年的历程。十年间的所闻所见所思，已铸造了我对共产党制度完全否定的态度。如果说七八、七九年之交曾对它燃点国希望的火花，但也只是昙花一现，很快因魏京生的被捕一扫而光。我决不可能投入这个体制内，为之效力。而且，我是广州七九民运的首义者。如果我以停掉<人民之声>来换取中共省市文宣机关里一个差事，那真是不折不扣的卖论求官、卖身投靠，岂有一丝一毫民主志士的气节可言？于是我佯装没听懂，顾左右而言它。后来，他们又提过一次，我看绕不过去，就笑笑说：“多谢了，我的工作挺好。机械技术工作，有点奔头，我喜欢干它哩”。<人民之声>照常按月出版。赖部长向我约稿，请我给他们团刊写文章，议题都是安定团结之类。我以自己水平低，怕写不好来拒绝。后来他们拿了个以民主为议题的来。我觉得这个还可以纳入我的思想轨道，便应允了。他们取走稿子后，磨钝了一些棱角才登在<广东青年>上。

三、两进广州市出版事业管理局

七九年十月，魏京生被判十五年重刑，整个社会的政治气氛骤然变化。三月间魏被捕虽已是个不良讯号，但人们还在期待着最后的结局。不少人希望那只是当局摆出的一个吓人的姿态，以收到某种威摄作用而已，下手不会太重。我亦作类似推测。但是，我们都估计错了。魏京生率先背着七九民运最沉重的十字架走进了阴森的大牢。

政治气氛的丕变也清晰地体现在省团委干部脸部表情肌上。我从未主动去找过他们，都是他们约见我。此时，见面时的热度急剧降低，谈话的内容也迥然不同了。李彤对我说：“出版刊物是要经过申请批准的，不是想出就出。你们的刊物也应遵守国家的有关发令”。我说：“对对！请你告诉我手续怎么办？哪个部门管”？李说：“有省出版事业管理局，在东山xx路”。

此时，虽然张明已淡出<人民之声>编辑部的活动，但我觉得张是创刊人之一，此事应让他知道。张明听了这个情况后也很气愤。说这纯粹是在找岔，表示愿与我同往省出版事业管理局。该局干部仅在会客室里接待了我们。听了我们说明来意后，面面相觑、一片茫然、无以作答。末了，只得说：“让我们研究一下，下星期再给你们答复。我和张明走出大门后，不禁相视而笑。

不久，我们依约再次造访该局。这次谈话地点改在小会议室。该局干部拿出一九五一年中国人民共和国的出版发给我们看。其中有一条是，出版刊物须有两间店铺作保，否则不批准。我们说：“一九五一年社会上还有大量私营工商业存在，故可以定出这样的规定。目前早已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哪有店铺作保呢”？干部说：“那我们不管。我们只按国家法令办事。我们是执法机关，不是立法机关。只要这个出版法没有明令取消，我们就照章执行”。“社会主义制度下根本没有什么店铺。你们的所谓照章执行岂不是要我们去井底捞月亮”？“总之，我们不接受你们的申请。我们办事是有法律依据的。你们有意见去向其他政府部门去反映吧”。......

肥皂剧演到这里也该结束了。我和张明对干部们揶揄地笑着。干部们也对我们讪笑着。在双方和气的微笑中，我们告辞出来。走在街上，我和张明又一次大笑起来，笑得很开心。我把与省出版事业局联系的情况打电话告诉李彤。听筒里传来他嗯嗯唔唔的回应声。事情办得有交有待。<人民之声>继续按月出版。

四、坚持发行最后一期

七九年十月，北京“四五论坛>的刘青成功地在魏京生审判会上录下了魏的自我辩护词，并刊登在<四五论坛>上。我们收到后，立即在<人民之声>上全文转载。我们对魏京生坚持民主理念的献身精神，和对刘青在当前阴霾的政治气候中仍挺身而出、且办事机智周全都十分钦佩。魏京生已被中共定为现行反革命，判以重刑。我们<人民之声>仍敢登他的辩护词，说明了幼小的民间民主力量并没有被吓倒。

七九年下半年开始，陆续有一些香港大学生和社会、青年新闻工作者来与我们陆续交流。最先一位叫张永强，港大物理系学生。嗣后有刘山青、刘英杰、刘子廉、王超文、林昭寰等许多人。他们给我们带来一些内地找不到的书籍和资料，并带走一些<人民之声>和我们收集到的各地民刊。通过他们，外部世界得以更多地了解到一些国内民刊运动的情况。

七九年十二月，我们的刊物已油印装钉成册，发售广告也已贴出。此时，我接到李彤的电话：“杨尚昆要我通知你们，省委已有决定，要你们立即停刊。若有印好的也要立即销毁。至于你们印刷所花的费用，可以报一个数目上来，经济上可以补偿你们的损失。如果你们不服从省委的决定，继续出版发行，后果就要由你们负了”。话讲得很乾脆，不拖泥带水，不转弯抹角，看来是得到上头明确指令了。

当时仍在参加<人民之声>编辑部活动的除我外，还有邓文炜、朱永、黄宇生、周建中、范一平，但具体担负刻印发行的是前三个。于是我找来邓、朱两人，徵求他俩的意见。他们认为，省委是要下手了。在这种情况下，硬要出也是出不了的，就象纪念<四五运动>运动三周年的集会那样。我又向他们讲起杨尚昆在四月三号晚上对我讲的那两句话，大家都不胜感叹愤慨。末了，我说：“刊物是只得停了，但这一期已经印好了，就一定要发售，赠阅都行。总之要与读者见面。什么补偿经济损失，做生意吗？我们<人民之声>就值那百来元吗？笑话！不过，在广告规定发售的地方是不能发售的了。当局一定派有秘密警察在那里守候，我们一出现就会没收刊物并抓人。我看我们还是另找地方分头发售吧”。大家商议后决定在两个地方进行，一是在工业大道，由邓、朱负责。另一在中山大学，由我负责。就这样，有发售，有赠阅，八百多本<人民之声>总第十三期终于去到读者手中。然后，我又写了一份<告市民书>讲明<人民之声>停刊的原委，刻印后在市内许多地方张贴。最后我将回收的工本费七十多元分成三等份分由三人保管，并讲明，若今后能复刊的话，则交出再用。

此时正是七九年岁末。我以沉甸甸甸心情迎来了八十年代的第一个元旦。

五、王希哲倡议办<学友通信>

虽不再为出版刊物忙碌，但我们仍然经常碰面聚谈。外地刊物寄来了，我们都及时传阅讨论。香港的朋友也常来，有时还跟我们一起讨论中国的现状和前景。我们仍然行进在民主事业的行列之中，但心情已与前一年大不相同了。

如果说七八年底七九年春，我们是以兴奋的心情和协助共产党改革的热望投身这场社会波涛，那么七九年下半年我们在领略了共产党的猜忌戒备乃至敌意后仍奋力行进，则是执着于国家民主进步的责任感。而时至八零年，我们依然坚持初衷，不作急流勇退，则除了对社会公理的追求外，还有一份为民主而殉道的悲苍。

八零年，从数量上来看，全国的民刊是更多了。除原先较早创刊的外，陆续在重庆、北京、青岛、杭州、天津、安阳、长沙、韶关等许多大中城市中都出现了民刊。然而从社会影响面来看，却远远比不上七九年上半年。刊物的增加，既反映了中国民间争取民主的潜力，民刊的冲击波得以从几个政治文化中心的大城市向各地扩展，又说明了中共对七九民运的全面镇压尚处于举棋未定的阶段。民运影响力的降低系由当局“常规”性的镇压所至。许多地方的刊物都不能公开发售，只能在小范围内传阅。有些地方的民运志士坚持公开发售(如武汉秦永敏、朱建斌)则被警察殴打、没收刊物。警察甚至非法闯入民宅，抢走纸张和印刷工具。由何求于七九年七、八月间另行创办的<人民之路>，此时也处于这种困境。(何于七九年三月参加<人民之声>编辑部工作)

在这种恶劣的情况下，王希哲提议办一个内部通讯式的刊物，名称就叫<学友通信>。由北京、上海、武汉、广州轮流主办。主要登载各地民运同志的政治评论文章。王说，目前在当局压制下，公开的民刊活动已难以进行，用这个办法既可交流思想，也可用以维系各地的民运朋友。我觉得这个办法很好。我在<学友通信>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十年并非全是浩劫的文章。我察觉到当局利用中国人的健忘和对毛发动文革的反感以售其奸，炮制一个“十年浩劫”论。把文化革命中人民群众起来批判冲击中共官僚阶级、反政治迫害政治歧视的斗争都归入“浩劫”。对此我深感有必要给予揭露和澄清。原<人民之声>编辑部的朋友们亦承担了<学友通信>的部份刻印工作。

大概在<学友通信>创办不久，何求与其他一些省市的民运朋友商议成立了“中华全国民刊协会”，并创办会刊<责任>。有朋友建议我参加“协会”。而我觉得<人民之声>业已停刊，还去参加，岂不是担虚名？并且，从全国来看，七九民运已转入地下、半地下，社会影响力已相当微弱。此时成立全国性组织非但不能促使民运形势高涨，还徒然招致当局更深的猜忌。文化革命中的一些情况使我深知中共对全国性组织是最为警惕敌视的。相比之下，我觉得还是办<学友通信>较务实一些。

六、商议成立“营救刘青全国委员会”

八零年八月，北京传来消息，刘青被判刑三年。罪名是组织星星美展和替现行反革命分子魏京生辩护。实际情况是七九年十一月<四五论坛>公开发售时，两名成员被警察无理抓走。刘青闻讯后前去据理力争要求放人。不料警察一方面放人，一方面却把刘青抓起来。一抓就是八个月。最后还判刑。获悉这个情况后，我们都十分愤慨。那天我们几个朋友聚在王希哲家商议此事。大家一致认为不应沉默。就算不能收到营救刘青出狱的实际效果，也要以正义的呼声让中共当局知道民主运动的参加者们并不在暴力的威吓下屈服。大家商议成立“营救刘青全国委员会”，成员为各地民刊，以委员会名义发表抗议信、呼吁书。确定由王希哲拟稿，我负责刻印散发。同时与各地民刊取得联系，徵求联署。有些一时联系不上，但估计会同意的，也署上名字，以壮阵容，并继续联络取得其体谅和追认。<人民之声>没加入<全国民刊协会>是不想担虚名。但此时不是担虚名，而是担风险，故我在刻印时把<人民之声>首先署上。

抗议信除邮寄各地民刊、官方报社、政府机关、人大之外，我还在广州市区四处张贴。约一星期后，市公安局对我进行传唤，说我违反了治安处罚条例--随意在街上张贴印刷品，可处以罚金至送往劳教。几经争辩后，警察们留下一句话：以后再有违反定严加惩罚。

七、<人民之声>特刊“文化革命简析”

萧瑟的秋风一阵紧一阵地从北方吹来，有时还洒下几滴冷雨，让人们确实感到秋天的凉意。许多小道消息也一个接一个地从北方传来。最高当局已在策划全面镇压了。朋友们心头不免蒙上一层阴影。我感到达摩克利斯剑已不动声色地高悬在我们的头上。它随时都会斩下来。但我们却难以预测它什么时候斩下来。此时我的心情极类似七六年岁末。我想，一旦全面镇压展开，一丝一毫的活动空间都将被扼杀。什么事情都不能作了。我手头上有两篇手稿。一篇题为“论中共政权的封建法西斯性质”，约四、五万字。一篇题为“文化革命简析”，约十万字。<人民之声>出刊十三期，我都不敢把它们登出。此时我感到再不出，它们将永远沉睡了。<论中共政权的封建法西斯性质>立论行文极为尖锐，一旦登出，绝对会被判重刑。如在七十年代以前则必定被枪决。<文化革命简析>的基调是写历史。如果把文中某些提法、文字改动一下，(如把官僚阶级改成官僚化严重)是有可能气的当局牙痒痒又咬不下去的。于是我把收藏多年代文稿翻出来，修改、补充、刻印、装钉。一个多月的业已时间里忙得天昏地暗、头晕目眩，还有朋友们帮助。八零年十二月，近一百本<人民之声>特刊总算熬出来了，邮寄给各地民运朋友和官方机关报社，也送了几本给香港来访的朋友。

至此，我深深地嘘了一口气。中共官方对文化革命有他们的一番说词。御用文人为之帮腔润色。一知半解者人云亦云、以讹传讹。现在总可以让他们看看来自社会底层的人对文化革命的描述是怎样的。尽管这个声音十分微弱，但它终究破土而出了。

八、不打算逃亡

八一年春节随着呼啸的寒风来到人间，我们并不感到节日的轻松愉快。共产党要下手抓人已不再是传闻了，只是尚不知它的确切时间和黑名单的具体组成。一天，范一平带着他家乡的一个朋友来到我家。这个朋友很同情民运，也了解民运中某些“出头鸟”的危险处境。他劝我们在当局动手前潜逃。并表示愿意在这方面帮助我们。我笑了。在中共户籍保甲制、粮食配给制两条锁链的捆绑下，我们能跑到什么地方去？我又带着他们去到王希哲家。王希哲听了也同样笑了。但我们都非常感谢他的一番真情好意。

多年以后我只要一想起这件事，都深感我们这些人太迂腐了。我们虽是工人，属于社会下层，但毕竟未处社会最下层。其实，中共那两条锁链虽然犀利，但未必能堵塞一切社会孔道。当年不是已有许多流动商贩、流动体力劳动者乃至盲流在穿州过省吗？只要中共未象捉拿“二王”那样在全国公开贴照片布告通缉，潜逃还是有可能的。二王之所以落网有个主要原因是其中一王身高太出众，达1.86米。否则也未必落网。然而，当时我们的书生气使我们对此根本不作考虑。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对中共当局镇压民运的严酷性认识不足。我推测广州可能被抓的人有三个。我、何求、王希哲。八零年以来，何与外地民刊联系密切，又筹建了“全国民刊协会”，并全国跑了一趟。在本地亦与警方屡起冲突。我估计他的危险程度最高。我是广州七九民运的首发者。迟至八零年十二月还出了<人民之声>特刊“文化革命简析”故也有危险。但由于<人民之声>已于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停刊，我又一向只在本地活动，与外省联系不多，这会使危险系数有所降低。至于王希哲，他具体活动不多，观点持重，理应没有太大危险但他在全国名气大、影响力大，又到全国跑了一趟。如果当局把他看为“国家级”的民运领袖人物，那就难说了。

既有危险就要作好准备。我在家里坚壁清野。又于一个晚上去到何求家。为防备被窃听，我没有讲话，只是在纸上写了几行字给他看：“官方镇压在即。一旦有事，我们应勇于承担，尽量保护其他同志。何求阅毕点头表示赞同。我便用火柴把字条烧毁，迅即离去。在这杀机四伏的日子里，香港朋友刘山青竟还来广州找我们。在佩服他的勇气之余真为他捏一把汗。四月某日，他又来穗。那天恰巧厂里派我外勤，很晚才回家，没跟他见上面。后来听说他在出境欲返香港时被捕了，而且后来判了极重的徒刑。

九、抗议镇压

终于，达摩克利斯剑斩下来了。大逮捕在全国各地同时展开。何求在北京被捕，押回广州。王希哲在家中被抓走。我得知这些消息后，立即与同志们取得联系。被捕者已入阴森牢房。我们侥幸者难道噤若寒蝉？不行！我们要抗议。要让镇压者知道我们正义在手真理在胸所铸造的勇气。

我联系同志们在黄宇生家中举行秘密会议。参加者有我、黄宇生、邓文炜、朱永、范一平、周建中、王一飞。同志们的神情都十分肃穆。在当时那凶险的政治气氛中，还来参加这样的会议的确要有很大的勇气。黄宇生把自己的家作为会址更体现他民主理念之坚定。王一飞是<人民之路>的成员。何求被捕后他勇敢地担当起善后工作。

会议气氛凝重，但发言并不冷落。大家都认为，自中共政权建立以来，在其所进行的历次运动中，遭迫害者总是逆来顺受从无反抗之声。这次，我们七九民主志士一定要打破这个陈规陋习，向中共表达我们的愤慨和抗议。

用什么形式表达呢？集会、请愿都不可能。大家的意见很快统一为发抗议书，即类似上次营救刘青那样。抗议书怎么传递出去呢？有人提议张贴，有人提议邮寄。范一平则说，为了扩大影响力，最好是散发。我问他怎么散发？他说他已经想过了。有两个办法。一是到市区某个高楼，如广州宾馆的顶层撒下来。二是在开动的公共汽车的气窗上抛出。他还站起来，踮着脚尖，伸出手，做了个往汽车天窗外仍东西的姿势。“就这样，汽车一开，风一吹，传单就会飘得满街都是”。他很有把握地对大家说。我怔怔地望着范一平的脸庞。他神情严肃认真，并无一丝造作。我心中暗忖，提出如此激进勇敢的方案，要么是极坚定的民主战士，要么是......。如果是以前，我一定会立即否定这个方案。因为它太冒险了，必定会导致更多的同志被捕。毕竟，这一年多的磨炼使我稍稍学到一点“领导艺术”。我微微一笑，对同志们说：“大家看一平这个建议怎么样？或许还有没有其他可行的方式”？短暂的沉默后，有人说这样危险性太大，随即有人附和。王一飞说：“现在人大正在开会，还是寄给人大的好。我们都是公民，寄信给人大总是合法的。当然，共产党要抓人尽可编造出种种理由，但我们这样做，回旋的余地毕竟会大一些”。大家听了都表示赞同。王一飞接着提出，抗议信由他写。刻印由<人民之声>的同志担负，为保护更多的同志，抗议信由他签署。大家默然良久，显然都为王一飞的无畏献身精神所感动。

刻印场所亦须考虑周全。从前一向在我家进行。现在我肯定已被监视。为使这个工作不至夭折，我向大家提出这个问题。朱永说他可以提供一个较稳妥的地方。我还对大家说，我已长了尾巴，今天在这里开了会，宇生也会长尾巴，都不适宜去小朱提供的地方，否则全盘暴露。其他同志愿意去的都去吧。邓文炜、范一平表示愿去与小朱和王一飞共同担负起这项工作。在这凶险的时刻，<人民之声>的同志们都能挺身而出，我内心极为感佩。散会后，我嘱大家分头逐渐离去。

果然，即使是用这种温和的、符合中共自己所定法律规范的方式表达抗议也不能见容于中共。王一飞被捕了。一直关了一年半才放。王出狱后跟我谈起，公安局的人这样对他说：“原来没打算捉你。是你自找的。发什么抗议信。不把你抓起来，不知你还会搞些什么名堂”。

十、面对传讯

不久，我们这些人全都受到传讯盘问。我、朱永、范一平由公安人员直接进行，邓文炜、黄宇生则由本单位保卫干部出面。他们被盘问的内容除参与哪些<人民之声>的活动外还围绕那封抗议信的刻印和邮寄。秘密警察在他们那里什么都捞不到。范一平一问三不知。气得警察只好自己把料抖出来：“要不要我把你带到那几个邮筒去看看？你在XX街邮筒塞进一些，又在XX街口的邮筒塞进一些”。

我被传讯了五整天。前三天要我交代办“非法刊物”的错误言行，还有哪些人参与，以及与境外的联系。我力辩自己没有什么错误。办刊物是宪法赋予的权利，也曾往省出版事业管理局申请。<人民之声>公开出版了十四期，你们手中也会有，若你们认为哪些观点是错误的，不妨指出来讨论一下。至于有哪些参加者，我自嘲是秃头司令。是常常有人聊聊或帮忙搞点刻印，但人来人往，昏头昏脑地都记不得他们的姓名。香港是有些学生来找过我，蜻蜓点水坐一坐就走了。本来就是陌生人，人走茶凉，哪里还会记住他们的尊姓大名？

后两天是要我揭发何求、王希哲的反动言行。我说：“嘿,我跟何求共事的时间很短,以后就毫无联系,对他的情况一无所知”。至于王希哲我就乾脆对秘密警察说：“我认为你们又搞错了。他根本不是什么反革命。他的心愿是协助共产党搞改革。他的观点和做法都是很温和的，跟我很相似。如果他是反革命，那我也是，你们不妨把我也抓起来”。我还说：“你们共产党办事总是忽左忽右，告诉你们，你们现在抓了王希哲以后还得放他，给他平反的”。五天里，我跟秘密警察既有正面对抗也有“捉迷藏”，还有沉默以对。有时冷场良久，警察催我再三，我耸耸肩膀说，就只有这些。警察恼火之余怒声说：“你简直顽固透了，连张永强、刘山青、刘英杰这些经常跟你联络的香港人都不肯交代。还有你们<人民之声>的邓文炜、范一平、朱永、黄宇生......”秘密警察在一无所获的怒气中，忍不住自己把这些都抖出来了。

由于跟秘密警察顶得厉害，我估计自己亦有可能被抓。我想，在当时大逮捕风潮中像我这样的广州七九民运肇事者却不被抓，简直有些不合逻辑。倒不如让他们也抓去才好。所以我放胆与警察顶撞，每天随身都带着衣物毛巾等。然而我终成漏网之鱼。事后，我得知这是中共高层会议上已拟定了各省市捕人名单。我不在其中。故秘密警察多么恼怒也不能自行捕人。在广州并无公开街头活动的王希哲却被捕了。我推测中共高层是把他视为国家级民运分子了。王希哲对自己的危险出境亦无足够估计，因为我后来得知他家里的”坚壁清野“工作做得甚不周全。

此外，我们都没有预料到这次镇压如此严酷性。当时七九民刊民主墙运动的声势其实已不断趋淡，并没有与中共作正面对抗，也没有激烈的街头活动。感觉上当局没有必要出重拳。我们还以刘青只判了三年劳教为参照物，以为即使被抓，刑期也有限。但事实大相径庭。各地的被捕者都被判了重刑。广州王希哲十四年、何求十年。事实说明，民众的善良与中共的凶暴是何等的天差地别。中共的算盘是，十多年的大牢，你们这些捣乱分子即使不瘐死狱中，也只能拖着衰竭的身子回到社会上，再也无力对他们的政权构成威胁了。

十一、坚持初衷

大逮捕告一段落后，无休止的迫害则以其他形式体现出来。民运参加者们都在本单位受到种种刁难歧视和打击。朱永原在司法局工作，由于参加民运，被司法局扫地出门。他东奔西走了好久，才在亲友的帮助下找到一份电车修理厂的工做。黄宇生在省物质局工作已久。工作能力强，业务上很有成绩。科室领导申请把他转为正式干部编制，结果不但被上级驳回，还交代要控制使用，最后终被清理出来。范一平原任航运局外科医生。由于屡受领导刁难，愤而辞职，好长时间工作都无着落。他想申请去澳洲留学，公安局又拒发护照。虽然大家处境都很困难，但人人无怨无悔。我们仍常常见面聚谈。这一方面是内心的真实感情所至，另一方面也是向中共显示我们并非乌合之众。当初我们是出于追求社会正义走在一起。现在在你们的压力下我们也不会作鸟兽散。有次聚谈，我笑着对范一平说：“那天晚上开会，你这家伙提出散发传单的方法那么激进，当时我还真有点怀疑你是中共克格勃派进来的钉子哩”。言毕，大家都开怀地笑起来。

王希哲被判如此重刑，愤慨与难过交织在我们心头。逢年过节我常去探望他的亲属。其他朋友也有去。这样一方面可以使王希哲的亲属感到过去的民运朋友并没有烟消云散，大家都在挂念着他，从而给他的亲属在那阴沉压抑的社会气氛中带来一丝微小的安慰。另一方面，则是告诉中共当局，此时的民运参加者大不同于昔日政治运动中被你们迫害的人们。过去，一旦某人被定为政治罪犯，其亲属朋友一律忙不迭地与之划清界线甚至揭发批判。而今我们是怀着鲜明政治理想的民主志士。我们不会在你们的压力下战战兢兢、诚惶诚恐。我们照样挺直腰杆理直气壮地生活着。

十二、重回课堂

八一年秋，成人高等教育兴起。又传来邓小平的一句话：“他们(指民运参加者)不过是一群没有真才实学的人”。我对朋友们说：“我们所受的教育程度确实有限，都只是高中毕业。邓小平鄙视我们，大概以此为据。但事实上不是我们不好学，而是社会一度剥夺了我们受教育的权利。现在成人教育开展，，我们应尽可能重回课堂，既丰富提高自己，也是在新的形势下向中共当局抗争的表现”。朋友们大多与我看法相同。于是黄宇生考入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邓文炜考入中山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朱永考入广州业余大学新闻专业。我则先后考入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广州业余大学机械制造专业、华南师范大学历史系函授。在求学过程中我们都面临种种困难。由于都是黑名单上的人，单位领导处处刁难我们。不给报销学费，白天上课要扣工资奖金，甚至报考证明都不给开。但我们都咬着牙坚持过来了。几年后朋友们都以优良的成绩取得大专毕业文凭。我则一直不停地读了八年，取得两个大专毕业文凭、一个本科毕业文凭。有次我对朋友们笑道：“如有机会把我们这一大叠大学毕业文凭给邓小平过过目。看看他有何见教”。

星移斗转，十几个春秋过去了，但七九民运留在我心中的记忆仍无比清晰。我总觉得如果说自己在为谋取生计而辛苦劳作的生平中还做过一点有意义的事的话，那就是我参加了七九民刊民主墙运动。今天、我虽然在远离故国万里之遥的大洋彼岸，做着繁重的体力劳动，但我仍然关心着中国的脉搏。仍然惦记着当年七九民运的朋友们。我相信，我对七九民运那不可磨灭的感情和记忆将伴随我度过此生。

原载<北京之春>1995年1月号

(达摩克利斯剑下的抗争--广州七九民运回忆与思考(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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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七九民运中的内部摩擦--广州七九民运回忆与思考(之三)

民运队伍内部广泛存在着内部摩擦和纠纷。现在看来似乎是平常事，但在当时却是我始料不及的。民主运动当把全部精力用于冲击中共专制主义。可是令人烦恼的情况是，我们往往还不得不把一些精力用于应付内部纷争，即使心中极不情愿，亦难免有“人在江湖，身不由已”之感。回忆广州七九民运中的内部摩擦绝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但它既是这个运动中的成份就不应被略去，而且以积极的态度回忆和思考它会有助于我们提高自身的修养和处事能力，汲取经验教训，以使今后能尽量把民运中的内耗减少到最低程度。

一、我突然受到“批判”

七九年四月下旬，我向张明及领导小组提议解散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其原因之一在(回忆与思考之二)中已述及。其实除此之外还有两个原因潜藏我心中，但不愿和不便挑明。一是我的精力已无法承担<学会>的领导组织工作。<人民之声>的许多稿件由我撰写，刻印发售我亦是主力，还要接待来访、回复信件。<学会>举行过几次讨论会亦由我策划召集。而且，为了不让官方抓小辫子，我坚持在厂里出满勤。因此，我确感精疲力尽无法支持。

原因之二是成员中出现了一个异常积极的分子。(他的姓名我已忘却，姑且称为S)。他年约三十出头，在三月间最高潮时期加入进来，很积极，每会必到，而且愿意承担大多数成员都不愿意做的印刷装钉之类的单调繁重工作。这在当时是很难得的。我询问他的工作单位和住址。他说刚从湛江调回广州工作，在XX厂，暂住朋友家。我听了心头掠过一丝疑云。对新参加的积极分子，我一般都会抽空去家访一下。既作联谊也是作某一程度的了解。而S的说法使我难以对他作家访。

对三十岁左右的大青年和二十出头的小青年我有不同的评估。小青年参加民运多为热情所驱使，而大青年由于已面临婚姻或已建立了家庭，若仍能来参加民运，当有相当的思想作基础。当时<学会>中只有我与何求属大青年。现S加入进来算是第三个。但S只干事少语言，实难洞悉他的内心思想。不久又听到监察小组成员冯粤超说，他去过S自报的那间厂，那间厂的传达室说根本没有这个人。这使我对S产生很大疑问。但由于我在此之前已错怀疑一位成员是当局打进来的钉子，故这次不敢轻易下结论。
为了一揽子解决这类棘手的问题，我想目前最合适的办法是解散<学会>，只保留人员构成精干、钉子打不进来的<人民之声>编辑部。我向领导小组讲了<学会>应于解散的原因(当然只讲第一个原因)。有人赞同有人不表态。张明没有表态，意向是不赞成。我又找他单独商讨，并提出一个折衷方案。<学会>不解散，但与<人民之声>编辑部份开。此后<学会>的一切事务由他和不愿解散<学会>的领导成员主持，我不再参与其活动而集中精力办<人民之声>。张明听了仍不出声。

我理解张明的心情。他亦属小青年，喜欢人数众多气氛热闹的场面。一大班青年人聚在一起雄论一番是多么写意的事情。但由于那三个问题的存在使我不能再犹豫。我也不大明白为什么张明不愿与另一些领导小组成员和监察小组成员去操持<学会>工作。既然如此，也就只能是解散了。

五月一号，在麓湖公园举行<学会>全体会议。大概开会通知中已讲明了会议内容--解散<学会>--故只有半数成员到会。张明亦缺席。那天天气非常晴朗。沐浴在盛春气息中的白云山麓，湖色山光，景色十分秀丽。几个月日以继夜地干疲惫万分。能有这样一个机会小憩一下真是难得。我心情亦较轻松，打算向大家讲明情况之余好好聊聊，与大家共勉。<学会>虽不存在，但大家仍可以各种形式为中国民主事业共同努力。

不料我的发言尚未告一段落，人群中就有人向我大声喝问：“刘国凯，你凭什么要擅自解散<学会>”？并不让我答辨澄清又继续进行指责。几个人交替发言情绪十分激烈。他们指责我独断专行，什么都是自己一个人说了算。张明根本就不同意解散<学会>。他们还指责我疑神疑鬼，怀疑有的成员是当局派进来的钉子，严重打击大家的积极性......。有时几个指责我的声音同时响起，嚷成一片近乎一场“批斗会”。

我找机会插话讲明，如果他们要保留<学会>完全可以。只是由他们自行去组织<学会>的活动。我则退出，专心办刊物。但他们并不听取，继续责难不休。有人对他们说：“你们有意见可以提，不需要这样大声吵”。邓文炜说：“你们这样吵法，可是做实际工作呢？刘国凯整天都在做，刻蜡版、印刷。你们呢？你们作了些什么”？但这些声音马上被他们的嗓音所淹没。闹了好一阵，大概他们感到已把我“批倒批臭”了，会议也就散了。

二、我做了一件很不得体的事情

<学会>解散后，<人民之声>编辑部约有七、八个人，何求成为其中的主力。何求的一大特色是肯干。刻印、装钉、发售什么都愿做，而且效率和责任心都很高。这是许多人不具有的。连有些领导小组、监察小组成员都常是高谈阔论一番后甩手离去。何求的参加使我的劳动量大为减轻。为此我心中甚觉愉快，叹道：“何求早些来就好了”！

但曾几何时，这愉快就为新的烦恼所取代。何求的文稿不断交来。我一看大感头痛。这是些什么文章啊！条理不清、段落不明、文句艰涩、通篇看完，不知所云。这些稿子我不想全发，但不行。何求自己就把它们都刻印上去了。我忍着、忍着，但终于忍不住了，我向他讲明，不能未经我同意就把他的稿子都登上去。于是，这就马上遭到他的强烈反弹。

与此同时何求也对我在<人民之声>上刊登或连载一篇小说极为不满。他说<人民之声>是政治刊物，不应登小说。事情的来由是，我在七十年代上半期的黑暗岁月里，曾暗中撰写了十几篇短篇小说。内容全是描写知青、工人、城市贫民等社会底层民众的痛苦生活的。意欲仿效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结集一部中国当代的“人间悲剧”。固然，我不是写小说的料。作这样的设想说来也是志大才疏不自量力。但既然写了，又有<人民之声>，何不让它们出来见见天日呢？何况它们对现实揭露批判的深度大大超过了同期官方文艺刊物上的“伤痕文学”。但何求坚持不同意。此外何求还指责我在团刊上发表文章。他说这是接受共产党招安。我一再解释澄清，他仍然坚持这个看法。

何求独断的行事风格亦使我难以接受。比如香港学生带来一些书籍来给<人民之声>编辑部。他不徵求任何人意见，就把书用袋子全都装走拿去他家里。后我向他提起。他才说，你们要看可以向我借阅，登记一下。听那口气书都成了他私人的，我十分诧异错愕。

矛盾的积累终于爆发。何求提出他要另办刊物。我说很好！但许多资料和印刷工具都在他家里。他拒绝交出来。这时，已较少参加编辑部活动的张明知道了此事，他很是不满，说一定要取回。我有些犹豫。因我了解按何求的性格是绝对不会交出来的。但张明坚持要去。我转念一想，也好。这段时间受了何求不少气。要不回东西，出出气也好。临出发前，黄宇生等三人感觉此行不妥，不愿前往，剩下我与张明等四人前去。

果然，何求拒绝交出。双方大吵起来大概是何求家人或邻居报了派出所，两名警察闻讯赶来，要求我们停止在民居争吵，有事到派出所解决。我一看，荒唐！我们民运参加者之间的问题怎么要让共产党的警察来断公道？我不愿去，打算离开作罢。但其他人都说要去，我骑虎难下，只得跟随。何求、张明和我三人到了东山派出所后，我很少讲话。何、张轮番诉说。警察们并不多言。只是哼哼哈哈地应付着。末了，我觉得这丢民运脸的荒唐剧应该尽快结束。遂简单讲了两句径直起身离去。走出派出所大门后回头望望，看到何、张两人也在走出来。

事后，我心里窝火透了。深感自己做了件极不得体的事。简直就是出了民运的洋象。许多年来，一想起这件事心中总有抹不去的懊悔。

三、我的省思

何求离去后办了个<人民之路>。原<人民之声>编辑部的朋友基本都留下来。<人民之路>则另外吸收了成员。其中一位就是在八一年大镇压中起了很大作用的王一飞。<学会>解散、何求离去，情况安定下来。<人民之声>的朋友们工作得十分协调融洽。在这种情况下，我也得以有时间精力对过去的一些情况进行回忆省思。

五.一会议后的一段时间，我的情绪较不稳定。对那几位<学会>成员在会议上的作法十分不满。我把他们看成是不干工作，只会搞事的捣乱分子。但当我有时间冷静下来细细省思后，感觉到自己其实是负有很大的责任。在会上激烈指责我的有古学霖、冯粤超、谢金海、关镇海。而他们之所以这样，想来都是事出有因的。

古学霖是领导小组成员。筹备出版<人民之声>第四期时，我交代他负责购买纸张和油墨。他应承了。但到时他全无准备。我急得大叫：“蜡纸已按时刻好，预告后天发售的广告已经贴出，时间这样紧迫，你身为领导小组成员办事怎能这样不负责任？到时不能如期与排着长队等候的读者见面。<人民之声>的信用何在”？古学霖用眼睛登着我，没吱声。我发了一通火后立即骑单车去张罗。跑了办天总算办妥，不至误事。

大约二、三月间，谢金海曾交来一篇描述知青生活的稿子。我看了觉得在目前的高潮中有限度版面要用于登政治评论文章。关于知青问题稍放后一下吧。事后，有人告诉我他很不满。说刘国凯把<人民之声>当成他的私产。

关镇海是个未满二十岁的小青年。早在七九年元月他就参加进来了。那时学会尚未成立。他在刚参加的会议上表现出很大的热情和兴趣。总追问今后的活动怎样安排。这使我起了疑问，并与张明谈及。不料后来张告诉古学霖，古再告诉关本人。关因此极为愤怒。

冯粤超是监察小组成员。他是<学会>三十几人中唯一的老干部子弟。他与我并无直接摩擦。但他对四五集会没有坚持举行很有意见。并说有人在习仲勋、杨尚昆接见时那种沾沾自喜的神态令他作呕。在整个接见之中，我都很沉默。想来所指不应是我。但也难说，因他并没对其他任何人表示有意见，而且我一直隐约感到他对我有许多莫名的不满。因此他所指有可能就是我。在五.一会议上他批判我的火力是最猛烈的。

经过这样的回忆，我的情绪渐渐安定下来。并深深感到自己应该从中吸取经验教训。要改变自己粗糙的行事风格，提高办事的艺术。如果自己不是要当一个独行侠，而是要维系团结一班朋友共同奋斗，尤其自己在这个群体中还处于一定领导地位的话，自己就应该更加小心谨慎。

古学霖对我的恼怒应是可以理解的。我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大声责备他，叫他面子如何放？没有按时完成所应承的工作，致使刊物面临不能如期出版的损失，他理有内疚。但这一推论是以当事人的品格相当优良为前提。然而在实际社会生活中，这前提往往是不充足或不存在的。一个人参加民运，只能说明他对中共政权持有某一程度的否定态度，并不能说明他一定具有系统的民主理念，更不能证明他品格上的优良。想想自己就远远不是完人，又怎能要求他人是谦谦君子呢？并且，即使撇开这个品格问题不讲，我也不应当众责备他。因为这毕竟不是什么原则性的错误。大家都是凭着一股热情去投身民运，“业余闹民运”，都会有这样或那样困难。一时未完成工作，会是由于某些难言的原因，应予以谅解。民运组织中谁是谁的领导？只有在中共的官办企业中领导才可以训斥下级，在美国私营企业里，老板呵斥了工人，工人都可能愤而摔工具辞工不干，何况是在没有上下级隶属关系，没有工资支付关系的民运组织中？我即使批评他，也只能是个别地，心平气和的进行。否则，后果一定不良。

谢金海对我的不满是文坛上司空见惯的问题：因投稿未获刊登而引发作者与编者之间的矛盾。记得广东文坛大名人秦牧就曾大叫其苦，说来稿太多。作者大都认为自己的是上乘之作，而编辑们却另有看法。许多来稿未获采用的作者写信或亲身来杂志社质问以至怒骂，杂志社穷于应付。秦牧大声疾呼，文坛这条路太窄，青年们的聪明才智请往别处发展吧！不过我面临的这类情况并不多。对谢金海我本应找他单独谈谈，说明暂不采用其稿的原因，请他谅解等等。这样他的心理或许较能平衡。但我在忙碌中把他的来稿往抽屉里一放了事，这的确是不尊重他人的劳动，到头来我就自食其果了。

关镇海对我的恼怒更是合乎逻辑。一个小青年满腔热忱地来参加民运，却被怀疑为特务，受到冷遇，那份气愤是可想而知的。回想起来，自己当时的分析水平也实在是太低了。关提出那么多询问确实令人难免生疑，但怎么不想想中共秘密警察当局哪有不满二十岁的小青年可派来作卧底的呢？而且真的坐探，当不动声色、工于心计。象关那样直接询问，明显是为小青年的热忱和好奇心所驱使。还有，即使有疑点也应暂存心中，再细心观察小心提防便是，岂能轻易对他人讲。世间没有不漏风的墙。

我与这三位学会成员的摩擦，显然是由于我工作方法上的粗糙所引起。而事情是会发展的。摩擦一旦产生，对方都不会把我的错误仅仅归结于工作方法的问题上。当他们聚在一起各吐心中的不快并取得共识后，其观点必然会大幅度升级。我工作方法上的欠缺被他们上纲上线地评判为政治品质的恶劣--专横独断、把<人民之声>当作自己的私产等等。进而，他们就会商议在某一个最好的时机对我进行抨击。五月一号的“批判”会就这样发生了。而在此之前忙碌不堪的我却懵然不知。

与何求的摩擦源于观点分歧的那部份可视为基本正常的。而到何求家中要取回印刷工具所引起的争吵则是绝对错误的，完全属于典型的无原则纠纷。当时我完全是意气用事。明知东西是要不回来的还是要去。如果我当时多一分忍耐，少一分焦躁。多一分宽容大度，少一分报复心理，这件出民运洋相的事就不会发生。

记得七九民运大体结束后不久，一位名叫温庆华的原学会成员来访，我向他谈及过去的这些事情。他说：“是啊！一个政治组织的领导人往往需要有相当的领导艺术，有时甚至要能委屈求全才行”。随着岁月的流逝，阅历的积累，使我更深地洞悉到，当年的我离一个领导者起码应具备的质素和能力还差得很远。

四、我对如何处置民运内部摩擦的思考

七九民运的内部摩擦并不限于广州，其他地方都不同程度地发生着。武汉秦永敏就曾来信向我提及他已身心交瘁。原因不仅由于当局的压力，更由于内部的一些纷争。尤其使我感到意外的是，我接到一位外省民运朋友的来信。信中指王希哲只写稿，而从不做刻印之类的事务工作是老爷作风。他要我转告王希哲，民运中不应有老爷。任何人没有老资格可摆。这使我十分吃惊。因为他远在外省，竟有这样的评论，姑且不去讨论它是否偏颇，也要惊讶他怎么知晓广州的情况。

<中华民刊协会>的成立，引发了一些省市民运朋友对其代表性资格的质疑。甚至有另行成立类似组织的迹象。幸亏当时已面临了中共当局的巨大压力。弱小的七九民运没有能量去用于大面积的内部争端，否则由此而引发的一场内部摩擦也会是相当可观的。

来到海外后，我发现海外民运的内部摩擦比当年七九民运更严重得多。我惊讶之余游离在民运组织之外。海外民运的内部摩擦唤起了我对广州七九民运中某些极不愉快的回忆，也使我的反思超出了原有范围，而对如何处置整个民运内部摩擦都进行了思索。

并不是海外民运内部的所有争端都属于内斗。源于某些观点分歧的争论、对某些事情不同的见解而产生的批评、反批评等，都应视为正常现象。然而，无庸讳言的是，海外民运的确存在有内斗。怎样才能把伤害民运肌体的内斗减少到最低程度呢？当然，海外民运的内斗与中共派遣分子的蓄意制造或扩大有关，但更经常性的则系民运参加者的素质使然。这个素质应份成两个部份。一是能力问题，二是品格问题。广州七九民运中的内部摩擦，其中我应负责的部份，主要来源于我处事能力的低下--不善于处理古、谢、关等人的问题。另外也与我的品格有关。到何求家大吵是我不顾大局、意气用事所至。能力的问题可以通过磨炼来提高，而品格的提炼和升华则相对困难。本来我总以为民运参加者的品格水平起码都会超过社会的中位值，但事实看来并非如此。人性中的某些负面因子，如嫉贤妒能、投机取巧、文过饰非、诿过于人、刚愎自用、偏狭报复、争名逐利等等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于某些人身上，而且不能预期短期内有大幅度的改善。换言之，因此而引起的内部纷争会持续下去。故此，为切实减少民运的内耗，应另辟蹊径。这蹊径就是分道而行，即实行组织上的多元化，不强求大一统。比如行车，为减少车辆间的碰撞，可以划分车道，还可以另建道路。只要前进的大方向基本相同，这些方法都是可以考虑的。

其实，即使是基于民运内部正常的观点分歧去考虑，分道而行也是需要的。如主张体制内改革的人就不宜与主张体制外斗争的人统一到同一个组织中。主张武装革命和和平演变的人亦难在一起运作。另外，从人的性情上去考量，分道而行也是有益的。应正视这样一个事实。民运的参加者大多有一定的个性。从气质学上去考察，当属多血质的居多，胆汁质的亦有，仰郁质很少，粘液汁绝无。多血质活跃、胆汁质猛烈。当这些性情的人聚在一起，有时仅因执拗、冲动就会产生摩擦。更为麻烦的是，有时因正常观点而产生的意见分歧，会在激烈的争执中走样，变成了攻击。而某些属于人事上的纠纷，个人间的嫌恶又会披上一层观点分歧的堂皇外衣，令人深感困扰棘手。故此，只有在观点上没有明显分歧，个性上又能互相包容的人们才适于在最近距离内合作。否则，还是分开做事的好。比如在<人民之声>里，何求与我争执甚剧。但一旦分开后就相安无事。目标都是为了促进中国的民主事业，工作可以分开来作。

分道而行并不是分道扬镳，并不是井水不犯河水，并不是老死不相往来。当前海外民运可做的工作，主要是宣传民主理念，戳穿中共谎言，揭露其压迫、剥削人民的本质和欺骗人民的种种伎俩，探索在政治上、经济上建设中国新社会的方案，并凝聚力量，及对国内民运组织、民主志士以各种形式的支援。这些都是细致的工作，不需要进行大兵团作战。但若某些工作可以联合一起来作的就一起来做。如在成立<营救刘青委员会>时，何求又与我走到一起了。若到某一天，形势发展到民主力量有可能以波澜壮阔的群众运动与中共政权对决时，各民运组织就应适时地结合成较大机体，以承担这一重任。海外民运组织以质为主，不以量为追求。这类似军队中的教导队。一旦中国民主浪涛卷起，以原先的各民运组织为粘合剂，以其成员为骨干，就可汇聚起浩浩荡当的民主大军，去冲决中共专制主义的高墙。这个道理连中共都深为洞悉。故它总力求把民运组织扼杀于摇篮之中。分道而行，增加各民运组织的活动空间，减少不必要的摩擦纠纷，并不是说民运组织之间只许强颜欢笑，营造不真实的一团和气。观点上的歧见当然可以讨论乃至争论，错误的事情当然可以批评，更激烈的斗争还可以放到日后。

或许在今后某个时刻，民主政治在中国大地上初具规模后，民主阵营内的盟友们龃龉公开。其来源既有新近的摩擦，也有昔日民运“在野”时已种下的蒂芥。其成因既有观点上的分歧，也有个人品格上的冲突和人事纠纷的累积效益。不要紧，此时彼此之间不妨一一过招。张三竞选议员，对他不以为然的人大可以根据事实，力陈此人生活奢华、漠视民生，或骄横傲慢、颐指气使，根本不适合作民意代表。李四要竞选市长，对他素有不满的人也可以事实说明此人才智平庸却有刚愎自用根本不具备作一市之长的德才。总之，在那时各路的英雄好汉们都将在社会的广角镜前“验明正身”，接受民众的弃取。

历史小说<李自成>中有一段这样的描写。李自成只带少数随从入川，找张献忠协调攻明大计。张的亲信一再建议趁此天赐良机把李自成除掉，以绝日后争夺天下的后患。张犹豫不决。一日张在与李的聚谈之中突然发问：“破明之后，天无二日，国无二主，我兄弟俩该如何”？李大惊之余从容应道：“倘若果真如此，我兄弟俩也当明明白白地在战场上拼个水落石出。总不该在明庭大军仍在对我们进剿之时先关着门自相残杀起来。既误了破明大计，也为天下英雄耻笑”。张听毕，颌首洒笑。

如果说昔日为封建帝王思想所主宰的农民起义领袖尚能如此理性地处理他们之间的嫌隙争端，那么，今天以民主理念为信条的民运领导人物当更应有高超的工作艺术以理顺营垒内的各种争端。

以上所言，只是一个普通民运参加者从自己过往的失误中产生出来的一些联想思索。不知是否片面偏颇、牵强附会。其动机确系在自我反省的同时也提供一点思绪供民运朋友们参考罢了。若朋友们觉得它尚有一点参考价值而不弃之如蔽屣的话，那我将感到莫大的欣喜。

原载<北京之春>一九九五年二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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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思想解放运动之探源--广州七九民运回忆与思考(之四)

关于广州七九民运的回忆与思考已写了三篇。围绕着<人民之声>所展开的内容大体都已涉及。但停笔之后心头又总有一种言犹未尽的感觉。七九民运为什么会失败，它注定是要失败的吗？它与它之前、之后的民主运动、民主思潮有什么关系？中国民主运动今后发展的趋向如何？等等，许多问题盘旋仍然在脑际。

一、大沙漠那边的绿洲遗迹

在中国当代此起彼伏的民主运动中，哪一次应视为第一次呢？有人说这个殊勋非七六年“四五运动>莫属。有人认为七四年广州李一哲大字报堪称民主浪潮第一波。而我则觉得，早在五七年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党进攻，已是当代中国民主运动的第一响。

于五七年盛夏的“反右”运动中，被打成“右派分子”而受惩罚的知识分子、工商界人士、大学生有好几十万其所谓向党进攻的内容，大多只是对中共个别政策措施提出了异议；对本单位党员干部的工作作风进行了批评；对自身所受的不合理、不公正的待遇表示了不满等等。其实这些都远远未对中共政权构成威胁，甚至也谈不上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对中共的政治观念有所挑战，因此它确实谈不上是一场民主运动。而且，如果“向党进攻”的内容仅此而已的话，“反右”运动大概也不会发生。

“反右运动”由中共的“开门整风”导出。中共中央于五七年四月二十七日发出开展整风的指示。五月二号<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为什么要整风”？说这次整风与以往的一大区别是邀请党外人士参加。号召他们向党提意见。什么原因促使中共要这样做呢？
五六年夏季的波兰波兹南工人运动和秋季的匈牙利事件给中共高层以相当震撼。虽然他们确信自己的统治力远较波共、匈共强大，此类事情不会在中国再现，但也意识到由于党员干部的品质作风问题，会使群众产生不同程度的不满。这种情况的累积终究不利于自己的统治。中共高层当然绝对不会认为自己实行的社会制度和政治结构会有什么缺陷。倘若现实生活中确有些弊端，那也只是中、下级干部的不良行为所至。刘少奇在中共“八大”政治报告中说，中共执政后，某些党员干部的违法乱纪、贪污腐化已经相当严重，有必要严加处置。中共中央的整风指示中明确指出：整风的目的是纠正党内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毛泽东也说：“一九五六年个别地方发生了少数工人、学生罢工、罢课事件。这些人闹事的直接原因只是物质上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但是发生闹事的更主要原因还是领导的官僚主义”。

当时中共高层心中的打算是，通过人们向党提批评意见，甚至发发牢骚，使其心中的不满渲泻掉，亦给党内的官僚主义一定的压力，促使其有所收敛，从而在新的高度赢得了广大民众的拥护信赖，中共的统治也就更巩固了。如果日后那几十万被打成“右派分子”的人们百分之百都是按中共设计的这个轨道来运行的话。事情会有个飘飘亮亮的结局。人们心中的一些怨气发泄了，心里舒服了，某些领导干部颐指气使的态度有所改正，有关部门对民间的疾苦较为重视。中共高层以虚怀若谷、豁然大度的形像出现。党的形像更加高大完美。人民群众也对党感恩戴德。共产党的社会主义社会何其美好，“贞观之治”当相形见绌，唐宗宋祖也稍逊风骚了。

可是，有百分之一的人没有按照共产党设计的轨道运行。共产党设计的美妙程序被这百分之一的出轨者搅黄了。这些人不仅仅是批评共产党的某项政策法令，不仅仅指责某个共产党干部的品质作风，而是向共产党的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发起了挑战，使共产党政权的法理性遭到严重质疑。

“民盟”副主席、交通部长章伯钧认为中共党组织与政府机构应有明确分界，即应党政分立。这是对中共党政合一(欧洲中世纪政教合一在当今的借尸还魂)的直接挑战。他还提议成立政治设计院，来制定国家的法令、法规、措施，这无疑是要分割中共的统治权。

“民建”副主席章乃器认为阶级已经消灭，领定息不算剥削。如果说民族资产阶级仍有两重性的话，其消极面是次要的，其表现形式只是自卑和畏缩。这简直是与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理论和随时准备把民族资产阶级拖是阶级斗争杀牲祭坛上的谋略唱对台戏。

“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光明日报>总编辑储安平指出很多党员的才能平庸，却被委以重任。他认为这实质是“莫非王土”的思绪在主导，形成了党天下的局面。他质问，国务院有十二名副总理，其中没有一个非党人士，难道非党人士的才能都十分不堪？显然，这是对中共垄断社会公权力的直接抨击。

“民盟”副主席、森林工业部长罗隆基认为当时中国法制极不健全，以至蒙冤者甚众。他建议成立“平反委员会”，全面审理三反、五反、肃反等次政治运动中的大量冤案。这是对中国执政以来重大政治措施的控诉和否定。

<文汇报>社长、全国人大委员徐铸成报怨该报一位中共党员副总编文化程度有限，从未做过新闻工作，但却掌管用稿大权。常把许多稿件都改成党八股。另一位新闻工作者讲得更明白。他要求彻底实现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和出版自由。钳制言论和新闻封锁是共产党赖以控制社会的法宝。徐铸成等人要中共放弃这个法宝，无异于对中共釜底抽薪。关于这些可以搜集资料，编成一大部“大右派”的言论录。

如果说中、老年的民主党派领导人、高级知识分子还是在座谈会上、报刊上温文尔雅地向共产党发起审慎的挑战的话，那么青年“右派”们则情绪激昂地展开了他们的行。北大学生一马当先，上百张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从中共党员干部的工作能力、生活作风到中共的一些方针政策都成了他们奚落、嘲讽、批判的对象。物理系学生潭天荣以其犀利的言词、敏捷的诗才、机智的辩才掀起了旋风。中国人民大学学生林希翎认为当时中国实行的并非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她说：“真正的社会主义应该是非常民主的，而我们的社会主义并不民主”。她说还要给起个名字，叫封建社会主义。

沈阳师范学院共青团干部张白生说：“自解放以来实际并不存在社会主义民主。宪法只是一纸空文。集会、结社、出版等项自由虽写进了宪法，但人民并没真正享有。共产党实行独裁。国家绝对权力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全国人大只不过是泥人偶像，开会举举手，做做样子罢了”。

北大另一名学生钱居平写的一篇文章更是令中共高层震惊。文章题为“论阶级的发展”。该文尖锐指出：“在旧的阶级消灭以后，一个新的阶级已经产生。这个新阶级在特性上不同于旧的阶级，但无论如何总有其自身的特点......就生产资料而言，主要的党、政、军人士掌握着权力，代表了人民中很小的一个百分数，共同享有这些生产资料。他们把这种情况装饰起来，叫由人民共同享有。这些官吏们相互支持，有意识地组成了新的社会集团” 。除了以上那种石破天惊的理论外，青年学生的语言更如烈焰四射的火药。“右派”学生严仲强的大字报写道：“自上而下的官僚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形成一座大山，沉重地压迫着人们的心情。可是现在人们愤怒的火炬已从每个裂缝中并发出来。”“五四的火已重新燃烧起来。老爷们、公子们，尽管你们道貌岸然、一本正经，但也掩盖不了你们的罪行。历史是不容抹杀的。让你们发抖吧！让你们从宝座上滚下来吧......现在该是人民向你们清算的时候了”。

中国人民大学青年讲师葛佩琦的讲话使中共在震惊之余逮到了反击的口实。葛说，共产党员们若不改变他们的某些政策，特别是非党人士的态度，那么后者的极端愤怒会做出对他们生命不利的事情。这句话被共产党概括为，右派分子号召杀共产党。

面对这突然爆发的政治大地震，中共高层极感意外和惊赫。当他们从最初的强级震撼中定过神来后，立即为狂怒所主宰。他们万万没有想到邀请党外人士帮助党整风会造成对共产党政权如此大胆的攻击和否定。对民主党派领导人士，中共认为已给足了面子。江山是我们共产党艰苦卓绝，苦斗近三十年，用了几百万条人命打下的。你们民主党派不过是敲了几下边鼓而已。但我党已给了你们丰厚的酬答。从优渥的物质生活待遇到部长级高官。没想到你们竟如此得陇望蜀、不知进退，竟要与我党平分秋色，真实岂有此理！那些年轻小子更是可恶。我党给你们官费读书，毕业后保证你们有广阔的仕途。待遇如此优厚，本应饮水思源，为党尽忠效力。但真没想到你们竟然如此恩将仇报、狂犬吠天。真是丧心病狂、十恶不赦！震怒之下，中共高层认为摆在自己面前的只有一种选择，就是把这“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党的猖狂进攻坚决地打下去。中共高层这一怒非同小可，它狂乱暴戾，不分青红皂白地把那不足百分之一的挑战者和百分之九十九以上只发了一点牢骚的总共有好几十万的人，全都一古脑扔进政治绞肉机里，绞它个稀巴烂。

二十几年后，邓小平承认“反右运动”严重扩大化，对绝大多数右派分子都予以改正。但始终给极少数人保留右派头衔，并以此论断反右本是正确的、必要的。在此，我似乎殊途同归地与邓小平取得共识，就是那不足百分之一的人确实是从根本上向中共政权的实体及意识形态发起了挑战。所以我把它誉为中国当代第一次民主运动。而邓小平也正因此一定要抓住所谓“一小撮”不放了。

陷入“阴谋’或“阳谋”的讨论是多余的。“阳谋”论无非是毛对后来流传社会上“阴谋”论的碰撞和反击。毛与中共高层决不会承认自己对潜藏于民主党派人士、高级知识分子、大学生中的反对情绪甚缺洞察；决不会承认自己精巧的构想竟受到现实无情的嘲弄。你说我们要阴谋吗？嘿，只讲对了一半。搞阴谋太猥琐，太小家子气了。老子搞的是阳谋，明火执仗、光明正大，柰何？完全表现出一副市井无赖的嘴脸，充份反映了毛刁蛮的个性。

中国第一次民主运动失败了。这是由于当时中共政权尚在建立之初，其反动本质还远未完全暴露。广大群众的民主意识还处于绝对的蒙昧状态之中。人民群众被中共深深蒙蔽着，对他抱有幻想。数量极少的民主志士主要是从国民党时期过来的中、老年人。在昔日国共之争时，他们曾支持过在野的共产党。中共执政后他们亦曾短暂地欣喜过，但良宵苦短，他们很快就品尝到共产党的个中滋味，失望之余顿起歧见。从国民党时期带来的民主惯量使他们实难顺从地运行于中共的专制轨道之中。然而星移斗转今非昔比了。从前是两雄相争别有分店。现在是一党独大占山为王。出轨的下场只能是悲苍的了。至于林希翎、钱居平等青年民主志士由于数量实在有限，在中共强大的动员机器面前，亦只是以卵击石罢了。

镇压了中国的第一次民主运动后，中共政权向极端专制的方向疾驶猛进。非党报刊消声了；非党高级政府官员匿迹了。“右派分子”受到严厉的惩罚，并被打入中共政治种性制度的贱民阶层，其亲属子女也跟着受尽歧视虐待。幸存的知识分子噤若寒蝉，人民群众谨小慎微。中国社会的政治生态从此进入了一个寸草不生的大沙漠。只有专制的风暴在戈壁滩上呼啸；游走的沙丘在填塞一切泉水溪流。此后的岁月里，中年的父母常满脸惊惶地向不大安份的青少年子女讲述“反右”运动，犹如年轻的妈妈向幼儿讲狼外婆的故事。反右运动“教育”了中国两代人，共产党的权威是绝对不可冒犯的。

“右派”的故事太遥远了。这遥远首先来自代沟。对于七十年代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右派分子”中的大多数是是他们的父辈；章伯钧们则是他们的祖父辈。而对于九十年代的青年来说，更升格成了祖父辈和曾祖父辈。

这遥远还由于那政治大沙漠的阻隔。后来的一代又一代人断断续续了解到一星半点有关“右派”的传说。大约知晓从前曾有一些人在大沙漠那边开垦过一小块绿洲。但昙花一现，很快就被戈壁滩上的风暴吞没，只留下一点辛酸的遗迹。现时，从大沙漠这边向那边放眼望去，只见戈壁滩上天昏地暗一片荒凉，连那点遗迹也难看得清了。

然而还是有极少数的拓荒者历尽艰辛，经过长途跋涉越过了政治大沙漠加入到当今新的拓荒者行列中。王若望、刘宾雁、李慎之、方励之、林希翎......等中国当代第一次民主运动的先行者们，理应受到后继者由衷的尊重。

二、中国当代思想解放运动的源头

既然五七年的“右派分子向党进攻”是中国当代民主运动的第一波，那么，它似乎顺理成章地就是中国当代民主运动的源头了。然而我却不这样认为。因为，由于那政治大沙漠的阻隔，使这第一波与后来的浪潮不相关联。后来一批又一批民主事业的拓荒者基本没有从它那里取得思想素养。那么，中国当代思想解放运动的源头在哪里呢？

在文化大革命后期(一九六八年，笔者持三年文革论)的“极左思潮”。“极左思潮”是中共所命的名字。在此我沿用了这个历史名词。不过我感到有必要对中共政治术语中的“左”与“右”稍微进行一下探讨。因为五七年的右派被指控为反共，六八年的“极左思潮”又被指控为反共。怎么中共眼里的左、右都是反共？真搞得人稀里糊涂、一头雾水。左、右这两个方位名词被赋予政治涵意系始于十八世纪法国大革命。在当时的国民大会上，从主席台上望下来，坐在右边的国民代表政治观点保守，坐在左边的激进，居中的摇摆不定。故在此后的政治概念中，左派被赋予代表进步，右派代表保守、落后乃至反动。

中共所实行的政治归类中，反对它的人是落后的、反动的，故属于右派。拥护它的人是进步的、正确的，故为左派。沿着这一思路延伸下去。既然“左派”是拥护共产党，那么“极左派”就是极端拥护共产党了。于是有人会向我大声疾呼：“你搞错了！极左思潮当是极端拥护共产党的思潮。它怎么会是中国当代思想解放的源头呢”？看来事情倒还真有点混沌。为了弄个明白，还确需从头道起。

文革风暴起于六六年初夏。当时毛故意撒手外巡，刘、邓主政，派出工作组在大专院校、机关部门、企业工厂大搞批斗各单位的小三家村、小吴含、小邓拓。此时，由刘、邓判定左、右派的标准是：既拥护党中央又拥护地方党委和工作组的是左派，虽表示拥护党中央但反地方党委、反工作组的是右派。六六年秋冬，毛把刘、邓踢开，自掌运动大舵，并宣称刘邓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他说刘邓派工作组是错的。他声明文化大革命是整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直至个单位的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不是整群众。于是左、右派的判断标准有了剧烈变动。表示拥护毛中央、反对刘邓中央、反对地方党委和工作组的造反派被毛中央视为左派。曾表示拥护工作组、地方党委的被称之为保守派。(但未被称为右派，这是耐人寻味的。若要作清晰剖析须另作专章)

六七年整整一年，中国社会在大动荡之中。其中既有中共高层瞬息即变的派系权力斗争，更有造反派组织在毛中央的支持下与中共地方党、军势力的斗争，和造反派组织与拥护中共地方党、军势力的保权派组织之间的斗争，当然还有地方党、军势力内部的派系权力斗争。而所有这些斗争又都是交织纠缠在一起的，故显得十分混沌复杂。

然而，文革造反派的辉煌岁月十分短暂。仅维持到六七年深秋，毛中央就明显表示出对造反派的厌恶。这一方面是它已利用造反派冲垮了它所要肃整的刘邓体系，按照鸟尽弓藏的原则，造反派不再具利用价值。更为重要的是，造反派中的一些人不服从鸟尽弓藏的原则，不乖乖地“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略部署”，不听从毛中央的号召解散自己的组织，不服从安排地去争各级革命委员会中的名额职位，甚至去找毛中央所信任的地方各级“新生红色政权”的麻烦，这使毛中央考虑，仅仅鸟尽弓藏是否够，是否还应实行兔死狗烹。最终使毛中央下决心“烹狗”--在六八年夏秋放手让各地军方和“新生红色政权”，以及保权派组织以强力乃至血腥屠杀镇压造反派--是萌芽于六七年岁末、流传于六八年的“极左思潮”。

“极左思潮”产生于这样一种社会情势之中：毛把在前阶段中大量被造反派群众“打倒”的地方各级领导干部，都以其重新回到了毛主席革命路线为由扶进了“新生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而不久前造反派群众是响应毛的号召才去“打倒”他们的。在毛如此的变幻面前，造反派们一片混乱。经过一段阵痛后，造反派分化了。一部份造反派认识到只有“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略部署”自己在政治上才有前途。于是他们放下心头的种种疑问和别扭去与复职的领导干部握手言欢，去向不久前镇压过造反派的军方低头致敬，以此维持自己左派的名份和业已获得的政治位置。而大部份的造反派群众则消沉了、灰心丧气了。他们原以为“打倒”那些昏官、贪官、狗官后会有些新的景像。怎么新法他们并不清楚。但总不该象这样一个个官复原职。这样搞法我们以后还会有好日子过？还不让他们慢慢收拾过够？唉！罢罢！以前做的算是看错了势头，从现在开始洗手不干了吧。少跟那些官结点怨，以后少受些报复。但是，造反派中少数人却决然奋起了。他们坚持认为自己前阶段批判当权派欺压迫害群众没有错，揭露当权派品质恶劣作风专横没有错。他们本企望着文化革命会带来巴黎公社式的前景，故对“官复原职”的严峻现实产生了极大的疑问。一年多来运动的反反复复、风风雨雨使他们悟出某些大人物是要把他们的一切行动都纳入某个轨道，充当政治工具。他们渐有被欺骗出卖的感觉，愤然喊出了“要群众运动，不要运动群众”的口号。在这少数人中的更少数人由愤懑升华到一种更高层次的思索。他们离开了经典的文革派斗、罢官路径，把目光投向社会深层。运动中揭露出来的许多黑暗面促使他们思考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不合理的社会现实？又怎样才能实现社会主义的美好理想？当前仓促实行的“三结合”红色政权是否真是人民的政权？如果不是，该怎么办？

显然，运载这一连串的问号的思潮大大突破了毛中央所规定的思想框架。毛中央敏感到，尽管这个思潮尚不清晰、欲言又止，但其实质是确定的，那就是把疑问和反对的矛头指向了现存的根本体制，而这一体制是毛要坚持的。于是毛中央感到决不能坐视其泛滥，遂发出了严厉的斥责，把它判定为“反对新生红色政权”、“炮打三红”、“怀疑一切，否定一切，打倒一切”的“极左思潮”。由于这一思潮产生于曾有左派名份的造反派之中，且更激进得多，故毛中央将其称之为“极左思潮”。但随着造反派左派名份的丧失，从被利用的工具沦落为替罪羔羊并被反复清算后，“极左思潮”也被毛中央重新正名为“形左实右”、“极右”。于是文革“极左思潮”也就完成了一个“验明正身”，回到它应有坐标的过程。

“极左思潮”在许多省市的造反派组织中都不同程度地、或迟或早地产生着、传播着。而最早见诸文字、最具理论性战斗性的是湖南“省无联”的政治纲领“中国向何处去”？其执笔者竟是个年仅十八岁的长沙高中学生，名叫杨曦光。在此节录“中国向何处去”几小段最关键的论述，让九十年代的人们了解一下二十多年前思想解放先驱者的声音。

“现在百分之九十的高干已经形成了一个独特的阶级......这个‘红色’资本家阶级已完全成为一个 阻碍历史前进的腐朽阶级。他们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关系已经由领导、被领导的关系变成统治和被统治、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红色资本家阶级的阶级利益特权和高薪是建立在广大人民群众受压抑和剥削的基础上......一月光明风暴是革命人民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推翻旧世界和建设新世界的伟大尝试......这个被推翻的阶级就是十七年来在中国形成的‘官僚主义者阶级’”。

“任何一次革命都必须触动军队。中国既形成红色资本家阶级，军队当然不能脱离在这种社会现实之外。而一月风暴还根本没有触及一切革命的要害问题--军队问题。军队走资派与地方走资派利益的一致性决定了它不可能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三结合’的提出等于把在一月革命中倒台的官僚又重新扶起来。而‘三结合’不可避免地会成为军队和地方官僚起主导作用的资产阶级篡权的政权形式......由于这时革命人民没有把走资派当成一个阶级去推翻，大家都认为文化革命是清洗单个的走资派，利用一部份革命领导干部(即官僚)去打击另一部份官僚，因此......彻底的社会革命就不可能实现”。“中国向何处去”很快被各地一些造反派组织翻印。这常常是藉批判为名行传播之实。毛中央在发现这个异端邪说之后极为震惊，马上着手予以扑灭。而且他们还很快察觉把“中国向何处去”冠以“极左思潮”并不恰当。因为在中共的政治思维中，左总比右好。左就算有错也只是认识问题、水平问题。右就完全是立场问题、原则错误。极左是左得厉害了些，固然不妥，但总不是原则问题。而“中国向何处去”是从根本上否定了新生的红色政权，否定了共产党自诩的人民性，把几乎整个中共干部队伍都推到人民的对立面，并号召人民起来推翻它。因此，这根本不是什么极左，而是右，甚至是极右。又因为它是在打着红旗反红旗，打着毛主席的旗号反毛主席。因而更精确的判定是形左实右。这也就是上面谈到的“验明正身”。

近日在<中国之春>上看到王希哲先生一篇题为“关于李一哲思潮”的文章。文中说道：“李一哲思潮是向右走的，不是向左走的。”我想王希哲这样说是否鉴于在民主营垒中，中共封为左的，名声就臭，极左就会极臭。所以忙不迭地撇清李一哲思潮与文革“极左思潮”的分野。如果只是这样的话就不必过虑了。然而再细看下去，我不能不感到万分惊讶，因为王希哲先生竟真的认为“中国向何处去”的思潮是反人民的。他文中这样说道：“一九七六年的四五运动，无论在北京、上海、南京，其参加者只可能是反极左思潮的同志、朋友或同情者，而不可能是杨曦光、鲁礼安等人所代表的‘省无联’、‘北决杨’极左思潮的同志和同情者。如果在一九六八年至一九七六年杨曦光们仍然发展着极左思潮，没有向任何相反方向反省的话，他们不但不可能投入四五运动，相反，他们只能是四五运动的敌人，是毛泽东、华国锋、江青镇压四五运动的坚决支持者。道理很简单，他们的纲领是要打倒周恩来，而李一哲及其同志、同情者是要保卫周恩来。”

“极左思潮”一个鲜明的论点是“新文革”与“旧政府”矛盾的尖锐化。新文革系指毛及其亲信体系，“旧政府”暗指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从中央到地方各级的政府官员。“极左思潮”自行定位于毛革命路线的忠实执行者，并相信毛的原意是要打烂旧的政府机器。只是由于这副旧机器的力量太强大，又得到军队的支持，故毛的革命路线屡受干扰乃至挫折。

站在九十年代中期的历史高度回首望去，当然能判明“极左思潮”的幼稚乃至谬误。可是李一哲思潮就没有幼稚谬误吗？站在今天的高度来看，拥护、保护实质上与毛系一丘之貉的周恩来难道不幼稚？不谬误？可是，今天的人们没有理由讥笑、指责李一者。无论从历史的局限性去看，还是从斗争的策略来看，李一哲当时是对的。基于同样的原因，今天的人们也不应讥笑、指责“极左思潮”。暂不谈“极左思潮”中的某些年长者可能已具有从整体上反对共产党制度的政治意识，即使是杨曦光们--我们姑且把他们定位于毛的真诚拥戴者--的思想言行也是合乎逻辑的。

六十年代中、后期毛的个人崇拜铺天盖地。在这种政治生态里，青少年学生是没有可能挣脱它在思想上的绝对控制。反毛，这在思想上和实际上都决无可能。在那个怪诞的岁月里，杨曦光们没有反毛、李一哲们同样没有反毛，谁都不会直接去反毛。在那个毛已被绝对神化的政治环境中，任何一种政治势力要想公开存在，都要打起拥毛的旗号，造反派如此，保权派也如此。否则立即遭到灭顶之灾。

还有一点值得留意的是，“极左思潮”广泛发生、蔓延于六八年，而“极左思潮”的先行者杨曦光们却早在六七年秋就把他们最尖锐的思想形成了系统的文字。那时，毛还没有对整个造反派翻脸。还没有把造反派扔出来做替罪羊的迹象。杨曦光们也就不可能在那个时候就认清毛的真面目。

然而，尽管如此，尽管杨曦光们自我宣称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拥护者，毛中央还是毫不留情地、极为迅速地予以镇压。须知，那时尚是六八年初，离毛翻脸全面镇压造反派还有半年之久。这是为什么？王希哲先生分析说这是因为“中国向何处去”“一下把中共的内部矛盾毫不掩饰地暴露并推向极端”，危及了中共政权，使它遭到了毛周联合起来进行扑灭。

我不认为在六七、六八年间毛及其中央文革派系与周系有什么不可调和的矛盾会被暴露并被推向极端。周在那时根本还谈不上有什么独立的派系。相对于王张江姚中央文革派的周系是在七一年的九一一事件后才逐步形成的。那时的周完全是毛的附庸，为毛劳心劳力。顶多有时与中央文革派在处理某些具体事情的做法上有点小小的意见分歧而已。

当然，杨曦光们之所以遭到如此迅雷不及掩耳的镇压，也的确是把某些东西“暴露并推向极端”。但这不是什么“中共的内部矛盾”，而是“红色资本家阶级”与广大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红色资本家阶级”论是“中国向何处去”的精髓，是它的深层思维。而“新文革”与“旧政府”的矛盾论只是它的表层思维。倘若它只具有表层思维，毛中央并不会过于震动。关键在于它的深层思维极其深刻地揭露了中共政权的反人民本质。这才真正是“立即危及了中共政权，它遭到毛、周派联合起来的扑灭，也是理所当然的”了。

把年历翻过十页，再重温北大学生钱居平的“论阶级发展”。我们会惊讶地发现，它的立论和“中国向何处去”的精髓是多么一致。十年前的钱居平因此被划为大右派。十年后的杨曦光亦被冠以“极右”头衔。当钱居平在北大校园慷慨陈辞时，杨曦光还是个小学蒙童。政治大沙漠把他们彻底隔开。杨曦光们没有从钱居平们那里得到任何点拨启思。但对社会敏锐的洞察力使他们探索到了基本相同的结论。所不同的是，“中国向何处去”更尖锐地给这个“新阶级”起了个名字，叫“红色资本家”阶级。

当然，除此之外还有一点不同。那就是“中国向何处去”保留了十个百分点。说“红色资本家阶级”由百分之九十的中共高干组成。还有百分之十不在此中。那么，哪些中共高干属于这百分之十里呢？当然是毛和毛所信赖的高干了。没有必要去探讨杨曦光们安排这样的百分比是出于思想的局限性还是策略处理。关键是我们看到这样一个现实：毛中央没有领他们这个情。毛并没有模着杨曦光的头说：“这孩子真乖”！

在中共政权这个大庄园中，毛是大员外。周只是总管家。毛还未糊涂到以为有人把自己百分之九十的家丁都骂为混蛋仅仅是冲着管家而发。毛也并不认为只靠原有家丁中的百分之十就可以重新有效地管好这个大庄园。然而，值得庆幸的是，有可能就是那百分之十的保留值也附带保住了杨曦光的小命。使他尽管在大牢中煎熬了漫漫十年，但终不至被枪决。否则，他就算躲过了六八年夏秋的大镇压，也逃不过七零年杀人如麻的“一打三反”。

六八年初，杨曦光就被捕了。他没有目睹在六八年夏秋大镇压中，许多地方的造反派与地富分子被绑在一起惨遭屠杀；没有看到造反派红卫兵被无情地仍出来作替罪羔羊；没有“上山下乡”看到更多的社会现实。杨曦光们没有来得及发展他们的思想。“中国向何处去”没有续篇，但却留下了那个时代历史局限性的痕迹。但是，李一哲们则经历了这一切，看到这一切。于是，诚如王希哲先生所说：“李一哲们的思想向右发展了”。

可是，人们不禁要问：如果杨曦光们没有被投入监狱，他们的思想又会如何发展呢？向左还是向右？王希哲先生认为杨曦光们必须有所反省才会转向右。为什么？为什么要反省？要反省些什么？“中国向何处去”的精髓是“红色资本家”论，难道这需要反省吗？如果说杨曦光们的思想确有需要向前发展的话，那就是去掉那十个百分点。而我坚信，早在那沉沉的黑牢中杨曦光就在内心把它去掉了。

杨曦光们不需要反省，也无所谓转向。依中共的坐标系而言，他们本来就是向右的。毛中央早已判决他们是形左实右。“新文革”与“旧政府”的矛盾论这一表层思维所营造的外形是左的。“红色资本家阶级”与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所展示的深层思维实质是右的。岂止是右，而且是极右。

如果杨曦光们侥幸没有长期系狱，那么在丙辰清明之时他们会如何表现呢？由于世事变迁和各种客观原因，人们不可苛求他们一定要站在四五运动的前列，但却可以确信他们绝对不会做华国锋、江青镇压“四五”运动的帮凶。出身于中共高干家庭的杨曦光重返社会后，丝毫没有与中共妥协，而是对中共专制主义持彻底的批判态度，并将自己置身于民主营垒之中，难道这不是最有力的注脚？

六、七十年代之交，从六九年的“清理阶级队伍，到七零年的“一打三反”，再到七一年的“清查五一六”，毛、林、周合流对六七、六八年间造过中共政治秩序反的群众进行了反复的清算。但是文革“极左思潮”的精髓并没有被掐灭。它冲破了反复的绞杀流传下来，影响了一代青年人的思想。中国当代波澜壮阔的民主运动长河当上朔到它那石破天惊般的突泉。行文至此，在对文革“极左思潮”进行了简扼清晰的评价后，觉得除中共对它正名之外，我们亦应为之正名。左派、右派这个发源于三百多年前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政治术语，用于评判今天的政治派别实在是太含混不清了。它不仅往往会依观察者的方位而变更，而且也不足涵盖某个政治派别的全部理念。比如对当今的中共，就断不可将其中某些人笼统地称为左派，将另一些人笼统地称为右派，而应用涵意较确定的名词予以概括。如顽固派、保守派、投机派、务实派、开明派等等。鉴此，我今后不再沿用毛共中央所命名的文革“极左思潮”一词，而正名为“文革新思潮”。以此类推，持文革“极左思潮”的群众组织派别也就不叫极左派，而正名为“文革新思潮派”。

原载<北京之春>一九九五年三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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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健取得成效，冒进造成损失--广州七九民运回忆与思考(之五)

一、李一哲大字报成功的秘诀

如果说把五七年“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党进攻”视为中国当代民主运动的第一波；把“文革新思潮”誉为中国当代思想解放运动的源头，都可能有疑义的话，那么，把七四年李一哲大字报风潮评为一场相当成功的民主运动，大概可望得到许多人的赞同。

李一哲大字报在广东卷起的旋风，波及外省，震动中共高层，历时半年，在社会上留下了永不泯灭的影响。回忆李一哲大字报问世的过程；叙述李一哲们与官方斗争的坚韧机智；描述当时社会上的轰动效应，以及评述李一哲大字报开辟性的政治意义，都已有许多人从事过。我则常常思索，为什么五七年的“右派”受到严厉惩罚；为什么六八年文革新思潮的代表人物被投入阴森大牢；而把整个社会气氛搅得如痴如醉的，对民主气息有着极大催生作用的李一哲们却没有立即被“专政”？换言之，为什么李一哲大字报能取得某种意义上的成功呢？李一哲思潮与文革新思潮甚有渊源。六八年，当湖南“省无联”的“中国向何处去”流传到广东后，原已具有某一程度新思潮的活跃者十分兴奋。诚如王希哲先生所说：“‘省无联’、‘北决扬’敢于突破中共理论框架探讨的勇气，曾经鼓舞启发了李一哲。王希哲、陈一阳于‘七三’、‘七二四’布告后亡命武汉，还曾专赴浠水拜访‘北决扬’理论家、<浠水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作者冯天艾。杨曦光则因入狱，无缘相见”。

六九年三月中共九大召开，标志文革尘埃已基本落定。一些昔日的“革命小将”在被关进“牛栏”，挨了一轮批斗后再被赶到工厂(大学生) ，或驱往农村(中学生)，接受所谓工农兵的“再教育”。感到被出卖抛弃而产生的羞愤和现实生活中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巨大压力，使他们之中的多数人颓唐消沉了。但是，在这种落差极大的生活处境中，仍然有少数人执着地探索着中国的未来。文革大波中许多激动人心的记忆，和上山下乡后看到的更广阔的现实，使他们视野和思路都更加开阔。他们在劳作之余孜孜不倦地阅读热烈认真地讨论，思想水平和斗争艺术都有所提高。广东李一哲们便是其中的佼佼者。

李一哲思潮的确是对文革新思潮进行了扬弃。它抛弃了文革新思潮的表层思维--“新文革与旧政府”的矛盾论，而对其深层思维--“红色资本家论”进行了研究。创立其“特权阶层”论。“特权阶层”论是李一哲思潮的重点。与文革新思潮的“红色资本家”论相比它有两个特点。一是没有定百分比，二是从阶级降格为阶层。我不知道这是出于李一哲们的粗心还是暗藏弦机的匠心独具，都却感觉到它与文革新思潮这两点的不同正是它的成功之道。
阶层论明显比阶级论倒退了一步、保守了一步，但却对喜欢搞阶级分析、又对阶级分析极为敏感的中共少了一大分刺激。没有定下百分比，使特权阶层在中共官员中所占比例含糊不清。到底谁属特权阶层呢？老官僚集团可以认为江、张新贵集团当是，反之亦然。解释上的弹性也给自己留下了政治空间。杨曦光的阶级论即使作了百分比的保留也避免不了被扔进大牢，而李一哲的阶层论却使他们在痛斥时弊后仍然未失人身自由。

然而，人民群众对“特权阶层”却有与中共官僚大相径庭的见解。他们是把所有的中共高级、中级领导干部都视为特权阶层。李一哲们对特权阶层的批判喊出了他们心中压抑已久的心声，而且讲得那么至理生动，这怎么能不激起他们的感奋共鸣呢？怎么能不使他们对李一哲们作含蓄的乃至公开的支持呢？

我也是文革新思潮的持有者。文革结束后，我也放弃了“中国向何处去”的表层思维，继承和发展了它的深层思维。与李一哲不同的是，我是向激进的方向发展。我把“红色资本家阶级”再命名为“带封建性的官僚资产阶级”，当然也不保留任何百分点。在七十年代初那恐怖的岁月里，我偷偷地写了一篇题为“论中共政权封建法西斯性质”的文章。字里行间怒斥共产党二十多年来的种种暴行罪孽，很是解气。可是，能拿出来吗？一拿出来就肯定会判死刑，而人民群众则会被激烈的言词吓倒，远远躲开，遑论共鸣和支持。顶多心里说一句：这倒是个不怕死的家伙。我既不想白白送死也就不敢把它拿出来。这便丝毫产生不了社会影响。相比之下，李一哲的“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好像是保守一些，没有那么解气，但却在社会上激起巨大波澜。可见在政治斗争中，有时保守比激进更具实效。

李一哲大字报走上街头，系选择了“批林批孔”这个历时契机。当时的政治气候云诡波谲。毛好像有什么大动作，但欲行又止。江张集团是想以毛作后台搞第二场“文化大革命”，削弱乃至除掉周势力，确立自己在最高权力圈中的主导地位。毛在思想感情上是倾向他们的，但又感到他们力量不足。而且林彪事件的重重一击，使他不再具有当年那种畅游长江后又去大搅政治风浪的体魄与气概。

“批林批孔”是象有点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的来头。广东省委机关报<南方日报>在第一版上全版登出广东省委的表态文告：“全省人民行动起来，揭开省委阶级斗争的盖子”。但是，一切都今非昔比了。群众没有闻风而动。昔日的“小将”正在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今天的学生已从他们的哥哥姐姐那里接受了经验教训，不再轻举妄动。

在混沌不清的政治气候中，李一哲们出击了。按照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模式--如果此时要搞的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的话--矛头就该指向地方各级党委。可是，李一哲们放弃了这一模式，也不停留于控诉过去几年里所受到的迫害。而是巧妙地接过毛中央“批林”的旗号，痛斥林彪法西斯专制对人民、对社会的荼毒。当时谁都知道，“封建法西斯专政”一词正是林彪体系在<五七一工程纪要>中对毛的评价和詈骂。现在李一哲却指控林彪是封建法西斯专政，到底李一哲骂的是谁？在群众的感觉中被骂的是谁？这一切均在无言中，大家都自行去引伸想象吧。

没有把矛头指向地方党委，使李一哲少一分地方当局的直接仇恨和迫害。批判“林彪封建法西斯专政”使斗争超脱了听从最高领导斗地方“当权派”的文革模式而指向了社会本质，使之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同时又在政治批判的大框架下对各种社会荒谬现象进行揭露讽刺抨击(如“忠字运动”、“奖懒罚勤”等)，赢得了广大群众会心的微笑、内心的赞许乃至公开的喝采。

李一哲们没有超越历史条件去攀登更高的山峰，而只是在现有的政治气候下最大限度地去耕耘。当时有人与李一哲争论，毛会不会犯错误？毛泽东思想是否完全正确？李一哲宁愿被他们评判为保守，也不给一个能令他们满意的答复。这究竟是出于李一哲认识上的局限性，还是基于斗争策略上的考量，都不必要去深究。而值得肯定的是，正是由于他们采取了这种保守稳健的态度，才能在七四年的政治气候里有所作为。

由于中共专制势力非常强大，民主力量十分弱小。中国民主事业不可能一早一夕取得成功。狂热躁动往往坏事，揠苗助长只会适得其反。只有抓住每一个历史时机，辛勤地施肥灌溉，民主之苗才能逐步成长，以期将来成为参天大树。在这一方面，七四年的李一哲大字报运动给我们提供了正面的经验。而且这个经验可以高度概括为两个字：稳健。

二、七九民运之反思

在中国当代一波又一波的民主浪潮中，七九民运是持续时间最长，波及地域最广的一次。以民主墙、民刊为表现形式的七九民运以争取社会民主为诉求。其论及范围从揭露社会弊端、抨击不合理的社会现实到要求切实让民丛亨有宪法所赋予的各顶民主权力。而其思想高峰为呼吁铲除官僚体制。从文革新思潮的“红色资本家阶级”到李一哲的“特权阶层”再再到七九民运的“官僚体制”，这一波又一波的民主浪潮总撞向中共专制体制的基石。

对七九民运思想深度的研究及对其政治意义的判断等，社会学者们大可以搜集资料写成一部厚厚的著作。而我在这点文字中仅想试图解答这样一个问题，七九民运何以会被中共镇压。

借用社会民主力量迫使凡是派出局的中共务实派，在政治上其实并无改革意愿。而人们一度误以为他们是改革派以至对其抱以希望。务实派与凡是派心里上的分野在于前者是毛文革的蒙难派，后者是得利派。治国方略上的分野在于前者尚能从现实出发去构思发展国民经济有效措施，而后者只会按毛脱离实际、误国误民的荒谬主意去办。但在坚持中共专制统治这一顶上，他们之间并无差异。如果说被毛一手煽动起来的红卫兵运动在为其火中取粟后，由于行动渐渐越出毛的规范而遭到毛的抛弃镇压，那么一开始就以独立的姿态，以中共的政治异己力量出现的七九民主运动又怎能见容于中共务实派呢？

七八年底七九年初我亦对中共从事有限的政治改革抱以希望。但魏京生的被捕使希望之光开始暗淡。至魏被判重刑后，我推断七九民运迟早必遭全面压制，只是强度尚难预料。

八一年初，一切揭晓了。若以八九民运的领袖人物被判处的刑期作比较，七九民运被捕者的刑期是很重的。八九民运声势浩大，对中共产生极大冲击，而七九民运只是在民主墙和油印刊物上陈述了自己的思想理念而已。这两次镇压都是在邓小平的主导下，为什么七九民运被捕者的刑期重那么多呢? 我想这是出于以下几个原因。

1、七九民运群众基础的流失

七九民运的参加者大多是社会地位极普通的青年工人。邓小平们对之十分蔑视，认为他们都是些没有真才实学(即没有科技专长)的人。发展生产并不靠他们。而且压制他们也不涉及共产党的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不过，如果他们身后跟随着广大群众，邓小平们或许在做法上会有所考虑。然而形势的发展使邓小平愈来愈感到无所顾忌。

七九民运勃兴之初社会上仍积累着大量矛盾。我们<人民之声>最初几期发行时，在社会上获得热烈反响。来信来访很多。有表示支持的，有向我们诉说冤情，希望我们协助申诉平反的。但是，不久这股热潮就渐渐消退了。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由于在邓小平、胡耀邦的主持下当局全力进行平反冤假错案，使社会积怨得到释放舒解。

“战备疏散”中被赶往农村的人们陆续回城复工。文革中被查抄的财产予以发还或补偿。停止划分出身成份，取消地富帽子。工厂里开始实行奖金制度。文学艺术驱向活跃。曾被“四人帮”、“凡是派”所制造的紧张沉郁的社会空气已有大幅度缓和，整个社会面貌变得较为轻松。因此，当时人民群众对邓小平是有一定的好感和希望。说实在的，刚从毛式社会主义的政治高压和经济贫困中走出来的广大民众所迫切需要的并不是健全的民主权利，也不是铲除官僚体制，而是较宽余的物质生活和免于草菅人命式的政治迫害。

我有一位要好的高中同学。因其父母(资本家)在文革中备受折磨，家产充公，自己处境也不顺利，故对中共十分不满。但此时他竟责备我说：“现在已经很好了嘛，你们还闹些什么呢”？原来他家被抄的财产已被发还和补偿。父母获退休干部待遇。他自己的工作也调整得如意了。我所在工厂有位工人对我很热情，要我替他写状子申诉冤情，但其后不久却对我变得十分冷淡，远远见了都避开。后来我得知原来是厂领导替他解决了问题，并告诫他说：“有什么事要依靠党、依靠组织。象刘国凯那样的人能帮得了你什么呢”？这两个实例很具体说明着七九民运群众基础的流失。

七九民运从整体上来说，其诉求是得当的。民主志士当然不应把自己的奋斗目标只定在要求平反冤假错案上，而应提出较高一些的政治主张，如改革官僚体制。七九民运并没有诉求多党政治，并没有要共产党下台。即七九民运并没有过激的作法。其一度拥有的社会基础的流失，责任并不在七九民运本身，而系一种历史的局限性所至。只是这种历史的局限性不但使七九民运的诉求难以实现，还使邓小平们敢于放手予以镇压。

2、知识分子的袖手旁观

中共务实派上台后对知识分子大力作出修好的姿态。对右派先是脱帽，旋即来个改正。它努力提高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为知识分子在过往年代所受到贬谪甚表不平，极力强调知识分子在经济建设、社会生活中的重大作用。这无疑使知识分子极感欣慰熨贴。中共在务虚后还迅速务实。它恢复一些知识分子原有职务，提高其生活待遇及评定职称，并对一批知识分子委以官职，把他们直接吸收到中共官僚队伍之中。这一连串的实际利益使知识分子感恩莫名、忘乎所以。

从事自然科学的知识分子认为国家已有明主且百废待兴，这正是自己发挥专长的时候。作出了成绩亦有利于巩固和提升自己的份量和地位。故此，他们对七九民运的呼声是不予关注的。

从事社会科学的知识分子是中国士大夫阶级的嫡传。中国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几乎都是皓首穷经而鲜有研究“九章算术”、“天工开物”者。他们毕生所求所愿就是在官僚阶层中取得自己的位置。毛对此深为洞悉，故作“皮毛”之论。邓小平上台后的重振纲纪、礼贤下士对他们极具向心力。他们就在这向心力的作用下做起为中共效力的圆周运动。搞社会科学的，尽力为邓牌社会主义拼凑理论根据。搞文学艺术的，多写替高干及其子女鸣冤诉情的伤痕文学，而妄顾普罗大众尤其是“四类分子”的苦难。更有甚者去歪曲历史，按照邓小平们的好恶和需要去描述文革。这些知识分子当然会对七九民运投以不屑的目光。

诚然，也有很少数良心犹具的知识分子能挣脱那向心力的束缚，去进行独立的思索。但他们终究是有身份的人，属于中共的干部编制，乃至具有一定的级别。他们对如何推进中国的民主进程自有一番见解和主张，而根本不打算与七九民运协同努力。确实，他们与来自草根的七九民主青年完全分属于不同的社会等级，犹如几何学上的异面直线，没有交集。

在七九民运全过程中，我只听到一位名士(好像是白桦)说了句：“诗人们，我们宁愿去歌颂民主墙上一块砖，也再不要去歌颂神仙皇帝了”。就这句话，使我们这些小人物感动莫名。安阳办了一份刊物，名叫“民主砖”，其来由系此。知识分子阶层对七九民运整体性的袖手旁观使七九民运处于十分孤立的地位。

3、缺乏国际进步社会的支持

七九民运时期中国社会与国际社会的互动状况大不同于今天，当时除北京某些民刊与外部世界有点联系外，其他城市甚少。广州也只有几个香港的大学生常来走走而已。国际社会对中国七九民运的反应大多只限于情况报导。国际上的民权组织、民主国家的政府首脑和政治要人也未对七九民运表示强烈关注和声援。当时中国封闭型的经济体系也使国际社会没有以经济扛杆来制约中共政治行为的可能。

以上三点分析只可以说明七九民运难以取得它所希企的成果和注定被镇压的命运，而不足以说明中共当局镇压的烈度。说实在的，八零年间七九民运已进入地下、半地下，已相当式微，对中共政权根本没有构成威胁。中共当局实在不必下那么重的手。顶多抓两三个，判两、三年，民刊民主墙就会完全终止。可是，中共当局竟在全国二十几个大中城市同时下手，捕了几十人，动辄判十年以上重刑，这只能用邓小平体系政治品质和个人品质的暴戾来解释。在此八年之后，邓小平、杨尚昆、王震等的暴戾品质在六四屠城中再一次得到最充份的暴露。

然而，从中国民主运动自身总结经验的角度出发，我们则应反思对邓小平们的暴戾本是否可以设法避开的。而我们没有避开是否自身的斗争策略运用上有待总结提高的地方。

实事求是地说，邓小平的暴戾与毛泽东的暴戾还是有区别的。毛泽东是主动型，邓小平是被动型。毛是主动去“深挖细找”，从镇反、肃反到反右、反右倾，再到清队、一打三反，没有谁冒犯他个人，他是主动发动一个又一个政治运动去进行绞杀。而邓小平则是在他个人直接受到冲击的情况下才下毒手。这里，作为民主运动自身显然应该省思，如果我们的力量尚不足扳倒他的话是否应该采取避其锋芒的斗争策略。

尽管在“四.二六”社论中邓已经定下镇压的基调，但这并不等于他一定会搞“六四”大屠杀。同样，七九民运终究会被压制，也不等于刑都会判得那么重。八九民运激烈发展中把矛头尖锐地指向邓小平个人，和七九民运中魏京生过早地对邓小平进行批判这些冒进的作法都是促使邓小平凶性大发的外部原因。

魏京生无疑是一位值得钦佩的民主斗士，但这并不等于说他所作的一切都是正确的。考虑到魏京生刚步出中共监狱的大门，出于对他受过黑牢之苦的身心的爱护，我本不打算讨论他在七九民运中的某些作法，但近来看到一些赞扬他的文章，把他当年某些不策略的言行也加以赞扬，基于一种责任感，我感到不应缄默。对魏京生的刚强意志、不屈不挠斗争精神的钦佩和与之在理念上策略运用上存有分歧是可以并行不悖的。那种一个人一旦成为英雄，就只能对他进行褒扬是中共党文化的作法，我们民主运动不应落入这样的巢臼。

七九年初，我得知魏京生提出“第五个现代化”之说，不由得为之叫好。但稍后获悉他的“要民主还是要新的独裁”，不禁大吃一惊。糟糕！我心里喊着，他怎么这么急急忙忙地去动邓小平呢？ 现在有些人对魏京生当时的这一作法大加赞扬，称之为卓越的预见性。因为十年之后的六四屠城充份地证明了这一点，这种看法明显是牵强的。因为：一、六四屠城并非一开始就注定要发生。二、邓小平会搞独裁这是七九群体中许多人都具有的看法，并不独到，实不算卓越。只不过其他人没有公开说出来而已。共产党政权的政治结构就是独裁。各级党委第一把手在其“领地”搞独裁。中共党魁在全党全国搞独裁，这是常理中的事情。有人又认为，尽管其他也有人看到这一点，但只有魏京生敢直接了当地指出来，故他是最勇敢的。魏京生勇敢，这没有疑问，但问题是，政治斗争是比勇敢还是争取实效？力量有限的七九民运是去与中共政权的代表人物，亦即与整个中共政权硬碰，还是在现有的历史条件下去争取有限的民主成果？我认为当然应该是后者。

魏京生当时预见了邓小平的独裁后可以有两种处理方式。一是公开揭露，二是在民运内部讨论。魏京生选择了前者。公开揭露按理说应有一个这样的前提。即在邓小平还未坐大成为新的独裁者前，揭露他的面目，以动员人民群众和中共党内的改革派及时把邓小平拉下来，使之今后不能祸害国家社会。可是，这现实吗？办得到吗？当时的民间政治生态是，源于邓小平所采取的一系列政治经济措施，使之得到民众的拥护。党内的政治生态是凡是派还有一定的力量。当务之急不是扳倒邓小平，而是尽量将凡是派出局。故此，在那时的政治生态下就把斗争矛头指向邓小平是既不策略也不可能奏效的。

如果公开揭露邓小平的独裁前景并不能达到革除他的目的甚至更糟的话，那合适的作法是在民运内部进行讨论交流。分析研究怎样延缓他走向独裁的步伐，和怎样抢在它实行独裁前多做些工作。比如在一个集体宿舍里，当你判断某个室友有扒窃行为时，在尚未人赃俱获前，合适的做法不是当面骂他：“你是个扒手！”而是提醒其他室友小心保管好自己的财物。

当时邓小平们是祭起改革的旗号来挤垮凡是派的，故在治惯性下他还得继续讲改革，还要充好人。我们的对策应是让它充下去、讲下去。不要提供给他趁机翻脸的机会和借口。而且，还应看到世事是复杂的、多面体的。有时独裁者亦会真的搞改革。尽管其目的是为了强化或维持其政权，但却在有利于其政权短程性巩固的同时而有长程性的削弱。公元一八六一年俄国所进行的农奴制改革系由沙皇亚历山大主导，便是个典型的实例。如果说采取这样的做法是帮助邓小平隐恶扬善欺骗世人，不利于彻底暴露独裁者的真面目，那也是偏颇的。因为民主斗争的目的，关键并不在于暴露某个政治人物的真面目，而在于实实在在地推进社会的民主进程。邓小平的“一生真伪有谁知”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社会的进步。如果邓小平在党内外各种开明进步势力的敦促下乃至压力下，不得不被推着走，不得不违反自己的心愿地去进行一些改革。那有什么不好呢？一个坏人在客观环境的促使下不得不做一些有利于社会的好事，那当然要比他撕下脸皮四处作恶要好。也许这样会让那坏人得到了他本不应得到的好名声、好评价，但社会却由此得到了更多的益处。难道这不值得吗？历史往往会有些这样的误会，而一个美丽的误会确实优于冰冷的真知灼识。

魏京生把斗争矛头指向邓小平非但不能把他拉下权力高台，反而造成了某些负面效果。这可归纳于三个方面。

一是使七九民运脱离了广大群众。当时邓小平在民众心目中有一定的好感和威信。作为思想敏锐的民主志士当然应该比普通群众看问题深一些远一些。然而，我们可以在内心不赞同对邓小平感恩戴德，都却不应在实际言行上与群众拉开太大距离。当时把批判矛头指向邓小平会得不到相当一部份群众的认同。民主运动要想不成为少数勇敢者的冲闯，而具有群众性的形态的话，那就必须与广大群众保持纽带关系。拉着群众向前走，而拉力又在纽带的“拉力强度”之内。为达此目的就需要讲究斗争艺术。魏京生的“第五个现代化：民主及其他”尚在“拉力强度”之内。尔后的“要民主还是要新独裁”就突破了纽带的“拉力强度”，与人民群众脱节了。

其二是促使邓小平转向保守。就本质而言，邓小平与毛泽东并无原则的不同。但邓小平在深受毛的打击后，从惨痛的经历以及一度沦落社会底层所了解到民间的疾苦，使之治国风格与毛大相径庭。毛自诩真命天子，以秦皇汉武再世自居。他完全以一种游戏人生满不在乎的态度来治理国家，根本不顾人民死活。在他看来他的权力如日出东方一样不容置疑。而邓小平是出于一系列因素的迭加，从一大班资历相近的同僚中脱颖而出，走向权力顶峰。他不具有毛泽东那种为所欲为、世界本来属我的恶霸气势。他打算以改善民生来营造他权力的威信。然而，在共产党垄断社会公权力这一信条上，邓小平与毛泽东具有完全相同的共识。从毛的儿戏治国到邓小平的务实治国，就广义来说也算得上是一种改革。放弃以政治运动为表现的大规模的持续的政治迫害更可算是改革。但是，他的改革还能有些什么内容呢？他的改革到底能走多远呢？七九民运要求“改革官僚体制”的呼声显然超出了他“改革”的底线。他不应允，他要翻脸。魏京生的言论给他找到口实。车要煞一煞了。因为有人要搞西方那一套，要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这煞车有双重的作用。对于思想前卫的人这是一个警戒：够了，到此为止了，我不允许越轨。对于党内那些充满疑云，甚至私下议论他是否真的是纳吉的人这是一个定心丸。邓小平以此向党内“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们乃至凡是派人物显示了他的原则、他的党性。获得了他们的喝彩，这无疑对加强他在党内的地位大有作用。这甚至是他走向独揽大权，走向独裁的基础和资本。

其三是使邓小平下狠心对七九民运进行整体性的严厉镇压。刚经历了政治逆境屡遭贬谪的邓小平神经极为敏感，心胸极为狭隘。在他东山再起之时对直接针对他的挑战切齿痛恨。尽管当时七九民运的群体对魏京生的观点做法并不认同，但一旦邓小平将魏京生判重刑后，七九民主青年们都转而对邓小平持批评态度。刘青记录并印发了魏京生在法庭上的自我辩护词，各地民刊(<人民之声>当在其中)纷纷转载，而且还另撰文表示反对。如徐文立的“不公正的判决”、王希哲的“邓小平错了”等文。七九民主青年作出这样的反映是正确的、必要的，表现出我们的勇气和气节。然而，一个严峻的情况也就出现了，那就是整个七九民运走上与邓小平直接对垒的战斗序列。邓小平不单是对魏京生刻骨仇恨，而且对整个七九民运都恶感极深。七九民运整体被严厉镇压的命运实难避免了。我们是否可以作这样的设想。如果当时魏京生听取了同志们的建议，没有把矛头直接指向邓小平，那么七九民运的结局是否会有些不同呢？囿于历史条件所限，对七九民运所能取得成效不能作太高的期许，但起码是否可以让它所受到的镇压轻一些，或轻相当。这样就可保持了一批宝贵的、一有时机就破土发芽的种子

魏京生于七九年三月二十九日被捕，十月十六日判刑。而当局对七九民运的全面镇压则迟至八一年四月。这之间横隔了一年半以上的时间。这是很值得注意的。我们当然不知道这段期间中共高层的实际运作，但可以推测，对七九民运如何处置，中共高层的意见曾经是有所分歧的。否则不会延宕多时。

从批判“凡是派”中汇聚起来的务实派、开明派，其理念并不在同一水平上。有的关注权力和荣耀的重获，有的则在不同程度上对共产党的政治生活进行了反思。显然，以邓小平、陈云为代表的一批元老人物的反思是肤浅的，王震之流感兴趣的只是重新耀武扬威，而胡耀邦、赵紫阳、万里等人的反思则较为深刻。如果我们民间民主力量行动得当的话，是可以利用中共高层的意见分歧去获得多一些政治时空。

鉴于邓小平的专制心态，和在共产党论资排辈的政治伦理下必将获得最高权柄这双重因素来看，七九民刊民主墙运动终难逃被压制的命运。但是，又由于有胡耀邦等一批开明高官的存在，镇压的烈度并非一开始就铁定。这从八一年春全国统一的搜捕行动中仍有许多“漏网之鱼”可以看出。可以设想，倘若七九民运以稳健的步伐进行，其结果可能是民刊被禁止，少数人被拉入体制内，多数人受到申戒，很少数人被处以不太重的徒刑。如果是这样的话，民间民主力量将能得到某一程度的保存，魏京生、王希哲等一批民运战士也不至遭受那么漫长的牢狱煎熬。

或许有朋友认为，那样会太没劲了。没有轰轰烈烈，没有悲壮，没有英雄，象现在这样多好。我们有魏京生这样国际级的民主斗士，这难道不是中国民主运动的荣誉？ 荣誉固然重要，但实效更有意义。从七八年底民刊民主墙的勃兴到现在将近一代人的时间过去了，中国的民主事业有多少成绩？七九年全国有几十家民刊，现在有吗？七九年我们已在刊物上公开批评官僚体制，提倡民主选举，现在有吗？

七十年代未的中国是颇有生气的。它大不同于八十年代未及其后的大反动政治时代。七十年代未中国的生气甚至不因七九民运的被镇压而消逝。整整一个八十年代，社会进步力量与反动力量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交锋较量。“凡是派”的残余分子在日益走向反动的邓小平，和老官僚中的铁杆反动分子(如王震)的默许和支持下，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反自由化”、“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可是在党内开明派和知识界进步力量的抵制下，都虎头蛇尾、偃旗息鼓。大学校园里的民主活动此起彼伏。王若望、刘宾雁、方励之等一批有影响力的老一辈民主志士一直在进行各种研究和探索。社会的民主能量仍一直在积累之中。直至八九年春，以悼念胡耀邦逝世为导火线，引爆为声势浩大的八九民运。

尽管现在还只是九十年代中期，但从种种现状并以此进行预测，可以断定，九十年代一定会以反动的政治面目记入史册。而八十年代则相对进步得多。在六四屠城之前的八十年代，尽管已有严重的官倒腐败，但同时亦有进步的激流。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七九民运并不注定要遭到严厉的镇压。

十几个寒暑交替。漫长凶险的铁窗生涯终究过去，魏京生们总算步出了阴森森的黑牢。对此，我和许多朋友一样，心头都充满了喜悦。然而，如果说当年得知邓小平重判魏京生后，心中激起了对邓小平的痛恨，而淡化了对魏京生的批评的话，那么，现今在一片对魏京生的赞许声中，尽管我十分钦佩魏京生的斗争精神却淡于去合奏时髦的旋律，而且我还从那旋律中感受到一些浮浅的音符。我觉得，为了使那旋律给后人以正确的乐感和启迪，有必要清除那些浮浅的音符。

七九年初魏京生的冒进在十年后由另一批民主志士和青年学生重演。七九年盛怒的邓小平非要对七九民运实行全面镇压。八九年疯狂的邓小平更向青年学生举起了血淋淋的屠刀。毫无疑问，邓小平将以罪恶的面目记入史册，他的所谓“改革功绩”远远抵消不了他的罪孽。但是，我们民主运动从自身去反思，难道不应正视自身的欠缺吗？而造成这些欠缺的原因之一就是中国民主运动很少总结过往的经验，以至一再犯同样或类似的错误。如果七九民主青年作了高质量的反思，并把它传授给八九民主青年，而八九民主青年又愿意听取的话，八九民运就可能有另一种形态和结果。

只要中国的政治制度仍然是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就仍然存在着一个民主转型的问题，类似七九、八九那样的民主运动也就还有发生的可能乃至必要。为了提高今后民主运动的质量和胜算，总结过往的经验教训极有必要。笔者从广州七九民运的回忆与思考出发，延伸及民主运动的全局。不敢自认所言全都正确，只是坦率地和盘托出，供民运战友和所有关心国家前途命运的朋友们参考。偏颇谬误之处，愿意听取大家的批评指正。

原载<北京之春>一九九五年五月号。

收录于此时作了少量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