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明旭 再谈文革及造反派—兼与胡平、刘国凯先生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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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谈文革及造反派——兼与胡平、刘国凯先生商榷徐明旭读了《北京之春》今年六月号上胡平先生的《比赛革命的革命》与刘国凯先生与我的旧文《也谈文革及造反派》(《中国之春》九三年一月)商榷的《我的文革见闻与见解》两文後，我对文革及造反派有了新的认识。

胡平先生认为造反派的动机是比赛革命，刘先生认为是反抗中共压迫，旧文则认为是对共干特权的嫉恨。这三说都有片面的深刻性，合在一起才较为全面地、立体地解释了造反派动机的三个侧面。造反派乃是极为庞杂的群体，不仅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动机，同一个人的动机也会有不同的因素。试图用一种动机去概括所有人是十分困难的，也是不现实的。

造反派大体可分为学生与工人两大类。农民造反派受工分制限制，不能停产闹革命，除了个别例外外，活动范围仅限於本公社，对省市局势无甚影响。教师、干部、技术人员造反派则是学生、工人造反派的附庸，这是横向划分。在每一类造反派中，又有“红五类”、“黑五类”与中间类，这是纵向划分。

学生造反派的主要动机诚如胡平先生所言是“比赛革命”。学生年轻气盛、单纯幼稚，没有家庭负担与物质利益考虑(工资、级别等等)，较富於理想主义与正义冲动。由於统治者的思想总是社会的统治思想，即便“黑五类”也绝少自觉反共，而是想革命。拿我自己来说，我在一九六六年是华中工学院(现名华中理工大学)学生，由於家父因在国民党政府内当过小官而被中共迫害致死，我在文革初受尽工作组与保守派红卫兵的歧视、迫害。我自然对中共极为愤懑。然而当陈伯达批判血统论、谴责“鬼见愁”对联(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时，我却深受感动，欣喜若狂。原来工作组与保守派对我的歧视、迫害都是执行刘少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解放了我，给了我革命的权利。刚好造反派“新华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简称新华工教我造反，我便积极参予炮轰湖北省委，“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同时也是为了向“红五类”证明我与他们一样革命。武汉军区司令陈再道一九六七年二月镇压工人造反派後，我又随新华工战友炮轰陈再道，不辞劳累、顶风冒雨地游行、示威、宣传、辩论，还在汉阳公安局门前静坐一个多月，要求释放工人造反派领袖夏邦银(此人在中共九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曾任湖北省委常委，文革後被捕判刑)，最後被“百万雄师”驱散。我亲历了武汉“七二零”事件前的恐怖日夜(当时新华工有多名师生被百万雄师用长矛刺死，我自己也几次死里逃生)，又为随後的“胜利”而欢呼狂喜。扪心自问，我当时丝毫没有借造反以反共的念头。相反，我天真地认为，我是在干革命，而且得到了毛主席支持(这也是事实)。我只有用实际行动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才能保证自己不再受“刘少奇资反路线”迫害。我相信许多“黑五类”学生当时的思想状态与我也差不多。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八日上海“红革会”炮打张春桥後被张镇压，同年八月四日张春桥、王洪文血洗“上柴联司”。这两件事使我对号称“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毛主席革命路线”产生了怀疑。同月稍晚的王关戚林事件(文革英雄王力、关锋、林杰垮台，戚本禹失势)使我感到“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冷酷、诡秘。是年底，我读了在当时大学造反派中十分流行的两本书：锡兰共产党人特加·古达瓦达纳的《赫鲁晓夫主义》与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斯大林时代》两书对斯大林大清洗的血腥描述令我毛骨悚然，联想到毛主席与文革，我顿时恍然大悟：毛与斯一样都是为了维护独裁权力而不择手段的暴君。所谓毛主席革命路线，不过是阴谋诡计加血腥镇压。毛正在重蹈斯的覆辙，毛死後中共新领袖一定也会批毛、否定文革，其罪名也与斯大林一样：个人迷信与破坏法制。从此我不再参加造反派的行动，并对随後发生的一系列巨变，诸如扬余傅事件、林彪事件、天安门事件、批邓、粉碎四人帮，以及三中全会都不再感到惊奇，它们不过是证实了我的预测而已。我相信像我这样的思想里程，许多大学造反派精英亦有同感。

然而我那时毕竟年轻幼稚，忍不住要把自己的感悟与发现告诉同班好友。一九七零年初“一打三反”开始，好友出卖我，我被工宣队打成“现行反革命”，批斗上百次，发配贵州小县小厂打铁。次年初又被打成“五一六分子”下狱，这是後话。

现仍回到文革初。一九六六年底至一九六七年初，我随新华工战友下厂“串联点火”，发动工人造反，体验到职工造反动机的复杂性。职工(工人、技术人员与干部)由於年龄、阅历与利害关系(工资、级别、职务、家小)，造反时理想主义色彩少得多。他们首先想的不是“比赛革命”，而是“造反有何好处？”不难想像，不同的人答案大不一样。受过中共打击的人会想：“造反可以使我翻身”，或“造反可以报复打击过我的人。”这就是刘国凯先生的反抗说。虽未受过中共打击也未受过重用或虽受重用却不满足的人会想：“造反可使我出人头地，捞个一官半职或更大的官职”。也有人会想：“你们当官的作威作福了十七年，现在轮到我来神气了”。或“我要出气叫你们现丑露乖。”这就是本人前文的嫉妒说。单纯出於“比赛革命”不能说没有，但在成年人中很少见。中国人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是实用理性，先天缺乏理想主义、正义冲动与献身精神。

我在文革中看到如下现象：华工全院斗党委书记朱九思时，干部师生发言都批判他“反对毛思想”、“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唯独工人发言却义愤填膺地指责他家里豪华宽敞的像宫殿，而工人们三代住一间屋，甚至两家人住一间屋，以此证明他“修了”；还有的声泪俱下地控诉他在三年大饥荒时“砍青苗”(教工在宅前闲地上种的粮菜)，而他自己有特殊供应，不知群众饿肚子的滋味，是“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这就是“经济嫉恨导致造反”的由来。

斗争“反动学术权威”时，最积极最残酷的是这些教授手下的小助教、实验员。名扬全国的杂技演员夏菊花则被她自己的同行打成内伤，永远无法再登台表演，这是对“精神领域里的嫉妒导致造反”的最好注解。我本人因为学习好，遭到学习不好的“红五类”同学记恨，被说成“反动学习权威”(我是学生，不够称“学术权威”，故被尊为“学习权威”)；又因爱好读书、知识面广，被说成“反革命小杂家”(当时称邓拓为“反革命大杂家”)；加以出身“黑五类”，遂成为“红五类”的造反对象。古希腊有哲人云：“人的嫉妒心是永远不会休息的”。诚哉斯言！

还有文革初斗朱九思最凶狠的是学习不好的“红五类”。他们的考分本来未达到录取线，院党委为了贯彻“阶级路线”，硬把他们招进来。他们功课跟不上，在老师与学习好出身不好的同学前抬不起头。文革一来，他们惊喜地发现，原来他们学习不好，不是因为自己脑子笨，而是因为被“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专了政”。为了反对“修教路线”与“资知”的“迫害”，他们疯狂地折磨、侮辱朱九思等干部与众教授，以及“黑五类”同学。可见即便是学生造反，其动机也不单纯是“比赛革命”。

当我看到“红五类”学生逼迫以朱九思为首的干部、教授在烈日下赤足踩着滚烫的沙石、头戴高帽、胸挂黑牌、没完没了地游街，边游边敲面盆边高喊：“我是牛鬼蛇神朱九思(或其他人名)”时，心中充满对牛鬼蛇神们的同情与左派们的愤懑。他们斗朱九思纯属恩将仇报。而我这个“黑五类”能上大学，全赖朱“执行修教路线”。那些教授都是我崇敬的饱学之士。这一场景再生动不过地说明了，文革的实质是毛泽东煽动愚民残害精英。同时也说明，文革中被斗得最凶的共干并不一定是最坏的共干。

诚然，文革初迫害知识分子的是保守派红卫兵，虽然他们当时也打着“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旗号，但是一九六七年“七二零”事件後，武汉各校都已由造反派掌权。就拿我院来说，当权的乃是第一个炮轰湖北省委、第一个炮轰武汉军区、曾蒙周恩来亲临校园接见、在全国都响当当的“新华工”，其头头张立国(学生)时任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兼院革委会主任。我当时深以自己是“新华工战士”为荣。然而一九六八年春毛下令“清理阶级队伍”後，新华工头头雷厉风行，对全院“有历史问题”的教工进行突袭抄家，成立了许多专案组。在他们的逼供下，多名教师自杀，一名教授全家老少集体自杀。与此同时，我系我年级揪出了一个“反动学生”。该生出身贫农，爱好文史，平日沉默寡言。有一天有人发现他在全班“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时闭嘴不动，便责问他，他答道他不愿祝吃人的人万寿无疆。这话本身就是“反革命言论”。於是便抄他的东西，抄出一本日记，内有为陶铸、李达(武汉大学校长，文革初被王任重抛出来斗死)、朱九思鸣冤叫屈之辞。还有对文革不满之辞，诸如文革荒废学业、误人子弟；文革导致天下大乱、祸国殃民等等。此事上报新华工头头後，该生先被批斗、然後被开除学籍，送回乡里管制。其他学校也有类似事件，这是工宣队进校前发生的。他们使我大为震惊、寒心，对造反派的本质有了新的理解。造反派在文革初期能横冲直撞，全靠毛的支持，否则早被省市委动用专政机器镇压下去了。那么很自然的，造反派也只有在继续忠於毛的前提下才能存在。当毛林江张(春桥)利用造反派清除政敌时，造反派在客观上起到了打击中共统治机器的作用，虽然造反派斗得最凶的是彭德怀式的清官(彭本人就曾被响当当的造反派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秉承江青的旨意从成都绑架到北京残酷批斗，被打断两根肋骨。又如大饥荒时期在安徽大搞“三自一包”、打击贪官污吏、解民倒悬的“李青天”李葆华被造反派说成“刘少奇复辟资本主义的急先锋”，斗得死去活来)，以及邓拓式的右官，即多少具有自由民主思想、被认为“右倾”的知识分子干部(如中宣部“阎王”陆定一、“文艺黑线头子”周扬、“教育黑线头子”蒋南翔、团中央少帅胡耀邦等)。然而造反派同时也毫不留情地打击受尽中共迫害的知识分子与一切敢於怀疑毛林江张的造反派成员——包括刘国凯先生所说的“文革新思潮派”。武汉新思潮的领袖、“北斗星学会”会长、华工学生鲁礼安就是被新华工头头指使其仆从工人组织绑架後交武汉警司关押的。当时有个红极一时的学毛英雄刘英俊有四句名言：“毛主席热爱我热爱，毛主席支持我支持，毛主席反对我反对，毛主席挥手我前进。”这确是造反派自愿也好、被迫也好，都不得不遵循的行动准则或绝对命令。

与学生造反派相比，工人造反派更为搭浆。我在下厂时发现工人造反派的平均文化素质十分低下，许多头头的道德品质也十分低劣。他们脑子里几乎没有自由民主的概念，只有强烈的报复欲、翻身欲、取而代之欲与出人头地欲。如果说许多人开始造反时还出於反抗迫害或反对特权的正义目的，那么到了一九六七年“一月革命”时，便不由自主地变成了权欲熏心、不择手段的夺权迷、同自己的造反战友争权夺利的内战狂。陈再道“二月镇反”时许多人磕头求饶，一副可怜相。然而“七二零”事件後，他们翻了身得了势，便飞扬跋扈、不可一世、横行霸道、胡作非为。“七二零”後被造反派打死的保守派人数大大超过了“七二零”前被保守派打死的造反派。一九六八年春武汉两大造反派抢枪，内战期间死了更多人，许多人死於玩枪走火(包括新华工的多名学生)。此时有识之士都摇头，认为不论学生、工人造反派头头都以国事为儿戏，成不了气候。广大造反群众不再打派仗，当起了逍遥派。

在一九六九年“清理阶级队伍”、一九七零年“一打三反”、一九七一年“清查五一六”三大运动中(武汉还有个“清查北决扬”运动)，造反派头头与骨干不论学生、工人都被保守派与当权派在军方指挥下整得死去活来，确又值得同情。一九七四年“批林批孔”时，武汉工人造反派头头又跳出来，要求为造反派平反冤案，深得广大造反群众拥护，一下子动员起几十万人大闹湖北省委，迫使其平反冤案。然而他们下一步便要求做官，已当官的则要求实权，群众顿时云散。到了一九七六年“批邓”时，他们遭到广大造反群众的唾弃。後者已经看出，他们不过是些毫无原则与思想的野心家，一旦当权，也会像共干一样专制、腐败，对小百姓毫无益处。至此，他们变成了光杆司令，只得投靠江青、王洪文这座冰山，继续大闹省委，要求把他们由徒有虚名的省市革委会副主任、常委提升为握有实权的省市党委书记、常委。冰山倒後，他们被捕判刑。广大造反群众只有感慨、没有同情。

回首往事，我至今仍认为造反派的历史作用应该肯定。这不仅因为他们既打击共党干部也迫害知识分子，也不仅因为他们斗清官、右官狠於斗贪官、左官，还因为他们斗贪官、左官的手段也是反人权、法制的，是十足地道的以暴易暴。如此冤冤相报，永无了日，怎能建立自由、民主的法制社会？

在考察国人的文革表演时，我也深感人性之险恶。毛林江张正是利用人性恶诸如嫉妒、报复心、自私、贪婪等挑动一部分人斗另一部人，再挑动被斗者整斗人者，如此循环不已，把中国变成绞肉机。刘国凯先生批评我用嫉妒解释人民不满干部特权是丑化人民的造反动机，可他自己也承认“汉民族中固有的自私、散漫、势利、懦弱”。西方民主制度搞三权制衡、多党制、舆论监督，就是以承认人性本恶、人心叵测为前提的。共产党否定西方民主制度，要人民相信共产党员特别是领袖都是“特殊材料造成的”、“大公无私”的圣人，因而有权对人民进行独裁统治，其虚伪令人作呕。如今我们也不应该把人民抽象化、神圣化。人民是由无数个人组成的，每个人都有天生的弱点与恶德。全民族的共同弱点与恶德便是民族劣根性或集体无意识，全人类的共同弱点与恶德便是人性恶或“原罪”，这都是客观存在、每日每时起作用的东西，不是华丽堂皇的辞藻所能掩饰或否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