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蜀 读李晶著《当代中国翻译考察（1966～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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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文革研究的视野大有可为
——读李晶著《当代中国翻译考察（1966～1976）》

何蜀

在网上查到有李晶这本书（南开大学出版社2008年9月出版）时，就有眼前一亮的感觉。通过购书网买来后，翻阅之下，更是感到由衷的喜悦。

长期以来，文革研究因人为的限制而步履维艰，一般坚持在这一领域的研究者也往往把目光集中于高层斗争、红卫兵运动这些大题目上，缺乏对文革史研究新领域的拓展与探索。此书可算是一个值得重视的突破。

此书有一个副题是“‘后现代’文化研究视域下的历史反思”。作者从“翻译的政治”这一“后现代”文化视域对中国文革时期的翻译活动进行了全面梳理和整体考察，借助了翻译研究学派的理论，将翻译研究从语言学领域扩大到文化领域。作为一个1964年出生的博士生，李晶女士虽然没有亲历文革，但却有足够的勇气和功力来探索这一陌生的领域。她通过大量的史料梳理和研究认为，文革十年是中国翻译史上的萧条期和沉寂期，但并非一般所说的“空白期”，文革时期的一些翻译行为的特殊社会价值，即翻译对当时的社会文化系统造成的冲击和影响不容小觑。她主要参照了勒菲弗尔等人“翻译受到意识形态控制”的理论（文革中这一点是非常明显、非常典型的）来研究这十年间的翻译活动，但她并未停留在理论的运用上，而是有所发展和完善。她发现文革时期外国著作的内部译介，通过特殊的地下读书活动，给国人带来了思想启蒙和精神冲击，因而对当时极端化的政治意识形态具有潜在的、一定程度上的“消解”作用。而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自然科学著作相对大量的译介，对当时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也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继而也有助于对极端化政治意识形态的“消解”。她通过研究明确揭示：在文革十年中，翻译除了受到意识形态的控制外，还与意识形态存在着“互动”的一面——翻译对意识形态也有反作用，它不仅仅是主流意识形态的奴仆，而是可以通过引进外来文化，对主流意识形态加以改造，进行限制，甚至可以制造舆论，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对主流意识形态的颠覆。李晶的导师崔永禄教授为本书所作的序中指出：这是本书的亮点，是这部论文的重要理论贡献。

本书虽是一部理论研究性的博士论文，但也不妨看作是一部文革翻译史。书中不仅对文革时期翻译活动的语境，对当时的政治局势、外交格局、文艺动向、翻译出版的总体状况等进行了研究，还对文革时期翻译活动的组织者（“赞助人”）、译者、读者等不同群体进行了研究。作为纯学术著作，因其题材的新颖和内容的独特，也颇有可读性，如在研究文革政治话语下的译本特色时以大量实例说明的“译文的遣词造句”、“加注和删改”、“集体翻译与特殊署名”“译本的政治化解读”、“工农兵对文学译本的阐释”等，其中涉及的那些荒诞可笑的内容，都会让人读起来津津有味而且不时会忍俊不禁。

李晶在本书的《后记》中写下了她的一段感慨：“论文的写作过程是艰苦的……每当我写作到劳顿不堪之时，憧憬着或许有一天论文能够成书出版，成为‘文革博物馆’的一份小小贡献，顿感激情倍增，奋笔疾书下去。”

李晶的这一研究成果令人想到，进一步拓展文革研究的视野是大有必要，也是大有可为的。还有许多被人们忽略或者是熟视无睹的题材需要去发现、发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