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雄飞 “张雄飞反革命集团”案的翻案历程及其历史作用

tuffy05

张雄飞

1975年7月15日，当我们这个“反革命集团”的最后一个成员——张雄飞被逮捕后，第二天，桂林市委就在市中心体育场，召开全市各单位负责人的万人大会，宣布破获了“一个桂林市解放以来最大的反革命组织”，不久，便将这个“反革命组织”的成员们，具体扣上了“张雄飞反革命集团”的罪名，拉到各系统，各大单位去轮回批斗，从此，这个“反革命组织”，便明确地叫做“张雄飞反革命集团”了。
　　那么，这个“集团”的人们，都干了些什么？他们的所作所为，在广西文革的历史上，起到了什么作用？
　　他们写大Ｖ报上街，揭露桂林“八·二0革命行动”，是个对数以万计的无辜进行大抓捕、大批斗、大屠杀的反革命法西斯行动。
他们写大字报上街，揭发韦国清是文革在广西全境进行大镇压、大屠杀、大迫害的罪魁祸首。
　　为了捍卫公民的民主权利及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他们成立了“桂林市工农革命群众执行捍卫新宪法协会”，并创办了继续揭露桂林和全广西的大镇压、大屠杀、大迫害，以及反对官员中的资产阶级特权的大字报专栏《执行和捍卫新宪法论坛》。
　　由于以韦国清为代表的许多党政军干部，在广西文革中的无法无天无人道行为，不允许人民群众对其进行监督，因此为了争取人民群众对各级干部的监督权利，《执行和捍卫新宪法论坛》的成员们，还打算行使《宪法》所赋予的“结社”权，成立《桂林市工农革命群众监督委员会》……
　　所以韦国清们对这些人恨之入骨，于是把他们打成桂林最大的、也是广西“最大的反革命集团”--“张雄飞反革命集团”(后来官方对这个“集团案” 简称“张案”)，把“张案”的20几个主要成员全部逮捕，并于1976年，将其中四人分别判处死缓、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而成员陈壬午，还被害死在柳州铁路局公安处的牢房中。
　　然而，“张案”的历史作用是：自1968年韦国清在全广西进行了大迫害、大镇压、大屠杀后，广西人民便处于帮派势力的统治下，处于有悲无处诉，有冤不敢申的高压之中。1974年春，“张案”的成员们，打响了彻底否定广西文革的第一枪，撕开了韦国清们上欺中央、下压人民掩盖罪恶的铁幕，揭开了广西文革大屠杀的冰山一角，直接为1983年中央派工作组来广西“处理广西文化大革命遗留问题”(简称“处遗”)，比较彻底地清查和处理了大批“三种人”的罪恶(撤职、开除党籍、判刑、枪决)，作了舆论准备打下思想基础。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张案”成员自1974年至1982年持续八年的斗争，就不会有1983年的“广西 ‘处遗’”。下面，我们将用事实来证明这个结论。

一个震动西南中国的大字报风潮

1974年春，桂林钢厂的哈康文、罗绍安、张雄飞三人，策划了张贴桂林第一张大字报活动，随之市里的职工李新、陈体郁、刘玉生、许瑞林、牛建农、彭富森等一批人跟进，把大字报的星星之火，引到市中心“十字街”去，变成了熊熊的大火。他们开始的大字报主要内容是揭露桂林“八·二0革命行动”的罪行。后来张雄飞的大字报又把矛头直接指向韦国清，从而把大字报的斗争引向深入。
　　因为桂林是个旅游城市，流动着全国各地的人，所以桂林风潮的讯息，很快便传到西南半个中国，于是当时便有了 “广东的李一哲，广西的张雄飞，四川的牟其中”之说。
　　桂林的大字报风潮，尤其震动了全广西的文革受害者，引起他们的共鸣和同情，激发了他们奋起斗争的决心，这样，它就为1983年中央下决心解决广西文革的问题，做好了舆论准备，打下了思想基础。
桂林的大字报整整写了一年多，直到1975年春夏之交中央整顿全国生产秩序时，才被迫停止。
　　当1974年韦国清和广西区党委，把桂林的大字报风潮，定性为反革命的时候，相应地成立了几个专案组，总负责人是桂林市委书记钟枫，内部密称为“七四专案”。那么，我们如果根据桂林的大字报风潮及其对整个广西所带来的巨大影响，把它当作一个实际规模并不小的群众运动，并称之为“七四运动”，恐怕也不为过。
　　这样，广西的文革铁幕，韦国清在文革中的罪恶，从1974年桂林市出现的第一张大字报起，就被揭开了。这是“张案”对否定广西文革起到的历史作用之一。

“张案”成员李和平进京申诉

　　一、李和平一进北京：
在中共中央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关于平反冤假错案决议的巨大压力下，广西的韦国清们，不敢再对“张案”的其他成员判以重刑了，“张案”的主要成员李和平，于1978年被释放出狱了。
李和平是桂林大字报活动的积极参加者和骨干，《桂林市革命群众执行和捍卫新宪法论坛》成立时，他被推举为编委会中心组副组长。
　　李和平一出狱，首先想到的是如何解决“张案”的彻底平反问题。
他和“张案”成员鲁鹤松商量，认为广西不会为“张案”平反，只有去北京向中央反映，通过中央干预，才能解决。于是，鲁鹤松和李新各人给了他几十块钱，、王磊品给了他100元做路费进京。
李和平虽被释放，仍在公安局的监视之下不许“乱说乱动”，但他毅然冒着再次被抓的危险，明说去南宁，到了火车站，就跳上了北去的列车。他从北京回来后，公安局的人还警告他：“你再去北京，我们就把你抓起来”
　　李和平到了北京，先去找最高人民法院的信访局长田明中。因为这是他的熟人。
　　原来，田明中是在1957年“反右”期间，从最高法刑事审判庭的庭长“反”到桂林来的，没挨戴“右派”帽子，也没分配他工作，只发给工资，和李和平舅舅是邻居，认识李和平，又最了解桂林文革的情况，1978年右派平反，他调回最高法先作民庭庭长，后改任信访局长。李和平去找他，是最合适不过的。这个历史的偶然性，帮了“张案”及桂林人民甚至广西人民的大忙。
　　李和平找到田明中后，自然得到田最热情的接待，因为李和平因“张案”被抓后，他就说过：“讲李和平是反革命，我是绝对不相信的，因为我看他长大的。”
　　李和平带去了反映“张案”问题的简单材料。田明中就把刑庭中南组组长武俊英和另一位负责人范萍，一起找来听李和平汇报。此后李和平又反复和他们谈了三、四次。他们对李和平个人遭遇和“张案”成员受迫害的情况很同情，向上面作了汇报，并介绍李和平去向最高人民检察院女副检察长徐意汇报。徐意也详细听了他的汇报，并在接受“张案”的简要书面材料时，建议李和平：“你是不是继续把材料整理得再详细点？”
　　李和平的第一次北京之行，虽然没有具体解决他个人和“张案”的问题，但引起了最高两院对“张案”、桂林文革、广西文革的高度关注。
　　二、李和平二进北京：
　　李和平回到桂林介绍了北京之行的情况后，让“张案”其他成员及受牵连者大受鼓舞。又有几个人：潘文源、管学庭、潘国球参加他们为“张案”平反而斗争的活动了。鲁鹤松的家，成了他们活动的中心。李和平又建议：尽快将“张案”活动的前后过程，写出一份详尽的材料来。先是由管学庭执笔写了份100多页的材料，李和平看了觉得太长，便删改成20多页，标题是《关于张雄飞反革命集团事件的汇报》。
1980年3、4月间，李和平二次进北京。到了北京后，便带着这份材料去见第一次进京谈过的最高院和最高检的那几位负责同志，他们看过材料和再次听李和平的汇报后，都表态说“这是个冤案，够不上任何罪名”。因为两院的权限只解决个案问题，对于集团案，则难以解决，于是建议李和平把材料送去或寄去中央，向中央汇报。
　　李和平找到了中央信访局长陈永新，并到他家里去拜访。陈局长听了李和平的汇报后，立即给了他一个信箱号，叫李和平按照这个信箱号把材料寄出去。材料寄出后，不几天陈局长告诉李和平，那个材料中央办公厅的秘书已经作了记录，并报到中央书记处去了。

中央调查组来桂林调查“张案”

1980年5、6月份，由原交通部副部长、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刘汉章，率领中央调查组来到桂林(这是中央为了广西文革问题派出的第一个工作组)。据说李和平的材料，转到中央书记处分管农业和政法的万里书记那里去后，万里对“张案”的问题，作了批示，刘汉章他们就是为调查“张案”问题，专程来桂林的。参加中央调查组的就有最高院中南组的两个负责人武俊英和范萍。同来的还有公安部劳改局局长蒋端芳。
　　刘汉章等来到桂林后，通过公安局第一个找去谈话的就是李和平。
广西的韦国清们对这个调查组的到来并不欢迎，李和平清楚记得刘汉章一见面就这样不满地说：“我们来桂林他们想把我们封锁起来，对我们采取特务行动，不让我们接触群众，这还像什么话？这样哪行!”还说：“我们是受中央领导的指派来的，我们是来调查的，我们不便于下什么结论，但是桂林给我的感觉很不好。”范萍也对李和平说：“外面就有人，是跟着你的，李和平你怕不怕？”李和平说：“我不怕!”
范萍告诉李和平，他们主要是来调查“张案”的。
　　刘汉章要李和平介绍知情人去谈话，李和平就把“张案”的人，如黄鼎、宾光国、邓平波、关荗林等等都介绍去了。桂林和临桂县在大屠杀期间死难者的家属们，也闻风而动了，纷纷去向调查组叙述冤情。调查组对去反映情况的人，都热情接待，都作详细记录。这样调查组就详尽地了解了“张案”和桂林文革的情况，自然也就部分了解了广西其他地区的文革惨况，例如当听到宾光国汇报说：黄鼎在平桂矿务局工作的两个弟弟，被杀死后还把头砍下来，叫他母亲一手抱着一个儿子的头颅游街时，吃惊激动得跳起来，叫宾光国“马上叫黄鼎来!马上叫黄鼎来!”

韦国清们的第一次反扑

　　刘汉章调查组回京一个多月后，7月下旬，市委一个离休的负责同志叫人告诉李和平：7月28号，自治区副主席兼公安厅长史清盛来桂林，召开了市委常委扩大会，在会上传达了 “彭真三点指示”——即他在北京见了彭真，彭真指示：1、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不能够一风吹；2、对文化大革命的问题的处理不能一边倒；3、“张雄飞反革命集团”案性质不能变。
　　李和平听此大吃一惊，第二天(29号)，“张案”的成员马上凑路费给他第三次进京，以弄清是否真有“彭真三点指示”!
　　因刘汉章、武俊英、范萍回京前，都把办公室和家里的电话号码留给李和平了，所以到京后，他很快就见到了刘汉章他们，向他们作了史清盛传达“彭真三点指示”的情况，并递了个简单材料。
　　他们听了也很吃惊，都说没听说有这回事。比如刘汉章就这样对李和平说：“我们回来已经如实地向中央作了汇报，现在就等中央作决定了，你们要相信中央。可是没听说有什么‘三点指示’呀，我可以帮你们了解一下。”
　　不几天，刘汉章明确对李和平讲：“史清盛来北京要向彭真汇报，彭真根本没见他，是秘书接见了他，与他简单谈过一次话。我们调查了，那些话，可能是秘书讲的，也许把彭真的观点谈出来了，也许不是。一个秘书的话，不能作为领导讲话的依据。”
　　韦国清们制造所谓的“彭真三点指示”，无非是想稳定军心，继续捂紧广西的文革盖子。但是，自刘汉章调查组来桂林调查，使中央书记处了解和关注广西问题以后，可以说，否定广西文革，是大局已定了。

第二个中央工作组来广西

1981年，中纪委第五室主任张珉，率领由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等部委组成的联合工作组，来调查广西落实平反冤假错案政策的情况。参加工作组的又有曾是刘汉章调查组的成员蒋端芳、范萍等。由此可见，张珉工作组是刘汉章调查组的继续，也是受命于中央书记处，为了进一步调查广西文革问题而来的。
　　工作组一行19人先到南宁。他们通知李和平去汇报，李和平匆匆前往。
　　到了南宁，在哪里听李的汇报呢？为避开广西搞的“特务行动”， 工作组主动提出：“不能在工作组住的西苑饭店谈，那里不安全，你人还没到，人家就知道你到了。”于是，就由也深受韦国清迫害的原南宁市委副书记袁家柯和夫人罗丽华(局级干部)，把谈话的地点，安排在广西文联大院里的一位老同志家里。
　　工作组的三四个人在那里和李和平罗丽华座谈，李又全面汇报了“张案”、桂林“八·二0行动”以及广西整个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如屠杀问题，镇压问题等等。而且在去南宁之前，李和平就和鲁鹤松、管学庭等整理好了一份全面揭发桂林“八·二0行动”罪行的材料，此时他把材料当面交给了蒋端芳。
　　听了李和平的汇报后，工作组的人特别明确强调说：“‘张案’已经有几个人出狱了，像李新、刘玉生呀就要平反了，这是已经定了的，正在办着。我们来，就是要解决‘张雄飞反革命集团案’的问题的。”
　　李和平到了南宁，还见了区党委纪委副书记、曾给陈云当过秘书的徐江萍及袁家柯、钟国松等老干部，并向他们建议：以争取中央平反“张案”为突破口，进而解决全广西的文革问题。他们同意李和平的意见，表示要从这个方面通过各人通中央的渠道做工作。徐江萍告诉李和平：陈云要他注意广西的文革问题，所以他已经搜集了成麻袋的材料。
　　工作组在南宁和李和平谈过话后，蒋端芳、范萍等几个人，还专程去鹿寨县英山监狱，找仍关在英监单身牢房中的张雄飞，以及服刑的广西“4·22”其他头头，如南宁的熊一军、柳州的白鉴平、梧州的王冬明等谈话。
　　张雄飞在谈话中，依然坚持1975年被捕前的观点陈述：写大字报揭露桂林“八·二0行动”暴行是正确的；揭发广西其他地方在文革中滥杀无辜的罪行是无罪的；组织《桂林市革命群众执行和捍卫新宪法论坛》的行为是合法的，等等。记得当时范萍听了很感动，站起来当着表面陪同，实则监视谈话的区劳改局及监狱负责人的面，要张雄飞写申诉。在她们离开英监时，蒋端芳还特别指示英监：“在中央作出决定之前，对张雄飞这个人你们要保护好。”
　　张珉工作组回北京的时候，蒋端芳又带了几个人来桂林，找李和平去榕湖饭店谈话，告诉他，她是专门负责调查桂林“八·二0行动”和对 “张案”成员落实政策情况的。
　　这件事可以说明：中央书记处和中纪委，通过“张案”，不仅了解了桂林的文革情况，也部分了解了广西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所以才派张珉工作组，直抵南宁，除了来解决“张案”的问题，还要全面调查广西文革大屠杀的情况，为全面解决广西文革问题，作了前期准备。

韦国清的第二次反扑

　　下面所叙述的事，是张雄飞1990年在北京拜访已离休的张珉同志时，张珉亲口告诉的：
　“我在去广西之前，在广东调查了两件腐败案子，结果杀了两个县委书记。”张珉接着说：他们工作组在南宁期间，通过进一步的调查，发现广西文革问题极其严重，回到北京，即给中央写了详细报告。在写此报告之前，中纪委的领导同志很高兴，对他们在广西的工作相当满意，表扬了他们。但报告报上去后，过了一段时间，中纪委领导同志的态度变了，一个姓王的副书记找张珉谈话，不提报告的事，只简单告诉他，不要再管广西文革的事了，如果再管，可能要受纪律处分。
　　张珉听了后知道广西的事太难办，很难过，但纪检干部和共产党员的责任感，不让他撒手不管。于是找工作组另外两个负责人余金鑫(最高检的一位司级干部)、蒋端芳谈，提出直接给最高层领导人，写个署名报告反映广西文革问题。因为这样做，风险很大，张珉便说：“我抗日战争参加革命，什么危险的事都经历过，我是不怕的，你们怕不怕？”余金鑫说：“我不怕，我被划了20几年右派，还怕什么，干!”蒋端芳说：“写就写吧，我也不怕，反正我也快离休了。”参加工作组的其他十几个人也坚决支持。于是，张珉他们就联名写了个报告，历数了广西文革的19条罪状，直接寄给了最高层。
　　××看了那报告后，就把它转给了当时地位在处于日中天的韦国清。张珉说：“韦国清蠢了，他办了件傻事，如果他得到那报告后不吭声，也许就没事了，他却组织了8个广西‘秀才’，对我们的报告进行逐条反驳，也寄给了最高层，这样一来，就变成广西区党委和中央纪委打官司了，中纪委的领导同志就不能不以中纪委的名义干预了。这件事反映到习仲勋那里去，习仲勋就给邓小平写了几个字：‘广西的问题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不是再派工作组去调查？’邓小平见字也批示道：‘广西这个无头公案，是到了解决的时候了。’这样，中央最后才在1983年又派出一个更大的工作组，去广西搞‘处遗’了!”


转自张雄飞博客
http://zhangxiongfei-01.blog.163.com/blog/static/12869534120100274248359/

tuffy05

我的博文打算怎样写下去——致网友

默认分类 2010-01-05 19:53:11 阅读29 评论3 字号：大中小
张雄飞

去年九月以前，我从来没想过要搞自己的博客，因为读了《桂林晚报》八月十九日至二十一日那三篇关于桂林文革的“纪实”，憋了一肚子气，加上又看到那三篇文章，不仅在报上发表，还搞到网上去了，所以才决心要写文章在网上反驳，让区内区外正直、客观的人们，知道他们是怎样利用舆论大权，任意愚弄读者的!
这叫逼上梁山。
建了博客，就觉得一发而不可收了。特别是一些年轻的网友，因没经历过文化大革命，不知道桂林文革的很多真情，很希望亲历者把当时的事实真相写出来，供他们在前进道路上研究参考。这个要求，除了令我感动感慨，一种莫名的责任感也油然而生，觉得自己虽然是一介平民，毕竟多多少少知道桂林文革和广西文革的事，有义务写出来留给青年们作资料。我今年就七十三岁了，俗话说“七三八四，阎王不请自己去”，再不写，还等什么时候？
我是个经历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建立，毛泽东时代，改革开放时代的人，当过顽童，当过游击队的武工队员，当过解放军的兵，当过农场的农工，当过工厂的加热工，当过革命干部，也当过劳改犯，当过共产党员，也当过“反革命”。我所经历过的事情，是如今的年轻人，在书本上是看不到的，因为没人帮我写，所以统统藏在肚子里。
我有个研究桂林近代史颇有建树的朋友说，只要是历史上发生过的事，无论他是干什么的，哪怕是个妓女，能把经历写出来，也是有价值的。此话有理。
“把自己经历过的事统统写出来”，这恐怕是我回归大自然之前要做的头等大事了，因而我给自己鼓劲——继续努力吧，老头!
下一篇博文要写什么呢？写《三揭〔桂林晚报〕回避、歪曲、捏造桂林文革历史》，《四揭〔桂林晚报〕回避、歪曲、捏造桂林文革历史》。
“三揭”的内容是：《桂林晚报》既然写的是桂林市1949年到2009年六十年“桂林城事”中的大事，为什么偏偏回避发生在桂林的另一件大事：全市各种大会小会批判、关押、判刑、“罪恶材料”发全广西，轰轰烈烈搞了几年的“张雄飞反革命集团案”不写？为什么对在《桂林战报》、《广西日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连续两年连篇累牍的发表文章批判“张雄飞和那几个反革命分子”，“‘四人帮’的别动队桂林那几个反革命分子”的事避而不谈？
“四揭”的内容是：《桂林晚报》也“忘记了”发生在桂林市的另一件大事，即1977年桂林市委在韦国清的指示下，发动全市点名批判斗争，也在《桂林战报》上发表大块文章“狠批”的“冯邦瑞反党集团”。冯邦瑞是1938年参加革命的文革前的桂林市长，文革时期的桂林市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只因为他的观点是支持“桂林老多”，反对“八·二0革命行动”，支持1974年桂林部分群众写大字报揭露“八·二0”的罪恶，就被韦国清打成“反党集团”、“张雄飞反革命集团的黑后台”，也搞了人家几年。这样的事，难道不是桂林城事的大事，现在居然被堂而皇之的遗忘了。
接着我还准备“乘机”对《桂林市志》说三道四。这个由几届桂林市党政第一把手参与的“桂林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的四百万言的鸿篇巨著，在其“大事记”中的文革部分，却根据广西和桂林文革帮派残余势力的政治需要，把许多本该记的大事，或不记，或用略记的手段使其抹糊，或用篡改的方法使之消失。不顾历史事实，只根据自己的政治需要，把历史打扮成自己喜欢的芭比娃娃，这哪是大人做的事？
再下来我就写1974年至1983年我们这个“反革命集团”的事了。标题叫做《为推翻桂林文革大冤案而拼死的人们》(暂名)，第一章的标题是：“活火山终于爆发，大字报轰动桂林”。
写完这部分，打算写其他的桂林文革亲历，特别要写“桂林老多”1968年反围剿、求生存的艰苦血战。
然后，只要我还能打电脑，还活着，要写的东西还有，还有……
为了让自己的博客不要寂静太久，我可能在发计划中的博文之前，插空发些其他纪实以馨网友。

tuffy05

不被承认的忠诚与正义
——致 网 友

张雄飞

如果按文革至今42年计算，那么我参加广西文革只有两年，却吃了将近41年的苦头(我的许多难友亦如是)。先是“桂林老多”被军事镇压后被打、被斗、被长期关押、被罚做苦工、被判刑劳改之苦。这种苦从1968年8月始至1983年1月止，长达14年多。其后是精神上的苦，即从1983年广西“处遗”至今，因仍受隐藏在广西领导阶层中的帮派残余势力政治上的压制思想上的歧视，级别不能一视同仁地提，工资不能一视同仁地加，人格不能一视同仁地受尊重，因而带来无穷的精神上的不平、压抑和痛苦，这种白了少年头之苦，又有26年之多了。例如就在今年8月，《桂林晚报》那三篇加罪于“桂林老多”的长文，就是一把刺在我们受伤的心灵上的刀!
然而，我们错在哪里？无论从哪个方面，都说不上有错!
先从肯定文化大革命的角度来说：我们不正是被广西的保守派代表人物韦国清镇压的造反派吗？可是，我们却被支持造反派的领导人，当作“土匪”、“暴徒”、“反革命”镇压了。
再从否定文化大革命角度来讲：我们揭露广西对无辜人民群众大镇压、大屠杀的暴行，不正是对文革的彻底否定吗？可是，当我们否定了广西的文革之后，我们又被被否定的那股帮派势力所否定了。因为那个韦国清的忠实战友×××，本来“处遗”也应当清算他，却被他骗来了“尚方宝剑”，成了广西“处遗”的“掌门人”，能不把我们继续压在“五行山”下吗？这个“否定之否定”，真是个冷酷的“哲学笑话”。
还有，我们站在人道主义和维护人权的立场上，反对广西文革的惨无人道蔑视人权，然而却有主张人道，提倡人权的朋友，说我们“上当了，作了别人的工具”。于是，我们又统统被当作傻瓜。
还有，我们呼唤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可是那些崇拜无条件民主、膜拜法制是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法宝的智者，却说我们的青春白费了，我们的血白流了，我们应该像孙悟空那样去取经，因为“民主、平等、博爱、自由”，只有西天极乐世界如来佛那里才有。
最后，我们反对政治和经济上的腐败，可是，那些靠了政治领域的黑暗才能在电视上风风光光的官，那些靠了经济领域的污浊才能家财亿贯住高级别墅的人，却说我们是制造社会动荡的危险分子，是道德比谁都败坏的伪君子……
我于是无言，因为社会醉了，像个酒后开车的司机。呜呼，悲矣哀哉，我们的忠诚与正义，谁个来承认耶？
然而，吾本老牛皮，泡亦三斤，不泡也三斤，感谢重视，不在乎非议和诽谤。原因：我没醉。我知道自己是谁。我的许许多多认识的和不认识的朋友，也知道我是谁。因为这几十年来，我始终忠诚于自己的信仰没有随波逐流，并按照这种信仰去生活，去学习，去追求，去创造。我于是大言不惭：我是直立的人，不是倒行的他。
最激动我的是此时此刻，因为我正在博客上写文章。真是三生有幸啊，在我来日无多的岁月里，遇到这个通向人生，通向社会，通向世界的平台——互联网。只有在这里，我才能无拘无束地敞开心扉，向许许多多清醒的、善良的网友，叙述我的过去和现在。亲爱的网友：我太想向你们倾诉哀伤了，因为那是憋在心里几十年无法诉说的委曲啊!
我还对《桂林晚报》感激不尽，正因为它向我们刺来那太温柔的一剑，才使我热血迸发。如果没有他们，我还没有勇气站起来说话，还可能不是几十年，而是永远匍匐在那柄达摩克利斯剑的威严之下。
我建立博客，还有个“不纯动机”，那就是要为自己说话。因为自1968年我们变成了“刘少奇的孝子贤孙”、1971年“林彪是我们的后台”、1976年我们是“邓小平右倾翻案的社会基础”、1977年我们是“‘四人帮’的别动队”以来，在广西，极少有官方的人说我们好话，一直把我们当作另类，使我们成为不可“超度”的政治亡灵。就拿我来说吧，在全广西及桂林几年的批判“邓小平”和“四人帮”的运动中，仅就《桂林战报》 (《桂林日报》的前身) 而言，在它的头版头条上，有多少领导人讲话，多少重要活动的消息报道，多少重要的政治评论，不言必上挂“四人帮”，下联“张雄飞”？其他版面上所载单位和个人的“革命大批判”文章，指名道姓批“张雄飞”的又有多少？基层单位会议上人人被迫“口诛笔伐”张雄飞的，更是数不胜数。
可是，《桂林日报》1983年在报道我平反的消息时，只在一寸宽两寸长的篇幅上，登几句话了事。
骂我的话有一万句，不骂我的话只有一个字，这个比例，太有失公平吧？这能“恢复名誉”？能“推翻一切不实之词”？!
这就让我从中悟出一个道理：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要从污水中逃生，“全靠自己救自己”。你若要让善良的人们知道你是谁？你就要用真话，把自己“博客”出来。至于对你之所记，人家信或不信，不必奢求。因为真的就是真的，掺不了假；假的就是假的，当不成真。你不要怀疑旁观者的判断力就是了。
所以，倘若有人说我的博文是“出风头”、“自我表现”，或者“贪天之功为己之功”等等，我将报以温良恭俭让的微笑。
但我不再缄默，也不再“谦虚”，因为缄默和“谦虚”，只能被人当作傻帽。
我只走自己想走的路，说自己想说的话，道自己做过的事，随别人怎么说。
因此，我的纪实博文，将一篇一篇写下去，题材可能愈广，品种可能愈多，时间的跨度可能愈大，而水平和质量，可能越来越欠，不过，只要不像《桂林晚报》那样胡言乱语，网友就会原谅。
那许许多多认识和不认识的网友们，我敬爱你们!

2009年12月2日

tuffy05

张雄飞

我在博文《“张雄飞反革命集团案”的翻案历程及其历史作用》中，叙述了原桂林市工商联副主委黄鼎同志的两个弟弟黄璋、黄琇，在文革中被富川县“联指”派杀害后砍下人头示众，还把两个人头丢进关押他母亲的牢房中去的惨状。最近，有热心朋友给了我一份标题为《五个人头案的始末》的富川县整党办写的复印资料，现全文抄录如下：

“在富川，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们，大概不会忘记，一九六八年七月十二日，在红星台前的电线杆上，悬挂着五个人头示众。
死者分别是：
毛明昭，男，24岁，富川县古城区人，生前是富川县拖拉机站驾驶员；
周文斌，（又名周六妹）男，23岁，富川镇阳寿街人，生前是农民；
钟永芳，女，35岁，蒙山县文圩区人，中共党员。生前是富川县总工会秘书；
黄　璋，男，25岁，苍梧县夏郢区人，生前是富川县苗圃工人；
黄　琇，男，23岁，是黄　璋的弟弟。生前是富川县拖拉机站工人。
他们五人在“文革”中都是群众组织“富川县‘4·22’造反大军”的骨干，毛明昭是主要负责人之一，一九六八年两派斗争激烈时，他们五人跑到平桂参加武斗。（据黄　鼎同志说，他两个弟弟是逃到平桂矿务局去避难，并未参加武斗——笔者注）
一九六八年七月三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了解决广西两派问题的“七·三”布告，八日，富川县革委会发出了关于落实“七·三”布告的紧急通知。同日，富川县保卫红色政权总指挥部总指挥黄礼天（县革委常委，富川县“联合总部”头头）和该部常委黄林（县革委常委）、郭念林（县革委常委）、刘木贵（县革委委员、公安局干部）、翟积发（农代会干部）以及县人武部马钧、熊光明等带领福利、朝东、古城、富阳、富阳镇及县直机关的民兵共二百多人往钟山围堵“4·22”。在望高设立“富川前线指挥部”，负责围阻从平桂武斗中打散后逃跑出来的“4·22”人员。
七月九日，毛明昭等五人从平桂跑出来，逃往富川方向，当晚，毛明昭和周文斌二人在望高被钟山县民兵抓住，交给驻在望高的“富川前线指挥部”。后由富阳镇民兵押回富阳镇“福音堂”关押，在关押期间，县“保红”指挥部派何辉德、吴品邦、邹盈尚、林水高、黎先标、黎尚书等人进行了审讯。
七月十二日早上，县“保红”指挥部刘汉荣交待富阳镇“保红”指挥部成员林国民（镇民兵营武装连连长）统一行动“干掉”毛、周二人，当天上午十一时，富阳镇“保红”指挥部在红星台召开了万人大会，会议由林国民主持，毛景常（镇武装民兵连炮排排长）宣读了毛、周二人的“罪状”，程世洪（镇农代会主任）代表贫下中农讲话，最后以“富川县贫下中农最高法院”的名义宣布处以死刑，立即执行，由事先安排的女民兵班长何玉荣枪杀毛明昭，女民兵林代琼枪杀周六妹，富阳区武装部长杨永友，武装干事李洪启分别协助林代琼、何玉荣把毛、周推入刑场，并补了枪。“保红”成员刘木贵也去补了枪。毛、周二人被打死后，林国民交待陈春生喊“富川4·22”成员唐玉贱、吴红玉，把人头砍下，陈春生用铁线串起，由唐玉贱拿回红星台前的电杆树上挂起示众。
钟永芳、黄琇、黄璋三人于七月九日从平桂逃出，十日被钟山立头同乐乡民兵抓住。十一日，同乐乡电告富川县“保红”指挥部，当晚，“保红”总指挥黄礼天就带人去接俘虏，车开到莲山时，黄认为情况不明，怕遭暗算，即回县“保红”指挥部，连夜挂长话到同乐（电话是刘汉荣讲）弄清楚确实是抓住了黄璋、黄琇、钟永芳等三人，决定由刘汉荣带人去接回来处理。
七月十二日，“保红”副总指挥何学多带人去八步医院慰问伤员，刘汉荣就带领蒋梅森（县委会工作员）、欧伯良（“保红”指挥部工作员）、刘建忠（法院干部）、王先高（富阳镇民兵）、陈志远（富阳镇民兵）、陈春生（富阳镇民兵）、邓永端（福利中学革委副主任，“保红”指挥部工作员）等六人搭何学多的慰问车到望高清水拱公路下车。下午四时左右，何学多的车从八步回来，刘汉荣等七人将钟永芳等押上了车，到了望高以北古凉亭，何学多、刘汉荣等商议将钟、黄等在这里干掉，刘建忠说：“不要在这里搞”，刘汉荣说：“这里不是我们的地界（因属钟山县管辖）没有人埋。”后来车子开到白沙的河路口岔路旁，何学多喊停车，车停了一下，刘汉荣说：“开过一点，不要挡路”，司机又开过去一点，何学多、刘汉荣、邓永端等人在山边上商量了一下以后刘汉荣说：“把他们拉到山边去”，原定由何学多开第一枪后其他人才开枪，但何刚举枪，民兵们的枪也同时响了，何学多打钟永芳，蒋梅森打黄琇，黄璋是民兵陈春生打的，接着莫代位等多人补了枪。枪杀后，又叫刘建忠去白沙，派四类分子程宽期（已死）、地主仔程长增，赖冬青等用柴刀把钟永芳三个人头砍下，洗净丢到车厢里拿回富阳，当晚由民兵陈志远将人头挂在红星台前的电线杆上示众。
就这样，在同一根电杆上挂了五个人头，示众两晚一天，其景状之悲惨，令人目不忍睹。
粉碎“四人帮”后，根据上级党委指示精神，梧州地区三人办、组织部、纪检会和富川、钟山两县三人办、组织部、纪检会共同抽调力量，组成了地、县联合调查组，于一九八0年十二月起至一九八一年四月止，对这一事件进行了全面调查，查清了事件的性质及涉及的责任人，“处遗”时，又派出专案组对事件进行了复查。县委作出了给毛明昭等五位同志彻底平反的决定，并于一九八三年七月十日在县政府礼堂举行了毛明昭等五人的平反昭雪追掉会。公开为他们平反昭雪，恢复政治名誉，彻底推倒强加给他们的“反革命”帽子和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对他们的遗属，按政策作了妥善的安排，发放了“三费”。
对制造这一悲剧的杀人主犯何学多、刘汉荣、林国民已依法分别判处有期徒刑14年、13年、11年。莫代位、刘木贵、林代琼、何玉荣、毛景常、杨永友、李洪启等已被开除或清除出党，蒋梅森、邓永端受到留党察看处分，黄礼天在“处遗”开始时已自杀，黄林（已死）和几个民兵免予追究责任（均系非党员）。”

2010年3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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