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鸡市志、旬阳县志、勉县志记载的文革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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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中陕西宝鸡的“打砸抢”事件

录自《宝鸡市志"附录"文革纪略》p2409-2410

“打砸抢”事件　　
　　1967年下半年，“革命造反派”因观点不同，分裂成互相对立的两大派组织，形成了“宝鸡地区工矿企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造反总部”（简称“工矿总部”）和“宝鸡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总司令部”（简称“联总司”）两大组织。他们都自称是“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造反派”，互相攻击对方是“保皇派”，为取得支左部队的承认，在大联合组织中争取主要地位，而发生互相辩论、攻击、谩骂甚至武斗，其范围涉及到机关、学校、工厂、街道、农村。“造反派”组织由初期用棍棒围斗，后来发展为自制武器，抢夺部队枪支、弹药，动用大炮、车辆，以“文攻武卫”的名义，进行大规模武斗，严重破坏了生产和工作，造成社会的混乱和不安。　　
　　8月17日，宝鸡市两派组织在机砖厂发生武斗，双方约有4500人参加。他们调运汽车15辆，武斗人员头戴安全帽，手持铁棒、木棒等凶器，打伤40多人。　　
　　8月25日至28日，陇县发生持续三天的大型武斗。参加武斗的人数先后有15000多人，动用了棍棒、长矛、土枪、土炮和枪支及2部电台，出动汽车200多辆，武斗中死亡16人，数百人被打伤、打残，砸抢公私财物价值数万元，抢走了该县武装部的全部枪支。　　
　　11月21日，虢镇地区发生武斗，由晚上10时持续至次日早7时。参加武斗2000余人，出动汽车9辆，土坦克、摩托车各1辆，各种枪械173支，长矛220多把，其他器械130多件，当场打死7人，伤残220多人。　　
　　1968年5月21日，扶风县一派造反组织武装冲击并抢占了监狱，直到8月1日才退出。强占期间，他们穿戴解放军服装，站岗放哨，搜查县中队枪支弹药，随意提审殴打犯人。　　
　　6月6日，岐山县蔡家坡地区发生大规模武斗，涉及到岐山、扶风、眉县、陇县、凤翔、宝鸡等6县1市的30多个单位，参加武斗的有800多人，动用不同口径的土炮40门，各类枪支500余支，手雷近千枚及坦克等重型武器，当场打死20人，伤残32人。　　
　　6月12日，岐山地区一派造反派组织，手持武器抢走县人民银行现金23万元。　　
在这期间，其他一些县也发生了规模不同的武斗事件和冲击驻军、武装部、粮站、商店等事件，造成人身伤亡，国家财产受损。　　
　　1968年7月28日晚，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发出的“关于制止陕西地区武斗事件的六条规定”（即“七二四”布告）传达到宝鸡。专区革委会立即召开常委会，进行学习讨论，并将“布告”传达到各县。29日，专区革委会抽调1300多人，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由革委会常委和委员带领，分赴各地宣传“布告”，要求各地采取有力措施，迅速制止日益扩大的武斗。8月10日，专区革委会做出八条规定，通告全区，要求立即停止武斗，无条件解散一切武斗专业队，在8月25日前必须主动上交一切武器和其他武斗器械。到8月底，全区共收缴各种枪支7447支，各种炮162门，子弹109432发，手榴弹3866枚。武斗始被制止，“打砸抢”行为有所收敛，混乱不堪的局面开始好转。

《宝鸡市志》
旬阳县的武斗
摘录自《旬阳县志》

1966
夏季，“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本县红卫兵和造反群众，开始大破“四旧”，大立“四新”。
7月，全县中小学教师齐集于旬阳中学。开展“文化大革命”，历时83天，被打成黑帮分子的有180余人。
8月以后，在打倒党内一小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口号鼓动下，县委、县人委领导干部被揪斗，党政领导机关逐渐趋于瘫殃。
1967
5月23日、帮派组织“五"二三”联络站成立。同年8月下旬、随着两派群众对立情绪日益加剧和安康两派对立情况的影响，分别成立旬阳县“红八总部”（即红农总、红三司、红工总、红文联、红财总、红居总、红小将、红机总)和“七总司”(即红造司、工总司、农总司、财总司、居总司、文卫总司、县委七一兵闭)。
8月，出于武斗，本县运输支柱行业水运受阻，县内短途运输仅能进行零星生产、县外运输陷于停滞状态。
9月1日，因本年8月28日“红八总部”派“八一红战军”副队长向三义在县城被杀、是日“八部”派组织在县城体育场举行追悼会，会后举行游行。
9月2日至4日，“八部”派围抄了“七总司”，抓走“七总司”20余人，关入县人委大院。9月5日，“七总司”群众百人进入人委机关抡人，与“八部”派发生械斗。
12月16日晚，旬阳县“红八总部”派抢走县人民武装部枪支、弹药一批。
12月，寻阳县委机关两派群众组织大联合，成立“革命大联合委员会”（简称“革联”)。
1968
4月4日，安康发生第二以武斗。旬阳“红八总部”和“七总司”联合破裂。
4月10日，安康武斗组织“八总部”数十入到旬阳县城，抢走县人民武装部枪支弹药。
4月30日晚，寻阳县“七总司”20余人抡走物资局黄坡岭炸药以存放的部分雷管、炸药，用于武斗。
5月7日，“红八总司”与“七总司”两派“巡逻人员”在黄坡岭发生械斗，当晚，“七总司”一派纷纷出走，陆续到达西安达200人。
5月8日，“红八总部”派及安康武斗组织“安三司”（安康地区红色造反第三司令部）抢夺县人民武装部和县民警中队枪支掸药。
5月29日，旬阳“红八总部”成立“五"二九”兵团到安康参加武斗，同年8月19日撤回旬阳。
6月9日，旬阳“红八总部”武斗队40余人到达镇平县，准备参加武斗。因对方派闻讯逃住四川、未接触、7月17日返回旬阳。
7月24日，县文卫局副局长蔡维正破搞武斗的坏人揪斗致死。
7月26日至8月20日，旬阳“七总司”在汉阴参与武斗。
7月28日，旬阳“红八总部”组织武斗队到汉阴涧池参加武斗。18人被对方“俘虏”枪杀。
8月，1967年以来，本县因派性斗争，出现一系列杀*件，被杀死185人(包括本县在外地被杀者)，县革命委员会成市后，陆续得到处理。

《旬阳县志》
1996年12月第1版


勉县武斗

摘录自《勉县志》

　　1966年
　　8月5日，县委宣传部发出《关于组织工农兵群众积极揭发我县文教战线上“反党原社会主义黑线”的通知》。
县委决定：举办暑假全县中小学教师“集训会”。“集训会”期间，斗争教师百余人，武侯中学副校长苏念慈、漩水坪学校教师李远明等受迫害含冤自杀。“集训会”后，将40多人转为“集训会”继经受审查、批斗。
中旬，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公布后，“文化大革命”进入高潮。
由学校到城乡，“红卫兵”组织开始“造反”，大破所谓“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焚毁了县剧团的古戏装和部分古典书籍、神牌、神楼，一些文物古迹遭到破坏，“古定军山”石碑被砸烂；揪斗干部、抄家，大批干部和群众遭到打击迫害。9月10日，成立县委“文化大革命”办公室。
10月，各地“红卫兵”组织普通建立，学校停课，成批师生外出串连，并派代表赴北京接受毛主席检阅。工厂不能正常生产，社会秩序陷入混乱。
11月5日，一些公社、学校、工矿、单位改名为“红旗”、“红卫”、“东风”、“东方红”、“红岩”、“红光”、“四新”等。
8日，县委发出《关于热情接待各地革命学生徒步行军串连的通知》，后串连更加频繁。
26日，“造反派”组织在体育场召开揪斗县委书记惠斌大会。在“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影响下，各级党组织和机关开始瘫痪。
12月26日，县委发出《关于认真宣传和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的通知》。
1967年2月27日，本县“造反派”联合成立“接管勉县县委、县人委临时指挥部”，后改为“勉县红色革命造反筹备委员会”，夺了县委、县入委的一切权。此后，县级各部门、单位和区、社、大队、生产队等相继拉夺权，各级领导干部大都被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受到批判、斗争和人身迫害。
2月2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勉县人民武装部(以下简称县人武部)农业生产领导小组成立，遂开始办公。
5月5日，县人武部农业生产领导小组改为县人武部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下设秘书、农业、工交财贸、文教卫生、学习毛太席著作5个办公室，办理原县委、县人委所属部门的业务。
6月30日，县委“文化大革命”办公室被被红卫中学（今一中）“造反派”查封。
7月，造反派分裂为“联新”和“统临矿”两大派，逐步形成对立，打、砸、抢事件不断发生。在江青“文攻武卫”的蛊惑下，武斗不断升级。先后发生打、砸、枪事件101起，大的武斗事件2l起，打死47人，抢劫国家粮食、物资和银行16起；抢县委、县人委、公安局等单位重要机密档案8起；抢武器、弹药24起。在林彪、江青“砸烂公、检、法”反革命口号影响下，县公安局、检察院、法院先后被砸，工作瘫痪。
1968年
1月9日，北京大学分校“统临矿”派抢走县人武部机枪11挺，步枪百余支。
　23日，“统临矿”派在电影院门前围斗汉中军分区司令员王明春。
3月27月，召开所谓“抓不众、促生产”四级干部会议。
4月5日凌晨，“联新”派携带机枪、步枪数十支，占领县城，打死“统临矿”派2人。自此，“统临矿”派指挥部撤离县城。“联新”派先后3次抢飞机场驻军、县武装中队、县人武部枪支。
是月后，各地建所谓“忠”字堂、毛主席语录墙，跳“忠”字舞，背“语录”；每日早、晚和开会前、上工前、饭前都进行“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等活动，大搞个人崇拜。
6月2日，“联新”派为抢劫武器，炸3号信箱机密资科大楼，枪杀守卫的解放军战士9名，打伤4名。
30日，陕西省“革命委员会”、中国人民解放军支左委员会发出《关于勉县六"二事件的公告》(简称“6"30”公告)，定“六"二”事件为反革命事件。1980年改为“六"二”打、砸、抢事件，对罪犯依法分别进行了处理。
9月9日，省“革命委员会”发出《关于成立勉县革命委员会的指示》，何振乾任主任，曹振隆等14人任副主任，委员73名。
12日，在体育场召开万人大会，宣告成立“县革命委员会”，并召开全体委员会议，讨论所谓“斗、批、改”和所谓“抓革命、促生产”问题。
13日，37个县属单位先后成立“革命委员会” (革命领导小组)。
14日，县“革命委员会”发出《关于把学习毛泽东思想伟大群众运动推向新阶段的决议》。
15日，县“革命委员会”、县人武部发出《关于彻底上交武器，坚决制止武斗的通知》。
10月3日，县“革命委员会”召开第二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部署进一步掀起所谓“斗、批、改”高潮，保卫“四清”成果，夺取革命、生产双胜利等工作。
4日，小国*勉县“革命委员会”核心领导小组成立，由何振乾、曹振隆、葛明兴、宋志安、任风亭(暂缺1名)等7人组成，何振乾任组长，曹振隆任副组长。
10日，县公安局、检察院、法院实行军事管制，原有干警集中到县良种场搞“斗、批、改”。称原政法干部为“旧人员”。体育场召开“对敌斗争”大会时、将原公、检、法领导亦拉去陪斗。
16日，县“革命委员会”责成“联新”派、“统临矿”派组织成立清理归还国家财产小组。26日，在官沟公社召开有县、区、公社负贵人参加的“清理阶级队伍现场会”，将补定漏划地主、富农分子，进行民主革命补课，列为“清理阶级队伍”的重要内容，不少人披揪斗，造成大批冤、假、错案。1979午1月8日，县委发出《关于否定官沟公社清理队伍现场会的决定》，纠正了错误。
11月，在县电影院门口召开批判原县委、人委机关“走资派”大会，提出“用万吨炸药炸开阶级斗争盖子”，使大多数领导干部惨遭迫害，蒙受不白之冤。

勉县志编纂委员会主编
P34—35
1989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