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国强：南京大学深挖“五一六”见闻——蒋广学教授访谈（节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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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学深挖“五一六”见闻
——蒋广学教授访谈（节录）

访谈对象：蒋广学教授
采访人：董国强、袁桂海、智杰
访谈地点：龙江小区董国强家
访谈时间：2006年3月9日下午
[蒋广学：南京大学退休教授。曾经担任《南京大学学报》负责人、南京大学思想家研究中心《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常务副主编。文革爆发时是南京大学溧阳分校政治部工作人员]

董国强：我们看过一些材料，1966年6月16日《人民日报》社论《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打倒反革命黑帮》发布以后，省委工作队正式进驻南大，省委副书记彭冲担任队长，同时兼任南大党委书记。工作队还有三个副队长，粱辑卿，杜方平，吴大胜。他们都是部队来的。这三个副队长似乎和文凤来有联系，支持他的造反活动。当然后来这些人又有分化。我想问的问题是，“梁、杜、吴”他们支持文凤来等人起来造工作队和省委的反，这是否意味着南京军区、省军区与江苏省委有矛盾……
蒋广学：可能不是这样的，他们之间的矛盾可能没有这么早。我认为搞匡亚明跟江苏省委江渭清他们有很大的关系。北京抛出了北大的党委书记陆平，那么江渭清在发生了溧阳分校事情以后，他就要把匡亚明抛出来。这是江苏省委一个很大的动作，他们以为只有将匡抛出来才能保住自己。所以事情发展得很快，“六二”事件以后没几天就把匡抛出来了，而且之所以匆匆忙忙地给匡亚明戴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分子”这样一个不伦不类的帽子，也正可以说明“倒匡”是省委在慌忙之中做出的决策。省委既然做了这个决策，就要发动群众起来揭发批判他，而且你不能只揭“六二事件”的问题，因为这个事情已经揭得差不多了，那么后来就向前追溯，就是说匡亚明来到南大之后两、三年都干了什么？
文凤来的造反是这样的，文凤来以前在南京饭店工作过，他说彭冲经常去那里游泳，生活很腐化，不配领导南大的文革，就起来造他的反。文凤来带着一批人成立了“红色造反队”，都是出身非常好的，出身差的他不要。
董国强：我们系崔之清教授当时是学生，按照他的说法，南大“八二七”之所以起来，就是因为“红色造反队”排斥出身不好的人，结果其他参加造反的人就另外成立了自己的组织。
蒋广学：是的，“八二七”的“阶级成分”比较复杂，“红色造反队”是非常纯的。我现在想想“红色造反队”的这些孩子非常可惜，他们这些人到后来都被打成“五一六”骨干分子。那时候有一个姓蔡的女孩子怀孕了，挨斗的时候她还挺着个大肚子。南大深挖“五一六”主要揪的是“红色造反队”的成员，文凤来是他们的领袖。
“八二七”的领袖是曾邦元。曾邦元对你们研究文革是一个很宝贵的材料，他对一些内幕更清楚。在他们这一批造反的人当中，只有曾邦元和葛忠龙还活着。
文凤来这个人很正直，很讲义气。他之所以走到后来那个地步，就是因为他讲义气、认死理。他起来造反没有多少私心的，他当时就认准了一条：我要听毛主席的话，听中央的话。他的文化水平不高，我估计他没有上过大学，即使上大学的话也没有认认真真地读过什么书，所以只会认一些死理，认准了这个理就一直走下去。所以毛主席叫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中央说什么我就做什么。比如中央让我们造省委的反了，我就带着一批人到省委去造反；中央说要夺权了，我就带着人去夺权；中央说要“揪军内一小撮”了，我就带着人去“揪军内一小撮”。这一批人就是这样的，都是非常听毛主席、中央的话的。
那么当时中央高层的情况也是很复杂的，那个“无产阶级司令部”里头也是不断分化的，谁也搞不清楚那里面传出来的有些东西是不是毛主席的。比如有的人昨天还说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是代表毛主席的，第二天就遭到清洗了，变成反对毛主席的了。即使有些话确实是毛主席说的，但是毛主席他老人家自己就变来变去的，前后不一致。这样一来，文凤来他们这些人后来就吃亏啦。
比如文凤来等人与许世友的矛盾，就是1967年夏天武汉“七二〇事件”以后揪“军内一小撮”时结下的。毛泽东当时没有明确表示反对，后来才说中央文革的王力他们鼓动“揪军内一小撮”是“毁我长城”。那么许世友后来做了江苏省革委会主任，许世友能放过文凤来他们吗？不可能的！所以到了抓“五一六”的时候，首先就对“红色造反队”下手。葛忠龙这个人很滑头的，等搞到他了，他就把他们一个一个都咬出来了，他不是往上面咬，而是往下面咬，咬出了许多“红色造反队”的人。很多人不知道怎么交待就被逼死了。
在南大大礼堂批斗文凤来的时候，我也参加了。我觉得文凤来的的确确是条汉子。台下的群众批斗他，要他老实交待，他一点都不惊慌，他说：“我反对许司令是错误的，但我不是‘五一六’！江苏没有‘五一六’。”葛忠龙在台上揭发他，文凤来就说了：“葛忠龙你这样无中生有、胡说八道，把我们的这些同志搞成这样，你对得起谁？！”但是当他说这个话的时候，台下的人都高喊：“打倒文凤来！”
董国强：批斗文凤来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蒋广学：那是在军宣队、工宣队进校以后，大概在1971、1972年以后。
董国强：那么在南大的两派当中，您属于哪一派？
蒋广学：我在文革当中哪一派都没有参加，是“逍遥派”。我们那个“万里红长征队”解散以后，我就跑回家去了，后来在家里住到1967年10月份。当时我弟弟在南京住院治病，他每月到学校替我领工资，然后把工资寄给我。
董国强：您在家呆了大半年也没有人管你？钱也照发？
蒋广学：谁管我？没有人管我。钱照发。
董国强：那您在家里干什么？
蒋广学：种地。种了大半年的地。后来说是要“复课闹革命”，我就在1967年11月回来了。
董国强：当时您从家里回到学校，您的感觉是什么？
蒋广学：我回来是响应毛主席“复课闹革命”的号召。从1966年10月份出去串连算起，我离开南大前后有一年多的时间。在这期间我弟弟生病，从东北回到老家，我到南京来过一次，把他安排在南京肺结核病医院住院治疗，然后我就又回家去了。一直到1967年11月我才返回学校。
军宣队、工宣队来了要有一个依靠对象，他们依靠什么人呢？第一，出身要好。第二，在前一阶段既不属于“八二七”，又不属于“红四联”，这样你才不会卷入派系斗争。这两条我都占到了，因此我是军宣队、工宣队比较信任的人。他们就让我参加“清理阶级队伍”运动。
我们“清理”的对象是我们哲学系的翁熙老师。为什么要“清理”他呢？因为他在交待材料中说他参加过“三青团”。当时我和我们系一个名叫陈德天的学生一起搞这个工作，我们两个人就向上面请示，要到翁熙老师的家乡去调查情况。所谓“调查情况”只是一个借口，我们算一算翁熙老师的年龄，他那个时候才十三、四岁，是一个小孩子，他能做什么反革命活动？我们就想借这个机会出去玩玩。
董国强：您在出去外调之前就已经很明确翁熙没什么问题？
蒋广学：对，我的这个概念非常清楚。所以到了杭州，我们就去爬雷峰塔。然后我们就到了福建蒲田。这个地方离厦门不远，所以我们就又去了厦门。到了厦门以后，我们就去了鼓浪屿。我们这样玩了一路回来，跟上面汇报说翁熙的外调没有什么问题，他根本就没有参加过“三青团”的活动。这样就交差了。
董国强：您参加过清查“五一六”吗？
蒋广学：“清理阶级队伍”以后不久就是深挖“五一六”。深挖“五一六”的时候是王勇、王良才作校革委会主任、副主任。王勇是地方干部，文革前是江苏一个什么厅的厅长。王良才是军宣队的负责人。
在深挖“五一六”的时候，有一件事情我记得比较清楚，就是审查Y老师。Y老师是我们哲学系的教师，上海人。他在文革武斗的时候没有回家，呆在南京，而且还参加了你们系H老师搞的一个什么组织。在溧阳清查“五一六”的时候，因为他在文革当中跳得比较厉害一些，所以就把他“圈”起来了。
“圈”起来之后，就让我去当审查他的小分队队长。当时负责审查工作的专案小组都叫“战斗小分队”。原来我们也没有往“五一六”那方面去想。后来军宣队、工宣队的另外一个人从王勇那里得到消息，说Y已经上了“五一六”的名单了，你们可以去搞搞他。我想王勇是党的领导干部，他不可能骗我们，我就信以为真。然后就轮番要Y交待他是怎样参加“五一六”的。
Y老师结婚比较迟。他的妻子姓罗。那个时候对待“五一六”分子的政策是，只要交待了就算了，就放你回家了。我心想：Y老师你赶紧交待吧，交待完了你就可以回家去生个孩子。我也没有往坏处想，就是一种很朴素的想法。我还把他的夫人罗师傅叫过来，对她说：“你回去劝劝Y，让他好好交待。他是‘五一六’，已经上了名单了，赖是赖不掉的，交待完不就算了吗？”罗也是个很好的人，她就去做Y的工作。
这个Y也想积极配合我们。于是他就想了：“我在什么时候参加‘五一六’的？”可是怎么也想不起来。根本就没有那回事嘛，他怎么想得起来呢？但是他在当时那个情况下又说不清楚这个事情。于是他就感到很害怕，认为自己只有死路一条了。于是在一天夜里，我们大家正在睡觉的时候，他就偷偷爬起来去上吊。
当时我们小分队成员和Y一起住在南园10舍筒子楼的一个房间里，宿舍走廊的两头有公共厕所，厕所里靠近窗户的上方有一个下水管道的弯头。上吊的时候，他把自己的腰带绕在下水管道的弯头上，然后系了一个扣，就在那个上头上吊。但是那个扣还是蛮高的，他怎么才能把头套进去呢？他就拿了一个方凳子站上去，这样子就够到了。他把自己的脖子套在那个扣里，脚底下就扒拉那个方凳子，要把那个凳子弄倒，哪知道凳子倒了的时候，他的全身重力猛地往下一坠，下巴一抬，上面的活扣没有挂住他，结果摔下来了。所以上吊没有成功。到了第二天早晨起来，我看见他脖子上的印痕，就问他是怎么回事？他就说他昨天晚上上吊了。哎呀！一听这话，把我紧张得不得了啊。后来我们就再也不敢逼迫他了。但是我们又不得不批斗他一下，主要是为了吓唬吓唬他，让他不敢再去上吊。至于交待问题嘛，就比较马虎了。
在没有战果的情况下，我有一种很为难的情绪。这时军、工宣队就把我调到学校“教育革命组”去了。
我讲这个事情，不是要为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行为做辩护，而是要说明那个时候的斗争情况是非常复杂的。当时我问Y为什么要上吊，他跟我说老实话：“别人说我是‘五一六’我不相信，唯独你蒋广学说我是‘五一六’我相信，因为你这个人是从来不说谎话的。那么既然你说我是‘五一六’，那我肯定就是了。可是我又确实记不起来我是什么时候参加的。那我不就是死路一条吗？”其实当时大家都不知道深挖“五一六”的背景。现在看起来，无非是因为他们“红总”1967年夏天要打倒许世友，那么许世友当了革委会主任之后，肯定要找机会报复文凤来他们，所以把这些人当作“五一六”来查是很自然的事情。南大搞“五一六”死了十几个人。
我到了教育革命组之后，在1972还是1973年我记得不太清楚了，王良才带我到北京去开会，还带上了我们南大深挖“五一六”的材料，准备作为成绩进行汇报。他们本来是准备向上面表功的。但是到了北京以后，迟群和谢静宜主持会议，对这个事情根本就不予理睬。为什么不理睬呢？因为迟、谢很清楚这个事情是假的。我们在北京开了四十多天的会，上面的意思很明白，居然就没有王良才发言的机会。所以我给你们讲这个例子，就是让你们知道所谓清查“五一六”是怎么一回事。上面布置下来这么一件事情，结果到了下面搞成那个样子，他们已经无法收场了，所以只能让下面不要再讲了。
董国强：按照我现在对这个问题的理解，1968年以后的“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和清查“五一六”运动，是毛泽东为了结束文革群众运动而采取的几个步骤，目的就是要将不听话的造反派打下去，重新恢复统治秩序。而这些运动普遍开展起来以后，各个单位的当权派也就利用这些运动清理整肃其对立面。因而这些运动无论在大面上还是在各单位内部，都是名不副实的。
蒋广学：我们当时并不清楚这个背景。我们江苏在“清理阶级队伍”之后就是深挖“五一六”。由于Y在“揪军队一小撮”的时候没有离开南京，那个时候就对他有所怀疑，就让他交待：为什么其他人都离开南京了而你没有离开？当时的负责人王勇要打开南大深挖“五一六”的局面，就在各个小分队当中散布哪一个人是“五一六”，让大家去搞。这个时候数学系有一个叫X的人被说成是南大“五一六”的组织部长，他屈打成招，就交待Y也是“五一六”分子。于是就发生了上面说的这个事情。
我离开小分队以后，阎韬老师还在那里搞。他后来对我说：“老蒋啊，据我所知根本没有这个名单。”因为阎韬当时也感到搞不下去，就几次到学校去要求看看这个名单，以便想办法突破。这时军宣队、工宣队的人才告诉他根本就没有这么个名单。一个负责同志对他说：“我们说有一个名单，实际上是随口说说的，目的就是要认真地审查那些人。”
我一听到这个说法，我的心顿时就……
就在我知道学校里没有这个名单的差不多同时，和我一起参加“万里红长征小分队”的两个人被圈起来了，一个是曹缦西，一个是Z，他们被外文系的人给圈起来了。一天中午，曹缦西突然跑到我家里来，她说：“老蒋啊，你对我说一下这个‘五一六’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知道了才能交待出来啊。”
我对她说：“家里不是说话的地方，咱们到夫子庙去谈。”
董国强：那个时候您的家住在哪里？
蒋广学：住在豆菜巷1号，就在南京市儿童医院对面。当时曹缦西到我家来，我觉得我家离学校太近，说不定什么时候学校里会有人来找我，碰到我们在一起谈话，那么就不太好啦，所以我就带她到夫子庙去了。
到了夫子庙，我就对她说：“曹缦西，如果你没有参加，就千万不要乱交待！”
她说：“我现在家里有一个几个月大的孩子，而老戴（其丈夫戴立泉，也是我校教师）又在乡下，我不能天天在那个地方呆着呀，我交待完之后，这个事情不就算了吗？”
我说：“你究竟参加了没有？你参加了，就会知道你是怎么参加的。”
我当时又不能叫她不交待，又不好说她没参加。那个时候说话都要十分小心，不能让人抓住把柄，尽管我和她是好朋友。于是我就反复跟她说：“你究竟有没有参加？你参加了就能交待出来，你没有参加就交待不出来。你交待不出什么东西，就不要瞎猜了，也不能去瞎讲。”
我当时知道，交待了之后决不会是所谓“就算了”，交待了之后就成“反革命”啦！但是这些话当时都不能明讲，我只能绕着弯子，用各种方式来暗示她。她最后也领悟了我的意思，就始终没有交待所谓“问题”。后来也就没什么事啦。
那个Z就惨了，他后来就交待自己参加过“五一六”。负责对他进行审查的是D，D也是徐州人，Z也是徐州人，咱们都是老乡。直到现在我对这个D都很反感。咱们几个都是老乡啊，都是弟兄啊，你怎么老是逼迫、暗示Z交待所谓“问题”呢？这不是太不仗义了吗？而且Z这个同志的心理也不是很坚强的，别人老是逼迫他、暗示他，到最后他自己心里也就产生一种幻觉了，他就觉得自己参加了。他不仅说自己参加了“五一六”，而且还说自己直接参加了一个阴谋刺杀毛主席的组织，这个组织的首脑是外文系教师沈宗美。
董国强：那是不是他的精神有问题了？
蒋广学：是的，他的精神已经有问题了。有一次我在路上见到他，我就跟他打招呼，喊他：“嘎子”——他的外号叫“嘎子”，我们平时都这么叫他。哪知道我这么一喊，他就非常紧张，哆哆嗦嗦地说：“不不不……我不能跟你讲话。”啊呀！就是这个样子！
董国强：这个时候您多大年龄？
蒋广学：我当时33岁。
Z当时就交待说：那个暗杀毛主席的组织是由吴大胜组织起来的，还有南大的沈宗美等人，我们在一起阴谋谋害毛主席。
我是怎么知道这个事情的呢？当时我在教育革命组工作，有的时候要参加学校里的总值班。有一天在我值班的时候，省里面有一个电话打过来，说是有一个关于沈宗美的很重要案件，要叫负责审查沈宗美的小分队赶快去汇报。这样我才在偶尔之间知道这件事情的。后来沈宗美就因为这个被整得死去活来。但是因为本来没有这个事情，都是Z自己幻想出来的，所以最后搞不出什么结果，也就不了了之。那么沈宗美被放出来之后，他唯独不能原谅的就是这个Z。
董国强：您刚才讲您和Z在路上碰到了，他不敢跟您讲话。这是他有意识地要保护你，还是一种无意识的反应？
蒋广学：哦，这个时候他无所谓保护不保护。他已经精神错乱了，认为他自己是一个“反革命”，所以他不能跟任何人接触。甚至他当时能不能认出我是谁来，我都很怀疑。
董国强：那他后来的情况怎么样呢？现在还健在吗？
蒋广学：他还健在，不过他的生活很不幸。
他放出来之后，有人给他介绍对象，是一个商店的营业员，非常有能力，按照现在的说法就是一个“女强人”。结婚以后我到他家去，他的妻子很大方，出来招待我们，还拿喜糖给我们吃。但是他们最后离婚了。
袁桂海：您刚才介绍了有关Y的情况，他的命运如何？
蒋广学：后来也就不了了之了。我到了教育革命组之后，他们也知道我会写一点东西，于是王良才到北京去开教育革命的会议，他就把我带过去了。我们本来是准备去介绍南大清查“五一六”的经验的，结果人家会议根本不理睬这个事情。我估计他们回来以后也心中有数了，于是就开始收拾残局，很多事情就不了了之了。情况大概就是这样。
董国强：1971年底吴德发表了一个关于“五一六”问题的谈话，实际上就是代表中央宣布不要再搞这个问题了。
智 杰：您刚才讲到南大在深挖“五一六”的时候有十几条人命，这些死亡的人具体分布在哪些系您知道吗？
蒋广学：不知道。这个数字是我估计的，我没有经过认真调查研究。
董国强：我在杜闻贞老师的回忆录里看到过一些数据，比如关于清查“五一六”问题，他说全校大概有1100多人被列入“五一六”审查名单，有359人被定性为“五一六”分子，有248人被全校大会点名，有158人被关押审查，有20多人被整死。他有很具体的数字。
蒋广学：我印象当中南大在整个文化大革命中非正常死亡好像是28个人。
董国强：校史上面也是这么说的。
智 杰：您刚才讲到“红色造反队”的成员在深挖“五一六”的时候基本上都被打成“五一六”，您能否再谈谈他们受到了哪些迫害？
蒋广学：主要就是“逼供信”。我前面讲的那些例子都可以反映这些情况。再比如文凤来的情况是这样的。1968年3月“大联合”的时候文凤来已经被结合到省里面去了，因此对他的“逼供信”不是放在南大搞，而是放到省里面去重点搞。我听说还曾经把他拉出去假枪毙。到了林彪自我爆炸以后，清查“五一六”运动就慢慢地收兵了，他才被放出来。
我和文凤来原来是认识的，他放出来以后，我还在南大南园的球场上看到过他，和他打过招呼。不过那个时候咱们也不喊他“文老师”了……
董国强：他年龄比您大吗？
蒋广学：比我大。
董国强：大多少？
蒋广学：比我大十岁左右。我当时跟他打招呼，他基本上不理睬我，他已经显得很麻木了。
董国强：也是精神方面出问题了？
蒋广学：是的。他这个精神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据我估计，出在他意识到文革的一切东西可能都是一个骗局。所以他老是有一种自责，他老是觉得他对不起他的那些兄弟们。这样他出来没有很长时间就自杀了。所以我觉得他这个人很讲义气。
董国强：那么根据您和他接触的印象，他这个人还是一个思想比较单纯的人。
蒋广学：思想比较单纯，信念比较固执。他后来没有任何的报复心理，而是带有一种很强烈的自责情绪。在南大斗争文凤来的大会场上，我觉得他的的确确是一个汉子。在群情激昂的时候，他说过几句话，我的印象十分深刻。他说：“我对不起许司令员，‘揪军内一小撮’时搞他，我犯下了罪行。用这个东西来整我，我文凤来认了！但我不是‘五一六’！江苏没有‘五一六’！”他还用手指着葛忠龙，有没有骂他“不得好死”我记不太清了，但他肯定说过：“你这样做你对得起谁？！”
董国强：他们原来是战友吗？
蒋广学：他们原来的关系非常好，葛忠龙是文凤来的副手。
董国强：葛忠龙是想把自己解脱出来？
蒋广学：葛忠龙那也是瞎交待！什么组织系统啊等等，其实都没有那些事儿。不过这样就把他自己解脱出来了，后来他还到苏北响水县当了个公社书记。张建山后来也患精神病了，游泳的时候淹死了。
智 杰：张建山也是“红色造反队”的？
蒋广学：他是“八二七”的。（此说不确。张建山最初参加过“红色造反队”，后来又发起成立“八二七”，成为“八二七”的核心人物。在1967年“一•二六夺权”前后，张建山、葛忠龙等人支持“夺权”，与“八二七”主流意见不合，便从“八二七”中拉出一个“八二七夺权大队”，与“红色造反队”等其他三个组织共同组成南京大学“红四联”。此后文风来、张建山、葛忠龙成为江苏“好派”的一、二、三把手。）
董国强：那么到最后，“红总”和“八二七”的领袖都没有什么好下场？
蒋广学：都没有好下场！你不是说我“红色造反队”是“五一六”吗？还要逼我们交待问题吗？那么我们就交待，我们两派表面上是你斗我、我斗你，实际上我们是一回事。我就在你的“八二七”里面发展过“五一六”组织，某某人就是。到后来荒唐到什么程度？竟然把当时在南大主持清查“五一六”工作的省革委会成员迟明堂也咬成“五一六分子”啦！而且有关情况还交待得有鼻子有眼的。所以后来迟明堂自己也被上面隔离起来了。其实他是和王勇他们一起从省里来的。
董国强：我的想法是这样的，许世友在整“红总”的时候，当然要借助“八二七”的力量，不过“八二七”也是一个造反派群众组织，曾邦元他们也是有政治野心的，许世友不可能长期依赖它、容忍它，迟早都要想办法把它搞掉，所以等到“红总”整得差不多的时候，“红总”有人出来咬“八二七”的人，那正中许世友的下怀，他就可以顺水推舟，将“八二七”也打下去。
蒋广学：所以这个文化大革命，从一开始就是一场混战，对普通老百姓和知识分子来讲是毫无思想准备的一场混战。大家都不知道要干什么，也不知道今天斗别人，明天自己也会挨斗。而且毛主席发动这场运动究竟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不仅包括匡亚明在内的这样一批高级干部不知道，我估计毛主席他自己也不会想到会搞成那样的结果。

《记忆》２００９年８月１３日第3０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