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程昌怀的博客
http://ziyousixiang.blog.sohu.com/29751358.html
注：这是我的学期作业，写得很散，不严谨。关于“七·二O”事件，文后附录有说明。
一、群众运动兴起的基础：社会分裂
一场大规模的群众运动，特别是像“文化大革命”那样斗争性的群众运动，应该有其内在的基础。这一基础大概便是社会的分裂。“社会分裂”（或“群众的分裂”）与社会分层是有区别的。一般来说，任何社会都存在社会分层，完全同质化的社会是不存在的。但是并非有分层社会便是“分裂”的社会，分层的社会不一定导致各阶层的激烈冲突。另外，一个社会或许会有潜在的“分裂”，但只要没有一种外在的力量（如意识形态）来人为地固化它，使各个人群意识到社会分层在相当长时期内无法改变而自身又处于被压迫的底层，使社会的不平等变得“不可忍受”，这种潜在的“分裂”也还是不能变成现实。从某种意义上讲，20世纪上半期中国的共产革命便是意识形态催生出来的一场革命，不过，当时中国所处的内外环境使社会分裂显得特别突出，也更现实，所以这场革命便具有相当的合理性。然而，革命成功十几年后再度由统治高层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则更多地依赖意识形态的强力催生。本来，在中共高度集权统治之下，社会即使分层显明，仍然可以保持高度的统一和稳定。但事实是社会分裂却变成了现实：这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让大多数人，从高层到底层，都不理解的原因。
不仅如此，“文革”前的社会分层很大程度上都是人为造成的，正是十多年意识形态主导下的若干运动一次次地将人们分成三五九等1。由于实行计划体制，使得社会各阶层相互流动的机率大幅度降低，一个人要想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仅凭个人努力显然是远远不够的，如果在政治上被打入“另册”，那么即使此人付出了十倍于他人的努力，也很难改变自己的命运。也就是说，社会分层基本上“固化”了。这为社会分裂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文革”发动时，除了最高领袖以及秉承其旨意的中央文革，大多数人都以为，这又是一场“反右”运动。刘少奇是这样认为的，湖北省的高层领导也是这样认为的2。依照中央的模式，很快，湖北省也抓出了小“三家村”，很多对上级不满而且成分不好的人被受到批斗。当然，为了响应批判资本主义当权派的号召，各单位也纷纷揪出一批“赫鲁晓夫”，不过他们多是为应付运动的牺牲品，在官僚系系统中无足轻重，而权威本身并未受到损害。运动的实施者一再强调要放缓运动步伐，以便“放长线，钓大鱼”，他们当然不知道，最高领袖想要的并不是这样的一场运动。
最早起来参加运动的“红卫兵”，多是成分较好干部子弟，他们出于保护自身利益和维护父兄的本能，提倡“血统论”，打击和排斥成分不好的学生3。他们从根本上也仍然是以“反右”思维投入运动的。但这显然是最高领袖和中央文革不愿看到的。只是真正的“造反派”起来后，才把矛头对准“资产阶级当权派”。后来证明，参加造反派的很多都是运动初期受到压制的那一批人，或者是自认为在十七年来一直受到压制的那一批人4。显然，这一批人有着意识形态界定的天然的劣势，即他们的成分普遍不好，即使好的话，他们也可能是以前运动中的“落后分子”，存在这样那样的政治“污点”。他们能在后来的运动充当“生力军”，也是有一种新的理论支撑着。这种理论认为，他们或他们的父辈也许属于剥削阶级，但由于社会主义的改造，已经不同于以前了；而以前被压迫的工人阶级却一步步地变成了“工人贵族”，即新的压迫阶级，自身便成了被压迫阶级。这种理论一定程度上得到中央高层的默认5，使得造反派有恃无恐。不过，保守派和当权者仍一再告诫，那些无端生事的人们会在“运动后期”遭到清算。
总之，随着造反派的出现，社会分裂了！如果说以前的社会矛盾隐藏着、被压制着，那么这之后它就公开化了。群众大体上分成了两派：造反派（激进派）和保守派。当然还有人说存在“逍遥派”，但我以为，如果某一群人真的能逍遥到完全不介入运动的程度（其实这是不可能的），那么他们就不成其为群众运动中的一派，他们便是“多余的人”6。一般认为，保守派是那些在以前各次政治运动获利（至少没有受到损害）的人们，他们更多地希望保持原有的秩序，保持既得利益；造反派则是以前运动中受损的人们，他们则希望通过运动改变社会结构，来获取曾遭剥夺的利益。这种分析并没有错，大体上是真实的。不过，这种原生态的愿望，多被隐藏在意识形态的口号之下。今天很多当事人回忆起来，也不承认当时参加运动是由于“利益的驱动”7。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史学家应该注意这种复杂性。
二、领袖、官僚集团、普通民众对运动的认知及其发展过程
任何群众运动，都不会完全朝着某些人的期望发展，所谓“全能的”领袖，也是不能完全掌控运动的方向的。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发展是“合力”的结果。具体的历史进程中，这种合力是不能轻易被人们洞察的，历史不是单向的、线性的，在任何时刻，都会存在无数种的可能性。历史中的个体，不会完全被动，也不能完全主动。人们的行动的依据是对环境和事件的认知，这种认知又是随着环境和事件的变化而变化的，而人们的每一个行动都在促成环境和事件的变化！越是强大的个体，在历史中越有主动性，反之则体现为被动性。只是主动性再大，他也不能超越历史本身。
最高领袖在发动“文化大革命”之前，肯定会在心中构画一幅蓝图：他要将自己的政治理想付诸实施，他要建立一个更平等的社会，于是，他要推翻、打碎他自己苦心建立的政权机构。然而，他是否对这场运动有一个整体的、全面的规划，是一个很大的疑问。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在他本人的文稿或者在中央的决议中，我们看不到一个运动的实在的目标8：即他指向的这个社会究竟是怎样的，被描述得非常模糊。还因为通观整个运动，我们看不到政策实施的一贯性（虽然对政策的解释可以是一贯的），很多阶段的运动，似乎都是由一些偶然性的因素引发的，即使在解释中被认为是伟大领袖的精心策划。
其实，不管是领袖、官僚集团，还是普通民众，都在运动中不断调整着自己的认知。运动初期，领袖以一种超然的姿态让官僚集团“反右”，派工作组，到了时机“成熟”的时候，他便出来指出，运动出现了方向性错误。实际上，最高领袖与中央高层干部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并不能把他们截然分为“红派”和“专派”，他们之间的分歧只是程度上而非原则性问题9。这一阶段，领袖也在根据群众运动的进展不断作出新的判断。“第一张大字报”的出现，即使是中央文革某些人“阴谋”的产物，也很难说是直接秉承领袖的意旨行事的。但是领袖及时地作出了自己的判断，修正了（或者说是补充了）自己的认知，表示了对这一运动形式的支持。由于得到最高层的认可，下层一部分群众便可绕过要求稳定的官僚集团而独行其事。官僚集团和大多数人认为的“反右”的认识明显是落后了，等到他们醒悟过来，进行调整时，领袖已经有更新的认知了。
具体说到武汉“七·二O”事件前后的情况吧。军区本是地方党政系统被颠覆后的最后的权威（因为造反派没有也不能建立起新的权威），在一段时期内拥有很强势的话语权，在所谓“二月逆流”“三月黑风”时期，军区很成功地镇压了造反派，取缔了“工总”，关押了一大批造反派领袖，平稳了混乱的社会秩序。然而很遗憾的是，军区领导仍是按“反右”思维行事的，认为已经到了“秋后算账”的阶段了。这种认知比中央的那些保守领导人的想法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后者处于更多的不确定性之中，前者在地方上却可说话算数。
领袖和中央文革的最新表态再一次使群众的认知陷入了混乱。4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正确对待革命小将》，批判了普遍存在的否定文化革命和红卫兵小将的“资本主义复辟逆流”，矛头直指武汉、成都等地的军队领导。4月6日，中央又制定出“军委十条”，进一步否定了军区前一时期的做法。于是军区的权威很快就遭到了质疑，军区领导人被造反派指成是“武汉的谭振林”。不过，由于中央文革自己也未建立比较清晰的认知，没有完全得到最高层的认可，所以暂时并未作出明白清晰的指向性表态，未给相关的人和事定性。最高领袖的认知是否已经清晰了呢？我认为也没有，而且他一直都处于矛盾的认知之中，他的指示往往是模棱两可、不可捉摸的。这也许是一种领导艺术（即永远保持超然的姿态，让下面的人揣摩上意，但不能“洞穿”自己的想法。在任何一种情况下，自己做出的指示都将是“正确”的），但他自己的认知模糊应是一种事实。由于既要考虑到保持“革命”的破坏性和颠覆性，不给“革命小将”泼冷水，又要维护一部分权威，保证社会的相对稳定，所以他矛盾10；由于未来的事态发展方向并不明朗，所以他认知模糊。于是，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一方面，群众等着最高权威的信号以决定是否参与运动、加入哪一派别、涉入多深的程度，群众还无意识地等待着最高权威给自己所属派别的定性（之所以说“无意识”，是因为在意识中每一个人都会认为自己加入的组织是“左派”、“革命派”，但这不排除无意识中的被划为“右派”“保守派”恐惧）；另一方面，领袖又希望通过了解运动的最新进展来更新自己的认知，作出自认为更合理的判断。这样上下层就在不知不觉中处于僵持状态中了，哪一方最早表明态度，哪一方就会陷入被动。
当然，由于个人崇拜的影响，群众对最高领袖的指示是不敢质疑和提出挑战的。一旦最高领袖表了态，群众只好屈服，但这也并不代表最高领袖就掌握了运动的主动权。一方面，他不能过度破坏个人崇拜的基础，他必须考虑“下情”，不断调整未来的运动方向，进行“纠偏”；另外，他不能从根本上改变群众的立场，他可以使保守派沉默，却不能使他们向造反派投降。而群众（保守派）选择沉默，也不意味着他们洞穿了“红尘”，实际上，他们又陷入了新一轮的认知模糊。
三、官僚体系被颠覆的后果
随着批判“资产阶级当权派”和“夺权”的不断深入，各级行政系统瘫痪了。这一历史性的变化，有着深远的影响。之后近两年内社会基本上处于无政府状态，即使军方在一段时期内起到了类似的社会控制作用，但是它的作用是有限的、不确定的。
官僚体系的缺失，意味着地方权威的解体。在一个完全的计划体制下的一元化社会中，权威的存在是至关重要的。当然，任何社会都不能缺少权威。权威往往决定着社会资源的分配。完全没有权威，分配系统就会紊乱，社会就会散架。但是在多元化社会中，人们获取社会资源的途径是多种多样的，因而一种权威的解体，不影响人们寻求其它其它资源分配的方式；况且，一个公民社会，权威是不能渗透到人们生活的所有方面的。集权的一元化社会则不然，在计划体制下，人们的生老病死，衣食住行，一切的一切，都与国家权威有着紧密的联系。因此，“文革”早期人为地使官僚体系倾覆，是不可想象的。
本来，“夺权”的原动力就是要掌握资源的分配权，因此，夺权之后，顺理成章地就应是新的权威的建立。然而，造反派先天的不足，致使他们普遍地缺乏权威感。除了上海、黑龙江等少数地方的“夺权”得到中央承认外，多数省份的“夺权”都不成功。武汉也不例外。造反派很多人的出身不好，以前犯过一些政治错误，自身感到底气不足。另外，他们在群众中只是少数，没有代表性。更要命的是，他们内部都是一盘散沙，意见冲突，派系林立。2月8日声明便是内部不和的产物。这之后围绕“二·八声明”展开的讨论使造反派公开分裂为两大派：“香花派”和“毒草派”，两派互相攻讦，谁都不向谁屈服11。在这样的情况下，在中央“支左”和“三结合”的要求下，他们也是扶不起来的阿斗。
况且，地方军区根本就不想与造反派合作，在“军委八条”下达后，军区就有了名正言顺镇压造反派的理由了。于是出现了所谓“二月逆流”。军区在这段时期内成为强有力的新权威。它的镇压行动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支持，所以实施起来比较有效。“到3月份时，‘造反’在武汉成了个贬义词。”12
但是这个新的权威在中央政策改变的情况下马上就被动摇了，武汉很快又陷入新的混乱状态中。造反派再次起来要夺权。但是在中央政策还不明朗的情况下，保守派群众获得了一个复兴的机会。毕竟，“革命派”谁都可以当，谁都不认为自己一方是保守派。保守派谴责造反派破坏了中央指示（2月18日军委八条），但造反派也拿出另一个中央指示（军委十条）为自己辩护。军区感情上同情保守派，并暗中组织人力收集整理将来可用于收拾造反派的“黑材料”。最终，双方力量通过新的整合，使对抗一步步地升级了。5月16日，保守派群众成立了“百万雄师”。造反派内部也在形势压迫之下走上了暂时的联合之路。相比之下，保守派的力量要强得多。
四、从文斗到武斗：斗争不断升级的原因
“激烈化和逐步升级是群众运动的重要特点”13。这是因为，运动的主导者为了使运动有效地开展下去，就必然要用各种方式人为地制造危机感，否则，这样的运动是不会持久的。但是运动一旦开展起来，由于群众组织的相互对立，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就会促成更大的危机感，危机感的上升必然导致群众运动的激烈化和逐步升级。“文化大革命”之前，国家意识形态就在不断地渲染危机感：也就是国家变修的危机，资产阶级复辟的危机。运动开展以后，群众并不确定什么样的人当权不会变修，什么人当权会变修，实际上，群众也不真正关心变不变修的问题，他们真正关心的，说到底还是自身的利益。只要有人对自身的利益提出了挑战，或者最高层给自己许诺了新的利益，那么这些利益——不管是现实的还是不现实的——的失去都将造成巨大的危机感。
由于地方权威的缺失，中央权威又遥不可及，缺乏一个有效的仲裁者，在利益分配上出现大的争执时，群众之间的剧烈斗争便不可避免。军区本是一个有效的仲裁者，但是中央政策的转向使它的仲裁逐渐失去了合法性。从下文我们还可知道，中央文革在一段时期内的“不介入”姿态更是加剧了问题的严重性。群众的争执得不到有效权威的仲裁，就只好“自己解放自己”，就只好通过相互斗争来解决问题。而斗争的结果往往导致双方诉诸武力。“文斗”，这是最高领袖和他的中央赞赏的斗争方式，然而他们将它的作用理想化了。在既缺乏有效权威仲裁又没有合法、民主的权力产生程序的情况下，“文斗”永远是不会有结果的。如果“文斗”到一定阶段，有一个拥有绝对权威的声音表态说，哪一方胜出，哪一方败落，那么“武斗”也是可以避免的（其实这样的一声“文斗”又何尝不是一场闹剧？）。但这样的声音在武汉“七·二O”事件之前没有出现，因此武斗便是斗争必然要发展到的阶段。
武汉地区的武斗，四月底爆发，到五六月已经达到白热化程度。总的说来，“百万雄师”占了绝对的优势，到六月底，造反派被迫退守到仅有的几个据点，损失了很多人马。在此期间，中央一再重申禁止武斗的指示，《人民日报》还重新刊载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文章，告诫参与武斗的双方，目前群众各个派别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只能使用文斗的方式。但人们却是听而不闻。之所以如此，还是因为中央的这些指示，并没有涉及核心的问题，没有作出有效的仲裁。并不是中央缺乏权威，而是这种权威并没有给人带来确定性，同时又没有强有力的地方政权来执行它。
只是到了6月26日，中央文革、军委联合指示点名批评了“百万雄师”，局势才有所缓和。以后的十几天里，武斗的双方都在对峙中等待中央最后的裁决。本来计划双方派代表进京谈判的，但事到临头，最高领袖却决定，他要来武汉“就地解决问题”。没想到一场风暴即将要爆发了。
五、信息不对称：“七·二O”事件爆发的一个重要原因
信息不对称，这几乎是所有阶级（阶层）社会都会存在的现象。在一个集权性的、计划体制的社会，信息不对称更是其突出特征。统治阶层垄断了信息，下层经常被蒙在鼓中，只有在这种情况下，集权的统治才会有效。正常情况下，还不要紧，但像在“文化大革命”这样的“革命性”的变革过程中，信息不对称又会发生新的扭曲，变得更为严重，造成意想不到的后果。这是因为，以往的信息传播无非根据两种模式：组织传达和官方媒体的宣传。“文革”中通过夺权，中下层组织已经处于瘫痪状态，无法执行传达信息的功能。地方与中央的沟通方式开始变得混乱不堪。各方群众组织为了掌握运动的主动权，纷纷派出一些人驻京，打探消息，及时弄清中央的意向，以此作为本组织制定运动策略的依据。也就是说，谁能获得第一手准确的消息，谁就拥有了克敌制胜的杀手锏。退一万步讲，即使所获信息表明是对己方不利的，也好及早考虑保全之策。中央当然还会向地方发出指示（给军区、文革委员会），官方报纸也没有停止宣传。但是，在一个各阶层对运动的认知都很模糊的社会中，人们已经不再轻信了。地方上传达的究竟是不是中央的本意，是让人怀疑的14；官方报纸太多意识形态化的语言，没有几个人能从中推测出下一步，中央又会推行什么样的政策。在这样的形势下，信息不对称就变得十分严重，结果造成整个社会的普遍焦虑。只要有一个导火线，就可能引发较大规模的动荡。
回过头来说武汉的事情吧。早先，中央文革听说武汉的“革命小将”受到了压制，甚至还有五万人到军区门口绝食，就指责武汉军区。军区领导要求向中央文革汇报，4月19日，中央文革听取了武汉军区领导的汇报，江青承认先前听到的消息不确实。会议认为：保守派红卫兵不应解散，中央军委十条批示前解散的工总不应恢复，武汉阶级斗争复杂，军区没有犯方向性错误。这对武汉的保守派是一个好消息。但是遗憾的是，这一消息由于军区领导的失误，在武汉地区很快被散布开来。保守派当然采高采烈，造反派则陷入了困境。这一事件被江青知晓后，她大发雷霆，要求收回了19日的会议记录，不许再提，并声明以后不管武汉的事情了；军区领导提出要中央文革直接指导武汉“文革”的要求，理所当然地被拒绝了。
之后的两个多月，武汉处于一种危险的平衡状态（对抗）中。保守派一直认为4月19日的指示是真实的，造反派则否认有这样一个指示。中央文革并未出来澄清，军区更不敢再随便表态。既然无法确定这些指示是否存在，每一方只能坚持认为符合各自利益的东西就是真正的指示并都相信中央对自己一派表示支持。其实如果中央作出清晰的决定，那么不管对何方有利，这种平衡状态都将被打破，失败的一方会选择默默地退出，这样的话后面的事情就不会发生了15。
最高领袖到达武汉的消息，只有极少数的人知道，连武汉军区的司令员陈再道都被蒙在鼓中。中央文革的王力（与谢富治一起）公开露面，表现支持造反派群众的姿态。王力当然没有误传旨意，他的姿态即使有些不合适，但也不能说很大地歪曲了最高领袖的意思16。所谓的“四点指示”并不是王力的杜撰，而是中央和军区开会的决议精神。但是这一点并不能被下层群众知晓，即使有耳闻王力可能代表中央意见的情况，也因为选择性的信息接收倾向，被群众忽略掉了：“百万雄师”的人们宁愿相信王力是在胡说，他不代表中央的意见。那几天的流言也不断证实着这一判断17。因此，王力成了人们发泄怨恨的唯一现实的对象（他背后还有中央文革）。
当然，这里不仅存在正向的信息不对称，也存在反向的不对称。最高领袖和中央文革以为，只要说服了地方领导人，武汉问题就可以解决了；事情临爆发前后，没有及时出面澄清态度，只把责任推给军区领导人。这就极大地忽视了武汉“文革”的实际情况，造成高层对下层的认知的严重错位（我权且将这种态度称为“权威的傲慢”）。这也促成了群众反抗运动的发展和壮大。
军区领导虽然在见过最高领袖并知道了他的态度之后（7月18日晚毛接见陈），对他们来说，信息本来是对称了。但他们在运动过程中也显露出严重的认知偏差，没有及时有效地实施控制手段，反而有意无意地放纵群众的行为（军队参加群众游行是铁证）。这是与他们一贯的立场有关系的。他们同情保守派，厌恶造反派，下意识地想通过群众运动的给高层一点压力，存了些想改变既定决议的希望。他们知道了领袖的态度，但并不意味他们理解了这一态度。他们与领袖仍然存在着实质意义上的信息不对称。
的确，几天之后，当中央明白地谴责这场运动时，局势很快就明朗化了。保守派很沮丧，心怀怨恨，但是现在不得不承认，自己一方是输了。他们沉默了，作为群众运动中强有力的一派，“百万雄师”将不复存在。造反派再次得势。但是，以后武汉的局势仍不稳定，虽然军区换了领导，但是军区本身作为犯错误的一方，当然不敢在没有得到中央明确支持的情况下镇压群众运动。造反派内部很快就再次分裂了，以后的斗争似乎还很漫长。
附：
武汉“七·二O”事件简述
1967年春夏，武汉地区两大派群众组织“三钢三新”和“百万雄师”之间的斗争日趋激烈，经常发生武斗，规模不断扩大升级。武汉军区根据指示支左，但在林彪、江青一火的挑动下，武汉造反派公开冲击军区，甚至绑架军区负责人，社会秩序十分混乱。7月14日，毛泽东、周恩来来到武汉。当日，谢富治、王力也从重庆赶到武汉。15日和16日，毛泽东、周恩来召开会议，听取汇报，确定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毛泽东指示：要给工人总部平反。“百万雄师”是群众组织，谢富治、王力要派专人做他们的工作。建议军区负责人主动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军区对两派都要支持，要求做好两派组织的工作，协商解决问题。但是，谢富治和王力在18日送周恩来回京后，却直接到水利电力学院造反派总部，佩戴造反派的袖章，发表演说，公开表态支持造反派，说“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并说“造反派受压抑的现象是不允许存在的。谢、王的表态，成为“7·20事件”的导火索。造反派出动广播车，到处播发王力讲话录音，激起了“百万雄师”群众及军区部分指战员的极大愤慨，武汉局势急剧恶化。20日晨，“百万雄师”的群众及部分解放军指战员涌入东湖宾馆，要求谢富治、王力接见并回答问题，在遭到拒绝以后，部分群众抓住王力塞进汽车，拉到武汉军区大院。同时，武汉数十万军民乘数千辆大卡车，排成四路纵队，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反对王力等人的行径。已回京的周恩来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责令军区负责人保证王力的安全。不久，王力即被转移到29师师部。当日，毛泽东离开武汉南下（应为东下，去了上海）。“7·20事件”发生后，林彪、江青等借此大做文章。22日，谢富治、王力回到北京，中央文革小组组织了数万人到西郊机场迎接。当晚，林彪主持会议，中央文革小组全体参加。会议听取了谢富治汇报，将“7·20案件”定性为“反革命暴乱”，确立处理这一事件分为两个步骤，第一个步骤，调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政委钟汉华进京；第二个步骤，起草关于处理武汉问题的中央文件，开一个百万人的欢迎大会，并通知各地举行集会和示威游行。25日，北京举行百万人大会，林彪等出席，公开支持武汉的造反派，声讨“7·20事件”。“百万雄师”被请诬为反革命组织，武汉军区独立师被打成“叛军”而予以解散。湖北省掀起大规模的清查批斗，据统计，这一时期，全省被打死打伤者达18.4万人。与此同时，报刊上公开提出“打倒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口号，各地纷纷揪斗本地区的“陈再道”，全国掀起“揪军内一小撮”，冲击军事机关的恶浪。1978年11月26日，中共中央同意湖北省委、省革委和武汉军区的请示报告，为“7·20事件”及由此受到迫害的干部、群众平反。
——摘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第三卷（上） 标题为引者加
注释：
1. 王绍光在其博士论文《理性与疯狂——文化大革命中的群众》（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年）中认为，文革前的中国，有三个重要的社会分化：精英与群众间的垂直冲突、精英之间的水平冲突、群众之间的水平冲突。其中第一种冲突最重要、最根本。参看本书第13-15页。
2. 在1966年6月10日前后一次中央会议上，刘少奇提出：这次运动可能和1957年差不多，要打击三、四十万个右派分子。当时的中南局第一书记王任重后来也说“这个想法和我的想法是一致的”。参看徐海亮编著：《东湖风云录——武汉文革的群众记忆》，银河出版社（香港），2005年，第16页。
3. 参见徐友渔：《自由的言说》，长春出版社，1999年，第183页。
4. 《理性与疯狂》，第86-88页。
5. 同上，第86，87页。
6. 我并非无视这一群人的存在，其实越到运动后期，随着人们对运动的厌倦，很多人都成了“逍遥派”。只是我在这里不把他们看成是群众运动中的一派。
7. 《理性与疯狂》，第310页。
8. 王绍光分析《中共中央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十六条》）时便指出，它存在很多模糊之处。参看本书第53页。
9.《理性与疯狂》，第11页。
10. 1967年5月，毛泽东指示上海市革委会时提出，《军委八条》和《十条》都得遵守。但实际上这两个文件是互相矛盾的。
11. 《理性与疯狂》，第99页。
12. 同上，第106页。
13. 刘一皋：《社会动员形式的历史反视》，《战略与管理》1999年第4期。
14. 有的时候，为了压服地方各派的冲突，平静局势，地方当局的确会假借中央命令的名义。见《东湖风云录》第308页。
15. 《理性与疯狂》，第114页。
16. 7月19日晚，毛泽东说：“为什么工人阶级分为两大派？我不相信一派那么左，一派那么右，不能联合起来。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厉害冲突。”此话被一些著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第三卷上）引用当作王力违背毛的意思的证据。但实际上毛不过是用这句话来缓和一下中央早就定好的调子，作为领袖，随时都要作出“不偏不倚”的姿态。
17. 这些流言的大致意思是：伟大领袖是支持“百万雄师”的，王力不能代表中央文革，武汉部队支左大方向是正确的。见《理性与疯狂》第139页。
发表于 2010-6-7 07:32: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