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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6-7 06:5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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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南湾湖之1 心志之苦
至少到离校的前夕，我还不敢真的相信，自己也会走进军营呆上一年半载，虽然是去那里接受“再教育”。
这一年8月中旬，中央下达了关于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的指示，其精神概括为“四个面向”：即面向基层、面向工厂、面向农村、面向边疆。说仔细点，工科毕业生分配到地区、省直单位，要先去工厂、矿山当工人；师范、文科毕业生的一部分去当中小学教师，其余的先当农民再说；医科毕业生去基层医院；其它专业的统统去大通湖军垦农场。这样的分配方案，任何一届大学毕业生都不曾面临过；同样，我们心中的临别感言，也是与任何一届大学毕业生大不相同的。
这时的校园里，除了65级的学生，其他人，无论造反派还是保守派，大家都是毕业生，毕业分配是我们共同面对的一杯浇愁的酒。此刻，回首“史无前例”的岁月，真正感觉心旷神怡的人，纵然有，也是屈指可数。更多的是，黑鬼、右派们感觉被蹂躏，造反、保守派感觉被愚弄，逍遥度日者感觉被消磨。面临毕业，有人说，基层工作太难，工厂条件太差，农村状况太苦，边疆离家太远；面临选择，有人说，向前是希望，向后是成熟，向右是梦想，向左是现实。我呢，该说什么？记得刚进师院时，专业思想教育中的响亮口号，如“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站出来，让祖国挑选！”等等，曾经的确激励着我们的心。如今，在我看来，人生识字忧患始，前程的迷惘早已取代了毕业的欣喜。在被发配的心态下，我无法自豪的说：“站出来，让祖国挑选！”在被欺瞒的状态中，我也无法骄傲的说：“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长沙，我整整呆了五年，已经疲惫，已经厌倦，已经没有什么值得留恋了。可是，孤零零一人去到某个陌生环境中，举目无亲，任人宰割的日子里，将会怎么办呢？我问自己，哪里才是我的避风港湾，哪里才是我的世外桃源呢？这世道，怎一个“乱”字了得！寻觅一个安身之所，又怎一个“愁”字了得！
这一天，我的好朋友彭君告诉我，作为党员，他将带头去军垦农场。我知道，到军垦农场去的人，将占毕业生总数的40%。能和熟悉的同学以及彭君这样的朋友在一起，这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即使不是为“柳暗花明又一村”而激动，也该为不再是“山重水复疑无路”而高兴。于是，我咬住牙关，下定决心，在由自己填写的三个分配志愿栏目里，全部写的是“军垦农场、军垦农场、军垦农场”，以此表明意向之坚定。
这样的愿望还是比较容易满足的。9月2日，我们默默地告别学校，告别麓山，搭上了去军垦农场的小客船。月色下，我坐在船头，听机房传来嘟嘟的轰鸣，听客轮前行激起的哗哗水声，听同伴酣睡中发出的梦呓，心中不禁涌起历历往事：忘不了湘江岸边的漫步，忘不了麓山石径的徘徊；忘不了校园书斋的苦读，忘不了乡间月下的倾谈,忘不了湘潭社教的风风雨雨，忘不了长沙文革的日日夜夜……青山常绿，碧水长流，岁月荏苒，往事如烟。这时，脑子里跳动着“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的画面，嘴里却念出了这样几句《湘江夜航》：
风笛似号鸣，
投笔赴军营。
梦断麓山寺，
情回爱晚亭。
群峰斜日里，
秋月暗云中。
几度纤夫吼，
长空皎皎明。
船到草尾，天已大亮，客轮却因前方河道太浅不能继续航行，我们搭上部队派来的机帆船，这才知道我们所去的地方，确切地说叫南湾湖军垦农场。
今天的南湾湖，已经并入了大通湖农场。点击大通湖网站，上面写着：“大通湖是洞庭湖的湖中湖，水域面积83平方公里，横无际涯，浩浩荡荡，为湖南省最大的内陆湖泊。鱼、鸟、水生植物资源极其丰富，风景独特，生态环境指标优良，为旅游休闲、回归自然的理想之地。临湖亭台楼榭、十里绿色长廊、大通禅寺、湖心岛、水上城、荷塘月色、渔村美食、夏秋采莲、太公垂钓、游泳冲浪、渔业文化节足以使人流连忘返，充分享受大自然的恩赐。”这是一幅多么美妙的江南水乡图!
可当年的南湾湖却是另外一番景象。它原名尼姑湖，属东洞庭湖的一部分，位于南县和沅江县相交之处。大跃进年代围湖造田，辟为农场。驻湘47军（6900部队）接管尼姑湖为军垦农场后，遂改名“南湾湖”，寓继承南泥湾精神之意。它四面环水，人烟稀少，一片荒凉，站在高高的大堤上，无论朝哪个方向望去，都是白浪滔天，横无际涯，只有几十里外的君山劳改农场，算是人口密集的地方。这时候，作为前来接受“再教育”的我们，看不到“渔歌互答此乐何极”的盛世景观，也难以生发出“白银盘里一青螺”的文人雅兴，倒是有些许被流放、被囚禁在一所水上监狱里的悲凉和哀伤。
这里好像有解放军的一个师部和三个团。来自全国各地的几千名大学生，组成几十个连队，编入部队各团。我被编入6940部队1营学生2连1排2班。连首长和各排的排长都是军人，连部只有文书是学生，由彭君担任。连长姓陶，就像一个朴实、憨厚的中年农民。指导员姓陈，书生模样，言语不多，也是一个非常实在的人，还是我的老乡。在这样一个时候，在这样一个地方，在部队这样一个看重老乡的群体里，有这样一位连首长，我的确很高兴，感觉这或许也算上帝对我的眷顾，于乱世中每每遇上难得的机缘。我们的排长有一脸的大麻子，寡言少语，一开口却粗声粗气，看上去挺吓人的，后来接触多了，发现他其实是一个很认真也很有点人情味的人。
部队给我们每人发了两套全新的深蓝色海军夏装，一件新旧不一的黄色军用棉衣，作为工作服。我们第一次穿上蓝色夏装时，却是把它当作礼服，穿着去参加了团里举行的欢迎大会。大会在团部的水泥操场举行。主席台上仅仅一桌一椅，横幅上只有两个字：“欢迎”。台下席地而坐的，一边是战士，穿着绿色步兵夏装，精神抖擞；另一边是学生，穿着我们的晚礼服，一片黑压压，如同乌鸦聚会。几乎所有的干部、战士都是用一种异样的眼光，审视我们这些经过“文革”洗礼的“臭老九”。而“臭老九”们当时的心情也十分复杂：有的厌倦疲惫，有的看破红尘，有的听天由命，有的只图暂时有一个栖身之所。当然也有怀着虔诚的心来寻求“凤凰涅槃”的，比如，一个艺术系的女生，专业特长是琵琶独奏，但一到农场就剪掉了长长的纤细的指甲，表达了接受再教育，与“封资修”彻底决裂的决心和勇气。就这样，“再教育”开始了，我们的军营生活开始了。
这里的每一条水渠边都有高高耸立的白杨树，而大片的绿荫下便有一盘营房，驻扎着一个连队。我们按照部队营房的模式，在靠近水渠的一块半干半湿的稻田里开始建房。营房的建造其实很简单：用大小不一、长短不同的木头组成若干个三角形，搭配妥当再固定，便是营房的构架；房顶上盖的当然是稻草，四壁是用绞上稻草的芦苇杆扎成的，表层涂上稀泥便可挡风御寒了。朝南的四间房子一般大，每间住一个排。室内靠墙的地方打了两排木桩，每人一块木板、一张草垫，往四个木桩上一放，就成了一间床。连部稍稍靠后，其右侧是食堂，左侧是厕所和浴室。由于周边没来得及栽上树木，自然给人光秃秃的感觉，但毕竟是我们的家啊。没想到才睡了几个晚上，有的床被压下去不少，弄得全排床铺不再整齐划一了。有趣的是，一天半夜下起了大雨，第二天早上起来时才发现，营房里进了几寸深的水，拖鞋之类的早已周游列国去了。还有一次收工回来，我刚习惯性地往床铺上一躺，只听得“哎呀！”一声惊叫之后，相邻的一个同学从自己的床边跳开来，倒在了我的床上。原来，当他抖开被子时发现了一位不速之客，一条约两尺长的菜花蛇，居然钻在他的被子下面睡觉呢！
我们过的是温饱型生活。在吃的方面，可以说饱食无忧，餐餐有素有荤。当然，吃的粮食、蔬菜，以及鸡、鸭、鹅、猪、羊、鱼等所有食物，几乎都是自己生产的；除了橘子之外，没有别的水果。无论夏天冬天，一概用冷水洗脸，只有到天气十分寒冷的时候，才可以领到有限的热水来洗澡，这主要是因为燃料太宝贵。但无论什么季节，我总是每天坚持用冷水或热水揉搓全身，尤其是胸部和四肢关节，以利血脉畅通。离开农场后，我之所以不象很多人那样患上关节炎之类的风湿病，恐怕得益于此。
我们的第一课是学习英雄三连的光辉事迹。三个月前，一场罕见的特大洪水袭来，幸福垸决堤了！三连官兵奉命星夜赶赴灾区抗洪抢险。全连指战员奋勇跳进滚滚波涛中，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堵住缺口，赢得了宝贵时间，避免了群众生命财产遭受更为惨重的损失。但是，许多战士却因此成为了血吸虫病患者；而目前没什么异样的战士也有着自己的担心，因为据说，只要接触过疫水，谁都有可能感染，只是这种病的潜伏期往往很长，竟至可达二十年以上。看着本来生龙活虎般的小伙子们，如今被“瘟神”如此折磨，我们的确很难过；但同时对这些勇于为人民献身的同龄人，我们也满怀敬意。
农场当然是干农活的地方，军垦农场就得按军队的方式来干农活。这军队的方式，说到底就是两个字：服从——服从军号，服从哨声，服从首长，更何况我们是来接受“再教育”的。就在不久前，《人民日报》的一则“编者按”曾警告说，奉劝那些自以为很了不起的大学生，要老老实实地接受工农兵再教育。军营，本是许许多多年轻人十分向往的地方，只是如今以“臭老九”的身份、“再教育”的对象而来，心境就大不一样了。“再教育”的标签无异于一道紧箍咒，把千千万万“臭老九”管得服服帖帖。我更是像林黛玉进了贾府那样，暗暗叮嘱自己慎之又慎，不可乱说一句话，不可做错一件事。
我们的学习、劳动和休息，都严格按照指令进行。学习的主要内容是毛主席著作，主要形式是每天一个小时的“天天读”。这“天天读”的安排，视具体情况而定：一般说来，夏天安排在午睡之后，冬天则放在早餐之前。但有时候为了完成某项任务，必须抢时间、赶进度，就把“天天读”提前到凌晨三、四点钟，以便天一亮就出工。这时，嘹亮的军号也不能够把我们从酣睡中唤醒，常常是大麻脸排长几声吆喝，让我们猛然惊醒，匆匆起床，匆匆洗漱，匆匆开始“天天读”。不过，类似的“天天读”基本上是“联系实际”、“活学活用”的“天天谈”，并没有什么压力。真正令人难堪、使人心烦的是每天的“早请示”、“晚汇报”：不仅雷打不动，还要列队进行；不仅早上要唱《东方红》、晚上要唱《大海航行靠舵手》，还要祝福伟大统帅“万寿无疆”、副统帅“永远健康”；不仅要诵读最高指示，还要事前汇报今天将要干什么、怎样干，事后汇报今天干了些什么，有什么结果，其间有些什么“活思想”。可是，难堪也好，心烦也罢，谁敢说半个不字？倒是有时候排长见大家实在累得不行了，好几次让简化程序，叫我们早点睡觉休息，“明天用实际行动汇报吧！”
同部队战士一样，我们主要的劳动任务是种水稻和修水利。也许有人会说，种水稻有什么稀奇的，无非是辛辛苦苦，但也不过是出力流汗罢了。是的，犁田、整地、施肥、双抢，无不大汗淋漓，可是，并不仅仅如此，须知在南湾湖，只要下田干活，就没有哪一个人哪一天可以不流血。农场是围湖造田的产物，所以，水田里到处是菱角、田螺、蚌壳、瓦片和碎石，一脚下去，随时都可能被扎伤。更为可怕的是湖田里的蚂蝗，又长又粗又多，软乎乎，黏兮兮，不知什么时候就叮到了你的腿上。待你发现时，这吸血鬼的吸盘正在使劲地吮吸你血管里的血呢。你撕也撕不下，扯也扯不断，只有用力朝腿上一拍，它才会滚落水中，摇头摆尾地仓皇逃去，留给你的是血流如注的伤口、奇痒难耐的感觉和无可奈何的泪水。
此外，这里也是血吸虫疫区，感染的危害性尽人皆知，感染的可能性随处都在，心理压力可想而知。每当这时候，连首长给我们讲在这里“当一回农垦兵、干几年农村活”的战士们，讲在华容县幸福公社抗洪抢险中感染血吸虫病的三连英雄们，讲接受工农兵再教育的重要性和长期性，的确让我们认识到自己同解放军战士的差距，逐渐消除了隐藏在内心深处的某种抵触情绪，并且开始以一种积极的态度来接受面临的磨练。例如插秧，实在累人，可也有伴随艰苦而来的欢欣：手指如同织布机上的梭子一样飞快地移动着，眼睛只盯着鼻子底下的一小块水田和秧苗，脑子里什么也不想，累了直起腰来歇一歇，看见前面又多了一大片绿色，心里真是欣喜。这事虽然机械而单调，却使人亲近土地和生命，头脑和心灵都变得单纯——一位也是从南湾湖走出来的作家这样描写过。
冬修水利是军垦农场再教育的必修课。开辟愚公渠、拓宽北干渠、加固北大堤是我们亲身经历的“三大战役”。愚公渠不大，才七八米宽，两三米深，凭一把铁锹，便可把泥巴一锹一锹往上掀，奋战十多天就大功告成。尽管手臂发麻，腰腿酸痛，但这点苦算得了什么。北大堤是一道内湖防洪堤，堤下取土，挑到堤上，每天上百次往来奔走，几十个日夜鏖战，北大堤就成了固若金汤的铁壁铜墙。尽管蹭破了肩，磨厚了茧，但这点苦又算得了什么!
最苦莫过于北干渠。
北风呼号，大雪漫天，洞庭湖上的寒冬腊月，冷得格外叫人难受。北干渠绵延几公里的工地上，包括女生连在内的所有学生连队，正在斗天斗地斗严寒。从渠底到堤顶，搭起两副成 < 型的跳板，跳板由三根粗大的木头用稻草捆绑而成，上面撒了谷壳或稻草灰，用来防滑。渠底的淤泥很深，又是一滩烂泥，无法用箢箕来挑，只得排成长龙，用脸盆来一盆一盆往上传送。待到淤泥搞完了，我们满以为可以比较方便地大展身手了，可谁知渠底是沙土，脚一踩，感觉是硬的，可再一踩便成了稀泥，踩得多了又成烂泥了，而且越踩越深，裤管让你的脚踩不到烂泥下的硬底，鞋子让你的脚被烂泥粘住而不能自拔，仿佛到了当年红军经过的草地那样。原先干活时，我们还可以上穿棉衣，下穿长裤，脚穿胶鞋或草鞋，干到身上发热，或许还得脱衣。但现在不行了，一到工地，就只能上穿棉衣，下穿裤衩，光着双脚，跳进冰雪覆盖的烂泥里，去经受一次又一次的严酷考验。
严寒成了我们最大的威胁，最可怕的敌人。驱除寒冷的条件只有两个，一是盼望太阳早点出来，二是拼命干活让自身产生热量。可你挑着担，不能不提防瓦片、碎石、蚌壳划破双脚，一旦受伤，简单包扎一下还得继续干下去。挑着担子，走在又窄又滑的跳板上，晃晃悠悠的，稍有不慎，便会连人带泥一起滚了下去。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挑到了堤上，沾满稀泥的两只箢箕，任你左甩右甩也倒不出泥巴来，这时候非用手抠不可。然后再在箢箕里撒上几把草灰或谷壳，又沾上一层泥巴，反复多次，空箢箕越来越重，往返同样不堪重负，体力消耗不言而喻。
凭着年轻人的热情、意志和毅力，我们终于驱除了严寒这个恶魔。那年春节，没有放假，没有休息一天，如同 “五一”、“八一”和国庆节那样，在工地上，我们再一次“用实际行动迎接和庆祝”了又一个无缘同亲人团聚的节日，也迎来了北干渠战役的最后胜利。
遗憾的是，就在即将鸣金收兵、班师回朝的那一天，离我们不远的女生连工地，突然传来一阵惊呼，整个工地的目光一下子都聚集到了那里。原来是发生了大规模塌方。面对几个月来历尽千辛万苦将要获取的劳动成果，刹那间毁于崩塌，女生们感到太突然、太不可思议、太难以接受，好几个人当即就晕倒在泥水中。这时，只见我们的排长和连长，走到正在我连工地的胖营长跟前说了几句什么，胖营长转过身来，大声喊道：“一营的同学们，女生连的任务由我们包下来了，好不好？”“好!”我们齐声回答，声音中有几分同情，有几分理解，也有几分悲壮。在以后的几天里，我们以男子汉的责任感为荣，一鼓作气，拿下了最后的堡垒，虽苦犹甜，乐在其中。我想起了孟子的话：：“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我们会有天降大任的那一天吗？
在我们眼中，与“军营”真正相关的活动，恐怕只有一次，唯一的一次，那就是实弹射击。那一天，我们这些从来没有拿过枪、更不曾打过靶的书生，兴高采烈走进靶场，看着远处的靶子面面相觑。连长向我们简单交代了如何装弹、如何瞄准、如何射击之后，我们开始了五十米卧射。每人十五发子弹，前五发作练习，后十发计成绩。平生第一次拿起沉甸甸的装上了子弹的半自动步枪，颇有点莫名的紧张。我屏住呼吸，依照连长讲的“三点一线”的要领，轻轻地扣动扳机，砰的一声，那清脆的声响，那轻微的后坐力，仍让我不由得吃了一惊。我镇定下来，很快打完了全部子弹，居然打出了94环的好成绩，而这时的靶场上“烧饼”可真不少。
真正有些压力的考核是第一次站岗。按照规定，每晚我们分两班轮流放哨。我第一次执勤恰好是后半夜。我穿上军大衣，手握没有子弹的步枪前去换岗。夜深人静，万籁俱寂，漆黑的原野上，只有团部的几点灯光在远处闪烁。白天熟悉的一切，一旦被黑暗笼罩后就变得神秘甚至恐怖了。我想起电影里“摸哨兵”、“抓舌头”的镜头，心中嘀咕：会不会有“阶级异己分子”潜入营区来？想到这里，全身不禁有些发抖，连忙抱紧手中的枪，紧紧地贴墙站着，两眼紧张地往四处搜索。同时设想着坏人夜袭军营的各种可能性，思考着各种相应的对策。直到起床号响起，我才松了一口气，自言自语道：“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
农场基本上没有什么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娱乐。个人的口琴、笛子、小提琴之类，只能在极其有限的工余时间里吹拉几下；团部、师部的文艺演出不但十分有限，而且大多是诗朗诵、对口词、忠字舞；比较经常的是看电影。到团部去看电影其实是一项很艰巨的任务。我们一整天劳累之后，实在只想早些休息、睡觉，但无论刮风下雨，说去就得去，不存在想不想去的问题。一路上还不准说话，不准吸烟，不准打手电筒。看得最多的，除了样板戏，就数《地道战》和《地雷战》了。有一天晚上，风啊雨啊已经闹了一整天，我们从工地回来刚洗完澡、换上衣、吃过饭，连部通知又要去看电影，这大概是第9次看《地雷战》。按规定不许打雨伞，大家披上塑料布当雨衣就出发了。渠道堤上溜溜滑滑的，我们一个个跌跌撞撞的走着，不时有人重重地摔倒在地，一声不吭地爬起来继续前进。生物系一位老大哥摔倒后却坐在地上，两手四处乱摸，找寻他的近视眼镜。在几个人的共同努力下，眼镜终于找到了，可是上面的泥水却怎么也擦不干净。他只好在同伴们的搀扶下，在一个更加模糊的世界里更加费力地往前走。
看着这情景，彭君对我轻轻念道：“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我向他投去会意的一笑。
风雨南湾湖之2 湖天之思（上）
军垦农场的生活是艰苦的，单调的，但精神上相对有所放松。这里没有群众组织的喧嚣，没有角色选择的烦恼，更没有派性膨胀引发武斗的恐惧。工地上激越的劳动号子，日趋平静的生活氛围，以及寥廓湖天之下的不尽情思，渐次成为了南湾湖生活的主旋律。
私下里，我们更喜欢将南湾湖叫尼姑湖。这里没有尼姑，只有另一意义上的“和尚”。尼姑湖的由来，曾经引起过一些人的探究，却众说纷纭。流传甚广的一种说法，与我们驻地附近的肖公庙有关。据说，渔民肖某，有女名唤美妮，聪明伶俐，美若天仙，被湖霸彭老六的儿子看上了。她誓死不从，投湖自尽。肖公闻讯，悲从心中涌，怒向胆边生，于当天晚上，杀了彭老六的儿，烧了彭老六的家，逃到湖中的一处荒洲上，隐姓埋名，苦度岁月，搏风击浪，救了无数落难之人。后人深感其恩，尊称肖公，立庙祭祀；将美妮殉难的那片水域，命之以妮姑之名，民间讹传为尼姑湖。这个并不美丽倒是有些血腥的传说，好像是从哪个阶级斗争展览馆，或者是哪部阶级斗争教科书里，摘录而来，但依然让尼姑湖里的所有男人们，为美妮的殉情痛惜不已，因为这里太缺少女人了。
或许正因为这样，在几近与世隔绝的日子里，尼姑湖里的和尚们会显露出感情世界的些许差别。有的结婚了，是临时和尚，老婆不在时，常年饱受相思之苦，自然比别的和尚更难受。一旦老婆来了，不仅老婆会成为众人瞩目的客人，自己在别人眼里，也仿佛一夜暴富，而且神气起来，不免要面对许多妒羡的目光。只是晚上睡觉，碍于集体宿舍，小俩口就得住到浴室去；假如同时来的家属不止一人，他们为便于各说各的话，各做各的事，还得在浴室里拉上草绳，挂上塑料布作为遮羞布，以避免不必要的尴尬。可是，有时尴尬偏偏找上门来。有这样一个故事：春节前的一个晚上，浴室里住了两对小夫妻。半夜时分，两个男生相继起来方便，却不曾打照面。走在前面的人，转到浴室后边去大便。走在后面的人，来到浴室外的便桶前小便。热尿一撒，冷风一吹，打了一个寒颤，他赶紧拎着裤子往里跑，拉开被子就往里钻。大便后回来的那一个，走到自己床前，发现地上两双鞋，床上两个人，吓了一大跳，感觉走错了，连忙轻轻退了出来，钻进另一间床的被窝里……这故事好像没有结果，留下一些悬念，也露出一些破绽。或许是好事者无中生有的杜撰，抑或是嫉妒者夜半无聊的胡说？谁知道呢。
但有一个事实不容否定，闲话女人，总是大家茶余饭后一个永恒的主题。“男儿苦，男儿苦，男儿熬到二十五，枕边寂寂无言语，衣服烂了无人补”，这是尼姑湖里单身汉们的共同感受。二十五岁，其实也不算大，在今天的“剩男剩女等级表”上，还只是“初级剩客”而已；其所以感觉很夸张，完全是所处的时势和空间，今非昔比。特别是遇上难得盼到的假日，反而觉得无处可去，无事可干，你会变成一只无头苍蝇，到处乱窜，只好这次去大通湖农场看看，下次到北洲子农场瞧瞧，再下次又到四季红公社转转——好像不为别的，只为走出南湾湖，透透气，散散心。
有一个地方，像一个巨大的磁场，具有难以抗拒的吸引力，那就是女生连。尤其对于那些“兵们”来说，这是一道特别的风景线。平时，他们要见到一个女大学生，尚且不容易；如今好家伙，居然来了一个女生加强连，让空气中都仿佛弥漫着女人的气味。任何一个女生外出，她都可以感受到有一双、几双、甚至几十双火辣辣的眼睛，在有意无意地盯着她；任何一次女生连的出操、集合、劳动，周边总会站着几个或几十个旁观者，流露出青春躁动期特有的贪婪神色，或指点、或品评、或窃笑。至于男生跑女生连的，就更多了。
自然，我也去过女生连，但与到哪里去的许多人（包括学生和军人）有些不一样。这话要从远一点说起。
湘潭社教期间，有一天，工作组陶组长通知我到大队部去。一见面，他对我下乡以来这一段工作，给予了不错的评价。然后，转弯抹角地问我对张兰的看法。张兰来自湘北山区，秉性聪慧，性格开朗，言谈举止中不曾有山区女孩常见的局促与羞涩，倒是不时流露出一种胜似男孩的自信与豪爽。在班上，同我一样出身不好的她，是我乐于接近的一位女生。来到乡下，我俩恰好分到了同一个工作组，彼此接触自然更多了。她所在的生产队，在大队部和柞树嘴之间，是我来去大队部的必经之地。每当工作组开会，她等我或我找她一道去，这是常事；开完会，她送我一段或我逗留一会，这也是常事。陶组长听了，不厌其烦地向我重申工作队纪律，历数违纪处分案例，意思是让我们好自为之。我心里清楚，尽管没有干不可告人的勾当，但我们还是触动了一些人的眼神经和脑神经。心想，倘若有人捕风捉影，借题发挥，岂不是冤哉枉也！我虽然心中无愧，却仍然被吓得三魂丢了二魂。最后，我壮起胆子，对陶组长说：“总之，我们只是同班同学而已。就算朋友吧，也仅仅是朋友。希望你们不要误会，也不要再找张兰谈话了。”
回校后，我们一起去北京，一起步行串联，一起议论大大小小的事件。毕业后，不约而同，再次一起来到了南湾湖。女生连在团部。我有时到了团部，也会顺便到她那里坐一坐，聊一聊。记得第一次见面时，我们来到团部唯一的小卖部。那时刚领到了第一笔工资，7、8、9三个月的，每月42元五角。口袋里有钱，买点什么呢？人在军营里，除了牙刷、肥皂之外，似乎没有什么需要买的，而且这里也确实没有什么东西可买。想买饼干，没粮票，就买了几颗糖粒子。转身出门时，张兰指着一种长条纹的澡巾，说可以用它来做长裤，既暖和又节省了布票。我于是买了四条，足够做一条长裤，感觉算是占了一回小便宜似的。
我知道，在那些日子里，同男生相比，女生所遭受的磨难所承受的压力自然不言而喻。就说她吧，也许就因为来自平江山区，能吃苦耐劳，身材又比较高大，在没有男生的女生连队里，她被认定为最适宜挑“重担”的人，所以秋收季节里，总是安排她负责挑谷子，每担至少140多斤，有的时候竟在160斤以上。冬天到了，女生需要用点热水，可是炊事班的人怎么也点不燃那些湿稻草。于是想到了从小烧茅草长大的她，让她成了专职“火头军”，每天负责挑水、烧水，满足全连140多人的用水需求。同她一样，这些在怜香惜玉的氛围中曾经金枝玉叶般的女大学生，如今一个个皮肤黝黑，与普通农家女孩毫无二致，有的能扛起二百斤一包的大米健步如飞，有的能在同伴的配合下，摁住二三百斤重的肥猪，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脸不变色心不跳。我曾经对一个爱跑女生连的小子说：“当心点，惹得人家不高兴，说不定把你当小鸡给宰了！”而每每同张兰谈起这里的一切，我最后的话，常常是半句赞叹，半句嘱咐：“真不容易——要小心啊！”
几十年过去了，我们走过的足迹，似曾相识，印满沧桑，每一个印迹都在证明一份久远纯洁的友情。但有一件事，直至今天，我始终没有对她说过：陶组长的那次谈话。的确，我那时到女生连去，与别人是不一样的，最大的不同在于，他们是怀着男人的目的，我却是带着朋友的愿望。
但有一个男生与我们不同，他不到任何别的地方去瞎逛，而是一有空暇，就喜欢跑到愚公渠上去消遣，要么漫步沉思，要么静坐远眺。这一天北风刺骨，天气干冷。午餐后，他又去了愚公渠，蜷缩着身子坐在桥头上。远处一只小船慢慢驶来，上面堆满了麻袋，还坐着几名女生，看得出这是女生连运米的船。也许是小船超载了，也许是女生手脚冻麻木了，也许是即将靠岸的喜悦让她们大意了，就在船到桥头的一瞬间，小船不知撞上了什么，只摇晃了几下便开始倾斜下沉，船上的女生竟都掉到了水里。这名男生赶紧跑过去，来不及脱下衣服就跳进水中，将惊慌失措的女生们一一救起。故事的结局是，其中的一名女生爱上了他，并且速战速决，就在农场结为了夫妇。这是现实生活中“英雄救美”的精彩一幕。据说，后来有一些单身汉也时不时往愚公渠上跑，只是“守株待兔”的喜剧再也不曾重演。
在南湾湖最后的几个月里，我的主要任务是写作。连首长交给我的任务是：对内搞营连通讯报道，出黑板报，向团部广播站投稿；对外以6940部队（团部番号）革命大批判写作小组的名义写作，经审查后向各级报刊、电台投稿。首长很重视，政治教育、宣传工作嘛，岂能落后？营长对我说：“你写的通讯报道，如果团部采用，说明我们的工作在团里领先了；如果省里采用，说明在全省领先了；如果中央报刊采用，说明在全国领先了。”我于是深感责任重大，不敢懈怠，每天到各工地采访，就地写成稿子，投到团部广播站。有时也回到营房去写，我便借此机会看点书，《毛选》四卷就是这么读完的。我的任务完成得不错。记得一篇题为《赤脚连长》的通讯，在《湖南日报》发表后才几天，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又播出了我的一篇大批判文章。那时候，省报有名，省台有声，同样是很光彩的事情。连首长甚为高兴，勉励嘉奖之余，给予了我更多自由支配的时间和空间。
为了缓解情感的煎熬，我也偷偷地写过一些小诗，幸而没有被人发现。几十年后的一天，我和文君、张兰等在长沙聚会。在烈士公园湖边，回首往事，我吟诵了自己的一首小诗：
留得当时影，
回回梦故人。
洞庭风雨夕，
谁与细论文？
长沙别后，他给我发来一个电子邮件。文君有一个上百万字的写作计划，为此不辞劳苦，进行了多年的精心策划与筹备，并已顺利进入写作过程。这令我十分敬佩。我回了一个邮件：
长沙聚首，受益良多。倾谈之中，知兄不仅早已学业有成、事业有成，而且是一必成大事者。成大事者有大胸怀，有大胸怀者始可成大事，这是兄给予我的最大启示，也是我前次长沙之行的最大心得，绝非溢美或自谦之辞。
谈及往昔，相对而言，我那一段人生之路似乎要平缓些，但依然是危机四伏，终日担心不知什么时候会要坠入陷阱或深渊。好在我们终于挺过来了。这就叫历史，叫进步。我同意你的说法，要理智地、负责地面对过去，向未来、向子孙真实地倾诉我们曾经遭遇的曲折磨难和心路历程。你是我们之中的佼佼者，因而承担着更多的义务和更大的责任。君其勉乎哉！
人生苦短。记得儿时骑竹马，转眼便成白发人。回首往事，我更多的是庆幸；翘首前程，我更多的是欣慰。让我庆幸的是，在那样一个年代，自己毕竟没有堕落、没有苟活、没有成为惨不忍睹的牺牲品，并且在后来的日子里毕竟成为了有益于人民的人；而让我欣慰的是，我们曾经战栗过、呻吟过、绝望过的那样一个年代那样一个社会，毕竟一去不复返了，社会毕竟在发展，时代毕竟在进步，人性毕竟在复苏。我们正是这个充满剧痛的巨变的见证者。我们要怎样才能加速这一进程呢？
让我们这一代面向未来。愿我们的子孙们不忘历史。
不久，我收到文君的两次电函：
其一 ：来件读悉，至为喜慰！我不想用语言、而用行动来回报你对我的鼓励和鞭策。“留得当年影，几回梦故人。洞庭风雨夕，谁与细论文？”长沙分手以后，我常常沉吟这首诗以寄托对你的思念……
其二： 前次给你的邮件发出以后，忽然想到写错了一个字，“回回梦故人”写成了“几回梦故人”，“回”误作“几”，而“回”字显然优于“几”字，必须改过来。这首诗，我在长沙读完第一遍就感觉到“有唐人风韵”，是难得的佳作，无须来第二遍就已牢牢记住。……我毕竟人老了，记性大不如以前了，这样一种阅读经验这些年来并不多啊。我如此钟爱这首诗，究竟是什么缘故？回海口后仔细琢磨了一下，原来，是那绵绵无尽的思念，是那表面轻轻淡淡、实则深广浓重的哀愁，是那永远无法排解的地老天荒式的寂寞孤独感深深打动了我！从表现形式看，这一切都不是用概念性的语言予以宣示，而是只提供“意象”并创造“意境”，让读者凭借自己的生活经验和审美经验去领会作品的“韵外之致”和“味外之旨”。“芒鞋箬笠陟崇岈，暮霭苍茫何处家？客子思归归不得，昏鸦啼苦苦无涯。”这里的“家”主要指精神家园。从青年时代起，我常常觉得自己是个精神流浪汉，永远漂泊不定，永远孤独无依，永远没有归宿而且永远找不到归宿。你的这首诗，在很大程度上道出了我的这种感受。在长沙时没有注意这首诗的题目，盼告。——我想亲手用行草书把它写出来，请行家精心装裱一下，然后挂在我家客厅的墙上。
文君这次的电邮，让我有些受宠若惊，他作为南方某大学中文系教授、主任，居然对我的那首小诗赞赏有加。我对他说：
新年伊始，打开邮箱，便读到了你的邮件，倍感亲切和鼓舞。谢谢你对那首小诗的溢美之辞，此之谓“吾弟之美我者，私我也。”
自长沙之行以来，每每读到你的邮件，或忆及与君一席话，自愧之余，便是自豪——为我拥有你这样才华横溢志向高远的学兄。这不是无聊的恭维，而是我和其他志趣相同者的共同感受。“舍君其谁”云云，除了表达一份信赖，更多的还是寄托一份期待，托付一份责任。吾弟勉乎哉！
1968年的一个隆冬之夜，风雨如晦。“文革”不知何时了结，亲朋不知何处栖身，前程不知何处光明。身在洞庭湖中的军垦农场，难免凄清落寞之感，只得翻看旧时照片，聊以自慰。我感到欣慰的是，几年来，无论风云怎样变换，无论外界如何险恶，与我朝夕相伴堪称知己的几个学友，颇有点“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的意味；也使人领会到人性和良知的巨大凝聚力，即使在黑白不分、是非颠倒的岁月里，一群涉世不深的青年知识分子，仍能在人性和良知的大旗下彼此相安无事，不离不弃，共同走过人生路上一段危机四伏的“雷区”。这在政治愚昧、思想疯狂、兄弟尚且势不两立、夫妻几多反目成仇的年代，更是难能可贵啊。想到这里，我提笔疾书，在一张爱晚亭前学友合照的背面，写下这样四句：“留得当时影，回回梦故人。洞庭风雨夕，谁与细论文？”后来整理文稿时，我加了一个标题叫“题与友人照”。
这次“与友细论文”的交往，完全是当年始料不及的啊！
风雨南湾湖之3 湖天之思（下）
当时，我们思想上的疙瘩，就是这军垦农场“再教育”的日子已经一年半了，什么时候才是个尽头？“九大”开过了，而且隐隐约约还传播过毛泽东的“最新指示”：“老九不能走”。这是革命样板戏《智取威虎山》中的一句台词。那个年代里，毛泽东的话一句顶一万句，只言片字都是“最高指示”。他借用这句话，或许就是暗示作为“臭老九”的知识分子还是要用的吧？敏感的大学生们以此自我宽慰了许多个日日夜夜，怎么还没有盼到出头之日呢？莫非这“再教育”是二年、三年？谁的心中也没有底。但是，进入“伟大的七十年代”不久，就在南湾湖“三大战役”结束的时候，我们终于盼来了再教育之后的再分配。
再分配之前的第一件事，也就是再教育的最后一件事：总结与鉴定。来军垦农场之前，我们被认定准予参加毕业分配（那些“黑鬼”、“反动学生”则被剥夺了这一资格），并没有书面的毕业鉴定，然后便各奔东西。这次是“文革”后的第一次鉴定，是要载入个人档案的，而档案是要跟人一辈子的。连部会写些什么呢？我不免有些担心。
3月中旬，连队开展了自我总结和小组鉴定。在此基础上，连队党支部对每一个大学生都做了组织鉴定。我的鉴定表上是这样写的：
该同志能联系思想实际，自觉地学习毛主席著作，斗私批修，改造旧思想。政治学习认真，发言积极，敢于暴露活思想，对接受再教育认识明确，态度端正，走与工农兵相结合道路的决心大，能虚心向解放军学习，严格要求自己。劳动积极主动，干劲足，乐于为同志服务，对营连通讯报道工作指导思想明确，积极负责，能用毛泽东思想指导写作。组织纪律性强，能遵守各项规章制度。一年多来，在部队接受再教育，思想安心，表现好。
我觉得这个鉴定还不错，心情由阴转晴。紧着着又听说，几天之后，就开始安排每个人的去向，基本分配原则是回本人所在地市，而这是我很不愿意的。我又一次来到某个十字路口，面临向何处去的新的艰难选择……
之所以不愿回原籍，自有我的苦衷，我在南湾湖的日子里，我的家庭也正在经历着从未有过的风风雨雨。
就在我来南湾湖之后不久，山东省嘉祥县马集公社有两个叫侯振民、王庆余的小学教师，给《人民日报》写了一封信，建议将农村公办小学下放到大队来办，教师不再由国家发工资，改由大队记工分。这个建议一下子成了家喻户晓的热门话题，不久便成了“教育要革命”的具体政策，犹如暴风骤雨，无情地冲击着千百万个教师家庭。
姐姐属于首当其冲的那一批人。高中毕业后，她在 “编内代课”的岗位上，一干就是8年。现在，她被辞退了，到哪里去安身呢？姐夫远在武汉铁路局，公公婆婆远在贵州山区，她只得带着刚出生的女儿，去婆家所在的生产队落户。
好在婆家就在老街附近。她租了一间旧房，好歹算是一个家，住了下来。每天背着女儿出工，抱着女儿入睡，过起了母女俩相依为命的清苦日子。
姐姐是一个很要强的人，吃点苦，受点累，她不怕。可是，她没有想到的是，自己的苦难才刚刚开始。
那一天，她突然得到姐夫自杀身亡的消息。
姐姐是1967年底结婚的。当时，父母正在挨批斗，我作为她娘家的唯一代表，带上一个八磅铁壳热水瓶作为唯一的嫁妆，去姐姐的工作单位锁石完小，参加了他们极为简朴的婚礼。姐夫出身也不好，是武汉铁路上的一名技术员，母校毕业的高材生。他性格开朗，为人忠厚，言语谨慎，办事干练，我们都为姐姐有了一个好的归宿感到满意和高兴。
“文革”开始后，起初听说他参加了造反派组织，后来又听说他还参加了武斗。对此，父母亲十分担心。有一次，父亲曾说过：“长沙乱，我还放心一点；武汉乱，我就不放心了。”他们通过姐姐去信，屡屡劝诫，千万不可惹火烧身。可是，不幸的事情终于发生了。一天，有人发现，他死在我母亲所在小学附近的一条小河里。这真是晴天霹雳！他究竟为什么会死？为什么千里迢迢回乡，却不同亲人见面？他水性极好，一条清澈见底的小河又怎能要得了他的命呢？此时，他的父母都远在贵州，姐姐和我父母含着悲痛给他办了后事。不用说，姐夫的死，固然死得不值，却死得太冤——“冤”在“文革”乱世，使他成为了千千万万牺牲品中又一个悄无声息的冤魂！
姐夫不明不白地走了，姐姐多次前往武汉，想要弄个明白，讨个说法，谈何容易！那年月，冤屈而死的事，何止成千上万，谁能弄个明白，你又能向谁去讨个说法？姐姐绝望之余，将女儿托付给外公外婆，终于只身一人，离乡背井，远嫁北大荒。从此，在荒漠的原野上牧羊，从遍地冰渣中扒出大豆，生活十分艰难。母亲在给我的一封信中写道：“今天回了一封信给你姐姐，并寄10斤粮票和5元钱给她零用。……我看过来信后，极为苦恼，只恨她当时不该远走高飞，到如今，喊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妈妈叮嘱我，以后不必再给家里寄钱，就给姐姐寄点吧，助她苦度岁月——这样的日子，她煎熬了整整十年！
其实，此时的父亲和母亲，又何尝不是苦度岁月?
父母亲都是解放前后相继参加教育工作的。近二十年间，从抗美援朝、公私合营、反右斗争，到三面红旗、社教运动、教育革命等等，他们总是“听党的话跟党走”，“自觉改造世界观”，因而许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母亲曾经对我说过一件事：弟弟出生的那年，临产前的日子里，母亲还拖着身孕，仍坚持在农民夜校的速成识字班上课。从巡司小学到泽堂夜校，四里多路，每周三次，无论山涧草丛，无论田垅小径，孤身一人，风雨无阻。我也知道，“苦日子”中，母亲患了肾结石，无钱医治，勉强挣扎着上课，好几次痛得昏倒在讲台上。后来在姨妈的资助下，到长沙湘雅医院开刀。手术并不算成功，由于医生的某种疏忽，手术中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大出血，紧急输血抢救，摘除左肾后，母亲总算死里逃生，后腰上却留下了近一尺长的疤痕，还落下了尿频、贫血、高血压等后遗症。
“文革”风暴骤起，本是学生出身、又无任何历史问题的他们，仅仅由于家庭成份的原因，还是遭到强烈冲击，蒙受了大字报围攻和大会批斗的屈辱。
我不清楚，在被围攻和批斗的日日夜夜里，他们曾经是怎样的惊恐，怎样的无助。但从父母亲遗留下来的 “交代书”中，我分明听到了发自心灵的哭诉：
父母亲在“交代书”里，一方面对种种“莫须有”罪名作出辩解，如“我从来没有对贫下中农子弟进行过阶级报复”，“我只是想把书教好，没想到真实执行了刘少奇‘智育第一’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同时又给自己扣上了种种“莫须有” 的罪名，如“这实际上是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这是抗拒思想改造，我向毛主席他老人家低头认罪……”等等。这样的现象，俯拾皆是。奇怪吗？不!这真是：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自存须自虐，谁解其中味？
公办小学下放到大队来办以后，父母亲带着我的三个幼小的弟妹，回到乡下老家所在的生产队，开始了一段未曾经历的全新生活。
回到生产队，就意味着父母没有了工资，只有靠工分吃饭了。那时候，工分并不值钱，只不过是出勤、出工的原始记录而已，有时甚至会出现谁的工分越多，谁倒欠生产队反而越多的怪事。更何况，他们对农事几乎一无所知呀。面对现实，母亲倒是并不气馁，一面鼓励父亲说，“别人过得，我们也过得”，一面写信安慰我：“你不用担心，车到山前必有路。”
从老街回到乡下，一家人走的是一条艰辛的生存之路。
那年，大弟16岁，小妹12岁，小弟才四岁。全家首先面对的就是，五口之家另起炉灶的日子该怎么过？大弟早已辍学在家，跟着出工，学干农活；妹妹读书，课余捡柴、割草、带小弟。小弟则随母亲去学校。我的弟妹们就这样为家分忧。
而对父母亲来说，面对突如其来的家庭剧变，就远不是这样简单和轻松了。他们带着极为复杂的心情回到老家，其中夹着几分忧虑和恐惧。这是不难理解的。在一个千方百计煽起阶级仇恨鼓吹阶级斗争的年代，人们早年的创伤之痛虽已渐渐消去，但旧时的恩怨之火会不会在人们的心中重新燃起？这是难以琢磨不可预测的。
母亲生性和善谦恭，待人接物周全得体，到哪里都受人敬重，回到老家自然也不足为虑。但父亲为人耿直，性情急躁，是很容易惹出麻烦的。我记得“文革”前的一件事。这一天，学校的李书记不知为什么事情发火了，冲着一名老教师，骂得很凶。老教师大概想解释一下，刚说了一声“李××同志，我……”，没想到他勃然大怒，死盯着眼前的老人，拉长声音问:“同志？我是老右派的同志？你配吗？”老教师低着头，再也不敢吭声了。父亲当时正好在场，一听这话，心想：毛主席不是也可以叫毛泽东同志吗？怎么你李书记就不能叫李××同志呢？他心里明白，这人属于“小霸王”一类的人，在校园里大搞顺我者生，逆我者亡那一套。说他颐指气使、盛气凌人、飞扬跋扈、不可一世等，都不为过。他说话时，要么不看你，要么斜视你，基本上不用平视的眼光看人；即使开会作报告，他也是一边说，一边上下左右到处看，就是不朝前边望。有人说，只有两种人，一是他喜欢的漂亮女人，一是他想要整的人，他才会正面看上几眼。于是，一来想缓和一下气氛，二来也想故意摸一下老虎屁股，父亲便走到李书记身边，说：“算了算了，书记同志，不要生气了。”没想到李书记没再大动肝火，只朝我父亲不屑地扫了一眼，鼻子里哼了一声，走了。但到文革初期抓黑鬼、批邓拓时，他在一次批斗大会上，翻出来这件事，指着我父亲的鼻子说，地主分子和右派分子相互勾结，反对党的领导，气焰十分嚣张。就这样，严酷的政治运动，特别是“文革”，使父亲终于懂得了怎样“夹起尾巴做人”。
往日劳心，如今兼顾劳力，许多东西，需要父母亲下定决心，从头学起。父母则在自留地里种上各类蔬菜，如冬瓜、南瓜、萝卜、辣椒、豆角等，居然长势不错，自给有余。原来在校带学生劳动惯了，这些事他们并不陌生。我不时寄点钱回来，贴补家用。父母亲还很快改变了近二十年的教师生活习惯，在家里养鸡、养鸭，甚至喂了一头过年的肥猪，这大大出乎我的意料。可母亲说：“这不稀奇,差不多三十年前，我就喂过猪。”
除了各自的教学工作外，生产队里无论私事公事，凡是需要帮忙的，父母亲总是与人为善，有求必应。谁家孩子顽皮，家长奈何不了，便来找刘老师管一管；谁家两口子闹别扭，下不了台，也会叫刘老师去评评理；如果要清理帐目，父亲的一把算盘，左右开弓，打得噼里啪啦，出神入化，人们大为赞叹。这样的“与人为善”，其实是有风险的。有一次，为了宣传最新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生产队长要我父亲写一批标语。刚好那天学校有事，他很晚才回来，赶紧写完后，又匆匆检查了一遍。第二天，队长来拿时，父亲叫他再检查一下，他说没错没错，便叫儿子拿出去张贴了。不一会，儿子回来了，对他爹说：“不好了，出大事了！”队长一问，才知道有一张标语里，“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写成了“接受下中农的再教育”。儿子说，会不会是阶级斗争新动向？队长说，别扯远了。儿子说，我是贫农的儿子，我看有问题。队长说，我是贫农的爷，我说冒问题。最后，队长告诉儿子，不要到处声张，换一张就行了。不然的话，我也脱不了干系。
总之，在质朴的老家乡亲们眼中，母亲是一个好善乐施的人，父亲是一个豁达健谈的人。他们的坦诚与平易，缩短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赢得了心与心的沟通。就这样，老家乡亲们的处处扶持，多方关照，帮助我的父母亲度过了人生中最为险恶的一道难关。子曰：“德不孤，必有邻。”此之谓乎？
为了不让我担心，父母用一种十分平和的心态和口吻，通过书信将这一切简要地告诉了我。可是我也知道，数以百万计的农村小学教师一夜之间“公转民”，其思想上、心理上、经济上所引起的波折与磨难，非亲身经历者是难以体味的。父亲劝导我，俗话说“眼不见为净”，“耳不听，心不烦”，既然彼此爱莫能助，与其相拥而泣，倒不如远走高飞，或许可以找到属于你的一份幸运。母亲也赞成说：“人不出门身不贵。你到外地去工作也好，只是不要太远了，像你姐姐那样……”反复掂量后，我决定申请不回老家，希望到一个靠近铁路、交通方便的地市去，例如长沙、湘潭、株洲、衡阳、岳阳等。除一个地市外，其余几出都离家不远，未必就分到那个地市去？即使分到了地市，除了一个县外，其余五个县都有铁路或公路与外界相通，未必就分到那个既里去？但后来果然就分到了离家最远的地市，接着，果然就分到了既无铁路又无公路的县!偶然？必然？冥冥之中仿佛有一只手在故意作弄我。我原本以为，只要路途不远，交通便捷，随时可以探望老父老母，独在异乡又何妨？谁知道，就是这个简单的想法，后来给我留下了不能为父母送终、不能与兄弟诀别的永远的痛!
南湾湖的早春二月，满储着春的讯息和生命的冲动，却依旧冷得叫人难受。这不由得让人想起一位知青诗人的名篇：
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
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
我顽固地铺平失望的灰烬，
用美丽的雪花写下：
相信未来！
当紫葡萄化为深秋的泪水，
当我的鲜花依偎在别人的情怀，
我仍然固执地望着凝露的枯藤，
在凄凉的大地上写下：
相信未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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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6-7 06:4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