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光耀 回忆开封师范学院“文化大革命”——一个保守派的自述（7-9，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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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 文革博物馆

回忆开封师范学院“文化大革命”　　　　　　　　　　　　
——一个保守派的自述（之七）　　
　　　　　　　　　　　　　　

·刘光耀·

十五、“紧跟伟大战略部署”　　

“文革”之初，毛泽东就把青年学生当作运动的主要依靠力量，但一部分造反的学生到处制造事端，挑起大规模武斗，到１９６８年夏仍然制止不住。毛为了扭转局势，于１９６８年７月２８日凌晨召见北京高校造反派的“五大领袖”，严厉地批评了他们。毛泽东指出：“现在学生的缺点在什么地方？学生最严重、最严重的缺点，就是脱离农民、脱离工人、脱离军队，脱离工农兵，就是脱离生产者。”于是，在８月１９日，毛同中央文革成员谈话时，提出派工人、解放军宣传队进驻高校领导斗、批、改，搞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等等。这就是毛泽东的新的“伟大战略部署”。他想在半年内完成这些大事，而后召开中共九大，结束“文化大革命”。从此，毛泽东亲自发动的曾在中国大地上不可一世的“红卫兵运动”，又被“红卫兵的最高统帅”的几句话，扫出了“文革”大舞台。他们成了罪人，成了林彪、江青两个祸乱集团的替罪羊。　　
⒈“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学习班”　　

１９６８年１１月中旬，驻开封师范学院数学系工军宣队，根据毛泽东１９６７年视察大江南北时提出的“凡是革命群众，都要实行大联合”的指示，举办“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学习班”，成员三个人：陈顺卿、李天增和我，工宣队队员荣全法师傅负责。从学习班名称猜测，可能准备解放我们这三个人。每天学毛着，读文件，谈认识。上班开始，向毛“早请示”，下班前向毛“晚汇报”，朗诵毛语录，“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荣师傅要求我们准备检查自己在“文革”中所犯的错误。　　

我应该检查什么呢？怎么检查呢？３月２９日，妻子于吉林给我的婚后第一封信中，就曾向我提出：“要虚心向造反派同志学习，改变自己的立场。我现在老在考虑你这个顽固的‘保’字号，能否正确认识自己？……那天八二四同学特为这事由几百里以外赶到咱县，这是对咱们的关怀，望你能正确理解，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感谢造反派对自己的关怀。”我是４月４日晨得到这封已被拆、审的信的，４月１日我已被点名批判。我读后在信尾写了一段话：“淑珍的心是好的。但我该如何认识我的‘问题’呢？！真不明白！！”４月１４日、２９日的两封信，都谈到这些问题，她的忧虑越来越重，还要我把检查寄去一份。可是，我从来就没有写过检查，也无法写。妻子是永吉县“红革会”的头头之一，吉林的“红革会”被中央肯定为“革命造反派”，而与其对立的“炮轰派”，被定为“犯错误的造反派”。“红革会”类似于河南的“老保”组织，“炮轰派”称他们为“黑二保”。妻子在给她的许昌至好写信时谈了我的事。许昌那对夫妇也特别关心我，就给我写了封长信，专论河南的“文革”造反派，帮助我认识；还引用斯大林关于“过火”的论述来说服我。他们要我回信答复“挨打了没有？被斗了没有？”挨打、被斗的事不好回答；认识上的事，也难以向他们靠拢，只简单复信应付了一下。６月下旬，男的来开封出差，想找我当面深谈，但在师院住了三天，没有找到我，失望而去。后来，他们又寄来一封长信劝导我。可我仍然想不通。　　

学习班过去快一个月了，思想还没有理出头绪。一天，在接荣师傅给我发的毛泽东像章时，忽然想起使我心酸的事，止不住呜咽起来，越哭越痛。这是怎么回事？大家莫明其妙。荣师傅以为我隐瞒有“重大问题”，“对不起毛主席”，就拉我到一旁单独谈。其实，是因为在我进学习班以前，看到许多人都领毛的像章，我也向管“牛”的学生请求发一枚，但被拒绝了。我很伤脑筋：我连佩戴毛主席像章、热爱毛主席的资格都没有了！今天工宣队发给我，说明对我的政策有变，就激动了起来。这是我第二次痛哭毛主席像。我深思许久，认清了一条：我不能让工宣队失望，得好好检查，争取过关。　　

我反复读中共中央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经过几天思考，终于在１２月１８日写成了约一万二千字的检查，名曰《向毛主席彻底认罪》。题目是经过斟酌的：我只能向毛主席认“罪”，而不能向造反派认“罪”。大段引用《公报》上的句子，“思想认识”占了一大半。除了“犯罪”事实外，当然说了不少违心的话。譬如，按照《公报》的说法，承认给“二月逆流”和为“二月逆流”翻案定的性质等等；给自己扣了许多帽子，如“充当了刘贼一伙……的可耻角色”等等。这是我“文革”中唯一上交的检查。　　

说“违心的话”，这并不是我“文革”中的第一次。１９６７年１月，在遵义队的最后一次会议上，为了稳住我们的队伍，继续同造反派抗争，我同意“要明确我们今后的大方向是批判刘少奇”的说法。在１９６７年１２月到１９６８年１月，在为“左三红”写的《告全市人民书》和为开封师院井冈山写的《上访提纲》中，写了更多违心的话，那是为了和八二四实行“大联合”而采取的不得已的妥协让步策略。这一次在我的“检查”中说违心的话，则是为了“蒙混过关”。说实在话，用的标题《向毛主席彻底认罪》也是假话。我何罪之有？我打心眼儿里倒觉得是毛泽东错了。我相信，像有我这样想法的，还有相当一些人，只不过不敢说而已。如果说了，就必然得到张志新喉被割、被处极刑那样的下场。不要说毛泽东如何，就连江青或比她低一些的“文革派”大官，敢说吗？顶多，两口子在家里私下议论议论，而断不可公开讲的。我老婆曾对我说过，当她得知“文攻武卫”的口号是江青提出的时候，她对江青非常反感。但她从未对别人说过。而我对我老婆，除了可公开讲的外，什么也不说。　　

我们三个人的检查都准备好了。工宣队先让李天增在全系大会上检查。经过评议，合格，宣布解放。隔了一周，让陈顺卿和我检查。陈顺卿言语罗索，（大概因为有些不是他内心的话），检查了近一个小时，我照稿念了半个多小时。评论时，对陈顺卿提了不少意见，而对我的检查倒没有提出什么。会后陈和我开玩笑说：“刘光耀会检查。”还有一个同志说我：“把啥都归结到‘私’字，哪有那么多私心？”能否解放，是让我们离开会场后议的。有学生说：机关卢树森比刘光耀的问题小还没有解放，刘光耀也不能解放。于是，这一次宣布：解放陈顺卿。把我挂了起来。　　

⒉赴灵宝斗批改　　

１９６８年１２月２２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的一段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该欢迎他们去。”于是，开封师范学院除６５级外的各年级学生都“毕业”离校，分赴几个解放军农场劳动。　　

１９６９年元旦，开封师院教职工和６５级学生，向灵宝县朱阳公社迁移。大家坐火车，我押运装载行李的大卡车。一路颠簸，晕得我呕吐不止。数学系和教育教研室被合编为六连，下分六个班，班长由学生担任；驻干沟大队第二生产队，在老乡挤出的窑洞或房子里睡大铺。整天学习、开会，“清理阶级队伍”。刚开始没有厕所，大家跑老远解手。我借来工具，依地势挖厕所，几个学生也来帮助。夜里下雪，第二天天还不亮，我就悄悄起床，从宿舍一直扫到相距二百多米的厨房门口。　　

２月初，我被宣布解放。接着，戴鸿儒也获解放。　　

春节不放假，也不准请假。教师张佳魁的家在灵宝县，驻地离家不远，也不准他回家看看。结果，他“造反”了，不辞而别。返朱阳后让在全系大会上检查，引起一些学生的同情，他们公开给工宣队提意见。　　

缺柴烧，工宣队领着一班人住在很远的山上砍。砍了几天，挑回来。那时我很有力气，比谁砍得都快，挑得都多。我们不认识漆树，好几个都中漆过敏。我的头皮，胳肢窝、阴部都出满了红点，很难受，吃了药，昏迷三天。　　

４月，中共九大召开，林彪作为毛泽东的接班人被写进新党章。驻校工军宣队让各连跳“忠字舞”（秧歌舞）。六连从组织练习到正式表演，我都故意排在最后，只跟着做样子，而就跳不起来，虽然我从小学到高中，都是舞蹈表演队的主角。也不知为什么，总感别扭。　　

参加了麦收。此外，并没有什么劳动。所以，老乡把“开封师范学院”戏说成“开会吃饭学懒”。　　

在朱阳，我被评为“五好战士”。　　

⒊清理阶级队伍　　

１９６７年１月１３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简称《公安６条》），规定凡是“攻击诬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以后这一条又在实际上扩展到凡对江青、康生、陈伯达一伙稍有不满的也被以现行反革命治罪。这个规定是造成“文化大革命”中大量冤、假、错案的重要原因之一。始于１９６７年的所谓“清理阶级队伍”，是按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利用军管和进驻工军宣队的方式，把“文化大革命”进程中，以各种名义、各种方式揪出来的所谓地、富、反、坏、右、特务、叛徒、走资派、“漏网右派”、“国民党残渣余孽”……来一次大清查。在大学，知识分子成了主要清理对象，使许多老知识分子受迫害，有的年轻人也遭厄运。　　

１９６８年夏，开封师院一批有历史问题的“老反革命”和新的“现行反革命”就被揪斗，一直延续到１９６９年夏季甚至到秋季。在１９６９年春的清理阶级队伍中，参加专案工作的，不分“老造”、“老保”，而且“老保”起了主要作用。　　数学系出身于烈士家庭的２９岁的教师常呈才，因为多年前在教师中传过听来的一些“有失”毛泽东尊严的话，又因他是个“老保”小头目，造反派就把他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批斗多场。在灵宝，他说冤枉，而又遭大会批斗，直至入夏才宣布解放。　　数学系和教育教研室的“老反革命”的历史问题，早在１９５５年肃反时都已有结论，除一人“确系历史反革命，但不以反革命论处”外，全属“一般历史问题”，可现今都又给掂了出来。据说又发现数学系老教师底钟英隐瞒有重大历史问题，无论怎么逼，底也不承认，最后经请示省领导，在灵宝全院“宽严大会”上以“严的典型”（只１人）硬给戴上“历史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到９月份又给平反。　　

教育教研室的王汉澜，因其夫人和解放前夕的开封城防司令张勋亭家有亲戚关系，在河南大学迁往苏州时，曾在张家住过；又在张勋亭回开封期间去看过张，张后来逃到台湾，就怀疑王是和张有联系的台湾国民党特务。也怀疑张的姑娘、数学系工作人员张华英是台湾国民党特务。在灵宝对王、张二人严加看管，隔离审查。王、张不承认，就不让其睡觉，对其采用车轮战，还多次按住王的头往墙上碰。王被逼得感到活着没意思，就跳井，经抢救未死。　　

“文革”中开封师院因清理阶级队伍被逼自杀身亡的３人。１９６７年秋，副院长、中文系三级教授钱天起被隔离审查，被造反派工人打得遍体鳞伤，公安人员也找他谈话。无奈，他把草帽挂在窗子上，吊住脖子，跪爬下死亡。１９６８年１０月２日，外调人员找化学系教师于学海（摘帽“右派”）调查，说他不老实，外调人员一走，就被几个学生毒打一顿，并被关进一间屋内。下午，两个公安人员找他谈话，他仍说不知道调查者提的事。当夜，于学海上吊自杀。１９７０年秋，师院从杞县回校后，墙上一条标语被风吹掉了几个字，构成“反标”，怀疑是地理系干部辜学文（造反派）所为，在隔离审查期间，辜学文跳楼身亡。　　

⒋母亲的灾难　　

母亲知道我们春节不放假。淑珍从吉林回偃师二十多天了，也一直不提来灵宝的事，母亲就犯疑，在和淑珍的伯母谈起时，掉了眼泪。在家人的动员下，淑珍决定来灵宝看我。２月１５日，即农历腊月二十九日晚上，正和母亲商量第二天来灵宝的事，突然，母亲猛坐在椅子上，唔哝了一句，可以听出她的意思是：“我不会说话了！”忙请乡医来看，说是中风——脑溢血。从此瘫痪，１８天全哑。她已经患高血压、心脏病半年多了。　　

春节过后，淑珍和他弟弟坐火车到灵宝站，拄着棍踏着深雪，步行６０里，来到朱阳公社干沟２队。棉鞋湿透了，大师傅尚守真给烘干。当晚全院开大会。会后，请荣师傅向蔡说明我的问题的性质。因为蔡在１９６８年１１月份给我的信中说，她们正在整党，要填表，问我的问题属于什么性质？我无法回答，谁知道最后人家会给我定成什么性质？就在回信中说：“如果什么时候你听说我被定成敌我矛盾性质，那你就立即宣布与我解除夫妻关系。”当然，我决不相信会有这样的结局。淑珍从不在别人面前掉泪，读了我的信后，跑到野外大哭一场。接着给我写信说：“你误会了我的意思。我对你是铁了心的。”她在灵宝只待一天就回了偃师，并按时返回吉林。　　

淑珍返回吉林后，我给母亲写过两封信。她听了第一封信后，说想我，意思是让我回家看她。我在第二封信中说不好请假。当伯父念给她听时，她就不相信是我写的信。她说：“您都别哄我了，那不是光耀的信，光耀到底咋了？就是死了，您也总得叫我知道啊！”大家劝她不下，伯父就把这些情况写信告诉我。我没有读完信，就忍不住跑到后山痛哭一场。回驻地，把信交给班长张忠伦，他看着信也掉了眼泪，说：“我去连部给你请假。”准假两周，立即动身。乘长途汽车，在灵宝转火车，到偃师站大约是次日凌晨三点多。我头晕得不得了，就在马路边躺了个把小时。天不亮赶到家，母亲仍卧床不起。她见我晕车难受，就让我嚼几片生姜，什么高兴还是不高兴的，一句话也没说。归期到了，我按时乘火车到灵宝站，然后步行赶到朱阳干沟，避免了晕车之苦。　　⒌回师开封，“刘光耀分裂党”　　

１９６９年６月初，开封师院由灵宝回开封。六连由原党总支副书记徐振群带领一个学生和我作为先遣队先回，安排住处。８月初，经院工宣队队长批准我两周假去吉林探亲。接着，院党委和各党支部恢复，书记由军宣队主要负责人担任。　　

９月份整党。工宣队员和系革委会负责人，不管是否党员，都参加。我虽不是党员，但由于整党的目的是增强党内团结，进而带动群众团结，我就很关心。田继善，１９５６年入党的老党员，在新乡师院上学时我们的大班长，同来开封工作，我请他作我的入党介绍人。我认为，整个数学系教工团结的关键是党支部内部的团结；而党支部内部团结得如何，田和另一位党员的团结又会起重要作用。于是和田商量，我想和另一位党员谈谈，为他们二人沟通。田沉思良久说，你试试吧。一天晚上，我去那位党员家玩，当着他夫人的面表明了我的意思，其中有一句话：“党内有不团结现象”。第二天晚上，我到一位要好的党员屋里聊天，他说，下午的会上，一位负责人说，“有人在下边搞小动作，破坏我们党的团结，说我系党员分两派，有意分裂我们党。”我一听，感觉不妙，像是指的我。准备应战。　　

过了好几天，系工宣队队长（他并不是党员）代表党支部找我单独谈话，劈头就问：“你怎么说咱系党员分两派？”我立即站起，怒不可遏：“是谁告发的？叫他来和我当面对质！”队长忙按住我的肩膀，让我坐下，并说：“我们根本不相信你会那样说，我是故意认为你就是那样说的，这是我们事先研究的策略。别生气，也别再对任何人讲这事了，要相信我们会正确处理这件事的。”　

从此，再无人提及此事。其实，“文革”一开始，中共党员就分作两派，以后有些“老保”党员转向造反派，有的多次反复转向。开封师院数学系的中共党员，本无造反的，在“一月风暴”中，也只有个别党员转向，并反戈一击，而且以后又反复几次。这是铁的事实。为了走向团结，我只说“有不团结现象”，而回避“分两派”的事实。　　
整党结束后，工宣队把揭批我的材料当着我的面烧掉，并退还我的书面检查。　　

⒍辗转杞县“一打三反”　　

１９６９年１１月，开封师院又拉向杞县林场“斗、批、改”。１９７０年，搞“一打三反”，重点是打击“现行反革命分子”。　　

在杞县，六连未抓住一个反革命，而在１９７１年初回校以后，政治嗅觉灵敏者，在开封师院六连宿舍楼上一个大空房间的地板上，发现一张毛泽东像，上边有烟头儿烧的洞，还有痰迹，认为是“现行反革命分子”所为。于是，就在吸烟兼好吐痰者中查。查来查去，怀疑到张佳魁。经谈话，张不承认。让张写检查，张闷坐在一间房内的桌前，不停地抽烟，一个字也没有写。张佳魁，贫农家庭出身，具有十多年党龄。审查者查不出张有任何作案动机，也就不了了之。可是，这件事从精神上对张佳魁的打击太大，他认为在开封师院混着没意思，就提出调离，但领导又不放。经过两年多的磨蹭，才调他回家乡教中学。他走时，我一人送他到火车站。走后，从未向师院任何人来过一封信。　　

有的连队抓住了“现行反革命分子”。如一个党员干部在让写字对笔迹以查（把“国”误写成“华”而构成的）“反标”书写者时，他未听清主持者的意思，把原“反标”写了一遍；另一个党员干部的读初级小学的儿子，写字时写错了字，这两名干部都被当作现行反革命分子，被审查几个月，还公开批斗。　　

实在没有“现行反革命分子”可打击，就整一些人的“经济问题”。数学系有极“革命”者提出我在化肥厂“打、砸、抢，砸保险柜”问题。１９６８年，在我被批斗审查时，就已经把我的穿、戴、盖的来历一件件写清楚，每一件至少提供两个证明人。砸保险柜的事，我也写得清清楚楚。连部派一位工宣队员、一位干部到开封监狱提审那个砸保险柜者，他的交代和我写的事实完全一致。连部领导当众宣布结论，才算了结。　　

在杞县既无可打又无可反，就玩吧。星期日，到远处甚至到毗邻的扶沟县去赶集。平时打排球，下军棋、象棋，打扑克，还有学生连续几个夜晚大讲所谓《梅花党案》（所谓李宗仁的夫人搞的“特务组织”案）。我和几个教师则种些蔬菜，以补无聊之暇。有人写了一首打油诗，形容当时的状况：“三餐两觉一盘棋，二胡笛子扑克迷。公子小姐谈恋爱，篮排球场鏖战急。”大家戏称这种斗批改是“斗批散”。　　

⒎“教育革命探索”　　

１９７０年夏，六连到尉氏县开封师院办的农场，参加麦收劳动。尔后，６５级学生“毕业”离开我们。再后，又搞整党补课。　　

“文革”前的十七年中国教育，被说成贯彻了“资产阶级教育路线”，是“封、资、修”的一套。毛泽东在１９６８年曾批示：“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说的主要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他还说：“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１９７０年秋季，开封师院转入“教育革命探索”。看样子要准备招生了。六连领导分配李廷杰老师和我到省教育厅有关单位调查访问教改情况。调查访问完，恰值中秋节，我回偃师探亲。蔡淑珍已于１９６９年１１月调回偃师（原来我们准备到适当时机“向中看齐”，调往郑州；反正我不愿呆在开封师院，所以，才让蔡先调回偃师）。我的儿子已经出生近４个月了，还没见过面呢。偃师教育界教工在集中搞“一打三反”。淑珍的单位领导对我们挺照顾，把卫生室腾出来让我们住。据说，有一位管理伙食的女教师因“经济问题”受审，她丈夫从西安回偃师探亲，连大门都没有让进。我第二天即回开封。　　

回偃师的当天晚上，我去看了我姨。姨父向我讲了县磷肥厂“一打三反”中把被整对象吊起来打的情况，我劝他不要对别人说。在历次左的运动中，偃师总是左的典型，左得出奇。　　

返尉氏后，我和几位教师到杞县拖拉机修配厂，边劳动，边“探索”。几个月，什么也没有探索出来。　　

１９７１年５月，陈顺卿带领郑子祯先生、张世德同志和我，进开封动力机械厂，边劳动，边编写《机械制图》讲议。一直到１０月中旬，教材也没有编出来，而我对牛头刨床的操作倒挺熟练。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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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开封师范学院“文化大革命”
　　　　　　　　　　　　——一个保守派的自述（之八）

　　　　　　　　　　　　　　　　·刘光耀·

十六、参加“批、清”运动

　　１９７０年８月２３日至９月６日，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林彪篡
权的阴谋暴露。毛泽东先拿为林彪打先锋的陈伯达开刀。

　　１９７１年春节后，开封师院各路大军班师开封，恰值中共党内“批陈整风”
和在全国范围开展的“批、清”运动。“批”即批判“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
清”即清查“５。１６”分子。因为“首都红卫兵５。１６兵团”搞极左，几乎所
有造反派组织都搞极左，陈伯达是支持搞极左的，所以，陈伯达——“５。１６”
——造反派，自然就联成了一条线。于是，就把陈伯达和“５。１６”联系在一起
批。清查“５。１６”，就是整造反派中的某些头头、骨干及支持他们的领导干部
。清查“５。１６”的办法是：从批判极左思潮入手，从抓罪行入手。有一种说法
：“罪行够就是５。１６”。和“清理阶级队伍”一样，都是在更广泛的范围内迫
害干部和群众的运动，实际上并不是清查那些曾经张贴反对周恩来大字报的“首都
５。１６兵团”，而是变成了对人民专政的一种手段。

　　如果说，１９６７年２月至７月是河南造反派处于受压的第一次低谷的话，那
么，自１９７１年３月开始的“批、清”运动至１９７２年底，则是他们受压的第
二次低谷。３月份，开封师院六连成立大批判组，我是成员之一。３－４　月份，
我以“六连大批判组”的名义，写了两篇文章：《“有理论”的实质是干扰运动、
掩护敌人》和《彻底粉碎“５。１６”反革命集团篡党夺权的罪恶阴谋》，还受权
以“忠告者”的名义写了一篇《忠言相告，望君深思》。

　　８－９月份，我还在动力机械厂，连部又让我回校两次，以“六连大批判组”
的名义写批判文章。８月写了长文《彻底清算刘少奇一类骗子反对党领导学校、竭
力维护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的滔天罪行》。９月写了《彻底批判资产阶级派性，
扫清“批、请”运动中的障碍》。以上５篇文章在全连大会上宣读，并写成大字报
张贴。

　　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宣告了林彪一伙“和平过渡”的抢班夺权计划的彻底失败后
，又妄图武装政变，但仍告失败。林彪等于９月１３日乘三叉戟飞机逃跑，然而飞
机坠毁在蒙古温都尔汗。“批陈整风”立即变为“批林整风”。

　　在批判林彪之初，开封师院数学系又抓住了一个“现行反革命分子”。“９。
１３”事件期间，师院数学系几位教师正在尉氏农场菜园劳动。农场准备召开批林
大会，菜园组推举傅熙如准备作大会发言。１１月１１日，菜园组举行小组批林会
，傅第一个发言，未写发言稿，只有提纲。傅愤怒斥责林彪蟊贼。小组会结束后，
小组长立即向农场党支部汇报，说“傅熙如恶毒攻击毛主席为‘毛贼’”。当农场
党支部派人质问傅时，傅说，蟊和“毛主席的毛不一样”，把“蟊”字写了一遍，
然而却被斥之为“狡辩！”就这样，返校后，数学系办了傅的学习班一个月。直至
１２月３１日才被解脱。

十七、他是“５。１６”分子？

　　河南清查“５。１６”在“９。１３”之前已经进入实质性阶段。开封师院成
立了“第三专案办公室”，确定８个重点审查对象，全是造反派头头、骨干和支持
造反派的领导干部，办了其中５个人的专案“学习班”——隔离审查。开封市办重
点人学习班５０个左右。

　　１９７１年１０月２９日，数学系领导通知我参加“三办”工作。晚上，到“
三办”负责人、军代表、院党委常委廖英办公室报到。廖英，刚提升的副团长，人
们称之为“廖三号”。廖英让我到“张乐之学习班”。

　　张乐之，外语系６３级学生。廖英曾在全院大会上两次讲到，开封师院有“确
凿证据”的“５。１６”分子，就是指张乐之。张乐之也是师院唯一有“确凿证据
”的“５。１６”分子（据说是省公安厅提供的线索）。和我同时到这个学习班的
，还有物理系的许俊良。在我们去之前，学习班成员已有数学系和物理系的两位教
师、铁路上的干部高和工人刘，由军代表赵双喜负责。初到学习班，先自学１９４
３年的《审干决定》等文件，再看有关档案材料。可以对张乐之定性的主要（也是
唯一）“证据”，是“张乐之发展的５。１６分子”李文浩的揭发材料。对于这份
材料，我反复看了几遍，琢磨了三天之后，指着材料中的一段对许俊良说：“你再
仔细看看这一段，然后咱俩交换认识。”我们两个都认为李文浩的揭发材料有破绽
，就约定：在对张攻心发言时，只讲政策、批态度，暂不涉及“５。１６”问题。
我们参加学习班的最初几次攻心会，廖英都在场，每次会后小结时，廖英都拿我的
发言作典型评论，他很赏识。

　　过了一段，我在攻心策略研究会上说，要注意策略，防止急躁情绪，不吵、不
训、不讽刺、不挖苦、不说过头话、不随意上纲。这个发言被有的同志批评为“右
倾”。在我连续多次被批评为“右倾”之后，我沉不住气了，机关枪、迫击炮般地
回敬十几分钟，对方无语。每每想起这一幕，深感个人修养之欠缺，十分遗憾。

　　这次摩擦之后的一次会议上，我向主持人老赵提出请求：李文浩的材料是谁去
调查的？能否给我和老许介绍一下调查经过？铁路上的老高、老刘就如实地讲了调
查过程。我一听，心目中就认为是逼、供、信，遂建议重新调查。经请示廖英，高
、刘重新调查。果不出所料，李文浩全盘翻供，而重新讲的倒合乎情理、合乎逻辑
。

　　从此，不再追究张乐之的“５。１６”问题，而批判他的“现行反革命”言论
。张曾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夫人斗争”（指江青和王光美
之间的斗争）；“毛主席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早知今日，何必当初”（指造
反上当）。据此，批判张乐之“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攻击敬爱的江青同
志”，“攻击文化大革命”。

　　到１９７３年我才知道，在我和许俊良离开张乐之学习班不久，在十号楼旁挖
出一具尸骨，是市内一个工人在十号楼造反派办公室门口被打死的。当时，张乐之
在该办公室工作。经审，张乐之讲了实情，承认自己在场而未阻止，自己有责任。
审者曾将死者的头骨放在张面前，还要将头骨挂到张乐之的脖子上，吓唬张。

十八、在黄泽生学习班

　　张乐之学习班实际上已经没有什么搞头儿，而黄泽生学习班对黄的问题的调查
任务，还相当繁重。市革委会主任何俊德（一军七号首长）指示：春节前，黄泽生
学习班要有所突破。于是，１２月底，我和许俊良被调往黄学习班。

　　黄泽生，中文系６２级学生，八二四头头之一。师院三办提出清查黄的１２个
问题，何俊德指示查清前６个问题就行了。黄学习班由军代表周瑞云连长负责，加
上老许和我共１０名成员，专立伙房，一个大师傅做饭。黄泽生住的房间的窗户被
钉死，像监狱。黄初来时，曾提出抗议，但无用。

　　１９７２年春节后，在这个学习班，发生了三件不愉快的事情。第一件是，当
田继善准备出差时，黄泽生要求田为他捎一瓶上海牙膏，因为当时在开封买不到，
田继善答应了黄的要求；结果，田被批评为“右倾”。

　　第二件是，一个星期日，正吃午饭，黄泽生的夫人和黄的弟弟带着衣物来看黄
。老周和另一负责人都回家了，推来推去无人愿去接待，我说，那我就去吧。我先
让她们坐下，给倒了开水，然后和蔼地同她们谈话。我按照毛泽东的有关指示和《
审干决定》的精神，做家属的工作，以图化阻力为助力，让她们通过书信帮助黄好
好检查、交代自己的问题，以争取失足者。她们与黄见面的要求我不能答应。到了
晚上看电影之前，老周根据某人的汇报，批评我不该如此接待，不该让座、倒水等
等。我不服，搬出毛泽东的有关语录和《审干决定》的有关段落，予以争辩。周辩
论不过，说：“走，看电影。”我说：“早着哩，我得把话说清楚”。又争了一阵
，不了了之。

　　第三件是，４月份，田继善和我去郑州调查。行前，廖英指示：除了调查黄的
有关问题外，了解一下郑州挖“５。１６”的形势。在返回汇报时，我讲了以下观
点：我们接触到的郑州几个造反派头头，第一承认自己有错误，第二坚持自己认为
是正确的东西。而咱这里，造反派普遍精神受压抑，连跟着造反派走的人，也不敢
说话。现在到该提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的时候了。还说了一句：郑州没有开封办
学习班多。廖英对我这个发言极为不满，当场发火，责问我：“你是说咱学校办学
习班多了？”我回敬一句：“我说的是开封市。”

　　５月至６月，我和历史系张家沧，到外省调查一个多月。回来后，我就提出：
何主任指示的搞清楚黄泽生的六个问题，根据本人交代和调查，基本上清楚了，市
“三办”给黄定的性质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我们从现在起就应该按人民内部矛盾对
待。这一次，无人公开提出异议。到１９７３年１０月才知道，在我这次发言之前
，市委已经指示：黄可在校内自由活动；自己到饭厅吃饭；自己住一个屋，不要看
管；等等。这些都未向下传达。

十九、“刘光耀同情阶级敌人”

　　１９７２年６月，外调返校后，数学系教工党支部让我填写《入党志愿书》，
经支部大会讨论，一致通过我的入党申请，党总支批后上报院党委。当时除我之外
，被基层党组织通过上报党委的，有化学系教师马志群，中文系教师贾华锋、岳耀
钦和外语系教师郑书波。７月，在院党委常委讨论时，这四名均被一致通过，批准
为中共党员，而唯独对我产生了分歧。廖英根据我在“三专”的表现，做出结论说
：“刘光耀这个同志，忽冷忽热，忽左忽右，阶级立场不稳，同情阶级敌人。”其
他常委不了解情况，不好说话。党委书记、军代表胡西照对抓组织工作的常委、军
代表高能颜说：“老高，你再去调查一下，今天先不表决。”高到“黄泽生学习班
”的党员中调查，他们说：“刘光耀的一些观点都是在内部会议上说的，没有什么
错啊！”数学系党总支则强烈要求及时发展。但是，在党委常委又开会讨论时，廖
英仍坚持他的意见，就搁置了起来。

　　７月，开封师院“三专”工作结束。

　　暑假后，我得知上述情况，分别找了高能颜和常委、院长白钧，他们解释说：
“常委不是不批，而是没有批，就是还没有表决。你再等一等。”

　　秋、冬，我去南阳参加师训班。其间，河南省军区政委王新被公开批判。我想
，我的入党问题可能要受影响。这我不怕，我在写入党申请书时，就已经表明：即
使我一辈子组织上入不了党，在信念上也决不动摇，永远经得起组织的考验，达到
真正从思想上入党，成为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战士。但是，伴随我入党问题所引起
的一系列认识问题，主要是对“三办”所执行的政策的看法问题，我思想上应该弄
清楚。我在“三专”的表现、我的那些观点，到底错不错？错在哪里？今后如果再
遇到类似情况，该怎么对待怎么处理？我总想弄个明白。于是，１９７３年春节一
过，就去找廖英理论。廖英说不过我，倒拍桌子骂起“黄泽生这小子”来。我说：
“廖三号，是咱两个谈话，你骂黄泽生干啥？”谈话不欢而终。

　　入党问题未解决，我并不后悔。我坚信自己在“三专”没有犯错误。“该说的
就说，该做的就做”的做人之道，正是我刘光耀的本性。“不做虚伪政客，不绕矛
盾走，不见风驶舵，不揣度上司好恶而为，不为自己往上爬设阶梯”，也是我坚持
的做人之道。

　　值的欣慰的是，张乐之、李文浩未被误定为“５。１６”分子，我挽救了两个
青年人。可以自豪地说，这是我在“文革”中所做的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李文浩，
当时还是个１６岁的娃娃；他的父亲李培坤先生（外语系教师）得知上述情况后，
见到我，要给我下跪。张乐之返校也向我表示过感谢。

二十、“杀妖风”和“批林批孔”

　　林彪集团覆灭之后，由叶剑英主持军委工作，而且毛泽东为“二月逆流”平了
反。但自１９７２年１１月至１９７３年底，在全国又掀起了批判“右倾回潮”的
恶风。毛泽东在１９７３年７月４日，同王洪文、张春桥谈话时讲到，他不赞成否
定秦始皇，认为林彪同国民党一样，都是尊孔反法的。８月５日，毛泽东和江青讲
述中国历史上儒法斗争的情况。于是，江青一伙在全国掀起了“评法批儒”和“批
林批孔”运动，提出要批“当代周公”，大肆攻击周恩来。

　　反“右倾回朝”和“批林批孔”运动，是“文革”中打击、迫害不支持造反派
的广大群众和领导干部的最广泛、最严重的运动。

　　１９７３年上半年，我到设在中牟县的开封地区师训班教课，没有参加批河南
“右倾回潮”的代表人物王新的活动。下半年教数学系７３级一班的课，正是全国
范围内开展“评法批儒”时期，开封正在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杀曲卢妖风”。
曲，即开封军区政委曲光藻；卢，即开封市财委副主任兼蔬菜公司党委书记卢成永
。开封市委于８月２７日起，召开扩大会议整整一个月，开封师院有三百多人参加
。紧接着，开封师院党委召开扩大会议，进一步学习中共中央于１９７２年１１月
４日颁发的关于公开批判王新的中发［１９７２］４２号文件，批林整风，“杀曲
、卢妖风”。

　　开封市的“杀妖风”和“批林批孔”运动，是开封“老保”在１９６７年“一
月风暴”和１９６８年的反击“右倾翻案风”之后的第三次低谷，也是“老保”和
大批领导干部遭受打击最大、时间最长的时期。

　　市革委会主任何俊德按照省里某些领导人的版式，在９月２７日市委扩大会议
的总结报告中说：“凡是至今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的人，都往曲、卢那边靠。”“
文化大革命八年了，如果还不理解、想不通，就不是认识问题而是立场问题了。曲
、卢也是从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发展到公开跳出来的。”他还说：“要认真开展批
孔。这和批林是一致的。保守的、反动的都是尊孔的，革命的都是反孔的。”在开
封师院党委扩大会议的第一天，党委某负责人讲：“会议中心是杀曲、卢妖风”，
“重点解决我院的突出问题，如三办内幕，……由对院揭发发展到对系揭发问题，
是必然的。”

　　数学系７３级新生入学时，该年级政治辅导员王天城回邢台探亲尚未返校。新
任系党总支书记和其他负责人，向新生介绍了王在“文革”中的表现。一天下午，
７３级学员召开第一次“评法批儒”大会，王天城刚刚落座，一个学生上台，作了
点名批判王天城的长篇发言。还有学员说：“我们不要这样的辅导员！”会后，７
２级学员对７３级学员还不认识辅导员而见面就批的做法表示不满，班长（也是县
造反派头头）说：“你们不要王天城，我们要！我们要两个辅导员。”

　　在院党委扩大会议召开的当天下午，数学系就开始揭批数学系的问题。数学系
被点名批判的是陈顺卿，不点名批判的是原总支副书记徐振群。李天增是把自己摆
进去在院党委扩大会议上揭批，但在系里也点了他的名。陈顺卿和艺术系的翟克让
是由基层组织申报、经市委批准的在党总支扩大会上检查、接受批评帮助的全院重
点人物。

　　我不是党员，不好点名批判。但陈顺卿和徐振群有多少可被批判的材料呢？他
们还远没有我的材料多，尤其徐振群，就几乎没有材料。系里贴出了一份不点名专
批徐振群的大字报，大部分材料是我的，另有李天增的一些，因为李和我都是“陈
、徐线上的人”，是“……逸民”，是“右倾复辟势力的得力干将”。譬如，我在
１９７１年８月写的文章中的一段话：“他们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到处封、
抢机要档案，冲击军事机关，挑动大规模武斗，杀害无辜革命群众，破坏社会治安
，制造白色恐怖，实行法西斯专政，……，这就是他们搞的所谓‘文化大革命’，
这就是他们‘自己领导自己’的结果！”也成了打陈、徐的炮弹。这段话难道不是
事实吗？为什么在批陈、徐的发言中或大字报中只引用而不加以批判呢？从来没有
拿出否定的证据以及理论上的批判。涉及我最多的是１９７２年夏党支部吸收我入
党的问题。几乎每一次会议上都掂这个问题。有人说：数学系党总支“纳新是纳亲
”。“当问陈顺卿×××入党问题时，问‘×××是啥人？’他答：‘是好人。你
说是啥人？！’”这是教工党支部书记、总支委员陈顺聊的一条主要“罪状”。在
总支扩大会议期间，我曾在三天的会议上大字写道：“考验，严峻的考验，更加严
峻的考验，定要经得起！”“要光明正大，顾全大局。”“立党为公。”“要出以
公心。”“虚心听取群众意见，勇于解剖自己。”“逆耳之言利于行。”“在群众
的批评监督中改造自己。在群众斗争的风浪中锻炼成长。”“正确地对待群众，正
确地对待自己。”“在群众斗争的大风大浪里锻炼自己，改造自己。”“痛苦的磨
练。虽则痛苦，然成品之光泽耀目可喜”。

　　在数学系的会议上，我利用全院对“三办”的揭发材料，加上我在两个学习班
的感受，作了揭批“三办”的专题发言，题目是《揭批王新罪行及曲卢妖风在我院
的影响》。

　　在这一次院党委扩大会议中，数学系教工党支部、数学系党总支被视为全院问
题最严重的重点单位。“文化大革命初期，全院有名的顽固头头都出在数学系。”
可不是嘛，“遵义队”头头李天增、“战斗师”头头林庆兆、“小爬虫”头头刘光
耀都在数学系，而且还让刘光耀入党！陈顺卿的办公室成了“裴多斐俱乐部”，一
群“老保”在那里无拘无束，自由议论。这也是陈的一条“罪状”。１０月１１日
上午数学系教工分两组讨论，端正态度，准备深入揭发问题，陈顺卿遭到责备。一
散会，楼梯刚下一半，陈对反戈一击的某“积极分子”大发雷霆：“×××，你想
把我置于死地而后快？！”陈顺卿“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八年”，被扣上“
八年一贯制”的帽子。“陈顺卿，你要把数学系教工党支部领向何处去？”“数学
系教工党支部是国民党党支部！”——这就是１９７３年９月至１１月中共开封师
范学院党委扩大会议期间，在全院批判大会上某些人的结论。

　　１９７３年春，听传达批林彪的极右实质后，一位教师在陈顺卿办公室和陈顺
卿研究工作时，陈说：“不能再批极左了，再批，把主席革命路线都批了。”这些
话在被揭批时，说成“批判林彪的空头政治，就批到主席头上了！再批要批到主席
说的一些东西咋办？”后者被认为是攻击毛主席。陈不承认，坚持说的是前者。为
这一句话，追、批了陈半个月，不了了之。

　　在“杀妖风”的基础上，开封市和师院突击发展了一批“造反有功”者加入共
产党。

　　１９７４年２月至４月，专搞批林批孔。但实际上并没有批林，也没有批孔，
而是专批“老保”和领导干部。院党委主要负责人对物理系说：“不要怕说支一派
压一派。”刚到任的数学系党总支书记说：“批判数学系的右倾复辟势力代表人物
，就是当前斗争的大方向。”１９６８年４月，陈顺卿的脖子上和办公室门上曾被
挂过“大滑头”的牌子，而实际上照样挨批，并没有滑过去。在“杀妖风”中更未
能滑过去。徐振群基本上滑过去了。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未追究陈，只简单捎
带了一下徐，而李天增却成了重点批判对象。

　　２月２２日，数学系学生会在系办公楼墙上，贴出大标语：“李天增是无产阶
级文化大革命的死硬反对派！”下午，数学系在十号楼１２４教室召开全系教学工
作会议，黑板上写了两条标语：“李天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死硬反对派！
”“批林批孔——李天增重新做人的最后一次机会”。李天增在当日的大字报中表
示：“决心在批林批孔的斗争中努力改造自己，接受同志们的批评帮助。只要能打
垮资本主义的复辟，我就是检查一万次也心甘情愿！”３月６日晚，数学系的团总
支、学生会组织召开“联系实际，批林批孔”大会，５个学员发言，都是批判李天
增。３月１２日晚，系团总支、学生会召开“李天增认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会
议，李天增作检查。检查后，大家评。一位教师发言：“你说满足于‘王新一人负
责’，这是为杀妖风斗争翻案！”“文化大革命中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你残酷镇压
，第二阶段你积极翻案，第三阶段你反攻倒算，第四阶段你参与妖风。”１６日，
在全系批林批孔大会上，也主要是批李天增。１７日晚，教研室会帮助李天增。２
２日下午，李天增作第二次检查。会后又评，仍不满意。当晚，李在大会上解释一
些问题。４月６日下午，系里召开“联系徐李批林批孔大会”，主席台两侧是一副
对联标语：“批林批孔批文礼，斗史斗徐斗天增”。文礼——徐文礼，原一军政委
；史——院党委常委、副书记史光；徐——徐振群。“八年一贯制”的帽子，当然
要给李天增戴上。至此，数学系的“批林批孔”运动告一段落。

　　在３月２６日，数学系召开“彻底批判林彪‘克已复礼’反革命纲领”大会，
我作了题为《要做无产阶级革命的促进派，不做资产阶级复辟的卫道士》的表态性
发言。总支书记对我的这个发言给以肯定，表扬我在“十次路线斗争”中是“促进
派”。可还是这位领导却在一些人中又说：“数学系十几年没有发展党员，发展了
一个是啥人？”但不管如何，在这几个月的“批林批孔”运动中，没有点名批判我
，我还算“幸运”。当然，也只是没有点名而已。

二十一、“右倾复辟势力的代表人物”

　　自１９６６年起，全国高校就停止了招生。１９７２年秋，实行高招“革命”
，地方推荐“工农兵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１９７３年秋，
我担任数学系７３级（第二届工农兵学员）一班《数学分析》课的主讲教学工作；
１９７４年春，７３级两个班的《数学分析》课合班上。

　　１９７４年５月至７月，数学系８名教师、干部，随７３级学员赴洛阳开门办
学。由于学员对我的谅解和对我做教学工作的支持，我感到有力量，就满怀信心地
投入这一活动。到洛阳不久，根据我已往的经验，向领导组组长提出建议：工作是
不是安排得再紧凑些？这一下坏了，质问我：该怎么紧凑？并且据此在７月份总结
时，说我“对社会主义新生事物这也看不惯，那也指责。”

　　在一天晚上，教师干部研究工作的会上，我针对某些说法，提出了政治和业务
的关系问题。我说：政治要统帅业务，要保证业务，而不能把二者对立起来；政治
的统帅作用是自始至终的，不能和业务轮流突出；接受再教育要贯彻开门办学的全
过程，不能说这一段以接受再教育为主，下一段以搞业务为主。我又根据我们小组
所在车间的几个班组，每天干三、四个小时就可以完成全天任务、闲余时间较多的
情况，提出了是否可以组织学员向工人师傅学习工厂常用量具的测量方法，研究其
数学原理的建议。对此，一位先生当即批判我“强调理论联系实际，不把接受再教
育放在首位”，“否定拖厂的批林批孔运动”（因为拖厂是批林批孔先进单位，我
却说有些班组闲余时间较多，没事干）。我不让步，据理争辩，其他教师也支持我
的建议。参加我们讨论的一班学员代表贺双锁，当场表示不赞成对我的批判，二班
学员代表刘黎明，在会后找我谈心，表示对我的支持。

　　６月，抽调一部分学员分成６个小组，学员任组长，每组一名教师指导，到几
个工厂调查生产中所用的数学问题。我所在的小组调查的问题最多，不仅有初等数
学问题，还有高等数学问题，学员都解了出来。领导组决定，每组推举一名学员，
在全体会上讲一个典型问题，可就不让我所在的小组讲。我和领导组负责人之一理
论：“为什么不让我们小组讲？如果认为我有错误，难道还要株连我所在小组的工
农兵学员不成？”对方理屈，只好答应要求。结果，我们组的丁俊山讲的效果最好
。贺双锁大声说：“丁俊山给调查组争了光！”（实际上是指给我们小组争了光。
）

　　７月初，开门办学结束时，开了总结会。领导组在总结报告中，把我做为错误
路线的代表，用突出的篇幅写了进去，只是没有点我的名字，因为点名批判须经上
级批准。又让一位和我不在一个车间、且因病来洛阳很晚、根本不了解事实真相的
二班干部，在总结大会上对我进行批判。总结报告和这位班干部都把一个学员说的
，而且是最先受到我的批评的“搬搬抬抬没有什么意思”这句话，硬加在我的头上
。他们说我“破坏开门办学”，是“跳梁小丑”，是“八年一贯制”的“右倾复辟
势力的代表人物”，“和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已复礼’、开历史倒车有什么两样？
”等等。我坐在会场最后，一班的几个干部和我坐在一起。他们在听到总结报告中
批判我时，就开始大声说话，我还制止他们几次。在那位班干部发言专门批判我时
，他们就像疯了似的，大声嚷嚷，并把纸扇点着在空中摇。

　　我本来打算第二天打扫完卫生、还还借的铺板，和大家一起乘火车到偃师下车
。会议这样一开，我改变了主意：一散会，就打行李，交给一位学员请他给带到开
封，立刻走人。在洛阳火车站碰到了十几位提前回家的学员，其中有二班班长，他
问我：“刘老师，今天大会这样对待你，你就能忍得住？”我说：“我面对的是近
百名学员啊！如果只我们教师在一起，那我就要和他们理论理论。”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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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开封师范学院“文化大革命”
　　　　　　　　　　　——一个保守派的自述（之九）

　　　　　　　　　　　　　　　　·刘光耀·

二十二、上书毛主席

　　我从来没有悲观过，总认为终究会有落实对待我等的政策的时候。可是，１９
７４年的暑期，我变得悲观了。“杀妖风”、“批林批孔”，实际上是造反派在党
组织的领导下批判、打击不支持造反派的领导干部，批判、打击“老保”头头和骨
干。我有些失望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被糟踏成这个样子，党和国家还有希望
吗？我茫然，我懵了。开学返校，有人说我的头发白得多了。

　　面对在开封师院的处境，我想，我才３８岁，从党的事业出发，要想能够做些
事情，继续为人民服务，还是换换地方为好。于是，在１９７４年８月底，就以“
家分三处，母亲有病，爱人不愿来开封”为理由，向系领导提出了调动工作的请求
。数学系党总支、革委会，很快就开会作出了决定，同意我走，并让我自己去联系
（暑假期间，系里已经同意李天增调离，他去了郑州工学院；当时系领导连会都没
有开，只是彼此说一下就放人。而对我，还开了个会）。我便跑到郑州大学数学系
，该系负责人当着我的面给郑大人事处写了报告。一周后，开封师院接到了郑大的
商调函。但院领导不予研究。我得知后，问系党总支书记：“为什么不研究？”答
复说：“我刚通知你去联系，路上碰见了×××（党委组织部长），我向他汇报了
这件事。他批评我：咋不事先打个招呼？他又说，不要紧，咱不放档案就行了。”
我立即去找主管人事的党委书记杨纪高，杨说：“我不和你谈”。我问：“为什么
？”杨答：“你不就是想调走吗？我不和你谈这个事。”我硬不走，非和他谈不可
。他很干脆：“不要再说了　，是我不让你走的。”他还告诉我，要求调走最强烈
的是宋子宏（政教系总支书记）、李天增和你，李天增已经走过了，不能再让你们
走了。我说：“那我咋办？”我又复述了我调离的理由。杨说：“你的情况我清楚
。动员你爱人来开封，工作由张敬中（杨的夫人，中共开封市委宣传部部长）给安
排。”我实在扭不过他，悻悻而归。没过多久，郑大传来消息：开封师院一位领导
亲自向郑大一位领导说，刘光耀这个人如何如何，于是，郑大领导又表示不愿接收
我去。

　　天啊！我居然混到了这步田地，该如何是好？！

　　想来想去，想到了一条路，不管这条路走通走不通，我只管走！

　　１０月８日至１３日我起草了给毛主席的５千多字的信。信中说：

　　“敬爱的毛主席，我现在的处境简直是：留，‘无容身之地’，走，又‘走投
无路’。无可奈何，‘逼上梁山’，只好打扰您老人家，向您老人家直接反映。我
觉得这不仅是我个人的问题。至于我个人，再孤立，就是孤立的像开封铁塔顶上的
避雷针那样；再粉碎，就是粉碎的像空气离子那样，也无关紧要。只要党的路线能
够得以贯彻，革命能够取得胜利，我就感到欣然自慰。……有些人却唯恐天下不乱
，不讲路线，不讲党性，不讲团结，不讲顾全大局；或则讲路线只讲一次站队，而
不看变化发展，讲团结只讲某一派内部‘不要分裂’，而不管两个百分之九十五，
有人只想自己的官禄享受，而不顾国家的安危人民的冷暖。当然，这一些也只是支
流，但它却干扰了党的路线的贯彻，破坏了革命形势的发展。最近，某些领导开始
讲团结了，然而也只是空喊口号而已，不见措施如何。”

　　１０月１７日，把信誊抄完毕。但怎么个寄法？想了三天，想到江青常和主席
见面，谢静宜又常和江青见面，就给谢静宜写了封简信，说：“我给我们的伟大领
袖毛主席写了一封信，不知该如何寄法，因此就寄给您，劳您转给敬爱的江青同志
。”当日发出。

　　不知道信是否退转给了开封师院党委。似泥牛入海。

　　１０月１８日下午，听传达１０月１１日的中发［１９７４］２６号文件。文
件是强调安定，强调团结的，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
。我把文件全文抄录了下来。其实，４月和６月，中央发了１２号和１７号文件，
都是强调要牢牢掌握批林批孔大方向，强调全国要稳定，但一些领导就是不听。

　　１１月３日，传达了豫发［１９７４］３２号文件，和中共中央２６号文件精
神一致，其中讲到“对犯了错误的同志，动不动就打倒，或者‘打不倒也要赶跑，
赶不跑也要搞臭’……”我做了大部分摘录。

　　接着，杨纪高带领党委常委王希灿和院办公室主任王吉东到数学系蹲点。在系
党总支委员会上，杨说：“全体总支委员要统一思想，统一认识，不能让刘光耀走
。让他走，我们要犯大错误！”我得知这一消息后感到惊讶：我一个普通教师，连
党员都不是，走了，你们会犯什么大错误？在他们蹲点的第一次全系教工党员会上
，杨问：“你们说说，刘光耀为什么要走？”王丽敏反问：“刘光耀为什么要走，
您还不知道，还用问俺？”杨等召开了四次数学系教师、干部座谈会，我参加了一
次，但未发一言。总支书记朱骏舟于１２月２１日向全系汇报党总支、革委会学习
省委３２号文件的情况，谈到了一些问题。至此，我思想上的压力才略感减轻，虽
然还有许多同志不敢说话。

二十三、“轻松”时段

　　１９７５年１月５日，中共中央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
解放军总参谋长。接着，在中共十届二中全会上，邓小平当选为党中央副主席、政
治局常委。１月中旬，召开全国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任命邓小平为副总理。会后
，决定由邓小平主持党政日常工作。

　　自１９７５年起，我不挨批了，进入了相对“轻松”时段。整个中国，仍在沉
重地滑行。

　　５月至９月初，我去偃师参加师训班，政治未过问我，我也不过问政治。

　　８月，中央领导人纪登奎在郑州铁路局党委常委扩大会议上作了长篇讲话，河
南省委作了《关于增强党性，加强党的建设的决定》。１０月，原来不敢说话的人
虽然谨慎，但还是说出了不少心里话。于是造反派的一些人，就又感到“受压”了
。

　　纪登奎在８月讲话中提到１９７４年夏，河南省高校已经毕业离校的一部分造
反派骨干，又调回学校干扰了高校的工作。这种现象在《大参考》中被称之为“回
潮”而披露。纪要求他们中的表现不好者重新调离高校。这帮人对纪的这个讲话极
为反感。１１月１６日，开封师院贴出署名大字报《诗预告》：“有心卷铺盖／无
言对铁塔／a首告大地／哑吧要说话”。１７日，一位未署名者在前诗旁用铅
笔写了A）、B）两首诗，B）诗名《也评〈水浒〉》：“滔滔黄河边
，巍巍铁塔下。师院正上演：‘宋江打方腊’”。２８日，《诗预告》的作者贴出
大字报《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说现在师院是“好人受气，坏人雀跃”。还有人
说：“叫这批人走，是惩罚。”“为什么只叫这些人走？清一色！”“这样叫走，
就不会安定、团结！”与此同时，数学系革委会主任对我说，他回来前见了陈红兵
，陈对他说：“让这批人回校，是按江青的指示，是为了巩固文化大革命的成果，
巩固三结合领导班子。”他还告诉我，陈红兵“听说刘老师被结合到院党委了”，
要我“和刘老师搞好团结”。其实，我这个“刘老师”还不是共产党员呢，可笑的
误传！

　　不久，朱骏舟征求我的意见，问数学系“回潮”的，哪些可留、哪些可走？我
答：“我不知道啥叫‘回潮’，但我认为马国强（６６届毕业生）不属于纪登奎讲
的那类。马国强毕业后分到黑龙江，去年调回开封，还未往下分配，是陈顺卿提出
从市内调回咱系的，还征求过我的意见。马国强业务好，又没有什么过火言行，请
把他留下。”

　　１２月４日，《人民日报》转载《红旗》杂志第十三期刊登“北京大学、清华
大学大批判组”的文章：《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矛头直指周恩来、邓小平
。１２月１０日，中央发了２６号文件，点名批判清华大学刘冰等人，说他们“否
定文化大革命，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帐。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
并公开点名批判教育部长周荣鑫。省委书记刘建勋在１２月１９日发表长篇讲话，
贯彻这一精神。

　　１９７６年２、３月份，开封师院和全国一样，掀起了反击“右倾翻案风”高
潮。２月４日数学系贴出１６名教师签名的大字报：《从数学系看王燕生与右倾翻
案风》（王燕生是院党委书记），不点名地揭发了陈顺卿的“翻案”言论，如陈曾
说：“批十七年……，十七年都错了？毛主席革命路线没有一点？”等等。

　　我正在教课，不大关心政治，也没有可被抓的瓣子。有人把纪登奎《讲话》印
发给各教研室，让批判。一天早晨，从郑州调来数学系的王业振（中共党员）边泼
洗脸水边高兴地告诉我：“光耀，昨天晚上我学习了纪登奎的讲话，讲得很好。”
我说：“人家叫批判哩，你胡说什么呀？”王又说：“你们怕，我不怕。我造反的
时候，他们还不知道在哪儿呢！”

　　政教系组织批判了王燕生大会，其间批到纪登奎。王立即表态：“批判我，可
以；批判纪登奎同志，我不赞成。”

　　还有一些人贴出批判刘建勋去年１２月１９日讲话中捎带批评某些造反派头头
的大字报。

　　纪登奎和刘建勋本来都是支持河南造反派的省委领导，但在去年说了一些批评
河南造反派某些破坏安定团结的头头的话，倒又成了宋江式的“投降派”了。这也
是某种政治逻辑的效应。也有人为纪登奎关于“回潮”那段话辩解的，如说“纪登
奎讲的是气话”。

　　７５级学员中有一部分基础特别差，有的只读过小学四年级，硬说１／２＋１
／２＝２／４，承认不懂得１／２是什么意思。系里决定分出个小班，从初中的代
数、平面几何补起，由辛未老师和我承担，一直把微积分、解析几何讲完。６月份
，系里决定让我署假后去农场劳动半年。学员对此决定很有意见，找朱书记吵闹：
“说好的，让刘老师把课讲完，为啥中途变挂？”

二十四、巨星的陨落

　　１９７６年１月８日，周恩来逝世。噩耗传出，整个国家沉浸在一片悲痛之中
。从党内军中的老干部、民主党派人士、知识分子到普通老百姓，大都为失去自己
多年来的总理而感到难过，并且对眼下的时局忧心忡忡。人们自发地展开各种悼念
活动，设灵堂，戴白花。特别是当周恩来决定不保留骨灰的遗言传出后，更是在无
形之中增添了人们心头的悲情。社会上自“文革”以来积聚压抑已久的不满和反抗
，迅速聚集在悼念周恩来的旗帜下。北京百万人在凛冽的寒风中肃立街头，哭送周
总理的灵车，就突显了这种社会情绪。

　　开封师院大礼堂举行了悼念活动。我一进礼堂大门，从二道门看见主席台上悬
挂的周总理遗像，情不自禁潸然泪下。许多人泣不成声。

　　在批“投降派”的浪潮中，开封师院数学系一位学员干部、中共党员，散布了
许多攻击周恩来的言论。当同学们质问他为什么不参加悼念周总理的活动时，他说
：“中央不让悼念。”引起了同学们的公愤，几乎挨揍。

　　１９７６年９月９日，毛泽东逝世。我正在家修宅推土，听到远处广播里传出
的哀乐声，谁死了？放下车子静听……，听清了。“毛主席逝世了”，我告诉家人
，“我明天回学校”。偃师一位放羊老汉听到消息，放声痛哭。可是，不知为什么
，我从听到消息，到在开封师院大礼堂、市内相国寺，参加吊唁活动，都未曾掉过
一滴眼泪。我和毛主席没有感情吗？绝对不是。我在入党申请书等很多文章中，都
深切地表示过，我和母亲对毛主席领导的共产党解放我们的感激之情。１９６８年
，我曾两次痛哭毛主席像，但是，毛主席逝世了，我怎么竟然没有一滴眼泪？！我
发现许多人都不悲伤。

　　由于“文化大革命”中的诸多事件及其对我的刺激，使我对毛泽东的崇拜发生
了动摇。毛泽东走了，我既不震惊，也不悲伤，而在脑子里倒闪出了一个怪命题：
毛泽东要是在
他还未来得及发动“文化大革命”时就走，该多好啊！

　　被一些人尊奉为神的一代“风流人物”毛泽东走了，比中国历代帝王都厉害的
“当代帝王”毛泽东走了，撇下中国这个烂摊子的毛泽东走了。毛泽东时代结束了
。

　　今后中国将向何处去？究竟谁会出来收拾中国这片江山？是代表造反派势力的
一帮人，还是周恩来式的、掀动“二月逆流”的那帮人？多天来，我阴沉又时而激
荡的脑子里，一直在思索着这些关乎国家命运的大问题。看来，要有一场恶仗要打
。我忧虑着，也略带兴奋地企盼着。

二十五、闻讯“四人帮”倒台

　　１９７６年１０月的一天，正在尉氏农场劳动，听说永兴公社挂出“打倒‘四
人帮’”的标语。相继又听到许多谁也说不清楚的关于江青等的传闻，人们到处小
声议论着。我不明真相，决定请几天探亲假。

　　在开封见到田继善等人，和我一样，均无确凿消息。田也请假探亲及联系工作
调动。我们到郑州找借调到省教育厅的左德有。晚上在左德有处听到了较详细的消
息：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远，还有毛远新，被抓起来了。郑州人很活跃，
到处私下议论。听了以后，我连续长吸长出三次气，好半晌无语。回到旅社，我们
议论起国家形势，很快议论到我们学校、我们系。仔细分析了数学系造反派的每一
个成员，还分析了总是“左派”“积极分子”的某些人。我们两个观点完全一致。
最后得出结论：数学系没有坏人，大家意见最多者也是我们的同志，都要团结，不
能再互相打击了。议论到天将亮，才睡了一会。起床后，继善说：“我快到家（荥
阳）了，你先别回家，返回开封，代表咱俩向党总支表明我们的立场、观点，坚决
拥护党中央的举措。”

　　我返回师院，在数学系党总支副书记、工宣队员徐汉周住室，见党总支委员陈
顺卿正和徐师傅高兴地议论着。我非常严肃地说：“昨天晚上我们在郑州听到了比
较详细可靠的消息，继善让我回来代表我们两个向党组织表明态度，坚决拥护党中
央的举措。”然后我又说了我们对系里一些人的分析结论，徐、陈完全赞同。

二十六、平反昭雪

　　１９７８年底，开封师院党委决定平反冤假错案。在大礼堂召开平反昭雪大会
之前，先在小礼堂召开被平反者座谈会。会议主持人宣布开会，请李林书记讲话。
李林站起就问：“刘光耀同志来了没有？”我站起来回答：“来了。”李说：“啊
，你就是刘光耀，我还不认识呢！”可不是嘛，李书记来师院工作两年了，我从未
登门拜访过。我认为，没有必要找院领导，我一个普通百姓，又没有什么特殊要求
，没有要事反映，何必给领导找麻烦。该解决的问题，不用找，自然就会解决的。
在系里也是这样。从１９６７年春，军代表进校以来，系里的一把手已经换过八个
了，我从来没有找过系领导，都是他们进系一个月以后找我谈话，此时，他们已对
我了如指掌。

　　开封师院共平反群体冤假错案九起。翟克让和我是１９６８年“为‘二月逆流
’翻案”一案的代表人物，翟是干部代表，我是教师代表。在全院大会上宣布平反
，党委发了文件。

　　我等无名之辈被平反了。其实，粉碎了“四人帮”，我们的反也就自然被全国
的大局势给平了。发不发文件，开不开大会，都无关紧要。况且，人家造反派的“
革委会”不是也没有用文件形式给我们戴“反革命分子”之类的帽子嘛。我们的要
求实际上很低。除了对不管哪一派的极少数作恶多端、触犯刑律者应惩办之外，我
们广大干部、群众能够不再互相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能够互相团结，各就其位，
各司其职，为着共同的总目标奋斗就行了。

　　我们这些下层人被平反了，上层呢？刘少奇到底怎么样？我还惦记着他呢。在
一次教研室会上，我说：“刘少奇只要不是叛徒，就应该平反。什么‘内奸、工贼
’？说得通吗？‘叛徒’的证据可靠吗？”与会者无不赞成我的看法。到了１９８
０年２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刘少奇被彻底平反，我和许多人的心病祛除了。
　　可是，对于“文化大革命”究竟该如何看法？１９７７年７月份，在数学系控
诉“四人帮”罪行的大会上，我发言时还就“不敢说我挨打”的话，说“怕人家说
我‘不能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不能正确对待群众，不能正确对待自己’”呢。１
９８１年６月的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
议》，解决了这个问题。否定“文化大革命”，对于全中国人民的思想，是一次大
的解放。从此，人们基本上可以安居乐业搞四个现代化了。

　　十年动乱，我经受了锻炼，十年浩劫，我经受了考验。我和大多数中国人民一
道，为抵制极左的法西斯对中国人民的肆虐，做出了应有的努力。我不后悔。我只
是经常想念我那因受“文革”恐怖而患心脏病且最终因心脏病去世的母亲。

　　痛定思痛。

　　据传说，中华民族的祖先炎、黄二帝，就各领一班人马互相争斗；其历代后裔
亦互相残害。近现代，除了帝国主义侵略我国，国内战祸的伤痛尚在老年生存者的
记忆之中。
　　这就是历史，一部中华民族的历史主部！

　　作为现代最先进的党派——中国共产党，效法斯大林统治的苏共在其党内大肆
屠杀斯大林的政治对手，在中共党内也（有所“创造”地）屡生同党相残的悲剧！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的“肃ＡＢ团”，三十年代末的“肃托”，四十年代前期的肃
反“抢救”运动；中共高层内部的“路线斗争”接连不断，五十年代末庐山批判彭
、黄、张、周，接着在全党大抓“大、中、小彭德怀”，及至“文化大革命”，更
是大批大斗“大、中、小刘少奇”，把偌大个中国几乎斗出地球了！

　　这就是历史，几乎是最先进的中共的历史主部！

　　同族，同党，相煎何太急！？

　　世界要和平，中国要安定要发展。富强、民主是中华民族的渴望！

　　要反思，中共党人要反思中共历史，以史鉴今，使今后的路子走正。

２００６－７－８
（全文完）

大宋子民

黄泽生后事如何？

hachen

不以派划线。老实说，比起文革后曾大举清算文革积极分子的河南主政者，刘老先生的反思水平算是很高了。

lvhualing@ye

被一些人尊奉为神的一代“风流人物”毛泽东走了，比中国历代帝王都厉害的
“当代帝王”毛泽东走了，撇下中国这个烂摊子的毛泽东走了。毛泽东时代结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