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铮 一个孩子的文化大革命【云南某县】（1-10）

tuffy05

一个孩子的文化大革命 1，2

革命的第一天


1966年5月25日，这是地球上平凡的日子之一，对我来说却是永远难忘的。41年前的今天，1966年5月25日，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我来说，开始了。
1966年的5月25日，我一大早就到校，因为是小学毕业班，老师抓得紧。8点钟开始，班主任陈老师，一个脸上永远挂着笑容的矮个子，来了。他通知从下午开始放农忙假，因为老师从明天起要集中学习文化大革命。陈老师特别引用了毛主席、刘主席的话，叫我们要在农忙假中向贫下中农好好学习，好好劳动。他还说了些什么，我记得不清楚了，但是肯定说了刘主席。那时候我们的黑板上面贴着两个人的像，毛主席和刘主席。陈老师的话给我的第一个感觉是今年的“六一儿童节”吹了，因为学校不会组织了。我的爸爸妈妈是工人，爷爷也是工人，家住在城里。但是我爸爸认为还是农村的学校学生知道艰苦，让我在他原来就读的半城半乡的学校读书。表哥在城里的学校读书，他们每年都要过六一节，然后才放农忙假，我羡慕了要死。本来学校说今年毕业班不放假了，我也盼到个六一节，完了，彻底完了。在痛心中，陈老师讲完了，点了几个同学的名，其中有我，让我会后到他寝室。那时候学校穷，老师寝室就是他的办公室，常叫学生去。不像现在去不得，现在学生到老师寝室，传闻就多了。
陈老师讲话不久，袁老师就来了，什么也没有说，就布置假期作业，一共20天的。袁老师是个高个子，据说当过国民党的兵，所以同学们都认为他是半个坏人，国民党嘛。在整个布置作业的过程中，袁老师没有任何表情，现在想来他一定感觉到了什么。
大约9点钟，放了学，我们按陈老师要求到了他寝室，房间小，他坐在椅子上，我找了个草凳坐下，什么是草凳？就是把稻草先变成辫子，然后盘成低矮圆柱体，作为凳子。同去的同学还有一个叫王振鹏的，农村同学，每次写作文我都写不过他。比如写《我的理想》，真叫绝了：他想学加加林，当宇航员，在天上看中国美丽的大地，还有非洲的“赤道战鼓”；不过他不看美国，因为劳动人民在那里受苦受难，不忍心看。老师说，这段写得最感人，有阶级感情。我就不行，只想当地质队员，看电影《年轻的一代》看的。那个电影是在华东师大拍的，达式常主演，我真佩服他。若干年后，我真的实现了自己的理想，成了地质队员，进了华东师大，还当了对应系的系主任。不过是先当地质队员，后进华东师大。我到地质队时，王振鹏也到了天上，他在一次国防工程的事故中死了。据同学堵建堂说，曾经在邮电局见到他爸爸给周恩来寄信，要求让他当农民的妹妹顶替他的吃国家粮的工作。信，总理有没有收到不知道，反正人民公社的领导说他向党讨价还价。
陈老师说：“你们几个成绩好，除了阎**，出身也好，假期间要好好复习，考上一中没有问题。阎**，你只要考得好，上中学没有问题。去年有个学生胡**，他家是富农，可是他考了全县第20名，进了二中。你爸爸才是富裕中农，考到第二十名，进一中都没有问题。”阎的爸爸会理发手艺，该死，叫剃头手艺，给农民剃个头，收一毛钱，同学们常剃头，剃个“大灯泡头”，互相比比谁的亮，不过我没有剃剃过，爷爷不让剃，因为他认为共和了就该理发。由于剃头有一毛钱收入，他在农村家境过得去，“四清”运动来了，依据什么“桃园经验”，把他家的中农“提拔”为富裕中农，抄了家。当然，更倒霉的是李ZW同学，去年，他爸爸被揪出，是“漏划富农”，我们全体同学都参加过他爸爸的斗争会，陪斗的还有他妈妈。我们都知道，他爸爸妈妈就是戏剧《夺印》中“烂菜花”那样的坏人。后来，李ZW同学写了篇作文，揭发批判他父亲，让他上课在全班读，同学们回背后朝他喊：“打倒李ZW！”，这是开始，后来有人正面就冲他喊：“打倒李ZW，打倒李XX！”，李XX是他的爸爸。对中国传统来说，同辈人直呼谁父亲的名字就是侮辱谁，可是李ZW只能忍受。由于我小，李ZW过去总是保护我，谁欺负我，他就会挥一挥自己的小拳头，现在他已经挥不动他的拳头了。那次下课后，我见他在厕所里悄悄哭，看见我，马上说：“我阶级立场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我也不知道怎么说，该不该汇报呢？我矛盾苦恼了一天才终于找到理由：雷锋就没有汇报过谁，所以我也不需要汇报。后来我想，幸好雷锋为革命牺牲得早，要是活到“四清”，他的先进事迹一定汇报过人，我就不知道怎么办了。现在有人说，雷锋是林彪治军树立的榜样，不应该推崇。这倒使我增加了对林彪的好感。不久，李ZW同学就没有来上学了。
放了学，回到家，中午吃饭，爸爸与爷爷正在议论，爸爸说：“这次老师集中学习文化大革命，老二不知道能不能躲过这一劫。”爷爷说：“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脱。”他们说的老二就是我二叔叔。二叔叔是个小学教师，刚解放，因为家里穷，14岁就当解放军了。后来还做了某个上将的警卫连战士，在部队学了些文化，再后来转业当了小学教师，还是个教导主任，他最佩服的就是那个叫高玉宝战士作家。因为这种佩服，可能是1963年，他们几个文学青年，把自己的写的小说自己印刷，出杂志。他字写得好，所以是他刻的蜡纸。用现在的话说，出版“非法出版物”了，刚出两期就被封了。这个“地下印刷厂的厂长兼工人”，被揪了出来，工资从39元降成23元。教导主任也被撤职了，要不是过去立过三等功，肯定开除工作了。四清运动，二叔叔已经被运动了，据说他看不起半耕半读学校，反对刘主席的“两种教育制度”，因此他是个“老运动员”。爸爸的担心应该是习惯性的。
2005年，当我到德国耶拿的经济研究所参加“进化经济学”会议时，在马克思获得博士学位耶拿大学前，我突然想到像我叔叔那样的年轻人，是有创新欲望的，可是在“巩固专政”的框架下，中国当时的政策是用阶级斗争为工具窒息创新。为巩固政权而窒息创新，这至少是清代统治者就开始的传统，谁叫他们是少数民族控制全国56个民族呢？为巩固政权而窒息创新，这才是中国经济落后的原因。毛泽东说，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个阶级斗争问题，马克思说阶级斗争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而社会进步需要动力，熊彼特说社会进步需要动力，他的同胞卡尔说对一半，但是创新才是社会进步的动力。关于阶级斗争与创新关系的命题一直困扰这我。
那年，我还大不懂事，吃了饭，就躲在家里楼上看《东周列国志》，爷爷解放前卖过书，我家有一柜子的旧书。再后来，就吃了饭，拉了屎，革命的第一天就在我的睡眠中过去了。

文化大革命长大的孩子，都能够背诵《列宁在十月》的台词。其中有一句话：“俄国资本主义的最后一夜是寒冷的”。我的文化大革命的前夜也是寒冷的，因为我连续挨了父亲的两次耳光。
大约是1965年10月，这个日子应该可以从《人民日报》查出来，那天放学，玩了会，回家吃饭，爷爷在看报，《人民日报》，我拿起报纸来唸：“《谢瑶环》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大大毒草”。这是报纸文章的题目。我拿着报纸喃喃地说：“我姐姐就是唱谢瑶环的，也是大毒草？”话音刚落，啪的一下，我重重挨了一个耳光，是爸爸打的。我含着眼里，委屈地看着爸爸，我不知道是为什么？我的记忆中，这是爸爸第一次打我耳光。爸爸余怒未消，说：“反党的是作家，怎么是你姐姐？”爸爸让我坐下，告诉我有些人要反党，他们写剧本借古讽今攻击社会主义。姐姐就是个演员，演江姐、演黛诺，都是歌颂社会主义的。让姐姐演谢瑶环是导演的主意，与姐姐无关。爸爸要我记住，以后不难乱说。
我没有亲姐姐，姐姐指的是我表姐，县剧团的台柱子。她的爸爸原来是苏联大使馆的厨师，1949年跟着去的广州，1950年去了香港，后来到了美国。姐姐和她弟弟，我的世哥哥，随他们的妈妈过日子，凡有事靠爸爸撑着，所以我们就像一家人。姐姐演的谢瑶环我看过，记不得了，只记得里面有个来俊臣，挺坏，害得老百姓饿死。记得爷爷有次悄悄说，四清工作组就像来俊臣，我想这大概就是借古讽今吧。我似懂非懂地表示同意爸爸的看法。不过我想到了导演，剧团的导演，我认识一个叫吴天祥，我们叫他“沙脖子”，据说解放前在昆明唱戏唱得好，后来让人下了喑药，成了“沙脖子”，唱戏不行了，当导演。爷爷说他唱的赵公明《摸虎》特别好，把人的感情全唱出来了。他不知道什么问题，所以剧团的人不可以叫他吴老师、吴导演，只能叫他名字。不过去年他已经被调离剧团，在茶馆说评书。我们凑足7分钱，就可以到茶馆买碟葵花籽买杯开水，听他说评书。这阵子正讲《红岩》，我特别喜欢他讲许云峰斗徐鹏飞，也恨死了甫志高，那个叛徒。
关于《谢瑶环》，我最近看到个东西，是刘主席定性他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的。想想周兴、来俊臣的请君入瓮，谁也没有想到《谢瑶环》就是个瓮。历史有许多相似性，也许就是从这种相似性中，中国人总结了一句话：“得饶人时且饶人。”
爸爸那些日子也许自己受到什么压力，心情不好，因而不久我又挨了一耳光。那时候学校演广场戏，宣传支援越南。我演个美国鬼子，叫狐狸倒霉（胡里道米），是个排长，王振鹏演个美国兵，叫胆小怕死（丹晓帕斯），狐狸倒霉有个习惯，碰到困难就在胸前划十字，说：“上帝保佑！”那天傍晚我做完功课，明天要考试，妈妈说，明天要考好。我出于孩子的顽皮，在胸前划了给十字，说：“上帝保佑！”。爸爸看见，又是一个耳光打来，说：“好人不学学坏人！”妈妈拉住爸爸说：“老王，你脾气越来越好了，会拿孩子出气了！”。接着妈妈对我说，我们要信共产主义，不信上帝。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打死许多中国人。帝国主义就是信上帝的。我说：“信上帝不好吗？”爸爸说，前些日子让我们参观的那个神父的东西，四清运动成果展览的，就是信上帝的。要是别人知道你信上帝，全家人挨斗，你看过斗人吧？！我当然见过，就是斗李ZW爸爸妈妈时，人吊了起来，好可怕呀。我想，我怎么会信上帝呢？我记得那个展览说，那个信上帝的神父会吃小孩子，的确很恐怕。我一直想他就是《西游记》里的妖怪。这次我被打得很重，从坐着的草凳上，打倒在地上。由于那时候的房子都是开着门采光的，我被打，让过路的同学看见了。第二天学校里传开，大队长让他爸爸打趴下了。弄得我这个少先队大队长很没有面子。
爸爸两次打我，我还是不完全想得通，所以背着爸爸问妈妈，爸爸为什么这么喜欢打人。妈妈说，现在搞“四清”运动，运动就是要整人、斗人。爸爸怕你惹事。爸爸是爱你的。说到爱，我就更困惑了。小学四年级，我从《中国少年先锋报》看到一首诗，叫《恨》，我还记得两句：“山中牧童恨豺狼。……恨铁托，为帝国主义喝道的奴才。”牧童恨豺狼我懂，为什么这个秤砣要为帝国主义喝道，再说秤砣怎么喝道呢？我不知道什么是铁托，生活中的铁砣就秤砣。一次我问世哥哥这个问题，把世哥哥笑死了：“秤砣？连铁托都不知道，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总统！你一定把苏联的主席叫呼噜晓夫吧？”哼，赫鲁晓夫我怎么不知道？他是个大修正主义，就想过好日子，天天要吃土豆烧牛肉。奶奶说，牛肉吃不得，牛太苦，人不该吃它。
想到了奶奶就想到了这首《恨》。从小奶奶总是说人要有慈爱的心，奶奶说观音菩萨因为爱人，受了九九八十一种苦，就是她爱众生，她吃了苦，众生就不吃苦。外婆也讲爱，不过外婆讲的是爱国，她讲岳圣人，抗击金兀术。随着我长大，发现奶奶与外婆的爱不同。奶奶出身贫苦，他总讲些佛本生故事，她要的是爱众生；外婆姓段，家谱上说外婆祖上封王，可能是大理段式一脉，要的是爱国，所以外婆讲的是岳圣人、文丞相故事。不过外婆是地主，按报纸的说法应该不爱我们的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啊，可是外婆总是教诲我们要爱国，而奶奶总是讲慈悲为怀。奶奶与外婆的问题一直困扰这我，现在又有这个爱与恨的问题，爱好还是恨好，它们一直困扰着我的童年。
对了，我总是挂一漏万的。自从被世哥哥嘲笑，我就关心政治了。每天放学，我到新华书店去看书，看的第一本书叫《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这样我就比世哥哥多知道铁托了。看书一直在持续，到了6年级，我开始看《共产党宣言》：“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晃荡着。旧欧洲的一切势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国的激进党人和德国的警察，都为驱除这个幽灵而结成了神圣同盟。”我现在还能背出来。同去书店的还有表哥小坤，他看的是《十万个为什么》，他的志愿就是攒钱买一套《十万个为什么》和《科学小实验》。我也看《十万个为什么》，我喜欢数学和古生物，一张纸扭一下，两端贴成一个圈，可以剪成一个大环，扭两下可以剪成两个套着的环。那么扭三下，扭四下、五下呢。不久我和小坤哥哥发生了争论：我认为只要纸长，就可以扭数不清下；小坤说不行，因为扭到原子就不能扭了。我不知道什么是原子，他知道。可是我想为什么要原子呢？可以想着一张假纸扭呀。就这样纸扭下去会怎么样，也困扰着我。

不到12岁的我，就是这样在种种困扰中，走进文化大革命的，这个革命的确把世界扭了又扭，剪出许多环。革命的前夜对我来说充满了困惑、害怕和担心，它对我是寒冷的。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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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哥哥的消息：一个孩子的文化大革命 3

我们的老师集中学习文化大革命后，是住在一中的。我们的一中是文庙改的，清朝末年改成中学堂，比民国早，这一直是我们县的骄傲。我们这个学堂，出过名人，一个是民国初年的参谋总长，一个是滇军的军长孙渡，就是假装追红军那个。打过台儿庄，我们老家，有许多关于他抗战的传奇故事。还有《红岩》中的刘思扬就在我们一中教过书，也有许多他闹革命的传说，据说他喜欢游泳，经常在一条叫学河的河里游泳，游到桥下面就开会。我很遗憾的是红军长征怎么从旁边的马龙县就过去了，要是从我们县过，说不定爷爷也去当个红军，我多光荣呀。
南盘江是我们县的主要河流，它的流过，形成了很大的冲积湖积平原。估计是更新世的时候，南盘江边湖泊时而闭塞，时而流畅。闭塞湖泊时期形成了富含二价铁的沉积，结果沉积层发红。现在这个地方已经没有水了，在流水侵蚀下，形成粉沙质地的峰林，被称为“彩色沙林”。就在这个沙林旁边，有一块巨大的碑，是南北朝是刻的，记录了当时的历史，叫爨龙颜碑，碑体的书法，康有为称为“神品第一”。1961年，爨龙颜碑被国务院公布为国家第一批保护文物，就盖了房子保护。房子分为两层，碑太高，升了半截在楼上。农民们穷，就用这个楼上作里 了小学教室。就在老师们集中学习之前，有个民办老师嫌弃碑占了半个教室，找了个大锤想砸碎他，号召同学们一起破“四旧”。敲打的咚咚响声惊动了校长，校长抢下了铁锤，说这是周总理下令保护的，那个英雄吓住了。不过有几个字是砸坏了。我要特别说一下，这个民办教师不是红卫兵，现在说起红卫兵，仿佛个个是凶神恶煞，其实不是的，红卫兵挺复杂。爨龙颜碑附近的湖沼地区，主要是解放后围垦了土地，建立了华侨农场。由于是个华侨农场，即使1962年，国家还拨款盖了教学大楼，叫红专楼，因为华侨子弟要上学，用现在的话说，叫“面子工程”，华侨农场算帮了中学校长的大忙。不过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华侨农场下放来许多右派，这个校长听说水平高的，就弄到中学来，现在是他吃不了兜着走的时候了。他真是“吃大亏占小便宜。”
老师们集中后，就派来工作组。工作组组长叫李HC，是检察院院长，他妻子随我爸爸学徒。还有一个组长叫马XG，法院院长，他的妻子李叫什么我不知道，大家叫她大拉基，一种手枪的名字，打游击时取的，她与我妈妈是朋友，因为他们打游击时，妈妈是他们的交通员。这个李孃孃挺和蔼，有次街上见到我和妈妈，还摸摸我的小脸。
检察长、法院院长当老师们的工作组长，说明从一开始就把所有教师看着犯罪嫌疑人了，这一方面是阶级斗争的弦绷得很紧，另一方面是县委宣传部长已经被揪出来，他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房子，其他人信不得。“黑帮”这个词，现在不大用了，他就是“50天”给知识分子的主要罪名。与老师们一起学习的还有整个中学的学生，老师和高中生是运动重点，不可以离开中学校园，初中生可以，不过只是周末可以出来。世哥哥是初中生，所以每个星期出来一次。出来，世哥哥就会带些消息出来。有一次他来问我爷爷说他遗精了，怎么办？爷爷说，人长大了，精满自流，不要紧。我那时不大清楚什么是精，但是猜到些，这是我受的第一次性教育，大约在1966年6月初。文化大革命就这样落到了我们这些还不知道“精”为何物的人身上。用毛泽东的话说，他们大中学生是“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我们这些小学生大约就是“早上六七点钟的太阳”，是不寄希望的。
6月中旬开始，世哥哥的话题就不轻松了。他哥哥带来的第一个消息是他们中学的资校长被揪出来了，是黑帮，现在是老县长的儿子李当了中学革命领导小组的主任。资校长收罗阶级敌人教书。比如，有个华老师是胡风集团外围的，他从华侨农场调来；还有一个李老师，在西安的大学里反党，下放到华侨农场，他把这个右派要来；还有一个女老师是国民党少将的小老婆，光她的档案就有一担，因为是北京大学毕业的，他就从华侨农场弄来她当老师，不讲阶级斗争。至于右派、中右派份子就多了。老校长伙同一个“中右”吴老师写《文天祥》的剧本，骂社会主义，借古讽今，说我们国家是“赤野千里尽饥民”。与邓拓、李孟白呼应。李孟白是云南省揪出的“黑帮”，当时是《云南日报》社总编辑。1961年前后有个风，文人们写小品文，一事一议。就像现在写博客，不至于那天又出事吧。
后来据我了解，《文天祥》主要是吴老师写的，不过老校长是领导，他要作为第一作者。这大概与田汉先生把传统京戏《蟒蛇记》改为《白蛇传》、传统的碗碗腔《女钦差》改为《谢瑶环》，都落款为自己著，有点异曲同工。现在的标准叫侵占，当时叫加强领导。至少有些“黑帮”曾经是就制度的收益人。
世哥哥带来的第二个消息是，他们中学出了个小邓拓，叫高H文，是个高中生，写诗歌攻击社会主义。世哥哥带来的第三个消息是关于一个张老师的，她是小坤哥哥家的邻居。张老师夜里睡着说梦话，自己说：“我没有问题，我没有问题。”让人报告了，工作组认为她一定有问题，不然为什么紧张。工作组组织开了斗争会，斗了三次，她什么也不交代。有一天晚上，监视他的同志睡着了，结果她半夜起来，从红专楼跳下来，“自绝于人民”了：“脑袋撞在水沟边，脑浆流出来是白的，一地血，会怕人。”世哥哥带来的第四个消息是我的一个老师余，这个老师精神不够正常，找不到太太，裤子破了没人补，有人指责他说：“裤子不补，故意丑化社会主义。”余老师反驳说：“我穿的是毛呢裤子，我还丑化社会主义？有的贫下中农现在还没有一条好裤子，难道也丑化吗？”这下闯祸了，他不仅了丑化社会主义，而且造谣说贫下中农没有裤子穿。他挨斗了。
世哥哥的第五个消息关于是爷爷的一个远方亲戚的，姓梅。他说张老师太傻。结果他被人揭发了，自然要斗争他。梅老师有点倔，斗争他，他就唱《红梅赞》，说他要学江姐，“三九严寒无所惧，一片丹心向阳开。”把工作组气坏了。爸爸问斗人打吗？世哥哥说几乎不打，就“做喷气式”，挂黑牌，是“桃园经验”，两只手从后面抬着，人弯着腰。后来“喷气式”的发明者被清华大学学生也架了一次喷气式，你们看她挨斗的照片就知道那姿势很难受，肌肉会拉伤，不过不会伤骨头，的确比吊打文明一些。我想发明者出发点还是好的，不知道她后来怎么感想。可是梅老师就是不认错，还背毛主席语录。世哥哥说，工作组说梅老师不老实，被吊起来了，太阳下吊在树上，“那个汗珠子啊，刷拉刷拉掉，口干了不让他喝水。我出来时，还吊着。”世哥哥说。奶奶听了说：“小世呀，他们背过呀，老天爷闭上眼睛了，这样折磨人。你偷偷给他送点水吧。”世哥哥说：“不行，让人看见，我就死定了”。

揪斗彭德怀。这个照片应该发生在1967年。这里引用它说明什么叫喷气式。两个后排人可以用手把他的手臂抬起，让他弯下腰。他的这个姿势应该是很痛苦地站着。我至今不明白毛为什么要在1967年再迫害他，为了警告当时的各级军队领导人？还是在1959年的庐山上合作倒彭的问题上有毛和刘都不愿公开而彭知道的事情，需要把彭“保护”起来？毛对他实际上犯了重大错误，如果1966年为他翻案：第一就可以把所有大跃进错误栽在刘的身上，从道义上彻底打倒刘；第二、有一支平衡林、周的力量。这至少说明大跃进毛确有错误，不像现在的一些文章把大跃进错误全部栽在刘的身上。毛这时已经成为了孤家寡人，没哲人敢为他考虑了。
世哥哥告诉我们，现在已经把老师和学生按家庭出身分为“红五类”、“黑七类”，红五类负责监视黑七类。张老师就是被负责监视她的揭发的。他说：“老头子还算做了个好事，50年划的成分是工人，不然我早死了。现在的那些地富反坏右子女，已经不能出来了。”他说的老头子是他的爸爸。奶奶说，那个揭发张老师的人真坏。世哥哥说：“要是她不报告，让人揭发，她就死定了。”我听着，就想起邻居朱三公公讲的故事。他过去作长工，随主人挑担子去广州，见有钱人吃猴脑。厨子到猴笼抓猴子，猴子知道要死一个，就集体推出一个弱小的出去，暂时就保住了自己的性命。猴子坏吧？猴子们显然是面对极其强大的势力，采取这种反猴性的策略。这一点使我相信达尔文，人的确是从猴子进化来的。
时间是个不知不倦的东西，你想他停，他却在跑，世哥哥带来的消息也越来越靠近我的亲人，我想我家一定会出事了。果然有一天，我回到家，饭端上桌子来，全家都不吃，我知道二叔出事了，全家就他一个知识分子。慢慢的吃了饭，我从大人的议论中知道，二叔被认定为修正主义黑帮份子，因为他丑化解放军。据说他讲了个笑话，叫《放屁的媳妇》：说，有家人娶了个媳妇，半年变得面黄肌瘦，公公婆婆急了，问：“媳妇，你男人欺负你了？”“没有。”媳妇说。“你有病？”“没有”。公公急了：“那么你怎么了？”媳妇说：“我想放屁。”公公笑了：“有屁就放。”媳妇说：“我放的是开山连珠屁。放不得。”公公说：“没事”。结果媳妇放了一个屁，一下子把公公的毡帽冲上了天，公公说：“媳妇，媳妇快收屁，让我老头毡帽落落地。”媳妇的屁这么厉害，只好让她到河边去放。正好有一支解放军部队过河，她一个屁把部队人马冲得大乱，炮也掉在河里。那个解放军首长说：“姑娘、姑娘快收屁，让我的战士喘喘气。”这次有人揭发，这是丑化人民解放军，一个屁就把我们英勇无敌、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解放军冲垮，反动啊！妈妈说，老二也不会动脑筋，你说是蒋匪军，不就革命了。爸爸说，当初退伍，让他学个手艺多好，当什么知识分子。爷爷说“在劫难逃，在劫难逃。”
叔叔出事不久，世哥哥也不让出来了。不久知道我叔叔们这些黑帮，每天要到山上挖水沟。因此我每天还要做一件落后的事，给叔叔送饭，他们白天要到山上挖水沟，晚上写检讨，吃不饱，饿。爷爷让我和他儿子给他送饭去，这时候，婶因为怕，跑了，他的儿子就住在我家。这件事妈妈对奶奶有意见，因为那时候粮食是定量供应的，送了饭，家里人就不够吃了。不过妈妈没有办法，一方面是堂弟没有去处，另一方面是妈妈恪守孝道。经过几个月批斗，这些黑帮份子，这些我们县上的知识分子们，一个个面黄肌瘦的，他们修的水沟我后来考察了一下，完全是没有必要的，就为了劳动体罚他们。我们的班主任陈老师也在里面，目光痴呆，好像也不认识我的。我叔叔的好朋友周老师，没有人送饭，因为他还没有结婚，他父亲“四清”就出了事，过去还说是个“老雷锋”呢！我看着他总是吃力地挖着地。那个穿毛呢裤子的余老师，总是傻笑。奶奶每天总是要烤几个土豆，让我带去，悄悄放在他们那里。爷爷讲了个故事，抗战胜利后，从印度回来的“青年军”住在我们县上的大觉寺，大觉寺，有人说就是《天龙八部》的中少林派玄悲大师中人毒手而死的大理陆凉州身戒寺，没有吃的，一些行善的人，从水沟里递进饭团和烤土豆救济他们。土豆我们那里叫御芋头，御赐的芋头，还有玉米，叫御麦，因为是最早引进地，皇上做点好事，老百姓总是记得的。当时粮食统购统销，每人固定口粮，御芋头不算粮食，街上可以买到。一块钱大约5斤。
我一直想不通，这支印度回来的部队是郑洞国部还是曾泽生部？这样的军队能够打仗吗？饥饿早就让他们对自己的蒋总统充满了怨恨。不过这些黑帮们肯定不敢怨恨，因为他们每天都在光秃秃的山上学习毛主席著作和刘主席的《论共产党员修养》。不知道美国人如果从越南把战火烧过来，这些人能打吗？反正斯大林清洗后，在法西斯进攻时，苏联红军曾经一败涂地，大雪救了俄罗斯。
8月18号，毛主席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那个北京师范大学附中的文质彬彬戴眼镜的女孩子，给毛主席戴了红袖章，一下子改名“要武”了，全国红卫兵运动开始普及了。我叔叔过去就是在他爸的警卫连当战士的，我想她一定记不得。我想不通，如果我叔叔反动，当时怎么还会保护他爸，还能保护她？真的我想不通。
像那个上将的女儿一样，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接见的红卫兵还几乎都是红五类，所以各地的红卫兵首先是些“红五类”。红卫兵组织最初出现在清华附中，最初的发起人还健在，我很遗憾不见他们的回忆录。说真个的，我看当时他们的动机实际上是为了保证自己能上好大学，因为这些革命小将一开始就提出谁来接红色江山班的问题，除了“破四旧”，也揪斗了成绩好的同学。他们要红卫的不是他们的红司令而是“红色江山”，让红色江山保留在自己手里。1941年山本五十六轰炸了珍珠港，美国人对日宣战了，于是中国人民抗日的压力减轻了，抗日将士们可以抽空生孩子。1942年出生的孩子，1966年大学毕业要就业了，要分配工作了。接着是1945年，鬼子打败了，有空准备生孩子了。1946-47年出身的革命后代现在要上大学了，僧多粥少呀，矛盾突出了，只能学苏联，有教有类。作为现实主义的政治家，1966年7月14日，在一线的领导人刘主持通过了个党中央的决议，取消高考，以后上大学采用从红五类中推荐的形式，刘很现实，蛋糕可以慢慢作大。如果这个政策一直执行下去，中国就在一段时间内不会出陈世美了，因为这样的农村青年永远不会进入朝廷了。不过退居二线的领导人毛是具有浪漫主义情结的，文件发出的两天后，1966年7月16日，他在武汉游了个泳，腆着个大肚子向群众招手，同学们说那叫司令肚。那时候大家还吃不饱，看见大肚子就知道是当大官的，当司令的。司令回到了北京，这个司令原来就是个农村青年，当年他从农村出来，读了个师范学校，娶了北京大学教授的女儿作妻子。结婚那年，它是个小学校长，按当时的收入，他们已经进入了长沙的上流社会。他也有点陈世美，因为家里有个罗氏。这个农村青年，不会喜欢欧洲的等级制度的。他有句名言：“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位于二线的他，就是要问这个问题的。
不过“要武”的故事在管理学上有意义，它说明政府可以通过政治形势和表扬力量推动文化扩散，扩散不完全是自发的，而且这个扩散的文化是有相位的。
我有几个朋友是搞文化的，近墨者黑，我也说几句文化的话。我奶奶的作为和梅老师的作为是很有文化意义。奶奶心目中，人就是人，一样的人，没有等级，不管是国民党的青年军还是共产党的黑帮，有难大家要帮。梅老师、张老师心中，自己是个“士”，可杀不可辱。这种文化基础，注定了斯大林的政治模式在中国要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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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条》：一个孩子的文化大革命 4

1966年8月8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这个文件一共十六条，史称《十六条》。现在的回忆录说林彪没有参加讨论《十六条》，8月4日他写信表示同意，周恩来劝他参加了会议，这样，会议发的照片中，我们就看到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以及敬爱的周总理在当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合影，不过那是8月12日的。
我清楚地记得《十六条》规定：“这次运动的重点主要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只要不是里通外国的，一律不整。”“学生中的问题，留待运动后期处理。”
《十六条》发表后，关在中学的“知识分子”们被组织出来宣传《十六条》，我记得有一个是花灯调唱的，过去这个调子是唱情歌的，现在它们被推陈出新了。这些能够出来的已经带着红卫兵袖套。第一批红卫兵是经过严格审查的“革命群众”，红卫兵们身穿绿色军装，手挥《毛主席语录》，他们还是采用男女对唱形式：
女：你说那个《十六条》为啥定得好？
男：工人、贫下中农最需要。
合：工人、贫下中农最需要。
为什么最需要呢？还对从头说起。开展文化大革命了，按照传统的思维模式县委布置各单位开展文化大革命，它的精神是《人民日报》发表了的一篇社论，题目叫《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后来对这篇社论的指责是说陈伯达搞的。按照这个模式重点单位派出工作组，不重点的就派观察员。爸爸们的手工业局的观察员叫鲁丽华，我们学校所在片区的大队观察员也叫鲁丽华。两个鲁丽华是一个人，县委的干部，什么职务我不清楚。观察员也许在6月就派来了，我太清楚。一个人管两处，说明文化大革命的“狼烟四起”，干部不够用了。观察员来了，按照“桃园经验”模式原来机关的干部统统靠边站，“个个上楼，层层下楼。”就是说某个人都靠边站，然后一个一个的查，从经济到政治，再到思想一层一层的查，有没有问题，很有现代企业工业工程的思想。当时的说法说是按照“桃园经验”，有几个人都回忆提到，毛泽东提议让“桃园经验”的发明者在人民大会堂作报告。所有高级领导人都要去听。叶群不去，林彪说一定要去，而且这样连政治局常委会都懒得参加的中央副主席，破天荒地参加了这个报告会。恕我直说，其实桃园经验的创新创新仅仅在“层层下楼”上，从1949年的革命成功后，派工作组对有关审查对象就是一个一个地过的，“个个上楼”，实际上是一个稳定的工作模式，土改对农民用过，“五反”对资本家用过，“反右”对知识分子用过。不过在文化大革命的条件下，被审查对象是全体民众。记得《新观念英语》第四册有一篇文章说，人是文化的产物，既然是文化大革命，当然每个人都有被革一遍的必要。
在6~8月份，我们县的文化大革命用当时的话叫如火如荼开展，后来这个阶段被称为“50天”。在“50天”里，各单位开始揪牛鬼蛇神。不是黑帮，黑帮是留给知识分子用的。我已经记不起那些人是怎么挨揭发的，我身边挨斗的人有：
寸阿姨，百货公司售货员，里通外国，因为他爸爸在外国，还是个什么华侨的头子。
薛阿姨，百货公司采购员，好打扮，涂口红，资产阶级生活方式。
丁叔叔，税务局干部，不知道原因。
邵嬢嬢，供销社干部，不知道原因。
朱叔叔，中枢镇农民，据说当过国民党宪兵。
邢叔叔，一个农民，不知道什么原因，好像读过国民党的警察学校。
恒舅舅，妈妈厂里的职工，抗美援朝渡过江的，不知道原因。
郭叔叔，制鞋厂工人，不知道什么原因。
卢叔叔，建筑公司会计，高中毕业生，不知道什么原因。
陆嬢嬢，邮电局职工，一个漂亮的姑娘，不知道什么原因。
詹叔叔，邮电局职工，不知道什么原因。
三姨妈：世哥哥的妈妈，爸爸厂里工人，里通外国，因为丈夫在美国。
记得斗争三姨妈时，说她里通外国，三姨妈说：“我怎么通？十六年了，就是半年来一张纸。我又不会写信，要求人帮着写，怎么通？”一个革命的群众，四清积极份子现在是文化革命的先锋B嬢嬢，上去给了她耳光：“还与革命人民对立，你心里不想你男人吗？哪个女人不想男人？”1971年尼克松访华后，我的姨父回国后，听说姨妈居然守着他，老泪纵横呀，回去坚决与同居者分手。1949年前按当时社会习惯结婚没有证书，他重新与姨妈到公安局办结婚证，这大概是我们县的第一桩涉外婚姻，证书一直没有拿下来，直到改革开放以后。在政治上姨妈顶着丈夫在国外的帽子，在法律上，他们长期没有被承认为夫妻。后来这个结婚证成为姨妈移民的证书。
最惨的是徐茂良叔叔，真理大队的农民，从小为地主放牛，有名的牛倌，牛特别听他话，农民们平时叫他“嘚嘚哇哇”。嘚嘚与哇哇是耕地时吆喝牛的声音。他的问题是：别人说，看电影《东方红》去。他说，不，我要看《西方亮》。这话马上被工作组认为盼望帝国主义来，斗争一天，宣布为现行反革命份子，当天晚上就“畏罪自杀”了，他想不通，自己是贫雇农怎么也挨斗。他死前说：“我怎么会反对共产党？没有共产党，我鞋都穿不上，不要说讨媳妇生儿子了。”“四清”运动的打击面太广了，文化革命开始又把它从纵深发展。用徐的话说：“贫雇农怎么也挨斗？”当时流行的电影《槐树庄》的主人翁说：“革命怎么革到自己头上就不行。”行不行，走着瞧。
徐自杀了不是没事，1971年他的儿子因为父亲的“畏罪自杀”被不允许上高中。徐茂良的故事告诉人，死，不一定是最后的解脱。

大约七月底，爸爸也被贴了大字报，因为他的工资居然超过厂长，不仅超过厂长，而且超过局长。爸爸的厂里是计件工资。我家八口人，爸爸还要接济在农村的姐姐，因此爸爸拼命干活。1960年，我的小姑爹，负责给生产队放羊的，叫上一个小伙子把生产队的羊杀了一只，在山上把自己家人和小伙子父母都叫去，说：“大家吃一顿饱饭，饿不死，你们就活着。”吃完了，小姑爹自己到公安局投案去了，判了10年刑，小伙子成为了他的女婿，负责作劳动力。小姑妈没有儿子，在封建时代叫没有丁，不统计人口的。那时候叫没有劳动力，在农村难活，单靠爸爸接济。爸爸的罪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不过鲁丽华认为问题没有那么严重，是认识问题，所以爸爸一辈子都感谢鲁丽华。
我进了大学后，一位教授一个学者告诉我，“56天”是最恐怖的，自杀的人最多。他最恨的是“56天”。
我认识的这些挨整的人，有个共同特点，都是有思想的工人、农民和小干部。看看这些挨整的对象，《十六条》规定：“这次运动的重点主要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真是“工人、贫下中农最需要”了，因为它解除了高悬在工人、农民和小干部头上的剑。没有《十六条》，十个鲁丽华也保不了父亲，而且把她也搭进去，朱三公公的故事告诉我们，人是从猴子进化来的。毕竟进化了。父亲保住了，这是毛泽东思想在我们家的伟大胜利。
我想就此对文化革命的起源讨论几句，限于知识，我只能从管理学角度看问题：
1949年的革命成功后，毛与刘就面临怎样建设这个国家的问题。建设这个国家，需要组织这个国家，这是一个管理学问题。事实上，太平天国以后，这个国家开始了分崩离析。西太后借“杨乃武与小白菜”的案子打击了地方势力，想挽回败局，不过面对帝国主义带来的新思想、新道德、新工具和新经济形态，全国精英都在探讨发展道路，统一是不可能了。光绪皇帝选择变法来重新组织国家，可惜威胁到“坚持满洲人的领导”，戊戌维新被西太后镇压了，这时清王朝失去了团结的思想基础。接着八国联军侵华最终使得这个国家的国家军事力量所剩无几，国家分裂成为军阀割据了。1949年后怎样对待刚刚从饥饿中恢复的人民，怎样使经济振兴，这是中国领导人面临基本问题。毛要回答，刘也要回答。从根本上看，毛和刘都是想建立现代国家的爱国者，这是从龚自珍开始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梦。毛与刘的共同点是把国家有序地组织起来。在延安整风中刘表现出这种组织天才，所以他成为了毛的亲密战友。1949年后，毛与刘在重大问题上是一致的。由刘主持的疾风暴雨的土地改革，毛支持了刘。出兵朝鲜，周恩来、林彪反对，毛调虎离山，让他们到苏联与斯大林“解释”，第二天政治局就通过了出兵决议，应该是刘支持了毛。出兵朝鲜对内政的重大优势是加强了国家对军队的统一。科学地看，高岗、饶漱石优先发展工业化地区的经济政策按说是合理的，但是挑战了中央集权，毛选择了刘。1957年整风，在毛感到威胁国家的一元化领导后，毛转而支持刘。不过，1957年，毛泽东的思想是发动全国一起对党整风，毛希望一种带有民主主义的体制来保障他的理想。刘的整风模式是党内整风，刘的思想是实行分层控制的组织有序化实现自己的理想。1957年他们的分歧被“右派分子的进攻”掩盖了。接着的大跃进运动中，毛与刘亲密合作，试图以劳动力资本代替物质资本“赶英超美”，结果失败了。我在《看大跃进》中提过，如果没有人民公社化，也许大跃进会达到一个辉煌的成就，但是经济形态的落后借助组织形态的效率摧毁了那次经济努力。
在一个物质贫乏的国家，以劳动力资本代替物质资本的大跃进失败了，怎样建设现代国家？1957年的“反右”已经完成了这个国家的“一元化领导”建设，他们的共同目标已经达到了，面对新的问题，毛与刘不可避免地要分裂。1960年后，毛泽东的一个思想就是依靠工人、农民和小干部制约社会上层浮华，巩固政权，依托中国社会的文化传统，勤俭节约，发展经济。毛泽东根据自己人民战争的经验，强调把“工人、农民和小干部”作为“创造历史的动力”的，毛是不相信精英的，“高贵者最愚蠢”，中国农民有很多这样的民间故事。读《刘少奇选集》你会发现，刘的思想是依靠党内精英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为此，他要确定精英。四清实际上是继续分化社会阶层，保障精英利益，巩固政权，发展经济，因为俄罗斯这个方法成功了。他那个推荐上大学的方案、两种教育制度政策，就是保证当时的贵族子女的入学优先权的，他的人民公社化提倡供给制也是有利于贵族的。当时最受推崇的话剧，我那个理想的英雄故事载体——《年轻的一代》，有个落后份子林育生，文化革命中的版本，林是受思想修正主义思潮影响，忘记了父母的理想，追求享乐。“四清”运动的版本林是忘记了自己是革命后代，爱上小资产阶级的女儿并且受她的影响。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两个人实际上都认为中国要阶级斗争，作为列宁主义者，他们都认为要无产阶级专政。不过他们的行动方式不一样。刘是海龟，所以选择的是斯大林主义，理想模式是苏维埃制度，这个制度是保障贵族利益条件下逐步增加农奴利益的，它要的是巩固专政；毛是土鳖，选择的孙逸仙主义的，理想模式是孙中山的混合有君主权威的民主制度，为此他需要“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专政保障君主权威，继续革命保障民主精神和让“奴隶们创造历史”。由于1958-1960年经济使得毛泽东焦头烂额，毛和周都退出了经济领域，刘少奇在恢复经济方面胜利了，毛的专政下继续革命思想被冻结了。1990年代拍的电影《焦裕禄》反映了当时的政策，焦裕禄面对大跃进导致的大饥荒的政策是先买一部分粮食，让干部吃饱，然后树立几杆旗帜。这更像“刘主席的好学生。”1960-1962年刘的政策是“下放”，把许多城市人口送到农村去，他亲自接见了回乡当农民的中学毕业生，告诉他们“第一批将来会有好处的。”户口制度严格了起来，这样制造了城市精英，斯大林用这个办法成功过，而且在自己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做了总结，提出了诸如“剪刀差”等机会主义策略。毛是不信斯大林的，或者不服气斯大林。到了经济恢复后的1964年，刘乘胜追击，在新的政治运动中实现自己的斯大林主义理想，一种行之有效的强国策略，毛泽东却要从思想上动员民众。对于新的政治运动运动，毛泽东叫做“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刘少奇叫做“四清”。纵观没有刘以后的毛的运动，文化大革命毛最终没有给走资派带上类似“右派”的帽子，走资派是个思想观念不是组织概念。批林批孔、“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也仅仅作了上层清洗，对全国限制在思想领域。毛注重思想，刘注重组织。“四清”和文革初期毛的形式是在农村、工厂开展思想教育，只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的形式是“个个上楼”，“重新组织阶级队伍”，说白了就是遴选贵族，同时也制造贱民。富裕中农这个名词就是“四清”运动分化社会阶层的产物。组织整顿必然伤害人员，我前面提到的阎同学的爸爸，那个剃头匠，还有放牛娃雇农徐叔叔，“四清”都把他推到了刘路线的对立面。“反右”与“四清”，刘的革命热情和爱国理想制造了太多的对立面，这个组织形态必然引起了领导层精英——法国-黄埔系的不满。所以后来有人在刘的问题上指责周恩来，实际上周是为民请命的。没有周，这个国家早就分裂了。若干年后，有个清华大学毕业的物理学家对我说：“刘比毛还左”，这是那个时代人的感觉。如果从斯大林式的正统讲，刘搞的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毛才是修正主义。刘的模式有苏联的榜样和经验，所以建成老大哥的观念富强国家的可能性大；毛的模式是“破字当头”，他不知道自己的船会驶向何方。后来小平同志说“摸着石头过河”，有刘的现实主义成分也有毛的创新精神。在这两种思想路线情况下，西方的议会民主制度，会形成两种政治力量，如控制系统来寻找最优控制路线。可是列宁-托洛茨基-斯大林建立的民主集中制没有这个功能。

1966年中期，人们看到，清华大学那个工作组，把所有干部靠边站了，这个榜样使刘失去了基层权力结构的支持，接着工作组又认定高级知识分子是“氟氯溴碘砹，毒性很大”，使得他失去了社会最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支持，在中国这个儒学文化的国家，尽管斯文在扫地，但是人们的精神还是认定知识的。通常工作组整人有一定比例，所以他们被提拔为“学术权威”，好整。1984年，我采访著名学者胡焕庸先生，在他家有本本《十六条》，在上面密密麻麻批了些字，在这条下面，胡先生有个批：“我不是里通外国的”。我问胡先生，文化革命时，你怎么没有自杀，他说：“我想人生就像唱戏，生旦净丑都得唱，我唱了多年的小生、须生，现在该我唱丑角了，我的学生轮到唱须生、武生。”我不知道谁唱的是武生。可是须生、武生们是跑龙套的，他们不知道导演。
刘这个代理导演除了上面的管理学错误，起源于一个文化地理错误。俄罗斯是个农奴文化社会，农奴社会的特点是阶级不可以跃迁，贵族就是贵族，农奴就是农奴，他们文化心理上接受分阶层统治。奥斯特洛夫斯基，即我们一代心里的英雄保尔柯察金，回忆说，他小时候读小说给妈妈听，读到伯爵打了农奴，他很气愤，自己加了一句，农奴反过去给了伯爵一嘴巴，她妈妈说：“怎么，怎么可能？农奴怎么可以打伯爵老爷”。中国的农奴文化被隋文帝就改变了，科举制度一举打破了阶级制度，农村小伙子陈世美可以与皇帝的女儿结婚，这是平等文化。中国的农民就有许多反抗官老爷的故事，别的不说，我们洪武皇帝就有许多这样的故事。俄罗斯刚刚解放了农奴就进入了社会主义，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有接受等级社会的文化基础，所以斯大林成功了，但是这种的模式在中国注定要失败。中国士大夫，脱离不了“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脱离不了“民贵王轻”的精神视野，这就是我认识的周恩来选择毛泽东的原因，我想这也是毛泽东认为邓小平与刘少奇不同的地方，因为邓是有“治国平天下”的精神视野的。对中国人民的儒学感情，使得决策阶层比例最大的也是最优秀留法-黄埔体系的人跟随周最终站在毛一边，他们必然这么作，因为他们脱离不了中国文化。其实刘的队伍也要这样的文化遵循者。我猜测，这个连章怡和都承认保护过马连良使他不当右派的人，显然在理念上与刘有冲突，因为他想限制文化大革命在学术问题方面，他努力去保护吴晗，与刘的理念不结合。所以刘在关键时候放弃这个人，这个他真正的诸葛亮。没有这个人，刘在斯大林模式上走的太远。后来看了当时的省委书记回忆录，我才知道早一两年省委书记们就提心吊胆过日子了，安徽省委书记给江苏省委书记打电话话：你小心点，少奇同志这次带着夫人来，火气很大。实际上一年多前贵州省委书记就出事了。这些出事的省委书记有个特点，“复辟资本主义”，包括缩小生产队，推行自留地，一句话，挑战斯大林的经济组织模式。在胡耀邦女儿的写的胡的传记里，我们看到，胡走“资本主义”道路，刘的追随者批判胡耀邦，连毛都显得没有办法，是贺龙、叶剑英救了胡。刘的扩张结果使得贺龙、叶剑英这些非法国留学生也站到了他们的对立面，刘犯了不与“中国具体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错误。
中国的发展出现了供应与需求的矛盾，引发了两种文化的冲突，而两个中国伟大的革命者和试图振兴中国的爱国者，在管理模式、文化理念上冲突太大，终于决裂了。文化大革命不可避免地爆发了。
《十六条》发表了，从学术上看《十六条》是创新，它开始了空间扩散。扩散一定要借助基底，这个基底会表现自己的文化形式。虽然《十六条》规定了重点，可是运动首先还是按照四清运动的惯性，把这个文化精神变形，横扫着工人、农民和小干部中的“牛鬼蛇神。”不过现在当了权的派也挨了。姑妈厂里业务厂长赵忠富，不知道什么原因被揪出，他曾经是我们县上著名的劳动模范，一个有瘦高个子，他生孩子也是劳动模范，他生了八个孩子。爸爸厂里的业务厂长王，被揪出了，他作为缝纫工人，有一次做一面五星红旗，结果四颗小五星，成了六星红旗。接着有人揭发，他说：“大跃进就是大吹牛”。因此，他成为了走资本主义当权派。
王厂长是那个时代反潮流的英雄吗？算不上。由于饥饿，尽管有种种控制，尽管有彭德怀事件，民口难防。毛泽东说人生个嘴巴，就是要吃饭，要说话。你不让嘴吃饭，嘴就说话。那时候，民间对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厌倦实际很深。我小时候听到大孩子唱个歌，是改《社会主义好》的：
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太好就人民吃不饱。说得到，做不到，全心全意向着人民放空炮。
还有一个是用民歌唱得，可惜郭沫若、周扬编撰的大跃进歌谣《红旗歌谣》没有收录：
砧板上切腊肉又甜又香，你吃一块，我吃一块，明天就啃骨头。
这些歌肯定了早期社会主义的成绩，否定了人民公社大食堂的太好形式。谁发明的人民公社，陆定一回忆录说是刘主席，这个人民公社其实就是集体农庄，可是它进一步发展了大食堂，结果回到了早年俄罗斯的经济组织结构，我不知道农奴解放前，俄国的庄院是不是吃大食堂的。民众对大食堂恨透了。刘在民众心目中有个致命弱点，他发明了大食堂，虽然他后来领导恢复了经济。但是人有个弱点，容易记住仇恨忘记恩惠。
我还是回到孩提时代吧，爸爸妈妈是工人，他们需要《十六条》。不过叔叔这样的知识分子最需要，因为按照“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只要不是里通外国的，一律不整。”他就不应该挨整。其实我们县上那些中小学老师，怎么能够算学术权威呢？
“你说那个《十六条》为啥定得好？工人、贫下中农最需要。”中国的知识分子更需要，首先是青年知识分子，他们要造反了。
《十六条》来了，毛泽东按照自己当年民粹主义的理想模式开展了运动，从延安 “整风”开始的斯大林模式在变，斯大林的模式就是“个个上楼，层层下楼”，现在毛泽东说要有“重点”，有重点，人人自危的运动变形了，虽然留了个“运动”后期的紧箍咒。谁看到这个变化，陈毅元帅是看到的，所以几个月后他发展到批评延安整风。陈元帅走过头了，因为否定延安整风就是“要把王明请回了”，至少精神上请回来，陈毅元帅是个军人、诗人，不是政治家，他不懂皇帝是只能改错不能认错的。再说少奇同志在延安整风建立的有等级的组织体系是很有战斗力的，毛需要这个体系，中国也需要这个体系。八国联军侵华后，中国的政府组织体系就崩溃了，有了延安整风，才有了共产党的有序组织，有了党有序组织，才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有序国家。结果诗人陈毅只能落得个“二月逆流”黑干将的罪名。这是后话了。1966年8-10月，毛泽东用他的《十六条》团结了自己的队伍，他成了全国人民最敬爱的人，人们希望着他，虽然他也带来了恐怖，这就是翦伯赞、容国团为什么在自杀前要“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的原因之一。这两个一直生活在荣誉中的人，以士大夫的“士可杀，不可辱”原则选择了自杀，而且按照士大夫原则，要向真龙天子表忠心。可惜他们有点不懂辩证法，列宁早就教导他们退一步进两步。他们没有等到文化大革命发生的第一个转折点，没有退。
这些当然不是一个孩子所理解的，是我后来悟出来的。但是孩子的记忆往往是不带偏见的，所以有了曹雪芹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品——《红楼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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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卫兵与造反派：一个孩子的文化大革命 5

表舅是个地区运输总站的货车司机，整天走南闯北，一天，他带来了个消息：“一些反动学生歪曲党中央的《十六条》，敢反对党。八月二十三日，昆明工学院有个叫黄兆琪的研究生领着学生造反，贴大字报要炮轰省委，火烧市委。现在把学生看得很紧了。”这是我第一次听到研究生这个词。我知道了，有个比大学生还厉害的叫研究生。我不知道研究生是什么样，但是我知道他身上一定带四只钢笔。因为有个说法，叫做：“一支钢笔小学生，两只钢笔中学生，三只钢笔大学生”，研究生嘛，还不带四只钢笔。幸好我不知道还有博导，不然的话，一定想象博导是带着一皮包钢笔的，到哪里一坐，钢笔一摆，大家准把他当作修钢笔的，与他们在各级领导干部眼里的地位差不多。不过现在的博导的确是经常背着一个皮包的，“不装钢笔装电脑”。你看到哪里开会，清一色的背着电脑。IBM这种电脑，就是专门卖给他们的，中国的博导如雨后春笋，所以联想可以接下IBM的笔记本电脑部。
扯远了。回来。
1965年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出于爱情还是出于政治激情，中国的第一、第二夫人都跳到前台了。根据一些的回忆录，她们似乎是在1959年庐山期间开始步入政治舞台的。在庐山，彭德怀写了那封信，毛泽东4天没有表态。用王光美同志回忆录的说法。那天主席给少奇同志打电话说了对彭万言书的意见，不知道说什么。少奇同志吃了安眠药，所以主席说什么他都表示同意。接着主席约这位第二夫人去游泳，不久江青就来了，说：“老婆都是别人的好。”这是关于他们两个同时在政治上露面的一个记载。彭德怀的信，中国的经济学家张闻天跳出来支持他，毛泽东的几个政治秘书陈伯达、周小舟、李锐都跑到彭德怀那边去了。黄克诚说毛泽东曾经想让他代替彭德怀，可是很快发现彭黄是一伙的，不得不请林彪上山，而林彪上山还帮助彭德怀澄清了个事实。毛泽东能不孤独吗？当然要请王光美陪游泳，有没有谈政治上的话，无报道。新凤霞的回忆录说，文革后，第二夫人对她说：“凤霞呀，其实我们都是毛主席的好学生。”看来是谈了。彭德怀骂了毛泽东的娘，毛泽东孤独呀。“老婆还是别人的好”，那是气话，吃醋的话。其实老婆还是自己的好，尤其是政治人物。对于政治领导人来说，老婆是个好东西，不但帮你生孩子，而且与你密谋，代替你出面，最重要的，出了问题充当红颜祸水的角色，负担千古骂名。这就是我们中国的文化传统。苏妲己、吕后、杨贵妃，哪个不是红颜祸水？1959年开始两位夫人都坚定地站了出来，成为了自己丈夫理想的积极追求者，虽然都是毛主席的好学生，但是政治上一定要冲突。我看过杜勒斯写的一本书，他写道：“认真观察，一对夫妻，不论是信仰共产主义的还是反对共产主义的，你会发现，那个女人是其中最极端的。”美国人杜勒斯这话有没有点女权主义，我不懂美国文化。现在两位夫人似乎都在实践帝国主义者杜勒斯的话。杜勒斯没有说两个夫人比较怎样？江青比王的经历复杂，受过多次爱情创伤。女性的爱情创伤多了后，通常比较敏感和“嫉恶如仇”，江青应该更体验毛。他绝不允许“老婆还是别人的好”发生。她要站出来。用她的话说，上庐山支持毛主席，的确她两上庐山，都粉碎了反党集团，这两个集团的司令曾经是毛的左膀和右臂。
不过说实话，江青那时候没有太影响。1959年后，光美同志频繁出现在报纸上，江青同志是不露面的，据说赫鲁晓夫两次表示要见江青，毛泽东都没有同意。妻子是用不着秘不示人的，看来“三十年不问政治，不得称毛泽东夫人”的“约法三章”是有的。台湾出示的文物——王若飞的日记也证实了这一点。不过毛泽东到底没有控制着自己的诺言，1964年第一夫人江青召开个部队文艺思想座谈会，毛主席加上“林彪同志委托”几个字，这几个字第一是拉了一个哥们，第二是绕开了三十年的约束。这次会议提出文艺作品要搞“三突出”，所有人物提出正面人物，正面人物提出英雄人物，英雄人物突出主要英雄人物。我第一次知道江青这个名字是1965年。那时候表哥小坤问我，毛主席夫人叫什么名字。我蒙住了：“毛主席还有夫人？”毛主席在我这样的小学生心里就是神，没有听说过神仙有夫人的。孙悟空没有，太白金星没有，太上老君没有，对了，玉皇大帝有个王母娘娘，还生了七个女儿。幸好玉皇大帝没有儿子，万一抢班夺权，天下就乱了。小坤给了我一张《人民日报》，右上角登出“毛主席夫人江青同志会见”一个什么外国总统夫人。过去这些会见都是由王光美完成的。这大概是第二夫人这时全身心地投入“四清”运动了，接下来的1966年，刘主席陪着刘夫人全国推广“桃园经验”，热情高涨。江青这时候不是在搞个个上楼，而是在提倡“三突出”。用管理学的观点看，王奉行X理论，江青奉行Y理论。两个夫人开始了某种较量。

1966年的7，8，9月份就是较量的月份，青年学生受《十六条》鼓励蠢蠢欲动了。8月23日后的8月27日，我们地区中学的杨姓学生也联合了一些反抗者贴出了“火烧林S，炮轰薛汉鼎”的大字报，林S和薛汉鼎分别是我们的地委书记与专员。这只是一个中学生，挎两只钢笔的。想造反的人，看来已经与身上挎几只钢笔无关了。1966年8月下旬到9月上旬，几乎所有的大城市学生都以某种形式跳了出来反对工作组，反对地方党委。刚进华东师范大学那年，我见毛泽东塑像下有一行字，叫做“九一三革命造反兵团敬立”，后来按照“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给“否定”掉了。一问才知道1966年9月13日，华东师大也出了造反的学生。9月14日，云南大学学生方兴东也造反了。为什么造反，因为文化大革命的工作组激进革命法，革得他们只能背水一战了。毛泽东的造反有理，给了他们生存的希望。不过这些造反者，很快就被“查出”与反动家庭有联系，各级党委组织了反击，可是造反者大多表现出“为有牺牲多壮志”的精神，我们表现出“杀了我一个，自有后来人”的气概。他们是些充满激情的人。不记得谁说过，诗人是一个激情的代名词，我们县的小邓拓当然是个激情的人，许许多多的小邓拓都是激情的人，现在激情的人在绝望中看到了希望，自然把激情发挥了出来，造反了。若干年后，人们把造反的源头当然追溯到清华大学那个学生，这个学生不信教授都是“氟氯溴碘砹，毒性很大”，贴大字报说教授是“氦氖氩氪氡，活性不足。”后来我读的化学工程书告诉我，在许多情况下环境要加入惰性气体才保证器皿不爆炸，比如节能灯泡。化学工程是这样，管理学也是这样，需要有些冷静的人，一个国家，要有有点唱反调的。按当时传达下来的消息，这个学生把矛盾直接指向第二夫人，大有“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劲头。可是他为什么会有这个能量？两千多年前，这个学生的老祖宗不是反对当时的“刘主席”没有成果吗？他的老祖宗临死前告诉刘邦：“刘二呀，你的，捷足先登的有，韩信的不行。不然，你死了死了的干活。”为什么刘邦比韩信捷足，蒯文通没有说，因为有张良、萧何、陈平，为什么韩信没有张良、萧何、陈平，人心思定呀。工作组的做法使得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工人、农民、小干部，其实何止小干部希望为安定而战。张良、萧何、陈平都是大干部，相当于现在的委员长、总理、副总理。工作组问题，后来那个反省者的女儿说是因为毛泽东说了你们“相机而行”，才派工作组，本身是不是毛有一个“阳谋”无法考证。但是机相错了。刚刚从饥饿从逃出的老百姓、知识分子、早年的革命者们无论是在法国做过工的还是在地主家放过牛的，他们象张良、萧何希望安定。在他们的榜样俄罗斯，苏维埃的政策在原来农奴地区没有引出太多的反抗，可是在自由民的顿河地区，反抗就爆发了。《静静的顿河》，他们没有认真读，中国人民从隋唐开始，就是自由民了，所以即使机没有相错也犯了文化地理错误。工作组导致从高层到基层都希望这个文化大革命的形式变化，怎么才变得了，于是，一个幽灵，在中国晃动着，造反。造反就像烈火燃烧了，可以支持我们国家主席的神圣同盟在哪里？没有了，这时翻出了一个“六十一人叛徒集团问题”，就是刘在华北工作的老班子。1957年下半年，有人对周恩来说：“白区工作的，除了华北的，几乎都当了右派。”周只擦了擦眼泪。他是无能为力的。现在，这些支持国家主席的力量正在被请君入瓮，而正是他们在1954-55年的肃反中制造了第一个瓮让潘汉年、胡风钻了，1957年的反右，又做了个大瓮，让大批知识分子钻了，瓮这个东西是陶瓷，不会生锈，现在瓮还在，请君入瓮把。逻辑是很清楚的，既然“四清”和“56天”已经把任何对党有思想动摇的行动列入了反党，那么当年北平监狱写自首书的61人按逻辑当然是叛党。你说是党批准的，谁代表党批准的，张闻天，他现在是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一个普通研究员，他早在1943年刘主席负责的整风中被贬职，1959年在刘主席支持的庐山会议上，列入了反党集团。“六十一人”，刘主席最铁杆的队伍，注定要入瓮了。我们地区的专员薛汉鼎，就是61人中的一个，学生们当然敢反他。这个专员，是我小时候见过的最大的官，记得有点秃顶，我没有感到他威严，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还批评过她女儿表演的大头娃娃舞。薛专员最后只能选择了自杀，不知道他这时候有没有想起，1943年和1957年的自杀者。他也许估计到刘主席会自杀。
在这里，我向延安整风、反右和文化大革命中一切自杀者和像刘主席这样的迫害致死的人致哀！

面对造反者的玩命，各地政府纷纷支持成立以“红五类”为基础的红卫兵组织，红卫兵与造反派在开始的时候完全是两回事。这个组织是仿效北京的，说白了是来对抗造反学生的，后来被成为保皇派。我后来就是一个保皇派，有人标榜自己是保皇派，以为很光荣，光荣与否，按下不表。这是后话。我们县上集中“学习”那些老师，在县长周RX的直接领导下，选拔根红苗正的“红五类”成立了红卫兵组织。这些红卫兵组织的任务是“破四旧，立四新”。什么是“四新”不知道，“四旧”很清楚，是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凡属就文化的东西，就去破坏。首先，大觉寺也就是“身戒寺”的佛像得推倒，当年慕容博做不到，用斗转星移都做不到的，被红卫兵要做到，革命的武功高。记得大觉寺的观音菩萨塑造得很有艺术性，这个观音像略微前倾，面露微笑，十分亲切，菩萨用右手扬起柳条把祝福洒人间，显得很善良。整个造型特别亲切，像慈爱的母亲。我后来从来没有见个这样优美的菩萨造型。可是被推倒了。我父亲厂里有个女工，1980年代得了一种皮肤病，她坚信自己是因为当年推倒佛像时作的孽。
红卫兵作的第二件事是禁止茶馆。红卫兵说茶馆是封建主义的享乐，是旧习惯的阵地，责令茶馆关门。他这一关门不要紧，开茶馆的人失业了。记得吴天祥导演没有饭吃，在街上摆起的小杂货地摊，走起“资本主义道路”了。吴导演后来下放到农村，在贫病交加中死了。他的儿子和养子都没有能够唱滇剧，据说他不教。现在有些年轻人说，真想当导演，“潜规则”一下。他们不知道，还有更高的潜规则，那就是“有罪推定”，吴导演被“有罪推定”了。2004年初，北京电影学院的那个系主任据说用了潜规则，被公安局抓了，超期拘留，没有证据，放了。当时我在美国，有个美国历史学教授问我，会不会是文化大革命又要来？因为现代法律使用“无罪推定”原则，他认为那个系主任被抓是“有罪推定”，文化大革命就是“有罪推定”的典范。“有罪推定”的一个历史性标志是秦桧制造的“莫须有”。文化革命开始，工作组对民众采用的是“莫须有”，后来造反派对所有领导干部采用的也是“莫须有”，所有人都作为走资派打倒。这些人不是毛主席的好学生，是秦丞相桧的好学生。“有罪推定”是害人不浅的，而且还会害推行者本人。秦桧后来就为宋高宗承担了所有罪名，第二夫人被有罪推定关押了多年，幸好毛泽东说“刀下留人”，第一夫人不好说，那个被怀疑潜规则的女生后来也没有拍电影、电视了，搞有罪推定的人没有好下场，这是因为它破坏了人权。
红卫兵作的第三件事是对主要大街的百姓家挨户检查，看看你家有没有“四旧”。记得那天红卫兵到我家，发现我家有两把椅子是雕刻的，要没收走。爷爷说，这是土改时分地主老财的，是贫雇农的胜利果实，不能收走。爷爷“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说法，使得红卫兵知难而退了。第二天，爷爷带着我第二天用粘土把椅子上的画抹了，然后用油漆重新涂抹一遍。接着我与爷爷直觉地把房檐的雕塑都锯下来。我家门上原来有块匾，上书“陆坪春雨”，是乾隆皇帝提的。我家祖上是当医生的，元末参加了朱元璋的起义军当随军医生，后来随朱棣的部队谋反，追建文帝，来了云南，我是21代孙，祖上一直作医生。雍正乾隆年间，我们那个地方发生瘟疫，当时的老祖宗用了些今天的“伪科学”方法，煮大锅药，免费喝，救了百姓。道台上报朝廷，乾隆皇帝不知道要反伪科学又喜欢写字，兴趣一来，就赐了这块匾。我曾祖父去世早，没有教会我爷爷医术，结果爷爷就只好跟着他舅舅当小贩了。现在这块匾是个大问题，前几天就藏好了，几经转移，后来藏到一个亲戚家，被他家用了作木料了。我一个同学现在是著名科学家，他说，当时他们家有部老版《红楼梦》，悄悄放在炉子的风洞里烧，由于在火力不足，他用扇子煽着烧，眼睛被烟熏了直留泪水。我家那些古书，我舍不得烧，就捡了几本出来，剩余的卖给了废品站。
谷子开始低头的时节，奶奶带着我和妹妹去一个农村亲戚家做客。进门妈妈就指给我看，房梁上贴着个标语，上书“毛主席在此！”毛主席怎么会在此？我们回来问爸爸。爸爸说：“他们是破旧风俗。中国风俗，结婚房梁挂上‘姜太公在此！’因为神仙都是姜子牙封的，见到‘姜太公在此！’牛鬼蛇神会回避，免得冲撞，冲了喜事。现在把姜太公改为毛主席了。我和妹妹听了笑了个站不住。我们不知道，人民需要个神，过去的神没有了，就神化毛泽东了。毛泽东被拉下神坛，各种各样的神就来了。
这些红卫兵除了破四旧还出来立四新，他们在我们县的鼓楼地区，就是CBD，表演起了《革命造反歌》，这就是“四新”的新文化：
红卫兵，红卫兵，
大风浪里炼红心。
踏着先辈革命的路，
誓把敌人全肃清。
敢批判，敢斗争，阶级斗争永不忘。
彻底砸了旧世界，
革命江山万代红。
（喊）
老子革命儿好汉，
老子反动儿背叛！
要是不背叛？
就混滚他妈的蛋！歌声慷慨激扬，喊声直冲霄汉。
这个歌，有几个版本，而且歌词随着时间在变化。例如后来“老子革命儿好汉”变成“老子革命儿接班。”“敢批判，敢斗争，阶级斗争永不忘”改成 “敢造反，敢斗争，革命造反永不停。“要是不背叛？就滚他妈的蛋”变成“要是不革命？就滚他娘的蛋！”不过万变不离其宗，如果改成“要是不背叛？就滚他母亲的蛋”就不通了。现在一些电视剧里，英雄人物喜欢骂娘，以为创新，其实是抄袭红卫兵的。有一个学者，我觉得他才思敏捷，很佩服，后来发现他喜欢骂娘，就很失望了。不过听说现在的美人喜欢“骂娘的”，说他们才有男子汉气概，看来有脑子的美人太少。好在没有美人喜欢我。
歌在变，真的一切都在变了，九月中旬的样子，我记不准了，在山上挖水沟的叔叔带信说，不用送饭了，现在不挖那么长的时间了。世哥哥又可以出来了，他说斗批改现在是批了。学生中除了小邓拓高焕文，一律不整了，不过李县长的儿子挑动群众斗群众，正在挨批判。我问什么叫“挑动群众斗群众”，世哥哥说：“就是整黑材料呗”。我问什么叫黑材料？世哥哥说：黑材料就是工作组组织红五类对非红五类人员背后整理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材料。整材料时，大家回忆一个个非红五类平时的言论、行为，记录下来，看看有没有问题。比如有没有说大食堂吃不饱，有没有说美国汽车好。我们学校就有个老师说上海造的英雄牌钢笔没有美国人的派克钢笔好，就被记录入黑材料，挨了批判。后来，上海的一个教授告诉我，当时他们宿舍议论，一个同学说，1959年吃不饱。另一个说，说饱也饱了，但是不是那种很撑的饱。结果两个人的话都被列入黑材料。第一个属于反党，帝国主义的奴才；第二个属于立场不坚定，搞修正主义，要吃得很撑。两个都挨批评了。那时候的要求是做“革命的螺丝钉”，什么是螺丝钉，就是不会说话只会干活，并且与机器共存亡的东西。黑材料是整理好了就拿出来，按“桃园经验”，叫个个上楼，层层下楼，一个一个查，一件事一件事地做检讨。按照工作组标准，分出“红五类”、“黑七类”，再加上中间类型，一共十三类。这个领导人犯了一个根本错误，不是十三大忌，而是他与民众对立了。这种一个一个查，分为13类的做法，很像现在的6西格玛质量管理，就一个字，严。可是人不是螺丝钉，是活生生的人，6西格玛方法管理人，就是摧毁创新力。所以1966年8月7日，毛泽东贴了他一张大字报，一炮就打中那个管理学家。
老百姓已经感到，形势看来是松了，有点变了。记得是九月中旬的一天，爸爸对妈妈和姨妈说：“你们谁恐怕要去看看颖子了，看看挨斗得怎么样？还活着不活着。”颖子就是表姐，她是我们县上的明星，据说许多高中生、大学生给她写信，还有个解放军连长，给她写血书。大概像今天的追星族，不过空间尺度不一样。英国人说，爱是一种疾病，只能维持15~30个月，这时人的免疫系统会分泌一种物质使人的爱淡化，消退。这样看崇拜明星经久不变的肯定免疫系统出了问题。不过这个规则对父爱、母爱一定不能成立，还是父爱、母爱本身就是对应免疫系统功能的某种基因发生缺失的结果，这样才能繁衍后代。也许基因学家那天会解决这个问题。
姐姐所在的剧团是集中到地区学习的。爸爸那么说，不是爸爸诅咒姐姐，人关了四个月了，没有一点消息。关在中学的老师，已经有好几个自杀了，还有许多自杀未遂。爸爸的朋友，百货公司的姓寸阿姨，因为父亲是华侨领袖，被斗的受不了，“自杀未遂”。另外一个新华书店的张叔叔，据说从中学里翻厕所逃跑了，现在还没有消息。姐姐是县上的明星，演谢瑶环的，又是华侨子女，演海瑞的周信芳就是榜样。用爷爷的话说，在劫难逃啊。
读完了《共产党宣言》的我，已经不是分不清铁托与秤砣的人了。我说：“肯定活着，按《十六条》，姐姐虽然是唱资产阶级戏的，但她不是权威，他们剧团罗二伯才是权威。姐姐也没有里通外国，三姨爹写的信，都是寄给姨妈的，不给姐姐。寸阿姨爸爸的信是写给寸阿姨的，不一样。再说，《共产党宣言》说人类必须首先解决衣食住，然后才能从事政治活动和文化活动，谢瑶环为老百姓解决吃饭问题，没错。”爸爸问：“《共产党宣言》真有这话？”我说：“有，恩格斯为《共产党宣言》第四版写的序里。”这时，爸爸、妈妈吃惊地看着我，他们认为我说得有道理，于是妈妈决定以看病名义，带着我去看姐姐。姨妈不能去，因为丈夫在国外，革命时期，她不可能请准假。

tuffy05

城市行：一个孩子的文化大革命 6

妈妈带着我到了专区机关所在地曲靖，一个小城市，现在当地人号称云南第二大城市。其实云南的区域结构有特殊性，昆明是特大城市，其他城市最大的也就20万左右的人口。说清楚这个原因，需要一篇论文。当年崔海亭教授要我到北京大学讲区域分析，我就计划从这里入手，讲杜能结构。杜能结构在地理学中，有点象氢原子，后者是物理学标准模型——中心力场的例子。

在这个城市，我们住到了小姨妈家，小姨妈夫妻都是1947年入党的，是专署的科员，那时候没有干部年轻化，所以他们哪能与现在的干部比速度，当时他们住在专署机关大院。那时候干部简朴，他们就三间房子，还包括了由一个煤球炉代表的伙房。
妈妈对姨妈说了外婆的死。外婆是个地主，去年年初，院子里的姑娘唱歌，她说太吵。这个姑娘说，她唱的是《东方红》，地主份子反动。这件事不知道如何传到“四清工作组”那里，于是工作组派来了几个民兵，把外婆绑去斗了，吊着打了几下，也没有重打，可是她毕竟是八十多岁的人了，回来就没有起过床，不到一个月就死了。外婆快死时，我在旁边。她挣扎着，自己拉整齐了衣服，她拉着我的手坐了起来，说：“你们要好好读书，你外公就喜欢读书的，……。”没说完就没有气了。姨妈说他刚才是回光返照。外婆死后，妈妈和姨妈雇了个小推车把外婆埋了。当地人说邵段氏太惨，死了也没有人扶棺，也没有人抬。妈妈说：“你寄来的25元钱，只用了23元，还有2元。”姨妈说：“我是个不孝的女儿，妈顶着那个地主帽子，死了也不敢去看看。钱就留着以后买点纸烧一烧。”姐妹两个都哭了。哭了后，姨妈交代我千万不要说出去。我懂事地点了点头，然后问他们外婆叫什么名字，姐妹俩都呆住了，原来她们全都不知道。中国的传统妇女就是这样的，结了婚就失去了自我，一辈子生活在男人的影子里，可是，她们的苦就没有少吃。邵段氏就是外婆的全部。可是就是她活着的时候反复给我讲岳圣人的故事。
下午，妈妈带着我去姐姐们学习班的驻地看姐姐。出了门我才发现，地委机关的外面的墙上贴了些大字报和标语，一条标语是“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行到底”“横扫一起牛鬼蛇神”。在另外一处，我看到了“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只许无产阶级造反，不许资产阶级翻天”。现在看来，当时造反派正在被政府组织的红卫兵打垮，或者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中。红卫兵的差不多都是干部子女，是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不过这些小太阳万万没有想到，两个月后他们也变成了“老子反动儿混蛋”一流。幸好江青救了它们，她把口号改成：“老子革命儿接班，老子反动儿背叛”，于是他们也造反了。
姐姐们住在专区展览馆，我没有想到，登个记妈妈就能带着我进去了，管得很松，不象我县的一中，看我都不敢朝里看。表姐住在一个过去的仓库，那里排着许多高低床，齐排排的，怎么看也象仓库，不过装的是人。数十年后，我在美国看到的存储式商店，就是这样排放货物的。我想，我们的发明让美国人用了，侵犯了我们的知识产权，商贸谈判代表一定没有经历过文化大革命，不知道我们的发明。不然，谈判是我们可以讨价还价。
我和妈妈见到了姐姐。姐姐已经没有梳过去的长辫子了，而是剪了个短发。妈妈拉着姐姐的手说：“颖子，你瘦了，黑了。”姐姐说：“说明我身上资产阶级的东西少了，无产阶级的品质多了。”妈妈说：“现在还斗你吗？”姐姐说：“灭资兴无嘛，革命嘛，毛主席就要我们经风雨见世面。”妈妈说：“你把辫子怎么剪了？”“封建尾巴，我要彻底决裂。”谈话有些不投机，妈妈换了个话题：“你罗二伯、袁大伯呢？”姐姐说：“他们专搞封资修，必然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特别是罗艳秋过去说培养我，其实是把我让资产阶级的死人堆里推，幸好党挽救了我，我是党培养的。”看来没法谈了；本来妈妈就是来看看姐姐“还活着”与否，现在知道活着，而且还“灭资兴无”了，我们该回了。姐姐硬要送我们出来。出来后，姐姐悄悄对妈说，刚才不敢说真话，现在说。姐姐说总的讲，革命的形势变了，因为伟大领袖毛主席说工作组是挑动群众斗群众的，现在工作组做检讨了。现在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她早就不挨斗了，她也与罗艳秋划清界线了。不过现在也没有人顾得上斗罗、袁二位了。大家忙着炮轰工作组，要他们交黑材料。妈妈说表姐毕竟过去是演过谢瑶环，父亲又在美国，就随着大流，别出头。姐姐点了点头，拿了点钱，让给她妈妈。我在路上走着，突然感到，姐姐把对工作组的害怕转移到了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害怕，要不她为什么不敢说真话呢？现在想想一个全民都不敢说真话的社会，如何还有创新？而没有创新按进化经济学的理论，就不会进步。
我们离开了展览馆，路上我问妈妈，罗二伯、袁大伯是坏人吗？妈妈斩钉截铁地说：“不是！回去说”。回到姨妈家，妈妈告诉我罗二伯出身大家庭，他爷爷是武进士，可是他喜欢唱戏，唱刀马旦，就是穆桂英那样的。他爷爷不认他，他还是要唱。解放前跑昆明，还到过河内，学戏，改唱青衣，尤其是白娘子唱得好，身段好，唱腔好。姐姐的戏就是他教的。袁大伯出身很苦，可是他从小就喜欢绘画、写诗，是个大才子。是封建思想毒害他们，所以决不是坏人，也不是你说的那个该死的什么“权威”。因为他们是“里通中国”的。“里通中国”这是妈妈无奈的发明。有人说中国古代有四大发明怎么现代没有？怎么没有呢？只不过现在用心思去发明整人的“里通外国”，保护自己的“里通中国”等词汇。

晚饭后妈妈带我去看地委工作的二叔，这个二叔是我爸爸的叔伯弟兄，那时候走亲戚是都要走到的，不像现在，可以互相利用了就是至爱亲朋，没有利用价值，就如同路人。二叔在地委宣传部工作，是个大知识分子，戴着眼睛，那个镜片象酒瓶底，厚厚的。所以我一直以为镜片越厚、学问越大。与现在的妻子过去的女朋友见面时，她就带着一副厚厚的眼镜，这样，呀，是个文雅的女人，她一下子征服了我。我上了眼镜片的当！现在流行博士伦，我特拥护，救了多少男青年啊！
二叔让我妈问候和照看他的家人。他说：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是要触及每个人的灵魂的。所以家里的人要有思想准备。党对地富反坏右的政策是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二叔的爸爸。我叫大公公的，成分是地主，我知道二叔的话是提醒家里少说为佳。二婶是个很漂亮的女人，重庆人，重庆这个地方出美女，当年两个重庆附近峨眉山的蛇修炼成姑娘的模样，在西湖边上就把我们的浙江帅哥小企业家迷住了。议论长辈了，该打。二婶喜欢我，说我是王家最聪明的孩子，给了我些糖，其中有一种白白的有点软的糖，那是我第一次吃到的奶糖。是不是就是后来的名牌“大白兔”，我不知道。反正现在我吃到大白兔就想起二叔一家。不过现在没有领导干部吃糖了，改吃多种维生素，还有滋阴壮阳的东西。
二叔有两个女儿，分别叫虹和玫，虹妹妹大，她问我，听说老家晚上没有路灯，走路靠月亮，那么阴天怎么办？还问我老家的孩子不穿鞋，走路不痛吗？其实我是这次来城市妈妈才特意让我穿鞋的，我立即脱了鞋，让她们看我的脚底板，上面磨满了茧子，不怕石头不怕木刺。妈妈一看我脱鞋，骂我不懂规矩。二婶笑了，说我会现身说法，将来可以当老师。显然妈妈露出不高兴，二婶马上改口，连声说：“当人民解放军，当解放军。”因为大家都知道，哪次运动不是拿老师开刀？那时候像现在的老师，社会地位不高。不过现在是穷，那时候是政治歧视。爸爸说过：“老师就是老运动员。”现在世哥哥的老师、我的老师、虹妹妹的老师，无一例外地正在“集中学习”呢！我一直不明白，集中学习的集中和法西斯集中营的集中，英文、德文是不是同一个词。

第二天一早我们妈妈带着我上昆明，妈妈是真的要看病的。我们上了火车，火车上两毛钱一饭盒饭，有许多剁肉，妈妈又把她饭盒的肉分了一半给我，她说：“上昆明，现在你先多吃点肉，不要到别人家抢肉吃，让人看不起州县上的。”就这样，我的饭里拌了许多碎肉丁，这是我记事以来吃肉最多的一次。

到了昆明，出了火车站，在车站广场，有一队带着红袖套穿绿军装的学生在演出，他们的袖套上写着“红卫兵”。红卫兵正在跳一种动作很大的舞，不断地挥舞牵头，他们唱的是：
拿起笔，作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革命师生齐上阵，马上叫它见阎王。
然后是呼口号：
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
“打黑帮”，云南还在打黑帮，《十六条》都发布了一个多月了，北京的文化变迁传播到昆明还真满。在去亲戚家的公共汽车上，我一直回味着他们的歌，没有几下我就感到自己会唱了。那时候的歌真是面向人民群众的，容易哼会。不象现在你不知道唱什么，也难哼。例如这次刘欢唱的歌，开始一听像呻吟，我以为他生病了，病了还坚持唱，他真坚强，后来布莱曼唱，我才感到是天籁之音。看来同样的歌，女生唱与男生唱效果大不一样。从文化学说，如何一个东西要学扩散开，就是要容易接受。例如尹相杰、于文华的《纤夫的爱》，如果不是那么通俗易懂，容易上口，他们两个就是亲十个够也红不起来。
在昆明，我们住在小姨爹的大伯家，他是一个邮电工人。他的儿子，带着一个红袖套，上面写着“红战友”。他告诉我，红战友是红卫兵的战友，出身普通的家庭的，不是红五类的同学可以参加。出身反动家庭的，就是黑七类。我心里一直有个疑团，这时赶快问：“为什么红的才有五类，黑的倒有七类，坏人比好人多？！”没有想到，我一下子把他问倒了，他怵着，答不出来。你别以为这个问题傻，它象相对论一样的难。小时候我一直在想，苍蝇在车厢飞，就像在车厢外飞一样，如果车厢里的苍蝇突然飞到车厢外会怎么样？我注意观察，就是不见苍蝇飞出去。我的问题原来涉及到了两个惯性系，要用相对论解答。我有时候想，在美国也许我能成半个爱因斯坦，因为他小时候想的问题与我类似。可是我在中国成不了，我太累，我还得想为什么黑七类比红五类多的问题。这个问题还是一个数学老师帮助我解答了。他说，毛主席教导说：“95%的群众是好的或者比较好的，95%的干部也是好的或者比较好的。”两个95%，就是说5%的人是坏的，20个人就有一个坏的或比较坏的。一个人会有20个亲戚吧，这样一算，大家差不多都是黑七类了。 数学真是个宝，帮助解决问题，所以我以后凡遭遇两个百分之九十x这样的问题，我就会问：你算过没有？
在昆明妈妈带我去看了邵表大爹。表大爹成分是个资本家。爸爸说表大爹这个资本家是表大妈拣来的。抗战时候，爸爸和表大爹都在昆明给人当店员，表大妈为他们做家务。有一次日本鬼子来轰炸，跑警报，表大妈踢到个东西摔一跤，拣起东西看，原来是些首饰，兵荒马乱的，也不知道是谁的，再说贫苦店员分资本家点财产也是对的。他们把首饰卖了，自己开了个小店，赚了点钱，土改时就划了个资本家。在表大爹家，妈妈与他们谈了些家常，表大爹夫妻说了些近况，他们说现在股份的定息不吃了，不过也还过得去，反正有工资。文化革命也没有受到多少冲击，因为自己毕竟是小资本家。就是影响孩子，他们女儿几个月也不来了，住在厂里，想他们啊！表大妈说着就直抹眼泪，妈只是陪着她流泪，什么也没有说。可是我想毛主席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作文章。……革命是暴动”也没有说革命是六亲不认呀。我有一个研究生同学，他的爸爸是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他讲，暂时困难时期，他的奶奶，是个地主婆，要着饭走到了省城来看儿子，吃了一顿饭，儿子就要把他赶回去。这个奶奶生气了说：“我怕是逃不过大荒年这关，我是来看孙子的，生下来我还没有见过他。”说完，就拿着要饭碗要走。媳妇还把她留到第二天早上，天刚亮，让她拿着要饭碗，拿了点粮票走了。妻子对丈夫说，你是猪油蒙了心，中午走让人看到怎么办。听说自己的奶奶，回到家就饿死了，她的确没有逃过这个大荒年。儿子什么也不敢说。“猪油蒙了心”！还好现在大家都吃植物油，没有猪油蒙了心的官老爷了。
离开表大爹家，妈妈领着我去看大叔叔。来到市中心，近日百货大楼，那里贴满了大字报。妈妈没有让我看，牵着我手走，我回头看，几个红卫兵正在贴一个新的大字报，《炮轰保皇学校昆明八中》。大叔叔是大公公的儿子，在昆明医学院工作。这是我第一次进大学，也许因为紧张，大叔叔不在，是他夫人 接待的。第一次进大学，有些紧张，我现在什么也记不起了，就记得凡是可以贴大字报的地方都贴了大字报，贴得白花花的，好像我们地方死了人，房前屋后堆满纸货。对了，想起来了，记得有一张大字报问一个女老师，大字报说，毛主席说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为什么这个女老师当年会爱一个右派份子。看大字报意思，这个女老师后来并没有嫁给右派，可是她仍然要交代历史错误。后来我来到中国个科学院，一个老同志给我讲了个类似的故事，三个科学家，三个人的悲剧。1980年有个电影叫《天云山传奇》，石维坚演的，一个大帅哥，他后来演了孙中山。
第三天，我和妈妈回家，刚进门，没坐定，爸爸就对妈妈说：“出大事了，大爹、二大爹全被抓了，绑走的。”“谁抓的？他大叔家昨天还问我大爹的事呢。”妈妈说。“红卫兵。都是些中学的娃娃，干部子女，一下子变得凶神恶煞的。二大爹还给人看着病就给抓了。他四叔说爹的成分好，叫爹去了。”妈妈担心说，都七八十岁的人了，不会学妈吧。妈说完就自己打自己嘴巴，“乌鸦嘴！大粪嘴！”。大爷爷、二爷爷都是医生，他们传了祖上的医术，解放前置了田产。中医这个东西，还是一种经验学科，曾祖父死的时候，爷爷才五岁，结果没有学到医生，这导致了爷爷穷，土改是农会的，成分低，后来有进了纺织厂，工人。真是“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的确，爷爷经常讲《老子》的话。爷爷们的命运说明，毛泽东不仅懂辩证法，而且教人民学会辩证法，正是伟大的导师。
过了一个多钟头，爷爷回来了，说没有事，放了，也没有绑，没打。就是站着弯着腰，做什么喷气式，被训斥了一顿，红卫兵一边训斥一边挥动腰带，吓人的，没事。被训斥的还有其他几个戴着“四类份子”帽子的医生。“四类份子”就是地富反坏，为什么没有右，我不清楚是毛的特赦还是刘的恩惠，我想一定有文件的。红卫兵要求他们好好为工人、贫下中农看病，不准开药价贵的药，不能搞城市的老爷的卫生部。当然什么叫“城市老爷卫生部”，爷爷和他的两个兄长到死也未必搞清楚，因为他们一辈子就生活在一个小城镇。爷爷和奶奶都活到了文革结束。粉碎“四人帮”，奶奶说：“原来娘娘是个坏人，她到那里都要用汽车拉着她的马桶走，不喝乡下的水，在乡下就像在城里。”带着抽水马桶走，这是1980年，对江青的指控。奶奶认为带马桶走，就是娘娘也不应该。要是让她看到现在的某些人的享受，一定会吓得摔跤。
关于批城市老爷卫生部，我想评论一下，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基本上是对的。到我们到知识青年时，我们下到农村还是缺医少药的，不过比1949年前好，也比1966年前好。那时候兴起了赤脚医生，解决了农民治病的基本问题。中国的人口问题，主要是1949年后农村建立了医疗制度，婴幼儿死亡率低又没有及时控制出生率导致的，而不是提倡生育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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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海洋：一个孩子的文化大革命 7

进入九月下旬，有点“天翻地覆慨而慷”味了，大家都知道，工作组错了，刘少奇犯错误了，他的工作组挑动群众斗群众，所以毛主席一次次接见红卫兵，他的排名一次次朝后落。十月一日，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我们敬爱的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走上天安门城楼接见广大人民群众，周恩来、陶铸、陈伯达同志走在他们身边。老百姓私下叫叫他们“红桃中心五”。我记得接见群众的领导人名单中，最后一个人叫马力，好像是贵州省省委书记。所以你以后排名，如果进不了前五名，就做最后一名，也会让人记住。这就是中国的排名学，学问大着呢。
国庆节左右，穿着绿色军装戴着红袖套的宣传队更加活跃起来，他们从一中出来，在街头圈个圈子就表演，宣传“破四旧立四新”、宣传文化大革命。有两段歌词我记录在这里：
“天大地大没有党的恩情大，河深海深没有阶级友爱深。毛泽东思想是革命的宝，谁要是反对它，谁就是我们的敌人。
“我们走在大路上，意气风发，斗志昂扬。革命风暴席卷着全球，牛鬼蛇神一片惊慌。”
歌的作者叫李劫夫，他后来因为与黄永胜的“友爱深”，进了大牢。李劫夫代表了一个时代，李劫夫的歌中充满了战斗精神，一个中国人以封闭的自信面对世界的精神，还带有一种恐怖。李劫夫案例表明，一个组织要想行动一致，需要有一种内部的恐怖气氛，对外的挑战精神。但是内部的气氛却意味着毁灭了创新能力，使得组织没有活力，挑战变得盲目。其实两千年的中国社会就是这样的，清朝单位文字狱和闭关锁国最终毁灭了中国。这是我的一个管理学认识。
从十月份开始，每个人衣袋里都揣着一本小红书——《毛主席语录》，有的还揣了老三篇合订本，上衣口袋揣了《毛主席诗词》，另外一个上衣口袋揣了写学习心得的笔记本。爸爸、妈妈都是缝纫工人，爸爸有一次说，孙中山真伟大，发明四个衣服包的“中山装”，原来是为了装毛主席著作用的。妈妈说，老王，你找死，当着孩子说什么！这时，爸爸妈妈接到通知，不准为顾客做奇装异服，比如裤脚不能开口太小也不能开口太大，如果裤脚除了腿，只可以放进一个酒瓶，叫香港裤，不行！如果裤脚除了腿，可以放进三个酒瓶，叫喇叭裤，也不行！女孩子的衣服不能把胸围做小，要肥大，不让胸脯突出出来，裙子干脆就不让做。这时期，服装厂最大的任务就是生产红袖套和绿军帽。那时节真是年轻人人人争戴绿帽子，同学聚会，都夸自己绿帽子多，有点象现在年轻人争着给别人送绿帽子，同学聚会，都夸自己送出去的绿帽子多。
到了十月下旬，老百姓的破四旧成为了自觉行动，已经不要红卫兵来检查了，我们自己破了。我相信人在恐惧后还产生一种自觉的行动，因为人在寻优，与其惧怕，不如投入。我们家的房子是木头的，向街道一面的木墙雕刻了许多花纹，当然是“四旧”，爸爸买了些土砖砌起来挡住，我与爷爷砌的，这是我第一次做泥水匠。房子的檐头，过去刻了龙头，上次红卫兵来我们没有弄完，我与爷爷索性把它再锯了一遍，这是我第一次做木匠。作的都是破坏一个旧世界的事。“破四旧”行动还向纵深发展，比如番茄，只能叫西红柿，御麦，只能叫玉米。如果你到杂货店去买“洋发烛”，售货员会告诉你：“帝国主义的洋发烛没有！只有新中国的火柴。”接着是“立四新”，中枢镇的贫下中农贴出大字报提出，东门街叫朝阳路，南门街叫人民路、西门街叫反帝路、北门街叫反修路。地名改完改人名，李国栋，改了叫李向东，刘小惠，叫刘朝晖，徐富贵怎么办，干脆叫徐文革。一个同学就改了名，他改了叫牛向阳，大家背后叫他牛烤太阳。同学们逗趣问：牛冷了怎么办？答：牛向阳。
十月中旬，关在中学的老师与学生放了出来，经过四个月多月假期后，重新开学了。有问题的老师，送进了党校继续学习，不叫黑帮了，因为那是刘少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叫法，改了叫牛鬼蛇神。他们住的地方，也就叫“牛棚”了。我们的学校，教导主任杜老师成了牛鬼蛇神，四十多个老师，回来二十多了，差不多一半成为牛鬼蛇神。据说工作组抓得还更多，但是工作组错了，就宽大了一些人，这个包括我们的章老师。章老师是我们过去的班主任，在一中学习时，他说现在人民的生活比他家解放前好多了，解放前过了春节就得吃野菜。换了别人，这是歌颂党，可是他家是富农。工作组认定他是为富农家庭翻案，做黑帮揪出来。他扣住了，正好他儿子骨折，章师母没有钱送孩子看病，后来孩子留下残疾。不过现在按毛主席的政策，他的问题就没有上纲上线了，说不上问题，放了出来。章老师的案例表明了刘的路线与毛的路线的差距。的确，茶馆有也许重新开张了，因为他可以成为无产阶级的宣传阵地。现在吴天祥开始讲评书《欧阳海之歌》。《欧阳海之歌》里面有一段欧阳海学《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讲到这里，吴天祥让他学林彪的《人民战争胜利万岁》，可是欧阳海的故事发生在1963年，林彪的《人民战争胜利万岁》是纪念战胜法西斯20周年的，1965年发表。吴天祥顾不得那么多了。

现在学校的领导人员换成两个年轻的老师，一个姓易，另外一个叫殷德美，他们和原来的校长组成另外我们学校的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不过校长好像没什么发言权。新领导们很快让少先队重新组织，改了成立红卫兵，原来的大队旗手柳当了红卫兵团长，他爸爸、爷爷是工人，根红苗正。我当了政委，可能因为我外婆家的原因，原来是大队长的我不能作团长。原来的大队学习委员梁靠边站了，因为他爸爸是右派份子。另外一个委员周，他爸爸是国民党军医，虽然起义参加了解放军，但是他爸爸跟着反动军队的历史不能变，不能进红卫兵组织，据说将来可以当“红战友”。红卫兵都是要出身好的，我记得我们云南红卫兵的总司令，是云南省军区司令的女儿，真是“老子英雄儿好汉”。
作为红卫兵负责人，易老师和殷老师要求我们：柳同学是团长，负责破四旧。王是政委，负责立四新，就是组织宣传文化大革命、宣传毛泽东思想。我们已经不上课了，组织宣传队到田间地头、工场车间宣传文化大革命。爸爸挺烦我们，认为我们一去宣传，车间里特别挤，而且影响工人干活。我们灰溜溜的，所以宣传队主要在街头、地头。
现在，为了宣传毛泽东思想，我们县的主要大街开始装路灯了，不像过去集中在电影院和戏院附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使虹妹妹问我的没有月亮怎么走路的时代一去不返了。我想，路灯，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街上工人阶级“苦干加巧干”，树了电杆，拉了路灯，照着我们宣传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思想。拉路灯使我经历了个大事，就是现在年轻人梦寐以求的“触电”，不过我是真触电。路灯线放在地上，我见工人拉着没事，我好奇，就摸了摸，一下子手麻木了，触电了。可是我看那个工人没事，我认真观察，他是握在手里，乘他不注意，一把握住，全身麻木，手紧张，自然收缩，我握得更紧，幸好一个工人发现，把电线一把扯走了。事后小坤哥哥告诉我，工人穿了绝缘鞋，我是赤脚。他从《十万个为什么》看的。看来我看的《共产党宣言》没有他看的实用。从这个事件我理解了为什么要向工人阶级学习，没有工人阶级我就没命了。哎呀！咱们是科学家，总结点科学经验。我的触电事件说明，不能轻易相信经验观察，发现问题需要理论指导的。小坤哥哥在理论指导下，很快就把问题弄了个“迎刃而解”了。
那些日子，几乎每个单位都挂了红旗，挂着红灯泡。特别是父亲们手工业局楼上做了大五角星，中间是毛主席像，外围装了几排灯，灯泡交替着向外发光，漂亮极了。由于到处是红旗，挂着红灯泡，所以叫“红海洋”。我想虹妹妹现在来就一定不怕晚上走路了。看着这个红海洋，爷爷对世哥哥说：“小世，这就叫八月十五闹元宵，茅草点火遍地烧。忽然一阵狂风起，呼噜一声不见了。”爷爷最喜欢说些古书的东西，他喜欢世哥哥，可能世哥哥爸爸不在身边，懂事。这话据说是《推背图》上的，《推背图》在1949年后是禁书，所以这话四年后，让我爸爸几乎成了反革命。1990年当爸爸看到我买的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推背图》时，紧张了一天。一招被革命批，二十年怕书本。这叫“条件反射”。据说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是全国第一，不知道他们注意过文化大革命给中国民众带来的心理压力与否？我冒充社会心理学家说几句，一个民族性的疯狂，至少需要两个东西，第一是“道”的希望，第二是“势”的恐怖。林彪帮助毛泽东制造了道的希望，刘少奇帮助毛泽东制造了“势”的恐怖，一个全民性的红海洋就涌现出来了。
我们少先队“改造为”红卫兵组织后，当然要贴大字报，学校易老师、殷老师组成的文革领导小组专门召集我们开会，希望我们根红苗正的红卫兵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经风雨，见世面，敢于“刺刀见红”。他们领导我们学习了毛主席语录：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可是毛主席的话给了我们胆子，还是不知道做什么。易老师说：“现在我们学校还有人留着封建尾巴，你们要贴她大字报。”什么是封建尾巴，估计在座的谁也不知道。不过我知道，就是辫子呀，姐姐不是说过吗？至于为什么叫封建尾巴，当时与姐姐在一起时的气氛，不敢问，所以我不知道。不管怎么样，我知道了。我们教音乐的堵老师就留着辫子。于是我回家向爸爸要了四分钱，买了张白纸，要写大字报了。爸爸看见我要写大字报，说，千万别说党员不好，爸爸说：“五七年就叫你们写大字报，放啊，鸣啊，一收网，批评党员的，成了反党，就成右派了。”爸爸单位就有一个下放来的右派，姓梁，我叫他梁叔叔，人很好，特别有知识，我碰到什么问题问他，他都能回答。所以我心里有点佩服右派。
大字报写好了，叫《封建尾巴为什么不剪掉！》。《封建尾巴为什么不剪掉！》这是我第一张大字报，虽然我连辫子为什么叫封建尾巴都不知道，但是“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学校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的叫写的，我怎么不写？我仿照中学红卫兵写的大字报，引用了毛主席语录：“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堵老师你保留封建尾巴，为什么爱封建主义？“无缘无故的爱”那句，是我从昆明医学院学的，不知道符合不符合林副主席通常的活学活用。在已经人手一册的《毛主席语录》中，他的亲密战友写道：“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急用先学，这样能够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大字报贴了，没有反应，堵老师还保留着辫子，看来没有立竿见影。易老师见到我说，你们红卫兵小将要坚持战斗。我又化了4分钱，买了白纸，这回我找了个大一些的同学刘，与他合作一起写。可能是因为胜利的信心不足，找个大孩子壮胆。我们学习了毛主席著作，按照毛主席写的《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的风格写的：
堵**老师：你现在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封建主义已经全军覆没了，你的封建尾巴是留不住的。……
没有想到堵老师还倔强，就是不剪。这回我有些舍不得花钱了。虽然吴天祥讲的评书《欧阳海之歌》听着没有味道，但是我爸爸最多一个月才给我两毛钱，而且说要写大字报，爸爸的脸就阴沉着。没想到易老师找我们，给我们提供纸张笔墨，我们写了第三张大字报。我们终于胜利了。可是胜利来了，我们没有事情做了。就继续破“四旧”。我们学校过去是关帝庙，有很多古建筑。作为红卫兵小将，我贴了一张大字报，叫《炮轰四旧学校》，同学们纷纷贴大字报支持。请注意，这张大字报是我自发写的，与易老师没有关系。就像一滴水被进入洪流，最初你可能是被动的，不知不觉，你就成为了洪流的一部分。这就是革命。第二天，柳团长就带领同学把学校的大门楼阁折了，当时我还觉得他抢了我的头功。指挥我们这些十二、三岁的孩子折的“工程师”是章老师，也许为了赎罪，他表现得积极，不积极就没有出路了。
把大门的“四旧”都破了，革命的气氛松了一些，人们就用各种形式开玩笑。最令我吃惊的是，我一个同学俞有一天突然对大家说，我们来学习《纪念白求恩》，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我们要与俄国的、日本的、英国的、德国的、美国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与“我日殷德美”联合起来。同学们一阵哄笑。
电影院、戏院都关了，人们太需要娱乐了。应该是十一月份，中央通知停止电影放映，我们县放映的最后一个电影是《聂耳》。
殷老师本来是革命领导小组的，被拉入了一个庸俗的笑话中。权威没有了，没有权威的革命将是泛滥的洪灾。李宗仁回忆说，毛泽东就在这个时候见了前中华民国代总统李宗仁，提出了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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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条“保皇狗”：一个孩子的文化大革命 8

大约11月最后几天，我们县上来了些北京大学的红卫兵，搞革命的大串联，贴出了批判刘少奇的大字报，不过没有写名字，用的刘XX，但是大家都知道是刘少奇，主要说他转移文化大革命斗争方向，长期以来向苏联修正主义投降。更重要的是他们贴出了毛泽东的《我的一张大字报》，整个县城轰动了。第二天，原来的工作组长李HC贴出了大字报，揭发周县长叫他们如何整群众。周县长说：沾了黑帮边的都揪出来。这些知识分子，三天不斗他们，他们就皮痒。当李HC说《十六条》规定不准挑动群众斗群众了时，周县长说：“知识分子不是群众是干部，接着斗！”
这天下午，易老师让我叫上我们宣传队的几个红卫兵，到学校来乘车，让我们出去散发传单。对于我们这些工农子弟来说，那时候乘车很不容易，所以大家感到很高兴。易老师说：“你们是根红苗正的红卫兵，现在是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的时候了。”传单的内容有两种，一种是省委的一个文件，讲文化大革命有组织有纪律在党委领导下进行。一种是周恩来的讲话，大约是说刘少奇还是国家主席，是国家元首。你们贴他的大字报是可以的，但是贴到街上是错误的。北京就是世界的井冈山，影响很不好。
晚上学校来了个解放牌卡车，让我们上了车，车子沿着街道开，易老师让我们向群众散发传单，在鼓楼我们还唱了毛主席语录歌：
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
汽车从南门进城，在鼓楼地区短暂演出，就从东门出去，然后开车回了学校。
辛辛苦苦散发了一晚上传单，保卫了毛主席，保卫了党中央，我高高兴兴唱着歌回到家，把传单给爸爸、爷爷看。爸爸和爷爷看看了，一致决定不让我参加这种活动了。爷爷说：“隔墙扔簸箕，不知道那面该朝上。”正说着世哥哥来了，他看了传单，不无讽刺地说：“我们家出了个大保皇派嘛！”我不服气地说：“怎么是保皇派？周总理都这么说了，难道有假？”世哥哥说：“现在毛主席号召批中国的赫鲁晓夫，赫鲁晓夫是谁，就是刘少奇！你还跟着姓易的跑。他叫你批老师，那叫挑动群众斗群众，就是转移斗争大方向。连这个都不懂，什么阶级觉悟？”他这么说，我心里发毛了，难道两个月来没有跟着毛主席走？革命，把一个小学生拖到了火上烤。
第二天一早我又去学校，想去问易老师。易老师说我们这样的根红苗正红卫兵才是毛主席的红卫兵，在天安门给毛主席带红袖章的红卫兵就是宋上将的女儿。他安排我带几个学生与乡镇宣传，记得王振鹏同学不去了，他说还不如回家帮父亲干活，“你家是城里的工人，不干活国家也供应粮食。”汽车拉着我们到了一个乡镇去，这曾经是一个“四清”运动的先进大队。开始是文艺演唱，地里干活的农民围上了，接着散发传单。电影里贫下中农给革命者送水的场面没有出现，而是惹得几个农民火了。农民们围着，嚷着：“刘少奇没错?还要派‘四清’工作队回来？“你们城里娃娃懂个球！四清弄得大家白米饭都不敢吃。”“刘少奇凭什么批彭老总？饿死人还不准说话。”这时候“四清”工作组已经被散了，农民又一次得到了解放。毛主席的《十六条》刚刚把他们解救出来，他们是没有退路的。多数农民围着我们，默默地看着，不过看得出，他们敌视我们。有个同学想溜出去，让青年你们给挡住了。我不知道说什么？易老师没有来，来的就是我们几个小学生“红卫兵”。司机显然不支持我们的活动，问我怎么办，我想起世哥哥的话，可能我们真的错了。我这个红卫兵“政委”决定，回去。司机很快调过头，汽车跑回城里了，在公安局门口让我们下了车，汽车是公安局的，现在我才知道。我看着我的“战友”，大家都对自己的行动产生了怀疑。为什么贫下中农会反对我们？我当知识青年时与一个公社干部谈了这件事，因为他曾经是“四清”工作队的队长。他说农村一个一个宗族形成一个集团，“四清”开始，刘判断农村的班子都烂了，要一锅端。实际上多吃多占是有的，而且沾亲带故都多吃多占。哪个宗族大，那个宗族的干部就多，农村干部是得到多数人拥护的。一动了谁，一个宗族会反对你。
下午我决定去了鼓楼地区看看。北京来的新北大战斗队贴出新的大字报，是关于刘少奇向苏联让步的，更主要的是他们贴出了一张大字报，是毛泽东的一篇文章，叫《一个教训》。这是1959年毛泽东就我们这个县饿死3万5千人写的一篇文章。文章大意说说一些人进了城，就忘记了自己是农民，官僚主义，不看看农民能吃点什么。要中央派人去看看，要让全党认真总结一下这个教训。新北大战斗队说，搞官僚主义的就是刘少奇。老百姓看了大字报议论纷纷，都说原来毛主席是知道我们的，原来是毛主席派邓小平、谢富治来放粮的。这些红卫兵，袖套上除了红卫兵三个字还印刷了“新北大”。你们现在看文化大革命时的照片，如果红袖套只有“红卫兵”三个字的，一般就是我们这样的早期官办红卫兵，如果还有别的字，就很可能自发组织了战斗队造反的红卫兵。

新北大战斗队好像有五个人，因为他们是全身绿军装的。那时候大家都穷，一般一年缝一套衣服，中学的红卫兵买不起全身军装。很多中学红卫兵围着他们。新北大战斗队带头的是个长着圆圆的娃娃脸，大眼睛的中等个子女同学，她腰里扎着皮带，使得胸脯明显地突出来，她的羊角辫从军帽里骄傲地翘出来，革命没有使她忘记自己是女性，这大概是北大人的特定，什么时候都注意个性。她带着她的队伍在交叉路口，这个县城的CBD站着，用铁皮喇叭讲话：“这周总理这个讲话是保皇派伪造的。毛主席才是我们的国家元首。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 “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这是一个有威慑力的口号，我对昨晚和今早的事有些害怕，想逃跑，可是讲演者吸引了我。她接着说：
“你们县文化大革命的方向是错了，不斗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是斗争革命群众。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专政时期被工作组镇压的革命群众，现在还关在牛棚里。”她肯定指的是我叔叔们那些关在“党校”的人。她接着说各个单位，比如商业局、工业局、税务局等，你们知道整了许多黑材料吗？然后报了个数据。接着她问道：“你们哪个家里没有人挨斗过？你们哪家没有人被整过黑材料？现在毛主席说，工作组要统统驱逐之。毛主席司令部的陶铸同志说，黑材料要统统烧掉。毛主席万岁，万万岁！现在的县委，没有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执行的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这个“新北大”呼吁到县委大礼堂去开声讨保卫毛主席，声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会。她特别说了：“昨天晚上散发反动传单的红卫兵是受蒙蔽，受蒙蔽无罪，造反有理！”“受蒙蔽无罪”就像及时雨洒在我心里，我紧张的心情平静了下来，跟着她喊：“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生怕喊小了赎不了罪。对环境的恐怖转变为我的虔诚。我想这大概就是文化大革命时期许多人疯狂的原因之一。从对“黑材料”的恐惧到“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的恐惧。
新北大的同学带领大家唱起：
抬头看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想念毛泽东。黑夜里想你有方向，迷路时想你心里明，迷路时想你心里明……。
这是一支很煽情的歌，歌声给人一种同仇敌忾的感觉。对我了说真是迷路时想你心里明了。在新北大同学带领下，我就跟着这支要誓死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队伍向县委走去。北大的女同学指挥着人们冲进了县委的门，冲进县委大礼堂，她宣布“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大会开始。”自然按照文化大革命惯例先唱《东方红》，接着读陶铸的讲话，萧华的讲话。不知道什么时候县委书记尚登高来了。北京大学的那个女生说：“尚登高同志，你们违背《十六条》，转移斗争大方向，迫害革命群众，关押革命群众”。尚表示马上开会解决。北大同学说：“马上”是什么时候，难道《十六条》发了几个月，你们还要拖吗？她讲了陶铸的讲话：牛棚要立即解散，黑材料要统统烧掉。尚的确是个厉害的干部，当场宣布：不知道陶铸同志有这个指示，今天北大同学帮助了他，他决定现在就撤销拘留这些老师的决定，各个单位自己扣押的人，今天就要放掉，对于他们的问题，如果真有问题，留待运动后期处理。对于黑材料，马上组织人收集，当众烧毁。尚接着说，自己是放牛娃出身，没有毛主席就没有自己，为了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自己赴汤蹈火，在所不惜。尚登高是个被赞誉为焦裕禄式的干部，大跃进后领着大家恢复生产，几乎每个村子都去看过，大家对他很客气，北京大学这个女生也一样。会堂平静了下来。突然，哇~，会场里有人哭了，可能因为他们的亲人被管了半年了，接着哭声一片，有人喊毛主席万岁，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万岁，红卫兵万岁。我可以肯定，这个时候大家都是发自内心的，我也想喊，因为我叔叔、我老师要自由了。在北大学生指挥下，中学生们带头唱起：
“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

这时候我发现殷老师的丈夫，就是管“牛鬼蛇神”的那个人，躲在一边发抖。而尚登高的儿子，一个中学生，和大家一起欢笑着。
北京大学女生带头呼口号：火烧尚登高，炮打周RX！火烧，意味着是可以相信的干部。周RX是我们的县长，他直接管工作组。
我看着北大那个女生，觉得她好高大、好高大。她在我心里就成了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
对了，你说我怎么记得这么清楚，那天是我生日。
县委事件的当晚，我没有去学校，因为觉得没有意思了，那个感觉就像后来发现我以为天仙似的姑娘以不想谈恋爱为理由拒绝我的同时，又与别的人几个人谈恋爱一样。羞辱、痛苦。第二天来到学校，才知道昨天和前天晚上跟着我的同学们，几乎都没有来，易老师被打了，殷老师躲了，那个准备拉我们的汽车昨晚来了，不但没有人上车而且被砸了。当晚学校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办公室被砸开了，带头的是炊事员许，还有附近大队来了些农民，看来是有人组织的。这个炊事员抱走了许多纸，后来他结婚就是用这些纸糊的墙。同学刘说，他是混进革命队伍的。后来我看《列宁在十月》，我感到1917年俄国的工人、士兵有点象1966年这些中国人。
冲击文革领导小组办公室的，还有我的堂兄小乔，据说他用石头砸开玻璃，打开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的办公室窗户，跳进去开门的。小乔哥哥在2002年的一场森林火灾中牺牲了，他是林业局职工，为了救火，他奋不顾身，烧死在救火现场，国家林业局追认为烈士。小乔哥哥的爸爸，我的一个堂叔，是1959年饿死的，他的奶奶也是那时候饿死的。大炼钢铁了，没有收粮食，大家就没有吃的，尤其农民，没有国家粮。
我们的红卫兵办公室就是原来的少先队办公室，被贴了一副对联：我保你过关，你保我入团。那年我才12岁，从来没有想过入团。柳同学比我大两岁，他是否写过我不知道。不过散发传单，他没有来，他替我被黑锅了。
我没有敢进办公室，返回了校园，在校园里无目的地走着。有几个低年级小学生跟在我后面喊：“保皇狗，没骨头。保皇狗，没骨头。”我一转身，他们就跑了。转过身，他们又叫起来：“保皇狗，没骨头。保皇狗，没骨头。”我心里想，我昨天还冲了县委，你们算什么。毛泽东说：“人就得有点精神。”人有各种各样的精神，我想，有时候人还得有点阿Q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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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造反：一个孩子的文化大革命 9

造反者的游行。当从“工作组”的压迫下“自己解放自己”后，造反者失去了自己的目标。他们的口号是“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但是什么是底？他们不清楚。他们的导师也不清楚。于是一部分造反者把“四旧”又重新破了一遍，造成更大的损害。少数造反者开始梦想“巴黎公社”，还有极少数“害群之马”开始思考中国的未来。不过对1966年12月来说，这些还早，基层还在搏斗。我的记忆中中国破四旧大约经历“三次浪潮”，第一次：“50天”内的“红五类”红卫兵有计划的破坏；第二次：《16条》发表后造反派和保皇派各自表“革命决心”的自发性破坏和群众的自保性破坏；第三次：造反派胜利后的盲目。这次已经是强弩之末了，但是因为某些政治目的，这次破坏的是重点文物，如谭厚兰受康生指示对孔庙的象征性破坏。

我就这样在灰溜溜的情况下满了12岁。学校成立了许多战斗队，新的红卫兵组织，现在的红卫兵谁想当就可以当，不用审查，一毛五就买一个袖套，“红卫兵”三个字还是仿照毛主席题字的呢，还编列上战斗队名号，比我们老红卫兵的漂亮！家庭经济情况好的还可以买顶绿军帽。我已经没有脸带我的老红卫兵袖套了，盖了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章的，保皇派的标志。我这时候知道那些被审查掉的同学的滋味了。我一个到书店去看书，看《马恩选集》，马克思有篇文章，叫《法兰西内战》，我知道了有一个巴黎公社。昆明的小学生也下来串连了。他们说我们那个老红卫兵组织——红卫兵总部已经被砸了，是“老保”组织，“老保”是对保皇派的贬称就是对保皇派的贬称，而保皇派已经是贬称了。
一天，老的大队委梁同学，就是没有资格当老红卫兵的那个，找我，说：“我们组织个战斗队吧。”我说：“你们，还要我？”他说：“革命不分先后，我们都是毛主席的好学生。我也叫了柳同学。”这样我和梁同学、柳同学、堵同学、王同学、还有岳同学等等组织了个战斗队。战斗队得有个名字，我说叫“学雷锋战斗队”，大家都笑了：说都什么时代了，还学雷锋呢？于是战斗队的名字叫“继鲁迅”。继鲁迅战斗队，多么响亮的名字，它表明我们要继承鲁迅精神，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柳同学是队长，我由于上次教训，坚决不当什么政委，结果没有政委，梁同学是副队长。虽然梁同学是发起人，但是柳同学毕竟根红苗正呀。中国人的传统，反对王莽，要找个姓刘的当头，反对满清，要找个姓朱的。因为他们有号召力，而大家又是要“打着红旗”的。现在想想，梁同学真是策略家。不知道现在有没有成为企业家，弄不好，还有几个美女陪着，整天说着“迟来的爱”。
战斗队一成立，很快就与中学红卫兵联系上了。一天晚上，我们战斗队部分同学参加了第一次战斗，到县委去造反，柳队长没去，因为家里反对。刘同学的战斗队也去了。那晚的焦点是要县委拿出经费支持学生造反，造反派的头是中学的一个红卫兵，袁CX，他穿着洗的发白的旧军装，估计是他哥哥给他的，他出身农民，家里穷，买不起新军装的。袁哥哥很有名，是抗美援朝的战斗英雄，曾经给我们做过报告，控诉过美帝国主义在我们县修机场强奸了他表姐的罪行，控诉过美帝国主义在朝鲜用燃烧弹杀人放火的罪行。所以袁绝对是苦大仇深的贫下中农出身。现在有些文艺作品，把造反派描写得青面獠牙完全是胡说八道。袁CX长得和秀气，两眼炯炯有神，说话很儒雅，声音很有磁性。据说袁CX就是我们那个中学的学习尖子，再难的数学题，他都能作出来。他与小邓拓，一文一理，相得益彰。当权派出面的是周县长，一个脸上或多或少有些粗糙的人。我们到迟了，就坐在后面的软皮椅子上，很软，很宽，晃一晃有弹性，舒服极了。
双方斗争得很激烈，不断地读毛主席语录。用毛主席语录来指责对方。突然袁CX说县委的人有严重错误，因为一个人读毛主席语录是歪带着帽子。那个人急了，只指着我说，你们红卫兵也是歪带着帽子。这时候我才知道我帽子歪了，我一下子很紧张。袁CX同学不慌不忙地说：“这位同学现在帽子歪了，但是他读毛主席语录时是要戴正帽子的，对不对？”我马上说：“对！”于是我们几个同学都正了正帽子，走到前台，立正站好，带着童音说：“让我们一起学习毛主席的老三段”。这是三段著名的语录。我们这个时候为什么这么勇敢，我想或多或少受了北大那个女生形象的鼓舞。
真没有想到我们的歪打正着取了作用，或许是周县长为了保那个干部，他退让了。周县长当场同意拨款，这样周县长被大家夹拥着到了百货商店，为大家买了纸张、油墨等，我们战斗队也分了油印设备。分好东西，已经清晨了。大家有在一起唱《想念毛主席》：“抬头看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那时候有句话叫“革命方知北京近，造反倍觉主席亲。”我看着北斗星，夜风吹来，感到精神倍增。
第二天，我到学校，学校老校门被拆了，现在需要修新的校门。我们在章老师带领下，正在砌新校门。那个精神有点不正常的余老师已经放出来了，穿着他的破毛呢裤子，帮我们搬土砖。休息时，我的朋友汤叫了我，他妈妈是我的老师，对我特好。他悄悄对我说：“你昨天去造反了？走着瞧，会有好果子吃的。”我猜，可能是他妈妈提醒我的，他爸爸是县委的干部，昨晚见到了我。这时，刘同学叫住我：“王，我们现在去县政府造反。”我想到汤的话，说：“胜利了还去干甚么？”他说：“去做那个皮椅子，太好坐了。”我一听就说，好！我们提前收了工，几个同学一道去县政府，汤看着我们，脸上没有一点表情。到了昨天的会议室，没有人。我们就坐在皮椅子上，坐着不够过瘾，我们就在上面跳来跳去，玩得很开心。我们离开时，经过县长办公室，我提议去问县长要钱修大门。周县长办公室也有两个软皮椅子，我们挤在一起坐。造反开始，说明来意。接着大家一起学毛主席语录。周县长提议读他墙上贴在的毛主席语录：“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然后就辩论。周县长说，关帝庙是地主阶级的烙印，你们拆除了很好。但是你们要修成什么样的，什么样才是无产阶级的烙印，你们要有方案呀？是无产阶级的烙印吗？有吗？我们被问到了。这样就灰溜溜的走了。后来不知道刘同学和章老师怎么要到了钱，大门修好了，门口修了个门卫房，那个有精神病的余老师一直住在这个房子里。见到他，我就想起“无产阶级烙印”。
回到家，我与父亲说了那个椅子好玩，父亲告诉我，那叫沙发，是旧中国县参议院留下的。第二天刘同学又约我们去坐皮椅子，我告诉它皮椅子的来历。大家一想，难怪县长会变成修正主义，沙发坐多了；一致决定，地主资产阶级老爷坐的我们绝不再坐，就这样我的第一阶段造反就熄火了。
过了几天，柳队长召集我们说，刘的战斗队计划要去北京见毛主席，我们一定要抢在他们前头。所以我们决定12月16日出发，先到昆明，然后从昆明上火车到北京。我很高兴，日月想念的毛主席啊，我就要见到你了。2004年，我看了一个周恩来传记，我才知道1966年12月的时候，毛泽东已经非常厌倦见到红卫兵了。我们那么热爱毛泽东，实际上毛泽东已经厌倦我们了。毛泽东现在说话是一句顶一万句了，不需要红卫兵了。有一次他对舞伴说：“萧华是扶不起来的天子。”一句话就把一个总政治部主任废了。他教导我们说：“不爱红装爱武装”，这时他自己却是“不爱武装爱红装了”。不爱红卫兵的统帅当然不需要全国的红卫兵来北京了，可是红卫兵还源源不断要去见他们最敬爱的毛主席，用我们当地的话，叫“热脸去凑冷屁股”。我的一个朋友，是个文化学者，她不认为这个世界存在超然的爱。爱是一个矛盾的东西，最初，他需要你，你爱他，他也爱你，你爱得太多，他感到超出他的需求，就会厌倦你了。特别是他要寻觅新欢时，你越爱，他越厌倦，因为他不愿意支付那个成本了。毛泽东累了，他的第一阶段目标已经达到，现在他有新的目标，新的事情，包括与他的孟夫子跳舞。不知道这是哪个阶级的烙印，反正毛泽东用他的行动告诉了我们这个爱的真理。现在全国的形势不是一句顶一万句，而是一句话也没有说就顶一万句。不过毛泽东失算了，爱需要维护，而不是完全的市场交易。他的孟夫子，搂着跳跳舞可以，舒服得很，但是成不了大事的。试想，如果毛泽东当时更多地相信他的红卫兵，更多地付出一点爱，爱他的人民，爱那些感到解放了的人民，他的文化大革命不会演变为一场动乱，而会开创一种道路，他的所谓两大事业之一，不会被彻底否定。爱是否完全适合交易经济学，这是可以成为博士论文的题目。呵呵，这里做了个爱情总结。不知道某个100%的学者是不是又看出性没有？
这里要补充个情况，袁CX的哥哥是个朝鲜战场的狙击手，他给我们做报告说。他在部队时，代表中国与苏联比赛射击，彭德怀当国防部长，他们的代表团有规定，不能赢了苏联人。第二次是林彪当国防部长，代表团规定，不能输给苏联人。我不知道这个故事是不是他“演义”了，还是中苏关系的一个缩影，至于谁当国防部长，没有关系。因为他们都先后为一句话顶了“一句顶一万句”的，给废了，做不了什么大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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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大串连：一个孩子的文化大革命 10

1966年12月16日，我们四个12-14岁的红卫兵，四个未成年人出发了，我们的目标是名正言顺的：北京，见毛主席，经风雨见世面。话虽然这样说，其实大家更多地想“见世面”，至于怎么“经风雨”，什么叫“经风雨”，我们完全不懂。我们不知道一场更大的风雨已经来了，1966年12月9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 接着12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这二个文件规定工人、农民可以组织文化大革命战斗队，工人、农民可以造反了。
我们那里是小地方，没有火车站，所以先花2元多，买汽车票到一个火车站，按当时的规定，红卫兵乘火车免费的。2元对当时大多数农村家庭是一个天文数字，因为一斤米才8分钱，2元是25斤米，一个月的粮食。我们战斗队所以能够抢在刘的战斗队前出发，就因为我们四个人是工人家庭的孩子，比刘的战斗队成员家里宽绰，他的战斗队员，多数来自农村。本来说好5个人，可是临上车才知道堵同学不走了，他来告诉我们，他爸爸说如果敢去串联就不让他回家。他爸爸是个干部，县上的干部至于作什么，我不知道。
一上汽车我们就开始背诵“老三篇”，这是三篇毛泽东的代表作——《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和《愚公移山》：
“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
“白求恩同志是加拿大共产党员，五十多岁了，为了帮中国的抗日战争，受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的派遣，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去年春上到延安，后来到五台山工作，不幸以身殉职。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
“我们开了一个很好的大会。我们做了三件事：第一，决定了党的路线，这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第二，通过了新的党章。第三，选举了党的领导机关－－中央委员会。今后的任务就是领导全党实现党的路线。我们开了一个胜利的大会，一个团结的大会。……”
你说我们当年傻不傻，用这个记忆力背一背英文，现在我也可以用100%的假洋鬼子的身份唬唬人：你的，死了死了的干活。
汽车就在我们的童音中，在山路上颠颠簸簸，到达到了火车站。换上火车，我们又经过了大约3个小时候到达昆明。在火车上，我们继续我们的背诵，列车员为我们送来了开水。记得在一个大一点的站，停车长，我们在站台上宣传，有一队更小的小学生在老师领导下，给我们送水，其中一个小姑娘送水给我：“红卫兵叔叔，喝水。”那时候我们还小，可能因为红卫兵的形象高大，就叫我们叔叔了。若干年后，我的得知我妻子当年家就住在这个火车站，那年她读2年级。我说那个小姑娘就是她，她说：“胡说！”你说，她是不是一个赖子。
到了昆明，我们到车站的省委接待站办手续，我说：“我们昆明不熟悉，请安排我们到附近的接待站住。”一个中年干部笑眯眯地说好，他安排的地方是昆明23中。“顺着这条大路照直走就行！过金马牌坊，在小西门。”我们出了车站，傻了，街上人山人海的，跑着公共汽车，不知道怎么走，问金马牌坊在哪里，才知道“破四”给拆除了，这是我体验的第一个红卫兵的自作自受。我说乘车吧。柳队长说，不行，不远，自己走。其实这个不远是穿过昆明市区，起码有10公里，也不存在照直走。看来省委的接待站当时是尽可能对红卫兵制造小麻烦的。
我们走在街上，边问路，边走，街上到处是大字报，一队队红卫兵在漫天散发传单。传单内容五花八门。我们已经经历一天，一路背诵毛主席著作，很累，有些走不动，想歇歇，柳队长不同意，我们争执了起来。这时候有一个解放军战士，衣服只有上衣口袋的，是个战士，走过来问起我们的情况。他接过了我的被包，带着我们朝前走。大约两个小时后，我们到了23中。解放军战士转身就要离开。我说谢谢，他说：“人民解放军是红卫兵的坚强后盾，支持你们是我们的责任。”说完，连水都没有喝一口就走了。当年夜里，我写了个传单，题目就是《人民解放军是红卫兵的坚强后盾》。
第二天我们上街，马上知道红卫兵乘公共汽车不要钱，大家一致埋怨柳队长。今天我们该怎么串联呢？我的意见，立即到火车站换票到北京。柳队长不同意，因为他是第一次到昆明，而且同学岳也是。他提议到云南大学串联，“云大出来就是翠湖公园，可以去玩玩。”原来他早就策划好了。他的意见站了上风，我们就到云南大学了。
云南大学是一个老大学，1949年的革命前，据说中国只有15所大学进了《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云南大学是一个。云南大学坐落在一个山岗上，到大学门口，抬头一望，一级级台阶向上伸展，一个传统中国的楼阁坐落在台阶的尽头，给人森严的感觉。
在云南大学里，我们几乎是无目的地逛着，我们完全被大学吸引了，我们忘记了串联、忘记了造反、也忘记了翠湖。就这样一天过去了。我们看着各种各样的大字报，在残留的早期大字报中，我知道云南大学有个学术权威叫方国瑜。现在的大字报主要是批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工作组的。按文化大革命的说法，叫革命形势是一浪高过一浪。批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浪高过了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一浪。因为广大师生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忿恨远远超过对“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忿恨。“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问题是高工资，不干事，可是1957年后他们想干事也没有人信任他们呀。“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同，他首先是要你与他团结，然后通过各自会议弄得你紧张，让你的生活除了严肃就只有严肃，除非他需要你活拨，所以“革命师生”更恨当权派，无论他走不走资本主义道路。
今天我们从管理学的角度看，“团结、紧张、严肃、活拨”，这是毛泽东为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制定的校训，对于战火中的军官学习这个校训不仅无可非议，而且有实用功效。可是1949年后，中国教育界把它作为所以大学的校训，也就用团结窒息了多样性探索的自由、用紧张制止了学术思想的自由发展，用严肃屏蔽了自由思想空气，对于社会思想最活跃的具有自由精神的知识分子来说，真是桎梏。本来这一切人们忍受了。突然再来一个教授是“氟氯溴碘砹”的“清华经验”，导致了全面的自由的消逝和人格的贬低，也就把大学传统的价值观彻底否定了。而这个价值观是人们千百年“实践检验”出来的真理，因此知识分子反抗了，在这个反抗中，大学的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劫难逃了。否定大学传统的价值观这个错误实际上不是学校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犯下的，我见过一张南京大学匡亚明校长被揪斗的照片，这个揪斗是工作组完成的。作为一个校长，他执行的来自中央宣传部的路线。中央宣传部负责人后来的回忆录有许多对当时思想的忏悔和批判。他作为一个当年追求自由青年革命者为什么会成为官僚主义者呢？我想有两个原因：斯大林作为神学院的毕业生，把神学院的思想控制特别是向上帝反省和向神父忏悔的模式推广到社会，作为社会有序管理的基础，作为一个被资本主义工业国包围的农业国要工业化需要这样一个管理，所以斯大林胜利了。反省和忏悔基础是原罪，为了让知识分子的自由思考被反省和忏悔代替，把他们定为资产阶级的，赋予他们原罪感就是必要的。这样原因起源于刘的认识。其次，我们的执政党，一直没有完成从创业向守业的转变，思想还停留在革命时代、战争年代，在战争中需要一个“团结、紧张、严肃”组织形态，这个组织形态的第一个特点是可以“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它的第二个特点是长官意志决定一切。战争胜利了，没有敌人了，就只剩下长官意志了。而长官意志决定一切为长官带来了好处，所以守业变成了守好处，获得利益的人，需要“团结、紧张、严肃”来维护自己地位，于是教育路线就极端化了。这个原因来意于毛。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在经济困难的条件下，获得利益的人潜意识不让“氟氯溴碘砹”与自己分享，因此他们就需要“清华经验”，因此“清华经验”的制造者称自己是毛主席的好学生不无道理。

不知道当年的大学生怎么想，现在许多老大学生似乎已经忘记了当年的热情和理想，开口闭口说自己是逍遥派。其实当年的逍遥派很臭，还不如保皇派。因为在社会急剧的变革中，逍遥意味着放弃社会责任，这与大学生的基本道德准和理想不一样。那时候的大学生如毛泽东所描述自己当年的：
恰同学少年，书生意气，指点江山，挥斥方遒，粪土当年万户侯。
大学生在1966年11月到1967年实际上成为了社会的主人翁，他们正在按照自己热爱真理、热爱自由、蔑视权威的性格试图改造世界。恩格斯在《论权威》中阐述过权威在组织有效社会中的必要性。韦伯也论述过有效的行政与权威不可分。因此，这种状态是不能持久的。现实有点讲，当年毛泽东有句话叫：“镇压学生运动的人没有好下场。”可是不镇压学生运动的政府也不一定有好下场。中国越来越陷入一种矛盾。毛泽东显然不是因为喜欢与小孟跳舞为厌倦大学生了。
12月18日，柳队长带着我们先游览了翠湖。我又提出去北京的问题。本来大家都想见毛主席，于是达成一致意见，搭乘公共汽车达到昆明站，穿过人流，来到售票窗口，我们就要去北京了，去见我们日日夜夜想念的恩人毛主席了。
售票窗口，站了许多人，嚷着、叫着、拥挤着，大部分是红卫兵，吵着要换票，与我们两天前看到的红卫兵井井有条的换票队伍完全不一样。在拥挤和吵闹中，我们才知道，今天，今天早上，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国务院和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做出决定：“停止革命大串联”，不对，是“暂停”革命大串联，文件告诉广大红卫兵、革命师生，由于进入春运，又是冬季，为了保障他们的身体，决定暂时停止革命大串联。等到来年“春暖花开”时有重新开始。我们四个同学一下子蒙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我说，昨天，哪怕是今天早上还来得及，你们那个鬼翠湖。柳队长内疚地低下了头。梁副队长说：“明年春暖花开又来，还行。”岳同学说，明年爸爸妈妈不一定愿意给钱出来，他看着就要哭了。这时一个我们县一中的同学李过来：“你们是盘江小学的？”“是呀。”“我也是盘江小学毕业的，大队长我认识。与我们一同到北京。”“去不成呀。”“不要紧，先换到曲靖的票，上了火车不下来。”我一听是个好主意，中学生吧，毕竟比我们有办法。谁知道柳队长突然吼起来：“不行！你们这是欺骗毛主席！”他这么一说，谁也不敢做声了。那个中学红卫兵李对我说：“大队长，我住在女子一中。如果你想去，晚上或者明天上午来找我。我们明天下午的火车。见毛主席，谁也挡不了！”他很不友好地看了柳队长一眼，转身走了。
我们沮丧地回到了23中，吃了饭，柳队长和梁副队长去翻印传单，我没有理他们。与岳队员留在宿舍。他们走后，我与岳同学说，现在去找那个中学红卫兵，可是我们谁也不知道女子一中在哪里？决定明早去。我数了数钱，身上还有12元多，反正那个时候吃饭住宿不要钱。第二天一早，我就约岳同学走，他动摇了。吃过早餐，我就自己出发找女子一中去了。
女子一中是昆明的一个模范中学，在市中心的小巷里，找到女子一中，大约下午一点钟了。我一打听，那个中学红卫兵吃过午饭就走了。我很伤心，转身就要赶到火车站去。这时候突然有人叫我：“王！王！”。我转过身一看，呀，刘同学，他的后面站着同学俞、堵、袁、杨，还有好几个女生。他的战斗队，差不多十个人。我们互相问了好，我才知道，他们刚从省委接待站造了反回来，每人借了7元钱。我问什么时候还？“2000年！下个世纪。”同学俞说完，大家都笑了。在1966年，2000年是一个多么遥远的日子呀。我说，2000年，说不定实现共产主义了。刘同学认真地说，还不会，因为我们还有解放全人类。毛主席领导中国人民经过28年解放了世界上1/4劳动人民，现在还有3/4劳动人们没有解放，按这个算，还要84年才能解放完。我一下子感到刘同学的水平很高。俞同学说：他妈的，就怪苏联修正主义，本来世界上只有2/3的劳动人民没有解放，他们一修正，有多出了1/12的劳动人民没有解放。我们就这样说着，笑着，吃了午饭。突然，是突然，我想起要去北京，刘同学说，他们去借钱就是为了去北京，他说我们走，火车站。刘同学像个将军，一挥手，大家簇拥这他上了公共汽车。
我们赶到火车站，到售票窗口一问，到曲靖的火车票一律不换，不仅曲靖，更远的宣威站也不行。我们的北京梦就只有等到明年春暖花开了。但是谁也没有料到，这个“春暖花开”一直没有来。
就这样，我参加了刘同学的战斗队，与他们在昆明串联，去了云南大学、昆明工学院、昆明医学院，还去了圆通公园、西山公园、筇竹寺公园。我们就这样玩着，逛着，不断有同学组成新的战斗队来昆明，我们的队伍越来越大。由于家里穷，新来的同学是徒步走到宜良县火车站的。公路指示牌，我们县城到宜良是83公里，从宜良汽车站到火车站是3公里，他们必须在一个半天内走到，不然就赶不上火车。我就这样随着大家，串联，直到我生了一身的虱子，我开始想家。
我的虱子是刘同学传给我的，因为第一天还没有床位，我和他挤着睡。发现他生虱子，俞同学专门买了个放大镜，一看见刘同学不在，就掀开他的被子，用放大镜发虱子看，直到有一天，他发现了，把我们放大镜抢了，还威胁要打我们。刘同学属牛，已经16岁了，比我们两个大得多，我们两个是最小的战斗队成员。
若干年后，我在美国与一个美国学者讨论起我的串联。我说，从管理学看，1966年9月5日开始的革命大串联，把文化创新物传播到了全国。毛泽东具有胆略不惜损坏自己的经济，损害自己的组织来传播自己的革命，他突破了儒家的中庸，选择了反常、冒风险，反常和冒风险才能突破就约束。这个美国学者却认为毛走的还是儒家模式。孔夫子就周游六国，身体力行。毛叫青年知识分子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就是身体力行。我认为从文化地理学看，9月5日开始的革命大串联，传播到边疆已经是 12月中旬，在边疆刚刚兴起时，北京已经结束了。文化传播存在空间“空心化”。中心已经落后的文化，在边远区可能刚刚兴起。他同意我的观点，他认为美国一些被抛弃的科学思想，在大陆正在变得“如获至宝”。他还专门批评了张艺谋、陈凯歌电影的没有没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