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钧福 谈谈金春明先生的造反派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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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金春明先生的造反派观

杜钧福

我是文革历史研究的业余爱好者，所以只说谈谈，不敢说评。谈谈的依据也是常识，不是专业。现在的许多事情，我觉得不妨在常识层次上先谈。

我之所以选择金春明先生，是因为感觉他的一些看法前后有所不同。这当然反映金先生对真理的追求过程，值得我们学习。特别是金先生在他的《“文化大革命”史稿》中对文化大革命的定性提出了新的说法，也表现了他对真理的不懈追求，是一位有独立见解的严肃学者。

金先生的早期见解，我想举杜蒲先生的《极左思潮的历史考察》（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和席宣、金春明的《“文化大革命”简史》（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前一书虽然不是金先生的著作，但作者杜蒲是金先生指导的研究生，“本书是在博士论文基础上稍加修改和补充后定稿的”，所以如果说不反映金先生的观点，是说不过去的。

《极左思潮的历史考察》一书的特点是将“左倾”思想或思潮划分为两类：左倾理论和极左思潮。二者有何不同，见原书的叙述：

“左倾理论又有与极左思潮相区别的一面，这主要表现在：第一，行为主题不相同。左倾理论是毛泽东和党错误地判断国内外形势后得出的论断体系，其行为主体是认识上产生了偏差的党的最高领导层以接受了这一论断体系的各级党组织和党员。而极左思潮的行为主体除在一定时期内为其裹挾的普通民众外,主要是林彪、江青等所代表的社会落后势力。它所包含的社会阶层成员相当广泛。第二，在内容上，左倾理论主要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继续革命理论’，其内容构成较为单一。极左思潮虽是以极端化的阶级斗争理论为其核心，但它同时还包含了社会其它阶级或阶层的政治要求，融合了社会中许多落后的意识形态，因而其内容构成十分庞杂。第三，二者产生的根源不尽相同。左倾理论主要是由党在认识和判断上的失误和偏差所致，并由于体制和党内生活不正常等原因而未能得到及时的纠正。而极左思潮的产生除左倾理论的影响外，尚有更为广泛和复杂的历史背景、社会心理和文化等方面的因素。因此，寻求克服二者的途径也不尽相同。第四，二者产生的社会后果不同。左倾理论虽然给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了重大损失，但并未从根本上改变我国社会制度的性质，因此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根基’仍然保存着。但是‘文革’的实践同时也说明，极左思潮在被少数政治野心家的操纵下，会改变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甚至导向封建法西斯专政。”

凡是对文革理论感兴趣的读者在阅读完这至关重要的一段后都难免失望。因为这一段根本没说明左倾理论和极左思潮二者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因为我们说一种理论，就是说它的内容，它主张什么，反对什么。这一段没能说明这个，特别是对于极左思潮，只是模模糊糊地说什么“它所包含的社会阶层成员相当广泛”，“其内容构成十分庞杂”，“尚有更为广泛和复杂的历史背景、社会心理和文化等方面的因素”。这一段的核心，还是“行为主体”问题。其中，第一、第三点，以及第二点的一部分，说的都是“主体”不同。读这一段所得的印象，就是看不出左倾理论和极左思潮有什么不同，只不过一个“单一”一个“庞杂”，还有它们的“行为主体”不同而已。各级党组织和党员执行了极端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不会改变社会主义性质，因为他们对老百姓不管怎样“极端”，都是他们在掌权，所以不会改变社会性质。而老百姓跟他们学，也“极端”起来，就有可能损害他们的领导，故此称为“极左思潮”，是很要不得，绝对不能容许的。而“左倾理论”的危害，主要就是它可能引出“极左思潮”这个鬼来。这样的理论看来虽然荒谬，但它反映了社会现实，就是阶级斗争理论实际上是一柄双刃剑，用在“各级党组织和党员”手中挥洒自如，即使大加杀伐，也伤不着自己，所以即使像反右那样的运动，也是肯定的。但是如果“社会其它阶级或阶层”或“社会落后势力”将它拣起，小试牛刀，就难免引起天下大乱，像文化大革命中所见到的。所以在文革以后就将这柄剑深深埋藏，不再提起。

这一段还有一支伏笔，就是所说的“林彪、江青等所代表的社会落后势力”是什么。这书的后面有“极左思潮的社会根源（二）：社会基础”一节。但是也没能说明什么社会基础，而只有“极左思潮造就的利益集团”，将因果关系倒置。在这一段中，作者举了“利益集团”中两类人的例子。一是“为政治野心驱使的人物”，如韩爱晶。另一类是“具有流氓无产者品质的人物”，如唐歧山。所以作者用个人品质来解释文革中的派别分歧。作者在这书中也分析了什么“小生产者”的社会背景，似乎在联系他所说的“落后社会势力”。然而韩爱晶和唐歧山两人，一个是干部子弟、大学生，一个是党员、工人，都和“小生产”挂不上钩。至于作者说的“忠字化”等极左行为，最积极的提倡者是军宣队和工宣队，都应属于最先进的阶级。

席宣、金春明在《“文化大革命”简史》中分析红卫兵运动的走向时说：“一些投机分子、野心分子、阴谋分子则是直接或间接地接受林彪、江青等的指使，乘机兴风作浪，作恶多端。”

“投机分子、野心分子、阴谋分子”是形容造反派的典型语言，用来解释他们造反行动的内在原因，其共同点就是其参加文化大革命有不可告人的个人目的，不像党员、干部和广大革命群众那样目标纯正，完全是为了国家人民的利益。

这正是文革中对造反派评价的延续。造反派经常被评价为“动机不纯”，“图谋私利”，甚至“别有用心”。例如上述书中对韩爱晶、唐歧山的分析。对于韩爱晶，“权力成为他追求的最高目标，而唯有在极左思潮造成的动乱中，他才可能实现膨胀起来的政治野心。”

然而，这三种“分子”均不构成一种特定群体或社会阶层。用这样一些人内心的邪恶来解释文革造反的原因，谁都看到，是十分牵强和拙劣的。

这就是九十年代金春明教授的造反派观。到了新世纪，我发现他的造反派观“与时俱进”了。

他不再骂造反派，甚至说造反派的好话。但是他不再提韩爱晶，而是选择了蒯大富。他说：“他(蒯大富)对毛主席和中央文革小组忠心耿耿，这样的人能说是‘对共产党不满吗’？”（金春明：《“两个文革说”与”文化大革命”的定性研究》，张化、苏采青主编，《回首文革》，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当初蒯大富被审判和判刑时，要是金教授去法庭辩护就好了。

非但如此，金春明教授还进一步认为，大家都没有个人目的，不管什么派的青年学生，他们的目的都是十分纯正的。他说：“多年的阶级教育和阶级斗争的氛围，使那一代青年的思想变得极为单纯和幼稚，他们无论如何也还没有学会盘算着通过参加造反会获得什么地位和权力。”出身不好的学生“无论如何他们也不会奢望能够通过参加造反可以发泄对党的教育政策的愤懑，可以借此获得好的地位和大的权力。”（金春明：《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

金春明的新观点是上述老观点的反说。其共同点是，革命造反不得有个人目的。以此为标准，他画了一个圈子。以前，他把造反派划在圈子以外，现在，可能为了团结大多数，他把造反派也划进圈子里了。

说到这里，我倒是觉得金教授本人有些“单纯和幼稚”。蒯大富这些人他们说什么你就信什么？你真的相信他们冠冕堂皇的宣言能代表他们这帮人从事造反活动的真实动机？这里至少有两个层次的问题。第一，他们的宣言是为了适应当时的政治环境而发的，不一定是他们的真实想法。第二，他们的真实想法只是他们的自觉的动机，在其背后还应有他们的不自觉的动机。这一不自觉动机反映他们所属集团的利益，但他们自己未必能意识到。

但是，革命造反的目的是“获得好的地位和大的权力”，是“发泄对党的教育政策的愤懑”有何不可呢？按照毛泽东的说法，共产党人的任务，不是要群众牺牲自己的利益，而是“要使群众认识自己的利益，并且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金春明教授可能说，这里的利益是指集体利益，而不是个人利益。那么，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中也说，不少青年投奔革命，是出于个人的原因，他们的投奔并不错，不少人就是从个人所受的压迫认识到革命道理的。参加革命为群众，也包括自己改善地位有什么不对呢？即使有人不仅想改善自己的地位，而且想获得“大的权力”，即当官，我看也没有什么可以指责的，不是说“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吗？

在政治运作中，每一人物或团体均代表自己所属集团的现实利益，而没必要，也不可能代表全人类的利益。你说你要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的被压迫者，谁叫你代表他们了？他们需要你的解放吗？

遇罗克揭发、抨击罪恶的出身种性制度，是和他个人的经历分不开的。他学业优秀，却因家庭出身问题两次被拒之于大学门外。他为了像他一样家庭出身不好的青年，当然也包括他自己，表达对这种罪恶制度的“愤懑”，争取平等的社会地位，难道不是天经地义的吗？这难道不就是革命一词的本来意义吗？你的政策错了，受害者连发泄愤懑都不允许，这才是真正的封建法西斯。

“多年的阶级教育和阶级斗争的氛围”能够“使那一代青年的思想变得极为单纯和幼稚”吗？事实证明，多年的政治运动和极端的阶级教育只能培养一批伪君子。（可参看马立诚编《蛇口风波》，中国新闻出版社，1989）最典型的可能是林彪号召学习“老三篇”。很多地方的造反派反的就是这种假道学。每个思维健全的人都对三面红旗有看法，但惮于被打成右派谁也不敢讲真话。每个人为其本身的生存、发展，都不可能不顾合理的个人利益，但没人敢于表达。虚伪的政治说教、政治生活道德化和告密制度使追求个人利益成为“不可告人”的。金春明认为，单纯和幼稚表现为不追求物质利益，而追求个人利益就是追求大的权力。事实上只有先生存才能谈得上发展，没有基本人权哪来的权力？在假话连篇的氛围中，只有不讳言，并明确表达对自身利益追求的人，才是真正的单纯和幼稚。在文化大革命中，工人比学生简单，市民比工人简单。临时工合同工的《全红总》比蒯大富的《井岗山》简单得多。《全红总》为争取自己的切身利益，要求不再解雇临时工合同工，其要求是否可行是另一回事。而北京“三司”今天还在他们的《首都红卫兵》上发表文章支持《全红总》，第二天江青一变脸，就立马派遣人马抄了《全红总》的家。谁更单纯幼稚呢？只有受传统阶级教育影响最少，惯于用常人眼光观察事物的人，才可算作单纯，能得到较比客观的结论，如同《皇帝的新衣》中的小孩一样。按说金教授供职的中央党校的阶级教育氛围最为理想，人们都应该是毫无私心杂念，像圣人一样，但该校在文革期间是什么局面，我想金教授也应略知一二。

但是，无论如何，金教授将造反派“收编”到他的革命队伍中来，应该说是一个进步。但是据我揣测，金教授这样做，目的之一可能是为了反驳“两个文革论”。现在，造反派、保守派、甚至五一六红卫兵团，大家在文革里都是为了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战，虽然说都跟毛主席他老人家一起犯了错误，但肯定目的不是推翻社会主义制度，怎能说是“两个文革”呢？

金教授所阐述的造反派只是对现实社会的某些体制和现象的不满，而不是对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不满。这一看法基本符合事实，特别是将社会主义制度做广义理解的话。但是另一方面，金教授所说的两类不满，其间还存在着相当大的空间，也包括“反抗暴政”，因为暴政显然不属于社会主义范畴，至少不属于我们理解的社会主义，反抗暴政和拥护社会主义不悖。但这一话题涉及“两个文革”，须费更多的话，此处不赘。

金教授为了反驳论敌，将复杂的社会矛盾和冲突简单化，也将复杂的人性简单化。他的主要论点缺乏说服力。而且，我感觉，金教授的理论可能适合有专权癖好的统治者的需要。因为他们极其希望被统治者“单纯幼稚”，符合他们树立的标杆，不主动争取自身利益，等待赐予，也不发泄愤懑，安分守己，更没有什么危险的“投机分子、野心分子、阴谋分子”捣乱，使自己的统治长治久安。至于将造反派描述为恶魔予以讨伐或天使予以安抚，则视当前需要，有很大随意性。

我想向金教授介绍他的同行写的一本书，就是《毛泽东时代的中国（1949-1976）》（郑谦、张化，中央党校出版社，2003）中对造反一事的看法：

“1957年反右派运动后，一系列以阶级斗争扩大化为特征的运动一方面使党内外一批干部、群众蒙受不白之冤，另一方面使党内外民主生活受到破坏，给官僚主义、特权的滋长提供了土壤。‘文化大革命’爆发后，一部分群众出于对官僚主义作风和腐败现象的不满，以为这场运动是解决干群矛盾和反对官僚主义的时机，有利于发挥人民群众对于国家机关和干部队伍的监督作用，也起而响应毛泽东的号召，把他们压抑着的不满诉诸于大字报和各种批判活动，以激烈的语言向所在单位、所在地的领导‘开火’。一部分曾受到错误批判打击的干部、群众则希望通过运动能解决自己所受的不公正处理。还有一些在‘四清’等运动中犯有错误的人，也希望乘乱翻案。这些人也把矛头指向了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混乱局面，使平时被压抑、被控制的各种矛盾集中暴露或激化起来。”

这段话也有些毛病，但基本上符合事实，特别是，他以社会存在的现实矛盾而不是人品的高低解释造反现象，较金春明先生在两个阶段的论述更能令人信服。

如果说对这段话有什么意见的话，就是第一句中“以为”一词尚可斟酌。因为在文革初期，不少中央首长就是这样说的，而且不像是“引蛇出洞”。而且，事实上也在一定程度上起了这样的作用。

其次，该文似乎对四清翻案一事是否定的。这件事比较复杂，须具体分析，不可一概而论。

这段话虽然因避讳没有造反一词，但事实上说明了造反的动机，也大致说明了造反派的产生原因。造反派不是天使也不是恶魔，他们和其他派别一样是普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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