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第一个疯狂的夏夜（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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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公元1966年的夏天。

1966年8月15日的下午（这个日子是我推断出来的，应该没有太大出入）。一个消息飞速地在校园里传播，引起了一阵阵的骚动，也引起了我们莫名的亢奋。有一个问题至今我都没有想明白：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连私人电话都是稀罕物件的时候，很多重要的消息是怎么跨越几百公里，传到我们这些普普通通的中学生这里的？在当时，这是一个极其重大的政治消息，不容忽视——8月16日晚上，北京大学将召开批判陆平、彭佩云大会。为了让年轻的朋友容易理解，我在这里做个简单的说明：做为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是，1966年5月，北京大学哲学系的教师聂元梓等七人，写出了后来被毛泽东称为“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矛头直指校长陆平、校党委书记彭佩云。这是文化大革命的第一枪，北京大学就此成了文化大革命大规模群众运动的发源地。

到北京去！到北大去！去声援北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战友！怎么去？骑自行车去！我们开始在各个教研室乱窜，找老师“借”自行车，面对革命小将的要求老师们那敢不借？到傍晚五点多钟的时候，一支五、六十人的自行车队组成了。说走就走，一支浩浩荡荡的自行车队，从校园鱼贯而出，直奔京津公路而去。

天津距离北京120公里，那时候没有高速公路，只有一条京津公路。我们出发的时候天还大亮，等出城上了公路，天色就渐渐的暗了下来。那时的路面没有现在这样平坦，也没有路灯，除了偶尔路过车辆的灯光，只有满天的星光为我们照亮。盛夏季节，郊外虽然有些许微风，但那天晚上还是很闷热的。我们这些沐浴在革命洪流中的年轻人，心中的革命热情比天气还热。大家说笑着、打闹着，夏夜黑漆漆的公路上流动着一群年轻人的喧闹声。按照正常的速度，骑到北京也就是四五个小时，但是我们的队伍太庞大，又一路打打闹闹，骑到午夜才到河西务，路途才刚刚一半。加上天色渐晚，人也开始疲倦，困意又一阵阵袭来，速度渐渐慢了下来。

突然队伍中间一阵阵骚动，大家都停了下来。原来是四班一个外号叫“臭豆腐”的家伙，自行车的链条断了，这小子骑的还是一辆英国进口“凤头”车呢。这家伙平日里就很惹人讨厌，是属于那种“装傻充愣，一分钱不少挣”的主儿。品质恶劣的他，竟然还是共青团员。“凤头”车是大链子盒，没有工具链条根本无法接上。也不知道是谁从那儿找来的绳子，把“臭豆腐”的车和前面的自行车拴在一起，拉着他继续前进。谁知刚刚过了不一会儿，后面传来“啪嚓”一声，我们大家急忙下车，走近一看，差点没把鼻子气歪了。原来“臭豆腐”在别人拉着他前进的时候，竟然还睡着了！我们继续上路。这时已经是凌晨了，东方露出了鱼肚白。此时是人的状态最低迷的时候，肚子也饿了，大家的话也少了，都默默地一下一下地骑行。

大约早晨五点多钟，我们终于骑到了建国门。那时建国门周围还没有现在这么多的高楼大厦，四周十分空旷。天色尚早，连清洁工人都没有出来。我们放倒了自行车，每个人都四仰八叉地躺在地上，疲惫不堪，恨不得就此睡上一大觉。北京是到了，但从最东头的建国门到西北角的北大，还有相当长的距离呢。“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爬起来，继续前进！我的自行车中轴里面的滚珠全都磨碎了，骑起来咯噔咯噔的。因为长时间攥着车把手，上面的花纹深深地印在手掌上，碰一下就很疼。身上的汗水和着灰土，用手一搓就能搓出一条条小泥棍来。记得大约中午前后，我们终于到了北京大学。北大的大学生十分热情，又给我们打洗脸水，又给我们准备午饭。想想那时的人与人之间，所谓的同志关系确实十分单纯，在同一个革命的目标下，都纯洁的像一张白纸。吃了一点东西，我倒头便睡，醒来时已是下午五点多钟了。到底是年轻，睡了一觉又是意气风发，革命豪情万丈高。记得好像没有正式吃晚饭，胡乱吃了点东西，大家就匆匆上了大客车，雄赳赳、气昂昂地开往北京工人体育场。

若干年后，我曾经多次到过工人体育场，在那里看过许多场足球比赛和亚运会的开幕式及彩排。我也曾经参加过多次全国性综合运动会的开幕式、闭幕式，许许多多的壮观场面激动人心，甚至催人泪下。但是惟有那一夜工人体育场给我留下的震撼，深深地铭刻在我的记忆中，那一夜是独一无二的，永远不会磨灭。拥有七万一千多个座位的工人体育场座无虚席。那时体育场的灯光不像现在这样亮如白昼，从高高的看台望下去，黑压压无数个人头的上空，飘扬着无数面红旗。巨幅的大标语，冲入眼帘的全是“批判”、“打倒”这样的字眼。七万多人同时声嘶力竭的喊着口号，震天动地。因为运动刚刚开始，还没有像后来那样挂牌子、戴高帽，只是让陆平、彭佩云他们站在会场中间。一个个革命小将的发言都充满了火药味，杀气腾腾。批判大会刚刚开始，突然下起了大暴雨，大部分人没带雨具，但狂风暴雨浇不灭人们的革命热情，全场七万多人群情激昂。口号声一浪高过一浪。

批判大会结束了。我们虽然还没有从亢奋的状态回到现实，但高音喇叭广播的通知，却提醒我们还有120公里回家的路程。通知说，天津来的学生可以到北京站免费乘火车回去。可傻乎乎的我们自以为是地认为自行车怎么办？加上雨还没停不敢离开，后来才知道自行车可以托运。我们太累了，准备天亮以后再启程。就是这个错误的决定让我们又度过了一个漫长的夏夜。大概到了十一、二点钟，喧闹的体育场才彻底安静下来。我们剩下的十几个人这时也真正从亢奋中平静下来，从昨夜到今夜实在是太累了。我们各自找了几张报纸，铺在看台上，躺下就睡着了。大约三四点钟的样子，我被冻醒了。虽然是仲夏八月，但体育场的看台足有十几层楼高，那时看台的座位又完全是水泥的，冰冰凉。刚刚下过的暴雨使吹来的晚风凉飕飕的，让人感到仿佛到了深秋，冻得我直打哆嗦。我只好爬起来，在高高的看台上面绕着圈跑。体育场田径场地一圈是四百米，最高的看台一圈足有一千米不止。记得我好像至少跑了三四圈，现在让我跑四百米也跑不下来。即使这样也不行，还是冷。晚饭吃的那点东西这时早已彻底消化，这回才真正体会到了饥寒交迫的感觉。冻得我实在忍受不了了，我跑到看台后面的休息区找空房间，但是除了厕所，几乎所有的门都锁着。最后终于在一个隐蔽的角落，发现了一个可以打开的门。里面放着一堆堆的碗和碟子，还有几张圆桌面，估计是餐厅的库房。我放倒了一张圆桌面，也不管上面有没有油污，躺下就又进入了梦乡。……

一阵阵大声的喧哗吵醒了我，天已大亮。我走出去一看，成千上万的北京学生正在陆陆续续地入场。他们中的大部分人穿着洗的发白的军装，带着军帽，有的人左臂上还戴着红袖章。红袖章上有的印着“红卫兵”三个字，有的什么也没印。凭直觉我感到一定有重大的事情要发生，赶忙掉回头随着队伍再次进入了体育场。那时不像现在，根本没有什么安保，更甭提什么安检了。随着大部队上了看台，我才发现自己竟然在特区看台，与主席台只隔着一道护栏。北京的学生们不断地唱着革命歌曲，那是我第一次听到《红卫兵战歌》。就是那首“拿起笔，做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突然，全场骚动了起来。我向主席台方向望去，发现一群服装整洁气度不凡干部模样的人，陆续从主席台后方走了出来。渐渐地看清楚了，走在最前面的是周总理，随后的是林彪、江青、陶铸、康生、陈伯达等人，后面还有姚文元、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因为那时没有电视，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都是后来从报纸的照片上认得的。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近距离的看到这么多的大干部，心里不免有些激动。记忆中，除了林彪的脸色发黄以外，其他人的脸色都十分白皙。尤其是周总理红光满面，两道浓眉下面，二目炯炯有神，不由人肃然起敬。记得那天好几个人都讲了话，时间太久，内容基本上全忘记了。大意好像都是说的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发动的，希望革命的学生们要积极地投入到革命运动中去。这次大会不太长，也就是一个多小时。最后好像周总理还指挥大家合唱了《大海航行靠舵手》。

在北京的十几个小时就这样过去了。灿烂的阳光下，体育场又一次恢复了宁静。蓝天如洗，绿茵茵的足球场上空荡荡的，昨夜狂热、亢奋的七万多人所掀起的革命狂潮，似乎就从来没有发生过。那疯狂的一夜带给我的躁动难以平抚，但脑海里却茫然若失。我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事情，也不知道将来会带给我们什么。

第二天，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百万红卫兵和革命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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