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圆 (萧碧璜)：铁窗生涯（连载）

tuffy05

三十三，在看守所的反思（十九）

——被捕

我们比邓德礼他们刚好是晚一天到达贵阳。
一路上，我们三人商量着，情况危急了，不管是中央的通缉令还是北京市公安局军事管制委员会的通令，抓捕我们是无疑的了。邓德礼一到下，必然会协同贵阳市公安局抓捕我们，而且知道了我们的行踪。石应宽问我下一步怎么办。
我说：“我决定到红河、大理，既然要抓我，只有豁出去了，我总不可能自投罗网。你呢？你不在通缉名单上。”
石应宽说：“全红总的事儿，少了我的份吗？你们如果被抓，我也一样跑不了，自从看到你那篇文章，我就决定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了，知识分子应该与工农想结合，才能有所作为，亲眼看到你那晚对邓德礼等人的处理，我就决定与你在一起战斗了，我现在决定，和你一起，也去红河，大理。”
我说：“老石，能有你协助，那太好了。去红河大理，你的才能会充分发挥作用。在红河和大理，有我们《全红总》坚强的基础，进可以攻，退可以守……”
石应宽插了一句：“对！进可以攻，退可以守，败还可以溜！”
我说：““毛主席教导说，干革命，除了要有群众基础，还要有根据地。我们是被逼上梁山了。去红河大理，建立根据地。”
我对杨爽秋说：“小秋，你怎么办？他们连你也不放过，我没想到，你的名字也会在通缉名单上。”
杨爽秋坚定地回答我：“老萧，你到哪里，我就跟你到那里。哪怕是坐牢，我也会和你在一起坐！”
哎，这两个人都是共青团员，石应宽早就应该退团了，学校叫他负责发展学生的团组织工作，所以就让他当超龄团员，因为他家庭出身好，是贫农。杨爽秋的家庭出身也很好，当年也才十九岁，是贵阳国营绵纺织厂的纺织女工，爸爸是贵阳市医药公司的老职工。这两个都是正式工，居然会为了争取临时合同工的利益，哪怕被通缉都不怕，现在明知我是危险人物了，随时都会被捕，还要与我这个黑五类的狗崽子在一起。既然这两个战友的态度都这么坚决，愿意与我一起去红河大理，我就对下一步作出安排，我说：“老石，杨爽秋，虽然这火车是直到昆明的，我们也是买的到昆明的票了，我决定还是要在贵阳下车，因为毛胜年和周牧都在通缉名单上，他们已经于二十二号回到贵阳了，肯定不太清楚北京发生的事了，我要营救他们，把他们带走。”
石应宽说：“老萧，中央和北京市公安局的通缉令肯定贵阳市公安局早就知道了，不会是只让邓德礼他们带回去，恐怕他二人已经被捕了，只是我们在这里，联系不上分部，无法知道情况。”
我说：“没有，他们肯定没有被捕。是的，贵阳市公安局肯定早就知道中央的通缉令了，但这通缉名单上是四个人，公安局已经知道我和杨爽秋不在贵阳，现在在哪里他们不知道，如果抓了毛胜年，周牧，就会打草惊蛇，我知道后就会跑了，他们再追捕我就会费很多功夫。所以，公安局是在等着我回到贵阳，先抓捕我，抓捕他二人是手到擒来的事。”
石应宽说：“既然如此，明知公安局在贵阳等着你，你还要在贵阳下车，那不是自投罗网吗？而且，邓德礼他们提前一天到了贵阳，昨天不见我们上车，马上就会向公安局报告，你就在这列火车上，公安局那不是马上抓捕毛胜年，周牧，张开网在那儿等你吗？”
我说：“不，邓德礼到贵阳马上向公安局汇报，这是肯定的，但是，公安局也肯定不会去抓捕毛胜年周牧，我只要一天不露面，他们暂时会安全。但我不能不营救他们，我不能只顾自己跑了，不管别人的死活。况且他们都是总部的负责人了，在北京总部的人全部被捕，只有他二人是提前回贵阳了，他们都是我的朋友了，我不能置朋友的安危于不顾。我一定要营救他们。”
我停了一会，继续说：“老石，你已经离开家里几个月了，不知老婆孩子怎样了，回去看看她们，把他们的生活安排好，看看你这几个月的工资老婆给你领了没有，没有的话，叫老婆给你领工资，安顿好她们的生活，然后赶快到昆明来，我在昆明等你。你到昆明后，找金翠莲，黄茂林，李春林他们联系，如果他们都被捕了，去云南省武术家协会，找老张他们。武术家协会里有不少云南省公安厅的人，他们都是过去就一直支持我们的人，有什么事，会给我们通风报信，那里面反而安全，云南省公安部门绝对不会想到我们会去那里。但是，你不能在贵阳下车，要离开贵阳，到安顺下车，从安顺坐客车去大方县，这样就安全。贵阳火车站肯定已经布置了公安人员在等着我们的。”（安顺是一个市，在贵阳以西118公里，就是贵州黄果树大瀑布的所在地，大方县离贵阳三百多公里，不通火车，从贵阳或安顺市都有客车去那里，大方县是石应宽的家乡，也是他工作的所在地。）
石应宽说：“嗯，我可以到安顺下车，不过，既然公安局已经在火车站布置了人，你和杨爽秋在贵阳下车，那不是很危险吗？”
我说：“我当然不会在贵阳站下车，我与杨爽秋提前一站下车，步行回贵阳，公安局在火车站等不着我的。记住了，你在贵阳别下车，火车上非常拥挤，他们不会上车来找人的，况且公安局的人并不认识你，你也不在通缉名单上，你暂时安全。”
石应宽把他的车票给我，说：“老萧，你带上他们就是四个人了，只有两张到昆明的车票，把我这张也拿去，我们买的都是到昆明的通票。那里有个人也是买了到昆明的票，听说到贵阳下车，我去给他搞过来给你，反正出站都不检查票的。”
我就这样安排好了下车的步骤。三月三日傍晚，火车到了贵阳二戈寨，即贵阳南站，下一站就是贵阳站了，离贵阳还有二十几公里，这是一个客车货车都必停之站，我和杨爽秋向石应宽告别，叮嘱他在贵阳别下车，回去安顿好妻子，早日到昆明汇合，我们就下车了。
我和杨爽秋，这两个当年都才十九岁的年青人，明知中央已经通缉我们了，公安局已经在贵阳张开了大网，我们迈着步伐，沿着铁轨，又走过山间小路，一步步向着罗网里走去。
我对杨爽秋说：“我们先别进贵阳市区，到甘荫塘工矿区贵州水泥厂，那里有我们《全红总》贵州分部的一个纵队部，老谢是贵州水泥厂的，是那个纵队的纵队长，他是这工矿区的团委书记，先找到他，摸清贵阳的情况。”
晚上11点钟左右，我们到了贵州水泥厂，进了《全红总》贵州分部甘荫塘工矿区纵队的纵队部，纵队部里还有一个人值班，也姓谢。都是认识的，他一见到我，高兴地叫道：“老萧，你们可回来了，大家都想念你呀！”
我问他：“小谢，老谢呢？”
他说：“刚从分部回来，在纵队部坐了一会儿，见没什么事，就回家去了。”
“立刻带我去他家。”
谢朝锡的家就住在贵州水泥厂的干部宿舍，老谢及他的妻子都没睡，两个孩子睡了。我把了解的情况告诉他，并说邓德礼带了可能是中央的或者是北京市公安局的通缉令，要抓捕我们四人，并问他：“分部怎么样？毛胜年，周牧怎么样？”
他说：“分部没事，一切都正常。自从收到你从上海发来的电报后，遵照你的指示，贵州分部已经改名为‘贵州省红色无产者大联合造反兵团’。而且我们都知道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二月十七日撤销全红总的通告，你不来电报，我们也会按照我们从昆明回贵阳时商量的办。北京抓捕了总部负责人的事，我们都知道了。毛胜年，周牧从总部回来后，也常到分部来，今天下午他们二人还吃着甘蔗，跑到公安局去，听说你们要抓捕《全红总》总部的人，我们就是《全红总》总部的毛胜年，周牧，你们来抓吧。这两个家伙，真是吃了豹子胆了，无所畏惧。公安局军管会告诉他们，没这回事，你们回去吧。”
我说：“没有抓他们，是因为我和杨爽秋未到，怕抓了他们，打草惊蛇，我和杨爽秋跑了。他们也太大意了，怎么能自己跑去公安局呢？现在，只要我和杨爽秋一露面，他们就危险了。”
我把看到邓德礼拿着的那份四个人的通缉名单的事告诉了谢朝锡，他说：“这几天，我和老潘，老邬，老曹，李炳华他们都商量过这事。大家最担心的就是你，因为你是头，家庭出身又不好，你又是总部任命的西南区的负责人了。总部的负责人被抓，贵州最可能被抓的就是你。所以大家说，要能与你联系上就好了，分部商量的意见是叫你带上杨爽秋到云南去避一阵，躲过这风头再回来。只要你与杨爽秋平安，大家就放心了。分部有我们，不用担心，我们才不怕呢。我是国家干部，这一个工矿区的团委书记，老潘，老邬，老曹都是老工人，共产党员，李炳华的老官是解放军团长，我就不相信，邓德礼和公安局敢把我们怎么样？中央叫撤销《全红总》，我们不是已经撤销了吗？都改成了贵州省红色无产者大联合造反兵团，还要怎样？”
我说：“老谢，目前我知道的情况是，中央要抓捕我们贵州《全红总》的是四个人，除我与杨爽秋外，还有毛胜，周牧，我想今天晚上把他们两个都带走，否则他们被抓了，我心里也不安，明知同志有危险都不救他们的话，我也太对不起朋友了。”
老谢说：“好吧，你和小秋在火车上肯定饿了几天几夜了，我赶快叫你嫂子煮碗面条给你们吃，我带你们进城。”
那时的火车上非常拥挤，能有什么供应的？我与杨爽秋都一天多没吃上什么东西了，下车后又走了这么远的山路，真的很饿了，只顾得着与老谢交换情况，都没有叫他老婆搞东西来吃。
一会儿，他老婆煮好了面条，我与杨爽秋真的是狼吞虎咽地吃完了面条，连一滴汤都全部喝光。老谢带着我们进城了。
贵州水泥厂离贵阳市中心约七八公里，我们走了差不多一个小时。
此时的《全红总》贵州分部自从改名后，已经由原来在正新街的贵阳市文史馆迁到了贵阳市富水路小学里。经过小十字杨爽秋的家门口，我叫她进去看看她的父亲，她父亲与她妈妈早就离婚了，一个人把两个女儿带大。我说，今天晚上我们叫上毛胜年，周牧，马上就得离开贵阳，不知什么时候才能见到你爸爸了。你应该进去看看他，也给他告别。她进去才一会儿，带着她妹妹杨红玉，一个只有十四岁的小女孩出来了，她说：“我爸爸睡着了，没叫醒他。也不想叫醒他了，免得耽误时间，说了反而让他担忧。”
谢朝锡说：“最近情况特殊，分部都安排人通宵值班的。你不在，分部的负责人都回家很晚，李炳华听说中央抓《全红总》的人了，天天都在念着你，她说她一生就你这个弟弟，她对你的感情太深了，总怕你已经被抓了，甚至有时还哭。天天晚上都在分部守到很夜才回家。到分部去看看，恐怕她还守在分部里等你。”
到了分部，杨爽秋却叫我离远一点，她对她妹妹说：“小红，你进去看，看看炳华姐在不在，或者，毛胜年，周牧这些人在不在，如果在的话，悄悄把她们叫出来。”她妹妹曾经见过她们三人的。她对我说：“老萧，你目前不能到分部去露面，我叫小红去看看，我刚才带小红出来就想着这事。”
杨红玉进去了一会，出来说：“没在，她们都回家了，只有两个值班的，我不认识。”
我说：“先到周牧家去，我去过他家的。”
周牧家就在贵阳市和平路虎门巷，一个院落里的二楼，院落里还住着几户人家，约十多分钟我们就到了。我周围看了一下没有什么动静， 而且已经是深夜一点过钟了，我想，应该没事吧？侥幸的心理，迫切想见到我要营救的同志的心情，使我丧失了警惕。智者千虑，都有一失，况且我非智者，毕竟当年才十九岁，我虽然处处谨慎，用心分析，但这一次，终究没逃出贵州省公安厅早已给我布下的天罗地网。
我带着谢朝锡，杨爽秋，杨红玉三人进入周牧家，周牧一开门见到我，立刻紧紧在把我抱住，然后又推开，狠狠地打了我几拳，说：“萧碧璜，你总算回来了。你知不知道，我们等你，等得多么心急。”
我们紧紧地拥抱了一会，我推开他说：“周牧，赶快走，我们马上就有被捕的危险。邓德礼已经带了北京市公安局的通缉令来抓捕我们了。他们除了通缉令，手里还有一份首都红卫兵对我们《全红总》讨伐的传单，说我们《全红总》有八大罪状。”
他问：“说我们有哪八大罪状？”
我很快把那份传单背诵了一遍给他听。是的，我不否认，我年青时，记忆力之强是惊人的，对自己留意的，喜爱的文章，古文，诗词，是过目不忘。中学时老师要求背诵的战国策，左传，吕氏春秋里的一些古文直到今天我都还能一字不差地背诵出来，何况那仅仅是一篇简单的字数不多的传单。在武汉火车站上很快看了一眼，我就全部背下了。
当他听到其中一条罪状“私自召开五大洲记者座谈会，泄露国家机密，里通外国”时，他也骂了起来：“放他娘的屁！什么私自召开？我们召开的是五大洲革命左派座谈会，而且事先通知了中央文革和国务院，中央文革还派了特派员钱惠征来参加，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还派了记者来摄像、录音。什么泄露国家机密？里通外国？我们《全红总》只不过是告诉了全世界，在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里，确实存在着大量的失业人口，而且有一个极不合理的临时合同工制度，生活着一批为数几千万的受欺压，受歧视，同工不同酬，没有任何社会保障和福利的临时工、合同工。这就叫泄露国家机密？真的是莫须有！”
他并拿出了李敦白与全红总的合影照出来给我看，并指给我说，谁是李敦白。我无心细看，只是问他：“周恩来去参加《全红总》的大会，在途中遇刺一事你知道吗？”
他说：“知道，但决不是《全红总》干的，是别人想栽赃陷害《全红总》。”
“炮打周恩来的大字报呢？落款是《全红总》？”
“也不是我们《全红总》写的，是一场阴谋。”
我说：“行了，不管栽赃陷害也好，阴谋也好，反正现在抓捕我们是肯定的了。马上跟我离开贵阳，到云南去。云南有我们《全红总》坚实的基础，红河分团和大理分团已经控制了整个红河和大理，我们马上到红河和大理去，车票都准备好了，立刻去叫上毛胜年就走，迟一分钟，我们都有可能被捕。”
他说：“不会这么快吧？今天下午我和毛胜年还去了公安局军管会……”
我打断了他的话：“别说了，我都知道了。没抓你们，是因为我和杨爽秋还没有回来……”
谢朝锡也插话说：“周牧，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我认为老萧分析得对，你们四个必须马上离开贵阳，到云南去避一避。分部有我们在，他们不敢把我们怎么样？”
“好吧！但我总不能让萧碧璜和杨爽秋从我家里空着肚子出去。他们肯定也是饿极了。”周牧转身喊道：“妈，快给萧碧璜杨爽秋煮碗面条。”他的母亲应声答道：“不用你说了，我已经煮好了。”
老人家很快就端上了热腾腾的面条。虽说我们在谢朝锡家才吃过，但也能吃得下，因为我们毕竟饿了快两天了，我们真的是太饥饿了，再加上是周牧母亲的盛情，我对杨爽秋说：“那就快点吃吧，吃完就走。”一口面条刚进嘴，冲进了全付武装的公安人员，为首的一个穿便服，他指着我和杨爽秋说：“你就是萧碧璜吧，对不对？火车站没等到你，我们知道你一定会到这里来。你应该就是杨爽秋了。”并转身对周牧说：“你是周牧，白天你到公安局来过，我们已经见过面了。现在请你们跟我们到公安厅去一趟。”
此刻正是1967年3月4日凌晨一点过钟，我和杨爽秋在周牧家被捕。
门口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开来了两辆小车，我、杨爽秋，周牧，谢朝锡，杨红玉五人分乘两辆小车，被送到了贵州省公安厅，在一间办公室里过了一夜。这不是看守所，也不是临时拘禁犯人的地方，是办公室，门窗都可能随便就能打开，我们都没有戴手铐，我想过逃跑。但一看窗外有不少当兵的背着枪在不停地来回走动，而且公安厅外面更有围墙。逃跑不可能成功，于是我放弃了逃跑的打算。
天刚亮，谢朝锡和杨爽秋的妹妹都被放回家去了，一部小车送来了毛胜年，他刚一踏进这办公室，看见我，紧紧地又把我抱住了，他大声说：“老萧，想不到，北京一别，我们再见面会在公安厅了。”
我笑着说：“只要还能见面就是好事，怕的是连面都见不着了。”
我问他：“怎么？邓德礼也在另一辆小车上？”我刚才从窗口看出去，也看到了邓德礼从另一辆小车上下来，和公安人员去了另一个地方。
他笑了：“就是邓德礼带着他们去我家抓我的呀！还是好朋友呢，我与他还一起当过临时工，介绍他进《全红总》时，他当时连工作都没有，给他安个宣传部长，还指望他为临时工的事出点力。谁知他却出卖了我们《全红总》。”
我也笑了：“都是你干的好事。”
他说：“老萧，你又不早点来参加《全红总》，我同周牧，杨同春去你家找你几次，都说你被送到农场里去了。等我把人事全部安排定了，你才来。还不是怪你。”
这个毛胜年就是《全红总》贵阳分部的创办者，就是他一个人跑到贵州省委大楼里去找到贵州省委副书记张一樵，要张一樵签字批准《全红总》贵阳分部成立，批准把贵阳市劳动人民文化宫作为《全红总》贵阳分部的办公地点，批准活动经费1500元，实报实销，这1500元永远也用不完了。后来是我觉得1500元有时周转不灵，我跑到省委去找到主持省委工作的张健民，叫他批准增加流动经费到2500元，批准《全红总》贵州分部脱产人员13名，由省委发工资。我又找到省政法办公室的主任吴实（吴实不久任贵州公安厅厅长，贵州省副省长），叫他批准把贵阳市文史馆拨给我们作办公地点，吴实和张健民都经不住我的死缠烂打，都签字批准了。
贵阳分部成立后，毛胜年就与周牧到了北京总部，任总部的组织部长。一直到总部撤销才回贵阳。
我们这四个被中央通缉的人，毛胜年当年才22岁，我和杨爽秋19岁（我与杨爽秋是同年同月生，她比我大几天），周牧18岁。我和杨爽秋高中毕业，毛胜年只读到高二，周牧只是初中毕业。杨爽秋是贵阳市国营绵纺厂纺织女工，我是贵阳市建筑公司泥水工，毛胜年曾经当过筑路临时工，周牧曾当过修飞机场的挖土临时工，当时他俩都无工作。就是这样的四个青年成了中央的通缉要犯。
清晨七点过钟，我，杨爽秋，毛胜年，周牧四人被送到了贵阳市公安局看守所，宣布对我们拘留了。从此，开始了我漫长的22个月的看守所生涯和5年另两个月的劳改队生涯。
我被关进了看守所的当天下午，邓德礼就带着公安人员到我组织的分部和各个纵队部，大队部去抓捕我组织的各级负责人了。第二天，全市贴出了布告，要求我组织的中队长，小队长必须到公安部门去登记自首。

(未完待续)

郑天赐周牧方圆

萧碧璜张冠李戴，冒充方圆，真假参半，沽名钓誉，十分可耻！

郑天赐周牧方圆

1、萧碧璜（l李伯特）在发表这篇《铁窗生涯》的文章时，仍然用“方圆（萧碧璜）”的名字，也就是说，他仍然坚持冒充周牧（郑天赐）的笔名“方圆”。对萧碧璜的这种病态心理和荒唐行为，真正的“方圆”也就是笔者，感到非常可怜，可怜他老人家的心智不清已经到达分不清自己是谁的地步，真是可怜。

2、这篇文章萧碧璜对“全红总”的叙述已经接近事实，并且写明“周牧”不是他自己，是周牧被判刑20年，不是他萧碧璜被判刑20年，有所进步，这一点值得肯定。但对周牧（郑天赐）仍然极其嫉妒。在这种嫉妒的烈焰炙烤下，他竟然恶意诽谤周牧（郑天赐）的父亲郑仲坚：

”周牧的父亲则是国民党的国防部少将部员，昆明解放时参与了卢汉在云南的起义，属于起义投诚的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解放初期也当过共产党的官，但是在1955年镇压反革命时查出他早年在国民党围攻井冈山时期曾加入过共产党，在何应钦部下任参谋，也给共产党提供过一些国民党围剿井冈山的军事情报，但后来叛党，并出卖过共产党的地下党的负责人，一直升到国民党的国防部少将部员。所以1955年又被共产党判处无期徒刑，关押在贵州省第一监狱。”

萧碧璜可能不知道，在2016年10月22日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纪念日，在新华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国防部官网、《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各大媒体上，都发表了一篇重要文章《我党烈士冷少农同志：为国家为人民尽应尽之能力》，在这篇文章中，肯定了冷少农烈士与我的父亲郑仲坚的历史功绩：

“１９３０年１０月至１９３１年秋，蒋介石调集重兵，重点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和红一方面军进行了第一、二、三次军事“围剿”。根据反“围剿”斗争的需要，冷少农想方设法获取国民党军“围剿”红军的情报。这时，在南京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身边任侍从参谋、作战科长的郑仲坚，一直随指挥“围剿”的何应钦前往武汉、南昌行营及临川前线指挥部等处，郑仲坚数次直接参与拟制国民党军“围剿”红军的计划。他按冷少农的布置，将“围剿”计划秘抄后交给冷少农，再由冷少农按秘密通讯方式报送上海，最后送达中共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处。冷少农等中共隐蔽战线上的无名英雄为中央革命根据地赢得三次反“围剿”斗争胜利作出了突出贡献。”

1955年我父亲含冤入狱，被判了15年徒刑，而非“无期徒刑”，即使在这份冤枉我父亲的判决书中，也没有萧碧璜编造的“叛党，并出卖过共产党的地下党的负责人”的罪名。对萧碧璜诽谤我父亲的劣行，我将对他提起诉讼，让法律来惩罚这个血口喷人的恶棍。

敬请《文革与当代史研究网》编辑，查阅《维基百科》“方圆”条目，搞清楚方圆是谁，不要让萧碧璜在贵网上继续制造混乱。

郑天赐周牧方圆

tuffy05您好，

阁下张贴的《铁窗生涯》一文，使用了“方圆（萧碧璜）”的名字，请问这个名字是《铁窗生涯》的作者本人使用的，还是阁下给他加上去的？

敬请《文革与当代史研究网》编辑和管理员，查阅《维基百科》“方圆”条目和其它有关资料，搞清楚方圆是谁，不要让萧碧璜在贵网上继续制造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