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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第三部分（下），不知哪位朋友可以找到？
1966年的回忆（一） 八.一八前后
在那遥远的1966年,我就读于中南矿冶学院,时年二十一岁。
那一年的五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发出了通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此神州大地卷起了狂潮。中共中央在全国从上到下，派出了工作组，这是惯例。但这一次，却不是毛泽东主席所想要看的。他来到上海，让张春桥姚文元组织发表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但没得到他所期待的响应，仅被当做纯学术讨论看待。这使他非常不满！夏初他回到北京，于八月一日至十二日召开了八届十一中全会。并于八月五日发表了他著名的《我的一张大字报》，矛头直指他多年的战友，时任国家主席的刘少奇及邓小平。会议的公报中虽没提及，但会后领导人出现时。林彪紧随毛之后取代了刘的位置。从此，中共八大所确定的：毛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序列被打破,并从此不再被提起。
八月十八日,毛主席首次在天安门广场大规模地接见了红卫兵。其中北师大附中的宋彬彬和长沙市一中的谢若冰等1500人，作为代表上了天安门城楼。毛泽东对宋说：“要武啊！”宋为毛带上了红卫兵袖章，称他为“红司令”。会上宋谢二人均作为红卫兵代表发了言。会后，宋改名为：宋要武。此次毛主席共接见了100万红卫兵。
谢若冰时为长沙市一中高三学生,出生于干部家庭，运动之初她也是基本依靠对象。时隔不久就与住校工作组分手，开始造反而受到迫害。八月初她和同伴李筑银等人，逃出了长沙到了浏阳，再连夜经山间小路，步行至江西上栗县。.在越过省界，并确信后无追兵时，她们大大的松了口气！
当她们辗转经上海到北京的那天，正是八月十八日凌晨。当她们得知毛主席要接见红卫兵后，赶到天安们前，对警卫战士诉说想见毛主席的愿望。在一次又一次的盘问后，她们一行被带到了城楼上。谢因其出身于干部家庭，站到了城楼前排，受到毛主席的接见。当时除了不停的呼喊“毛主席万岁!”之外，她因激动没能说其它别的话。但还记得取出随身带的一个小日记本，请毛主席为其签下了“毛泽东”三个字！
谢与同伴们在北京呆了几天，到首都各高等院校，中学去学习，观摩，串联后，于八月下旬返回了长沙，并开始到长沙市内各校传经送宝。
但此时的长沙不再是平静如水，也已经掀起了狂风暴雨！
1966年的回忆(二) 八九月的长沙 (上)
八月的长沙城,此时不再是平静的,早已是风起云涌!各个红卫兵组织都在筹建中.
"红卫兵"这一名称最早于当年五月下旬,出现在清华附中的一张大字报上.六月二日,清华附中内贴出了以高中生卜大华为首,有百余人签名的大字报,其上总的署名为"红卫兵",接着他们发表了名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后又写了《再论》及《三论》.并于七月二十八日交给江青,请其转交毛主席.大家始未料及的是毛主席七月三十日回了信,并作为八届十一中全会的第二个文件发给与会者:《毛主席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一封信》.在此信中,毛主席有三处提到"热烈支持"红卫兵小将们的"革命行动"!此信息对红卫兵运动的发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一时间,红卫兵组织遍及全国的学校."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行动"如火如荼的燃遍全国的各个角落.长沙也不例外!
当年七八月之交的长沙,各校都在蕴酿着成立红卫兵,寻找打倒"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的突破口.但大多是自发的限于"破四旧,立四新"等方面,总的说来震动不大.
但在"八.一九"那天,尤如一快巨石投入平静的大海,暴风雨终于来了!起因很简单:八月五日长沙市第十二中的学生:胡宜民(外号胡猛子) 陈振国(外号神甫) 范均兰 陈国斌 张春利五人,在五一路边的中共长沙市委门前贴出了大字报,反对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的“三相信”（相信湖南省委、相信长沙市委、相信省市委派出的工作组）。这是第一把火！而八月十九日那天，湖南大学数百学生游行庆祝毛主席“八.一八”接见红卫兵.来到中共长沙市委门前,却发现长沙市委大楼墙上,挂的毛主席画相正中从上到下,有一条明显因画布拼接形成的痕印.当即对市委抗议,市委领导调集了数百老工人,老头老太戴上"赤卫队"及"红保军"袖标,进行劝阻.争执中发生了最初的武斗:推拉拽扯.于是学生们来到省委门前,要求省委出面解决.但湖南省委却视学生如洪水猛兽!同样紧急调集了"赤卫队"和"红保军",在省委正(南)门和西门各布置了三道人墙.想以老人对"小娃娃",用工人对学生.但不知是什么原因,红卫兵小将们并没有来到省委.不久,长沙市中学界以十二中学生为主,于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九日成立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长沙造反有理军"! 那段时间由于局势变幻莫测,中南矿冶学院学生会派出人员,常驻市区收集动态.八一九当天.我就住在省委南门外的接待处内.进出都必须出示住宿证,才能通过"赤卫队"的封锁线!
至此,长沙市开始了"造反派"(红卫兵)与"保皇派"(赤卫队)的第一次分化!
这种诞生在"革命造反"中,也是红卫兵成立的一种形式.
此外,也有自发串联而成的.
当时,在中南矿冶学院内就有:"想当红卫兵者,请去*舍**房联系"的字条贴在树上和墙上.我跟着这字条,加入了我的第一个红卫兵组织的.严格的说是参加了组建!在学校里串联了一些人,并与校外人员联系后,我们到第一师范开了个成立大会.到会的除长沙部分学校的外,还有衡阳,益阳等省内部分城市三十余人.会上成立了"毛主席的红卫兵湖南总司令部".来不及写成立宣言,议定以清华附中红卫兵的《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暂代.
会议之后,这一组织至少是在长沙并没多大影响.因大部份与会人员都去北京串联了,没有在建立,完善和巩固组织上作努力.但我们赶上了毛主席九月十五日第三次接见红卫兵.在赴京的火车上,我们一路播送着《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同时,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也是赴京串联的一位湖南大学教师问我,"湖南总司令部,那我们以后也要归你们管了?"我的回答是:"那当然!"想到刘少奇也说过:"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这也反映出当时从上到下,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红卫兵等新出现的东西是不理解的.
我从北京返回后,就回到了学校.但我这次自主的赴京串联,也深深地影响了我在其后文革中的经历!
当时的中国,已开始出现了混乱!全国各地都设立了"红卫兵接待站",负责解决来本地串联红卫兵的食宿行,到冬季还加上"衣".作为"毛主席的客人"(周恩来语)只要有一点,能证明你是红卫兵,就可得到（除飞机外)全免的衣食住行.这证明可以是袖标,红旗,红卫兵证,介绍信!那时全国各校都早已"停课闹革命"了!
还有就是原有学生会组织转换的.如在矿冶学院,红卫兵的领导人詹先礼,王占宗,佘定成等,原来就是学生会领导人.据运动后期获知的资料,他们因根正苗红,一入学就是作候补县级领导培养的.这是刘少奇为改变基层领导人素质安排的.
他们作为学生会领导人,领导起新的红卫兵组织自然是轻车熟驾!当然"红卫兵"与"学生会"也有些差异,要印发红卫兵证,刻章,制袖标.我负责印证及准备成立大会文艺节目.证是在北正街南口长沙县印刷厂印制.文艺节目请来了中南矿冶学院旁,湖南省戏曲艺术学校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来成立大会演出.这台演出没花一分钱，因我表妹是戏校学生、宣传队成员。演出是我通过她找队领导联系的。
但我自己参加本校红卫兵一直没通过！就因我极少在班级内参加活动,还目无组织,未经领导同意,私自去北京串联!因此,我一直不是"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长沙市高等院校司令部"（简称“红高司”）的红卫兵!
我在校接受的另一个任务,是接待.具体的就是负责接待谢若冰等人.她们从北京回长后,在领导看来,仍是一伙离经背道的乌合之众!在河东仍无立足之地!但在学生中却大受欢迎!各校红卫兵(不论是否正式成立)都请她们去串联、传经.矿冶学院也不例外,请了她们来校,并提供食宿.她们到校后,给安排住在较偏僻的学生九舍.詹先礼等人让我负责接待.
随着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九月二十四日,"抓黑鬼"讲话的出笼,上面压力的加大,詹等人有些反悔了,让我劝谢等人离开矿冶学院!我指责他们出尔反尔,在战友困难时落井下石!争吵之后,我随谢若冰等人离开了矿冶学院,来到河东。从此时起我就脱离了学校。
1966年的回忆(二) 八九月的长沙 (下)
仿佛在一夜之间,长沙变成了红色的海洋:红旗、红袖标、红标语！甚至建筑物临街墙上，也漆成了红色！里面还夹杂着草绿色的军装、军帽、军用挎包！这里面有的是真的军用品，有的只是仿制品。但加上刚出现的毛主席相章，却是当时最时尚的服装！年青人都以能拥有一套这样的时装而自豪.于是,有人为此搞起了最初级的飞车抢夺:车只是自行车而已;抢夺的目标仅是人头上的军帽!
那时的街头上整日充满了人群:有贴大字报的、看大字报的、辩论的、游行的、看热闹的、外地来串联的。在那个年代里，上街游行是常事！不论是单位“取得文化革命的重大胜利（揪出一个走资派）”，还是毛主席最新语录的发表（林彪说：“那是一句顶一万句的最高指示！”）、中央四领导机关（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联合署名文件的颁布、以及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及红旗杂志）社论的发表，都会引发一轮新的游行高潮！也不区分白昼和黑夜。因为宣传毛泽东思想及毛主席革命路线，是件头等大事，决不能因过夜而耽误！同时，看那队伍里的文艺节目及陪游的牛鬼蛇神，也成了一种新的娱乐！因此，人们都习惯于参加或看游行了。如果那一天，街上没有了游行队伍 ，人们反倒会坐立不安，无所事事！
从那时起，长沙街头出现了两个老人：一个在公交车站义务执勤，维执秩序.他还自己出钱做了长凳让候车的人坐。此老至今尚在执勤；（现据《潇湘晨报》二00七年八月十八日报道：此老姓名：吴伯鸿。家住天心阁脚下。现年九十九岁，尚健在！）；另一个则热衷于宣传毛泽东思想。不论新发表的最高指示或文章有多长（那怕是几万字），第二天你一定会在街上见到他！一手举着标语牌（字少时是手写的，字多时就贴上报纸），一手拿着土喇叭，向人们背诵新发表的文章。有人核对过，竟然一字不差！而在那个年代，一字之差极可能就是生死的分界线！这一份用心，真令人叹止！听说他是长沙汽车电器制造厂的退休工人。不见他已有好几年了。不知现在是否还健在？
同时，各种群众组织也尤如雨后春笋一般，纷纷涌现出来！其中最早成立的是“红色政权保卫军长沙总部”。自己简称“红保军”，一般人称“长保军”。该组织成立于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七日。自其成立之日起，就带有明显的官方色彩：负责人李政（湖南省军区李副司令员之子）、王虹霞（中共湖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王延春之女，市一中学生）。该组织在“八.一九”一亮相，就投入到“保卫省市委”的战斗中。直到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六日，红旗杂志的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中，明确指出“红保军是打着红旗反红旗”！六天之后，周总理在接见红卫兵代表时，代表中央正式宣布这一结论！自此“红保军”才正式解散。
当时的中学界则是战国时代，群雄竟起。三人一个战斗队，十人一个司令部，杂乱纷呈。但主要还是以胡宜民等人为首的，成立于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九日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长沙造反有理军”这个组织以“打倒三相信”立军，迅速在各中学壮大发展起来。后来由于内部观点的分歧，胡宜民等又于六七年四月二十八日，率大部分成员重组为“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长沙八.一九造反有理军”。这已是以后的事了。
此外，以谢若冰为首的“湖南井冈山红卫兵”，也在稍后出现在长沙了！
1966年的回忆(三)湖南井冈山红卫兵 上
我们离开了中南矿冶学院,一行八人来到了河东.鉴于寄人篱下的日子很不好过,谢若冰决定自己成立红卫兵.当时正是社会上流传着毛主席诗词《重上井冈山》,所以就取名"湖南井冈山红卫兵".后来在与"红高司"决裂后,被称为"谢氏井冈山".我仍然是搞后勤.在刻好红卫兵公章后,我找到了中共湖南省委红卫兵接待站.报称新成立的"湖南井冈山红卫兵"有三百成员,领取了六百元经费.拿到钱之后,买了印传单用的纸,蜡纸,钢板,铁笔, 油印机后,我还到寄卖店,买了一架德国造的折迭式旧照相机.使用120胶卷.当然也买了胶卷,冲印药.还有几辆旧自行车.
从此"井冈山红卫兵"出现在长沙文化革命中.
由于来不及印制有字的袖标,我们只是在红布 袖标上盖个章,就上街发放《成立宣言》了.因而也被人指为"假红卫兵.连个袖标都没有!"
因为以前从没使用过照相机,更谈不上冲洗过胶卷,因此一切都要从头学起.第一次冲胶卷真是手忙脚乱,半途中开红灯查看,开成了白灯,结果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照的胶卷,全成了黑糊糊的.战友们也因此给我贴了张大字报,批评我"不懂装懂,浪费国家钱财!"但几经摸索,我终于学会了照一般的相.同时在经过多次的跌倒和爬起后,我也学会了骑自行车.
此外,在文革中印刷业(尢其是油印)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平时一张蜡纸只能印两、三百份小报。而且是单色的。但在文革中，一张蜡纸可印五千多份小报，而且可套两色、三色。我最多见过四色的！而这一切都是手工完成的:刻写蜡纸、油印、套色。我试过一次，刻写蜡纸时，轻重力度是蜡纸寿命的关键。但是我刻写的蜡纸，油印时从没超过两千份。而我自己手却酸痛了好几天。在"湖南井冈山红卫兵"里,油印这事，是由冯美瑛、冯美琳两姐妹负责的，同时还有一个女生叫顾乐兮。她们都是市一中的高中学生.
在文革中再一个得到很大发展的就是幻灯,这主要是在解放军中改进很大，不只是多色，还带有简单动画！
至于说到除“革命路线”外的两条“线":男生的无线电收音机及女生的毛线活.那是在文革后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湖南井冈山红卫兵"成立以后,陆续有各校的红卫兵组织前来加入.但都是一些小的战斗队,还有的是个人.我的记忆里,长沙市一中有几十人外,长沙市九中也有几十人,负责人是李昆明(女).此外七中、八中、十一中及其它几个学校里,也有"湖南井冈山红卫兵"分部或战斗队!因联系不多,也没分管组织,我并不熟悉具体情况.但我知道:"湖男井冈山红卫兵"上下之间:联系并不紧密,更谈不上统属!很快"湖南井冈山红卫兵"就成了个跨地域,跨大中学校的一个红卫兵组织.说是跨地域,是因为在北京某中学有分部.分部成员是谢在北京串联时结识的,他们在长沙以"首都三司红卫兵驻长分队"及"湖南井冈山红卫兵"的名义活动.而我们到京后,也以"湖南井冈山红卫兵驻京分队"及"首都三司红卫兵"的名义活动!说是跨大中学校,是因为在"红高司"的核心和根据地---中南矿冶学院,也有"湖南井冈山红卫兵"分部!因为已有一个不属"湖南井冈山红卫兵"的,"矿冶井冈山公社"(负责人张玉刚、金胜利),我们的分部就叫"矿冶井冈山兵团"(负责人陈勇).
由于这样跨地域、跨院校、跨组织的活动,最多时在我有:"首都三司红卫兵"、"湖南毛主席的红卫兵"、“八.一九毛泽东思想卫兵"、"湖南井冈山红卫兵".....等八个组织的红卫兵证.
1966年的回忆(三) 湖南井冈山红卫兵 (中)
在湖南井冈山红卫兵总部的日子里,好象每天都有做不完的事.我最初的工作是采购和保管油印小报的用品.后来随着机印小报的出现,我的工作又转为校审报样.我也因此学会了,标准的报刊校对程序、符号及排版。
机印小报最初是在普通的印刷厂里，用对开机一张一张、一面一面印出来的，速度仍较慢。后来转到了《长沙晚报》和《湖南日报》社的印刷厂用轮印机印。我初次见到轮印机，看到报纸就象水一样，唰唰地流淌出来。几十万份报只不到一个小时就印完了，而且是双面的,还可套彩色。真是让我大开眼界！
因为印小报，我还给自己惹上了大麻烦！有一期的铅印小报就只有一篇文章：《把政治扒手郑**楸出来！》巧的是这郑*不仅与我同姓，还是同校（中南矿冶学院）、更是同乡（福建）。所不同的只是他是六六届的，在一九六六年八、九月的矿冶学院，他可是个出头露面的风云人物。但在上大学前他从没离开过福建！结果长沙的亲戚都对我说：“井冈山红卫兵那样骂你，你给他们干？”无论怎样解说文章是我组稿和校审的（在文后校对人署名是我），都没有用。反引起人说：“郑某人自己骂自己！”
随着运动的发展和组织的壮大，湖南大学的周国辉、湖南医学院的红斗等人，也常常出现在湖南井冈山红卫兵总部里，成了湖南井冈山红卫兵在这些学校的分部负责人。但在一九六七年夏天，他们又转到更为激进的“高校风雷”中去了。
当时以江青、陈伯达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宣扬的是“革命的打砸抢万岁！”（其中打是：打倒走资派；砸是：砸烂旧政权；抢是：抢走资派工作组搞的整人的黑材料）。
因此，在运动初期就发生了一些乱抄家及毁坏私人财物的事。但就井湖南井冈山红卫兵总部而言，还没发生过此类事件。我们总部抄家都是针对文件、书籍和图片，即所谓反革命罪证上。但下面的分部就有乱来的！我记得长沙市二十一中分部，就是为此事由我去处理的！所谓处理也就是在自己的小报上，刊登一个声明：“对二十一中分部予以开除。不再承认该校的井冈山红卫兵分部，为下属组织！今后其一切行动后果自负！”也就是因为该分部在抄家中，抄了一批金银首饰、银元及存折。我们总部的意思是：“按中央指示精神予以封存 ，不能动用！待运动后期处理。” 但该分部不仅动用了部分(且具体数目不详),还不同意封存!
我自己参加的仅有一次查抄行动，是对湖南动力机械厂的。当时是一九六七年元月末.行动的目标很明确：总部想装一辆宣传车上街，但没有扩音机及发电设备。因此由该厂技校的井冈山红卫兵分部成员带路，想从该厂“长保军”手中夺来.当面对厂播音室内的500W扩音机组时,我认为不适合装在宣传车上使用.最终只搬走了其中的前置机。同时找了台十马力的柴油机及发电机。但发现完全不能用，原因也很简单：一是柴油机本身体积就大，还要加上一个大冷却水桶：二是柴油机噪声太大，影响播音；三是柴油机启动困难。最终还是放弃了原来的计划。后来选用了一种汽油发电机，组装成了宣传车。
当时，总部人员都一心投入到文化革命中，只想到是保卫毛主席！没有人外出串联游玩。就我来说，从一九六六年中到一九六七年底，先后六次赴北京（包括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和报送材料），但都是来去匆匆。除参观了故宫陈列的泥塑《收租院》外，直至今日连颐和园的大门朝向，我都还不清楚。总相信中央文件所说的：“等运动后期再进行串联。”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了，转眼就到了一九六七年初。湖南文化革命运动中的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时期来到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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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6-4 04:08: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