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金城：亲历“文化大革命”（厦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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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5月16日，中央颁布《十六条》，正式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目标是要“反修防修”，“打倒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时我在厦大历史系念大四，奉令停课参加“文革”。
上级派了工作组进校。不久，工作组主导成立了清一色“红五类”子女的“红色厦大”红卫兵。一些被有意排斥的“红五类”心怀不满，也成立了“红卫兵独立团”，因观点差异，时有摩擦。当时“破四旧”正热，两派争相抄家、改街名，一时“红色风暴”席卷校园、市区，到处都是“东方红街”、“造反巷”，邮局大为头痛。名寺南普陀也常一夜三惊。
当时“北京来电”甚为权威。一次生物系一位要好同学告诉我：“北京来信，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扬（尚昆）是黑帮”。我找政治辅导员核实，想不到他却转身向工作组汇报。工作组竞当成“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发内部文件说“要警惕反动学生造谣破坏运动”。后在批判工作组“资反路线”时，独立团抄了工作组，公布销毁了整师生的黑材料，我才得知自己一句问话竞成了“反动学生”，不禁冷汗直流，暗暗感激独立团。
接下中央撤走了工作组，批判其“反动路线”，为集中火力批斗“反动权威”和“走资派”开路。接着“双批”风暴席卷全校，为表“革命”，戴高帽游校日日上演，甚至动手打人。我参加了二次在建南大礼堂举行的批斗校党委陆书记和王亚南校长的大会。陆书记是个老革命，在南京蹲了国民党十年监狱，富有政治经验，对红卫兵扔给他的大帽子（什么叛徒、走资派、变质分子等）全盘接收，态度诚恳。他知道运动风头上不可与红卫兵认真，运动后期必定有甄别的程序。结果长期靠边，至到后期平反复职。而王校长书生气十足，“士可杀而不可辱”，在会上硬顶，说：“我不是反动权威，解放前我就同情、帮助厦大地下党，1949年蒋介石专机接送，要我去台任台大校长，我都躲了起来，主动留下迎接解放军进校。解放后首部《资本论》是我与王大力合作翻译出版的，我是红色校长”。句句掷地有声，却频频换来皮肉之苦和精神折磨，最终含恨离世。当然最终是平反昭雪了，却留下不可弥补的遗憾。
不久，北京红卫兵南下煽火。我亲眼看到两位北师大女红卫兵，说着漂亮的京话，在“三家村”用皮带轮番抽打一个“黑五类”，打得满地翻滚，嚎声悽厉，围观者却无人敢劝阻，怕沾“黑边”、背黑锅。随后搭台大辨论兴起。工作组撤走后，“红色厦大”已改组成为“革联”，与南下红卫兵联手，与“促联”主干“独立团”频频登台对阵。辨论主题是北京谭力夫风行一时的“血统论”。擂台双边悬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气势逼人。上台者先要自报出身，工人、贫雇农、革干、军干子女上台，即获一阵掌声。非红五类出身者，如不识时务上台，即被轰下。好在独立团个个根红苗正，英勇善战，以党的“有成份论，不唯成份论，重在政治表现”的一贯政策对阵，常获掌声（因台下观战者不乏非红五类子女）。仅一月余，谭氏“血统论”的战将们即自动偃旗息鼓了。一是中央已对此明确表态反对；二是南下闯将们的父母不少也已不幸成为“走资派”挨斗了。独立团击退血统论，我感到非常舒心，“人间毕竟真理在”。
因历史系“革联”贴出公告，取消“黑五类”子女“逍遥派”的助学金（理由是不革命即无饭吃），我每月赖以为命的七元四泡汤了，为此我赶快“革命”，申请参加“促联”以保饭碗。因我有写作与绘画特长，竟大受欢迎。后与我的一位老师暗中组成“剑锋战斗队”，每周一版配诗漫画专讽革联言行，轰动校内、市区，火力极猛。“革联”决心“破案”，施以报复。却因“非红五类不敢为此”的判断错误，让我们顺利地出了四、五十版。直到武斗兴起，我怆惶退入市区，漫画底稿被抄，革联才恍然大悟，发出通缉令对我“格杀勿论”，可我已长期住在“民主大厦”逍遥了。有趣的是，1968年7月毕业分配时，由军管会主持，革促两派均派代表参加。时我班有一赴东北牡丹江工厂的名额，无人愿去。我怕在福建倒霉，故自告奋勇报名。不料此举竟获两派代表和军管会的赞许，广播表扬，说我学习“张思德的精神”，放弃专业，对上“为人民服务”的“大口”到边疆去，值得学习。宣布奖励我一倍的路费（火车费48元）。一个要“格杀勿论”的“反动学生”忽然受到如此宠幸，我怕夜长梦多，赶快起程找“座山雕”报到去了。到北京化工部转关系时，被认为分配不当，改分到南京军区农场锻炼，此后在南京当了十年的工人和“化工技术员”。
“文革”中的免费大串联，也值得一记。大约是1966年8月，中央号召各地红卫兵免费到北京学习、串联，以期把全国“文革”热火煽旺。8.18毛主席首次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掀起了全国红卫兵北上“取经”的高潮。当然，头几批北上的均是“根红”者，非红五类子女只能轮到后几批。我大约在十月中旬才坐一星期火车到北京，因身材高大，还被选为纠察队（不知何因挑选时竟不要报出身），得以近距离见到一大批中央领导人，还清晰地听到陈伯达用方言埋怨人太挤、秩序坏。每场接见后，天安门广场都落满苹果、鸡蛋、军帽、鞋子，可见人数之多，群情之激动。北京回来后，大约中央迫于交通压力，又号召继承长征精神、步行串联。此时学校也无什么人了，干脆打起“长征兵”的旗子，南走广州（还有许多人走井冈山、遵义、延安，以示真“革命”）。我们一行三男二女，花两天走到漳州就疲惫不堪了，只好力劝二位女同胞扛旗返厦。一路连走带扒车，到达海丰县，决定小住两天，瞻仰先烈彭湃的“苏维埃红场”。不想红场紧闭，却遇见彭湃九十余岁的母亲被红卫兵游斗，说彭湃是“大叛徒”。我们都是学历史的，对彭湃的生平、贡献了如指掌，对这种颠倒黑白、篡改历史的行径大为不齿，心情大坏，就迅速离开走广州了。
厦门两派的武斗大约在1967年初大夺权后就开始了，江青的“文攻武卫”讲话后更是大打出手。厦大是某派围攻独立团的造反楼，独立团领导人林××被汽枪击毙而引发。后来促联人多势众，革联退往农村，号召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促联则接管市区大权。双方都以复退军人为骨干组成武斗队，自制刀具、枪枝、手榴弹，后竟发展到公开抢枪。“文斗”我很积极，武斗却无胆量、也无资格参加（全要红五类子女），故长期躲在民主大厦逍遥，盼望赶快结束文革乱局，赶快分配出去。震动福建的67年“八·一九”大武斗，双方都动用了机枪、平射炮，日夜对射，曾有二名市民因看热闹在大街上被流弹击毙。我曾参加在民立小学召开的追悼会，十几名中学男女生“烈士”的灵柩排成二行，说是“头顶脸盆、手执木棍”冲击五老峰时被革联用机枪杀害。我当时就知道，大学停止招生，工厂停产，中学生感到前途无望，“活着干、死了算”成为流行的口头禅，故冲锋在前者多为他们。而杀害中学生最能引起民愤，故武斗策划者也不加劝阻，甚至鼓励。而大学生却少有“牺牲”者，他们还在盼望分配、等着拿48.50元的月薪去孝养父母，成家立业呢！冤哉，中学生“烈士们”！
68年秋后我即分配离厦，所谓“斗、批、改”的后事就一无所知了。
疯狂的“文革”是极左思潮长期发展的怪物，它严重践踏了法制与人权，人为制造了社会的分裂，使国民经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如一场噩梦，不堪回首。但愿悲剧永不重演，伟人邓小平“反左”的教导永被牢记，社会永远温馨、和谐地发展。

作者：陈金城

http://www.xiangan.gov.cn/zjxa/wszl/200808/t20080807_288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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廈大革聯的林金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