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慕实 北美学术界关于中国知识分子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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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学术界关于中国知识分子的研究
——2002年5月22日在华东师大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的演讲

[文/齐慕实 译/杨风华]《开放时代》2003年第二期 总第164期


任何一门学科都无法覆盖知识分子研究中的种种议题。然而每一学科和其自身特定的研究、分析方法都对中国知识分子的研究做出了具体的贡献。在北美学术界这些不同的学科方法促进了诸如“演讲”、“社会组织”、“生活阅历”这些分析范畴的应用，同时它们还引发了专业化、商业化、民族主义、法治、公众领域和市民社会，以及自由主义等重要议题。

　　对北美的学者而言，以中国为中心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它仍有一些不足之处。这些不足可以通过实际事务、民主政体过渡理论的强化研究以及后现代对社会正义的研究加以弥补。

　　如果说中国本土的学者对中国知识分子的研究致力于促进中国当今的发展，那么北美的学者则是将其研究作为一个窗口，借此来关注中国的发展，探求其它国家，尤其是美国与中国政府、中国人民和中国文化进行最佳合作的途径。

北美学术界有关知识分子研究的三条主线

　　二十世纪北美有关中国知识分子的研究形成了一个颇具规模、学派众多、值得关注的学术团体。在过去的五十年中，学者们的研究范围涵盖了晚清时期、民国时期、革命时期、毛泽东时代和改革开放时期。要想对这个广阔的研究领域做一公正的评判是不可能的。但是，由国际知名汉学家费正清（John Fairbank）主编的《剑桥中国史》(Cambrige History of China)不但对西方有关近代中国的研究进行了粗略概括，同时也对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平和主要知识分子的活动加以记述。令人高兴的是中国的学者对《剑桥中国史》(Cambrige History of China)都有着浓厚的兴趣，《剑桥中国晚清史》(Cambrige History of Qing)、《剑桥中华民国史》(Cambrige History of Republic)和《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Cambrige History of PRC)的中文版本已相继出版。

　　不过这个有关中国研究的典范在两部专著和多篇评论文章中都受到了批评。第一部著作是柯文(Paul Cohen)的《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的兴起》(Discovery History in China)（1984年），在其中柯文提出“中国中心观”的著名论断，这样就打破了费正清学派“冲击——反应”模式的独霸局面。我今天所介绍的大多数学术成果都运用了柯文的“中国中心观”学派的方法和前提。这是因为在北美对于从事专业研究的学者来说，熟谙中文读物是一基本要求。然而任何重要的研究在引用中文材料时都存在着很大的偏见。我相信柯文著述的中译本在中国已经出版。

　　Jefferey Wasserstrom 于1992年在《社会历史》(Social History)(1992)上所发表名为《中国革命时期的社会发展》(Towards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的文章是对柯文著作的最新补充。这篇文章的第一部分讲的是有关领土变迁的问题，第二部分则针对国家政权问题展开了论述。林同奇 、Henry Rosemont和Roger Ames在《当代中国哲学》(A Philosophical Eassay on the tate-of-Art')中论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哲学和人生哲学。（见《亚洲研究杂志》，(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1995年第3期，第727——758页）这篇文章与近年来的中文著作相得益彰。

　　第二本书是由David Shambaugh编写的一本论文集，书名为《美国有关当代中国的研究》(Amercian Studies of Contemporary China)(1993).这本论文集不仅涉及到诸如政治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等社会科学学科，而且对大学长期的聘用原则和研究基金的筹集这两个由来已久的中心议题进行了讨论。其中由Harry Harding这位美国著名政治学家所撰写的《美国学术界有关当代中国研究的发展状况》(The Evolution of American Schol-arship on Contemporary China)价值最高。

　　我今天只打算对前二十年的学术成就做一个概括性的而非综合性的评述。我认为在北美有关中国知识分子的研究中贯穿着三条主线，而它们则由引发研究兴趣和引导论文写作的核心问题来划分。这三条主线分别是：1、民主的演进与政体的分析。2、后现代主义与对资本主义和全球化的批判性分析。3、以中国为中心的研究。

　　1，民主的演进与政体的分析

　　在以民主演进和政体变革为核心的研究中，中国能否实现民主化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它以西方传统的政治学方法论为基础，由Lintz, Prze-worski的研究发展而来，其他学者近年来已经将目光转向拉美和东欧的经验。这条主线的研究优势在于它的研究课题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同时它还有一个清晰的分析框架。而它的弱点则在于对于其研究的前提缺乏批判性的思考，并且它的研究是以有限的经验和观察为基础的。致力于此方面研究的学者多数为政治学家，他们供职于政府部门或者监督政府的决策行为。

　　在有关民主与政体的研究中有两项研究堪称此方面的代表作。它们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知识分子，尤其是公共知识分子活跃时期的政治变迁分析得比较深刻。《社会主义国家的变革》(Transitions from State Socialism)(1997)这篇文章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匈牙利的改革进行了比较研究。这两个国家实行的都是斯大林式的经济模式，它们又不约而同地进行市场经济改革以此来解决各自的社会问题，同时它们也不得不去处理那些尾随而来但又未曾预料到的难题。这篇文章的优点在于其数据的准确性和分析的客观性，它已经超越了“冷战”这一模式。另外Bruce Dickson的《中国大陆与台湾的民主化》(Democratization in China and TaiWan)(1997)是一篇有关政治变革方面的优秀论文，它分析了国民党作为一个列宁主义党派成功实现政体民主化的原因。同样，这篇文章也因其冷静的分析和详尽的论述而得到广泛的关注。

　　一个有关中国改革开放时期的思想状况的新研究考察了过去十五年中国在社会、经济和政治诸方面的变化，并将其作为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生活背景。David Lynch的《极权政体之后》(After the Propaganda State)(1999)所关注的是知识分子工作的条件而非其内容。他的研究虽然具有很强的经验主义色彩，但它对于我们了解当代中国很有帮助。在作者看来，以下三种变化削弱了政党国家对知识分子和其创作的控制：公共事务的繁杂性；财产权利的扩充；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当今的社会中出现了三种新的社会力量：市场化、全球化和思想的多元化）。这部著作的精华不在于对中国知识分子这个敏感的话题所做的分析，而是其文献的丰富性，以及它在分析引起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的变化时的准确性和清晰性。

　　史景迁（Jonathon Spence）的《天安门：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China Since Tiananmen:The Politic of Transition)(2001)是一部优秀著作，它是有关民主演进和政体改革研究的代表性成果。史景迁是波士顿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一名教授，已经发表了大量的有关中国政治和中国知识分子问题的文章。虽然他的著述所关注的是少数的政治精英，但他对中国知识分子及其在公共舆论中的角色的论述有助于我们解读当代的中国社会。史景迁从Adam Przeworski和那些分析东欧和拉美的民主演进的学者们的著作中汲取经验(Przeworski,1991rzeworski,etal,1995;Linz&&Stepan,1996;1997)。从 Przeworski那里他吸取了由独裁政体到民主政体成功过渡的模式。在这个模式中领导阶层和整个社会内部中的温和派将会取得和解，削弱强硬派的力量，阻止发生大规模暴力事件。史景迁对中国知识分子在九十年代所领导的那场公开大辩论极为关注。在他看来，知识分子在捍卫公共利益和推动社会进步方面起着关键性的作用。他认为从改革的长远观点来看，对中国来说最基本的一点就是必须建立普遍的合法性，而这又必须得到知识分子阶层的援助。所以他不像Ben Xu那样仅仅从事纯文学的创作，从而成为与世隔绝的知识分子，这位美国政治学家至少认为中国的知识分子依然举足轻重。

　　2，后现代主义与对资本主义和全球化的批判性分析

　　有关后现代主义和全球化研究的核心问题是中国能否战胜全球化所带来的种种挑战，它以文学批评和文化研究的方法论为基础，由法国的福柯、德里达·布尔迪厄等人的理论发展而来，同时也受到北美文化研究界文学理论的影响。有关后现代主义和全球化这方面的研究对西方文化的前提提出了挑战，同时它还呼吁社会的正义性，主张权力的分割和制衡，这些课题自身的魅力推动了此方面研究的不断进步。它的弱点在于缺乏可行性和精确的分析，往往以有限的经验为基础。另外有关后现代主义和全球化的研究与北美早期的激进学者有着令人无法理解的渊源。它不仅继承了他们对美国价值观念的激进批判，而且继承了由二十世纪六十、七十年代那些受马克思主义者影响的学者们制定的外交政策，但是因为对现代极权政治的批判（如斯大林时代的恐怖事件），它对这份遗产并没有一个清晰的理解，也没有认真地贯彻。即使这样，现在仍然有一些旧左翼学者，他们与后现代主义学者持有同样的观点，只不过使用了不同的词汇来表达自己的看法。德里克是北美几个超越了此条界限的少数学者之一。从事此方面研究的学者是多数在校任教或者做专业的文化研究的学者。

　　《亚洲研究杂志》(Asian Studies Journal)上面有很多文章都是关于后现代主义和全球化研究的。这些研究最初始于文学研究和文化批评，徐贲的《风光不再的民主》(Disenchanted Democracy)(1999)、张旭东的《转型时期的中国现代主义思潮》(Chinese Modernism in the Era of Reform )(1997)和近年来的多篇文章，以及由德里克（Arif Dirlik）所编的专著都是很好的范例。我承认自己不是一个后现代主义的忠实尾随者，但我仍很喜欢前面提到的那两本书。此外澳大利亚的黄乐嫣（Gloria Davis）的研究成果也是一部杰出著作。这部著作的翻译和注释将德里达的结构主义的方法用于对当代中国文化批评中。在北美有关中国文学研究和文化批评的文献资料很完整，我承认在这次的讲述中自己并未公正地对待它。但是，这些著者们毕竟为中国的知识分子揭示了后现代方法的核心：质问西方自由和民主前提，关注在那些所谓的公正、独立的学术研究后面的权力关系，提醒世人在那些致力于提高国民生产总值的国家中仍有许多人遭受着不幸与贫困。

　　如果谈及后现代主义或者西方关于知识分子的研究时，我们就不能不提澳大利亚的学者白杰明（Geremie Barme）。虽然白杰明不赞成后现代理论和其方法，但他捕捉到后现代评论中的反叛精神。他是西方知名的学者之一，经常阅读周树人、王朔等中国知识分子的作品。如果你说王朔不是一个知识分子，他就会嘲笑你的自命不凡和吹毛求疵。他的得意之作都收录在名为《激进主义政治》(In The Red)(1999)的作品集中，他在最近有关当代中国社会研究的集子中《知识分子的复兴》(Intellectual Resistance)这一章概括了自己对中国知识分子状况的理解。

　　3，以中国为中心的研究

　　以中国为中心的研究的关键性问题是中国有何经验。它建立在以教科书为中心的汉学方法论基础上，社会历史、尤其是明清时期的社会经济史研究也是其研究的基础。费正清的拓荒之作以及和魏菲德（Frederic Wakeman,Jr）和孔菲力（Philip Kubn）的研究成果是以中国为中心研究的渊源所在。它的优势在于其丰富而详实的史料，深刻的批判传统，激发人们情感的能力。而它的缺陷则在于远离现实、缺乏对西方的分析方法的批判。虽然费正清的研究非常严谨，但在今天看来却十分模式化的传教士观点在其研究中仍然存在。致力于以中国为中心研究的学者们多数在大学的历史系做研究。像史景迁（Jonathon Spence）那样达到一个更为广阔的研究领域的学者屈指可数。

　　有关以往以中国为中心研究的学术成果可以分为以下四方面：地方精英的研究（主要是清朝和民国时期）；人物传记；思想研究；机构和社团的研究。我不打算列出一个完整的书目，而是准备对以上诸方面的代表性著作做一细致的介绍，因为历史研究的核心也就是将事情的来龙去脉分析透彻。

　　有关地方精英的研究。Mary B Rankin和Joseph Esherick的有关中国地方精英的研究非常细致，但他们仅仅注意到公共领域这个问题。Rankin分析了中国十六世纪晚期以来地方精英的变化和十七世纪以来公共领域的发展，她认为从十七世纪到二十世纪中国的公共领域的兴衰有一个粗略的模式。首先，十六世纪晚期，也就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寻找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的时期，在由地方精英所实行的独立于官僚政体之外的自治中产生了公共领域。这种地方自治只限于扬子江下游和广州湾一带，清朝时地方自治尽管在官方监督之下展开，然而，清政府拒绝为地方行政机关提供足够的资金来创办学校，救济灾民，兴建其它服务设施，所以中央政府设法争取地方精英的资金和支持，以保证国家政权的正常运作。Rankin虽然承认公共领域的核心在于行政管理而非公开的讨论，政府官员与活跃于地方公共事务中的精英们的关系从整体上来说是一致的，而不是相对抗的，但地方精英也并未竭尽全力去界定或者说限制中央政府的权力，但她依然认为这种管理型的公共领域是真实的。其次在十九世纪中后期清政府为了镇压太平天国运动而被迫对地方权威做出让步，这样这种有限的公共领域得到很大的扩展。清朝在1895年的甲午中日战争中的惨败使有关国家事务的公共舆论逐渐趋于一致，而清政府自身的改革又使二十世纪初期出现的商会和省级代议制取得合法性地位。有一段时间，在一些地方，在诸如商会、律师协会和银行联合会这些公共组织中的非官方精英人士管理着公共事务，他们对公众所关注的议题表达一己之见。然而最后一个阶段是以民国时期市民社会的消极面和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公共领域的衰亡为特征的。在前一阶段政局动荡不安，政府无力支持市民组织的成长，而后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凭借其规模巨大的政治组织抢先占领了社会舆论空间。

　　市民社会这个概念在中国近代早期历史研究中的应用受到了尖锐的批评。 黄崇智（Philip Huang ）认为寻找中国民主的萌芽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寻找资本主义萌芽一样都是一种简单的目的论行为。这就暗示有或者应该有一种引导欧洲民主自由发展的历史模式。魏菲德也写了一篇批判性的文章，文章认为那些研究夸大了中国的某些现存现象与西方资本主义前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现象之间的相似性。同时又指出那些作者忽视了现实的文化冲撞与内在伦理规范之间的对抗，精英集团和政府官员的合作以及外来者在中国历史变迁中的作用。

主要范畴和具体议题

　　尽管我找到了每一条线索的重要代表作，但这三条线索还是不够清晰。我所提到的作品的确集中于其中一方面的研究，然而，事实上所有好的著作在这三个方面都有所涉及。于是，民主政体过渡方面的研究，以史景迁为例，都以强有力的事实为基础。以中国为中心的研究也有一个比较清晰、稳固的理论框架，这以Timothy Brook和Bernard Frolic 的论文集《中国的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 in China)为例。

　　北美学术界在研究中国知识分子时虽然沿循三条不同的线索，但他们采用了一系列通用的分析性的概念，致力于一系列公共议题的研究。
　　分析性的概念。北美学者在探求中国知识分子的经历、社会角色、理论贡献以及其重要性时采用了以下几个分析性的概念：学术团体或社会机构、论文或话语、社会组织和社会地位、健在者的个人经历。

　　具体议题。北美学术界在研究中国知识分子时运用以上所提到的一种或两种分析方法探讨以下具体的议题：专业化、商业化和全球化 、民族主义和认同问题、国家机构改革和法律原则、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自由主义以及其在中国与北美的历史和现实中的不同含义。

北美的中国知识分子研究的三种类型

　　1，人物研究

　　西方有关中国知识分子的研究经常采用人物传记这种形式。西方在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的知识分子时仍沿袭传统的“冷战”思维，即中国共产党是反对知识分子的，真正的知识分子是政治的背叛者，中国的知识分子与苏联时期的俄罗斯持不同政见者很相似。在这些研究中最有名的是Merle Goldman ，她在1994年出版了一本专著名为《在中国播洒民主的种子》(Sowing the Seeds of Democracy in Chin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这些研究的优点在于它们强调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智慧、正直和勇气。它的不足则是将中国的知识分子假定为西方的知识分子或者希望他们有一天会成为标准的西方知识分子。

　　西方对于1949年以前的知识分子的研究不太倾向于用这种“冷战”思维，但它仍然在沿用西方知识分子的标准去研究中国的知识分子。这在Maurice Meisner 有关李大钊的研究和Stuart Schram 关于毛泽东的研究中有所体现，这两项研究事实上都采用非西方的标准，但这却使Schram 在有关MacCarthism和塞尔登反对越南战争问题上遇到了麻烦。艾恺（Guy Alitto）对梁漱溟的研究和Charles Hayford对James Yen 的研究以及 Nick Knight 对李达的研究超越了传统的西方标准，为西方了解中国知识分子的生活提供了一个窗口。在有关中国知识分子研究的学者中最具有洞察力的是格里德(Jerome Grieder)，他有关胡适研究的旧著今天仍有大批的读者，他的新作《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与国家》(Intellectuals and the State in Mod-ern China)(1981)是有关1949年前中国知识分子研究的英文著作中的上乘之作，应该翻译成中文以飨读者。

　　我自己有关中国知识分子的研究集中于1949年后的知识分子，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王实味开始，后来转移到邓拓以及与其志同道合的知识分子。在研究过程中，我竭尽所能将我对毛泽东时代和后毛泽东时代当权知识分子的生活展示出来。我发现，事实上，这个时期的知识分子试图借助现存的政党型政权来实现振兴中国的梦想。我认为他们的生活由三种思想意识所主导：狂热的爱国主义、谋求政治支持和知识分子自身的优越感。从邓拓这个例子中我发觉这一代知识分子的悲剧与封建王朝中的学者型知识分子的遭遇不一样，共产党当权下知识分子得不到国家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庇护。所以当毛泽东将矛头对住他们时，他们就无处可藏。在《中国当权的知识分子》(China Establishment Intellectuals)(1986)这本论文集中，我和Carol Hamrim 考察了毛泽东时代的知识分子，并向美国读者指出许多评论家，如邓拓、吴晗和白桦都是当权派。

　　我对邓拓（《人民日报》的前任主笔）的研究是对原始资料批判的典型代表。我的研究并不特别，但它却是我们这一代学者中普遍存在的原始资料批判主义的特征。

　　2，实证研究

　　文化大革命对邓拓的批判使西方人开始对他有所耳闻。多数学者将邓拓作为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中国共产党政治策略的范例。除H Cchuang对邓拓的《燕山夜话》所进行的专业研究外，海外未曾出现有关邓拓研究的其它学术成果。当邓拓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前期受害者时，他已经成为自由主义、人道主义和反集体主义的代表。当时邓拓被视为反党分子是很自然的，因为早在1966年中国共产党自己就已经对邓拓下了定论。而且西方对二十世纪的研究被集权主义模式支配着，这使众多学者认为如果一个人不能完全忠诚于中国共产党，他就背叛了它。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有关邓拓的资料的解密以及美国学术界对中国共产党作用的重新认识和对政治行为所受到的压制的理解，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给西方留下的旧貌已不复存在。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所出现的新材料和新观点极大影响了有关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研究。1989年在中国发生的那场政治事件为有关学生和知识分子的社会作用的研究蒙上了一丝酸楚。另外，西方学术界在修正政治文化研究的过程中将其中的弗洛伊德之简化主义和文化专制主义剔除掉，引导我们将目光转向意识形态、话语的象征和意义以及制造这些话语的专家与知识分子。走近邓拓的生活这种方式，尤其是为了探寻他所使用的象征的意义而对其著作的研读极大影响了我在这本书中所做的阐释。

　　在过去的十年中，对有关中国共产党研究影响最大的就是中国在后毛泽东时代的改革开放政策所开创的新的历史局面。与此相对应的是大批资料的开放和与中西学者在某些学科的广泛交流。新开放的材料可分为三大类：（1）新出版的和新发掘的文献资料，尤其是部分内部出版物，比如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还有一些是对其它文件的重要补充，如完整的晋察冀日报和北京的理论杂志《理论前沿》。（2）当然最重要的资料是邓拓自己的出版物，大量的再版资料包括那部四卷本的著作使我受益无穷。（3）主要人物的回忆录，比如聂荣臻和邓拓的同僚。以上的所有文献资料，尤其是邓拓的回忆录都有其自身的局限性。但总的来说，内部资料、公开文献和年鉴与尚健在的同僚们的回忆录的比较研究会为党史的研究开辟一个新的前景。然而，仍有一些因素制约着党史研究的发展。虽然我得到邓拓的家眷和朋友的热情帮助，但我从未见过邓拓遗留下来的日记和他的遗书。海外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学者们无法利用档案资料，这和过去几十年的清史研究一样：我们只能阅读官方公开的资料，而不能目睹皇室密档。

　　与中国学者的接触以及同至今还健在的事件参与者的交流也极大影响了我们对中国共产党的看法的改变。在知识分子历史研究这一领域这种接触尤为重要，因为与中国知识分子面对面的交谈使我们从直觉上去感受他们的所思所想，这是任何文献资料所无法传达的。简而言之 ，这种直接的接触使我们不再从所阅读的文献中揣摩作者的意图。说到我自己，我觉得正因为我经常会见邓拓的亲人，并且在1986年参加了包括至今健在的邓拓的同事在内的讨论会，才有如此深刻的印象。在下文我将提及目前中国对邓拓传记的翻译，并对此做出简单的评价。我认为这种批评性对话促进了近年来有关中国的研究，中美两国的学者在批判别人著作时也从中受到了启发。近年来大多数有关中国知识分子的传记都对原始资料进行了慎重的筛选，在这点上它们和我所举的例子颇为相似。

　　3，思想研究

　　一些西方学者对中国知识分子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生活方式的研究很深刻，也很精彩。其中以Bill Brugger和David Kelly的《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Chinese Marxism in the Post-Mao Era)(1990)和对方励之的研究为最好。这些研究以中国为基点来审视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Brugger 和Kelly都非常认真地对待马克思主义者，而不是像许多美国学者那样视社会主义分子为洪水猛兽，从中国的发展历程和方励之自身的工作经历来研究、解释其民主思想的来源。有关中国知识分子思想研究的代表作是David Kelly和Anthony Reid的论文集《东亚和东南亚的自由观念》(The Idea of Freedom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1998)，它对中国和泰国本土的自由观念做了比较研究，我已经在《中国学术》(China Scholar-ship)对这部优秀的著作做出了认真的评价。

　　Lin、Rosemont和Ames已经对有关儒学及其在二十世纪的中国的地位的研究做出了评价。

　　4，社会机构和社会团体的研究。

　　对承载知识分子工作的社会机构尤其是对大学的详细研究是知识分子研究的一大转折点。叶文心（Yeh Wen-hsin）的《远离的学术》(The Alienated Academy)(1990)是一个范例，它仔细地调查了二十世纪二十、三十年代北京、上海和南京的大学生的学校生活，揭示出环境的变化如何促成学生们态度的转变。魏定熙（Timothy Weston）对北京大学的研究和Chiang Yung-chang对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研究也做了类似的工作。现在仍需要做的是对民国和当代中国的学术机构的专业化程度做进一步的研究。

　　总而言之，我认为对北美的学者而言，以中国为中心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它仍有一些不足之处。这些不足可以通过实际事务、民主政体过渡理论的强化研究以及后现代对社会正义的研究加以弥补。

　　另外还有一类作品，其中很多都是宣传家和新闻记者的个人英文回忆录，但并不是全部，我没有将它们作为学术成果。这些作品不仅缺乏学术的规范性，令人深感遗憾的是它们经常使美国人对中国产生偏见。然而这些描写生动、轻松活泼的新闻记载或个人回忆录远远比那些追求准确性的学术研究更容易得到社会和个人的认可。这样的著作不仅不会帮助西方更好地理解中国，也不利于中美两国的融洽关系。如果超出评论的范围，它们还是很重要的，因为它们对于正常的学术研究来说是一个障碍。美国新闻界在描述中国形象过程中所出现的误差必须由博学之士来修正。魏定熙和Lionel Jensen 面向大众的评论集《中国：日益强大的国家》(China Beyond the Headlines)(2000)以及Ezra Vogle为决策者提供的名为《接受中国》(Living With China)(1997)的论文集承担了这项任务。

内外有别吗？有关中国知识分子研究的全球化发展

美国的汉学研究当然由美国的学术界、大学和图书市场所支配。然而，它并不仅仅局限于美国学术界。北美的学者们也有必要知道加拿大学术界、大不列颠联合王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英国学术界的存在，并把握它们各自的特征。美国以外的英语国家的学术界对美国学术界极为关注，并且积极参与由美国学者所支配的全球性英语国家的学术讨论会。尽管如此，美国以外的学术界与美国学术界之间仍有一定的区别。一来，马克思主义对加拿大和澳大利亚那些功成名就的老一代学者来说并不是一个肮脏的字眼。二来，他们并不为美国的政策和其拯救中国的信条所左右。 David Kelly 有关知识分子问题的著作和Timothy Brook关于市民社会的研究代表当今北美的学术水准。我已经在《中国学术》(Zhongguo xueshu)(2002,January issue)上面对美国以外的学术成果做了简单的评述。（2002、1）

　　最后我必须提及的是北美有关中国知识分子研究的最后一个方面：北美学者地位的不断提高以及中美两国学者的学术交流日益频繁。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越来越多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学者在西方取得博士学位，供职于美国的大学。比如上面所提到的童燕齐、徐贲和张旭东。这模糊了中美两国的学者在许多方面的区别。这些在美国做研究的中国学者不仅成为美国学术界的一部分，而且也改变了游戏规则。不仅如此，连同美国本土的学者也积极地与中国学者进行合作与交流。这两大趋势打破了东西方的界限，为有关中国和中国知识分子的研究基点的转变提供了一个社会基础。这种变化仅仅是个开始，它的结果目前还不能预料。但如果再将中国的研究和北美的研究分开来谈就不是那么容易了，因为学者个人之间频繁的学术交流对两个国家的学术发展有着极大的影响。这并不会消除我在讲演一开始所提到的那两大基本问题，然而它确实模糊了二者的界限，并且又对中美学术界提出一个崭新的议题：作为学者，我们应如何去拯救人类，促进中美两国以及全世界社会正义的实现？在《公共论丛》(Voicing Concerns)(2001)里的译作很好地反映了这一趋势。最后我想说的是知识分子研究大有前途。

结　论

　　这篇介绍北美中国知识分子研究状况的文章提及两点：一、知识分子的研究是不同学科之间的交叉研究：二、知识分子的研究是中外学者之间一项共同的事业。而中国知识分子研究的未来也恰恰决定于这两点。前面所说的三条线索只是对知识分子的地位和功能做一综合的分析，而没有提及他们的思想和政治联系，这样学者们必须采纳一些政治学、文学批评以及史料编纂学的研究方法。任何一门学科都无法覆盖知识分子研究中的种种议题。然而每一学科和其自身特定的研究、分析方法都对中国知识分子的研究做出了具体的贡献。在北美学术界这些不同的学科方法促进了诸如“演讲”、“社会组织”、“生活阅历”这些分析范畴的应用，同时它们还引发了专业化、商业化、民族主义、法治、公众领域和市民社会，以及自由主义等重要议题。中国的学者们也将会通过中外研究成果的比较拓展自身的研究。

　　大量西方著作的翻译为这种比较研究提供了便利的条件,杰罗姆·格瑞德的《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与国家》的中文版本最近已出版。然而单纯的翻译是被动的、消极的;学者之间的直接交流是主动的、积极的。同时令人感到遗憾的是无论把英文翻译为中文还是把中文翻译为英文都不可避免出现误译。这样对于中国学者来说最好的方法是与北美、欧洲、日本等地的学者在自身的研究范围内进行直接的交流,这种交流只有在针对具体的议题时才能卓有成效。最近,许纪霖教授和我在华东师范大学举办了一次以“公共知识分子与现代中国”为题的国际学术讨论会,它囊括了来自北美、澳大利亚和欧洲各地的学者。我想与会的诸位学者都能够感觉到从中外学者的交流中获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