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大串联”中的故事

tuffy05

摘自5460

公元1966年10月12日晚，我们高三丁班10个清一色的小男生，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地从浦口火车站登上了北上的火车，向着我们心中向往的首都北京出发，开始了我们‘经风雨，见世面’的‘革命大串联’。
一路上有许多趣事，如今回想起那些发生在年轻时代的故事来，仍然很有意思。因为时间已过去了近40 年（本文大约03或04年曾贴在高三丁班网上），许多事情已经淡忘，而且我没有写日记的好习惯，单凭脑子中残存的记忆，有些事情不一定记得准确，如有胡编乱造的不实之词，望一同出游的老同学们出面质疑和订正（如有‘戏说’成分则另当别论）。我今天在这里先起个头，欢迎各位积极参与，共同把当年我们‘十个革命小和尚’云游四方、取‘革命之经’的历史故事进行到底。
首先列出10个小男生的姓名，他们是：沈立智、许远志、苏平、黎明、王虹、王伟民、余仲华、沈德辉、龙祥生...名单有误或不全的部分，就请老许-切古拉同志负责考正和补齐吧。
火车从浦口车站开出已近半夜时分，13日上午停靠在济南站。经过火车一夜的颠簸和摇晃，十个小男生早已个个饥肠辘辘，虽然大家都知道‘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但为了干革命又不得不吃饭。于是大家一同来到车站广场，反正也没什麽好选择的，大家都一样，每人弄了一碗鸡蛋汤，还有馒头油条什麽的。只见大碗中飘浮着缕缕带着血丝丝和腥臭味的蛋花（大概是散黄蛋加上没烧熟的原因），还加了淀粉，有些粘稠，味道真是不能谈了,好在还是热的！想必如今开大排档的小老板们一定无法理解、而且会令他们羡慕不已——那样的‘大锅汤’居然能够有多少卖多少，生意不要太好喔！
到了北京，我们被安排住进了三里河附近的商业部招待所，房间里明亮干净，睡的是地铺，每人发了一条崭新的毛毯，而且那一年室内还提早放了暖气，居住条件比起半年前搞‘教改’住在马坝农村里时要好多了。食堂里的供应除了馒头、大米饭，常常吃的一道菜就是‘肉末烧白菜’，虽然菜里见不到猪肉的影子，但毕竟有猪肉的滋味，就象是放了‘太太乐鸡精’，觉得‘味道真是好极了’！而且吃饭不要钱，是共产主义式的。吃饱了饭，自然要去干革命了，每天除了正而八经地到北大、清华、北航、北师大等高校去看、去抄大字报，收集各种宣传材料之外，自然少不了‘以革命的名义’、三三两两一伙，悄悄游遍了除八达岭长城之外的北京各大公园和名胜古迹。
10月18日，是毛主席接见百万革命师生的日子。记得那天一大清早就起了床，从三里河步行，排队沿着长安大街一路向东行走，路过了西单，眼看离天安门越来越近了，但到了天安门广场还要继续往东走，有没有走过了东单已经记不清了，终于停下来列队等候。当时东、西长安大街两侧全是人。（那天午饭每人发了些什么干粮许远志至今记忆犹新！）中午时分，毛主席检阅的车队突然风驰电掣般的驶过来了！但因车速太快，在拥挤的人群中我拼命掂起脚尖、伸长了脖子，只依稀看到了伟大领袖的侧面像在眼前一晃而过。‘最最幸福的时刻’从此永远定格在了我的脑海中！ 进京‘朝拜’的任务总算是圆满完成了。
接着，就该南下广州了。记不清是10月19日或20日晚离开北京的。那天正碰上冷空气南下，北京气温骤降，衣衫单薄的我们，在北京车站广场上候车时个个冻得活抖！记不清是哪位同学身边带了一床毛毯，于是10个‘革命小和尚’拱成一堆，席地而坐，把毛毯扯开，象搭帐篷一样捂在头顶上，相互用身体温暖着彼此，呼出的满腔热气，息息相关、休戚与共！我们终于用这一方小天地的温暖小气候，战胜了大自然的严寒！
列车在祖国大地上向南飞驰，把北方的严寒抛到了后面。南下的第一站到了武汉。记得住在武汉钢铁公司。住地离市区很远。 武汉是一座英雄的城市，在这里除了继续我们的革命串联和革命旅游之外，有一件挺搞笑的事在此值得一提。俗话说‘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意思是湖北人打架斗殴厉害，而且听说武汉小偷小摸也很盛行。果不其然，这种事还真让我们给碰上了！
某天一清早，苏平和老许一同外出闹革命去，奔波了一上午，自然该轮到肚皮向他们闹革命了，因为那天两人跑得太远，无法赶回住地用餐，于是二人就近找了一家小饭馆，解决一下自己的肚皮问题。至于当时两人是点了四菜一汤还是几荤几素，本人因为没有调查研究，自然没有发言权。反正是在一翻猛吃猛喝之后，身上开始冒汗了。于是, 这两个经过‘三年自然灾害’的严峻考验、饱尝了‘瓜菜代’滋味的小男子汉，先后脱下身上的毛衣，摆出一副比‘赤膊上阵’也好不了多少的架式，接着把碗中的、盘里的好菜好饭一个劲的往肚里填。脱下的毛衣装在网兜里，随手放在了身后的板凳上。由于二人那一刻只顾吃喝，一时忘记了伟大导师的谆谆教导，放松了‘阶级斗争的那根弦’，丧失了‘革命警惕性’，结果可想而不可知——在二人饭饱酒足、摆平了肚皮闹革命的后顾之忧之后，这才发现大事不妙，装毛衣的那个包，不知何时居然没了踪影！
上一回说到苏平和老许吃饭把毛衣吃没了，今天接着往下聊。
在过去的那个年代，毛线衣可也算得上是贵重物品了。于是二人赶紧找到公用电话向当地派出所报案，接电话的公安人员操着一口浓重的湖北口音，苏老兄为了尽量能使自己与对方有着‘共同语言’，凭着平时学外语的悟性，急用先学、立竿不见影的学起了湖北腔调来。据说头两句模仿的还真象是那么回事，不过接下来，那满口仿造的所谓‘湖北话’，倒象是电影‘平原游击队’中咱们耳熟能详的、日本鬼子指挥官口中说的中国话——‘我们的、正在咪西，毛衣的、偷掉啦！’。回来后，听了老许如此这般的一翻描述，在大家一片哄笑声中，满脸沮丧的苏老兄和老许顿时也变得开心起来了。反正越往南走越暖和，毛衣一时也穿不着，况且，那时天要是真冷了，谁带的衣服有得多，拿去套上就是喽，保险冻不着！
离开武汉，我们到了长沙。住在湖南省科委。那时的长沙城市很小，省科委所在的那条马路很清静，有点象我们南京的颐和路那一带，附近还有一个烈士陵园。在长沙逗留期间，大家去了一趟韶山，参观了伟大领袖的故居。
接着南下到了广州。由南到北，又从北向南，这一路上十个小男生始终团结得如一人。那时国内已经‘天下大乱’，铁路运行秩序自然也乱了套，‘红卫兵专列’开车停车根本没个准点，常常是说走就走，说停就停。有时在站上停车很长时间都不开，夸张点说，大概去逛了一趟新街口回来，火车说不定还在原地没动；但有时刚停下来，连小男生撒泡尿的工夫都不到，火车就又开动了。因此即便停车，我们也不敢随便走远，以防被火车甩下来。只有王伟民例外，常常是一停车，就见不到他的影子了，眼看火车就要开动了，在大家忧心如焚的关键时刻，总是可以在人头攒动的站台上，看见金丝鸟晃动着他那可爱的大脑袋，匆匆忙忙的向着我们的车箱飞奔而来。总之，王伟民虽然时常不遵守革命纪律，但从来也不误事。而龙祥生则没有那末幸运，他一向遵守纪律，临时停车从来也不乱跑，但在从长沙到广州的旅途中，停车时因去了一下在站台上的厕所，便误了火车。当时其他9个小男生好不容易都已挤上了火车，发现小龙还没上车后，为了等他，在火车开动前的瞬间，又全部从火车上挤了下来，改乘了下一趟火车。
列车到达广州站后，车站内的高音喇叭正反复播送着一个通知，招呼中学的革命师生往东走，大专院校的革命师生向西走。我们老老实实的按照广播的指挥往东，很快被接送到一所设施简陋、食宿条件很差的小学。经过前些天‘经风雨，见世面’的革命锻炼，此时这帮走南闯北、见多识广的小男生早已‘今非昔比’了。经过一翻紧急磋商，一致决议离开此地，想办法换一个条件好一点的地方去住。
于是一行人又重新回到了火车站，并且混进了西面大学生排的队伍里。轮到登记安排我们住宿时，‘智多星’沈立智向接待站的工作人员出示了他的学生证。此时，他已预先打开了学生证的封面，露出了张贴有照片的那一页，那一页的台头上印有一排十个红字——南京师范学院附属中学。关键时刻，只见沈立智面不改色、心不跳地手持学生证，大拇指紧紧捏着并盖住了‘附属中学’那四个多余的字，其他人则配合着在边上起哄、打岔，以分散接待站工作人员的注意力。这样居然成功的蒙混过关，十个中学小男生摇身一变，成了南京师范学院的大学生，被安排住进了广州德宣中路（东风路）上的中共广东省委大院。大院的隔壁是‘中山纪念堂’，大院的后面与越秀公园毗邻。机关大院内绿树成荫、环境幽雅，景色宜人。因为是省级机关，这里大字报很多，内容丰富，住在这里消息也很灵通。
到了广州，算算离开南京已好多天了，有的小男生还是第一次跑了这么远，有了归心似箭的感觉。但因为当时广东以及周边省份，经广州北上去首都北京和全国各地‘大串联’的‘革命师生’众多，接待站根本无法搞到回南京的火车票，也只能既来之，则安之了。因此我们在广州安营扎寨，逗留的时间最长，大概有半个月之久。这一期间，我们有幸参观了经过‘红卫兵小将’‘破四旧’整改后的、空前绝后的——1966年‘广州出口商品交易会’。去了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中山纪念堂’虽然就在我们住处的隔壁，但当时并不对外开放，每次路过，只能隔着铁栅栏围墙向内观望。
有时我们还会去住地附近电影院，只花5分钱买张票，就可看上一场‘百看不厌’的‘大型历史舞蹈史诗东方红’。这尤其让很有些音乐细胞的王伟民同学当年受益菲浅。‘五彩云霞空中飘，天上飞来金丝鸟’一曲，让他听得如痴如醉，被他模仿得微妙微俏。在那个‘轰轰烈烈’只讲‘革命’的年代，至于电影中，演唱那只革命歌曲的少数民族‘清纯MM’，是否一度成为当年的‘革命小男生’王伟民追求的‘梦中情人’，咱不得而知，但他从此便被大家尊称为‘金丝鸟’而‘誉满全球’却成为不争的历史事实！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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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ffy05

《革命大串联中的故事》补充

记红色挺进队的串联

1966年9月底，我们成立了“红色挺进队”，队部就设在建国院的一间小屋子。国庆节之后，我们就在那儿活动。一天晚上，有人带来了一本油印小册子，封面印有《出身论》的字样。在场的几个人都粗略地翻阅了一遍。就当时的社会氛围，在公开的场合，这本小册子会被认作“大毒草”，但在私下，情况就可能不尽相同了。当时黎明“说的是对的”那句话，我依然记得很清楚。
随着时光的远去，人们的记忆已经模糊，甚至有同学对建国院的小屋子也失去了印象。好在当时在场的沈立智对小册子也有着同样清晰的记忆。
红色挺进队成立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到北京串联。最初打算全体成员一同前往，但部分同学由于有事没能同去，最后成行的共有十人（高三丁的王伟民、王虹、沈立智、沈德辉、黎明、余仲华、许远志、苏平、龙祥生、李雷）。
出行的时间应该是10月7号前后，当时是冲着10月15日可能会有毛主席检阅而去的。
那天的晚上，一行九人赶到了浦口火车站。在此之前，只有我和王伟民有过到上海串联的经验，但那次是从学校拿的串联票，这次得自己掏钱买票。我们买了到滁县的最短距离车票，准备上车后再想办法。离发车还有一段时间，一行九人在车站晃悠，目标还是蛮大的。我们在车站发现了几位本校的红卫兵。为了避免节外生枝，黎明等同学还是经验老到，采取了回避的策略，直到上了车才算松了口气。
有票就有座位，但滁县很快就到了，我们决定过了蚌埠再说。刚过蚌埠，我们就派代表到列车长室去交涉。没想到列车长对我们的北上表示完全的支持，根本不提补票手续。这时我们才意识到，买滁县车票的招数，未必是最佳的选择。

第二天是个好天气，互不相识的学生们在车厢内交谈着，气氛逐渐活跃起来。我前方的一位大男生很快成了话题的中心。他是北航红旗战斗队的，人很精神。那时候北航红旗可是响当当的造反派，听着他介绍北航的造反经，大家是一愣一愣的，都听傻了。就在他讲到兴头上的时候，车厢的中间起了一点骚动。原来是有人发现坐在过道的一位学生，用印有毛主席照片的报纸垫在屁股底下！当时就有周围的人提出批评，当事人则不停地为自己辩解。这样的事情应该说在现实中时而有之，只是结局可能会大相径庭。好在大家都是去北京串联的学生，又不是一个单位的，车厢内缺乏那种欲将人置于死地而后快的氛围。但毕竟这也是件事呀！‘北航红旗’经过一番观察后终于也发话了：“这起码说明对毛主席的感情还不够深...”。‘北航红旗’此时已经确立了自己车厢内的权威地位，他的话无疑是给事件本身定了案。当事人顺势作了自我批评，这事儿就算了了。
‘北航红旗’继续着他的故事....。
下午，列车终于到达北京。
接待革命师生的接待站就设在车站外面。我们一行被分配到三里河的煤炭部的接待站。记得当时都是用带棚的卡车将学生送到各个接待站的。煤炭部的接待站就在煤炭部大院里面，我们九人住一间房间，打的是地铺，每人只发了一条毯子。
接待站告诉我们“接见”要等到10月15号之后再另行通知，此间还要进行几次队列训练。
刚刚安顿下来没多久，就有南师附中来京的其他同学前来串门。他们是初二甲的高卫国和高一丙的王义，两人都身着黄军装，当时是红卫兵八一战斗队的。他们说是从接待站查到了我们的信息。校友在北京见面多少有点亲切感，他们身上也没有散发出血统论的气息。倒是高卫国言谈中表露出对共青团组织，以及一些团员在文革中的表现不满。
由于离毛主席接见还有一段时间，我们抓紧到清华 、北大去看大字报以及收集有关的资料。九个人分成几个组分头行动，早出晚归。
第一次到北京串联，并没有将心思放在游山逛水上，而是一心一意搞革命，汲取北京造反派的经验。记得有一次我同沈立智 、王伟民路径颐和园也没有进去游览，只是利用了一下厕所。可见当时的自我约束力是很强的。
北大 、清华的大字报铺天盖地，每天还有更多的大字报贴出，即便泡在大字报堆里也来不及看。我们将注意力放在批判血统论，即所谓谭立夫路线的资料收集上。
经过十天左右的等待，终于确定10月18日毛主席接见。那天一早，大家乘上卡车直奔天安门方向的预定地点。我们分配的地段并不理想，比较偏离天安门，应该是到了东单。我们坐在道路的南侧，按照个头的高矮排列，然后席地而坐，并规定毛主席检阅时，大家不许站起来，以免造成场面混乱。在等待的时间里，学生们不时唱着语录歌，甚至“造反歌”。在我的左侧是来自沈阳的学生。虽然我出生在沈阳并生活了11年，但这时却明显感觉到他们的东北口音，而他们则感觉不出我曾经是个沈阳人。
检阅的时间似乎不断地延后。事后才听说那天出了些“情况”，蒯大富的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的卡车开到了天安门，因而延误了检阅时间。
就在大家的注意力不够集中的时候，队列左侧的人群突然一阵骚动，前排坐着的人像倒推牌骨一样刷地站了起来。我向来比较守规矩，让坐着就不会站着，可是前排的人都已经站起来了，此时的我也顾不上规矩了。然而毕竟是慢了若干拍，待我站起来，检阅车已是飞驰而去。当时没听到什么“万岁，万万岁”的呼喊声，大家的注意力全都集中在眼睛上。即便是这样，我也只是看到了一个说不清楚的背影。平心而论，那个背影也没有留下什么清晰的印象。事后听说毛主席那天没有登天安门，只是驱车检阅。由于有了前面所说的“情况”，检阅车过了天安门后提了车速。不过，好歹算是见过毛主席了。
以后的一些时间仍然是重复着到大学去看大字报。现在回想起来，当初脑子怎么就这么轴——为什么不去一个中学看看，比如清华附中之类的学校？
北京的形势了解了，毛主席也算是见了，考虑到出来一趟也不容易，不如换条路线南下，还可以顺路去看看毛主席湖南湘潭的故居。于是我们一行九人再次踏上南下的征程。我记得离开北京的时间是11月2日。当天气温骤降，幸亏我向总政的一位熟人借了一件军用雨衣，可以用来挡风。余仲华当时还戏称之为“党服”（谐音同挡）。
南下的第一站是武汉。我们住在武汉钢铁学院的学生教室，课桌当床。当时钢铁学院的大学生们也多在外地串联，教室内的课桌多是上了锁的，其中还有的是转字锁。看到转字锁我就来了兴致，因为我家就有一个日本的转字锁。我的那把锁比较简陋，表面没有什么突起的印记，但我仍然可以闭着眼睛将之打开。原因就是锁的旋转部分多少有些空隙。不是说我手感有多好，只要按照要领去做都可以做到。后来插队时，我还将那把日本转字锁带到农村，解决了大家（四人）出门带钥匙的繁琐。那时我们各个都是开锁的高手——根本不需要记住密码（628），无论白天黑夜，一分钟之内一定开锁！
话题回到钢铁学院。为了检验自己的开锁技能，满足一下好奇心，教室里的几把国产转字锁没费什么功夫都一一破解了。好奇心满足后，再重新将课桌锁好，毕竟当时的兴趣并没有放在课桌内的书本上。

在武汉，除了余仲华提到的所到之处，我们还参观了武汉钢铁公司，见识了中国最大的高炉，另外也见看到了平炉。在我的印象中还参观了轧钢厂。
另外还有一个记忆：即我们巧遇了也同时在武汉串联的李丹柯一行。
离开武汉后我们到了长沙。在韶山冲参观毛主席故居的时候，等待参观的人群排起了长长的队伍。当时的队伍之长完全可以同后来瞻仰毛遗容的人群队列相媲美，而行进的速度却是后者的若干倍！也许是沾了“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灵气，我们决定发挥集体作战的优势——多点“押队”。几个人分别在不同的位置尝试“押队”，然后由联络员将大家“联络”到最佳的位置，这一着让我们省出了两个钟头左右的排队时间！

离开长沙，我们到达了广州。广州给了我们全新的感觉，那里如同是夏秋之交，天气真是好极了。我们成功住进了省级机关大院，设施条件在我们所到之处是最好的。那里的早餐有面包、香肠（还有其他食谱），每天还有淋浴。机关大院有篮球场，一些串联到广州的大学生常在那里打球，我们则利用办公楼（当时的接待楼）前的羽毛球场地，开始了“广州集训”。记得每天晚饭后，大院的工作人员便拉起球网，开始打羽毛球。我们中的龙祥生最为投入，以至于在双打中折断了一只球拍。
在广州我们吃到了真正新鲜的香蕉，品尝了过去没见过的杨桃，以及广州特色的肉稀饭等。还去电影院观赏大型歌舞史诗“东方红”，以及新版纪录片“核爆炸”。我们游览了动物园，见识了竹叶青蛇，也领略了牦牛等巨型动物震天动地充满共鸣的吼声。
本来准备在广州稍事休整后返回南京，无奈火车班次有限，只能耐心等待。
在休整期间，我们整理了在北京收集的传单资料，并将其中关于“谭氏路线”的内容略作编辑，利用接待站提供的蜡纸钢板，刻印了有南师附中红色挺进队落款的传单。据大家回忆，当时还在广州电影院等处散发过我们刻印的传单。记得有一次沈德辉、许远志去电影院看电影，放映前见到二楼散落下来的传单，便去争拾。好不容易拾到了一份，还互相撞痛了头，再细看竟是自己刻印的传单！抬头望去——王伟民正忙乎着往下面撒传单呢！
11月下旬，在广州逗留了半个月后，我们乘上了开往南京方面的火车。我们抵达上海后被安排在提篮桥监狱的接待站。当时大家急于返回南京，在上海没停留几天。记得返回南京那天，火车到达时已是半夜三更。大家约好12月1日再到学校。
五十多天的大串联终于结束了。如果说我们的串联有什么特殊的地方，那就是我们是以组织的形式进行串联的。并且在串联过程中有过印发批判“血统论”，署名南师附中红色挺进队传单的花絮。
我们的串联，为在附中展开针对“血统论”的批判，做好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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