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水良：浙江文革中的一桩公案——保江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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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中共主动组建假反对派队伍的问题。我就想起与此相关的浙江文革的一桩公案——保江华的问题。这桩公案中的某些问题，目前可能只有很少人，甚至我们个别人知道了，因此有必要写点回忆，留下史料。我曾经想写自己文革经历回忆录，但是没有时间，只好作罢。现在涉及这个问题，我想索性把两件看起来不相关的事情，合在一起回忆。

文革初期，我们班和系的一些同学曾经写了一些大字报推荐我。在浙大，我是唯一受到这样推荐的人，在学校有一些影响。我是浙大红暴会前身暴动总部负责人，浙大红暴会（全名“浙江大学红色暴动委员会”）的命名和成立，也是我在当时浙大行政大楼东南一楼走廊拐角的一个办公室召集的会议上决定的。所以一开始，我是浙大红暴主要负责人。而浙江红暴，又是浙大红暴在全省组织起来的。当时同学们和其他校友对我也比较信任。记得66年底，总务科有两个干部，曾经把我请去，给我谈江青的丑事，谈后大家心里有数，保密。这在当时是很危险的事情，没有必要的信任，他们是不会讲的。后来浙大革委会成立后，浙大保卫处几个干部找我去，说他们不相信当时的校革委会主任南竹泉，他们相信我，因此特别向我汇报学校的敌情以及采取的监控措施。他们的汇报，让我大吃一惊。原来中共控制如此之严，作为一个幼稚的学生，这之前我是无论如何想像不到的。

1967年2月11日晚间，我在行政大楼楼上红暴会勤务组的办公室主持工作。出外收集消息的同学们回来向我汇报浙江省联总召开斗江华大会的事情，我开始没有在意。但不久，电机系、机械系同学黄永才和石耘（女）等人跑到办公室来找我，说省联总的斗江华大会违背毛主席最高指示和周总理指示，我们必须把它冲掉。

当时他们称的最高指示，是周恩来总理在66年年底，接见浙大学生时说的。参加接见的有浙大学生五人，包括黄永才、石耘、刘英、张志华，记得还有一个是郑民牛，另外还有首都三司驻杭州联络站学生三人。接见中，总理说：他不相信浙江省省级机关干部，但相信浙大学生，所以对浙大学生讲些话，不对省级机关干部讲。请同学们不要把他的话公开。谈话中，总理说，王芳（原浙江公安厅长，当时温州地委书记）是坏人，曹祥仁（省委书记处书记）是坏人。但江华，主席再三要保。

为江华问题，当时参加接见的石耘还与总理发生争吵，总理说：你这个女孩子，怎么这样讲话？

至于所谓的王芳是坏人，我们及到几年以后才知道，原来是浙江有关部门有人揭发，王芳三次到台湾，并在浙南地区组织反攻救国军浙南纵队，给蒋介石送“德高望重”匾等等。

根据当时揭发出来的所谓江华的罪行和修正主义言论，以及我知道的有关江华的事情，使我对江华抱有很大的好感，所以很容易接受周恩来的这个讲话。我曾经读书的富阳县场口中学附近环山公社，大跃进中很早就饿死人，结果江华将那个公社几个负责人抓起来，判了刑。然后，江华巡视全省，到处鼓吹，宁要青菜豆腐的资本主义，不要饿肚子的共产党主义。说共产主义是要让老百姓吃饱。从富阳讲到桐庐讲到全省。结果，使浙江省成为全国饿死人最少的省，并且大部分地方没有死人。他曾经在富阳树立一个公社书记当典型，但当该书记骗奸杭州大学一个大学生，该学生写信给担任高等法院院长的江华夫人控告，结果，就将该书记判刑11年。所有这些，都使我们对江华有很好的印象。

但周总理的谈话和这些指示，当时社会上还没有人知道。在浙大，也只有他们参加接见的五个同学和我们极少数负责人知道。而当时省联总的负责人员，大都是浙大派出，主要是我们红暴派出的。光是我们四五十个人的炮打司令部突击队，就有两个省联总副总指挥，所以当时我们浙大红暴是省联总的主要控制力量。（文革中的情况，尤其我们浙大的情况很特别，群众组织主要负责人留在校内，派出去到省联总等任职的，包括副总指挥，是群众组织的一般成员，这些成员一般得听从本校组织意见。）因此，我说，采用冲大会的方式不妥当。第一，这些指示只有我们少数人知道，别人不知道，我们采用这种突然袭击的方式对付联总，不道德；第二，社会上的人们不知道这些指示，我们冲了大会，无法取得社会上广大群众的理解和支持。除非你们公布总理谈话，人们才会理解。但总理又嘱咐你们不能将他的谈话公开，这就很难办。

但黄永才坚持要冲，说最高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当时林彪的这句话，非常厉害，只要有了“最高指示”，搬出这句话，别人几乎无法反对。[注：黄永才文革后成为被浙江人称为“浙江邓小平”的省委李丰平书记的女婿。]

我仍不同意黄永才的意见，无法达成一致看法。我考虑一下，这个问题太大。于是马上请办公室的人通知校广播台，马上广播，发出通知，召开红暴勤务组和各战斗队负责人紧急会议。大家很快就到了。争论非常激烈。最后达成折衷决议：不冲大会，但要发一个保江华声明，并公布周总理讲话。

于是，我立即布置工作，请一个造反队起草声明，然后铅印五千份在杭州全市张贴。并请浙大广播站明天一早广播。因为该队的王沛民同学是笔杆子，他们队又控制了杭州印刷系统。接着，请参与接见的五个同学，再次核对笔记，搞一个对外公开的总理讲话的正式文本。与声明一起铅印张贴。

安排好工作，我就对石耘说：“你跟我来！”到另外一个办公室，拨通总机，给浙大总机总理办公室的电话号码，要他们接通。但北京总机不接，问我们从哪里知道这个电话，我们回答是总理秘书留给我们的，才接通。接电话的是总理秘书，他说总理刚睡觉，他们几个秘书轮流值班，有什么事情告诉他，等总理醒来，他马上向总理汇报。我把电话递给石耘，请她汇报。总理秘书作了记录，再次答应等总理一醒，马上向他报告。结果，第二天一大早，总理就派专机到杭州，从批斗会场把江华直接接到北京。

声明起草好后。我做了少许修改，立即请他们拿到市内印刷厂付印。等处理好这些工作，已经是凌晨四、五点钟。于是回宿舍睡觉。

第二天一早，浙大红暴的保江华声明广播，着着实实使全校师生员工都吃了一大惊。

广播并通知大家集队，到杭州体育场斗江大会去。我因为睡得很晚，没有和大家一起走，等稍迟我赶到会场。会议刚开始，江华被押上台。接着，主席台左侧发生骚动，浙大红暴代表上台宣读声明，被赶下台。下面学生开始向主席台冲击。我一看苗头不对，赶紧向主席台左侧走。但担任会场警卫，原来都是浙大红色造反联络站一起的组织，当时已经成为的红暴对立面的数力系一些同学，手拉手挡住我，不让我进去，我有点不高兴，以命令口气说：散开。他们只好讪讪地把手松开，让我进去了。

到了主席台左侧，我问正在冲击主席台的同学：“怎么回事？不是决定不冲的吗？”但没有人能回答。冲会场显然是发言被赶，临时起意的行为。我虽然对此很不高兴，但当时情况紧急，我们浙大虽然有一万多师生，但当时在场的浙大学生只有几十个人，会场上却有十万人。而且我们也没有把能够表明我们身份的旗帜带去，大家不知道我们是什么人。如果进一步发生冲突，几十个人在十万人包围攻击下，非常危险。必须赶紧处理。于是，我赶紧对在我身旁的“全国炮打司令部突击队”的同学说，赶快把你们全炮的大旗去扛过来。那个同学立刻跑到几十米外，去扛全炮的大旗了。

这个“全国炮打司令部突击队”，是我所在的“浙大炮打司令部突击队”，在社会上搞起来的组织，浙大炮打只有四五十人，全炮更少，只有二十来个人，但当时在社会上的名声，比我们母组织浙大炮打的影响还大，因为他们一直在社会上活动，几乎与首都三司驻杭联络站齐名。

全炮的旗帜一扛来，大家知道是全炮，浙大炮打等浙大学生，立刻瓦解了大会参加者和大会主席台上警卫的士气，主席台警卫不再全力对抗，会场上的人们也开始散去。于是，浙大红暴的人一拥而上，登上了主席台，挥舞全炮大旗，大会半途而废。但不料，主席台很快坍塌。幸好台不高，无人受伤。

这就是震惊全省的所谓几十个学生冲跨十万人斗江大会的事情。后来毛泽东视察杭州后，军管会传出来的消息，说毛泽东谈话时说，想见这些冲大会的小将。不知道这是否为真。

212大会以后，周恩来没有否认他保江华的意图，但却否认说过“江华，主席再三要保”的这句话。在当时，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社会上到处是“刘英、石耘捏造总理讲话，捏造最高指示，罪该万死”的标语。我又召集他们参与接见的五个浙大同学，再三核对，五个人一致非常肯定地说总理讲过的。显然，这里表示周恩来和毛泽东之间微妙的关系和矛盾。但没有办法，只好让他们五人认个歪曲总理讲话的罪名作检讨。

1968年初中央在北京召集第二次浙江会议，筹备成立省革委会。我们浙大一些同学去北京，石耘等一些同学参加接见，我几次嘱咐石耘向总理作检查，着重检查不该擅自公布总理讲话，因为我们公布总理讲话，违约在先，总理喜欢自我批评。果然，周恩来听后很高兴，当场表扬浙大学生顾全大局。浙江红暴派一直是保总理，反林彪四人帮的，总理的这个表扬让大家进一步体会到他与毛之间的某些微妙关系。

浙江代表回到杭州，总理还特意打电话给浙江省革委会，要省革委会在石耘、刘英两个人中，安排一个进省革委会。因为歪曲总理讲话罪名很大，安排一个进革委会，是一种保护措施。后来刘英成为革委会委员，石耘成为省红代会常委。但即使这样，后来石耘分配到南京，仍然因为歪曲总理讲话，被工厂大批特批，被天天开批斗会。她来求我帮助，我只好出面，找浙江省军区调到江苏省军区的领导人，由省军区政治部主任（后来成为省军区政委）和某独立师政委出面，找到她们单位军人领导军代表谈话，最后又调动她的工作单位，才得以解决。

我们后来之所以对周恩来长期抱有好感，就是因为他这种做法中仍然保留的人性一面，以及对公然与他争吵的年轻人不以为忤的态度。

1968年的中央全会，毛泽东承认了他过去保江华，但说，江华不能再保了。许世友你过去保江华，现在还保吗？许世友说，主席说不保，就不保了。后来得知，其原因，正是浙南反共救国纵队的事情，牵连到了江华，是江华领导这个事情的。

原来，中共在浙南组建的这个反共救国纵队，非常秘密。每天向台湾发送真真假假的情报，台湾方面非常高兴。蒋介石七十大寿时，这个纵队还专门做了《德高望重》的匾额，通过香港，送给蒋介石。他们派出的人员，在台湾担任了高官。而王芳，三次亲自到台湾，视察中共台湾地下党和地下势力的工作。所有这些工作，都得到江华的批准。结果，这些统统成了江华和王芳的罪行。

1968年我们毕业分配时，数力系的一个同学神色黯然地来向我告别。他原来是逃到台湾的国民党高级军官的儿子，而这时，他却成为叛徒的儿子。除了泛泛安慰以外，我们无言以对。原来他的父亲，是金华人，国民党逃离大陆时，是军统少将，实际上是中共地下党员，被派到台湾继续从事地下工作。后来被台湾派到香港做台湾情报总站负责人，但实际上他是共产党驻香港的情报负责人。所以，台湾经过香港派到大陆的特工，中共都一清二楚。这个同学这种家庭出身，能上浙大，显然是有关部门的特别安排。这个同学的祖父，解放初原是要枪毙的，结果被接走，被秘密安排到杭州居住。由于浙江文革揭露的王芳和江华等问题，为台湾发现，认定浙江派到台湾这些人是中共特务。由于这些特务的暴露，这个同学的父亲被怀疑是出卖他们的叛徒，结果被从香港抓回来，关押到浙江省看守所。几年以后，我才知道，他的父亲恰恰与我另外一个电机系同学，关押到了一起。

台湾情报机构，被共产党渗透之严重，台湾人迄今仍然很不了解。原纽约三民主义大同盟的秘书长杨怀安，据胡安宁说前几年已经到了上海担任政协副主席。显然这又是一个类似的地下力量。他曾经说，台湾白色恐怖，清除共产党，但实际上很多地方，是共产党清除国民党及无辜。我相信这种讲法。

1972年，林彪垮台后，浙江再次向周恩来汇报公安战线是黑线统治，江华，王芳是坏人，这一次，周恩来勃然大怒，他的态度完全反了过来。他说，我已经告诉你们，公安战线是红线统治，王芳是个了不起的公安专家。如果你们仍然不信，我可以叫汪东兴出来作证。显然，反共救国军浙南纵队的事情，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中共主动组建的假的敌方队伍的例子。浙江当时报告了汪东兴等人，但周和毛显然不是很清楚。

这之后，江华和王芳很快获得解放，后来分别担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和公安部部长。我同学的那个父亲，也释放平反，调往公安部工作。


2007-2-11

转自《新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