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公群：“文革”之初的南充地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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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公群

发生在20世纪60至70年代中国大地上的那场史无前例的浩劫“文化大革命”，已经过去40多年，它既给人们以沉痛教训，又令人难以忘记。我曾经亲身遭受过那场浩劫的影响、冲击，关过“牛棚”，受过迫害，为了不淡忘那段历史，我把当年发生在南充大地的那场灾难，真实而客观地记录出来，留给现代人，让历史成为镜子，永远照耀着我们正确前行。

文化大革命风暴席卷全国

从1965年11月起“文革”就进入了准备阶段。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成为“文革”的导火线，《海瑞罢官》是历史学家、北京副市长吴晗创作的新编历史剧，1960年底完成，1961年初开始上演。姚文元的批判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和直接导火线。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同年8月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召开，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1966年5月25日下午，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等7人，贴出第一张题为《宋硕、陆平、彭偑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陆平北大校长、党委书记、宋硕北京市委大学部副部长、彭偑云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康生的老婆曹轶欧派人要走了大字报的底稿，康生把大字报密报给在杭州的毛泽东。毛批示：“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个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开始大破”。6月1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广播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从此“文革”动乱，逐步遍及全国。

“文化大革命”中的南充

在报刊广播的造势下，似乎“文化大革命”在全国进入了高潮。但像与南充这样交通不发达的地区当时还是比较闭塞的，下面的干部并不认识理解什么是“文化大革命”，为什么搞“文化大革命”，正如当时地委书记卫广平所说：对“文革”，我们既不知道，也不理解，更不知道怎么样搞。那时，一方面抓春耕生产，一方面抽调大批干部组织的“四清”工作团，继续在岳池县等地进行城乡社会主义教育。强调不能放松生产，“四清”要落实到生产上。（四清是指清政治、清经济、清工分、清干部多吃多占）。只是在1966年6月10日前后，地委开会传达了一下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的部分文件。地委成立了一个“文革小组”，曹廷明（时任南充地委副书记）任组长。整个工作还是强调要抓好农业生产。李井泉同志（任中央政治局委员、西南局第一书记）给下边打过招呼强调：风暴来了要抵住，不抵住要垮台。这段时间，机关陆续出现了一些大字报，但是，是有领导进行的。有的单位划定了专门地方贴大字报，如地委那时就把凡是写的大字报都张贴在地委小礼堂内，让干部职工去看。南充有三所大专院校（南充师院、石油学院、南充医专）、中专学校也较多，学生比较活跃。地委按照上级要求，强调加强领导，按上边部署开展运动。后来全国“文化大革命”的火越烧越旺。7月份就从机关抽调干部，组织工作组，进驻学校，以深入了解情况，引导运动正常发展。

“炮轰地委”的“九·五”事件

1966年8月，社会上不断出现混乱。地区医院因把毛泽东画像放在救护车上去参加活动，认为这是领导不怀好心，而被批判。师院学生贴出揭发院领导的大字报，发生争论，要求地委出面解决问题。又遇选派红卫兵学生代表到北京接受毛泽东检阅的事发生争辩，领导研究确定的代表，与学生要求选的代表，意见不统一。8月30日下午，晚上两方面的人员，陆续挤满地委小礼堂，要地委表态，到天快亮了，风波勉强平息。学生回校，不久又引起风波。9月5日，有的人在五星花园南充电影院门前，贴出大字报，“炮轰地委”，把矛头指向地委，要冲击地委。这时有部分机关干部、工人见冲击共产党领导机关，肯定有“坏人”，就自发地组织起来保地委，“冲”与“保”的矛盾，闹得利害。有人给北京一些学生造反派组织打电话、写信，讲四川南充地委“镇压学生”。省委知道情况后，李井泉同志说南充抵不住了，就派省委书记处书记许梦侠来南充了解情况，住在地委招待所，找卫广平去谈情况。这个事被造反派知道了，就去纠缠许梦侠和同行的省委副秘书长金石同志。加之，1966年10月9日至28日，毛泽东主持的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的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中心内容的工作会议上，陈伯达在主题报告中点了南充的名，无中生有的讲南充“怕”字当头，“镇压群众”，起了煽动的作用。在这些背景下，各地大串连的红卫兵，像潮水般的涌来南充。各县市及地区抽调许多干部，设立接待站，安排学生吃、住、行，这几乎成了当时南充地区的中心任务。虽然没有统计，估计接待往来学生上百万人次。社会治安、生活供应，住宿保暖都是极其重要的事，给当时的地委行署造成极大压力。

造反夺权，地委及（市）县领导班子瘫痪

1966年下半年，毛泽东先后八次接见1100万全国各地红卫兵，批“资反路线”，使种种矛盾激化，同时，“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也遭到广泛抵制，社会上经常有各种事情发生。此时，毛泽东又支持1967年1月上海发生的造反派夺市委、市政府的权的事件，当时叫“一月风暴”，迅速蔓延到全国的工矿企业、广大农村、机关单位，《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题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社论，号召全国全面展开夺权。在其影响下，南充市大专院校和机关一些造反组织，开始夺地委、行政公署的权。造反派常常半夜三更到机关勒令交出印章，勒令领导靠边站交待问题。各部门、各单位也先后被夺权。很短时间把地、县（市）的党、政、财、文等大权夺了，无人管事，无人负责，各级政权陷于瘫痪。两大造反派组织――毛泽东思想南充联络站（简称临联），另一派称指挥部派，在夺权中因各种利害关系，出现矛盾，互相辩论、攻击，以致后来发展到武斗。鉴于这种无政府状态，当地驻军和军分区按照“三支两军”的规定（三支即支左、支农、支工，两军即军管、军训），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搞“大联合”、“三结合”。

“武斗”发生，人心惶惶

1967年，春节刚过，四川发生了镇反抓人（即当时讲的“二月镇反”），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四川大学八、二六战斗团等造反组织，在成都军区静坐。在做工作无效后，抓了些人，在南充也发生冲击军事机关的情况，也抓了些人。使两派之间矛盾加剧，经常在街头巷尾、单位、学校发生辩论。1967年5月7日，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中央决定由成都军区第一政治委员张国华同志，司令员梁兴初同志，前宜宾地委书记刘结挺前宜宾市委书记张西廷负责组成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以张国华同志为组长，梁兴初，刘结挺为副组长。对此，两派造反派组织有不同认识，不但没有联合，反而更加对立。中共中央虽然发出“互不打架，互不冲击”，“不抓人，不扣人”，“不夺抢，不开枪”等项规定，但在一些地方基本上没有效果，甚至全然无效。南充也笼罩在武斗的硝烟中。从7月开始，武斗开始升级。人们晚上不敢出街，在7月下旬，南充五星花园，原地区招待所、百货公司等处，开始打石块，甩瓦片，后又发展到用炸药，用兵器进行武斗。打死人还游街示众，造舆论，把死尸集中到一个学校搞展览，组织参观。许多单位，处于武斗防备状态，准备干粮，修筑工事，组织武装人员巡逻，进行防备，有的干部为了躲避武斗，离开机关逃回乡下或到亲友处躲避，南充笼罩在武斗的恐怖之中。8月初一个深夜，发生大爆炸，嘉陵江边一幢结实的航峰大楼被炸毁，标志着南充武斗达到高峰。此后，在东观镇及蓬溪方向，南部、盐亭边界都发生了武斗事件，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受到极大损失。

广大干部被冲击

干部是革命的宝贵财富。但“文化大革命”搞得过去为党为人民打江山、为社会主义建设辛劳的干部，却无任何安全感，他们被揪、被斗、被打、被关，有的把身体搞坏了，有的甚至被迫害死了。1967年夏天，地委书记卫广平，副书记曹廷明，被迫离开地委大院，说是开始“军管”。把他们关在莲池幼儿园，一个住一间房，一个班的解放军守着，时有武斗人员冲进去把他们拉出去批斗，以后把他们转到财干校。整天打扫院子，交待问题，结果把身体也搞坏了。卫广平同志足肿、手肿、脸肿、肝和肾都有严重问题。武胜县委书记苏林在“文化大革命”刚开始就调任西昌地委副书记，“文革”中拉回武胜批斗，管制劳动，他想不通用菜刀抹喉，结束了生命。苍溪县长苗裕厚，一位“南下”干部，“文革”中年岁已高，被反复批斗，以至掀倒死亡。西南石油学院院长何千里，对“文化大革命”想不通，跳楼身亡。1968年冬天，把南充地区机关，地委、行署、公检法及部分局单位负责人，共60多位地县级以上干部，集中在财干校，60多人住一个大房子，安上几百瓦的灯炮，晚上不关灯，有的半夜三更发病，大家都无法安睡，有的拉去批斗，被打成重伤。有次批斗地委主要负责人，一大批干部被拉去陪斗，斗到晚上七点了，财贸部办公室主任苗瑞川同志，孤身一人，家属不在身边，回去无饭吃，无人说话，思想疙瘩解不开，吊死在住处，第二天才被人发现。这类事例，真是使人寒心，痛心。

知识分子受到迫害

“文化大革命”中，知识分子受到了迫害，一大批专家学者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臭老九”，被带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帽子，下放劳动，关“牛棚”，进军营改造等等。这些对待知识分子的方式、办法，引起许多严重后果。西南石油学院的一位50年代留学归来、很有才华的教授，被当成反革命枪决了。炼油厂副厂长任世学、曾留学苏联，既是一位学者专家，又是一位优秀的管理干部，“文革”中被批斗整死，装入大汽油桶内。曾留学英国医术极高的地区医院妇产科主任周应仪，被批斗后，十分悲愤，用针插入心脏而离开人世。地区水电局水电工程师邓英，在学习班上受审查，吊死于树下。有的生活上折磨，人格上受侮辱，解放前南充地下党负责人之一、地委宣传部副部长、“文革”前夕任命为副专员的蔡依渠同志，在学习班学习，逼着吃糠菜做成的“忆苦饭”，他肠胃有病，吞食后呕吐。就认为他是留恋地主生活，本性不改，反复批斗、辱骂。对教育、卫生、文艺、创艺方面的一些有学识、有才艺的知识分子弄到苍溪红旗山农场劳动改造。有的川剧表演艺术家，弄去打扫厕所、卖饭菜票，更是家常便饭。各级各类学校更是“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青年学生是受害者。当时提出一切学校和学科都要到工厂去，到农村去。说：“读书害死人，知识分子与工农分子比较起来是最没有学问的人”。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把学校当堡垒冲击。停课闹“革命”，学生批斗老师，课堂秩序不复存在。以后提出复课闹革命，很多学校复不起来，校舍被占，课桌被毁，图书丢失，高考停止。1969年开始每年都组织大批知青学生上山下乡，到农村去，此事一直持续到“文革”结束。使十年“文革”动乱期间的年青人，缺少文化，整个社会弥漫着“读书无用论”的空气，由此耽误了一代人、几代人，影响国家科技发展，优秀传统文化中断，伦理道德被破坏，回想起来十分痛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