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反“刘格平、王志强地方民族主义反党集团”运动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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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反地方民族主义反党集团”运动始末

       “反地”起因

    1959年9月13日—10月3日，第一届全国运动会在北京召开，宁夏也派出体育代表团参加了全运会，开幕式上走过主席台的运动员代表男的头戴小白帽、女的戴盖头，由此来展示宁夏的回族风情。1959年10月1日，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北京天安门举行了庆祝游行活动，内蒙古、新疆、云南、西藏、宁夏、广西等少数民族自治区的代表团参加了庆祝游行活动。各少数民族代表身着绚丽多姿、款式新颖的本民族服装，行走在游行队伍中，宁夏代表团的少数民族代表同样是男的头戴小白帽、女的戴盖头款款地从天安门走过。自治区有关领导参加完这两项国事活动后，大家在一起座谈，认为全国其他少数民族的服装鲜艳夺目、花色品种多样，而我们宁夏的回族服饰过于单调与其他少数民族比较起来还是逊色不少。时任自治区政府主席刘格平，想今后宁夏参加全国性的重大活动还很多，回族也应该象其他少数民族一样有几套可以代表本民族特色的民族服装，与此同时，这种认识也受到了1958年大跃进极左路线的影响和当时环境的局限，刘格平认为自治区也应该来个民族服装“大跃进”，让全国人民更加了解宁夏回族自治区。

    1960年初，刘格平指示有关部门领导成立自治区民族服装制作办公室，集体研究设计回族服装，并派人到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搜集调查回族服装素材。经过反复设计，在原有的回族服饰的基础上，加工设计了色彩亮丽、美观大方、新式的回族服装，男女都有，并由银川红旗服装厂的上海师傅精心制作样服。服装制作好后，在原宁夏交际处(现宁夏宾馆)召开了座谈会，组织了一批回族干部试穿，刘格平夫妇也参加了此次试穿。今年69岁的原《宁夏日报》摄影记者朱康洛曾为此次座谈会拍摄了不少照片，他对当时的情景还记忆尤新。他介绍说：“当时大家都在试穿服装，一片喜气洋洋的景象，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摄影师还拍摄了纪录片。与会的同志积极发言，情绪颇为激动，发言的大意是：‘解放后，我们回族人民在政治上、经济上都翻了身，现在又为我们设计和改进民族服装，这是党中央毛主席和自治区对我回族人民的关怀。座谈会上还有些同志对新设计的回族服装提出了改进意见和建议。”对此《宁夏日报》很快就刊发了摄影记者朱康洛拍摄的六张试穿会上的民族服装照片，还配发了文章，题目是《实用美观的回族服装》。座谈会后，经过筛选，自治区民族服装制作办公室最终选定了几套服装作为回族少数民族服装，随后自治区派人送样品至北京中央有关部门审定。但时隔不久，就从北京传来令所有人始料不及的消息：“刘格平等人制作民族服装是在搞地方民族主义，扩大民族差异，居心不良!”

    “反地”风波

    1960年3月，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找刘格平谈话，有人说：“格平同志有没有地方民族主义，有没有宗派主义，同党的关系怎么样，总想谈一谈，帮一下，对党，对格平同志都有益”，“任命干部……主要是回人，主要是从渤海地区调来的”，“同某位同志的关系搞的很紧张，长期难处理，某位同志虽然也有些缺点，但无论从工作、党性上说都是好同志，关系搞不好主要责任在格平”，“我在主席面前说过，刘格平同志有地方民族主义方面的东西，但党作了决定是服从的。现在看来第一句话恐怕是对了，第二句话对不对值得研究”，“我感觉有过社会主义关的问题”。另有人说：“我和刘格平是难友，一块坐过牢”，“宁夏的第一书记谁去适当，党是反复考虑了的，最后决定某同志，因为他比较适当，能够看出问题，帮助格平同志，又不于搞坏关系”。对此，刘格平作了情况说明，某负责人最后说：“听了格平同志的意见，有两点：（1）事实同我们讲的有不少出入，（2）思想同我们有很大的距离。请格平同志再想一想，以后怎么办，或者我们几个人继续谈，或者在区党委的书记处会议上把问题谈清楚，待研究后再决定”。这次谈话就此结束。

    1960年3月30日一4月26日，北京召开了个扩大范围的“座谈会”。参加会议的有：杨静仁、马玉槐、刘春、李景林、吴生秀、甘春雷、夏辅仁、赵卓云、韩戈鲁、谢扶民、于超、刘冠英、张杰、江平、苏克勤等人在座谈会上踊跃发言。刘格平在会上两次申述了自己的意见。北京座谈会结束以后，1960年5月6日—7月2日，自治区党委在原宁夏交际处会议礼堂召开了“自治区党委第一届七次扩大会议”，全区各厅局、各委办、各市县的党委书记参加了会议。时任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主持大会，国家民委一位负责人以中央工作组组长身份，“指导”了这次会议。会议对“以刘格平为首，王志强为副的地方民族主义反党集团”进行批判斗争。这次会议在“左”的思想指导下，指责刘格平等人“反对在少数民族中开展反对地方民族主义的斗争，反对改革宗教中的压迫、剥削制度”，以致把刘格平等人要求各部门要配备回族负责干部、在回族聚居地安排一些工业企业以及主张穿戴回族服装等当作错误问题加以批判。把一些本来是正确的或者属于思想认识问题上纲为政治上的大是大非问题，给刘格平等人扣上“地方民族主义分子”、“资产阶级和民族宗教上层在共产党内的代理人”等帽子。由此一场宁夏历史上“反地方民族主义反党集团运动”就此拉开了序幕。这个会议规模开的越来越大，“地方民族主义反党集团”成员也越打越多，会议大体分为三个阶段：从1960年5月6日—11日，全体区党委委员出席，1960年5月6日上午，由自治区党委第二书记说明会议议题后，组织阅读了在北京关于刘格平问题的谈话纪要，1960年5月7日—11日进入“揭发”第一阶段。第二阶段主要是进行大会“揭批”，并要刘格平、王志强、丁毅民、王克、李微冬同志在会上作“检查”。每当刘格平作“检查”时，会议范围扩大到处级、科级以及有关部门的党员干部。1960年5月23日，原自治区建工局局长丁毅民在大会作了“检查”后，大会立即宣布了对其的处分决定，逮捕法办，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会议进行第三阶段后划分5个小组，第一小组重点斗争丁磊(刘格平夫人)，第二小组重点斗争王志强，第三小组重点斗争李微冬，第四小组重点斗争王克、丁毅民，第五小组重点斗争刘格平。1960年7月2日，自治区党委“第一届第七次党委扩大会议”结束。

    “反地”冤案

    自治区党委第一届七次扩大会议结束后，牵出了“以刘格平为首，王志强为副的地方民族主义反党集团”，牵连省厅级领导干部共13人。在这次所谓的“反地方民族主义反党集团”一案中受到撤职处分的省厅级干部有：刘格平，原自治区党委书记处书记、自治区主席。以地方民族主义反党集团的头子，彻头彻尾的地方民族主义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修正主义分子给予撤销自治区党委书记处书记、常委和自治区主席职务的处分；王志强，原自治区副主席、区党委常委、银川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以刘格平反党集团的主要骨干分子、地方民族主义分子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给予撤销自治区副主席、党委常委和银川市第一书记兼市长职务的处分；李微冬，原区党委委员、自治区文教厅厅长。以刘格平反党集团的谋士、地方民族主义反党集团骨干分子和贪污分子给予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开除出党的处分，下放基层改造；王克，原区党委候补委员，自治区建委副主任。以刘格平的亲信，地方民族主义反党集团骨干分子给予撤销自治区建委副主任职务的处分；丁毅民，原自治区建工局局长，以刘格平地方民族主义反党集团骨干分子，阶级异己分子和贪污分子，以及刑罪犯，予以逮捕法办；马思义，原区党委委员、宁夏军区副司令员。以刘格平地方民族主义反党集团重要分子，给予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停职反省，待问题搞清后处理；韩觉民，原区党委候补委员，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副部长。以刘格平地方民族主义反党集团重要分子，给予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的处分，下放劳动改造；马世芬，原区党委候补委员，自治区商业厅厅长，以刘格平地方民族主义反党集团重要分子，给予撤销商业厅厅长、党组书记，工资降两级处分；张英达，原自治区财政厅副厅长，以刘格平地方民族主义反党集团成员给予留党察看两年，撤销财政厅副厅长职务，工资降三级处分；李健，原自治区党委统战部副部长，以刘格平地方民族主义反党集团成员(因他是汉族，后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给予撤销区党委统战部副部长职务，工资降一级处分；金晓村，原自治区人委副秘书长。以刘格平地方民族主义反党集团成员，给予撤销自治区人委副秘书长，直属机关党委副书记职务，工资降一级处分；马有德，原自治区冶金局副局长，以刘格平地方民族主义反党集团成员，给予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的处分，下放劳动改造；马杰，原自治区民政厅厅长。以刘格平地方民族主义反党集团成员给予留党察看两年，撤销民政厅厅长、党组书记职务，工资降三级处分。另外，这次运动还牵连出了一大批干部，至于受到一般批判的人就更多，面更广。

    几年后，党中央发现宁夏的“双反”运动(另一场运动为“反坏人坏事运动”)存在冤假错案，指示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根据党的政策，事实求实予以平反。自治区党委根据中央指示，及时地组成了以时任宁夏公安总队政治部主任马健为主要负责人的“双反”运动平反办公室，根据上级指示，起草了关于“宁夏回族自治区‘反地方民族主义反党集团运动’和‘反坏人坏事运动”’的平反文件，马健、齐英杰等人亲赴北京送中央有关部门审批。随后，他们又奔赴上海、浙江两地为曾在宁夏“反坏人坏事运动”中遭受迫害、后来回到故乡的支宁老师和知识青年，通知两地有关部门为他们给予平反。1979年自治区党委为“反地方民族主义”一案中被定为“地方民族主义反党集团”骨干、成员的12名厅、局以上领导干部(刘格平由中央直接处理)彻底全部平反纠正。至此，宁夏历史上这场最大的冤假错案终见天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