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南央：忆北京第十女子中学干部子弟班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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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
         
－－忆北京第十女子中学干部子弟班的生活


作者：李南央


引言

六十年代初期，中国共产党在中等学校执行的教育方针可以用它的一句口号来概括：“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这个口号是适用于一切中学生的，无论其出身如何。一九六三年，那是我中学生活的第一年，我不记得有哪一位学校领导或教师，强调过学生的家庭出身。至一九六四年“四清运动”开始，情况才开始变化了。
我选择了“worker”作为劳动者的英文译文。实际上，“worker”是不足以精确、完整地表达“劳动者”这一中文原辞的全部含义的。如果从字面直译的话，劳动者的意思是：从事工作的人（the people who are working）。 我实在是找不出一个英文单词，能够 区别出“工作” 和“劳动”在中国共产党辞典里那种本质性的不同。其实“劳动者”是一个非常含混的字眼。什么样的工作，党才视其为“劳动”呢，这似乎是正确理解党的这一口号的关键。记得我们班曾开过一个主题班会：“劳动者的定义是什么”。同学们无法对这一问题取得一致的意见，但是大多数人都一致同意：家庭妇女，个体劳动者和在私有土地上耕种的农民，不能算是劳动者。对于西方人来说，这简单是一个不可思议的论点。但是在那个时候，我们这些年青的学生在这一点上是非常清楚的：只有那些直接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人，才能被称为“劳动者。”可是，什么样的工作属于社会主义建设，什么又不属于社会主义建设，却无人能做出权威性的回答。

分数面前人人平等

六十年代初期，小学生升入中学之前是要进行升学考试的。这一考试在北京是同日、同题目进行的。所有参加出题的教师集中居住，考试开卷前严禁与外界接触，以防“漏题”。考试前一个月，毕业班的学生要添写“升学志愿表”，在该表中要添写三个志愿学校，依次为第一、第二、第三志愿，每个学生还要在第四栏中写明：服从分配。就是说，如果你的考分哪个志愿学校也够不上的话，你必须接受市教育局对你的分配。一般来说，这种分配学校的教育质量都不怎么样。添志愿是一门学问，老师通常会根据学生平时的学习成绩提出建议，应该把哪些学校添入第一、二、三志愿。但是有些学生也会冒险报自己水平难及的学校，万一考好了呢？这一程序，似乎为每一个学生提供了平等竞争的机会。学校录取学生唯一的标准就是分数，硬碰硬，谁也别作非分之想。竞争是十分激烈的，是否被某个好学校录取，有时只在0.25分之差（百分制）。那时公开的说法是，高干子弟不能走“后门”。这多一半是可信的，我妈妈就曾碰过钉子。我在小学的成绩一直很好，但是粗心大意似乎是克服不了的毛病，这对考试无疑是致命的。我妈去见了当时师大女附中的校长，她们在延安时是老战友。我妈妈把我的平常成绩单及几篇被学校选为“范文” 的作文拿给她看，以期证明我是个好学生，万一考试失手，盼有所照顾。我妈妈理所当然地遭到了校长的断然拒绝。回家后，她提起此事，也觉自己理屈，嘱我凭本事吧。我却偏不争气，语文虽得了100分，数学只拿了个90分，把我直抛到了第三志愿：第十女子中学。女十中在北京几所女校中排行第七，我简直丧气至极。那时的女十中名声很糟，人称“流氓”学校。原因是其校址在新街口大街上，每到放学时间，总有许多男孩子等在校门口。不过我运气还算不错，就在我入学的前一年，女十中取得了极高的大学升学率，作为奖励，北京市教育局为学校盖了一所新教学大楼。学校因此迁到位于一个僻静胡同的新址内，我正好赶上了新校址，并且也赶上新的新生录取分数线，学生的质量大大提高，“流氓”学校的名声算是摆脱了，不再有男生在校门口等女生的事发生。那个时候，要是哪个女生敢在中学时交男朋友，在学校里是难以容身的。
就在我入学后不久，我发现“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并不完全的真实。开学一星期后，两名同学从分配学校转到了我们班上。班上的同学们很快就知道了她们的身世－－将军的女儿。在 很长一段时间里，班上没有人看得起她们。六十年代初，走“后门”是很耻辱的事情。其中一位同学渐渐地被班级所接纳，因为她学习成绩其实不错，后来还被选为语文课代表。另一位就差多了，似乎从未有人真正与她成为朋友。进入初中二年级后，班上一位元帅的女儿离开了我们，转入师大女附中。她是一个很不错的学生，二十年后，我读到了一篇写她父亲的文章，知道她成了一名军医，很受同事们的尊敬。但是在她转学的时候，整个儿班级确确实实为这种特权震惊了。师大女附中是女子中学中排行第一的，它的校长也曾大义凌然地拒绝过我妈妈的错误要求，可现在是怎么的了？我模模糊糊地感觉到，“分数面前人人平等”似乎对军队干部的子女们是不适用的。我有些被欺骗的感觉，我得承认，葡萄对我是酸的。

对干部子女的特殊待遇

在我进入女十中时，初中一年级共有八个班，每班大约有四十至五十名学生。校领导把入学新生中的所有干部子弟集中到了初一（二）班，我也在其列。但是干部子女的人数其实并不足以凑成一个完整的班级，因此班上还有不少其他家庭出身的同学。不过同学和老师还是把我们班叫做干部子弟集中班。在初一八个班级中，只有两个班学英语，其他六个班的外语课都是学俄语。那时由于中苏两国关系已恶化，同学们对俄语都没有什么兴趣，认为英语比俄语好。而我在的班是学英语的。每个班级都设有班主任，管理学生的品行思想及与家长的联系。校领导指定了少先队大队辅导员做我们班的班主任。这两项是我所能记忆起的对干部子弟班的特殊待遇。总地来说，班内同学交朋友都是以性格、爱好为主，没有什么人以家庭出身为标准的。我们班与其他班的关系也不错。不过校领导给予我们班的并不太多的特殊关照，在其他班级还是激起了愤慨和嫉妒。这一点，我们班的同学开始并没有意识到，直到有一次在校春季运动会上，我们输掉了拔河比赛，其他班级的反应令我们瞠目结舌，诧异万分。那些同学们欢呼雀跃，奔走相告：“初一（二）班输了！”“真是太活该了！”“她们一天到晚吃大米白面，让我们吃粗粮的打败了！”“太解气了！”我们班所有的同学都不禁怒不可遏，觉得这么说我们真是太不公平了！我们班那时确实事事争先，不论是歌咏比赛还是舞蹈比赛，不论是篮球联赛还是军体竞技，我们总是名列前茅。可这些都是我们自己努力的结果，跟吃的什么饭根本就没有关系！不过这件事说明了那时学校的气氛，学生们可以自由、充分地表达对特权的不满，干部子女们则没有一个人敢以家庭出身炫耀于人的。我记得那时我最怕有人知道我妈妈是高干，而对我另眼相看。到了文化大革命，则完全翻了个个儿。记得我们班上有一个平常十分腼腆内向的女孩子，在八月红卫兵的集会上大喊大叫：“有那么些人恨我们‘走后门’，恨我们‘自来红’，今天我们要正告你们：我们就是‘自来红’，我们就是有特权‘走后门’！你们他妈的狗崽子就是‘自来白’、‘自来黄’、‘自来黑’！……”她的嘴就像一挺机关枪，吐、吐地不停连射，大有要把一切胆敢反对她观点的人就地枪决的架势。我震惊无比，不知她是如何发了疯，把我们过去如此不耻的事情，这样堂而皇之地宣布成革命的真理的。难道她的姑父吴德成了北京市新市委的副市长，就令她如此昏了头，完全成了另外一个人？！不过心里也觉得有几分滑稽，那时北京有一种很大众化的点心名叫“自来红”，圆圆的，红糖夹核桃芯，皮上有个红圆圈。比什么不好，干嘛把自己比成点心？当然只是在心里偷偷发笑，脸上是不敢作出来的。环视周围的同学，不是一脸的惊愕，一脸的恐惧，就是一脸赤红的昂奋，似乎没人觉得这种比喻有什么不妥。

试图限制特权

从六十年代初开始，城市居民开始使用粮票。每月的订量中，只有很少的一点儿米，白面约占50%，其余为粗粮。只有在国庆、春节这样较大的节日来临时，才会以家庭为单位分到一些好大米，富强粉。不过，似乎也只有北京的居民有这个福份，供应的数量是很少的，一般只够几口之家吃上一至二顿。如果再加上蔬菜，水果，肉蛋的严重供应不足，那些一般家庭的孩子对能吃上足够的大米、白面的干部子女的嫉妒甚至憎恶便是很可以理解的了。但是对于非军人的干部子弟们，其实这种愤怒并不公平。我清楚地记得我们家的粮食是完全按订量供应的，从不因父母的地位而得到过什么特供的大米、白面。我哥哥在“困难时期”，两次因饥饿晕倒在学校，被送到校医室。一杯白糖水就是最好的药。在那些年里，我们家得到的仅有的特殊供应是：每月两斤黄豆，两包香烟。因为我妈妈是十一级干部，算高干。当然，当人民在挨饿的时候，对任何一点食品上小小特供的仇恨都是应有的权力。对于军队的高干子弟，大米、白面的生活却是事实。
上中学后，学校一般都离学生家较远，大多数同学都中午带饭到学校。我的书本总是因此而沾满了菜汁，因为那时候中国还没有塑料袋。学校的锅炉房里有一个大蒸箱，每天早晨，各班的生活委员用一个大线网兜把同学们的饭收集到一起，送入蒸箱。锅炉房的工友到时会打开蒸气，替我们把饭热好。那三位元帅和将军的女儿所带中饭的质地总是十分的好。我还记得她们带的小巧的富强粉花卷，跟饭馆里卖的一样。菜的花样也多，是那种专门厨师炒的很讲究的菜。我从来没有见她们吃过窝窝头之类的粗粮，她们显然是不受粮食配给的限制的。另一件给我们印象很深的事情是，在打开饭盒之前，她们从不知里面装的是什么。她们边打饭盒边搓着手说：“今天吃什么呀？”接着扑鼻的香气弥散在整个教室。这种时候，我总是拼命控制住自己死死叮着自己的饭盒。不知为什么，总有一种替她们害羞的感觉。为她们那特殊的食品感到不好意思，为她们毫不为这种特殊感到尴尬而不好意思。当然，如果我自己禁不住香气的诱惑而转过头去看她们的饭盒，我更会为自己感到不好意思。军队派给她们父亲的专职厨师为她们准备好了一切，甚至替她们装好饭盒，放进书包，她们当然不知道每天都带了些什么了。有一个关于那位元帅女儿的真实笑话。有一天，我们的班主任病了，好多同学去她家看她，这位老师出身于工人家庭，家境不很富裕。元帅的女儿在厨房里看到挂面，惊奇地叫了起来：“这是什么东西呀！样子怎么这么怪？”后来又看见了煤球，又叫了起来：“这是什么呀？怎么这么黑呀？”女孩儿们这一下可忍不住了，捧腹大笑，有的笑出了眼泪，她们简直无法相信这位学习很好的同学怎么会如此缺乏基本的生活常识，无知的令人难以置信。后来班主任找她谈了话，推心置腹地教导她：如果她想成长为一名党所需要的，她父亲所从事的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她就应该学会用自己的双手生活，否则很可能会成为一个资产阶级的娇小姐。每一个青年，不管其家庭出身如何，都应该按照党的教导进行自我改造。出身于剥削家庭的青年通过这种自我改造会成长为无产阶级接班人，反之，出身于无产阶级家庭的青年如果不重视自我改革，也会蜕变为资产阶级接班人，变质、变色。没有人是锁在保险箱里的，没有人是生来就红的。老师对她所说的这番话，六十年代初在中学里是自然而公认的真理。但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乾坤彻底颠倒了。特权这一恶魔自此跳出了瓶子，至今也无人能把它再装回去。
我们能觉出来，元帅的女儿是认真听进了班主任的话，因为很快，她父亲的秘书就拜访了校领导，校领导在这之后做了特殊安排：允许她中午在学校食堂就餐。说这是一项特殊安排，是因为一般中学的食堂只为教师服务，学校没有足够的经费办学生大食堂，每班只有一、两个家庭确有特殊困难的学生可在学校食堂入伙。这位元帅的女儿在学校食堂的经历可谓运气不佳，学校食堂一个月打一次“牙祭”，一般都在月末，用当月伙食的结余买些好菜。恰恰在她入伙的头一天，食堂刚刚开过一顿大米饭加烧肉。她入了一个月的伙，大约实在忍受不了清汤寡油，玉米面窝头的伙食，到了月末便退了伙。但恰恰就在退伙的第二天，食堂又改善了一次伙食。这一下，同学们又有了另一个关于她的笑话，大家着实为此嘲笑了她几天。其实我们如此珍视的好饭，只不过是她的家常便饭。不过同学们并不愿细想这一事实，只是一味地沉浸在自己造出的对她娇嫩肠胃惩罚的快乐中。这确实颇有些小市民心理，很多干部子弟十分鄙夷此种心态。这大概也是不同家庭的孩子们很难以彻底沟通的社会背景。不同的生活，不同的阶层，造就了不同的个性和兴趣。其实除了生活能力太差以外，公允地说，这位元帅的女儿是一位好学生，她被同学们选为班委会的学习委员。她性格温文、随和，与同学们相处很好，从不有意识地炫耀自己父亲的地位。多年之后，我在工作的工厂里遇到了她在师大女附中的同班同学，她们说她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不象其他高干子弟那么疯狂地崇尚出身的高贵，也没有太多地介入运动，很有些逍遥派的味道。她后来很快就参了军，没有像我们插队，上兵团或进三线工厂。当我后来读到报上关于她父亲的文章，说元帅对于子女要求非常严格，不允许子女享受由他而带来的任何特权。他的女儿后来成了一名军医，在她所在单位工作了很久以后，同事们才知道她是元帅的女儿。我相信文章讲的是真的，我也相信她是应列为劳动者的行列的。她有幸遇到一位好老师，有幸在一所普通中学就读，而没有进军队子女的特殊学校，如“八·一学校”之类，这些无疑是她能有一条正确人生道路的外在条件。

利用特权

与元帅的女儿相反，两位将军的女儿对特权的态度是利用。她们总要时时表现出与我们有所不同，因此在班里大不如元帅的女儿受欢迎。我们觉得她们少将父亲的地位远不如元帅高，可她们总是用高高在上的眼光环视我们这些芸芸众生。她们不受欢迎的另一个原因是，其中一人是“3分”生。那时在学校，分数是评价好学生的重要标准。一个头脑不聪明，却要摆出一副挺瞧不起人的架子的学生，是很难得到同学们的认可的。
到了初中二年级，班里开始建立共青团组织，我们班后来发展到十几名团员，占全班总人数的四分之一强些。两位将军的女儿没有一个能成为团员。一天，一位将军的秘书到学校见了我们的班主任，这已经不是我们初一时的那位工人女儿了，是学校新任的，特别能说的大队辅导员。秘书访问后的第二天，班主任就召集了班团支部会议，让我们讨论那位将军女儿（以下权且叫做“A”，另一位叫做“B”。）的入团问题，理由是“A”的父亲 －－将军同志认为他的女儿是革命的后代，应该成为共青团员，团支部应无条件地接纳她。这一下可犯了众怒，大家被这种赤裸裸的特权思想所激愤了。本来我们就对A没有好感，这么一来，老师的努力适得其反，大家一致认为绝不能屈服于权贵，要捍卫共青团的纯洁性，有这种肮脏思想的人是不够标准加入共青团的。如果“A”真地想成为一名共青团员，她最好首先改一下自己的行为，学会尊重同学，提高学习成绩，特别是要端正对劳动的态度。我们真是想不出来，她怎么敢搬出自己的父亲来压团支部。在这之后，班主任在团支部会上又多次提出“A”的入团问题，不断地对我们施加压力，但一直未获成功。要知道我们中的大多数也都是干部子弟，这种名目张胆地用父亲的官位压人，只能使我们觉得她思想的丑恶。我们才不会只因为谁父亲的官比我们父母的官大就怕谁。“A”由此而对反对她入团的人结了仇，我却一点儿也未觉察，直至文化大革命，我才领悟到这种恨有多深，她狠狠地实施了她的报复。我记得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动”对联甚嚣尘上时，班里组织了一次专对我的斗争班会。在会上她尖声冲着我叫：“说！你为什么反对我入团？！你爸爸是反党分子，所以你对我有仇，因为我是革命子女。”她边说，边哭，泣不成声，显示了她－－个革命军人的女儿，是多么深深地被我这个“狗崽子”所伤害了。我不知何以对答，一来我是没有权力为自己辩护的，二来我也确实不知怎么跟这种与我持完全不同道德观念的人理对。我只简单但充满倔强地说：“我觉得你不够团员标准。”后来我们上山下厂时，她参了军。我们班上另一名团员，上校的女儿与她同分在一个野战医院，都做卫生员的工作。多年后我听说，“A”对这位上校的女儿欺辱之极。在医院里没有人直称“A”的名字，总是冠以×××的女儿。她未经入团便直接入了党，并很快不再干卫生员进了军医大学，毕业后成了五官科大夫。我觉得她终于找到了可以心情舒畅，快快活活地享受特权的地方了。但是这恰是她自己的悲哀和这个社会的悲哀，良心和公正已荡然无存了。她之所以会成为这种偏执的特权狂，我觉得她妈妈必有一些责任。文革初期，我们班有位同学偶然路过“A”的家门，看到了她爸爸的警卫员给她妈妈贴的大字报，大字报说：将军的老婆出身资本家，在嫁给将军前不过是个大学生。资产阶级小姐习气不改，强迫警卫员做家务事不说，月经带也让警卫员给洗。警卫员气愤地写道：“我们拿军队的津贴是为将军服务的，不是侍候他老婆的”。大字报的内容是否属实，无法考证。但是“A”在学校的表现，使我们都相信大字报的内容确有出处。说不定当初根本就是将军的老婆派遣秘书，假冒将军名义提出“A”的入团问题，将军本人完全不知晓这些动作，他没时间过问子女的教育。
另一位将军的女儿“B”，文革中的命运却不大顺利。她开始也参了军，但因为妈妈是地方干部，不久也挨了单位的批斗，她在军队没能青云直上。她后来跟一个工人的儿子结了婚，受到家里的反对，不允许再进自己的家门，这使她真正成了工人家的儿媳妇。我们班有个同学多年后偶然在街上碰见了她。“B”谈及自己的生活唏嘘慨叹，说婚后懂得了很多过去不曾知晓的事理，后悔自己当年在学校的很多行为。干部子女不光是受家庭影响，自身所处的社会环境也在不断地改变自己。

道路可选择

六十年代初，党对青少年有一条政策，谓之：“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在北京的中学，那时大体是对的。记得共青团的章程是：三个团员可成立团小组，五个团员可建立团支部，并有权发展新团员，但新团员的审批权在学校的团总支。班里的第一名新团员，一般都是由班主任选定，发展的。我们班第一个被提名、发展的团员是班上的班主席。她出身于地主家庭，父亲有两个老婆，而且都活着，解放后这种情形可是稀少之极的。对于班主任的选择，同学们都有些意外，但因为信奉党的政策，也没有人以为班主任丧失了阶级立场。阶级立场这个词，我们那时似乎还没学到。不幸的是，这位团员候选人的恶运也自此而始。她的入团申请表，直至文革，整整两年，及至预备期失效，也未获校团总支的批准。从交上申请表的那天起，她就开始了向团组织的无休无止的思想汇报，她得不断地提高对地主爷爷的认识，其实她从来就没见过他。她还得不断地批判自己的父亲，因为他讨了两个老婆，这是何等的耻辱之事。不论她怎么汇报，也无法取得团组织的满意，（这后来也包括了我）。二十年后，当我在北京再次见到她，她告诉我，她记恨我们的班主任一辈子，她永远不会原谅她：“她干嘛选中我做第一个发展对象？！她几乎毁了我的青春。从入团预备期开始的第一天起（交上入团志愿书即视为开始预备期），我就失去了思维的自由，失去了欢乐。入团这座沉重的大山，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我不知道怎样与父亲相处，怎样与两个母亲相处。我不知道怎么做才能即不伤他们，也不害自己。”我反对她入团时，可是一点儿都不能理会班主席的痛苦，我那时是实实在在不理解她怎么能既申请入团，又继续与那个有两个母亲的丑恶家庭生活在一起。我认为只有彻底离开那个家庭，才能说明她真正认识了那个地主家庭。我从来也没想过，离开了父母，她小小年纪靠什么生活？团组织，学校可是不会给她钱的。整整二十年之后，我才认识到自己的行为给同学造成的伤害。我并不因为她只恨班主任，不恨我们而感到轻松。我无法用：“那都是共产党的错”，“应该追究罪魁祸手的责任”，来化解对自己的责难。对“六·四”也是这样，我不同意用“平反”一词来对待“六·四”。因为这样会使一切在“六·四”中手上沾了血的人，把责任推到邓小平，推到共产党身上而一了百了。谁也没有权力居高临下地“平反”“六·四”。解决“六·四”的冤案，只有通过法律的程序，由受害者本人或亲属，对具体的犯罪个人起诉。要有足够的证据，依法治罪。这也是为什么当我听了那位同学说了恨班主任一辈子，我一点儿也不觉得她心胸狭窄的原因。共产党的政策乃至罪行，都是要具体人执行的，只有每个在共产党的教育下执行了错误政策，犯了罪的人，认识到自己给别人带来的灾难，或被依法判刑，中国的民主，法治才会有真正的开端。
二十年后，我是很为这位同学感到骄傲的。十几年农村的熬练，夜大的苦学，使她变得坚强而成熟。她有了个幸福的家庭，一个漂亮的女儿。不过她说，她绝不让女儿参加任何社会活动，绝不许她当班干部，因为她自己已吃够了当干部的苦头。
我自己的入团经历却是党的政策的幸运例子。我的父亲庐山会议之后被开除了党籍，母亲随后与父亲离了婚，我们三个孩子都判给母亲抚养。母亲告诉我，因为她本人仍是革命干部，我们孩子的出身应算“革干”。但是我却十分缺乏自信。自从父亲出事后，我从未感觉到自己是纯洁的，总觉得自己的家庭出身是有污点的。在班里我为人外表看上去十分冷漠，有的同学说我是“难以接近的人”。在班上我学习成绩很好，门门功课总在前三名。初一时，我被选为政治课代表，这似乎比别的课代表地位更重要些。那时学校教育已非常强调政治思想的重要性了，同学们都认为人的政治生命是比肉体的生命更重要的。
一九六四年，农村开始了“四清运动”，一个新的政治口号：“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分析所见所闻”，变得十分流行起来。中学也受到了冲击。有一天的作文课，老师要求我们用这个口号写篇文章，要结合自己身边的人和事。将军的女儿“B”的作文被当作范文在全校各班讲读，因为她用了阶级斗争这一锐利武器分析了班上的一位同学。她在文章中写道：“这位同学的父亲是我们党的敌人，但是她经常口若悬河，花言巧语骗取了同学们的信任，当上了政治课代表，这是多么严重的阶级斗争问题。我们的阶级斗争观点到哪里去了？！”我们班上的每一个同学当然知道文章中所指的同学是谁。那些日子在校园里，我常常被其他班的同学指着后背，唧唧嚓嚓：“看，就是她。”我的心灵感受到了极大的屈辱，我完完全全地不明白，自己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欺骗了同学。难道不是你们自己选我当的政治课代表吗？我什么时候骗你们选我了？我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自己在什么地方得罪了“B”，让她写出这么一篇狠毒的文章来。二十年之后，那位在大街上偶然遇到“B”的同学告诉我，“B”说她现在回想起中学的许多所作所为，十分后悔。她那篇文章实际只是十分嫉妒我的学习成绩，并不是因为真认为我是那么个坏人。我听了此话后却绝没有释然的感觉。因为用革命的口号去攻击自己因个人原由而仇恨的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已成为司空见惯的手法了，这种习气延续至今，愈演愈烈。正如哈佛中国问题学者麦克法夸尔先生所说：“今天（中国）的问题不仅仅是左派再次猖狂，镇压盛行；同样不可忽视的是，有许许多多的人，其实他们根本就不信奉马列主义，只不过令人作呕地使用思想的武器去攻击那些他们想暗中陷害，或者纯粹是垂诞于他们的职位，或者完全欲施于个人复仇的人。”他的这段评论真可谓是入木三分了。话回到当时，我母亲终于发现我情绪有些不对头。追问之下，我讲了“B”作文的事，母亲立即去学校找校长谈话。几天后，语文老师找到我并道了歉。她说她错误地领会了党的阶级斗争观点，阶级斗争在青年学生中是不存在的。学生们都是祖国的花朵。我不知道母亲与校长都谈了些什么，反正老师似乎是挨了批评。我很快就把“B”作文引起的不快丢到了脑后，这件事并没有破坏我愉快的中学生活，也不曾在心灵中留下什么阴影。总的来说，我那时是个性格开朗的女孩子，当然我没有再被选为政治课代表，以后分别当了一年的语文课代表和物理课代表。我对这两门课有着更大的兴趣。
实际上，选“B”作文为范文的语文老师出身于地主家庭，直到文革开始，我们才知道这一点。那些年，确有一种很令人感到矛盾的现象，越是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的人越是表现得比出身于“劳动人民”家庭的人更热衷于积极执行党的政策。回想起来，大概是缺乏自信心，总怕别人找自己麻烦的缘故。我记得我们三年的政治课有过三个政治老师。其中一个出身于地主家庭，一个出身于资本家家庭，后者是一位女性。这两位老师都十分令我们厌恶，上他们的课简直是活受罪。那位女老师有两句口头禅：“你们这些骄学生必须进行自我改造。”“你们这些温室里的花朵”。中学的三年，尽管我其他功课都是五分，就因为政治总拿三分，我一直没能获得北京教育局发的优良奖状，我真是腻味透了这两位政治老先生。在我们班上，从来就没有人拿过政治课的五分，老师的理论是：“如果政治得了五分，就说明你们思想好得不用再改造了，而这是根本不可能的，每个人活一辈子就要改造一辈子思想”。记得班上大概只有一、两个同学得过四分。可这两个人即不是团员，也不是好出身，而且其中一位劳动课一贯表现很差，平时极注重穿着打扮。在那个年代，可是够典型的资产阶级思想的了。真是天晓得政治课好到底是个什么标准？文化大革命中，这两位老师在全校师生大会上捶胸顿足，鼻涕一把泪一把地发言：“我是个狗崽子，我没有改造好思想，我真心地希望红卫兵小将对我进行帮助和改造。我从心底里感到对不起红卫兵小将，我过去在课堂上侮辱过你们……。”我感到阵阵的恶心，我得承认，那时我真是觉得他们实在是“狗崽子”。尽管我现在体会到那不过是人性中“趋利避害”的本能使然。
我是在退队（年满十五岁，退出少年先锋队）的同一天被吸收加入共青团的，也就是在那一天得到的入团志愿书。如入团申请获得批准，团龄自添表那天算起。当我摘下了红领巾的那一瞬间，心头浮起一种莫名的凄凉，我觉得自己仿佛成了没娘的孩子，自己的政治生命就此完结了。这一切发生得那么突然，班团支部组织委员递给了我一份志愿书，郑重地通知我班团支部已批准了我的入团申请。我开始真有点儿不敢相信，虽然心里早觉得自己够了团员标准，但是总以为父亲的问题会永远将自己拒于团的大门之外。我焦急不安地等待校团总支最后的审批意见。两个月后，我看到自己的名字出现在学校主楼一楼大厅的大红榜上，自此心中的一块石头才算落了地，觉得真正从“B”作文带来的羞辱中解脱出来，浑身感到无比的轻松。我真地相信“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确确实实是党执行的政策，这可能因而成了我后来积极投入到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去的一个直接的原因。因为自己与这个党已经有了某种感情的缔结。从我自己的切身体会，我认为共产党在六十年代初还没有强调在中学生中也要互相斗争，但是有些仇恨的种子已经播种在一些学生的心中。在文化大革命中这些恶种随着政治气候的升温像爆米花一样炸裂开来。

劳动课

遵循党培养劳动者的教导，学校每学期都安排有一定课时的劳动课。记得初中一年级时，每两周有一个半天的劳动课，同学们分成两组，分别在街道工厂和饭馆劳动，过一段时间后再对换。
我记得自己是在西直门外一个叫“西外大众饭馆”的地方干活。从家到那儿有四十五分钟的路程。上课那天，早晨五点半就要起来，必须在饭馆开门前半个小时赶到。饭馆供应油饼、火烧、豆浆一类的大众早餐。八点之前，生意十分兴隆，有在饭馆就餐的，也有拿着大盆、小锅买一家人的早点的。我的任务是帮助大师傅炸油饼。开张之前，我们起码要炸出一百多张饼预备着，才对付得了随后流水般的顾客。我用右手拿一个钩子，从半米直径的油锅里往外捞炸好的油饼，然后穿进左手拿着的一个铁条上，待到积够一定数量，油也沥得差不多了，再放进身旁的一个大笸箩里。往往是油饼刚从铁条上抖下来，就被递给早已交好钱，等得不耐烦的顾客。我那时十四岁，人很瘦，在家又从不干家务劳动，这个活儿对我来说着实不轻松。我的左胳膊要使足力气才能撑住那根串满油饼的铁条，使炸好的油饼不至于再掉回翻滚的油锅，我左手的食指大约有半年多的时间是麻木没有知觉的，直到离开饭馆很久以后才渐渐缓过来。不过我一点儿也不讨厌饭馆的劳动，认为对锻炼，改造自己的思想是有好处的。以后自己上饭馆吃早点，就知道它的来之不易了。饭馆一般九点结束早餐供应，我帮助服务员打扫完卫生后就可以离开了。这对我是最叫劲儿的时候，因为在我们清理桌椅、板凳，清扫地面时，还有顾客在前厅就餐。我对在人前做这种服务工作感到非常的不好意思。嘴上虽然从不承认，心里那时可是看不起服务行业的。我总是要把红领巾带在脖子上，以示自己不过是个上劳动课的学生，绝不是饭馆的服务员，以维护自己的脸面。等顾客走光以后，我常常看到店里的人把水掺进空了一半的醋瓶或酱油瓶，我对这种欺骗行为感到十分震惊。在学校里我们知道的社会可根本不是这个样子。饭馆的领导对我的表现似乎很满意。因为我劳动课那学期得了五分。
初中的最后一年，劳动课的政策变了，每学期只有一次劳动课，但是时间集中在一起为二至三周，在北京郊区的农场或农村住宿、劳动。我们班去了近郊的长阳农场，收割水稻。三个班的学生集中住在一个大粮库里。每个人得到一张不厚的草垫，直接铺在水泥地面上当床。每天只有冷水洗脸，洗脚，每人每天收割水稻的亩数都做记录并公布出来。我总是保持在最高纪录：0.2亩。可农场农工用镰刀收割的纪录是二亩，我真想像不出他们怎么会那么棒！头两天，我的手上打满了血泡，浑身痛得睡觉都不好翻身。三天一过，就没事了。我们清晨排着整齐的队列一路歌声开到稻田，黄昏拖着疲惫的步伐，但仍一路高唱回到就寝的粮仓。田野的稻香是那么沁人心脾，农场的日出、日落是那么的辉煌美丽。我们这些住在北京城里的学生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景色。在农场的生活过得真是十分愉快，我最多的一天吃过两斤米饭。刚收下的新鲜大米，香得吃了还想吃。两个星期一晃就过去了。回到学校后，同学们都开始叫腰腿疼。看过医生，医生说是在凉湿的水泥地上睡的。幸亏我们那时都年青，在农场也仅只呆了两个星期，没有留下什么后遗症。后来在我进了一家军用汽车厂，在大型冲压机上工作。艰苦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使我认识到，学校的那些劳动课没有白上，我离开校门后从未畏惧过超重的体力劳动和匮乏的物质生活。

民主

现在人们的共识是：“中国没有民主”，对此我并不完全同意。中国曾有一块小小的民主的领地，那就是中学的班级。我在中学时，每个班级都有一个班委会，由七名成员组成：班主席、副班主席、学习委员、文艺委员、生活委员、军体委员、劳动委员。每门课程都设一名课代表。所有这些班干部都是由全班同学民主选举产生的，每年重新选举一次。先是同学们自由提名：有时被提名的人数会超过全班的半数。被提的人名被写在黑板上，然后依次举手对这些人进行表决。谁同意谁，不同意谁，大家都看得清清楚楚。得票最多的为班主席，次之为副班主席，其余由班委会自己进行分工。如果没有足够的过半数当选者，就对得票较高者再进行二轮选举。班上的团支部委员也是在团员中民主选举产生的。在中学，同学们都很熟悉这一套民主程序了。后来走入社会，进了工厂，就全不是这么回事了。班组长，工段长，甚至团小组长，团支部委员，都是由党组织提名，进行等额选举的。我觉得自己一下子掉进了一个黑窟窿。好朋友之间私下议论，没想到社会这么黑暗。记得有一位朋友说：“我恨透了学校的教育，在学校我们学的是生活无比的美好，前途无限的光明。老师教育我们要为人正直、诚实，努力工作，献身于革命事业。可是社会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人与人之间是这么尔虞我诈，领导以权压人，无处讲理。我的心在流血，我们是一群被人欺骗了的傻子。”他可能是对的。但是我愿意从积极的一面去看待这个问题。我觉得学校单纯的、正面的教育方式给了我性格中光明的一面，使我总是在黑暗中去寻找那一点光明，在邪恶中感应良知。这种性格使我在文化大革命沉重的政治压力和一度曾极为恶劣的生活环境中得已生存下去，而且从未消极、沉伦。没有学校的那些愉快的生活，我大约不会活到今天。

结束语

那些毕业于一九六六至一九六八年的中学生，在中国被称为“老三届”，他们是在“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的口号下长成的一代。人们笑话我们，我们自己也常常自嘲受了“毛的童子功”。在中国，一至七岁的孩子被称为“童子”，“功”就是“中国功夫”。当一个武林高手自幼习武，人们会认为他有“童子功”，怎生了得！
“毛的童子功”在我们这“老三届”一代身上的表现是终生摆脱不了的“使命”感，—历史的重负，国家的使命，甚至对自己所在工作单位的责任，家庭的责任；对父母、对儿女不尽的职责。不管何时、何地，永远御不下肩头的重担，也不管会不会因此惹人生厌。我曾经工作过的三线工厂有一千五百个这样的“老三届”。我们付出了那么艰辛的劳作去建设那座工厂，有时连续四十八小时不睡觉。我们那时只有很粗糙的伙食，常常吃不上蔬菜。我所有的高中、大学课程都是那时趴在床板上，在蜡烛光下自学成就的，工厂的宿舍里是连张课桌都没有的。当我在国内研究所工作时，曾经日复一日地用自行车驮着三十公斤重的铜材，在凌洌刺骨的寒风中骑行三十公里去作试验。现在我在美国的超级超导对撞机国家试验室工作，建成后，她将是世界上最大的加速器，我把她当成上帝给予我的使命全身心地去做。许许多多与我同属一代的人曾经与我有过同样的经历，现在也还像我一样忘我地工作。有些人至今还生活在狱中，就是因为他们放不下肩头那份要使自己的祖国昌盛强大的、自己加给自己的历史重任。常常有人问我们：“这么活着不太累了吗？”是的，这样活着是太累了，而对于那些献身于政治的人还有失去自由、生命的危险。在党的“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的口号下成长起的是非常特殊的一代人，以前没有人像他们那么活过，以后也不会有人再像他们这样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