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骥、李剑钰：回忆文革中的上海工人赤卫队（李逊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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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骥、李剑钰回忆文革中的上海工人赤卫队

李 逊 采访整理

【采访者按】对马骥的采访是在1989年7月6日，地点在上海第17棉纺织厂；对李剑钰的采访是在1992年7月3日，地点在上海第31棉纺织厂。整理稿未经本人审阅。
【口述者简介】
马骥，1966年时是上海国棉17厂的保卫科干部，中共党员，与王洪文是一个科室的同事。文革爆发后，马骥不赞成造反派的行为，是该厂保守派组织“工人赤卫队”的发起人。1967年1月被造反派关押进公安局，一个月后回厂“劳动”。文革结束后平反。曾任上海第17棉纺织厂工会副主席。
李剑钰，文革前是国棉31厂党委组织科干部，中共党员。文革初期是国棉31厂“工人赤卫队”的发起人。1966年12月28日被公安局关押。1967年2月被释放回厂“劳动”。文革结束后平反。曾任上海第31棉纺织厂工会主席。

一 马骥口述
我出身贫苦家庭，母亲生了我们兄弟10人，八个都中途夭折，只剩我和弟弟两人。我17岁当养成工。我父亲解放前帮豆腐店推磨做豆腐，我也去帮忙。晚上以邻居的名字去读夜校。解放后在夜校里入团，入团后恢复本来名字，当了学生会主席。1950年“2•6轰炸”时，我参加了救护队。1950年，我报考第二毛纺厂，考取后却正值该厂电力不足，开工不足，就将我们统一分配到国棉17厂的前身裕丰纱厂。刚进厂，因我块头大，让我当加油工，后来又当了统计员。以后我从团支部书记、厂团委委员，一直当到车间党总支书记。1955年，厂里送我去干校培训，回来后，我要求去保卫科。于是先搞肃反，后搞审干，一直工作到文革开始。
王洪文比我小2岁（王洪文生于1934年），原是二纺车间治保主任。我在保卫科时就负责联系这个车间的保卫工作，所以和王洪文很熟，关系很好，无话不谈。以后王洪文去崇明围垦，回厂后也到保卫科来了。当年的王洪文并不坏，只是总想向上爬：当工人时想当干部，脱产当了干部，又想当领导。平时他看到有衔头的人，总是连别人的官衔一起称呼：“某科长”、“某厂长”。王洪文话不多，但有时喜欢表现自己。
我们厂在文革中引起争论的那两个厂长张××（甲）和张××（乙），张甲是部队转业干部，文化不高，但资格老，山东人。做起报告，一口山东话，上海工人听不懂。他做报告，即使有时下面听报告的工人走光，他也照念稿子，继续做报告。而张乙是地下党出身的上海本地工人干部，浙江宁波人，一口上海话。我觉得，比起张甲，张乙与工人的关系更密切。二张有矛盾，我看主要原因在张甲。当时他俩都是副厂长。张甲想当正厂长，大概因为他资格老。张甲文革前分管人事、教育和保卫，和王洪文关系很好。文革中他支持王洪文。文革中张甲官当到上海棉纺公司副经理。
王洪文7人大字报时，我没参加，当时正出差去青岛。但我如果在厂里，我也会在王洪文大字报上签名的，因为我有同感，同意王洪文大字报的观点。我们厂党委对那些过去的资本家、小业主等是比较客气的，而我当时思想比较左。搞保卫工作的人思想总有些左，都是阶级斗争第一线的人，自然受“阶级斗争”论影响很深。我当时也认为厂党委包庇成分不好的人。
王洪文大字报出来后受到张乙压制。正好我出差青岛回来，我就写了一张几问张乙的大字报，我自己一个人写的。这样，我们保卫科的人都站在一起，观点都一样了。我还写了一张呼吁的大字报，和王洪文连夜去纺织局告张乙的状。局里后来就派了工作队来，队长姓肖。
工作队来后，我认为应该相信工作队，相信毛主席。但王洪文则有功臣思想，认为工作队是他去请来的，应该重视他。而实际上这个工作队也确实很重视王洪文。但是，这个工作队是局里派来的。后来，市里又派了以市总工会副主席施惠珍为队长的工作队来，大概是市里统一派的，局里派的工作队就撤回去了。市里派来的工作队不重用王洪文，也不反对张乙。王洪文于是又赶工作队，成立“誓死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队”。
我当时觉得，向领导提意见我不反对，文化大革命就是号召大家起来提意见。但我反对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王洪文那时人不大在厂，经常外出串联。我开始觉得王洪文有野心。我和王洪文的公开分手，是在他以后又成立“永忠”（“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战斗队”）。“安亭事件”时，我们的分歧爆发了。我觉得王洪文的造反队中，受过各种处分的人多，我看不惯；王洪文他们把毛主席用来斗地主的语录去斗干部和党员，我不能接受。我觉得，王洪文已经不是在造资产阶级的反，而是在造无产阶级的反。因此，几乎在“永忠”成立的同一时期，1966年10月间，我们也成立了个“捍卫队”（“捍卫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和王洪文对着干。王洪文他们抢工作队材料，我们就掩护，我们认为工作队是党派来的，不该乱斗。王洪文于是写了我很多大字报。
我们的“捍卫队”一成立，就得到工人的拥护，一下子就有4、5千人参加，而王洪文他们直到1966年9月份时，至多也只有100到200人。“安亭事件”中，张春桥签“五条”，我们反对：怎么卧轨拦车破坏生产，反倒成了革命行动？于是我们组织游行抗议。抗议口号是：“抗议张春桥在上海执行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双五条是大毒草”，这个口号是我拟的。这个游行是我们厂单独行动的，没和其他厂一起组织。当时杨浦区区委书记打电话来叫我们不要游行，但我们还是游了。下午二点，早班工人下班，常日班的工人也快到下班时间。两个班头的工人都用业余时间参加游行。从国棉17厂所在的杨树浦路，一直游到外滩，沿途许多市民加入我们的队伍。到了外滩，厂里一个工人打电话来说：“你们游行游得好，生产我们顶！”游行途中，北航的红卫兵见是反造反派的游行，很反感，要抓领头的，问队伍中工人谁是领头的，工人们保护我，说不知道。我们最后休息在一家电影院。潘月法（上海赤卫队总部常委）知道了，马上赶来，对我们说：“我代表赤卫队总部向你们祝贺。”我们要求曹荻秋接见。我们知道，领导和我们是一个观点，但我们也不希望被造反派抓住辫子说我们是“保皇派”。后来是王少庸到我们所在电影院来的，我们要求去北京反映情况，问问张春桥这样做对不对。王少庸同意了，派了我们厂15个人，我和潘月法也去了。
到北京是中央接待站接待。那几天正逢周恩来在北京体育馆参加什么集会，我没去，但让去的人把周讲话记下来。周讲话和北京接待站人讲话，都是大路货，他们当时也不可能讲倾向性的话，但他们都说要抓革命，促生产，不要打击一大片，我们听了也很满意。我们感到自己是对的，毛主席应该知道我们的。我当时觉得，赤卫队都是忠心耿耿的，保卫党委，保卫党中央和老干部；我觉得这些老干部都是爬雪山、过草地过来的，怎能全都打倒？！后来，赤卫队总部虽然想将我作为委员，但我和总部的人联系不多。《解放日报》事件我们没有参加。我当时认为，厂里情况我熟，好人坏人分得清；外面和市里的人，我不了解，弄不好会被利用。
张春桥曾经接见过我们。张春桥是两面派。我们当时反映王洪文和潘国平（工总司另一个主要负责人）在厂里的表现，张春桥当面对我们说，你们反映的情况很好，我们会调查。后来根本没有下文。我们感到自己搞不过造反派。他们会捕风捉影，无中生有，会打人，我们却只会实打实地讲道理。形势越来越令我们不理解，党中央发的这个那个文件，也越来越使我们搞不懂了。我想，我们的想法中央都已经知道，为什么形势还是这样发展？！
形势对“赤卫队”越来越不利。康平路事件后，各处“赤卫队”被砸，还听说玻璃机械厂的“赤卫队”头头被抓。我们于是也作好准备，将当时算值钱东西的手表放在家里不戴，平时穿破旧衣服上班，准备被抓。果然，一天晚上，一群学生和造反派来我们厂抓人。我怕两派冲突打起来，就说“我去吧”。一到厂门口，就被塞进一辆冷藏车，开到提篮桥，又换了辆轿车，把我关进提篮桥监狱。我被抓后，开始下面队伍没散，大家到杨浦分局去要我。在公安局，一开始对我也还算客气，但没多久就将我当敌人，审我的人气势汹汹，说我反对文革，说我反革命。
关了一个多月后，我被放回厂，回保卫科报到。保卫科里除了我都是造反派。我正坐着，王洪文来了。他是东北人，平时说普通话，这时却学着上海话，拍拍我的肩说：“马骥，交关对勿起，我负责。”我没理他，弄得他很尴尬。其实，说是放我回厂，实际就是让我回厂挨批斗。不久就让我去二纺车间，监督劳动，出布机垃圾。每天强迫我身前身后各挂一块大牌子，上面写着“赤卫队黑头头”、 “铁杆老保”等字样。他们强迫我天天早请示、晚汇报，我就抄毛主席语录作为汇报。这样我经常挨斗。后来，时间长了，我和二纺车间工人干部关系熟了，就渐渐不斗我了。不过，厂里的造反派还经常斗我。
国棉17厂成立厂革会后，王洪文是厂革会主任。成立厂党委时，我没投王洪文的票。王洪文当时还差2、3票，就可以得全票。造反派说，王洪文能当中央委员，难道不能当厂党委委员？他们就查是谁不投王洪文的票。当时选举是划块选举的，我是二织选块的。他们统计后，发现这个选块王洪文少了一票。他们就查选票，怀疑是我不投票。
正在这时候，厂里有人写匿名信反对王洪文，厂里于是借查匿名信之名，将我隔离在厂疗养所一个多月，说是给我“办学习班”。开始我很奇怪，想不出他们为什么要关我。我之前确实也写过信，但都是署名的，署上我自己的名字。一封是“一月革命”前写的，给曹荻秋，说王洪文造反动机不纯，四清工作队没重用他，他没当上厂文革主任才造的反。我了解王洪文，当时要是封他个官，他就不会造反了。另一封信是“一月革命”后写的，给张春桥，也是反映王洪文的问题。
后来他们问我，为什么反王洪文，不投王洪文的票，我才明白是为了这一票而将我关起来。审问我的人说王洪文是中央委员，代表党中央，反对王洪文就是反对毛主席。我说党章规定党员有投票自由，我高兴选谁就选谁，这是党章规定的权利。我没敢说“王洪文不代表党中央”。他们还问我是否写过匿名信。就这样，4个人，其中两个人还都是保卫科的，轮流看住我，不让我回家。与我关在一起的还有厂里的“清队”和“一打三反”对象，厂里说他们这个有政历问题，那个是军统特务。厂疗养所成了关人的地方。我当时写了一首打油诗：“漂亮疗养院，四人服伺我，吃饭有人陪，小菜一毛五。楼下中统楼上我，敌我同住疗养所”。
他们整我，将赤卫队袖章做成马夹背心，逼我穿着在各车间游斗。整我不算，还整我妻子。我妻子也是国棉17厂的。她早班下午二点下班，他们就在厂门口斗她，直斗到晚上9点。她上中班和夜班，下班都是晚上甚至半夜，他们照样斗。他们说我妻子“你男人是反革命，你也不是好东西”。我儿子在上钢五厂，我女儿插队落户，我弟弟在船舶学校，他们都去搞。我想换个环境，调工作，他们不肯，说要卡死我。有人劝我向王洪文写信，我不肯。
1972年，或是1973年左右，我被从车间调往食堂，当管理员。结果没多久，《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发表文章，将我作为王洪文“不但能够团结与自己意见相同的人，而且还能团结与自己意见不同的人甚至反对过自己的人”（这是毛泽东的话）的实例。我看了很生气，不干了，回二纺车间，还当我的清洁工去。后来听说，那时其实有可能调我去厂部的其他办公室，王洪文不肯。所以可见，王洪文的气量还是很小的，他既要做做样子给别人看，又想卡我。我干活时，王洪文经常到二纺来，他来我就避开，我不愿理睬王洪文。在食堂里吃饭时，王洪文有时向我招手，示意我坐过去，我也不离开原来的位子。
王洪文越向上爬，我越想不通，我觉得，论文化程度，论工作能力，论思想水平，论口才，他都与我差不多，当个厂长、厂党委书记已经很可以了，怎么还升到了市里甚至中央去？他的底牌我了解。这么大的中国交给这样的人怎么行？我想不通。我感到王洪文总有一天要掉下来的。
所以，“四人帮”一垮台，我们厂我第一个写拥护大字报。

二 李剑钰口述
我生于1939年。1956年进申新6厂，当时只有17岁，是申新6厂最后一代练习生。练习生是学习当管理人员的，练习生结束后，我就担任印染车间的统计。我父母都是工人，而我进厂就当了管理人员。当时我们都是非常听话的，叫干啥就干啥，平时连打个电话都会脸红。
1957年3月我被调华东纺织局第二干部学校（在天山路上），学习统计业务，学期半年。1958年4月，毛主席号召干部下农村下基层，我们厂党委负责人带队去南翔一个生产合作社，我也参加了，下乡劳动半年，1959年就在南翔应征入伍，参军到地处青岛的海军第二航空学校，学习机械，半年后留校工作，担任区队长。1962年12月，我在部队入党。1963年10月复原回厂，这时厂名已由申新6厂改为国棉 31厂，我被分配在厂党委组织科。1964年下半年“社教”转“四清”，我被借调到“四清”工作队，最初在机电一局所属上海铸钢厂工作队，后来转到纺织局所属毛纺厂工作队。先去17毛（上海第17毛纺厂），后去18毛（上海第18毛纺厂），在18毛，正要结束“四清”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当年我27岁，尚未结婚，还是个单身汉，住在国棉31厂对面的工厂宿舍里。所以我人虽然在工作队，但每天吃早饭要去厂区的食堂，进进出出，厂区内贴的大字报都看得到，对厂里运动发展十分了解。
据我了解，我们厂党委最初号召大家贴大字报，只是根据《16条》所规定，做了一般性的号召，没有专门指定要贴谁。当时被群众“揪”出来的“黑帮”，既不是当权派，也不是“学术权威”，而是“四清”中被查出有贪污行为、挪用公款的对象。例如××，文革前是厂托儿所的管账，却克扣孩子们的奶粉，“四清”时受到退赔100元处分，文革初期被贴大字报非常多。另一个被贴大字报较多的，是一个平时牢骚话较多的工人。当然，这些话放在现在看，不算什么问题。
群众的大字报到7月，逐渐转到党委领导身上。贴大字报的都是平时表现不太好的一帮人：有的干活不卖力，有的曾有贪污行为，有的轧姘头骗人家的钱，事情被戳穿后，翻英国驻沪领事馆的墙避难未遂被抓。也有的人，我们当时认为有问题，现在看来根本不是问题，例如父亲是国民党少将，“出身不好”。但贪污、诈骗、通奸，这样的行为在任何时代都是被人不齿的。所以我当时很看不惯，觉得这些人自己有这样那样问题，却对党委左一个质问，右一个勒令；自己屁股不干净，硬说别人整他黑材料。他们今天围攻这个厂级干部，明天围攻那个党委委员，每天下班后闹得很厉害（当时搞运动都在下班后）。1966年8月初，毛主席接见红卫兵之前，我写了第一张大字报《山雨欲来风满楼》，不同意对党委的攻击。大字报虽未点名，但谁都看得出我写的是谁。大字报一贴出，便受到少数派围攻。说我的大字报是党委的救命稻草。当时还不称“造反派”，而称“少数派”，因为他们人数少。
其实，没有任何人让我或暗示我写大字报，我是看不惯，打抱不平。我在党委组织科工作，对党委的情况了解，对那些人的情况也十分了解。而且，我的经历，我所受的教育，也决定了我当时的思想方法。我认为，矛头不应指向党，有意见可以提，但要实事求是；现在是社会主义，共产党领导，党中央号召揪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但不是不要党的领导了。那些人站在党的对立面，把所有的干部都看作运动对象，大方向错了。我的依据是《16条》。《16条》上面说是揪“一小撮”，而不是打击一大片。其实现在看来，《16条》两面都能解释，既可以这样理解，也可以那样理解。
1966年9月23日晚，造反队又围攻党委干部。当时我们厂已进驻了文化革命工作队，造反派说要开辩论大会，通知工作队，工作队同意了。我那时仍借调在毛纺厂的“四清”工作队，朋友怕我吃亏，特地打电话给我，叫我不要参加。但我年轻气盛不买账，从工作队下班后赶回厂，闯进会场与造反派辩论。辩论中心是“矛头对准谁”。这次辩论我们占优势，我们多数派在厂里占了优势。形势就这样将我卷进31棉的文革运动。我向所在“四清”工作队提出回厂参加运动。当时我是工作队的材料组长，工作队长不放，经我工作的国棉31厂工作队长商量，用手下一名分队长替换我。1966年10月18日，我回到31棉。
我们厂的造反派开始是108人，被称为“一百零八将”，老中青都有，如黄金海等是30多岁，××40多岁，××50多岁。而我们多数派则以年轻人为多，共700多人，到1966年12月底，戴袖章的赤卫队员是750人。当时全厂职工人数是8000多人，党员700多人。
对“安亭事件”，我很不理解。张春桥我本来就没好感，觉得他极左，现在又是他签订“双五条”。这些造反派，不做生活，破坏交通，中断铁路，造成恶劣的国际影响，张春桥却承认都是革命行动，还要送面包去，再用卡车把他们接回来。“安亭事件”刚结束，11月15日，我去市委接待站，还去华东局，要求澄清。11月18日，曹荻秋在市少年宫接见我们，说对造反派不支持、不参加、不赞成；还说马天水正在中央开会，上海的文革情况每天都向中央汇报，相信中央会正确处理的（这次谈话我们作了录音，文革结束后，我把录音带交给了中央工作组）。我提出，造反派成立全市性组织，我们是否能成立全市性组织与造反派抗衡。曹荻秋说，全市性组织要看中央决定，现在不宜组织。他建议我们成立筹备性质的组织为好，灵活，如果中央以后不同意，也有退路。当时我就产生了成立组织的想法。
以后不几天，中央发文件通知销毁黑材料，要各方派代表参加。我们厂是工作队为一方，造反派的“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队”为一方，厂文化革命委员会为一方。我对工作队长说，我们也要参加。工作队长反问我一句：“他们代表他们的组织，你代表什么？”我说：“那我们也成立个组织！”工作队长说：“你们要成立是你们的事，我不管！”我于是马上出海报，发通知和邀请。通知了各方代表，也邀请造反派，到下午5点钟就开了成立大会。现在想想，会开得真迅速。事后我才知道，市委当时有个精神：多数派要成立组织，就让他们成立吧。
　　我们组织的名称是“捍卫无产阶级专政赤卫队”。我们规定，编制是干部的不能参加。编制是工人可以；支部委员等党的干部，只要编制是工人的，都可以参加。大多数干部感情上是倾向我们的，许多干部要求参加，我们劝他们别参加，我们不想给造反派抓把柄说我们组织里都是干部和当权派。可以说，我们厂赤卫队的成立，是我们自己要成立的。造反派有组织，动不动以组织出面，我们没组织，不能形成力量制约和抗衡他们。工厂党委和市委思想感情上是支持我们成立组织的，但他们没有直接指使我们。虽然可能有暗示，但确实是我们自己组织成立的。
“三停”（注：指当时造反派诬称赤卫队要搞停水、停电、停交通来破坏生产，破坏文化大革命）肯定是没有的，《工人造反报》上那篇揭发“赤卫队”搞“三停”的文章影响非常恶劣。当时可能有人讲了些气话，说市委“蜡烛”（注：系上海话，即不点不亮，不说上几句不明白之意），造反派不生产停交通倒是革命的，难道非要我们也将生产停下来？但这最多只是气话，最终没有形成决议。当时的决议是决定游行抗议，如果不能游行，就派先遣队去北京。而在那篇文章中，似乎赤卫队已通过“三停”决议，并已布置实施，这不符合事实。
1966年底发生的“康平路事件”还没结束，12月28日，我就被关进杨浦公安分局，当天转到市公安局，1967年1月9日深夜又转到虹桥路，和港务局的当权派李广关在一起。我对文革始终是想不通的，大批老干部靠边，受迫害，我对照历史，觉得这是杀功臣。令我转变的是中央给造反派的贺电。中央贺电来时，我正被关着。当时我说，我们是先天不足，毛主席不支持我们。我想，毛主席都支持造反派，我还有什么理由坚持，我应该转变立场。但是，我心底始终有想法，我只好尽力不去想。有时实在熬不住，私下里讲讲，就被当作典型批判。批右倾翻案风、批邓，还有其他什么运动，我反正都是反面典型。批邓我也是典型。1974年批林批孔，因我同厂武装部长关系好，就说我们是“裴多菲俱乐部”。那位部长说过：我没有枪，有枪把造反派全毙了。这话被揭发出来，说他对造反派刻骨仇恨。
1967年2月13日我被放回厂。先是天天在厂门口，挂着牌子，清扫工厂要道，造反派这是存心出我丑。两星期后下车间当辅助工，在织造车间打包、修口。“九大”前恢复我党组织生活，但其他方面仍“靠边”。直到1973年5月，要我写认识，对我“落实政策”。我是被“落实政策”最晚的一个。1973年6月1日，让我到供销科搞计划。而在此之前，1972年我还挨过批。原因是厂里要批《工业70条》，我认为70条没什么不好，不肯批判，于是又挨批判。1974年“反击右倾翻案风”时，造反派将大字报贴到我的办公桌上。
自从“康平路事件”后，我就再没有与赤卫队总部其他人来往过，直到粉碎“四人帮”后才重新来往。
黄金海文革前表现还可以，没什么大缺点，就是穿着打扮在当时比较醒目而已。

原载《史林》2009年增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