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木森：令人震惊的重庆“一○·二七”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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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木森

　　作者简介：李木森，重庆人，１９３８年生。１９５８年中专毕业进重庆大型国防企业国营江陵机器厂工作，任助理技术员。文革开始时是共青团员。１９６６年底参加造反，先后任军工造反兵团勤务组成员、军工井冈山总部一号勤务员、反到底工总司一号勤务员、反到底六大司令部总勤务组一号勤务员。参与指挥了重庆大武斗。１９６８年重庆市革命委员会成立，任副主任。１９７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文革结束后被清查、撤职，１９８６年２月被作为″三种人″开除中共党籍。１９９９年以高级工程师职称并享受劳模待遇退休。

　　（１９６７年）“九五”命令之后，武斗基本平息。十月里，全国各地贯彻毛主席视察大江南北的讲话精神，进一步促进“大联合”。然而，十月下旬，重庆又突然发生了一个震惊一时的血案－－“一○·二七”事件。
　　这一事件发生在军事院校驻地，又是驻校勤务连开枪打死打伤数十人的大案，因此由中央军委直接处理。不过，因为此案与重庆两大派有关，在五十四军的领导和支持下，重庆市公安局成立了专案组，在各种学习班里，反到底六大司令部（注：即反到底派工总司、农总司、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中学生红卫兵司令部、机关司令部、文艺界延安兵团总部）的人员回回挨整，整得我们个个伤心，最令人伤心的是，整了二十余年了，却至今不给我们一个结论。看来，只有自己把亲历的“一○·二七”事件讲出来，自己给自己作个结论吧。
　　大约是十月二十五、六号，也就是“一○·二七”事件发生的前一两天，赵安京（注：时为代号总字４１２部队的解放军重庆通信兵工程学院中层干部，反到底派４１２红旗造反团成员，该组织驻反到底派六大司令部的代表）向六大司令部讲了一件事情：他们通信兵工程学院的领导干部要到北京参加学习班。该学院也介入了重庆的文化大革命，也有八一五观点和反到底观点的两派群众组织，而反到底派实力更强，学员和干部中的反到底派都占多数，该学院领导干部要到北京参加学习班，就要谈到重庆的文革问题，但他们对地方文革情况并不是很了解，因此想请反到底派六大司令部去讲讲山城两大派文革历程中的一些重大问题。
　　于是，十月二十七日这天一早，反到底六大司令部的李木森、黄廉、胡宾、朱镇坤、段炳森、粟远奎、王以时、刘开科等，在赵安京带领下，按时到了位于歌乐山上林园里的通信兵工程学院－－当时对外称总字四一二部队，我们也习惯于称它四一二部队，这里的八一五派叫四一二红色造反团，反到底派叫四一二红旗造反团，两派的名字只有一字之差，却斗得你死我活。后人一定会感到很不理解，但在当时却是到处都能见到的情况。
　　在学院的大会议室里，已经等候着学院的院长、副院长等领导干部。他们都是即将去北京参加学习班的干部。我们几个群众组织负责人，分别向他们介绍了重庆文革中的一些情况，我主要讲了军工井冈山的历史，原来的革联会成员军工造反兵团如何走上了砸革联会的道路，以及山城七、八月武斗的发生、发展过程；黄廉主要讲反到底派受压的情况和五十四军如何支一派压一派；王以时主要讲山城两大派分歧的由来和发展，着重讲了反到底派是不是“反军乱军”，怎样才是真正的拥护解放军……其他几位则对上述三个讲话作了些补充发言。我们足足讲了三个半小时，首长们听得十分专注，也十分兴奋。
　　下午三点左右，在学院一个大坝子里召开大会，也就是让我们和学员们见见面，讲讲话。通知了全体学员参加，八一五派的学员是不是也来了，我们不清楚。我们几个人都分别讲了话，内容不外乎拥军爱民，向解放军学习，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今后的斗、批、改任务等等。
　　晚上八点左右，在学院大操场举行文艺演出，由反到底工总司财贸井冈山总部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演出。财贸井冈山宣传队，是在原财贸职工业余文工团的基础上成立起来的，在重庆业余文艺宣传队中算是艺术水平最高的，可以说是相当于专业水平。节目虽然都是当时歌颂毛主席、歌颂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性节目，但艺术性、观赏性还是比一般的要高出许多，因此来看演出的人也很多，不但有本学院的干部、学员（两派的都有），还有附近一所中学的学生和学院周围的农民。又是在大操场上公开演出，人员比较杂乱。
　　当演出歌颂毛主席的节目时，秩序还好。当演到表现反到底派在“二月镇反”中遭到镇压的情景时，就开始出现骚乱了，场地周围观众中的八一五派人员开始谩骂，起哄，甚至拿石块、砖头扔向演员，有的砖头还砸到了观众席前排学院领导干部和我们几个人坐的地方。这自然引起一些观众的抗议和干涉，
　　学院勤务连（我们当时也叫警卫连）出动了一些战士来维持秩序，但却难以制止事态的发展，看来八一五派与学院勤务连早有矛盾，吵闹得更加厉害，石块、砖头扔得越来越密集，变成了一阵乱石雨，演员和乐队都有人被砸伤，乐器也有的被砸坏了……场外还有人高喊：“揪出砸派大头头！”
　　在这种情况下，演出不得不中断，学院首长指示勤务连夹道护送我们几个人到操场旁边他们的营房去暂避。
　　勤务连营房离操场不远，有一个大门，大门里是一个比篮球场大得多的坝子，穿过坝子，就是一长排平房，平房前有一溜长长的台阶，俗称檐坎，檐坎上站着一些战士，有的手中没有枪，只拿着锄把或木棒－－后来我才知道，他们的枪，在武斗期间被学院的八一五派抢去了一半，“九五”命令后，八一五派把武器自己封存起来，并没有归还给他们。
　　平房被分隔成一个个小房间，每个房间两张双人床。我被安排到较中部的一间小房里，由一个小战士陪着我。
　　我进屋后不久，就听见外面有广播大喊大叫起来，说勤务连抓了革命群众，紧急呼吁八一五派的某某组织快到勤务连营救革命战友……我和房间里的小战士议论这个广播，明明是我们几个人被送到营房保护起来，哪里是抓了什么八一五的人呢？分明是他们想冲击营房的借口。一定是想来抓我们几个人。
我和小战士议论了一会儿，大门外就传来了大喊大叫的吵闹声。我们马上得到通知：关上门窗，注意安全。
　　门窗关上不一会儿，大门外的吵闹声更近了。那位小战士看样子不到二十岁，却显得十分沉着冷静，他把手中的半自动步枪上的刺刀拉出来，面对着门，两手平端半自动步枪，对我说：“请首长放心，只要有我，就有你的安全！”
　　看来他已做好准备，要和外面冲进来抓我的人拼刺刀。我真佩服这位与我素不相识的小战士。
　　突然，外面响起一阵射击声，是一二十支枪同时发出的，顿时吵闹声一点都没有了，变得非常安静。
　　可是，这安静的气氛没有维持两分钟，吵闹声又爆发了，而且比此前闹得更凶了。
　　接着，又是一阵短促的射击声……
　　第二次射击声过后，周围完全安静下来了。一点吵闹声都没有了。
　　过了几分钟，有人在门外通知，叫全体开门出来，撤退上山。
　　小战士把门打开后，我和他一起走出去，顺着房门外的檐坎，跟着大家一道上山。，这时，我看到坝子里的情景真使我感到惊心动魄：平房的檐坎大约比平房前面的坝子高出四十公分。坝子里，倒着好几十人，有的还在地上喊叫着滚动。倒下的人，最前边的，离我们这排平房已经不到四米远了……
　　勤务连的指战员领着我们从平房一侧上山。我侧身望了望那些倒在地上的人，一边走一边感叹，他们也真是太亡命了。冲勤务连营房，只差几米就能冲上来抓到我们这几个人了！
　　事后分析：勤务连的第一阵射击，把冲击者吓着了，停顿、退缩了一下，但是当他们发现只是对空射击，他们没有谁被打着时，就认定勤务连不敢向他们开枪，胆子就更大了，又冲了上来，因此，第二次射击就打倒了他们几十人（注：据记载，此事件中“３２名学院学员及附近群众被枪打死，５３名学员、群众受重伤。”见《重庆市志·第一卷·大事记》，四川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２年１２月第一版４１２页）……
　　我跟着战士们，边走边想，不知怎么我前后的战士都站住不走了，原来是我们这一群人在黑暗中走错路，掉队了，与前边的人失去了联系。
　　战士们商议着该怎么办，有的说退回去肯定不行，勤务连的枪有一半还在八一五的人手中，回去肯定要遭枪打；有的说干脆把手中的几支枪埋在山上，只保留几根锄把、木棒作自卫武器，翻山下去找兄弟部队……议论纷纷中，有战士提出要我这个“首长”作指示，我虽然也只有二十几岁，但在这群小战士当中算是年纪最大的人，在这样的时候也就不客气了，对他们的议论作了总结性的发言：第一，不能回去，要继续翻山，尽快与山下的七八三六部队联络上；第二，枪是战士的命根子，不能埋在山上，要带下山去。下山后立即与五十四军军部取得联系，听候军部处理。
　　那些小战士还真听我这个“首长”的“指示”，我们又一起翻山越岭，翻上这座山，又下那座山，有时是走，有时是滚，或者说是连滚带爬，狼狈不堪。在黑夜里，在没有路的大山里，从头天晚上十点多钟，走到第二天天亮，大约翻遍了整个歌乐山，总算到了二钢的石井坡铁路货场。我们再沿着公路走，到了七八三六部队（五十四军的一个团）。在七八三六部队吃了早饭，电话联系了五十四军军部，军部叫大家休息等待。我们就在这里大睡了一会儿。
　　上午十点半左右，五十四军派来军用卡车一部、军用吉普车一部，卡车把那些战士送到军部去了，吉普车则把我送回到体委办公楼。
　　整个事件就是这样，没有什么“阴谋”，没有什么“策划”，只是因为派性而引起的一场不应有的冲突，当时刚刚在贯彻执行中央“九五”命令，中央三令五申，一定要各地坚决执行，坚决照办。勤务连对冲击营房、殴打战士、抢夺武器、劝阻不听者开枪，完全是执行“九五”命令。可是后来却说勤务连犯了罪（注：当时两派小报均刊登了成都军区司令员梁兴初的五点指示及重庆市革筹组、警备区的决定，其主要精神是，认定此事件为４１２部队勤务连“在坏人操纵下”“开枪杀害革命群众”的“极其严重的政治事件”，４１２部队勤务连被解除武装，集中整顿，连级领导干部被拘留审查，排级干部被隔离审查。文革结束后此案是否有新的处理结论，不得而知）。他们后来到底受到了怎样的处理，我们一点也不知道。但我至今仍然清楚地记得那位小战士为保护我而不惜与冲击者拼刺刀的样子。不知他后来的命运如何了。但愿他一生平安！
　　回到体委办公楼，已经是将近中午十二点了。段炳森等许多人都围着我问长问短，对我昨晚掉队后的那场意外遭遇表示同情和关心。他们几个人都先回来了，他们是跟着勤务连翻过山就在公路上乘上了汽车回来的。
　　段炳森还叫电话员通知黄廉，下午两点到体委大楼开会。黄廉当时一般不住体委办公楼，而是单独住在背后的重庆市文联院内或其他地方，行踪不定。特别是遇上出了大事的时候，很难找到他。
下午，六大司令部开会研究了“一○·二七”事件发生后的对策。
这时，我们已经知道八一五派在大造舆论，说这一事件是反到底派的阴谋，是对革命小将的“反革命大屠杀”，我们商定了一些大标语内容，如“坚决支持四一二部队勤务连执行’九五‘命令”、“向解放军开枪射击有罪，解放军自卫还击有理”、“八一五冲击解放军营房罪该万死”等等。我们当时以为勤务连是五十四军派出的，所以还写了“五十四军驻四一二部队勤务连镇反有功”之类标语。六大司令部的两位大秘书还迅速写出了《告全国人民书》，上报党中央，并以大字报形式张贴到重庆的各区县。

（节选自李木森《亲历重庆大武斗－－重庆反到底派一号勤务员自述》一书第五章。全书共１２章２３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