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文革大事记附件4

邓振新

附件4   王力生平
王 力（1921.8-1996.5）生平



王力，1921年8月出生于江苏省淮安县，14岁时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39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调山东《大众日报》工作。1943年，任中共山东分局党刊《斗争生活》主编。抗日战争胜利后，先后担任了山东分局驻渤海区土改工作总团团长兼党委书记、土改干部训练班主任、中共山东渤海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部长兼区党委委员。康生曾经担任中共山东分局书记兼渤海区委书记。抗日战争时期，王力调到山东根据地工作后，正好在康生的直接领导下工作。康生通过读报纸和在工作中接触，很快就发现了王力，经常安排王力做一些重要工作，让他执行一些重要任务。当时山东分局的一些重要文章，甚至给中央的报告，康生都安排王力执笔，或者参与起草。
解放战争后期，康生把王力列入了山东分局向中央推荐的几个干部名单中。全国解放不久，中央将王力调往上海，担任中共华东局宣传部秘书长兼宣传处处长。当时对华东各省市具有重要指导作用，也对全国产生重要影响的《解放日报》的社论，大多出自王力之手。
1953年，中共中央决定派一批干部到越南。由于康生的举荐，1953年底，王力即赴越南。他一到越南，就担任了越南劳动党的宣传文教顾问组组长，同时，还做组织和训练民兵的工作。
1955年10月，王力被调回国内，任中共中央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副秘书长。1958年《红旗》杂志创刊，王力被任命为编委，后来又担任副总编辑。在红旗杂志社，王力写了不少国际评论方面的文章，受到中央一些高层领导人的赏识。从1960年起，王力受命列席中央书记处会议。1963年，担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从1964年起，受命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
王力人生重要的一步，是担任中联部副部长。王力调到中联部，特别是列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之后，受命参加中国党与苏联党的谈判，曾经10次去莫斯科，受到中央高层领导人的重视。中苏两党辩论时，我党发表的“十评”文章，王力曾参加起草。
1965年9月，中央决定以林彪的名义发表《人民战争胜利万岁》一文，并且让康生当这篇文章的组织者和审稿人。康生在选执笔人时，选择了王力。由于写作这篇文章，王力与林彪之间便有了一种亲近感。
1965年9月3日，署名“林彪”的文章《人民战争胜利万岁—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20周年》在《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这篇出自王力之手的文章，在介绍了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之后，着重强调该理论：“对于今天世界上一切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革命斗争，特别是对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革命斗争，更是突出地具有普遍的现实意义。”“今天的世界革命，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农村包围城市的形势。”这实际上提出了一个新的论断：毛泽东思想具有国际的普遍的指导意义。
毛泽东很快就看到了这篇文章。他对文章中提到的一些新观点赞赏有加，认为这篇文章写得很深刻，文笔也很活泼，是一篇好文章。毛泽东赞赏这篇文章的话，很快就在中央高层中传开了，中央高级领导干部们更加赏识年轻的中联部副部长王力了。可以说，王力通过写这篇文章而“一炮走红”。
1966年5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通知，并在党内公布了小组人员名单：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组员谢镗忠、尹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从这个名单中可以看出，王力在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中的排名是很靠前的，排在部队高级领导干部谢镗忠和著名历史学家尹达之后。另外，王力还担任着该小组办公室主任的职务。此后不久，谢、尹二人很快就被排除在中央文革小组之外，这样，王力就成了中央文革小组中地位仅次于组长和副组长的“大员”了。
王力进入中央文革小组后，很快就与江青熟悉了。江青早就知道王力，欣赏王力头脑清楚，文笔好。不过，江青最欣赏王力的，是王力与她一样有极“左”的头脑。因此，在中央文革小组中，江青把王力当做第一号大员使用，有什么重要的事情，都找王力商议，有什么重要文章，也让王力执笔。而此后不久，江青就成了中央文革的实际“当家人”。1967年1月，陶铸被打倒。1月8日，毛泽东决定成立中央宣传组，由江青提名，王力担任了组长。
当时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的康生，因为早已经是王力的恩师，对王力更是关爱有加。他经常把王力叫到自己的住处，向他面授机宜，有时还长谈至深夜。王力则进一步向自己的恩师靠拢，每有重大事情或者有自己考虑不透的事情，总要跑去请教康生。康生的话，他最信服，康生给他作出的指示，他不折不扣地照着去做。
进入中央文革小组的王力，实际上成了江青、康生手下的干将。他的眼里只有江青、康生二人。
1967年1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了经毛泽东批准的《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为了落实毛泽东依靠人民解放军稳定局势的决定，1月25日，中央军委发出命令即“军委八条”后，军队立即行动，全国局势一度稳定了许多。
在“军委八条”发布后，武汉军区立即介入“文化大革命”，支持“左派”。但没有得到军队支持的造反派组织不高兴了，他们和军队内部的一些造反派勾结起来，把矛头指向了武汉军区。2月初，这些造反派组织强占了红旗大楼，接管了长江日报社。3月，武汉造反派贴出了“打倒陈再道”、“枪毙钟汉华”的标语。武汉动荡的局势，使王力意识到“露一手”的机会来了。他摩拳擦掌，跃跃欲试，要到武汉去“一试身手”。
1967年7月，毛泽东决定亲自去武汉了解情况。王力听说后，直接找到负责安排毛泽东行程的周恩来，要求到武汉去向毛泽东汇报情况，还说，江青已经同意了。周恩来考虑，王力是中央文革小组的人，这之前又到西南走了一趟，去向毛泽东汇报也好，就同意了。但周恩来同时向王力提出：到武汉后，不能公开露面，不能公开表态支持一派，反对另一派。王力答应了。
然而，7月14日，王力刚到武汉就违背了周恩来不准他公开露面的指示，要出去看大字报，并有意在湖北大学的校门口下车，与造反派谈话，公开了自己的身份。第二天，武汉的造反派举行大规模集会，称王力是中央派来的亲人，欢迎他到武汉来解决问题。随后，王力便以中央“大员”的身份，陪谢富治同陈再道等人谈话，向陈再道和武汉军区其他领导人施压。7月17日，王力还跑到受到武汉军区支持的“左派”组织“百万雄师”的总部去，把“百万雄师”头头的名单弄到手，并公开指责“百万雄师”搞武斗，要求“百万雄师”管好自己的人，不要管别人。这一下，把“百万雄师”激怒了。
7月20日凌晨，“百万雄师”2万余人头戴安全帽，手执长矛，分乘27辆大卡车和8辆消防车涌进武汉军区大院，高呼口号，并质问王力为什么说“百万雄师”不是革命组织，如不答复，明天全市罢工，“百万雄师”要在军区呆一个月。7月21日、22日、23日，事态进一步发展，还喊出了“毛主席受蒙蔽”、“打倒王力”、“江青靠边站”等口号，贴出了类似标语，矛头指向了中央文革。各地群众也纷纷支持武汉的“百万雄师”。这件事，史称“七二○”事件。这个事件，纯粹是王力捅的“大娄子”。
王力在武汉支持一派压一派，搅乱了毛泽东、周恩来要安定武汉大局的思想。而此时王力在哪里呢？原来，他被群众抓走之后不久，就被军队要了回来。后来，按周恩来的指示，他被武汉空军的刘丰保护起来，于7月22日派飞机送回北京。
王力回到北京时，江青等人为了表示对王力的支持，也为了树中央文革的威信，特意组织了许多人到机场迎接王力。此时的王力，腿上夸张地打着石膏和绷带。走下飞机时，在武汉被吓得面如土色的王力，摆出了一副英雄的样子，向在机场欢迎他的人挥手致意。接着，王力以“凯旋者”的身份，乘车回到了钓鱼台中央文革小组办公的地方。7月25日，在江青的安排下，北京搞了一个百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上的大型集会，“热烈欢迎”王力等人从武汉“胜利地、光荣地回到北京”。
王力回北京后并没有安分。他多次接见红卫兵和各地造反派组织，介绍“七二○”事件，把责任都推到陈再道的身上，激起了不明真相的北京红卫兵和各地造反派组织对陈再道的义愤。他和关锋、戚本禹还一同去向江青汇报，要在北京找陈再道辩论。江青听后，马上去找周恩来，逼周恩来召开一次会议，与陈再道面对面辩论。周恩来没有办法，只好在7月26日召开了一个扩大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请陈再道和钟汉华在会上谈一谈。根据周恩来的意见，没有让王、关、戚参加这次会议，而实际上他们已经没有必要参加这次会议了。经过他们造谣、鼓动，北京的许多造反派组织和一些部队都认为陈再道要搞兵变，陈再道已是有口难辩，处于挨批的地位了。果然，在这次会议上，大家对陈再道的质问集中在兵变问题上。有的军队高级领导人还把陈再道指责为钻进革命队伍中的蒋介石，说武汉军区是汉奸窝，“七二○”事件是反革命叛乱。当陈再道进行辩解时，他的领章、帽徽被撕掉，讨论会变成了批斗会。第二天，陈再道、钟汉华被撤销军区司令员和军区政委职务。
王力并不只是搞乱军队就罢手。8月上旬，王力按照江青、康生的旨意，把制造动乱的手伸向了外交部。他们觉得由周恩来直接领导、陈毅任部长的外交部是“老保”。那时，外交部的造反派在王、关、戚的策划下，组成了千人的“揪陈大军”，要揪斗陈毅，并且在外交部门口“安营扎寨”。8月7日，王力约见了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的代表姚登山等人，煽动他们夺外交部的权。王力在谈话中说，要打倒陈毅，封闭外交部党委、政治部。他说：“外交部吓人嘛，别人不能干，了不起，把它神秘化，只有少数专家才能干。你这外交部就这么难？我看处理红卫兵内部问题比这复杂多了。红卫兵就不能干外交？”“揪陈毅大方向当然对，为什么不可以揪？”“我看你们现在权没有掌握，有点权才威风。”在王力的煽动下，外交部的造反派冲击并砸了外交部，宣布夺了外交部党委的大权。8月22日，外事口的造反派和北京的一些红卫兵冲击并焚烧了英国驻华代办处，引起了英国的抗议，造成极坏的国际影响。
王力鼓动造反派冲击外交部，鼓动红卫兵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使周恩来看透了王力，认定王力居心不良。8月25日，周恩来单独找杨成武谈话，谈了他对近来全国一系列重大事件的看法，还特别谈到了王力在8月7日同外交部造反派的谈话，谈了关锋起草的《红旗》杂志社论中所提的“揪军内一小撮”的问题。他说：这样下去怎么得了？我担心的是连锁反应。现在，一个是中央的领导不能动摇，一个是解放军的威信不能动摇。周恩来后来说过，他当时已经认定王、关、戚是坏人，他们这些“坏人利用‘文化大革命’的机会，来操纵群众运动，分裂群众运动，破坏我们的对外关系”。周恩来还把王力8月7日的讲话记录稿交给杨成武，要他送给毛泽东看。
“七二○”事件后，王力等人向毛泽东、党中央汇报时，都说陈再道要搞兵变，要发动反革命暴乱。他们向林彪写了一个材料，说武汉有发生兵变的危险。林彪听后也相信这一说法。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派邱会作飞往武汉，让毛泽东迅速离开武汉。
毛泽东到达上海后，越想越不对头。他经过两天的独立思考，认定陈再道不是搞兵变。
王力在北京鼓动造反派冲击外交部，并鼓动红卫兵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的情况，在上海的毛泽东也知道了。此时，毛泽东认识到：王力这样闹，其动机是有问题的。
8月25日，周恩来同杨成武谈话之后的当天上午，杨成武即飞赴上海，向毛泽东报告了周恩来的意见，并把王力8月7日的讲话记录稿交给毛泽东看。毛泽东听了杨成武的汇报之后，双眉紧锁。他让杨成武去休息，说自己要考虑考虑，看看材料，有事再找他。8月26日上午，毛泽东让身边工作人员把杨成武找来，对他说：“你马上准备飞机回北京，准备好了再来。”杨成武安排好飞机后，回到毛泽东的住处。毛泽东说：“我考虑好了，我说你记。”杨成武准备好笔和纸后，毛泽东说：“王（力）、关（锋）、戚（本禹）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你只向总理一人报告，把他们抓起来，要总理负责处理。”
毛泽东说完，把杨成武的记录拿过来过目后说：“就这样，你回去请总理马上办。”当杨成武走出客厅后，毛泽东又把他叫回去，说：“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戚暂时不动，要他作检讨，争取一个。”这就是毛泽东亲自做出的对王、关、戚“抓两个、看一个”的重大决策。
8月26日中午，杨成武即乘飞机飞往北京。到北京后，立即赶赴钓鱼台，单独向周恩来汇报了毛泽东的决定。周恩来听后表示：事不宜迟，马上开会。他当时的考虑是：王、关、戚还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抓他们不是一件小事；同时，王、关、戚深受江青、康生、陈伯达的信任，他们会保护王、关、戚的，如果只由自己单独行动抓王、关、戚，江青、康生、陈伯达会闹事。只有通过开会的办法，在会上把毛泽东的指示说清楚，才能动手抓王、关二人，并让戚停职检查。周恩来预先在钓鱼台单独和陈伯达谈了毛泽东的指示。陈伯达表示拥护毛主席的决策。这样，就把江、康、陈三人分化出一个，处理王、关、戚就会顺利一些。
做好这些事情后，周恩来让秘书通知：中央要开一个小型碰头会，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都参加。然后，周恩来让秘书在钓鱼台安排十几名中央警卫局的警卫守候在会场外，准备执行带走王、关二人的任务。
准备停当后，26日晚上，中央小型碰头会在钓鱼台召开，周恩来主持会议。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关锋、戚本禹等都来参加会议了。王力他们走进会场时，仍然是往常那种趾高气扬的样子。会议开始后，周恩来说：今天的会议，是传达毛主席的一个重要决定。接着，周恩来照杨成武记录的毛泽东的指示，逐字逐句地宣读。随后，周恩来一板一眼地宣布：把王力、关锋隔离起来，让他们“请假检讨”，戚本禹停职写检查。“请假检讨”，是周恩来经过考虑之后发明的一个词。周恩来考虑了各方面的关系，特别是王、关、戚的特殊身份，用这个词来代替“隔离审查”或者“关押”，比较合适。听到周恩来的宣布之后，王、关、戚脸色大变，江青、康生的脸色也大变。他们都好半天说不出话来。但是，由于周恩来宣布的是毛泽东的指示，他们谁也不敢反对。此时，在会场外的中央警卫局的战士走进屋子，把王力、关锋带到他们“请假检讨”的地方去了。
“请假检讨”后的王力与关锋，被软禁在钓鱼台2号楼不同的楼层。他们得到的命令是：二人之间不能见面。因此，王力和关锋实际上是被限制行动的。
10月16日，王力被押送到北京西山一座别墅里，由北京卫戍区看管。
1968年1月26日，正值春节前夕，按照中央的决定，王力被关进秦城监狱。在这里，与众不同的是，毛泽东曾发话“不准提审王力”，因此，在秦城那一段时间里，他没有被提审过，也没有被宣判犯有什么罪，但党籍被开除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在决定对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案重新进行审理时，对王力的问题也进行了审理。
1982年1月28日，王力被放了出来。以后，王力过着普通市民的生活。
1996年5月，王力感到身体不适，经医生检查，发现患有胰腺癌，并且已经扩散。10月21日，王力在北京肿瘤医院病逝，终年7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