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一个伟大时代的回忆与理解（21）
返回学校，组织“兴平县中学生造反司令部于阡中学分部”（下）
我所参加演出的另一个节目是对口词“造反派的脾气”，它是一种手拍胸膛，直抒心意的节目，也是一篇造反派的宣言。在这个节目中，表演者得用“火山爆发”式的情感和斩钉截铁式的语言去塑造一代造反派战士的舞台形象。节目中有以下的话被目前的“复辟派”当成为对66运动定性的“造反派自供状”。
甲：“反动派不倒——”
乙：“我们就打！”（做一个打倒的有力手势）
甲：“阶级斗争的盖子揭不开——”
乙：“我们就砸！”（拳头向下，做砸的动作）
甲：“黑材料不交——”
乙：“我们就抢！”（表演者蹲一个马步，有力的伸出双手，做一个抢的姿势）
甲：“——这是什么？”
乙：（手拍胸膛后）“这是造反派的脾气！”
诸位，用现在的人的眼光看，这等简单而幼稚的节目由我们这些狂热而又真诚的造反派学生们来表演，简直是惟妙惟肖，天衣无缝。其实，用不着表演，我们就是那副模样的。在66运动中，你有时候会发现这样一个现象，“舞台”上的人和生活中的人没有多大的差别。那时，演许多节目，我们用不着化装，直登登地走上舞台即可，但是值得说明的是，这究竟是舞台上演出的节目，且是一出流行节目，它流行期接近末了时就难免出现笑话。譬如，上述对口词由男女两位同学表演，当男同学问到“——这是什么时？”女同学大拍胸膛，然后说“这是造反派的脾气”，演得多了，孩子们都熟悉了，未待女演员开口时，他们便抢着说：“那是造反派的奶头！”于是一片笑声！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语言，所以我们在分析不同时代的不同语言时应当把它同特定时代的背景联系起来，且不可抓住了某一句话，就不加分析的认为那便是一锤定音的。66运动中出现的“打、砸、抢”的口号就属于这一类，那是用艺术或者文学的方式发出的，并且也只是在很短的时间里流行的语言，是政治情绪在遭受极端的压抑之后释放过程的一种过度性质的反映，于运动的内容和性质没有必然的关系。但是在今天，有的人就抓住了这个口号，认为66运动是一个“打、砸、抢”的运动。在66运动中，“打、砸、抢”的话也的确出于我们的口（如上所说），我也在别处听过这样的口号，所谓的“砸烂某某的狗头”，“火烧兴平县委”的标语也写过，可是打人，抢东西或者杀人放火的事情，我没有干过，也根本没有见到过我们的同学干过。
如果认为那是一场革命，那么它就是最文明、最少“野蛮场面”的革命了。那个时代同现在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它有一股时代的“正气”，是它在无形之中压住了“邪气”，人们的言谈举止都有一种革命的气象，歌曲和舞蹈都具有催人上进的力量，这是理解66运动为什么不是动乱的最主要的地方。在有可能出现动乱的因素时，上述的东西就有可能起到某种“止乱”的作用。如果说在这样的情形中，人们能够发现更为深刻的原因，那么当时象我们这样的宣传队全都打着“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幌子，都说是“宣传毛泽东思想”的话语就有些的不可信了。其实我们宣传的是我们自己的观点；是我们自己的有组织的观点克服了66运动的致乱性因素。可见，在伟大的66运动中，我们每一个人自己的观点是引导运动健康发展的关键性东西，所以我们对自己的观点才倾注了那么大的热情，不仅是笔写之，口说之，而且是手舞之，足蹈之！
在学校当两派学生组织的对峙局面形成之后，同学们之间的观点冲突和意见之分歧就成为司空见惯的现象了。到底发生了多少次辩论，谁也说不清了。仔细地分析起来，引起同学们之间的分歧的问题，无不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正是抓住了这一点反对66运动的人才会说：“你瞧，当年你们争得头破血流的问题，没有一个是大是大非的问题，全都是些生活中间的小事，就为了它，你们争个不亦乐乎，到底有什么意义呢？”乍一想，这样的话似乎有理，但是仔细地推敲这样的话就完全地站不住脚了。其实，不是今天，而是在运动消解的那个时候，我们当中的许多的人也是这样的想的。运动虽然把我们造就成为热血之徒，然而激发了我们活力和兴趣的东西全又是不足挂齿的小事情，为了它，我们应该不应该失去同学们间的和气呢？应当不应当争个高低呢？一种也可以说是忏悔的心情在促使我们对自己的行为进行反省，甚至促使我们把它看得一文不值。
但是，随着我们在政治上的日趋成熟我们慢慢地远离了上述的看法。在通常的意义上，我们所说的小事在很大的程度上关系到我们的情感、我们的尊严、我们的价值和价值判断，就这个意义而言，事情有可能是小的，但是它维系的东西却是大的。事情还不止于此，问题的进一步的意义还在于人的事情一旦诉诸于人的情感，那么再小的事情也会在人类情感的天平上会同重大问题一样地获得意义。在人类的历史当中，往往就有小的事情引起重大冲突的无数的例子。我手头有一本法国人马塞尔-佩鲁东所写的《马格里布通史》的书，书中作者通过对一个“扇击事件”的论述说明了法国征服阿尔及利亚的理由：“为了满足舆论的要求，查理10世就把征服阿尔及利亚的的原因，形象具体地说成是法国领事皮埃尔-德瓦尔先生在一次正式接见中被德伊用扇子打了一下。在这个时期，法国政府和人民对损害国家荣誉的事情特别敏感。这个理由看起来是充分的”（上书中译本第263页）。可见，在人类历史上，某些小事往往会闹成诸如战争这样的大事，这就是小事不小的道理了。
有的时候，虽然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但是人们对它做了大的投入之后小也就变大了。我们的学校，我们的村子，我们的县，我们的省乃至我们的国家其所以经历了那么大的变化，全都是由小事上的人民参与行为造成的。一个表面上风平浪静的社会，一下子给翻腾起来了，也都是凭着这许多许多的小事的积累而造成的。但是这样的一个说法并不否定在66运动的发难时期，运动者是以“关心国家大事”的心理参与运动的。因此，当已经到手了的“国家大事”到最后变成了派性网络中的小事时，人民的观念才表现出了一种巨大的转变。在这个意义上，66运动是一本书，你只要用心读它，它的意义就有许多。
1966年8月12日，《 人民日报》传达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把无产阶级的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那么，什么又是“国家大事”呢？运动初期，当派性的分化还不明显时，我们批判国家教育制度，批评国家的政治，批判当权派——都可以说是“大事”，只是随着派性分化的加剧，我们越来越成为“小事”中的人了，我们只关心自己在学校，在生产队，在机关单位的利益——不是全部的利益，而是其中的一半的利益；也就是说，我们只关心我们本派的利益，而根本无视对方一派的利益。这样以来，我们还能够算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派”吗？我看是算不得的了，这样毛泽东和左毛派批评我们是“资产阶级派性”中的人的话，是没有错误的。我的本义是说，66运动一旦成型，它就毫不犹豫地脱离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轨道，而走上了我们自己的道路，它要求着实现自己的普世价值。在这里，我如果把我们的当时的行径描述成为“两面派”，那有可能是叙述上的误会，我们是在一种认真的“关心国家大事”的动机的支配下身不由己的走到了个人自由的境地，在最后也只抓住一种个人的观点。可见，一个“出毛”（就是走出毛主义）的行为就产生在这里了。就主观的愿望而言，我们无“出毛”之故意，但是就我们是运动中的人而言，我们已经踏上了“出毛”之路。毛让我们参加文化大革命的本意不是要我们获得被他认为是“资产阶级”的观点，我们在文化大革命中，却闹出了个自己的观点。这样的事情若不被人们注意的话，那么在研究文化大革命的事情上，人们尚不能窥其堂奥，何谈升堂入室？
我其所以把1966年运动定义为政治大解放运动，其理由不只是对1949年共产党“解放”的否定，而在于要突出66运动的真正内容。在这个伟大的年代里，中国人民获得的解放，不是精神的，也不是文化的，而是政治的，其它的一切皆服从于政治的解放。解放了的人民的一个最显著的特征就是获得了观点，有观点的人在从事政治活动时就必然会以观点为中心。站在自己的观点上看待一切的问题就成为这个时代的最本质的特征，因此，仅就现象上看，人民好象也在谈论“全球性的问题”或者“国家的大事”，但是这种谈论和以往不同的地方在于它完全地脱离了行而上学的轨道，而回到了人民情感和人民偏好的基础上来，于是就出现了我在《绝妙的戏》的书中所说的“理论解放”。所谓的“理论解放”也就是说人民在理论上再也不受这个社会上一贯的行而上学的束缚，使自己立于一个自由的境地。对于这样的一种发生于人民社会的伟大的变化，我们就不能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那一套去衡量它的了。我们应当看到，人民是在没有完全地洞察到专制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上的毛病的情况下行动的，因此，他们的“主观愿望”有视它为真理的倾向，只是当自由的观点和自由的生活在要求他们表态时，他们才在观点的驱使之下站到了专制主义的真理的对立面。在没有自由的那个岁月里，当人们要认定某一件事情或者某一个人是不是“革命”的，就得出具一定的理由，此种的理由一定又得出自于专制社会现有的理论途径，现在情况变了，所有的“革命性”东西都不过是人们内心的东西的反映，很难把它挂在理论的体系之上。因此即使人们想把它上升到理论的程度，也是于事无补的，关键的问题是：人们行为的本质在拒绝着和远离着理论性的东西。可见，造反行为最终地要把人们从专制主义的泥潭里拉了出来的那个现象所包含的意义，在一个相对长的时间内才能够被人们看清楚。有了这样的一种看法，我就不满意中国社会上的那些“理论权威们”（现在这些人“复辟”了，66运动中，我们是不怕他们的）把中国人民争取自由的历史一再的后推的那样一种做法。按照这样的做法，只有在自由化之后好象才有中国人的自由。我不是这样的认为，我认为66运动是一个未曾说出自由二字的自由化运动。因此研究和解读这个时代中的人们行为，我们才有可能认识中国人的自由到底是一个什么的样子？到那个时候，当你看到这种自由同世界上各国的自由一样，都值得每一个人尊敬时，你就不会在寻找自由的事情上去重复我们的先辈们所犯的错误了。
在这本书上，我其所以把当时这些普通不过的人物们言行当成为瑰宝来看待，原因之一也在于我们中国人不善于认识我们中国人自己的自由，不管是在今天或者过去，我们把自己已经上了手的自由不当自由来看的事情屡见不鲜。其结果是我们得到了自由，扔掉的不少。在这个专制社会主义的中国总是有人教导我们说自由是一种祸害，而只有专制的统治才似乎意味着稳定和团结。在当前的中国，这就是我们民族的主要的误区。消除这种误区，固然也可以用理论的方法，但是我在这里提供给各位的是一种历史的方法。依着它我们的民族也许会在自己的历史中发现到我们所想象不到的价值。
我接着要叙述发生于我们同学们中间的不同观点的斗争的情形。详细地叙述它，也许得写另一本书，所以本书只能够叙述大体的过程。1976年的夏天，我们的学校陷入了一个与天气一样的“火热”的派性大辩论之中。辩论之中，同学们之间的观点经历了一个空前的发达的时期，临到运动的后期，大辩论已经把我们造就成为百分之百的派性主义者了。在这样的大辩论中，我作为活跃分子当然也不会例外，所以感觉到有必要把自己的感受记录下来。有一次的辩论，在我个人的的记忆中，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我把它提供给读者们。
那一次的辩论的起因是这样：我们对方派的同学们请来了西郊中学的“兴造司文艺宣传队”，要在我们学校做一次“高质量的演出”。在这里我要特别说明的是西郊中学的这一支宣传队同我所领导的那支宣传队不同，市民子弟居多，无论在穿着打扮上或者举止行为上都显得很“洋气”，把我们那一班由清一色的农民子弟组成的宣传队比得如同“土老鼠”一般。这样的一支宣传队的“来访”，当然不符合我们这一派人的心意，对方派的同学们四处宣传，在学校周围所造成的影响使我们这一派的同学们大为不满。临到那一天，当被对方派同学们吹嘘的“誉满全县”的文艺宣传队在带着傲慢的神气进入我们这一所龟缩在农村中的学校时，对方派同学兴高采烈，张狂至及，我们这一派同学垂头丧气，满怀醋意的场面，读者们可以想象得出来。
当时双方同学的分歧好象不是很大，大家在一定的时候还可以“坐到一起”，所以在这场演出中，我们并没有拒绝出席，象对方派同学一样地坐在了台下变成了观众。本派的几个骨干和我坐到一起，离舞台较近。前来观看演出的人很多，大操场上挤满了人。大约晚8点多钟，演出在鼓点密集的“革命战友你们好”的的歌舞声中开始了。这是当时的一个流行的节目，我们也会演，歌词的大意是“革命战友你们好，你们好！斗争中你们辛苦了，辛苦！向你们问声好，问声好！……”在歌唱时，演员们连歌带舞，做出许多的致意敬礼的动作，按理这样的节目，不不会引起我们的反感，可是当坐在了台下的对方派同学此刻按捺不住自己的情感喊起了“向西郊中学兴造司学习！”“向西郊中学兴造司致敬！”的口号时，这样以来，气氛就有写的不对了。此时坐在了观众当中的我们这一派的同学就显得烦躁不安，我发现离我不远的几位骨干在窃窃私语，……随着节目的更换，演出的气氛有所缓和。
但是没有过多长时间，在演出“两亲家夸红卫兵”的节目时，原来就很紧张的气氛又一次地给加剧了，最后，秩序大乱，演出中止，双方辩论开始。这个节目由两位男女同学分别扮演“亲家母”和“亲家父”，以对唱的形式夸奖红卫兵，演出时可以插入大量的对白，自由的表达思想。现在，演出队的同学们把红卫兵变成了“兴造司”，节目的名字也变成了“两亲家夸兴造司”，不但如此，演员还在演出时用大量的对白的机会发表了令我们这一派同学大为反感话语。比如，当“亲家母”在问“亲家父”“兴造司好在哪里”时，“亲家父”把“反对当权派最有力”的词改成了“反对保皇派最有力”，这就不能不刺激我们这一派人的神经。诸位，我告诉大家们：在那个时代我们对自己的尊严有着一种神经质的过敏，在许多场合中别人的一个无意识的话语有时候也会看成是对自己的尊严的侵犯，何况那些用心修改之后的台词难道能够瞒过我们的眼目吗？此刻我回头看了看我们这一派同学们的反映，发现好多的人都面面相觑，惴惴不安……，没有过多久张彦勇按捺不住，终于站了起来，用手指着台上的演员，质问道：“请你们说一说，你们说的保皇派是谁？有本事的说出名字来，我们共同反对他”……在正常演出的情况下张彦勇同学的这举动无疑地具有挑衅的性质，台上台下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了，观众之中有人发出了尖利的呼叫声，随之吆喝和口哨声连成了一片……。
可以理解，舞台上的演员同学对这突如其来的情况缺乏任何精神上的准备，一时间不知道如何反映才好，节目反正是演不下去了。我们这一派的人纷纷地站了起来以离席的方式表示抗议，秩序顿时大乱，这时我发现舞台上的演员们手挽手的开始唱“抬头看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主席”的歌曲，唱着唱着，几个女同学的两腮已经挂上了造反派特有的泪水，在灯光的照耀下竟一闪一闪的。在那个特殊的时代，造反派的眼泪到底意味着什么？我心里是明白的。“问题已经有些严重”，我思忖着。未待我对情况作出进一步的反映，一只粗大而有力的手从我的背后楸住了我的后领，象鹰抓小鸡一样地把我从观众群中给“楸了出来”，并大声地说：“这就是捣乱的人”！我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遭到了于阡村一群农民的围攻，他们声言我是秩序的“破坏者”，要我对此负责。
“楸”我的那位青年农民性范，1米85的个头，膀大腰圆，是于阡村兴造司中的有名的骨干，他其所以要把我“楸出来示众”，就在于他认为我是今天晚上“制造”“演出事件”的“罪魁祸首”。
就在我被楸的关键时刻，我们派的武克勃、窦结实等几位骨干一起冲了过来，目的是保护我，这时，不明这些真相的群众象潮水一般地涌来，把我紧紧地围在其中。10几分钟过后，我恢复了镇静，象人群摆了摆手，用洪亮的声音说道：“要文斗，不要武斗！”——一场持续了一整夜的辩论就这样的开始了。
我首先厉声地责问那位性范的青年农民：“你为什么动手打人？你懂不懂要文斗，不要武斗的的政策？”在我的追问下，他说：“我看得很清楚，是你把秩序给搞乱了，不楸你楸谁？”我反驳：“你看得清楚吗？你以为你的眼睛是雪亮吗？你错了，同志，你忘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只有人民群众的眼睛才是雪亮的，你问一问群众”，我手指着我们这一派的人，“到底是谁捣乱了秩序？”我们一派的同学们不甘示弱，一片呵斥之声，有的说：“是他们搞乱了秩序，利用演出攻击我们，难道不允许我们反击！”有的说：“不准农民斗学生，你怎么对我们的革命同学们大打出手！”在我们的同学们的质问之下，姓范的青年农民在支唔了一阵子之后，便不声不响地消失在人群之中了。
围并没有被解除，对方派的10几位同学和于阡村的许多的农民没有散去，他们依然把我当成重点，实施“轮番攻击”的战术，企图集中使用“火力”以使我屈服。面对那多的人，我竟然毫无惧色，摆出一种满不在乎的样子，用十分自信的口气说：“我只有一个人，一张嘴，奉劝各位一个一个的来，我一定奉陪到底，绝不失言！”就在我说这番话的时候，我的身边已经站了我们派的四、五个彪形大汉，他们也不时用“一个一个的来”的话维持着秩序。当时我双手抱在胸前（这是做好“文斗”的一种姿势，在一个表演的时代姿势是很重要的），用心地倾听对方每一个人的讲话，一旦听出了某一种好对付的话，便立即接上话茬儿，值到把对方问得哑口无言为止。这一种“捡弱的打”的“战术”，用于对付若干个同时出现的反对者是非常有效的。
那个时候，我认为自己不会被击败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就在于我个人心中至少装下了百八十条“毛主席语录”，并且还有少量的马列“警句”夹杂在其中，这样以来在辩论中，只要我能够随心所欲地运用“语录”和“警句”，并使它和自己的意向保持一致，那就会“战无不胜”。在今天看来，这种“断章取义”的方式尽管不好，但是在那个解放的时代，当解放的理论体系还未形成时，一种新生的解放主义的东西就在这种“断章取义”中给形成了。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把马列主义、毛主义的东西撕成了“碎片”以当它为我们建立自己的理论和思想体系所需要的构件时，我们就是这样的自由。事后，有人批评我们，对我们的上述行为大为反感，这完全是出于一种理论的误会。如果人们运用马列主义、毛主义的观点去批评我们，认为我们的上述行为“阉割”了马列主义、毛主义的“精髓”，那我无话可说，但是如果人们已经认为马列毛主义是一种“理论上的大骗局”，那么我们对待马列毛主义的上述的行为，就不失为一种“创造”了。如果说在66运动中，我们运用专制主义的“旧砖块”建成了我们解放的新大厦，那么这种行为一点儿也不值得非难！
我接着叙述，在持续了大约1个多小时之后，我有意识地撤出了“包围圈”，因为我发现同我辩论的都是些农民，我不喜欢这样的对手，如何能够摆脱他们直接地同我校的对方组织的学生们辩论，这就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在我的意图被本派的部分同学们理解之后，我们向一乙班的教室涌去，这时对方派的农民也趁机而进，把教室围得水泄不通，愤怒的人群中不断的有人喊叫着：“有胆量的站出来说话，别躲在教室里装狗熊！”教室里我们这一派同学们高唱起来了“革命歌曲”，我打着拍子指挥唱，用整齐而洪亮的唱歌声音回答着对方的“叫阵”行为，只是因为我们人少，就是不出教室。过了一些时候，一部分的农民秧秧地散去了，我们这一派同学才走出了教室同对方派同学展开了辩论。同学们之间的辩论旗鼓相当，谁也不甘示弱，当生产队上工的铃声打响之后，我们这些疯狂的辩论家们才知道“东方已经发白”了。时间也该到了，大辩论也就此收场了。
但是我还要告诉各位，收场的仅仅是“舌战，”紧跟着“笔战”又开场了。简单地吃了一顿早餐之后，在以我为头的十几位骨干的参与下，我们把“革命学生”受到了“农民群众围斗”的消息以“特大号外”的方式要在全县散发，“让全县的革命人民都知道昨夜发生在于阡中学的这场重大事件”。大约中午12点左右，兴平县最繁华之处——北街十子口贴出了由我执笔所写的“告全县人民书”，此外我们还散发了大量的传单。总之一句话，我们是“大造舆论”。在那个为了自己的观点而战的年代里，同学们几天几夜不阖眼的事情多得不计其数。每一个的人都在拼命的干。那个时候我还没有读米涅所著的〈〈法国革命史〉〉一书，还不知道他在这本书中引用了圣茹斯特的那句名言“敢干，就是革命的全部的秘密”，但是我们的行为已经做到了这一点。在“鼓足革命干劲”的口号的鼓舞下，我们为自己所坚持的观点使出了浑身的力量。要知道，兴平县城距离我们学校有20多华里，一夜未阖眼的我们写好了大字报时，连一口水都顾不上喝，便步行到县城去张贴。
1967年9月，66运动遭受了一次严重的危机，出现了全国性的“武斗升级”现象；分析这现象的来龙去脉，毛的夫人江青于9月2日发表的“文攻武卫”的讲话，固然是一个原因，但是还有比这更为重要的原因至今都未能够被发现，所以许多的人都认为江青是“罪魁祸首”。不用说，江青的讲话引出的“武斗升级”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介入”（毛语）人民的运动提供了口实，从而达到了毛泽东运用军队权力以结束政治运动的目的，在此之外，66造反派应负的责任也是不容推卸的。依据我个人的见解，在伟大的66运动之中，人民政治解放运动的步伐其所以走上了不可挽救的自我消解之路，最主要的原因是造反的人们还根本不具备与他们自己的政治行为相适应的知识与能力。在我的叙述之中，读者们对于运动中普通人取得了自由的事情可能有所了解，但是对于普通人自己对自由的理解就不一定的知道了。在记录这样的事情上，我就不得不多费笔墨了。
在那个伟大的时代中，最值得庆幸的是我们这些自称“无产阶级革命派”的人，几乎全部地获得了言论、集会、出版、结社、游行、示威的种种权利，可是我们当时不是把它当成为权利来对待，而是认为它是一种“革命的特权”，所以，我们作为普通人在获得了“特权”时，便有一种昏昏然然的感觉了。分派之后，我们每一个人，都以为自己是“正确”的，于是就毫不犹豫地把“错误”的帽子想戴在对方的头上。这样以来“正确”和“错误”的斗争的共产党观点就在我们之间复活了，一个自由性质的政治斗争的意义就不得不让位于一种专制主义的解释。造反派双方都有其存在的权利的现象——我们当时是这种现象中的人——在我们的“真理只有一个”的解读中给破坏了。我们已经生活在了两个真理之中的这种事情，没有得到我们的“真理至少有两个”的解读，所以在此就不能不把自己值之于为反对“错误”而战斗的那种传统的政治斗争之中去了。一句话，我们在以政治造反的方式走到了二元化、多元化的境地之中，我们的思想却企图回到一元化的时代。恰恰在这个时候，毛泽东的“暴力革命论”和“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理论才在我们之间又一次地吃香了。在中国社会真正的“大动乱”年代中毛泽东曾经发出的那一种呼声在这个典型的民主年代又一次地好象要变成为“最高真理”。“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的“毛主席语录”——以前是对付当权派的——在这时被用来对付那些曾经“和我们自己在一个战壕中作过战的战友们”。在获取自由的问题上我们没有任何的错误，但是在保持自由、维护自由和坚持自由的活动中，我们完全地错了！
这样以来，在造反时期，由我们创造出来的那一部“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史”，在这个时刻又奇迹般地把我们引回到了那个旧的“红军史”去了。我们也就同历史上的中国工农红军一样地认为，只有“枪杆子”才能够最后地解决问题。我们事实上打了一场“政治的战役”，但是我们在运用30年代的老眼光和老思想去看待我们的新生活和新事物时，我们就发现不了它的真正的价值。可见在获得了自由的同时，我们又滥用了自由。这个时候如果有人站出来问我们：“你们用政治造反的方式从共产党各级当权派的手中夺取权力的目的难道是让你们自己对别人实行专政吗？”——真的有人这样问的话，那么我们的确不知道怎样的回答才好。我们当时是那样的顽固不化，以为别人同我们分享了真理，真理就会遭到破坏似的，所以只有我们自己对真理实行独占好了。事后我们才明白，即使我们独占了真理，这同共产党的行为又有什么区别呢？
那个时候，我们已经处身于政治上自由竞争的大旋涡之中了，遗憾的是我们没有认识到这个新的情况，因此，我们把政治上如何地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的问题转化成为如何地打垮对方派的问题。在我们当时的理解之中，如果对方的组织不被打垮，那么我们的组织就有可能存在被它打垮的危险。所以有效的自我保持的手段是彻底地打垮对方派的组织。我们还不能够认识民主的政治其所以能够永葆青春就在于民主的制度能够给政治上的自由而又公平的竞争提供法律意义上的保护。我们事实上参与了自由的政治时，却又想着如何地从它之中脱身而出。在没有自由时，人寻找自由；在有了自由时，人却想逃避自由。诸位，要说我们在66运动的错误，那就是它。今天当我坐下来研究这种错误时并不只是对往事的关切，因为在不久的将来，当第二个66运动来临之际，我们若还对这种错误的性质没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就完全有可能重犯它。
1967年下半年，我们学校的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运动出现了急剧走下坡路的现象。同学们中间正常的思想和观点的交流已经不能够进行了，解决问题的方式和方法越来越多地借助于拳头。在一个本来的要求包容的时代中，同学们所受到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那一种教育，却有力地助长了不良的风气，使运动出现了一个危险的转机。理——反正是讲不清了，也辩不明了，最能说明问题的就是拳头。我们这一派在学校中处于劣势，在此形势之下，不得不撤出学校。学校——这个曾经共同养育了我们两派组织的“革命摇篮”现在竟被对方派组织的人给独占了。
撤出学校之后，我们的活动并没有结束，分别以小南村、北方村和张马村为“据点”开展校外串联。但是因为存在着食宿方面的困难，活动不得不时续时断。当时正值隆冬季节，天气异常的寒冷，再加上许多同学撤出学校后心理挫伤很大，所以即就是我们几十个骨干苦苦支撑，局面也是难以维持。此刻一种悲凉的意识袭击了我：在这场斗争中看来我们这一派是失败者了。
11月份的某一天，我同武克勃、武彦帅一行三人去西安市参加了陕西省“工总司”召开的一次会议，回家的路上发生了武彦帅挨打的事件，这对于当时在悲观情绪中生活的我来说，无意于雪上加霜。事情的经过如下。我们三人在经过学校所在的于阡村时，武彦帅和武克勃出于好奇心竟要进学校里“看一看”，我当时因为身体不舒服，就没有去成，在学校以外的几百米的地方等待他们俩。也许是因为长途跋涉吧，我感觉到十分的疲乏，竟倒在了路傍的草堆上给迷迷糊糊地睡去了……过了多久，我也说不上来，反正我被路过此地的一位老大娘给叫醒了。老人家问我：“娃，你怎么在这里睡大觉，都不怕伤了身子骨？”我争开眼一看，不见了他们俩来，就意识到“情况不妙”，连给老人家道谢都来不及了，拔腿便跑，没有跑出几步，就老远地发现武克勃从学校围墙上翻了过来，飞一般地朝我跑来，一边跑，一边打手势示意我跑，我会意后就跑得更快。在于时村的村口，上气不接下气的武克勃追上了我，把武彦帅被扣的消息告诉了我。
据武克勃讲，他们俩一进学校的大门，就感觉到事情有些不妙，未待转过身，大门被对方看守的四、五个同学给锁上了，稍后围上来了十多位面带讽刺笑容的同学，要他们俩“老实交代刺探情报的问题”。他俩说明了实情，对方派的同学不停的摇头，随后他们分别被拉进了两间屋子，武彦帅是怎么挨打的，他一点也不知道，只是听见了从隔壁房间传来了呼打的声音和武彦帅的呼叫声……到了这个时刻他也就紧张起来了，虽然还未挨打，但是已经预料到了非挨打不可，于是急中生智的他借口要上厕所，就想着要逃跑……，就这样他要逃跑的企图也被对方派同学给识破了，三个人跟着他去了厕所，他装着解大便，那三位就在厕所的外边等他，他借机翻墙给跑了。事后才知道武彦帅同学被引进房间后，一个同学用床单蒙住了他的头，其他的同学操着鸡毛掸子和扫把在他身上乱打。可怜他——我们派中的一位相当有影响力的头头，被打得不明不白，嗷嗷直叫。在那一次的遭遇中，我虽然没有挨打，但是一种被挨打还害怕的恐怖和焦虑感紧紧地攫住了我，使我的情绪一落千丈。
没过多久，对方派的同学们弄来了几支“三八大盖”——他们名副其实地“武装”起来了。在有了真正的“枪杆子”之后，他们公开地提出了“用武装保卫学校”的口号。在这里我告诉读者们，枪虽然有了，但是他们没有用他打过一个人，也没有朝一个人开过火。那不过是吓唬人的东西，舍此而外，我们这一派的“武工队”（那是荷枪实弹的农民小组织）一再扬言要“收拾”他们也是一个因素。诸位，当我叙述的这么一场纯粹的也是典型的政治运动在发展到这个地步时它就开始消解了，已经到了我们手的自由也将要全部的丧失。在这里，我告诉大家，这个时候的运动已经是不符合毛泽东的愿望了，因此即使有的人认为这正好迎合了毛“分而治之”的需要，我想也是没有更多的理由的，难道毛就不想着要“合二而一”的统治吗？我的结论是，毛不希望这样的局面出现，在毛的文化大革命的思想中，也没有这样的东西，因此，这个运动发展到这个时刻就违反了毛的意图，但是，这样的局面符合不符合我们的意图，我们喜欢不喜欢它——问题就很复杂的了。肯定地讲，这样的局面不符合我们的意图，但是，我们又不能够“摆脱”它，从现在的观点看，只有在这样的局面中，我们才有自由，结束这样的局面就意味着自由的全面丧失，可是，对自由之于我们为什么只能够如此，我们竟说不出哪怕一条的道理来的。可见，66运动失败的原因，一半在毛，一半在我们自己。
对一个伟大时代的回忆与理解（22） 第13章：66运动的悲剧性结局 在我个人身上的反映以及我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参军入伍的经过
在我上述的回忆中，读者们已经了解到我是以能言善辩的特点在我所生活的小地方的运动中崭露头角的，现在当运动发展到能言善辩之徒无助于大局时，我才产生了一种严重的失落感。在新的斗争中，我个人的特长和能力越来越显得不重要了，这和我个人对运动的巨大的热情投入反差太大了，我就不由自主地消极起来了，当是非界限在越来越多的借助于拳头时，我在这方面又完全是个外行，看来我被这个运动要淘汰出局只是个时间问题了，念起来这一点我就不甘心，如果这个运动在此之前不是把个我个人烧得里外通红情形也许令当别论的。
我是运动中的一位彻头彻尾的的积极分子，在一年多的时间内，我个人的情感象火焰一样的燃烧着自己和别人，可是，在目前的这种情况下，我是有力也使不出了，由此而引起的后果就是我不可挽救的消沉下去了。就我的经历而言，童年和少年时代的兴趣虽然被小说和传奇故事中的英雄豪杰所吸引，对那些膂力过人和武艺超强的人佩服得五体投地，只是这些并没有在我个性发展史上造成特殊的影响，恰恰相反，在我的个人的成长史上从来也没有体验过体力上压倒别人的乐趣，却在许多的记忆中模糊地保留着智力上胜过别人的印象，但是这个意思并不是说我就在智力上超人一等，可我对智力上的教量可能给人带来的乐趣的敏感性并不亚于别人。议论到此，我应该承认，即便是这样，使我在而后的时间里转变成为具有民主意识和自由意识的人是66运动的功劳。在66运动中，我遇到了这样的机会，也就当仁不让地出了出风头，可是，眼下这个阶段很快地就过去了，“能杀能打”的人开始显示其重要性了。面对这样的局面，有意思的是我从儿童时代起就非常喜欢玩弄的“枪杆子”（自己动手制造了不少的木制的玩具枪）在真正地“召唤”我的时候，我却摇头走开了。
我个人的性格中的自由成分在经过66运动的洗礼之后日渐成熟的现象并未被我个人所觉察，只是当我在事后思考我为什么在那个时候没有拿起“枪杆子”时，我才明白了我原来是自由中的人，是自由的身份拒绝了“枪杆子”对我的“召唤”！
在学校我们这一派是弱派，在县城里我们这一派同样是弱派，我们撤出学校的同时我们这一派的“总部”也从县城中撤了出去。我还记得我们在撤出学校的声明中说，“我们暂时撤出学校并不是意味着我们的失败”，而是我们所采取的一种“让步”的政策，同当年的中国共产党一样，我们也要最终地“收回学校和占领学校，”“把中造司的旗帜最后地插在了学校的大门口”。说是那样说的，但是在校外活动遇到的困难是我们没有办法可以解决的，在学校我们有宿舍，有床铺，有开水灶，转入到农村后，这一切完全都丧失了，所以要在校外保持同学校内一样的组织的存在看来是不可能的了。由此引出的结果是普通成员的大量的流失，他们以各种的借口不再参加组织的活动，虽然并没有更多的人宣布退出组织，但是大部分的同学失去了与组织的联系。于是，最后就只剩下几十个骨干人物们以“登门串联”的行为维系着组织的存在。不用说，我所领导的那个“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也“日薄西山，气息奄奄”。
就那样，我们几十个“铁杆人物”先后在3、4个村庄建立了临时“指挥部”，刻印和散发了大量的传单，为学校的“光复”制造声势。不用说，我们有时候偷偷的向学校张贴一些故意“扰乱对方人心的”的标语或者帖子，比如我们曾经煞有介事地说“武工队于某月某日要进入于中”，“某月某日于中将要发生意想不到的事件”等等。别小看这一招，它确实奏效，对方派的一般成员纷纷离校，几个手持“38大盖”的同学日夜巡逻，更多的同学因感觉到无聊和担心，就不想呆在学校了，一个比较严密的组织也因为人心思散而处于自我瓦解的危机之中。
自由的法则告诉人们，在双方对峙的状态下，一方丧失合法存在的结果必然也会导致另一方合法性存在的基础的丧失。把我们“赶出了学校”之后，对方派的同学们倒背上了包袱，他们生活在诚惶诚恐之中，每天晚上都要设哨，时间一长，“哨兵们”的厌烦情绪也越来越大，最后，哨也没有办法上了。知道到这样的消息之后，我们这一派胆子大的同学免不了要对学校“搞小动作”，并在“小动作”奏效之后，呆在远处的黑暗中看热闹。可别小看那种“小动作”，有时候会把那些精神上高度紧张的同学们吓唬得魂不附体，普通的一阵鞭炮声，他们完全可以当成是枪声。可能有过这样的几次滋扰，对方派的同学竟恼羞成怒，以为我是这些的行为的策划者，竟放出了要到“小南村去抓三武”（武克勃、武彦帅和武振荣）的“风声”。当这种“风声”在吹进了我的家时，年愈七旬的老祖母被吓坏了，她老人家竟一连几夜晚给我“放哨”。她对我的爱达到了这个程度，以为世界上最宝贵的东西就是她的亲孙子。无独有偶，当邻村的父子俩被我们这一派的“武工队”枪杀（这消息我只是听说，未曾落实）之后，村子中出现的紧张气氛在很大的程度上增加了我全家的不安全感。“文化大革命怎么闹成了这个样子”——我和我们全家的人都不得不进行这样的思考？我在思考，我的父亲也在思考，我的不懂政治的老祖母也在思考，但是我承认，这样的思考在当时的环境中，谁也得不出一个有价值的结论。
就在那段时间内，也许是为了出去躲避风声，也许是为了散心，我和武克勃等人在远离我们村40华里的王堡村参加了我们这一派所举办的大型集会。在那一次的集会上，农民领袖们的组织才华和组织能力在我的脑海里形成了深刻的印象。某月某日，我们在王堡小学签了到。受到了素不相识的本派农民的热情接待，我深深感到相同观点所产生出的热情是完全可以溶化冰雪的。参加义务服务的人员是那样的细心和周到，以至于每一个新来报到的人的任何的不便，都逃脱不出他们的眼睛，有的人拿来了洗脸盆，有的人从家中拿来了碗筷，有的人打水，有的人埔铺，使所有新到的人都有一种很惬意的感觉。晚上，在学校大会议室内，我们烤着木炭火，观看文艺演出。
第二天，我们派的集会在村子外的一大片麦地上举行。出席会议的有7、8千人，规模盛大，气氛热烈。那一天，王堡村组织了有一百多人的“社火队伍”，震耳欲聋的锣鼓声为会议奠定了雄壮的基调。大约10点左右，打着彩旗，唱着歌曲的从四面八方汇集而来的队伍，在事先用白灰划好了的地方集中，气象十分的壮观。半个小时过去之后，在一阵鞭炮声中，大会正式开始。我们这一派的著名的领袖康林生、姬学智分别在大会上做了激动人心的讲话，边新昌我上面提到的那位全县有名的“积极分子”用照相机在拍摄着这个激动人心的场面。随后有7、8个代表先后在大会上做了发言讲话，每一个人的讲话都有热烈的鼓掌声配合着。参加集会的人们无不用心听讲，表情热烈而又庄重。人们就位于一个个长方形的图案之中，间隔处留出了有一米宽的走道，供服务人员和指挥人员往来。整个的集会在组织方面严密的难以让人挑剔。下午3点钟，由我们这一派的剧团演出了大型“革命样板戏”——《红灯记》。在出席了这样的会议之时，我那一向消极的情绪就免不了烟消云散。青少年人的心理就是这样，悲和喜都不过是瞬间中的事儿。
仔细地说来，66运动并没有打破地区间的界限，同一个运动在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反映。就以我们的例子来说吧，县城以北的高塬上处于劣势的状态，塬下处于优势。开完会，我们从优势的地方返回到劣势地区时，情绪又减去了一大半。如何处理劣势地区的组织发展问题，虽然也是王堡会议的中心议题，但是我的印象是问题解决得极不理想。不久我们这一派便搞出了个臭名远扬的“武工队”。其成员主要由会打枪的骨干分子组成，薛彦龙——一个在1949年以前以买壮丁为生的一个大字也不认识的人充当了队长。据说他有“左右开弓”（左右手都可以打枪）的本领，腰间插着两把驳壳枪，神气活现，若不是个头矮了一点，见到了他的人会以为见到了《平原游击队》电影中的李向阳。我见过他，他给我并没有留下好的印象。具有一些“书卷气”的我觉得自己和这个赳赳武夫比较起来格格不入。可以想象，如果这个人是传奇故事中的人，我也许会敬慕他的，但是他出现在1966年我的真实生活中的时候我却是那的鄙视他。就这个意义来讲，我已经从童年和少年时代走出来了，多少已经可以分清楚文学传奇人物和真实生活中的人物的区别了。我在这样说的时候，毫不掩饰的说我们派中的一部分人对他是非常崇拜的，好多的人竟用讲传奇故事的那一种口气说着他的事情。
就在这一段时间内，我也曾经出席过我们这一派的“茂陵会议”和“店张会议”，先后见到了我们这一派的一些领袖人物，听到了他们对运动的一些高见。即使这样我对运动的悲观式的看法没有完全地改变，在我个人的看法中运动失败已经成为定局。现在的问题就是要追问“运动为什么会失败？”事后分析起来，当全国的主流声音都在谈论“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时，我所持的“失败论”的立场就有了某些价值。我在自己想着，当年“同一个战壕中的战友”为什么现在非要“打内战”不可？为什么事情竟要变成为“不共戴天”的敌人？这其间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我不明白，被我年龄大的经验多的人也不一定明白。运动在人民没有精神准备的情况下发生，也在人民没有精神准备的情况下消解。整个的运动虽然给每一个人带来活力，但是人民却并没有理解运动，随着运动的宗教化进程，人民只好听毛的那一套了。正如我在本书中多次指出的那样，在毛的解释中，争取自由和民主的66运动被他说成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人民群众反对帝国主义，反对修正主义，反对反动派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派性对抗还没有全面地形成时，这样的“文化大革命”的意义也许可以的成立，现在当派性对抗发展成为两大派组织的冲突时，“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不就是变成了笑柄的吗？在这里“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实际上已经被对立的两大派组织撕得粉碎了，这是任何人（包括毛泽东本人在内）都不得不承认的事实。
既然情况是这样，66人民运动的独立的意义在当时的环境下也不能够被整理出来就成为一个定局了。值得说明的是，在这个短时间的派性组织斗争相持不下的情况中，我们有时候突然地感觉到自己错了，但是又不知道错在了哪里？这时刻我们去请示毛泽东，他告诉我们错就错在了“资产阶级派性”的问题上，但是，毛的这个说法非但能够澄清问题，反而是问题更加的复杂化，为什么“无产阶级的革命派”在打倒了“资产阶级的当权派”之后，又统统地变成了“资产阶级派性中”的人呢？按照这样的逻辑和去推理，我们在“无产阶级的文化大革命”中作为“无产阶级造反派”积极推进的运动的结果，不但没有打倒和战胜中国的“资产阶级”反倒使我们自己变成了“资产阶级派性的携带着”——“无产阶级的文化大革命”的彻底失败的意义不就是在这里已经给完全地暴露了吗？但是问题的要害还在于，我们要能够使自己从“资产阶级派性的泥潭中”解放出来，这就意味着我们要解散自己的组织，抛弃自己的观点，砍倒自己组织的旗杆，并且同我们身上的“资产阶级的派性决裂”——也正是在这种事情上我们才开始了从内心深处对毛的指示采取消极抵制的行为，对于他的批评我们也“阳奉阴违”，对于他的话我们“口是心非”——这不是我们故意对毛过意不去，而是因为在伟大的运动之中我们给自己的观点所加重之分量已经使它到了和我们的生命的重量一样的那个程度了，要我们一下子抛弃它能行吗？造反的组织是一个“革命的堡垒”——这一点我们被谁都清楚，现在毛命令我们拆除它，我们乐意吗？没有了这个“革命的堡垒”，没有了那个“革命的观点”，没有了“迎风飘扬的造反派旗帜”我们不都是变成了“文化大革命”前的人了吗？毛既然要肯定“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为什么偏要“粉碎”这些真正的“文化大革命的伟大的成果”呢？
思想着上述的问题，我们这一代人十分清楚地感觉到毛泽东越来越不“对劲”了，以前，他的每一句话都说在了我们的“心坎上”，最近以来，他的话又无异于用刀子捅我们的心！到底是谁错了呢？要说是毛错了，那是我们这一代人目前所不愿意承认和正视的问题，一个在昨天还一再地鼓励我们们造反的“伟大领袖”，怎么一翻脸就变成了“反面人物”呢？这是我们当时接受不了，也不愿意接受的事情。在运动的发难的紧急关头，他撑开了他那把中国社会上的最大的“保护伞”保护我们的事情才过去了几天啊，因此我们还不习惯于思考他的问题；如果说我们错了，那也不妥，因为1966年中国伟大事变的一个最显著的特征是我们普通人身上的正确性得到了广泛的社会认可和社会同意，我们也是一直以“正确路线的代表”的身份自居和行事的，所以在一个瞬间要数以亿计的人都变成为“错误”中的人，其困难也是相当大的。当时许多人的心里无不在嘀咕着：“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时代是不是要结束了，“革命有罪，造反无理”的时代是不是要接踵而至？
其实，情况远被人们想象的复杂得多。运动中，“亿万革命的人民”已经拿到手的权利“革命权利”在运动行将结束时应当不失时机的转化成为宪法的权利。就革命意义而言，两派组织都是革命的，都应当享有革命的权利本来就不存在问题，只是在于这种权利要变成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时时刻刻都不能够丧失的普通权利时，一项革命的的安排就应当转化为宪法的安排。只有这样，人们日常生活才有可能同政治的生活区分开来，从而使政治生活中常见的冲突不至于侵犯和破坏日常生活。对于在66运动中这个以造反形式出现的政治社会来说，维持它的价值与价值存在的唯一的方式是让它构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政治社会，以防止它同公民社会生活或者日常生活发生混淆。在政治上我们坚持人与人之间的斗争，认为它是“长期的、曲折的、复杂的”这些都不是错误；错误仅仅在于我们把它同人们的日常生活捆绑在一起，并且运用同一个原则去对待它。
在伟大的66运动中，我们坚持了斗争哲学——这也没有什么错误，错误在于我们把它运用在政治范围之外了，使之侵犯和干扰了我们的日常生活。在精神和思想的领域内，我们也可以同样地主张这样的斗争，但是不能够让它越出了精神和思想的界限变成为一种我正在叙述的“滥觞”的社会现象。1966年我们就遇到了这样的问题，看来我们的人民是过不了这一关。我们的的确确遇到了全人类很少遇到的“新问题”，我们要解决它，就得我们自己去努力的寻找解决问题的“钥匙。”遗憾的是66运动之后的这些年来，我们到处寻找，就是没有找到“钥匙”，其实，它就栓在了我们自己的裤腰带上。中国有句话叫“骑着毛驴找毛驴”，我们是栓着“钥匙”找“钥匙”。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我个人的思想和精神在经历了一番重大的变化之后，因未能够找到解决问题的“钥匙”而痛苦不安，彷徨，悔恨，焦虑，烦躁，一筹莫展和无计可施。就当时的处境来看，尽管我已经退回到家乡，“安全”的问题非但没有解决，且有日趋严重的之虞，在对方组织“重点打击”手段的被迫下，我好象只有两条出路：或者投靠“武工队”（有人也这样的劝过我，但是我讨厌那帮子人）；或者宣布退出“中造司”（我又是一个不肯出卖灵魂的人），可见，我已经处在了进退维谷的两难境地了。就在这个时刻，我们派的重要头目之一武彦帅在对方派组织的高压和家长的苦苦劝阻下退出了“中造司”，这个和我一道创建了“中造司于中分部”的“亲密战友”的退出行为在我个人的思想上和心理上所造成的创伤是如此的重大，使我陷入了空前的孤独与痛苦之中，亲身体会到了人格死亡的滋味。在往日我们这一派的人的活动中，武彦帅所起的作用要被我大，现在他在挨了打之后爬了下去时，我又该怎么办呢？
正在我走投无路之际，1968冬季征兵的工作在我们的县开始了，几经踌躇之后，我和好友武克勃心猿意马地走进了店张公社体检站，体检之后不久，接到了“入伍通知书”，在老祖母眼泪的送行下，离开了生我养我的家乡……。
1968年2月15日傍晚，当我乘坐的那躺开往兰州的军列刚刚爬出了兴平车站时，县城那边传来了稀疏的枪声，此刻我的内心楸成了一片，透过狭小的车窗朝外看去，灯火阑珊的兴平县城在我充满泪水的眼睛中呈现出了一种陌生的面孔，我几乎认不出它了——这是我百思不得其解……。在这个县城里，我参加了教师学习会，戴上了红卫兵袖章，游行，写大字报，集会，辩论等往事想电影一样地从我的脑海里闪过……在运动当中，我和我的战友们一齐的高喊着“头可断，血可流，中造司观点不可丢！”可是，现在我的头也没有断，血也没有流，“中造司”的观点已经全丢了……我自己在责骂我自己：“好一个口是心非的家伙，好一个革命的叛徒，在别人还在继续地坚持斗争的时候，你倒给逃之夭夭了……”悔恨感和耻辱感在折磨着我……，我羞愧，我沮丧……火车不知道这一切，它呼啸着前进，把一缕不关人情冷暖的轻烟撒在了山水之间……。
如何解读我个人叙述的上述失败的情形，伟大的哲学家大卫-休谟在《人性论》中说得好：“人性中有一个很可注目的性质，就是：任何的一种障碍若不是完全挫折了我们，使我们丧胆，则反而有一种相反的效果，而以一种超乎寻常的伟大豪迈之感灌注于我们的心中”（《人性论》中译本下册第472页）。1966年我遭受的那一种“障碍”其所以没有“完全挫折”了我的主要的原因是，它是全国派性分化过程中的普遍现象，是所有的弱派组织中的人物的一般的遭遇，同严格意义上的个人的遭遇不同，所以这种“障碍”就不足以造成痛苦之衣包裹我全身，使我不得动弹。实质上它是一种是利于我思考的痛苦，也事实上迫使了我思考。不宁唯此，此种“障碍”在我个人意识中所造成的“我们失败了”的感觉恰恰和66运动失败了的真相相符合。这样以来，用一种失败了的眼光来观察运动，就有可能识破毛泽东、林彪对运动做出的“伟大胜利”的宣传；若不是这样的话，我设想我自己没有陷入弱派的悲观情绪之中，而是象强派中的人一样的洋洋自得，那么有谁能够保证我不在运动的后期去寻求一官半职呢？真是这样的话，我个人要跳出林彪代表毛泽东在中共“九大”上所作的“关于中国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的“报告”就是很不容易的了。
也许是在我的内心深处产生出的文化大革命已经失败的信念不是一个忽然闪现的东西，而是我个人的亲身经历的事情告诉给我自己的，所以，我在面对毛泽东、林彪的“文化大革命伟大胜利”的那种宣传时就不由得厌恶，也在这个时刻我心中以前升起的那个“伟大的红太阳”开始发黄变白……我心里嘀咕着：你毛泽东、林彪的文化大革命胜利了，我看得见，也不怀疑，但是这一切怎么能说明我——武振荣的文化大革命也胜利了呢？怎么能说明我们“于中分部”、于阡中学、小南大队、兴平县的文化大革命也胜利了呢？我眼前的事实是除了你毛泽东、林彪的文化大革命取得了胜利外，……看到我眼睛中的“于中分部”、于阡中学、小南大队、兴平县的文化大革命都统统地失败了……。有了这样的一条思路，我对运动的理解就有可能突破毛的模式，于是，在“我”的运动中，去寻找“我”的意义就造成了我研究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新起点；从这个新起点出发，那个为“我”的运动就有可能在我的寻找中表现出“我”的意义。和过去的我不一样，当我在有可能“走出毛主义”的时候，便走上了理解66运动的正路。也是在这个时候，我虽然对66运动还不能够做出自己的理解，但是造成为此种理解的有利条件却正在形成。我确认我正在遭受着一种“悲哀的历史命运”，至于说这种的体验和感受在而后的时间中能不能改变我个人，使我在同这种命运的斗争中站立起来，那也是一个未知数。
写到这里我告诉各位，我的红卫兵造反生涯已经完全地结束了，读者们在分析它时也许不会发现它同其他的红卫兵历史有什么不同之 处，只有一点值得注意，即当我以我个人的红线（也就是说摔开毛的那个“红线”）来“贯穿”它时，其中的意义就有些的特别了。如果说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是中国社会的一个特别大的“混乱”事件的话，那么我在“混乱”之中找到了一种我个人和我的周围的人的并没有感觉到混乱的“历史线条”的话，那么一个所谓的66道路就在我的回头看中有可能显现出来。同人间所有的道路一样，如果说由我们走出来的66道路也不是笔直和平坦的，那么在这段路的弯曲之处发现它同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交叉和重叠，就没有得什么大惊小怪的了。
1968年2月，在政治上走投无路的我抱着到部队上寻找个人出路的行为却不料导致了我对66道路的寻求，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66运动中当我只是象征意义上的毛泽东的“兵”的时候是“忠于”毛的，入伍后，当我变成了名副其实的毛的兵时，竟想着要造毛的反！如果说这样的事情不是借助于我在66运动中的真实的感受的话，那么你们也许可以认为我是“忘恩负义”之徒。事后的分析我这一次“出逃”行为，我认为它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尽管我在选择时内心充满了惆怅，和我一同进入体检站的还有武彦帅，他因种种考虑竟又想着要留下，结果在学校被当成了“派性头目”受到了多次批判之后，于第二年才去了部队。和他比较起来我和武克勃就免去了这种可以“完全挫折人”的屈辱，也算不幸中的有幸吧。
人是如此的健忘，以至于某些发生于昨日的事，今天竟可以忘得一干二净。满怀屈辱感的我在穿上了新军装以后，忽然就变成了另外的一种人了，没有过去多久1966年的往事就被抛在了九霄云外。事后思量起来连我自己都不会感觉到这是真的。看来在伟大的66运动中，忠不忠于造反派组织的问题，不是良心和道德所能够坚持的和评判的。与我个人相关的文化大革命在彻底结束以后，社会上的文化大革命正在进入更为复杂和更为艰难的收尾阶段；在 这个阶段上我自己已经变成为局外人了，运动中所有的关乎个人荣辱的事情一概的于我无缘。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营房中，我是一名普通的新兵，在兰州市接受了短期训练之后被分配到甘肃省康乐县的一个深山沟里的解放军农场，过上了军垦生活。
青年人的本性是多变的，在当时这个被称之为“毛泽东思想大学校”中，我的确遇到了一个“学习”的大好机会。如果说我个人作为“失学的人”正好需要“学习”来弥补自己身上的“时代的损失”的话，那么我努力地做到了这个一点。无论怎么说，1970年我是以“学哲学标兵”在我所在的师团一举出名的，从此之后，我告别了少年时代就喜欢上了的美术生活，开始过上了非常刻苦的自修哲学的生活，一直到今天为止，我好象也没有一天的懈怠。1971年，我一帆风顺地被提拔成为解放军干部，那时若不是一个特殊的事件重新唤起了我对66运动的思考，那么66运动之于我个人也许会慢慢地淡忘，以至于我在说到它时会和其他人一样地把它看成是毛的“阴谋”，我个人在它之中充其量也不过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上当受骗者”而已。
对一个伟大时代的回忆与理解（23） 第14章：我作为“支左”军人对66运动的回顾与思考
著名的美国汉学家费正清在提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时，曾经说出了如下发人深省的话：“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的惊人性”和“规模、影响与复杂性”，“无论从那一个方面来看，这都是一个值得世世代代研究下去的历史课题”。费氏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看的，但是我们这些亲身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人却产生不了象上述那样深刻的看法，我们似乎觉得它没有“研究”的必要，更不觉得有“世世代代研究下去”的必要。人是会遗忘的动物，当真如此，那个曾经“触动了亿万人灵魂”的66运动在今天已经于许多人的身上好象过眼云烟一样的消失得无踪无影了，如果说在这期间，我个人终究是为数不多的“例外者”的话，那么我承认有一个“天命”的意义出现在其间。
1971年7月中旬，我奉陕西省军区和独立师两级命令参加了以省军区名义组建的“军宣队”（“中国人民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简称），进驻陕西省石棉矿，执行“支左”（解放军支持革命左派的简称）任务。军宣队成员由独立一团七名干部组成，我和我的好友武克勃（他现在是咸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员）以及同年兵王二娃是级别最底的，都是新近提拔的排长，其他人中的职务最高的是正营，还有三个连级干部。在石棉矿上，人们称我“武排长”。
陕西省石棉矿位于陕西省宁强县境内，是当时省建材企业内唯一的生产石棉的矿业。全矿大约有三百名正式工人，加上二百多“临时工”，和家属计算在内大概有一千多号人。矿区主要分布在一个叫“黑木林”的大山沟里，由三个采矿点组成。矿上设有选矿车间、加工车间和机械修理车间，设备倒不错，生活设施也很齐全：学校、医疗站、托儿所、食堂、礼堂等一应俱全，是70年代典型的“小社会”型企业。
同哪个时代中国经济的贫苦状态相一致，职工们居住的条件却十分简陋。我进矿时，大部分的工人和干部还住在茅屋里。茅屋又底又矮，四周皆是土墙，室内光线不足，通风不良，为装饰起见，爱好的职工们在墙璧贴上了过期的画报，给人以花花绿绿的印象。矿区离县城大约6-70华里路程，上一次县城就当是“逛街。”交通很不便利，职工们生活相当清苦，许多人都不安心在矿上工作，一心想着如何能够“飞出山窝窝”。
除去上述物质生活的困苦不说，矿上的两派群众组织还正在“大打派性战”，已经被公开宣布解散了的派性组织“阴魂不散”，还仍然顽强地存在着，做“垂死的挣扎”。由此而产生出的结果是刚刚成立的“石棉矿文化大革命委员会”（简称“革委会”）形同虚设。也正是为了维护当时叫做“文化大革命的新生事物——革委会”的权威，“彻底消灭派性”由军人掌权的中共陕西省建材局党委（中共“九大”之后被造反派人民全面打倒了的中国共产党各级地方组织恢复了活动）先后三次向石棉矿派出了“军宣队”，只因石棉矿“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本矿工人语），非但问题没有能够及时得到解决，反而加剧了原两大派之间的分裂，以至于前二支“军宣队”的成员进矿不久，可以说是被革命的职工群众“赶了出去”。可见，派性——这个东西即使在失去了它赖以维系的组织之后，其威力之大也是人们难以想象的。轮到我们这一次进矿已经是第三支了。正因为有以上的问题存在，所以这一次军队领导们肝火大动，省军区陈副政委（他是在建材局执行“军事管制”任务的第一把手）用拳头捶着桌子指示我们：“这一次，你们一定要照毛主席说的“下定决心，不怕牺牲”，彻底地打垮石棉矿的派性，绝不留情，毫不手软！什么时候打垮了它，什么时候就收兵回营；要不然，你们就把铺盖卷放在石棉矿，住它一辈子！”为了确保打赢这一仗，省军区指示独立一团抽调“精兵强将”，分三批于8月底进驻石棉矿。
对于那许多的不了解当时情况的读者们来说，我还得简单地介绍以下有关“军宣队”的情况。在所谓的全国范围内的“文化大革命委员会成立的大喜的日子里”，左毛派人物们用安怃的办法把处于严重派性对立的造反派组织的头目，“收编”在“革命委员会”内，给他们封了官，戴上了“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乌纱帽。这样以来，他们就在“革命委员会”的办公室里上班，从而脱离了造反派组织；此后，左毛派人物们又用“造反已经成功，革命的目标已经达到”的方式强迫各级人民造反组织“联合”，从而以此方式解散了它；最后他们利用层层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办法，强迫两大派组织的头头们批评和批判自己身上的“资产阶级派性”，并用反对派性的方式逼他们“就范”。议论到此，我不得不回到我上面说过了的66运动宗教化的问题上来，如果真的如人们想象的那样，66运动者是完全“忠于”毛的，那么，按照常理，毛的“克服资产阶级派性”的教导，就不应当受到阻挠和抗拒，得到完全的贯彻和落实；而恰恰是在这样的问题上，广大造反派战士表现出了对毛的公开的抵制和公开的抗拒，在到底是“忠于”毛还是“忠于”自己的观点的决择中，广大的造反派人民自然而然地站在了“忠于”自己观点的一边，并且开始了顽强的派性维护战，于是一个无形的造反派人民同毛泽东“作战”的被我称之为“第二战场”就这样的开辟了！
在“第二战场”上所进行的斗争中，真正忠于毛的人物们是以林彪为“副统帅”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当这些身穿军装的人们奉着毛的“介入”（毛说“解放军不介入文化大革命是假的”）命令公开地走上了“第二战场”时，就把全国的造反的人民群众推入了不忠于毛的境地了；也正是在这个境地上，广大的人民才因为坚持自己的观点而同毛分道扬镳了！诸位，要说1966年伟大运动的最终的意义的话，那么，请注意这一点：毛和左毛派总结了一套意义，构成了他们所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人民有一个意义，但是直到今天为止这个意义还没有被人认真地阐述过，当然也就说不到意义的系统性建设问题了。可以这样的说，在伟大的1966年的社会大变革和政治大变革中，几乎完全失去了意义的运动在意义丧失的最后关头，才产生了意义如何确立的问题。
就在这个时刻，广大的造反派头头们被整得焦头烂额，狼狈不堪，一时间他们由“文化大革命的功臣”变成了“文化大革命的罪人”，受到到了军人们的“穷追猛打”。诸位，说到这里，如果你认为文化大革命的运动第一轮是打倒共产党当权派，那么第二轮就是打倒造反派了，也只有在这个时刻，毛泽东的政治嘴脸才会完全地暴露出来，伟大的“解放者”的偶像才如同茅草棚一样地给倒塌了。但是情况被我说的要复杂的多了，如果说毛反对出现于人民群众中的派性行为没有当时社会上派性斗争意义滥觞情况做为背景，那么，毛在这场斗争中想如此容易地取得胜利是根本不可能的。问题恰恰就发生在了人民对自己所坚持着的派性给不出一种政治的和道德的意义，不得不把它当成为非道德的东西来看待，这样以来，毛就站在一个道德的高度上，用居高临下的方式对待派性，高喊“团结”的口号以求“彻底消灭派性”的行为似乎就没有可以值得批评的了，殊不知这正好毁了运动的价值。
事情还不至于如此，毛在这样做时，又给出了运动一种毛主义的意义；依据这种意义，所谓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不应当结束而应当继续地进行，反对的主要对象就是所谓的“资产阶级派性”。于是，一个在中共“九大”会议上已经宣布“取得伟大胜利”的运动，就留下了一个在毛死的时候也未能够“结束”的尾巴。也正是在这个时刻我对“资产阶级”这样的东西有了一种自己的理解。在文化大革命前，毛把自己的战友高岗、彭得怀、张闻天等当成了“资产阶级”来批判，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又把在宣传毛泽东思想时立下了汗马功劳的刘少奇作、邓小平等作为“资产阶级代理人物”来“炮打”，至于说彭真、贺龙、扬尚昆、罗瑞卿等等也都被他说成是“资产阶级”的，并号召“无产阶级的革命派”起来造反都是我们眼见的事实，现在造反刚刚获得了成功，他老人家便翻脸不认帐，又把“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派”说成是“资产阶级派性的携带者”，并强迫他们“斗垮自己”，那么我就要问：“资产阶级”到底是什么呢？它的特定涵义又是什么？为什么它在“做恶”的种种事情上总是被“无产阶级”更有权利呢？不但如此，“资产阶级”作为一个社会阶级在已经被“无产阶级”消灭（1956年）以后，为什么其精神倒显得被“无产阶级”要强大得多，好象又可能会完全地“战胜”“无产阶级”？为什么在“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斗争的“深入”发展的结果不是“资产阶级”越来越薄弱、越来越灭亡，而是越来越强大、越来越兴盛？可是不是吗？在文化大革命开展的时候，“资产阶级”也就是社会上的那么“一小撮”，可是在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之后，“资产阶级”为什么反而扩大到所有的参加过造反的“亿万人民”呢？——那时，我就带着这样的问题进行思考，不是站在民主或者自由的立场上来思考，而是运用毛自己的逻辑和思想去推理，待我误出了其间的道理之后，我才有幸发现毛泽东这一棵“伟大”的中国苹果是如何烂掉的！
我的结论是这样作出的，毛虽然同伟大的66运动有着千丝万屡的联系，但是运动的真正价值他是一无所知的，非但是这样，他个人消解运动和把运动引入歧途是在他自己完全清醒的时刻作出的！正是看破了这一点，我个人才想着如何发扬我当年的造反精神，在理解66运动这样的事情上一脚“踢开”毛；不然的话，毛就是我们理解66运动的最大的障碍。李白在游黄鹤楼的诗中写道：“眼前有景道不得，只因崔灏在上头”，我的情况也就几分的相似，我要说文化大革命的意义，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就压在我的头顶上，我的确存在着“道不得”的苦楚，现在的问题是：“道不得”压迫我“不道”，还是我象李白那样用“道不得”来“道”？我选择了后者，而抛弃了前者。
说了以上的话之后，我就得来接着说我们的“军宣队”的情况。上面我已经说到了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帮助石棉矿“革命委员会”打垮矿上的派性，那么我们是怎样的行为的，读者们也许不知道的。“军宣队”的队长是我团股长周月初，副队长由连政治指导员刘仪担任，在刘还未到职时，整个的工作实际是由团政治干事郭占国负责。在我个人的印象和矿上群众的评价中，我们这一支“军宣队”是“一支特别能战斗”的小分队。郭干事原来是独立师师部一位红得发紫的人，下到了一团“锻炼”，以备而后重用，不料他所在的连队发生了一次重大的凶杀案，他由此而受到了处分，才调到了团部代理干事。他在政治上的“牌子”虽然黑了，但是能力却有，和这个人在一块共事，谁都会对他的“呼风唤雨”的能力产生出强烈的印象。他那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有如古典小说中所说的铜铃，一张巧小而又轮廓分明的嘴唇，往往会说出些富有哲学意味的话语。严肃的时候，他有如凶神，忽然间一笑，嘴角上会流露出人性味很强的表情。初次和他接触的人，无不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但是时间以长，人们的看法就会有点改变。在他的策划下，我们这支“军宣队”改变了前二支“军宣队”匆忙“表态”的错误做法，在还未表示自己的“态度”时先和矿上的职工群众“打成一片”，具体的做法是“不说话，只劳动”，在劳动中了解情况和掌握情况。除此而外，我们还召开了各种形式的座谈会，尽可能详细搜集和掌握情况，力求把1966年5月以来止1971年8月的石棉矿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基本的情况摸清楚。
经过了3个月的“调查研究”，在郭占国的起草下，“军宣队”写出了以下几个文件：《石棉矿文化大革命运动大事记》（这是一本流水帐）；《石棉矿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重大问题史》；《石棉矿两大派组织史》；《石棉矿派性斗争的焦点和现状》等材料。每一份材料的内容都很详细，定稿后拿到外单位去秘密地打印。在此期间，有许多的职工一再地督促我们“表态”，我们用“正在了解情况”的话来搪塞，但是也就在这个时候，我们在暗暗地寻找最为有利的“表态”时机。
9月初的某日，当我们七位衣冠整齐的“军宣队”成员坐在了“表态大会”的主席台上时，可以容纳五百多人的大礼堂竟座无虚席。在大会主席台上，面目带有特别的军人煞气的刘仪副队长用着傲慢的口气讲话，与会的工人和干部，无不聚精会神地听着。此时，石棉矿5年多以来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历史在刘仪这个局外人的表述时，就又一次地浮现在职工群众的的脑海里，听众鄂然，无不为之倾倒。
我要告诉给各位读者的是，在当时那么多的听众中，我是一位“别有用心”的听众，在听到出于我们之手所写出的这部《石棉矿文化大革命史》的时候，人民运动的历史应当怎样的书写的问题，好象就已经在我的头脑里开始酝酿了……，在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的文化大革命史之外，我不能不书写出我个人的文化大革命史、于阡中学的文化大革命史、小南大队的文化大革命史和兴平县的文化大革命史呢？就如同目前“军宣队”代表所宣读的《石棉矿文化大革命史》一样？显然，正在酝酿中的这个问题是需要我在后来的时间中回答的。
既然在1966年，我们的学校，我们的农村，我们的每一个人都有着一本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我们在记录和讲述它时为什么就非得把目光投向毛，看他的脸色行事呢？问题仅仅在于当我们已经发现了毛对文化大革命的解释不在享有真理性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对自己的运动做出独立的解释和说明，这好象在当时已经变成为一个被迫我的事情了。运动是属于人民的（这一点，毛在原则上也同意），人民自己来理解运动，书写运动的历史，给出运动的意义——这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是问题又在于，运动的民主、自由性质虽然存在于参与运动的人对它的体验，说出这种体验，缺乏必要的民主、自由知识却是不可能的，也正是在这个时间里，我个人认为，在那场“史无前例的伟大运动中”普通人的真实感受是高高在上的毛所不可能体会到的，也不可能理解的，所以我即使假设他本人有一个真诚的为人民运动总结经验的愿望，他也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在运动中，我们认为他跟我们“同呼吸，共命运”本来就是一个宗教性质的看法，缺乏一个政治上的“真实”，因此，站在政治的立场上说毛和我们一道进行了同一场文化大革命的说法就很不真实，很有问题！带着这样的问题，我就思考，在1966年我们的运动和毛的运动有无交叉和重叠的可能？于是，两个运动的有关思考就在不知不觉中进行着。
说实在的那个时候，我的思想还清晰不到这个程度，我只是认为采用“军宣队”的这种方式去记载和书写基层社会的文化大革命历史时是完全可行的，只是我对这种历史的真正的价值架构还是不很清楚，我明白这是“军宣队”对付石棉矿的派性的一种手段；既就是这样，我还是不得不承认象石棉矿这样的单位的文化大革命并没有“胜利的结束”，它目前还处于最痛苦和最危机的关头……就这个意义去理解毛、林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的宣传就是完全欺骗人的东西了，也正是面对它，任何一个中国人似乎都下意识地遇到了“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在这里非常明显，“否定”文化大革命，实际上就是“否定”毛泽东、林彪所说的“文化大革命”，而在毛、林之外是不是就不存在文化大革命呢？完全不是这样的，目前由“军宣队”起草的这个〈〈石棉矿文化大革命史〉〉好象就是存在着“另类”文化大革命的一个例子。
读者们也可能知道，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是一位十分重要的人物，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没有林彪就没有文化大革命，事实也是，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林彪上升到了“副统帅”的位置上，“三忠于活动”中，人们在“敬致毛主席万寿无疆”之后，还要“敬致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内容祥见《绝妙的戏》）就在我驻矿期间，发生了林彪叛毛的“9、13事件”，从此之后林彪的那个“9大报告”就再也没有人提起了，于是，毛在“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中又增加上了“楸出林彪反党集团”的新一条……，接着“全国又掀起了一场批判林彪和孔老二”的运动；这样的运动，当然会被毛说成是“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继续”……于是，一个“已经取得了伟大胜利的”运动就不能不不向“纵深”“发展”，结果是它不得不把“最后的胜利”延长到“共产主义”。如果说毛泽东在“9、13事件”后对文化大革命又作出了一个重大贡献的话，那就是他取消了结束文化大革命的时间表，把一个纯粹的政治运动系在了“人类终极”问题的坐标上！
如果读者们仅仅从理论上理解上面的问题，而没有从66运动在某一个时间段上转化为宗教运动（本书的“北京朝圣”一章已经有了交代）的事情上去思考它，那么毛对文化大革命的如此权威的定性就有可能受不到客观的分析，因此在文化大革命的最紧要处，人们也还是得不着要领。对比地看，如果说在这里，身在“军宣队”中的我由于“工作的需要”而不得不搞一个“微型版本的文化大革命史”的话，那么我藉着它而发现了“我个人的文化大革命史”就好象是一种“天命”的安排！也正是在这个时刻中，我反复地问自己：你一个小小的解放军排长思考这些给你带不来任何好处，反而有可能招来杀身之祸，这样的事情值得做吗？但是“天下兴亡，匹夫有则”的顾炎武式的教导复活了我心中的已经蛰伏了的66造反精神！
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虽然我心中不时在说，我应当为运动说上几句话，但是由于不知道能说些什么而一次又一次地作难，此前，我迷上了哲学，开始大量地阅读当时我所能够找到的一切哲学著作，在那个流行着“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的口号的社会条件下，我学习哲学好象是为了要解决上述问题似的，可是哲学书上找不到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哪怕一点点的信息，即使这样，某一种习惯一经养成，就有几分的“顽固”性了，从此之后，我把全部的心思都可以说是扑在哲学上了。在石棉矿生活时候，一个又一个的夜晚，我不是苦思冥想，就是挑灯夜读，什么书都读，古典的，现代的，哲学的，文学的，历史学的，法学的，美学的，我几乎变成了一个“吃书的机器了”（马克思语）。也正是在读书生活中，我才绕过了流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封锁”，阅读了许多的马克思原著和西方古典名著；在这样的阅读活动中，马克思所赞扬过或者批评过的人的书，我也就不想着要放过了。于是在我的“老师们”的名单中，西方近代那许多的大思想家的名字就列在其中了。近几年以来我又大量的阅读中国古代和中世纪的思想家们的作品了，我好象已经进入到“学无止境”的地步了。因此，作有关66的最初的书稿时就有余勇可贾的感觉了。
（2006年博客稿注：就在修改这一组稿子的时候，我在多维网站上阅读到著名的文革专家宋永毅的大作《毛泽东的拥护者到他的反对者》一文。文章中，作者对文化大革命中的这一代失学的人对于读书的渴求做了一个非常杰出的说明：“1967年到1976年，全国如雨后春笋一般地出现了无数个地下读书会……，越来越多的文革时代的青年产生出了与赵振开——即后来的中国著名诗人北岛——相同的认识，赵振开说：‘只有驶过知识的海洋，才能抵达真理之岛’”。我做为一个文化大革命的研究者，虽然对“地下读书会”的情况知道的不多，但是把它同社会上公开出现的我们这一代人读书热现象结合在一起，就有助于理解我们这些人的所作所为。）
接着我要向读者们说明的是，我们的这一支“军宣队”没有“军事管制”的任务，我们原则上是“协助”石棉矿革命委员会工作的，帮助他们整顿石棉矿的秩序，因而我们主要的是一支“神的”力量，也一些没有实权的实权派人物，虽然时止今日，我自己也说不清它和矿革命委员会的关系是什么？但是在那政权已经转向军人的年代，我们“军宣队”事实上在矿上行使着真正的“挥权权”，于此相应的是，矿上的广大的工人和干部，也乐意接受我们的指挥。依照当时的情况而言，我们似乎在矿上落下了好的印象，但是事后分析我们还是被“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给击中了，”除我个人以外，军宣队成员中四个未婚青年中的三个人违反了“支左人员不准在支左单位找对象的规定”，分别“勾引”走了二位漂亮女工和一位地方女子，以至于招致物议。
“军宣队”事实上是以精神和政治的审判官的身份来审查石棉矿上的文化大革命的，在这样的“审判”之中，“消灭石棉矿上的派性”就成为我们的根本目标了。本着这个目的，我们事实上变成了一批专整派性头头和与派性头头有牵连的领导干部。所以，在石棉矿我们对矿革命委员会的主任、副主任，党委书记和党委委员都行使过批评和监督的权力。我记得在陕西省建材局招待所（在西安市内）进行的为期3个月的“整顿”中，矿革命委员会主任刘峰竟被整得哭鼻子，至于说矿上的那四、五个“派性头头”被整的狼狈象，就更不用说的了。在这样的“整顿”会议上，回忆又把我带进了1964年的团组织的“关门整风”和1966年的“教师学习会”上了……一个由造反的行为跳了出来的旧时代现在是真正的“复辟”了。
因此，在这样的“整顿”中，我做出如下的假设就不会没有意义，若不是1968年2月的那一次“出逃”行为，我自己完全有可能和目前这些正在挨整的石棉矿派性头头一样，涕泪交加地交代自己的问题，那有心思去思考文化大革命的真正意义呢？又考虑到造反活动在我身上所造成的影响，我个人若不屈服于整顿所施加于人的压力，那么我被它给“完全挫折”是非常可能的。用这样的方式回头去看，在店张公社的那一次心猿意马的选择中竟包含了我许多想象不到的机会和机遇，无论怎么说，在全国性的造反派挨整的事情上，我成了漏网之鱼……以想到这些，我立足于权力很大的“军宣队”内在对造反派头头“开刀”时，就暗奉了“手下留情”的原则。在表面上我虽然摆出一副凶煞的样子，但心里在说着：这些正在挨整的人有什么罪呢？我们非逼着他们向“毛主席请罪”不可？他们当年造反而起，不也是奉“毛主席的命令”吗？社会上“造反有理”的声音还没有散去，造反派作为“历史的罪人”就已经被压上了“历史的审判台”——这到底为了什么呢？一个人在运动中产生了自己的观点，而这个观点又附着一种精神，这种精神在派别冲突变成为派性，——这其间也没有什么错误的！基于同样的道理，一个不应该被解散的组织强行被解散之后，组织的精神在原来的组织成员的身上继续存在，也符合事物发展的一般的规律，说不到有什么错误之处！
说起来也十分地凑巧，石棉矿两派对立的局面和我们于阡中学一模一样，一派很强，一派很弱。在我们进矿时，弱派不示弱和强派以强凌弱的现象十分地突出，摩擦不时的出现，严重地影响到了两派群众的正常生活。我们脚刚到，就有弱派的群众前来“诉苦”，因而我们这些人军人也最先认识他们，他们也很“靠近”我们，但是强派的人就不一样，从我们进矿的那一天起，他们好象就准备着挨整，对我们是敬而远之。说到这里，我以为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值得一说，那就是政治斗争一旦如果不能够被规范在政治领域，从而侵入到公民日常生活之内，那么在许多的非政治的领域内，以政治观点的异同来划线就势必会搞乱了政治自由的涵义，于是获得了政治自由的人反而想望着专制主义的旧生活，就成为一个十分显著的现象了。现在的事情是这样，就观点严重地干扰人的正常生活这一点而言，观点就必须被扔掉（毛就是利用了这一点向派性开刀的），但是扔掉观点后，人回到了原来的被奴役的状况就使66运动和文化大革命运动都失去了意义！
综上所述，中国人民要进入自由的时代还需要许多的锻炼，不是凭主观愿望就可以一蹴而就的。有了这样的一种思路，我才认为66运动中的人民自由是弥足可贵的。20世纪以降，中国并不缺少有关自由的议论，特别是在学术界此种议论有滥觞之虞，缺乏的是普通人对自由的感知、体验与体会。66运动的发生改变了这一切，自由变成为普通人生活中的因素了，尽管人们对这种因素说不上一个所以然。在66运动中自由促成了人的分化，但是人对分化却没有做出自由的理解。所以对立的人们同时一致认为两派之中一定有一派是错误的，于是人们在正确与错误的纠缠中就势必呼唤裁判制度，这个时刻裁判官就会毫不客气地走到前台来的；可是，我们如果设想这个时候，两派的人都齐声呼喊：“分歧是我们自己的事，用不着别人来管”，那么人们不就是说出了自由吗？可惜的是，人们没有“说”出自由，尽管他们“做”出了自由。正因为这样，经历了66运动的中国人民自己站在了“被告席”上的了，希望别人的一纸判决词就可以还公正于他们。
在我个人的研究中，两派群众并不是在同一个水平线上呼唤裁判制度的，一般而言，弱派要被强派更强烈一些。由此我们便可以发现66运动者没有把自己的观点坚持下去的情形首先表现在弱派群众失去了自信心的事情上面，在这个时候他们似乎感觉到要靠自己的力量维护其派性而不至于使其丧失已经十分的困难，所以借用“外力”来维护之就变成为一种心理的趋势，恰恰是在这里，派性之于人的最有力的支持杠杆被折断了。依据同一个法则，弱派濒临瓦解的情形也就意味着强派的自我消失。从这样的角度看问题，毛、林整治造反派的阴谋（这是真正的阴谋）其所以很容易就得逞，前提是造反派自己在心理上已经“垮”了。在运动中，人们口口声声说“造反有理”，在真正需要出示“理”时，人们却哑巴了，他们情不自禁地说：“还是听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吧”。
如果人们把我上面所说的话同我在前面的许多的议论联系起来思考，比如少年人的自我检讨，老红军的报告，贫农老大爷的诉苦，老师们的“上楼下楼”等等，1966年人民迈出的这一步已经是很艰难的了。借用《诗经》上的“天步艰难”的话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在这个阶段上人民付出了代价，但是历史并没有优待他们。
强派的头目叫罗云平，30多岁，给人以精明干练的印象。他中等个子，小平头，一对领导型的眼睛特别的出色，在石棉矿的文化大革命中，他是一位说一不二的人，石棉矿革命委员会成立时，他担任了副主任职务，在我们进矿后，他多次的受到了批评和批判，最后也丢掉了乌纱帽。弱派头头李景堂，为人憨厚，中等的身材里蕴藏了很大的政治热情，在石棉矿的文化大革命中也是屡打头阵的人物，矿革命委员会成立后，虽然没有受到过更多的冲击，但是因他是弱派的头头，所以也没有少吃苦头。在我们“军宣队”的“努力”的工作下，也是在全国形势的巨大的压力之下，“打蛇先打头”的策略总算是“制服了石棉矿的派性”，使这个陕西省建材行业数得上的“派性重灾区”得到了政治上的“重建”。
在石棉矿生活其间，我同文人沈定华，诗人郑世荣，大学生罗洪宾、梁凤琴等打得火热，生活倒也十分的快乐。在业余的时间内，我还吟诗做画，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并翻阅了石棉矿已经查封了的图书资料。此时，我也结交了不少的工人朋友，经常在他们的家庭走访（我们当时叫“走群众路线”），当然也免不了在这些朋友们的家中吃饭喝酒。在我们陕西省，陕南人待客之诚恳和热情那是有口碑的。如此这般，石棉矿——这个被我们的某个“军宣队”成员叫做“夹皮沟”的地方，在我这个具有几分山水癖的人看来无异于天堂了：青山蜿蜒，松柏争茂，小桥流水，茅屋草舍，置身其间，好象是山水画中的人。
特别值得一提的事情是我以“石棉矿代表”的身份先后两次参加了汉中地区举办的“马列主义读书班”。一次学习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一次是学习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学习期间我翻阅了地区党校里的大量的藏书，并同汉中地区的“理论权威”有了一些接触和交谈，对于我日后的写作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1973年4月，我带着惋惜的心情离开了这个曾经是我魂牵梦萦的石棉矿。
整理我在石棉矿的主要收获，无非使我从精神上或者思想上重新回到了我已经脱离了3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去了，从这一点来看待问题，一个离我而去的运动，在我又一次地“回归”于它时，就有可能对我表现出不同的面目；也正是对此种面目的辨认，我才有幸最终地认识了我曾经以极大的热情参与了的而且一直又未能被我所理解的运动。
回到部队后我正好赶上了全国性的“批林批孔”运动，这一次我又重新焕发出政治的活力。没有过多久，我就成为全团很有名的“理论家”了。也恰恰在这时间上，我开始了《绝妙的戏》的写作。
议论至此，我得做出一个小结：在次前地方和部队上的历次运动中，我并不是一位智力超群的人物，也不是一个曾经作出了具有新闻价值事情的人，从始到终都是一个普通的运动参与者，如果说我在参与运动时，同身边的哪些人比较起来有一点的不同的话，那就是我“积极”些。正因为这样，我个人的政治脉搏才同中国人民的政治脉搏一起地跳动着，也就是说，我同数以亿计的的普通人一起激动过，一起歌唱过，一起流过泪，一起欢呼雀跃过和一起痛苦彷徨过……。这样当我一旦有机会品味这一段生活时，也就同时在品味着更多的人或者一般的人的生活；如果说这样的一种生活在今天可以用“人民”这二字表示出来的话，依照“人民”一词的最宽泛的定义而言，我也无意识地品味了这个时期的“人民”生活。同中国社会上的那些“人民代言人”相比较，我虽然不敢自以为我叙述的“人民生活”就是百分之百的标准，但是有一点就可以保证的，这种生活的价值的着落点全在普通人的感受和感触之中，而不在它之外——就是我所始终坚持着的东西。也就是说虽然没有一种严格意义上的“人民生活”可以独立的构成为“历史的事实”，但是相对意义上的更多人的生活，却可以形成“历史事实”；对这种“历史事实”所做出的描述和阐述也就可以构成为“人民历史”了。在这样的一种“人民历史”中，不存在那些行而上学意义上的“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人类历史的客观规律”或者“人类社会的终极状况”等问题，完全是普通人的智力所能够了解和理解的东西。结果，政治向普通人“开放”，普通人过问政治、参与政治以及普通人的政治表现被记录在政治的“史册”之中，就架构了一种全新的历史模式。在这里历史的古典式的传奇色彩失去了光泽，一部红红火火的人民运动史才显得趣味怏然。
我一再地强调，1966年的这一段特殊的人民史不是纯粹意义上的人民史，它其中包含着一个古典英雄主义的回光返照。因而从现象上看，它既气象万千，又光怪陆离，完全不具有正常“人民史”的外貌。20年以来，这部“人民史”被许多的人当成为毛泽东史而弃之如敝屣，不是说没有原因的。
就这段历史于我个人的机缘而言，我设想自己在运动中是县委书记的儿子，我的父亲因遭受了造反派的炮打而殃及于我，我也许会本能式的仇恨造反派和造反的运动；又设想在那场运动中，我是郭寿铃、田孝先之类家庭的子弟，我对所谓的“66风暴”也许记恨终生；我又设想在66运动中，我是为数极少的“逍遥派”（我们的学校就有那么10来个人），对运动缺乏任何的兴趣，那么完全不可能产生出我理解运动的这种66模式，但是上述的假设总归是假设，在那场伟大的运动中我总是主流队伍中的主流成员，所以我在记录这一段历史时，就没有一个“受害者”的角色可以凭籍，于是目前的“文革史”研究方面最流行也同时是最吃香的“苦难史”（那是中国共产党的有关旧社会的苦难史的一个变种）就被我“躲”开了。66运动是一个复杂和多元的运动，研究和理解这个运动时所建立的“受害者的文本”亦是权利中的事情，我个人相当的理解这一点，只是我认为若还以此而有意识地替换了或者排除了66运动的“解放者文本”那就不再是真正的历史了！其实真正的历史在这里只可是能是：“受害者文本”是“解放者文本”的脚注，也许是“7亿”人的心理有着一种潜意识的对于迫害的逃避，所以人民才迫不得已地走上了解放之路！
1966年，的确可能有5%（这个%比同共产党运动有关）人遭到了巨大的伤害，但是同时却是更多更多的人获得了解放，这样以来人们在关注1966年事件时，那个统一的一元化的历史观就不得不衰落，多元化的混合型的历史观就必然会兴起。在解放的运动中参杂着对人的迫害（这种迫害有时候是赤裸裸的），在迫害中兴起了解放——这是不容否认的历史事实，这种事实如果得不到民主的解释，那也许意味着是一种“灾难”，但是它若还能够得到民主的理解，其历史的意义就存在于我们今天的现实生活之中了。历史并不是是一种过去了的东西，它总是在创造中寻求表现或者以表现过去来充实现实的生活。因此，任何人都不可能生活在历史之外，在历史之外也不可能存在真正意义上的人生。
也许因为有了以上的思考和思想，我个人在秉笔书写这一段历史时，内心才充满了惆怅。我要写的是一段历史，它是由特定时间中的事件构成的，因而，我在写作时，就当然的不享有自由创作的权利（小说家就有这个权利），我得忠实地记录下来基本的事实，并对这些事实的来龙去脉做出一个我自己的说明。某些读者们也许感到我的说明是多余的，其实非然也，在我之前有人就指着那种事实说出了另外的一种话语，今天也有人把那种话语完全地翻转过来说了个不停，他们好象也都是“用事实来说话”的。不过在我的理解中，“事实”根本就不会说话，特别是在运动的关键时刻里，当同一个事实在已经敷衍出了完全相反的两种意义和两种语言时，如何记录这种事实，才促使新的历史观的形成。也正是存在着这样的问题，一部民主史才最后地同传统的王朝历史（中国共产党历史是它的最后一个形态）划清了界限。在前者那里，历史是一种事实，一种声音，记载它的时候也是一支笔。
多元化历史所要处理的主要问题是人类行为中的理性主义的评判和情感主义的定位。如果人类的行为都受理性的支配，世界因而是一个可以借理性之光照亮的东西，那么压制情感使之服从于理性的指令，不就是是我们的社会的“辨证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所宣扬的那一套吗？相反，我们在发现了政治中的人或者历史中的人若还被情感主义所驱动，又被情感主义所左右，那么我们研究社会大变革的时候就不会把它纳入到理性控制的那种范畴里去了。也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才有可能接触到自由史。说自由人是有理性的，这固然不失其为真理，但是依我之见，它只是另一条真理之皮毛，即自由人是情感意义上的人。在古代社会，奴隶们服从奴隶主——这是不是出于理性的考虑——我不得而知，但是我知道自由在现代自由人身上的体现完全可以说是情感促使其所以然。在自由的社会中法律于其说是保护人的理性，不如说是保护人的情感和情感的表达和表现。人类的自由其所以最后不可能干枯，自由依据情感原则运做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拿这种观点去评价66运动，不就是可以发现自由了吗 ？上面我已经说到，在我们的造反组织的产生过程中，在学校、农村和矿山上那永远也挖不掉的派性的根子，完全都是生活中的那些关联着情感的小事情，只是情感的放大器放大了它而已。在诸如“造反兵团”、“中造司分部”那样的小组织内，人们只能够生活在小事情中，其中根本不会出现象林彪叛逃、毛泽东逝世、邓小平复辟那样的大事，但正是这样的小事，才有可能附着普通人的情感和思想。
我在埋头整理这一段历史时，也想为我自己在运动中的所作所为提供一个很有理性的说明，但是我的尝试只能以失败而告终。在那个热火朝天的年代里，我和我的朋友们、同学们、乡亲们都生活在一个情感疯狂的环境中，所以我不得不“实录其事”，于是那一段极富有情感色彩的历史就被记录下来了。就此而言，如果说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也寄托着他个人的一个特殊的感情的话，那么其间的区别就不是很重要的了。也就是说，在运动中人民的情感和毛泽东的情感不是可以随便就能够换置的。此间有一个毛的运动——这一点我并不否认，但是比它更重要更有价值的是有一个人民的运动。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我想用“否定”毛的运动的方式 来弘扬人民的运动，但是不久我便放弃了这个的做法。在这里一个真实的历史观告诉人们，如果没有那个高高在上的好象是被“架空”了的毛的运动在套在人民运动上面，底下的人民运动的合法存在、合法发展却是根本不可能想象的。于是“剥离”毛的运动，而不是“否定”它，就变成为我写作的目的之一了。
在1966年的运动中，我们是要与毛争一个名分的，同时更为重要的是要争一种权利。依着名分，我们要求66运动是我们的运动，那完全是“名正言顺”的事情；依据权利，我们不管他毛泽东怎么说，也不管邓小平怎么说，我宣扬的运动是我亲身参加的和我亲眼看见的运动，所以我给出它一个“我”的意义（如同我在石棉矿所做出的那样），就是再自然也不过的事情了。我不能仰别人的鼻息而去要求我的历史，更不能把别人用他的“剪刀”裁剪好了的历史当我个人的历史。造反精神在这里表现为我只能够认受我自己的历史，而坚决扫除那要求我服从的历史！
我承认，到《绝妙的戏》写作的时候为止，我个人在我自己所有经历过和看见过的运动中，都没有发现毛所说的那一种，运动之中实实在在的东西是人的权利的争取和争夺，是人的个性的张扬和人的自由的运用，丝毫都不存在“资产阶级问题”。如果说在毛的词典中，自由民主这东西就等同于“资产阶级”，那么毛说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发现了“资产阶级的东西”就正中我的下怀。话又说回来了，在反对毛对人民历史的“收购”行为时，我坚信一个人有发现自己历史的权利，有叙述自己历史的权利，有书写自己的历史的权利，有给于自己的历史以不同于别人或者社会认定的意义的权利！也正是在这样的一种有关历史权利的争夺战中，复活了的66精神才具有不可战胜的性质！
1968年12月22日，毛执意要地“收购”我们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历史”，又不付给我们“现款”，只给了我们每人一顶“小红帽”，让我们戴着它去“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对一个伟大时代的回忆与理解（24） 第15章：“3绝”的写作：我对66运动独立研究的开始
就在我们的历史被毛“收购”后，也被毛主义化了，一部中国人民政治造反史，一种自治的人民运动史，在毛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的理论”的说明下给完全地变质、变味了；咬嚼着这部变质、变味的历史，我心里头实在不是个滋味。在66运动期间，那个被我们这一代人看得比生命还要重要的“历史使命”在被我们执行时所产生出的这种戏剧性的变化才迫使我们最后地脱离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这个可以把人压垮的历史宿命论。在我们亲眼目睹的历史性事件中，一种类似于玩笑的内容不就是明明白白的存在着吗？庶几，把历史过程和历史事件中的那许多的非人力所能把握的东西编排在一个戏剧化的模式之中，不也是一种书写历史的方式吧。如果说这种书写的任务可以由那些不是历史学家的人来承担，如我这样的“半瓶子醋”的人可以应付一阵子的话，那就是对历史“霸权”的挑战了。把这一点同我在上面所说到的内容联系起来看，就有了许多的意义了。前面，我说过我父亲是一位农村的“识文家”，而“识文家”在乡村发挥影响的一个重要的方式是说书和说戏，。在说戏方面，我父亲也是一个内行，我认为值得一提。陕西关中文化的一个最显著的特点是戏剧之风特别盛行，大小剧都很发达，居民看戏、听戏、说戏蔚然成风。1966年以前，中国戏剧的主流是古典戏，演的全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毛语），这种戏要能够被以文盲和半文盲的大众所喜欢，就需要有一大批的说戏人，在他们的指点下，许多原本看不懂戏的人就可以很快地看懂；否则，你就是坐在了戏台底下，也还是看不懂，用关中的土话讲，叫“瞎子听梆声”。诸位。在写作《绝妙的戏》的时候，对于许多的中国人来讲66运动这出戏也存在着一个看懂看不懂的问题。
1966年，毛泽东在做戏，林彪、周恩来在做戏，刘少奇、邓小平也在做戏，红卫兵在做戏，造反派在做戏，我也在做戏，但是只允许一部分人说戏，而不允许另一部分人说戏，那未免太不公平了。也许仅仅是为了争取个公平，我才下决心要写作《绝妙的戏》。正因为是说戏，所以我就不能使自己变成为“历史的传声筒”。我认为说戏人对于每一出戏，都有着一个言说的自由。
在我的说戏行为中，“掺了沙子”的人民运动史，没有被说成是“错误史”，因为如果说它是“错误”的，那么就必然意味着首先得对它做出一个有关“正确”的假设，而在那时和今天，我都提不出这样的假设；其次，我在研究中发现凡被人们称之为“错误”的东西原本就与“正确”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因之是一种不可能被轻易地否定掉的因素；最后我还发现造成人民史开端上的哪许多的因素之中就存在有一个“错误”的东西或者“错误”的环节。这样以来，我就不知不觉地摆脱了这个社会以学校教育和政治教育的方式所强加于我的“正统的历史观”了。按照这种历史观，一个“新的历史开端”一旦建立起来，开端前的那一段历史，就被当成是“错误”的而遭到“否定。”置于开端初的历史就被预设在一个已经搭好了的“历史正确性的架构”之内了。基于这样的逻辑，人们便有可能用反对“错误历史”的理由来站到“正确历史”一边。仅就这一点来看，66运动中，广大的造反派人民把中国共产党的“17年”当成是“错误”的东西来批判的行为并未逾出统治的历史观，只是当造反的行为本身在唤起了人民对自己行为的正确性的认定时，事情才起了根本性的变化；也恰恰是说明了“7亿”人把以前压迫他们的人当成了“错误”的东西而打倒时，民主和自由的东西就开始了闪光。
进一步的分析便会发现，在大造反的火红年代，人民尽管在政治上造了共产党的反，但是在历史的独占主义这一方面，人民并没有超越出共产党人的范围，若不是出现了人民中间的那把人民的力量“一分为二”的派别对立，人民的历史同共产党的历史就不会不一样。于是，派性斗争的结果是把造反的人被迫到一个他们谁也不喜欢的“角落”中去了；在这个“角落”中，任何人、任何组织、任何团体欲独占历史的企图都必然会以失败而告终，把一个历史的“正确性的东西”违心地“分割”开来，与他人“共享”，就无意识地造就了新的历史的篇章！说到这里我们已经遇到了66运动的最终的价值和最重要的价值——派性问题。
说到上面的话的时候，我又想起了我在石棉矿上的一段往事。进矿前，部队的领导一再强调，军宣队作为“第3者”对待两派群众的态度是“一碗水端平”，绝对不能偏一派或者向一派，一定要看到两派都是“革命的群众组织”，所以不允许在“支左”中，支持一派，而压制一派。在石棉矿支左期间，我们实际上是本着这个原则行事的。从这里，我认为要做出一个必要的区分，即毛泽东分析派性和处理派性的行为是值得研究的。在有关“一碗水端平”的看法中包容着民主的思想，只是当这种看法实际上是为了取消派性组织的存在时，毛才表现出专制的面目。毛在对待造反派组织的两元化现象时，不分是非曲直一概承认的态度中，虽然包含着阴谋，但是这在很大的程度上却暗合了民主的基本的原则。在民主的政治中，两党制或者多党制的现象，就是不容许上述的区分存在。“两派都是革命的”这个意思和两党都是政党，都有自己存在的权利的思想十分的接近，区别只在于，毛要因此而取消两派，使两派的群众在一个“双赢”的原则下“联合”起来，以求达到同时取消两派的目的。就此看来，在66运动的道路上，自由与专制，民主与独裁这些被称之为“冰碳不同器”的东西却常常地凑和在一起，以至于要把它们分开来也是很困难的。
66运动从始到终都是由两个元素构成的，最初的是共产党和人民，中间的是毛泽东和人民，最后的是造反派的两大组织，正因为如此，我就有理由认为66运动开创了一个多元化的中国历史的新纪元。这一点，中国人民没有多少的自觉，毛泽东却看得十分地清楚，在运动消解的那一段时间中，他一再强调要反对多元化，实现共产党“一元化的领导”。我的意思是说，一个多元化的时代的到来并不一定就有一个多元化的意识和思想与之配合，因此，即是我个人在写作《绝妙的戏》的时候，我就把毛泽东的那一元当成错误的东西企图予以否定，只是我在为人民的“政治大造反运动”所做出的说明之中包括着一个运动的历史问题时，我个人的做法才不得不包容毛的东西。也正是在这样的一种行为之下，我才有幸开始研究多元化的问题了。论述至此，毛的东西不能够容忍我的东西，把我的东西有可能叫“资产阶级”的而于以消灭的行为是不是非要导致我不包容毛的东西，针锋相对地把毛的东西清除出去呢？情况不一定如此！
《绝妙的戏》主要是向毛的权威挑战，不这样做，66运动的根本的意义就表现不出来，那个时候人民只要提起66运动第一个想到和说道的都是毛，以至于在许多人的看法中，若少了毛66运动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我反对这样的一种看法和想法，因为我作为66运动的参与者总是感觉到我个人在运动中的许多的真实思想和真实的情绪都多多少少地具有反毛、非毛、出毛的性质。因此我反省到即使我个人百分之百地忠于毛，但是构成“忠”的哪些材料不都是我个人的完全的“私货”吗？在一个时间内，我可以保证这些“私货”“向着”（那时有“葵花向太阳”的口号）毛，可是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我有什么样的力量保证它“永远向着毛”呢？毛如果真的是释迦牟尼或者耶稣，那么我们也许可以获得一个可以传个我们后辈的宗教，只是毛总是一个人，所以人对人的好恶变化，也在他的身上会表现出来。
66运动中，我们奉毛为神明，其实呢，很难说他在政治上高我们一等。在评论和认识66事件的问题上，他表现出的水平很是一般。别的不说，就拿分析派性的问题来看，毛的看法不但简单，而幼稚。1967年元月，毛在谈到文化大革命中人民群众为什么会分派的问题时，列举出了以下的3个原因：“主要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了保护自己，蒙蔽群众，挑动群众斗群众。群众组织里头，混进了坏人，这是极少数。有些的组织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也是一个原因”（《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重要指示》见《毛泽东思想万岁》第6-7页）。依据毛的原话的意思，第一个原因是“走资派”，第二个原因是有“坏人”，第三个原因是“无政府主义”。其实，在他的分析中，第一个原因可以和第二个原因合并，因为《16条》中把“党内的走资派”也看作是“坏人”，所以影响人民分派的原因实质上剩下了两条：“坏人”和“无政府主义”。毛对与他本人荣辱于共的运动的派别分化做出如此简单的分析岂不有损他的伟大？
毛的上述话，公开发表于1967年9月，那时全国性的派别分化正值高潮，想必是毛欲用它来纠正错误。事实是，毛的指示非但能够制止派性的发展，相反到起了个火上加油的作用。今天我在有机会解读毛的这些话意时，就相信可以悟出许多的道理来的。如果同当时流行的看法不一样，毛不是“深刻而又透彻”地分析了产生“资产阶级派性的根源”，而是皮毛的涉及了它，那么，毛对运动做出的这样的分析就不是我们可以恭维的了。就以我们学校的例子来说吧，“党内走资派”（也就是“坏人”）郭焕新先于学校的派性分化而“自我暴露”，学校的派性组织中至今也未见有“坏人”，造成派别分化的原因就只有一条——“无政府主义”了。这就是说，只要同学们克服了“无政府主义的思潮”，那么一切就迎刃而解了。其实呢？情况完全不是这样，读了本书的上述的内容，读者们是绝不会这样的看待和认识问题的。所以，我可以说“派性的根子”的问题，毛根本就没有说清楚。但是又此而认为这就是毛的一贯的看法或者定型了的思想，那也是不符合事实的，也就在同一篇的谈话中，毛在未从正面涉及这个问题时，却无意识地说出了一个真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上书的第6页）。在毛的思路中，如果我们可以引伸出派性分化的“没有理由”论，那么我们对毛的无价值的派性论就等于做出了一种就价值的解读。在毛的思想中，如果派性真的出于“没有理由”的途径，那么探索派性原因的行为也许可以把人们引导到人性的境地，事实上毛也曾经不经意地说过：“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三种”。在一份未曾公开发表的文件中，毛还用顺口溜的方式说：“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就这些话来分析，毛的看法就已经很接近自由的看法。也就是说，毛本能式地触及到了自由的要害问题。他其所以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认为两派都是“革命的”，都有存在的理由，这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的因素。一种自由的看法是没有必要非得给派性的存在寻找出原因或者理由。事实证明，有原因和有理由的派性的存在和无原因无理由的派性存在不分轩轾。所以在认识派性的问题上，最好是不寻找其原因，而只承认其事实。在这里，我们若还要寻找出人的智慧的最节省的利用方式的话，那么我们可以从下述的例子中得到启发。
美国民主主义的伟大旗手杰斐逊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说到了他和当时美国最著名的哲人富兰克林讨论人类派性的问题，他高度赞扬了富兰克林“用寓言的方式发表他的感想”的哲学家的幽默，以两个看守灯塔的人分成为两派的例子，把那许多的隐藏于人性深处的因素给发掘出来了。“他（指富兰克林）提到英吉利海峡的埃迪斯顿灯塔，这个灯塔建立在海峡中央的一块礁石上，冬季风浪猛烈，绝对进不去，在较暖和的季节来到前无法探望两个灯塔看守人，因此秋季就要给他们送去过冬所需要的物资，好让他们使灯光久久不熄。春天第一个可以通行的日子，一条船给他们送去新的给养。船夫们在门口遇到一个灯塔看守人，就上去跟他搭话：‘朋友你好吗？’‘很好’。‘你的同伴呢’？‘我不知道’。‘不知道，他不在吗？’‘我说不上来’。‘你今天没有见到他吗？’‘没有’。‘你什么时候见到他的？’‘去年的冬天到现在一直都没见过。’‘你把他杀了吗？’‘哪里’。大家以为他肯定把他的同伴害死了，要把他抓起来，可是他叫他们上楼去亲眼看看。他们上去了，发现另一个看守好端端地坐在那里。原来两个看守人在灯塔里住下就发生了口角，分裂成两派，楼下的工作分给一个人做，楼上的工作分给另一个人做，从那时起，两人从未讲话，也从未见过面”（《杰斐逊选集》中译本第78页）。在分析上述的由杰斐逊转述的富兰克林的“寓言故事”时，我想起来了中国的古代伟大的哲学家老子，他也是用“寓言”的形式给我们讲述了同样的故事，所谓的“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不就是说出了同样的问题吗？不过，在以前，我们总以为是国家之间的界限造成了如此的现象，其实，不如说是观点的不同是之所以然。从古到今，居住在国家边界线附近的居民，仅仅因为国界造成的“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现象是十分稀少的，恰恰因观点（宗教的、政治的）不同而产生出的“老死不相往来”的事情比比皆是，以至于生活在同一地方的人，因为观点不同一辈子不说话，不相往来的事情谁个没有见过呢？，
由上面的问题引出了一个最为重要的问题，那便是人类行为中大量存在着的理性模式不可能及之的东西就不会被我们拒之门外，同样所有出于理性要求的东西也不会因此占据人类价值的首位。也就是说，在许多的问题上，我们切不可以对人类的理性抱有更高的希望，在那些需要运用理性对人们的生活做出解释、说明或者指导时，一定要给出某些的限制。这个意思的进一步阐述表明为，人类在规划或者计划自己的生活时，并不是事事都要理性之光的照耀，在某些特定的事情上，不希望理性的介入，从而留出一个“天意”的领域-这就不失为价值的行为方式，就此去思考66运动中的许多的问题，我们便可以获得意外的获得。
造反运动初期，自治组织的存在得到了毛泽东思想的辩护，到后来，当在同一个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之下出现了两个相互对立的组织时，毛泽东思想式的辩护就已经过时了，但是在派别对立的双方都拿不出可以替代毛泽东思想的东西时，运动中的东西价值就必然存在于辩护体制之外。因此在这种存在于辩护体制之外的价值遭到了实际的破坏时，人们为维护价值而做出的努力，就得不到理论上的支持，即使这样，人们并不认为自己就错了的意识还是十分明显的。在造反的组织已经被解散了的情况下，人们认为自己还是派性中的人的做法就造成了一个非毛、出毛的氛围。议论至此我得顺便地说一下，非毛和出毛的问题。非毛的人把毛看成是一个“反面人物”，认为毛携带的价值也完全是一些反面的价值，所以，对于他就只能是采取“全面否定”的措施；出毛主义的人就不是这样的了，他认为毛是生活在无价值体系中的一个半有价值的人物，因此，人们对于他就不应该采取简单的处置的方式，而应该认真地分析和研究之。从这样的一种心态出发，毛的错误便有可能被安排在一个包容的体系之中，接受宽容式的处理。就拿我们每一个人都很熟悉的“路线斗争的理论”来说吧，从整体上讲，毛发展这样的理论的动机包括着整治党内反对派，加强他个人在党内的统治权威的邪恶的成分在内，但是这样的理论在一定的程度上触及到民主与自由的价值边缘却是一桩不可否认的事实。在民主自由的政治生活中，一个不容易“腐败”的现象不就是由这样的斗争造成的吗？多党制——一个现在被某些人吹得天花乱坠的制度，不就是为政治上的这种斗争提供公平的基础和合法的渠道吗？就这样的意义去理解，毛说这样的斗争要“进行一万年”也没有什么错误的。对于我们而言，毛的错误是可以接受批评的，批评之后是可以转化成为价值因素的。所谓的出毛主义也不外是这样。它不是用颠倒价值的方式去“拨乱反正”的，而是用批评的、批判的方式去企图抓住在以往的时间内曾经有力的打动了中国人民心弦的那种价值。出毛的人把那个以毛的名字命名的时代不是当成是错误的时代，而是把它当成为一个即定的时代来接受，由此而造成的后果是，人民在这个时代中在寻找到了自己的历史的开端时，发展的头绪就总算是形成了。
现在检讨起来，我是握住了非毛之笔开始写作《绝妙的戏》的，只是写作的过程之中，当我发现了“大造反时期”的“理论解放时期”的特殊价值时，研究这种价值的行为才使我摆脱了非毛的局限性，最终地向出毛的方向发展。所以在这本作品中，到底还是留下了出毛的迹象。我记得本书的第2稿刚刚写完时，好朋友赵振兴来访，我偷偷地告诉了我写《绝妙的戏》的秘密，他那时没有我现在写作本书时的不赞许态度，当时说：“写得好！我支持你，毛对文化大革命的议论，根本就不可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他个人也一定会因此而被钉了历史的耻辱柱上！”可不是吗？那个时候的有志青年，无不有着一种非毛的气质。
60年代中叶至70年代中叶，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支文化型的军队。“把全军变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是当时宣传的“建军宗旨”。在这样的军队中生活，我很快地就找到了出头露面的机会。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这种事情发生在社会上的文化大革命淘汰了象我这样一些的有斯文气的人之后。我喜欢做诗，爱绘画，还能够演出文艺节目的特长，无不受到部队的奖励。连队经常地举办诗歌比赛会，师团两级定期举办战士业余文艺演出，鼓励战士们自编自演，除此而外，连队还经常地举办各种形式的墙报、黑板报或者学习园地，为普通战士显示才华提供了大量的机会。那时在十分简陋的黑板报上，我可以用粉笔画出某些特征突出的战士形象，因此，这样的黑板报即使在制作时期，也还是引起了战士们的围观。在这个时期，我也同许多的青年战士一样地开始了自己的文学写作活动。我先后写作了《后东湾日记》、《童年记事》等短篇小说。每逢空闲，我就把我所写的东西，读给本班本连的一些爱好文学的战士们听，引起了大家的兴趣。那个时候，虽然从事写作，但是却没有想到要 发表，因此，这仅仅是一种情绪的冲动，没有任何的名利的观念参杂在内，现在分析起来，这种不计较名利的文学“练笔式”行为实质上是我写作《绝妙的戏》的准备阶段。
从陕南石棉矿回来之后，我总是感觉到想写点东西，有时候还感到非写不可，但是每每要动笔时，要写什么？写什么好？就又难住我了。想写诸如《支左记事》、《石棉矿随笔》之类的东西，又觉得无聊，写了没有多少字就停了下来。1974年3月中旬，我参加了陕西省独立一团的“批林批孔宣讲团”，在各个连队的值勤点做巡回宣讲，就在这个时间中，我的写作欲望又一次地发作，出现了一种不可抑制的冲动，于是，我也就随兴趣而发挥，在没有“构思”的情况提起笔来，写作了反映毛、林斗争的“9月政变”的文字……。这样的东西写了大约4、5万字，到写完之后，我仔细的斟酎时，才发现它并不是小说之类的东西，而是另外的一种文字，于是为了前后衔接的需要，我就开始写作开端的事件和后续事件。在不到5个月的时间内，我写作完全书的内容，并定名为《绝妙的戏》。
在《绝妙的戏》中，我从自己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真实感受出发，对运动的普遍意义做出了自己的定义，不认为它是“无产阶级的革命”，而是广泛意义上的“人民”革命，具体地说，它是学生们的革命，是工人、市民的革命，是农民的革命和普通广大职工以及普通干部的革命；运动的性质不是“文化”的，而是政治的；运动不是要解决“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复辟”或者中国要么就会变成为“封、资、修”国家的问题，而是从政治上如何解放人的问题；运动是“人民”的，“群众”的，而不是共产党的，也不是毛泽东的；运动性质是自由的，民主的，而不是专制的或者独裁的；运动之于人民是被逼上梁山的，而不是有计划、有目的；运动发展到1969年4月，就实际上以失败而告终，并不是取得了什么“伟大的胜利”。就这样的一种看法，把我完全地推到了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理论”的“对立面”上去了。
书中，我对人民的运动做了热情的歌颂，对毛泽东、林彪的做法给了一个无情的嘲笑和批判。全书用文学的方式行文，写得痛快流畅，表现出了那个年代青年人特有的盛气凌人的特点，并且也带着那个时代好大喜功的烙印。在第1章“大造反时期”中，我用“狮子的大发吼”、“火山的大爆发”、“人民群众的大造反”、“专制社会秩序的大崩溃”、“专制主义分子的大倒霉”和“7亿人民的大解放”为标题，点清了本章的眼目，使人一看便可以知道其中的内容。在这样做时，我丝毫没有顾及到毛对运动的定性；我认为人民的运动，由人民自己来定性，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在第2章“宗教化时期”中，我用我自己亲眼目睹的事例以十分辛辣的笔法揭露了宗教化时期的“3忠于”（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党中央）“四无限”（无限热爱毛主席、无限崇拜毛主席、无限敬仰毛主席、无限拥护毛主席）活动，对造毛为神的现象进行了口诛笔伐。也正是在这样的批判中，我个人才最终地走出了毛的政治骗局。于是，一个彻底的非毛的态度导致我的出毛主义道路的形成。不用说，在这样的文字之中，也就表现出了我欲求理解宗教化现象的强烈意图。在全国性的宗教化运动的最高潮时期，我在康乐农场的那个小山沟中感受到的冲击是我对宗教化运动的“深层意义”有了一个切身的体验，藉着它，我就有幸理解了变相中的精神力量究竟是什么的了？
1971年9月13日发生的林彪叛毛的事件，突然间结束了正在升温的宗教化运动，于是，一个反水了宗教化思潮就重新的引发了人民对政治问题的政治式思考，用政治的观点而不是用宗教的观点来看待1966以来的政治事件和政治事变就有可能意味着“出毛”现象的发生。也就是说，当人们在1966年的运动现象中除去了毛的内容之后，那个运动的意义能不能成立的问题，就不是一个宗教的而是政治的问题了。被造成为“神”的人，毕竟还是个人啊！一个政治上“有问题的人”同人民群众的运动发生的关系或者联系是不是会全面地、完全地“否定”运动——这就不能不变成一个尖锐的问题，也正是为了回答这样的问题，我才写作了第3章“9月政变”的文字。在这样的文字之中，产生于66大造反期间人民痛苦和惆怅的精神在一种要求净化和升华的过程中所发生的现象，不能够得到人民自己的解释，于是在非政治的表现形式之中用一种非政治的语式得给以表达就有可能被理解成为“历史的局限性”。克服这种“历史局限性”的行为变成了下一章的内容。
在最后一章“理论解放时期”的文字中，我以历史问题为线索，在毛部署的“批林批孔运动”中，发现了一个非毛、出毛的人民理论解放意义。此间的意义的正面价值虽然不能被人民立即了解，但是它作为“精神的存在或者社会的存在”却具有无庸置疑的价值。如果说我在这个时刻已经在毛的一系列政治部署之中发现出了一种落实到了基层社会后所产生出的一种毛根本预料不到的问题时，我就在解释毛的行为和毛的运动方面，获得了一种自由。自由了的我，就不在把政治的运动（它之中包括着精神的内容）作为一个纯粹的物质的运动来理解了，因而，用完全地“唯物主义”来理解和认识运动的那种错误（到现在这种错误也还在继续）被我给避免了。最终我在“破译”运动的“毛泽东现象”时就发现了“我”的意义。在这本书中，我虽然没有把第4章的内容直接地同第1章的内容挂起钩来讲解，但是是一种理解的精神却贯穿了全书。
因为我是从66运动中直接走过来的人，所以我对造成理解66运动的最大的困难——宗教化时期——的有关问题是有深刻的感触的，无独有偶，在林彪事件之后，毛泽东对这个问题也是耿耿于怀。他要把在“半个世纪里”由他个人一手提拔、一手培养的“接班人”描述成为“坏蛋”，又要竭力避免由此而伤害他的个人威信和正确性，就不得不玩起手腕。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现实的任何的手段都无助于事，所以在处理最现实的政治问题时，需要玩弄一种“历史的手腕”，就有着一个迫不得已的意义了。毛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方式，这就是他请出了“孔老二的亡灵”，说林彪没有继承他的路线而是“继承了孔老二的衣钵”，“效法孔老二搞复辟倒退”。正如我在本书中所说的，毛泽东的“儿子”一定要变成“孔老二的孙子”。要不然，一个毛泽东式的辩证法就不会被广大的人民群众所理解，也正是为了要人民的理解，毛泽东才部署了这一场运动。
众所周知，在毛泽东这样的大家的手里，辩证法是一套神秘莫测的鬼把戏，在它的全盛时期，不但可以把“儿子”变成为“孙子”，把“香花”变成为“毒草”，而且还会把“接班人”变成为“死对头”，把“亲密战友”变成为“联合舰队”（《林彪反革命反党集团的罪行材料之二》上有此记载）。在这个名叫“批林批孔的运动”中，毛泽东作到了这一切，从而把一个政治的大骗局玩弄得如此的精妙，然而，“机关算尽倒聪明，反结束了卿卿性命”。当人民根本在没有必要了解孔子时，毛的上述的做法却促使人民饶有兴趣地去了解孔子。于是，那把一直栓在了毛泽东的裤腰带上的“历史的钥匙”才终于给解了下来，十分大方地交给了人民。《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这些在长期以来被当做“封建主义的毒素”而禁读、禁讲的东西，才开始解禁。《三字经》、《千字文》、《初学记》等启蒙读物，被当做“供批判用的材料”被广泛地阅读，“人之初，性本善”这一类的东西，才在批判的声音中，被我们这一代人给生吞活剥的咽下去了。
那时驻扎在礼泉县的我们的部队独立一团团部，从咸阳市国棉一厂子弟学校请来了高中语文老教师，给干部们讲上述的书。就在这样的讲解中，人们把孔子和林彪作为两头而连接起来了——66运动也就这样地被放置到中间。那时可能出于内心的虔诚，人们竟以为孔老二是一位如林彪式的“卖国贼”，《论语》上不是写着“道之不行，乘桴浮于海”的话吗？那个时候如果有三叉机（林彪于9月13日晚“逃跑”时，所坐的飞机是三叉机256号）可坐的话，他一定会坐上它的。人民的联想在这个时刻无疑是荒唐的，可笑的，愚蠢的，但是有谁能够料想到人民认真而富有成果的思考恰恰开始于这个时候。和66大造反时期相比较，人民想象的空间无疑扩大了许多，历史与现实，古代于现代，传统文化与当代精神，政治的与宗教的，文化的与道德的等等的问题，全都在一个有关对66运动的思考模式中有待于澄清。此刻，当年只会喊“革命无罪，造福有理”的嘴已经能够说出从孔夫子到林彪的许多的话来了，尽管在当时这些的话不是以有价值的方式说出的。
人民有话可以说了，人民也习惯于自己说话了——这是1966年政治大解放以来中国人民言论的又一次的大发挥和总提高。同大造反时期的言论相对比，人民的言论虽然不是典型的自由言论，但是它却是经过了人民的认真思考之后才出唇的。因此，人民之口，能不能最终地说出很有价值的话语，当然取决于人民思考程度的高低。在研究这样的问题时，我以为不能够脱离66运动这个主线索，也不能脱离66运动前中国人民的思维模式和思维的特点，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从以下的3个方面去摸清楚人民言论的来龙去脉：1、被动性，因不相信毛的那一套，不得不从事思考；2、非行而上学性，人民思考的动机和目的都不是被纯粹的理论原因所促动，是现实的生活被迫人民思考；3、政治性，在“突出政治”的年代里，只有政治性的话提才是“压倒一切”的东西，所以，由政治运动作成了的意义，便“渗透”到各个方面去了。总结以上的3点，我们虽然不能说中国人民的政治思维模式在全世界独树一帜，但是起码可以说，在世界范围内很难找到第二个。正因为如此，我才断言，在全世界除中国大陆之外的任何地方都不会首先出现研究66运动的最有效的成果。
66运动是属于中国人民的，所以中国人民对于66运动的研究应当拥有全权——写作中的《绝妙的戏》表现了这样的一种思想。写作中，我以“青年解说员”的身份所说出的话，自然就构成了一家之言，这样在一条“看不见的战线”上我就同毛的“文化大革命的一言堂”展开了斗争。在这场斗争，我虽然渺小，且又势单力薄，但是我会抄着庄子的口气说：“马、列、毛主义，其犹醯鸡乎！”
在写作《绝妙的戏》的时候，我的脑海里翻腾着一副又一副的运动画卷，我寻思着把这些的画卷如果能够用类似的电影制作的方式作成拷贝，然后在配上相应的解说词，那么不就是我们所说的完整的“历史画卷”吗？又假设解说词是由两个以上的人在同一个时刻站在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方式撰写的，那么一种解说词提供出一种意义的事情就毫不奇怪；如果又认为这两种解说词的意义是截然相反的，那么由此而引出的斗争，就是人类的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中的不可避免的现象了。就此去理解中国社会的一系列事件，在“经济竞争”之前，人民已经经历了一场“政治的竞争”、“文化的竞争”和“精神的竞争”的有关事实就可以很清楚地被发现了！可是，有人却反其道而行之，把“经济竞争”接在了政治、文化或者精神的“大动乱”之后来提倡，其居心之不正就用不着我来揭穿的了。
66运动中，亿万人民经历了各种各样的政治斗争或者政治竞争，先是同刘少奇、邓小平，后是同毛泽东、林彪，再又是造反派组织内部之间进行的以政治的多元化为特征的一系列的争斗，这为而后的中国的经济竞争大下了基础。有鉴于此，我以为，当这种基础性的意义在被人们忽视之后，中国社会的“经济改革”即使被引导到了可以展开竞争的地步，此种竞争也不可能被保持到公平、公正的水准上。66运动的最伟大意义就在于它改变了人，改变之后的人不可能按部就班地生活在一个没有任何的自由的环境之中。因此，政治自由虽然因运动的失败而告终，但是一个我们多少也可以称之为“经济自由”的东西总还是以替代的形式出现于人民的生活了；在这样的一种生活之中，一个未来意义上的政治自由也就寓于其中的了。
在花去了大约4、5个月的时间里，利用部队生活的间隙我写完了这本手稿。值得说明的是，我在写作时，面临的环境是十分的险恶。那时侯，社会上的大字报风潮虽然还在持续发展，由大字报集中地形成的“民主墙”风波一浪高过一浪，但是在部队——这个毛泽东思想的“净土”上却不容许任何反对毛的东西公开存在，特别是文字方面的东西就控制得很严格，一旦发现有人用“系统性”的文字方式贬低毛或者攻击毛，那会被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治罪，不是坐牢，就是被枪毙。那个时候我好象“吃了豹子的胆”（一位好朋友对我的评语），就得非写出这些在被发现后完全有可能导致“杀头”危险的文字，情形有如我在书的“前言”中所说的，“我是在大棒和解解刨刀悬头的情况下写作的”。为了防备万一，我写作时使用了大量的暗语和许多的替代性的词汇参加在文章之中，比如，把毛泽东写成“皮黑西”，把江青写成“月亮”，把林彪写做“井育”，用“灰”字替代“中共9大”，用“贱”字替代““路线斗争”等等，即使文章被人发现，阅读它也是十分困难的，这种“雕虫小技”在那个时候其所以要玩，也完全出于无可奈何的心情。
1975年10月，我利用修婚假的时间，把手稿带回到农村老家，做了大量的修改，假期将要满时，我背着亲人们，在新房放置大衣柜的地方挖了一个1米见方的土坑，三面贴上了砖，把手稿放在其中，用木版盖顶，再用土掩埋，最后放衣柜于其上。在作完了以上的事情之后，我终于长长地嘘了一口气：“这下总算是安全了！”
回到部队不久，我接着《绝妙的戏》所叙述的事件的过程，又连续写作了《运动之10年——一个绝对难以说清楚的运动》和《略论毛泽东时代之历史命运——对一个绝对不容易说清楚的时代的勉强叙说》两部手稿。因为每部手稿的书目中都有一个“绝”字，所以就把它编成了“锦夫三绝”（我的笔名叫文锦夫）。“三绝”编成之后，我打算“金盆洗手”，一则，这样的事情很危险；二则我全都是在业余的时间写作，觉得很苦，很累，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写作已经变成了我的“第二本性”的时间时间，这“手”是洗不了的！所谓的本性难改，江山难移的话是一点儿也不假，手中的笔到今天都没有放下！
在本书行将结实时，读者们若还对我首倡66学说的“丘八式”（“丘八”二字合成“兵”字）背景有所疑惑的话，那么我免不了要为那时的人民军队说一句公道的话。无论别人怎么看，我以为那时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集中了社会上的许多有志青年却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此时地方上的风波不断，许多的青年在部队上寻找出路的行为，造成了人才聚集的现象。高考制度恢复以前（1977年8月），大量的红卫兵、造反派出身的人涌入部队，造成了部队“血液”的改变，以至于酿成了70年代末自由化风潮在部队之滥觞。就此去分析，解放军作家白桦、诗人叶文福，两位“头戴五角星，身穿绿军装”的人变成为中国自由化运动的大名角，绝对不是偶然的事件。也正是在这个自由化的浪潮中，我作为一名现役军人所写出的这些文字，若被说成是反对国家的，我就得表示不同的意见，我并不反对我正在为之服役的国家，但是在这个国家被专制主义的枷锁紧紧地捆住时，我同所有积极的公民一样有义务为它打开枷锁；若有人认为我是反对人民的，我则不以为然，我的这些文字原本是服务于人民的，是“眼睛向 下，只看人民”的作品，更不用说，我吃的是人民的粮食；至于有人要说我的文字是反对中国共产党的，那么我则供认不讳，我作为一位职业军人眼睛里应当没有党的权威，所以即使我写作出了反对党的文字，一点也没有内疚之感，相反我的文字恰恰是为一个公开的大张旗鼓的反对中国共产党一党专政的人民运动张目。当“复辟”了的中国共产党认为“造反有罪”时，我出示了“无罪”的辩护，不宁唯此，我还以自己的方式揭示出了它的伟大意义，也只有在这个时刻，我才可以问心无愧地说：“66运动造就了我，我也没有辜负66运动！”
写到这里，我要告诉各位：这是我在解放军营房中所写作的最后一本书稿了，要不了几个月，我向部队递交的“转业申请书”就会被正式批准，那时，这身裹了我19年的“黄皮”就要被脱掉，我就会变成为一个真正的“老百姓”（完）。
1986年11月第1稿写于陕西省咸阳市吴家堡咸阳军分区教导队院内
1988年5-7月第2稿写于陕西省机械研究院
2004年6月6日第3稿（电脑软盘）写于韩国汉城特别市衿川区加山洞
注：本书稿在前后多次修改时，使用了一些新发表或者本人新近寻找到的资料，还望读者们谅解。
武振荣
2006年博客稿后记：
这本稿子已经是很长的了，所以我在这它的“后记”部分我就不想很多的话了，我只是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中国人能不能在一个比较自由的国际环境中，写作出一些可以对我们中国的人和事表现出多少敬意的作品或者文字。因为在已经发表了大量的作品和文字中，我们看到的东西不外是“口诛笔伐”之类的东西，而很少有不是这一方面的内容的，从人物的传记、回忆录，到理论性的文章或者探讨性质的著作概莫例外。在说这话的时候，我自己也知道中国的专制现实的确需要“口诛笔伐”，但是如果由此而认为中国的一切的一切都应该“口诛笔伐”，我就不同意了。因此，我的这本小书稿如果说有一点特别的话，那么，它所提出的我自己的1966年政治运动的历史——而这样的历史不只是我自己的，同时也是我和我的同学们和家乡父老兄弟的——就不见得是错误的，尽管它之中充满了许多的“错误”成分。
因此，在写作它的20年前，我就不认为我的这一段政治运动的历史是“走向深渊”或“走进混沌”（从维熙自传的题目），恰恰相反，我认为它是走向民主，就是到今天我也是这样认为的。如果说走向民主的事情也有一种“曲折”的话，那么，我所提供的这一段历史就是如此，但是我在这样作的时候并不否认从维熙那样的人的这一段历史的确是“走向深渊”（如我书中说到的田孝先先生和郭寿铃女士），这样以来，我就为我们中国人的这一段历史的多元性质准备了空间。既然是多元的历史，那么在它之中，数量更多的人体验到了政治上的解放，并且又都生活在一个和共产党、共青团组织风马牛不相及的自治组织内之内的事实就是这一段历史的“民主”性质之所在，因此对于中国人来讲，把这一段历史用邓小平的发生看成是“动乱”就于理不通了。
读完了这本稿子，你就会发现，在我1966年的历史中，只有前后不到1个月的党班红卫兵的生活是值得我永远的批评和批判的，但是在这之后的历史我不认为是“错误”的，因此从我“炮打兴平县委”的那一天起，我就生活在一个追求民主的历史之中了，直到今天，如果说象我这样的不是“走向深渊”的路可以接纳更多的中国人的话，那么民主到底意味着什么？
（全文完） | 
发表于 2010-5-21 14:14: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