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振荣 对一个伟大时代的回忆与理解（13-16）

tuffy05

对一个伟大时代的回忆与理解（13）

由党办红卫兵到自治红卫兵——我经历过的两种不同性质的红卫兵运动（下）

和上一次的抄家行为相对比，这最后的一次抄家要激烈得多，原因是我们的“革命行动”一开始是受到了女主人的强烈抵抗。此女人富有个性，大有宁折不弯之嫌，当着我们这些“革命小将的面”，她甚至用法律的口气说我们“非法进入民宅”——这种情形我事先根本就没有想到，一个“反革命的臭姨太”在红卫兵的面前竟敢说出这样的话来，是可忍，孰不可忍，我毫不示弱，立即反驳她说：“反革命分子的家庭不受法律保护”，言下之意，我们“革命的小将们”可以随时来抄。

就在我和女主人对话的时候，我们小分队的成员们已经七手八脚地干了起来，不到一刻钟，我们便有了“收获”，在女主人的衣柜底下搜出了一张签有“蒋中正”字样的军官委任状，一套国民党军队的军官服。在“铁的事实”面前，女主人哑了，一句话也没有，嘴闭得紧紧的，眼睛里充满了仇恨的目光。而后，同学们还翻出一些银圆和许多的首饰及3、4套旗袍……，和前次一样，都摆到街道上去了。

在这次行动中，居委会党支部派出了三名中年女党员赤膊上阵，充当我们的“顾问”。她们用脏话不停地骂女主人，相比之下，我们这些“革命小将”就文雅了一些，除了用“革命的语言”说话以外，我们并不骂人。按照事先的安排，小分队宣布了让郭“游行示众”的决定。听到这个决定后，郭发出了绝望的喊叫声，而后飞一般地从院子跑到了炕上，直挺挺地躺在了炕上，紧握着双拳，眼睛一动也不动地盯着天花板，做出了以死抗争的样子。一刻钟的时间内，她一声不吭，拒绝回答任何问题，也不做任何的辩解，犹如屠桌上待宰的牲畜一般只是直出粗气……人在迫不得已的时候竟能做出这样的动作——我心里在暗暗的思忖着。

“她在装死！”正当我在莫名其妙之时，居委会的一位妇女说。

怎么办？——我心里正自言自语的问自己，未待我自己得出一个答案，那个中年妇女又说：“搞阶级斗争，不能心慈手软，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

上述的僵局大约维持了20多分钟。女主人拒绝下炕，我们怎样地说，全不管用，几位男同学动手拉她下炕，她竟象疯子一般地跳了起来；并一下子扒下了自己的裤子，露出了雪白的大腿……我们见状后吓得拔腿就跑了出去。在女主人家的小院子里，由居委会的三位妇女策划，我们男同学呆在院子里，几位女同学冲了进去，把她拉出来，她们对着她喊：“你不要脸，我们也不要，就这样拉你上街……”，说着，她们便一齐动手拉女主人下炕。别小看这些女同学，在那个“革命的年代”，她们厉害着哩。女主人为了抗议对她个人的人格的侮辱，操了一把剪刀，在自己的胸口戳了一下，顿时有鲜血流出。她是有控制地使用剪刀的，这一点看得出来，但是毕竟流了血。女同学们看到这个情况，又一次的无所措手足，一个接一个地从屋里溜了出来，在院子里我们又一次地研究“敌情”。“顾问”们此刻给同学们打气，说：“你们不了解她，她一贯地会装死，耍死狗，你们千万不要怕，要坚强些，和阶级敌人斗争，就是这样。”“打完气”后，同学们又来劲了，大家一拥而上，把个可怜的女主人给“揪出来示众了。”

大约中午12点左右，压着郭寿铃的游街队伍停在了北街口的国营饭店门口（这是县城的最繁华处），招来了一大群围观的人。我站在一个高凳子上，用手提喇叭向人群宣读郭的“反动材料”。那是一个炎热的正午，我嗓子干得直冒烟，听众中竟有人自愿地给我递送茶水（愚蠢的说话人和愚蠢的听众）。十分明显，在兴平县城，这个“不得人心”的人的“罪行”由我这个“局外人”公布出来，肯定很符合某些人的心意。这是我在兴平县城发表的第一次公开讲演，内容是宣布和我素昧生平的一位女人的“罪行”，我已经被推上 了“阶级斗争的火线”而后退不得，只有冲上去一条路。

当天晚上，漆黑的夜幕使兴平县城变得死一般的黑暗。学习会“文革筹委会”和红卫兵大队部举办的“批斗黑五类大会”在县法院的门前召开。田孝先、郭寿铃同另外的10几个人站在了批斗台前，接受批斗。在这样规模的会上，我唱不了主角，坐在了普通观众席上。俗语说，“当事者迷，旁观者清”，一点而也不错，在旁观者席上，我的内心展开了一场搏斗；搏斗的结果，人性的因素终于战胜了“阶级”的东西。

会议大约进行了半个小时，气氛陡然的紧张起来了，7、8个手持剪刀的凶恶妇女冲到了台前，抓住了郭寿铃的头发，不容分说地剪了起来……。此刻，这个在过去的岁月中也被称之为“兴平一枝花”的女人的容貌给完全地毁了，在几声撕裂人心的尖叫之后，她昏厥过去了。看到这一幕情景之后，我感到五雷轰顶，眼前一片漆黑。“是我害了她”——良心复苏过来的我如此说。我当时责备自己：“你到底干了些什么？难道无产阶级的革命就非得如此的残暴不仁？”我显然已经进行了反思，对于以制度的方式向我们灌输的东西提出了质疑，虽然我那时还形成不了一个答案，但是，这桩发生于此时的事件再一次地触动了我的灵魂，与我而后走上独立地寻求自由之路有着极大的关系。就这个线索去去理解66运动的人性解放问题，也会得出一个有益的结论的。在大造反运动中，我们虽然还没来得及为党办红卫兵的事情忏悔，但是大造反时间中已经复活了的人性给一个未来的时间中的忏悔做好了准备。说到这里，我感到有必要向各位读者们交代一下田孝先和郭寿铃的后来的命运问题。据说，在1970年的“打击现行反革命分子”运动中，田被以“现行反革命罪”被枪决，郭寿铃女士的下落不祥，从此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她。如果她同田先生一样地作古，那么，我只好祷告于苍天，愿他（她）们的在天之灵永享平安！

生活中的某些事有时候同小说中描写的一样。中国著名的古典小说《水浒传》中有“真黑旋风遇上了假李逵”一节，说的是李逵在回家探母的路途中，遇见了一位名叫李鬼的人，装扮成他的模样，手持两面板斧行劫时恰恰就碰上了他，1966年的9月某日，我在兴平县教师学习会上就遇到了上述的情况。可能是某天中午，一伙自称是“真正的红卫兵”的人们来到了学习会，声称要在学习会上“传播革命的红卫兵火种”，以揭穿“兴平县假红卫兵”的真面目，别的不说，光听这话的口气也是怪吓人的。

这一群“真正的红卫兵”也不过10来号人，是来自南郊中学的同学，他们大概都是高中学生，个头、派头和口气都比我却大！他们说自己是“在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运动中冲杀出来的人，肩负着把兴平县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任务，是当今的兴平县唯一的造反派红卫兵！”他们用一种全新的语言同我们讲话，使我们的耳目为之一新。他们说，当今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是要反对地、富、反、坏、右，而是要反对比地、富、反、坏、右能量更大、力量更强、手段更厉害的共产党内的当权派。如今能够改变我们无产阶级红色江山的人物不在党外，而在党内，所以我们目前正在进行着的文化大革命的重点就是反对党内大大小小的当权派。因此，只有掌握了这个重点，我们才不会迷失革命的大方向，否则，我们就会偏离革命的大方向，文化大革命就会半途而废，一无所获！

说到这里，我得插话，如果读者们没有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又如果读者们听信了“复辟派”们的话，以为文化大革命就是按照毛的阴谋进行的，在此，我声明，作为研究文化大革命的人，我并不一定要进行毛的阴谋的有关探讨，我只是直接地描述我们那一代人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真实行为和真实的态度，并记录下那许多的行为和态度的变化之经过。在理论上讲，我们同学们之间开展的文化大革命同中共中央、毛泽东好象有直接地联系，我们的一举一动都好象是受毛指挥的，其实呢？这完全是误会，发生在我们之间的文化大革命是按照同学们自己对文化大革命的理解进行的，是地道的我们自己的行为，这种行为虽然同毛的文化大革命有着逻辑上的联系，但是其精神实质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因此，上述的同学们的一番话，说在了这个时刻就能够在一个瞬间一下子改变了我们这些党办红卫兵的想法和看法，而且在不久的将来，它也要改变全国人民的看法和想法，其关键的原因在于在已经开始从共产党运动中游离出去的人民运动必然要最后地落脚在“我”的文化大革命上，因此文化大革命的意义必然地要由“我”来宣布！

正因为如此，上述语言和精神都带有强烈的个人主义的色彩，同那死板的官方语言完全的不同。目前，中国社会广泛地流行“文革语言”的谈论，可是，有几个人能够认真地解读“文革语言”的真实含义呢？我记得在当时，一位戴着大眼睛的女同学，一边用手比画一边对我们讲：“同学们，战友们，你们自称是红卫兵，但是，你们为什么放着党内当权派这些大老虎们不去打，而偏要去打小老鼠（指地、富、反、坏、右）呢？请问，那些已经被我们打得无处藏身的小老鼠们难道有能力、有力量阻挡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滚滚洪流的前进吗？不，根本就不可能，当前在我们大西北，在我们陕西省，在我们兴平县文化大革命的阻力——到底来源于哪儿呢？”女同学停顿了一下，未等待我们我们开口，她理了理眼镜继续说道：“阻力来自西北局党委，来自陕西省委，来自兴平党委，具体说，来自刘谰涛，来自霍士廉，来自孟昭亮，……同学们，你们不懂这个而去搞文化大革命，你们不是走上了邪路吗？毛主席给我们指引的文化大革命是康庄大道，我真不明白，你们为什么偏要走邪路不可……？”

女同学的话还为讲完，一个男同学激动得跳了起来，举着拳头高呼：“打倒刘谰涛！打倒孟昭亮！”一时间，我们这些听众也情不自禁地跟着喊了起来。于是，“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不获全胜，决不收兵！”“毛主席万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的口号连成一片。诸位，你如果身临其境，你一定会对这种“革命激情的剧烈变化”留下深刻的印象。在那个奇迹般的变化之中，上述同学们的一番话和几句口号，便改变了我们这些党办红卫兵的思想情感和精神状态，是我们立刻觉察到了自己“方向路线方面的错误”；在造反的红卫兵的帮助下，我们竟一下子改正过来了，这样我们斗争社会上不幸的人的错误，在一个更错误的看法中（他们是小老鼠）竟然给改正过来了。

在同他们的进一步交谈中，我们了解到文化大革命中的各级工作组是刘少奇、邓小平“背着”毛主席派出的，目的是要把“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以实行他们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专政。我们无产阶级的革命的造反派就是要造这个反，就是要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紧跟毛主席党中央不掉队。说到这里，我又得指出发生在这里的“站队”行为，你们若还认为是我们真的同毛站在了一起，不是误会又是什么呢？从现有的共产党队伍中“站了出来”，并在它的对立面组织中就位，就是我们“站队”行为的真实的意义。就在这个时间内，大操场上挤满了人，老师们纷纷跑来“看热闹”。同学们争着发言，而教师们则一声都不吭。眼下这是一个只允许学生们闹革命的时期，老师们还处于“靠边站”的状态。现在，社会上流行“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号，实际上在此之前，社会上已经出现了让一部分人先自由或者先革命的事了。

“心有灵犀一点通”，不错，在那个特殊的时代，青少年人的确是这样。就以我们的例子来说吧，被关在西郊中学的大门内，实行“关起门来闹革命”的我们在整人的“火线斗争”中都干了些什么事呢？即使走出了学校大门，也不过是在县城做了一番“革命的表演”而已，如果说这就是文化大革命，那么我们的文化大革命的使命也将要随之而结束的了，问题是在这个时间上的文化大革命因毛对党发动的冲击已经发展成为另外的一种运动了，因此我们的使命非但没有结束，而是刚刚开始。在这个意义上把共产党的文化大革命比做一个“子宫”，从它“生出”的“儿子”就是66运动。你要研究它，你说“儿子”和“母亲”有些象，我不反对，但是，你认“儿子”就是“母亲”，我就不能不反对的了。现在的问题是当文化大革命完全地要排除了来自共产党组织方面的“阻力”时，一个以造反方式出现的反对共产党的运动就是我要为之辩护的66运动。朋友，我告诉你：66运动同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最根本的区别是，前者人民要革共产党的命，后者共产党要革人民的命——分不清楚这个而研究66事变，那无异瞎子摸象，但是孰我直言，目前中国社会就有这些一些政治上的“瞎子”，他摸着了象的腿，就断定象是一根柱子，把文化大革命看成是“动乱”的人都是这样的“瞎子”。

立足事变旋涡中的我们，突然间感觉到《16条》和《人民日报》文章都是为了我们而写的和发表的，它一再强调的“无产阶级的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运动的话语难道我们就听不懂吗？就全当我们是一些政治上的傻瓜蛋，这样的话，我们也还是能够听懂的。既然“毛主席党中央”部属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是“人民群众”的运动，那么在运动发展的关键时刻，“人民群众”喝令“充当运动绊脚石”的各级共产党当权派“靠边站”，就有了法律意义上的内容了。把共产党运动的一贯的内容掏空，换上人民的东西，就成全了运动的革命性。用上述的观点去检讨我们在学习会上所进行的文化大革命，那不是糟蹋革命又是干什么呢？在这样的窝囊透顶的革命中，我们的一言一行都得听工作组的，都得听别人的，稍有差错，就会和学习会上的郭焕新、李熙一样地走向反面，由革命者变成为“反革命分子”。外表上，我们好象是轰轰烈烈的，其实呢？我们的内心深处和被批判的人一样，是战战兢兢的，试问，这种外强中干的现象还要维持到什么时候呢？我们口口声声地要革命，现在，最好是先革我们自己的命，怎么个革法呢？不就是“紧跟毛主席党中央不掉队”吗？毛主席党中央号召我们“炮打”当权派，我们还有什么可以犹豫的呢？也正是在这个节骨眼上，我们这一代人才由雷锋式的人物一下子转变成为造反派战士了。

造反行为所产生的直接的后果是我们失去了政治上的上级，于是，学校党组织、团组织以及由它们控制的学生会组织都因为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联系受到了我们的“炮轰”，现在都作鸟兽散了，刚刚成立的“文革筹委会”也没有挡住我们，被我们当成了“当权派的御用工具”而给一脚踢开了，我们的自由，不，也是将来的人民的自由，就出现在这个时间中。

上边，我描述了我自己由党办红卫兵向自治红卫兵的转化经过，此处，读者们如果用记者的方式向我提问：“你当上了造反派的第一个感觉是什么？”我会回答：“流眼泪！”对于未曾经历过66运动的人来说，我的上述的回答，可能会使他们哑然失笑，然而对于那些亲身经历了66运动的人来说，我的话可能会勾起他们的许多的回忆。就我个人的感受而言，在学习会上，我们这些学生中间的好学生在向我们的老师“开炮”的时候，难道真的就不心疼吗？只是没有办法啊！眼看着一个个老师被整得焦头烂额的样子，我的内心已经生出了一种酸楚的东西，此刻，这种东西虽然还没有变成为眼泪，但是，它迟早是要变成为眼泪的。在整人的年月里，我们谁能流出眼泪啊？谁又敢流眼泪啊！刘老师不是在郭老师自杀时流下了眼泪而被当成了“叛徒的孝子贤孙”受到了“革命的批判”吗？“前车之辙，后车可鉴”的道理我们还是懂得的。66运动前的中国社会是一个良心喂狗的社会，理解了这一点，几个月之后，我们在见到了毛泽东时，心中酸楚的东西顿时变成了挂在腮傍的泪水的情节就易于理解了。看见了亲人才会哭泣——人性中这种通常的现象，值得一说。由此我回忆起了我在两年前的那次“关门整风”时挨整的情形，20多天中，我一滴眼泪也没有掉过，但是回到家中，当老祖母那干栝的手指在怃摸着我的头发时，泪珠竟象断了线的珠子一样地掉了下来。“这娃受苦了”——老祖母自言自语的说。

在一个制度性的欺负人的社会中，我们青少年人突然冒出了一种不被欺负的思想——这无论怎么说都是一桩革命性的事件。因此，当时我们以“无产阶级造反派”名义所提出的问题实质上是一般意义上的人的问题。依据我个人的体会是，66精神实质上是中国人的脊梁骨，抽去了它，人就站不起来了。66运动的最大缺陷是它不能以自己的方式运用自己的语言去阐明运动的意义，所以，运动的本意是什么？具有什么样的性质？其间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全都说不清楚，也许抓住了这一点，反对它的人才说：“既然连理都说不出来，还有什么价值可言呢？”

1966年事变是一个突发性的政治事变，粗看起来，它缺少一个渐进的过程，因此解读它是比较困难的，在写作这本书的时，我并没有自诩我就完全理解了这一场运动，我一再强调，我写作本书的动机是给所有欲理解它的人提供一种模式，倘若这种模式真有价值的话，那么，它替代20年以来先后流行的毛、邓模式也就不足为奇了。我认为，大人物们理解66运动的观点固然重要，但是不见得更有价值。就现象上看，66运动好象是一个大人物的运动，实质上它是一个地道的人民运动或者说小人物的运动。它所要解决的不是一个阶级的问题，也不是一个党的问题，更不是某些个人的问题，而是广意上的人的问题。正因为如此，我才认定66运动是一场民主的运动。

现在的情况是这样，这个不成问题的东西其所以成其问题，只在于当时的行为中的人并不是这样的看待问题的，他们认为由自己推进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无产阶级的革命”，它要解决的问题是无产阶级“最后解放”的问题，所以这样做的结果，使运动的意义很难越出毛的圈子而被运动者自己所理解。在这里我做这样的一个说明，也许并非没有道理，如果说无产阶级的“最后解放”意味着“全人类的解放”，那么66运动的解放意义即使在当时的官方宣传中也可以找到，只是我们没有认真地寻找罢了。运动中的那个“无产阶级”的字面意义虽然没有发生变化，但是，它的内容已经被解放的意义和解放的精神所充满，以至于最后地变成了一个解放的词汇，表达了一种解放的意向和解放的情感。因此，用解放性的观点去分析66运动，那么，我们便可以发现运动的价值。在一个解放的时代中，人民有爱的自由，有狠的自由，可以有无缘无故的爱，也可以有无缘无故的狠，全然的不需要出示什么理由。选择之于人民是自由的，不仅仅行为是自由的，就是连情感的表达也是自由的。事后的批评认为人民太张狂了，但是不理解人民在运动前所遭受的那种压迫和压制，不了解人民内心所积累的痛苦和不满，不知道他们的行为所受到的接连不断的挫折，就不可能理解人民为什么会张狂的原因。检讨近300年以来中国落伍的原因，我认为其中的一个最后明显的东西就是中国人张狂不起，他们总是想过一种四平八稳的、因循守旧的生活。

论述到这里，我已经说到了我个人挨整，我们校长挨整，我们老师挨整，县街道上的无辜的人挨整，文教局长挨整的大概经过，目的是要说明一个问题，人不造反就不得安生！我以为66运动中产生出来的自由和民主的东西有几分魔幻主义的气味，若不是这样，对我们这些吃共产主义奶水长大的人来说，一副又瘦又嫩的肩膀怎么能担当起从政治上解放中国人民的重担呢？

把发生在我们身上的这一变化同我们生长于其间的社会背景文化背景以及政治、经济的背景割裂开来看，当然不对，我们这一代人，从呱呱坠地的那一天起，便被放置在个人责任无由发达的环境之中，教育和养成都要求我们每一个人要极力地抑制自己的个性以及个人的责任感，以使我们自己完全适应社会的需要；另一方面，统治者们又把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历史重任”放在了我们的肩上，并一再地要求我们要有勇气承担起它。就在66造反的前夕，这种完全矛盾的社会责任感和革命使命感在我们身上造成了一种发达的趋势，在这样的趋势之中，我们虽然发现不了完全意义上的个人责任，但是革命权利要由具体的个人来进行和运用的情形又造成了不可否认的个人权利的张扬，抽象地谈论这种问题可能会造成阅读上的不便，但是就运动前造反者的真实情况来分析它，运动中间出现的那种个人权利的放大现象不是对运动前共产党社会消解人的权利的行为的一种反动吗？就此而言66运动并非无法律意义可言，而是人们没有找到相应的法律方式去分析它。表面上看，66运动好象是一场无法无天的运动，其实呢？你只要是亲身经历了它，并在其间变成为积极的一员，你就会为它的内在的秩序井然而赞叹不已。

66运动前专主义的理论是这样教导人民的，合理的社会应当是一台机器，机器有效工作的前提是机器中的每一个零部件和每一个螺丝钉都完全地符合设计要求，并依据设计原理而工作。因此，这种社会的最大合理化程度就使每一个社会成员“螺丝钉化”。66运动前的中国社会就是这么一台大机器，由中国共产党设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就是为了促使这台大机器能够在持续的工作中更加有效的运转，但是事与愿违，当中国共产党当权派变成了运动“炮打”的对象之后，新兴起的66运动便“打碎”了这台机器。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在论证法国巴黎公社革命时所提出的“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的那一种语言才被中国的造反派看成是“最高真理”。马克思主义——这个从1949年起便迫使中国人民接受的主义，在这个特殊的时间中变成了中国人民政治解放的“符号”是一个显然易见的事实。

如何分析上述现象，最具有代表性的看法是，人民在那个时代因不懂马克思主义而滥用了马克思主义。我不同意这样一种十分肤浅的看法，我从我自己的亲身体会中得出了这样的一个结论：在运动中人民突然感觉到自己最懂马克思主义，并且普遍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行为是一种权利意义上的事情，也就是说，人民这种行为在多大的意义上符合马克思主义——这个问题另当别论，首先它第一个意义是“动摇”了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垄断”，一旦普通人认为在掌握马克思主义方面自己同共产党人是平等的，那么由共产党掌握的马克思主义就不应当排除由人民所掌握的马克思主义了；其次，人民直接地求助于马克思主义，用自己的偏好解读它的行为又产生出了一种新的马克思主义，同经典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人的流行马克思主义比较起来，它更加“流行”，“流行”到了“想当然”的程度，所以可以说，它是一种“想当然式的马克思主义”。今天，当研究者们站在学者的立场上来看待这种马克思主义那就不会发现它的价值，所以，你只要把它放在产生了它的那个造反的时代中去分析之，你才会发现它的价值。这种被我称之为“想当然的马克思主义”又是一种口号式的马克思主义，它并不关乎马克思怎样说，说了些什么，到底有什么样的意义诸如此类的问题，仅仅关乎着行为者内心中所认定为正确的东西；说到底，这种东西也许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但是它一旦贴上了马克思主义的标签，那么它就被当成为“不证自明”的马克思主义真理。正因为它是“不证自明”的，所以行为人在行为时，便减少了许多的理论上或者思想上的麻烦，而恰恰是这些麻烦往往会造成行为人行为的动摇和犹豫。就此去理解66运动中亿万人民群众突然感觉到自己最懂马克思主义的那个现象，反对它的人就不再会摇头的了。此时，一个理论解放的意义就在于：一些真正读过马克思书的人反倒不懂马克思主义，那些从来就没有读过马克思书的人，对马克思主义异想天开的人反而更懂马克思主义。

就说我个人吧。17岁上的我除了从政治课中知道马克思以外，一本马克思的书都没有读过，但是，在运动中，在写大字报时，在辩论时，有谁能够拒绝我用马克思的名义和口气讲话和发表意见呢？在那许多的场合中，当我振振有辞地说，“马克思主义者是这样认为……”的话语时，有谁能够驳倒我哩。那个时候，若是有人问：“你读过马克思的书吗？”我会回答：“没有！”如果对方说：“连马克思的书都没有读过，还谈论什么马克思主义呢？”我会说：“世界上有两种马克思主义，一种是书本上的马克思主义（那时我们用毛的话叫它为“本本主义”）；另一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我要的是后者而不是前者。”此刻如果真的有人要翻开马克思的书，从中找出反对我的话来，我会摇摇手说：“别来修正主义的这一套……我们要马克思主义，不要修正主义”。他再问：“那么，你说一说，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我会毫不犹豫地告诉他：“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诸位，这就是我们当年“创造”出来的马克思主义，你若还以为它同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相差十万八千里，那么你就看对了。这事实上是一种我们自己的主义，是我们当时对于哪些依据我们自己的语言所不能够言说的东西的勉强言说。在那个时代中，给我们自己的东西贴上诸如“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之类的标签那若不是一种我们的“创造”，又是什么呢？质言之，我们在对马克思主义一无所知的情况下，立足于自己解放的立场上，用民主、自由的精神解读了它，又错在哪里哩？

在这本书中，我有必要指出，中国的专制社会不止是一个政治专政的社会，它在实行政治专制的同时还实行经济的、文化的、思想的、精神的专政，是一个具有多种专政职能的社会，它在自己的纯粹化过程中，已经变成了一种“铁打的江山”。这种“铁打的江山”虽然具有剥夺人性的本质，但是，它并不是在一开始就剥夺所有人的人性。在50年代初，对于经历了长达半个世纪“社会大动乱”的中国人民来说，它还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的，首先人民得到了“和平”，可以休养生息。与那时人民物质生活的极端贫苦状态相适应，共产党实行的社会主义式的经济性的剥夺政策还没有伤及到基层人民的更多的物质利益，其行为只是严重地伤及到有产阶级、有闲阶级以及文化阶级的利益，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说社会是“无产阶级”的，说它主要是“反对剥削阶级”的也许并不荒谬。问题只在于当社会以及政治的进程发展到了普通人的愿意表达和普通人的政治、经济的要求有了发展时，社会才一下子立于“人民的对立面”。就此而言，毛在1966年对现行制度、现行政策以及现在的共产党各级当权派“站到了人民的对立面”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也是民主的，这一种判断虽然没有立刻地导致出人民对自己行为以及自己处境的独立的认识，但是，它却象一把火一样地燃起了人民解放的热情。 在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中，在一个一贯的共产党统治的社会中人民仍然是“革命的主体”，享有造反的权利和反抗的权利——这就是毛泽东在1966年的价值的亮点！可见，1966年的毛泽东本意是要在“社会主义”的问题上做文章，但是，做出来的文章，却出乎意料的具有了“民主主义”的性质。在毛的“字典”里，可能没有自由、民主、人权这样的字眼，但是在1966年的毛泽“东行”为中这些的东西却象零散的珍珠一样地镶嵌在他的“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之中。站在这个全新的角度上来审查1966年的政治事变，我们即可以发现一趟高速前进着的中国社会主义的列车，在经过“66道口”时，因毛泽东这个“错误”的“板道工”的工作而走上了“错误”的民主自由之路的全过程。值得说明的是，有关这一点，我不是今天才发现的，在1974年写作《绝妙的戏》时，就发现了它。

在伟大的66运动中，不只是积极分子才享有革命的权利，而是几乎每一个社会成员都享有革命的权利，其中包括那些以前社会上的消极分子。运动初期，共产党社会中的积极分子的“失势”和消极分子的“得势”的情况就最好地说明了问题。事变是在一个瞬间发生的，所以难怪那么多的人不理解它。就理解而言，把在一个突然的时间中获得了解放的奴隶们被放置在了一个主人的地位上，人们是怎样的一个作为的，事情不就是明摆着吗？所以，我以为咒骂红卫兵的事情是十分容易的，红卫兵运动的确有许多值得“挨骂”的地方，但是理解红卫兵、批评红卫兵就不一定的容易了。目前中国的媒体要给人造成以下的错觉，似乎全世界的有识之士都在反对红卫兵，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我个人站出来为红卫兵说话，就有点“不得人心”之嫌了。不过，我个人是这样认为的，在我们这个大号中华的国家中，“得人心的事”大概很多很多，所以我即使提出了一个“不得人心”的学说，也许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

大略说来，红卫兵运动并不是一个纯粹的而又自觉的运动，它是1966年的共产党运动到人民运动中间的中介性运动，既有政治上害人的那种成分，又有政治上解放人的那种意义，与此相应的是它大体上经历了“党办”和“自治”两个阶段。“党办”红卫兵运动的最主要的特征是它只有一个观点、一个统一的组织和一种前后一致的反对社会上的“四旧”的统一的纲领，因此，反映在它的标志上的是袖章上只有“红卫兵”三个字（毛本人就戴的是这种袖章）；自治的红卫兵运动就大不相同了，它分为两大派或者几大派，没有统一的纲领和统一的行动，所以谁想操纵它都不可能成功，它是一种真正的自由的组织，按照自由组织的内在法则运行。正因为我有这样的看法，在研究66运动时，才获得了一种自由，才没有被社会上的流行意见所俘虏。

自从我开始研究红卫兵运动时，便认定毛不是解释红卫兵运动的最恰当的人选，因此，我认为他的那一套言论虽然不是完全的没有价值，但是毕竟是价值有限。在推进红卫兵运动向前发展方面，毛虽然起到了我们普通红卫兵中谁也起不到的作用，可是我们不能因此而把我们的运动就拱手让给毛，我们不是《三国演义》上的陶谦，我们不能做“三让徐州”的事，也就是说我们“谦虚”不到非要把自己的东西让给别人不可的程度。在他还活着的时候，我们的运动经他一说，完全变质、变味了，变得不关乎我们自己的事，好象完全地变成了他——毛泽东——一个实验品。其实呢？情况完全不是这样的，运动中我们奉他之名所做出来的那许多的事情，全都与他无干，只是当时我们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而已。今天，当我们在认识到了这一点的时候，我们便没有权利保持沉默。红卫兵这三给字固然是因“保卫”毛而得名，但是在运动的发展过程中，受到了“保卫”的那些东西不是我们个人的“私货”又是什么呢？“保卫”我们自己，使自己立于“神圣不可侵犯的境地”，乃是红卫兵的基本价值和基本意义。这样的事情不但在20年前是合法、合理的，就是在一万年以后，它依然如此。这样一说，同一个红卫兵运动在不同的观察点上会出现不同的面貌和不同的意义的事情，就用得着我引用苏轼的“题西林壁”的诗来做脚注的了：“横看成岭则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庐山中”。

红卫兵运动是一个破坏力很强的运动，它在专制社会主义者们惨淡经营了“17年”之久的“铁打的江山”上“炸开了一个大口子”——就凭这一点来说，它也是了不得的事情，别的不说，光是把共产党统治的“17年”当成是“黑线统治”和把共产党社会当成是“反动”的“四旧”社会来说它也已经是为而后的人民大造反行为“准备了舆论”，最后，一个中国民主的本子——66本子就建立在这个时候！它破坏了社会上现成的价值观，为一种新的价值观的流行准备了基础。就纯粹的理论意义分析问题，红卫兵运动首先表现了一代青少年人的新生的价值观，虽然此时它并不必然地引带出正面的自由的人生观，但是它总是以批评的方式对待了原来的人生观，使自由的人生观在生产的过程中少受了许多的磨难。在目前流行的看法中，红卫兵的最大破坏性集中在文化界，几乎所有的人都异口同声地把它看成是“文革的重灾区”，以为“文革”的最大罪过是破坏了中国的文化，我不主张用这样的方式看问题，因为我即使同意中国文化界“遭受了巨大的损失”的观点，我也还是从中发现了在“损失”中振作起来的文化界在而后的时间中已经走在了中国社会自由化运动的最前面。就在我写作此书的今天，中国的自由化风气在文化界率先形成了气候难道与66运动无关吗？把这个现象同66运动前文化界被动挨打的局面做一个对比，其中的问题不就是十分地清楚了吗？我就此预言，在未来的中国民主化、自由化（我叫它“两化”以同官方的“四化”的提法相对立）运动中，中国文化界不但不会受到冲击，而且它会向民主自由的鼓风机一样地起作用。基于同样的道理，反之，如果中国的文化界和66运动前的样子一样，是一个共产党的文化界，那么，它肯定要再一次地受到冲击！

在我自己的红卫兵生活中，因没有接触到文化界的知名人士和社会上的名流人物，所以不存在直接地反对他们的问题，但是观念上的变化我个人还是能够感觉得到的，此前，一直被看成是权威的人物们的权威肯定打了折扣，不管是政治的、文化的、教育的、学术的权威统统受到了质疑。一个非权威的政治运动势必趋向于不要“一切权威”的极端，哪怕这种极端上的东西为人们的主观意识所反对。

红卫兵运动是一个学生运动，它的许多的价值还集中地体现在学生们走出学校的这一行为上，由此诱发出的66运动的自由，便可以获得一个正面的意义了。学生的行为一旦越出了学校，那么它作为一个社会阶层便获得了任性的自由；这种任性的自由虽然不是自由中的最好的一种，但是却是一种真正的自由。对于他们来说，专制主义用地域的方式统治人的那一套就完全地失效了。一时间他们变成为无人能管的人。这样以来，在中国亿万人民获得自由的前夕，一条自由的路就这样的给任性的学生们踏了出来。反对我的观点的人，可以抓住这一点说：“难道自由社会就没有学校体制吗？让学生们整天地在社会上跑来跑去？”回答肯定是否定的，在这里，我们遇到的问题不是如何选择一种教育体制的问题（左毛派人物这样认为），而是要不要自由的问题，所以，正确的选择应当是什么，不就是清楚的了吗？我们虽然失去了2年的学校教育时间，但是，我们认识了自由、学习了自由和抓住了自由的事情亦是件幸事。人世间的一切，没有高于自由的东西——这便是66舞台上的潜台词！

共产党最初设计文化大革命的本意，是要解决中国学校教育的体制问题，只是当这个问题被用“革命的方式”提了出来时，并且解决问题的“主体”变成学生时，中国整个的体制问题才浮出水面的了。对于共产党来说，文化大革命走到这个地步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了。

我作为当年数以千万记的红卫兵中的一员，在回忆到我的这段生活时心情很难平静。在伟大的运动中，尽管我们是最先获得了自由的人，但是，我们却说不出“自由”二字，虽然自己已经被自由的东西所充满，但是，缺乏理解自由的相关知识和教养的情形决定了我们在表达自己的真实感受时说了些与自由极不相干的话。此间，如果有人认为我们的语言比我们的行为重要的话，那么，我将放弃为66运动的辩护，若不是这样的话，我解读我青少年时代所经历的这一场自由民主的运动，其价值之与我们的后代来说，就不是可有可无的了。

仔细地研究66运动的每一股涓涓溪流，明眼人一下子便可以发现，在那个需要变革的确也产生了变革的运动中，就连“牛鬼蛇神”这样的东西也发生了变化，以前它主要是指“五类分子”，现在它把社会上的那些“老革命”、“老党员”、“老领导”也都包括进去了，文化大革命不就是要打倒他们吗？在这里，我并不涉及文化大革命的毛泽东看法和我们的看法之间的异同问题，我只是强调，我们的造反行动受到了毛的大力支持，到后来当我们发现毛同我们一样也起而造反时，我们就变成了毛的“兵”。在那个时候，我们不可能理解毛为什么要造反，只是我们知道我们为什么不能不造反，于是，我们在同一个造反的时间上认毛为领袖，就很自然。是造反诱惑了我们，使我们集合在毛的麾下，“毛主席会保护我们”和“我们要保卫毛主席”的观念交织在一起，使我们在一桩糊涂动机的支配下干出了一件伟大而不朽的事业。

在这本书稿在1988年修改时，我请身边的几位副教授批阅了稿子，其中的一位认为内容“不好懂”，读起来很吃力，我当时是怎样对他解释的记不清楚了，只是，我要借此机会告诉大家，人们若带着决定论的观点去读此书，那么肯定读不出名堂。因为在这一本书中，有一个明确地反对决定论的意图在内，这样以来，我就不得不声明我的看法同下述的看法完全不同，即在一个政治行为中，行为的人的主观动机决定一切。这样的一种在今天非常流行的看法还可以表述为，有一种错误的动机，必然就会有一种错误的行为与之相关连；因此，在解读这种行为时，行为人的动机就是决定一切的因素了。我不同意这样的看法，我认为在分析66事变时，即使假设毛的动机和红卫兵的动机一样，在“同一个动机”的支配下的人们的行为却是完全的不同。对于毛来说，文化大革命是一个清除异己的运动（如人们认为的那样），对于红卫兵来说，情况也一样的吗？由毛泽东作成的文化大革命是要解决“中国社会的资本主义复辟问题”，由红卫兵搞起来的文化大革命却是政治上解放人的问题——这显然不一样！正因为这样，我认为政治动机在人们的行为中到底应当起什么作用的问题非但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而且也是一个异常复杂的问，所以我不会轻易地对它下结论，即使这样，我还是以我自己的方式提出了认识人类行为特别是认识人类革命行为的大问题，到今天为止，我虽然对这个问题作不出满意的答案，但是，有一点却值得肯定，即绝不能把人类进行革命的那种行为当成制造电灯泡，发明高速公路，种植烟草，打扫环境卫生之类的工作来看待。在所有复杂事物的范围内，最为复杂的事就是人类自身的事情。因此，66时期的人，看起来是如此地简单，但是你分析起来，却复杂得出奇！

我个人认为66运动很不简单，所以我很难承认那些用最简单的方式去研究66运动的人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在1966年的伟大运动中，并不是人民等待手中有了真理才去造反，而是恰恰相反，他们先行造反，然后才去说明造反的理由。在人民看来，造反本身就构成了一种理由。那时，不光是人民是这样看的，毛和左毛派人物们也是这样看的。1967年1月，一篇体现了毛个人意图的〈〈文汇报〉〉文章——“革命造反有理”是这样说的：“造反有理这个口号，永远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口号。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还是假马克思主义者，如何对待这个口号，以什么态度对待革命造反派，这是检验他们的试金石。你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你就一定会不折不扣地认为‘造反有理’，你就一定是‘革’字当头；你是一个假马克思主义者，你就一定会不折不扣地认为‘造反无理’，你就一定是‘保’字当头。当今的时代精神，就是革命造反精神。”（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第398页）

对一个伟大时代的回忆与理解（14）

第8章：“炮打兴平县委”——我的造反生涯的开始（上）

尼采在《查拉图斯如是说》一书中，以哲人的口气向群众讲话时说：“哪个时辰是你最伟大的时辰？”他自己回答：“当你轻蔑一切的那个时辰”。是的，人生总是在常规中生活的，一生的大部分时间是受常规支配的，并在不知不觉中变成为常规的“奴隶”，但是有的时候人会突然间变得“轻蔑一切”，把一切一切的权威都不放在眼里，好象惟独自己是世界的主人。正因为如此，在这个时刻中，人会把一个平时间的“奴隶”扶正为“君王”，使之“统帅”一切。在伟大的1966年，我就遇到了这样的时刻！作为这个时刻中过来的人，你要我现在说一说我当时身上是怎样地发生了上述变化，于变化时我个人又是怎么个感受的——我都说不清楚，但是，有一点却是明确无误的，那就是我自己好象是被“时代的浪潮”推着走的，不走都由不得你！所谓的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就是这个意思。

9月中旬的一天下午6点钟，受到造反红卫兵启发的我们这些党办红卫兵也起而造反了，也从这一天起，我才变成了一个真正的红卫兵了。朋友们，你如果没有亲身经历过66运动，所有的有关66运动的事情都是道听途说的，所有关于66运动的图像也都是从影视作品中获得的，那么我在本章中说到的“造反”2字勾起了你思想上的一副什么样图像，我不得而知，但是，我给你所画出的如下图像却是没有经过别人“加工”（如邓小平和那些反对文化大革命的“作家”）的我认为是“原始版”的东西。我接着说，就是某一天下午，我们一伙人径直闯入兴平县委机关大院，找主管文化教育的县委副书记——张世龙就兴平县文化大革命的有关问题去和他辩论。伙计，这个就叫造反！对于完全没有经历过造反的人来说，一听造反二字你可能头发竖立，以为它同孙中山、毛泽东一样是拿起枪杆子干，是杀人流血，我告诉各位绝对没有那回事，我们的造反是政治造反、文化造反或者说是精神造反，其行为是文明的。正因为造反发生时中国社会是一个极端的专制社会，社会允许人们有一丝一毫的“异端”行为，因此人民在政治上公开反对当权派的行为才被称之为“造反”。不可否认，这种行为在当时是具有危险性的，所以行为者必须发扬“不怕杀头，不怕坐牢，不怕老婆离婚”（毛泽东语，可惜我们那时还没有“老婆”）的精神也就成全了所谓的造反的内容。

依据专制社会的常规和惯例，我们这些正在学校接受党的培养和教育的青少年学生们，是不可能也不应该就党内重大的政治问题与重要的政策不受约束地越级去质问党内领导人，更不能允许用“聚众”（那时和现在，“聚众”的后面一般连着“闹事”二字）的方式向党施加压力，试问，我们这些大不了只是共青团员的人，有什么权利去“过问”党的政治运动？有什么权利去对党领导的政治运动评头品足呢？有什么能力和本事去质问县一级的党的领导人呢？如果说我们都是党员，对于党的县一级组织依照中央文件精神所“落实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做法提出质疑——其行为也许不太出格，可是，我们根本就不是党员，是在学校读书的学生，何况就年龄来讲，我们也是“乳臭未干”，所以我们的行为在当时的情况下是不符合惯例和常规的是用不着强调的事实。但是1966年的事情就是这样，所有不符合常规和常例的东西都可以用“造反”二字解读，于是，一个当下的许多许多的谁也没有办法解释得了的新事件，“造反”二字都给解释清楚了，一点点含糊的地方也没有！

仅就现象来看，共产党的运动要求人民参加和人民参加了共产党的运动，都是没有任何疑问的，只是人民的政治参与行为所引申出来的政治诉求、政治热情、政治积极性实际上远远越出和突破了共产党运动的界限和极限时就会产生出运动的“质”的变化；分析这种变化，一个维护共产党统治的运动为什么在中途变成了一个打倒共产党的政治运动就是1966年中国伟大事变的最微妙之处，解读它，你就算是理解了66运动，要不然，你不是站在了毛泽东的“樊笼”里，就是被淹在了邓小平的“痰盂”里，怎么说也算不得一条英雄好汉。文化大革命是要发动人民群众的——这一点毛泽东和刘少奇、邓小平没有多少的分歧，如果说有分歧那也仅仅是：在刘、邓（那时叫“刘邓路线”）那里，共产党运动和人民群众的运动一定是要有区别的，不但有区别，而且一定要把后者无条件地置于前者的绝对领导和绝对控制之下；在毛泽东这里情况就完全地不一样了，他要不断地把“人民群众”的运动“上升”到“无产阶级运动”的高度，以至于当这种“上升”的行为在遭到了以刘邓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反对时，他宁肯要“人民群众”的运动也不要“共产党”运动。可见，毛的确在1966年“得罪”了共产党，但是，他却支持了人民群众。站在今天的观点上，人们谈论文化大革命时，说毛支持人民，刘、邓反对人民，这样的话也许显得宽泛，但是，你若还处在1966年事变的大旋涡中，你一点都不会产生空洞的感觉，一种共产党的利益、共产党的思想和共产党的路线同人民的利益、人民的思想以及人民的路线之间的分歧是最为明确不过的事实，从这种事实中所产生的有关疑虑若还遇上了辩论的可能，那么一个民主的时代不就是呱呱坠地了吗？

突然闯入县委机关大院的我们这些人当时情况是这样的，如果说这个无产阶级的文化大革命应当是一次真正的人民群众的运动，那么我们作为“人民群众”来推进文化大革命就是理直气壮的事情了，何况这个社会一再地标榜人民是社会上“当家做主”的“主人公”，现在的情况是，“主人公”要真正地来“当家做主”了。在那个特殊的时代，这是一种自信——一种发自于内心深处的自信，是它把我们“升高”到目无一切的高度。那时我们当真认为在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这种事情上，我们被县上的当权派们更积极、更热情、更富有干劲，相比之下，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怕字当头”（《16条》语），怕犯错误，怕丢乌纱帽，怕见群众，“怕见太阳”，而我们呢？我们什么也不怕！就凭这一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应当是我们的而不是他们的了！但是，目前的情况是，我们虽然被认为是革命的，戴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桂冠，手中却并没有拿到领导文化大革命的“实权”，因而还是一个“空头革命派”，造反行为把我们推上了要求权力和要求掌权的道路，使我们变成了地地道道的、名副其实的“革命派”。文化大革命——一个由中国共产党设计的政治运动——就是这样地不知不觉地转化为人民自己在政治上“自己解放自己”的运动了！事后，人们责怪这个运动说它“打击了一大片”，把“百分之百”的共产党当权派都当作了斗争的对象，这样的看法完全是由于不了解上述的情形变化所致；持这种看法的人根本就不知道66运动之于每一个人不是象局外人所说的那样是由毛泽东的“阴谋”造成的，完全是各人在其所生活的那个具体的空间中的行为结果，是完全意义上的自己给自己打开枷锁，“自己解放自己”的运动，也是每一个人立足于本单位而搞起来的运动。正因为运动具有这种性质，我竭力反对对它作“大轰大嗡”式的评价。在外表上，运动是轰轰烈烈的，但在内容上，却又是扎扎实实的。                                                           

“我们要见张世龙！”——闯入县委大院的我们就这样的喊。现在，在我们的话语中已经没有了“张副书记”这样的称呼了，对县一级的当权派我们直呼其名在一个具有避讳传统的社会中，我们也已经是造反者了。可是如果有人“要翻历史的老帐”，就在昨天，我们还对他以职务相称呼，回避其名字，视他们如神明。今天一切都变了，首先，我们变得气度不凡。

随着我们的声音的扩大，一位自称是“县委办公室主任”的人出来接见我们（这样的人有资格接见我们吗？要不了二个月，“接见”我们的人是毛泽东），他摇头晃脑，和颜悦色，一看就是个老滑头，可是，现在这样的人已经看不到我们的眼睛中了，但是他好象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带着那点臭架子先开了腔：“革命的同学——你们好，我个人欢迎你们来县委，这说明了你们文化大革命觉悟很高……不过，张副书记很忙，没空见大家，大家有什么意见，可以由我负责任地转达。”

我们当中有人嚷道：“他忙什么？还有比文化大革命更重要的事情吗？……不是给老婆抱孩子吗？哈哈……”诸位，你听，人变了，说话时的口气也给变了。可不是吗？我们已经使用嘲讽的语气同这位主任说话了，好象他不配跟我们这些人讲话似的。哈……哈哈，院子里一片戏弄的声音。主任也作了个苦笑的神态，以应付场面：“同学们，亲爱的同学们……”“不，叫小将！”我们当中的一个人插嘴说，主任听到后立即改口说：“革命的小将们，你们说得太严重了，张副书记的确很忙，昨晚开了个常委会，直到深夜一点，今天早上又去省里做了个汇报，下午六点种才赶回来……”。

“你的意思是说，他目前还在睡大觉？”我们中的一位这样的问。

“不，他现在参加常委会不能停下来，离开会议室来见大家。”

“停下你们的常委会吧，这么多么的革命小将立在你们的会议室的门外，你们就不怕冷落了他们吗？”

主任：“哦……我……”。

“我们可是奉毛主席的命令来革命的啊！张世龙不能不见我们。”我们中的人这样地嚷着。

主任还在同我们周旋，他有责任阻止我们的要求，但是，他又不敢直言，只是用一种软对抗的方式来不断地转移话题，一会儿常委会，一会儿工委会，满口都是“会”字，难怪那时人们说“国民党的税，共产党的会”（言下之意太多了）。没过多久，我们队伍中的一位相貌老成一点的同学站了出来，用郑重的口气对他说：“主任，恕我直言，我们不是嫌你的官小，也不是说办公室主任就无权利同我们讨论问题，实在是问题重大，它关系到我们县的文化大革命到底该怎么样搞的问题，你拿不了事，所以我们请你把张世龙叫出来，我们真的有话要问他！”

其他的几位同学已经有些不耐烦了，吵着说：“我们要见的人是张世龙，你尊性大名——我们怎么一点也不知道啊？”
“噢……噢”主任对此好象反映不过来，想说什么却又不说了，只是个“噢……”
人就变化的这么的快！

反对66运动的人说我们在66运动中的变化是“鱼龙变化”，一点也不错，的确是这样的，昨天，在学习会上一位手柃黑皮包的人也不过是县委组织部里的一位无名小卒，竟赫得我们服服帖帖，今天一个县委办公室的主任已经放不到我们的眼睛里了。真是傲气三千丈！我告诉大家，参加这次行动的同学们中没有一个不是共青团的，但是，在以往的共青团生活中养成了的奴性给一下子刷洗干净了，一种从人性深处发出的傲慢精神完全地武装了我们，使我们不由自主地“高大”起来了。真可谓“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

在大院，经我们这番闹腾就引来了不少的围观的群众，他们也在吵吵嚷嚷地好象为我们助威，没过多久，躲着不肯见我们的张世龙满头大汗地出现在我们的面前，他神情恍惚，语无伦次，同一个月前给我们做报告时的那副他好象能够管理全世界的模样已经完全地不同了。这是一个大浪淘沙、鱼龙混杂的时代，许多在此以前是不可一世的人物，突然间变得既无知，又愚蠢，平常间许多的平庸之辈却一下子给聪明起来了，出现了“叫有权柄者失位，叫卑贱者升高”的现象。在我们的一片斥责声中，他“这个……这个……”地做着解释，说他看了一个重要的文件，接了一个重要的电话，或者说参加了重要的会议等等，反正在他说明自己为什么姗姗来迟时丝毫没有“轻视革命小将”的意思。他在做了这样的说明之后，通情达理的我们便同他展开了正式的革命对话。

事先我们准备好了的几条责问的提纲好象都没有落实，因为，我们当中的人，谁都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场面，回想起来的确很乱，但是，我们表明了自己对“兴平县文化大革命”的“态度”那却是一点都不含糊的，就是说在“兴平县的文化大革命问题”上“亮”出了自己的观点，而正是这种观点才把我们抬高到“革命派”的水平上了。因此，在兴平县——我们也是说了算的人。在张世龙还未出面时，我们好象做了是要一个一个质问他的准备，他一出面，我们倒乱了阵脚，大家都因急着“革命”而争先恐后地抢着发言，谁挤到了最前面谁就是提问题的人，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中，张世龙好象找到了空隙，谁的问题最简单，就回答谁的，用我们陕西土话讲，这叫“柿子拣软的捏”。

经过了好长一段时间的辩论之后，我们中间的一位才把话引到最关键的问题上来了，他问：“你是怎样看待我们县上的教师学习会问题？”张的回答颇令我们满意。他说，他“个人认为教师学习会犯了方向路线性的错误，是一场教师斗教师的错误运动”。别小看这一句话，抓住了它我们就可以把教师学习会上的“文革筹委会”“砸个稀巴烂”。《16条》中所规定的“文化大革命的权力机构”就在生产不到几十天的时间里就这样没声没息地给死去了。已经搞出来了的兴平县文化大革命运动到目前为止已经是完全地“错误”了，正是反对这种“错误”，我们才大踏步地走到了66运动的“台前”。待对话结束时，我们认为自己大获全胜！于是，唱着歌，又蹦又跳地回到了学校。此时，学校值班室钟表的时针正指午夜2点。校舍前松柏树的叶子上挂满了晶莹的露珠，散发出一种新的湿气。

多少年过去了，我当我个人回想起这一段往事时，真有它就在昨日的感觉。就在那晚上的行动中，我们这一代造反的红卫兵提出了在今天的分析中可以叫做“态度语式”的东西，但是，即使到今天为止，我们在分析这个语式以及由它所引发出的我们的行为的变化时还是有几分的迷惘。在县委大院，当躲躲闪闪的张世龙出现在我们面前，我们质问：“你对文化大革命抱什么态度”时已经是站立在“态度”的立场之上了，成为“态度系列”中的人了。依着这个“态度”的话题，我们可以轮番地质问他“你对毛主席的态度”、“对人民群众的态度”“对文化大革命中的革命小将的态度”等等问题了。在这样的“态度战”中，张副书记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连连承认自己的“态度有问题”，并一再地做出“改变态度”的保证。俗语说，“得理不让人”，的确是这样，在“态度问题”上我们处于优势，免不了要对当权派们发起一连串的追击。就在这个时间内我们自己也给改变了，以前，我们是制度中的人，是专制社会政治等级中的人，事事并不需要一个“态度”，只要我们按身份行事就可以的，处处维护制度的利益，顺从制度的需要，自己的感受是什么全不需要计算和看顾。现在不同了，我们已经变成了有血有肉的人了，所以对一切的事物都有一个自己的感受和自己的计较。如果说“态度”这东西在此间凝结着我们的感受和计较的话，那么，它不但包含着我们对人对事的批评性权利而且也包含着我们对自己价值的积极式的肯定，除此而外，它还是我们的思想在外界环境的作用下影响我们自己行为的一个中介量。职此之故，在当时的情况下，一提起“态度”，我们就肃然起敬。

可见，在当时的环境中，“态度语式”强化了我们的自我意识，拓宽了我们精神生活的空间，是一直抬不起头来的“我”获得了出头露面的机会。“我”——这个东西，不出头则已，一旦出了头，就不会平平常常，非得要摇头晃脑地挤入“伟大”系列中不可。事实上情况真的是这样，我们在质问张的“态度”时，把张“对毛主席的态度”用偷梁换柱的方式变化成为他对我们的“态度”了。在此之后，我们对别人的态度以及别人对我们的态度和我们对运动中间不时发生的千变万化的事物的态度，就把我们彻底地纳入了一个“态度”的体制之中了。在那个运动中，你只要听到“这是一个态度问题”这样的话，你就不会对它掉以轻心。于是，一个哲学上的巨大的“客观世界”的石头就被我们的“态度”给顶翻了，解放的意义就这样地给实现了。可惜的是，在那个时代，这些如此重大的意义之于我们象梦魇中的东西一样怎么也说不出来。正因为如此，事后有人批评我们说，“你们当时被鬼（毛泽东）给捉住了”，我们也有口难辩，心里冤屈。

自从我们在县委机关造反后，从负责学习会的张副书记的口里“套”出了“学习会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的话之后，“炮轰学习会”的大字报就一直没有停过。当然，学习会的那一套就没有不乱的。这一下子给好了，一个月以来提心吊胆过日子的老师们终于舒展了眉头，已经“下了楼”的老师们开始议论这个被他们认为是“新一轮”的“文化大革命”了。一种“解放”的神气已经表现在他们的脸上了——长长地嘘口气后，满脸的愁云消散了，拿起笔也写起了大字报。这时，学习会上工作组的那一班子人马虽然还在，但是，已经控制不了局面了，为了“明哲保身”，他们对新进发生的一切事情都表“完全支持”的“态度”，谁也没有想着去“左右” 它。就在写作这本书时，我读了一个美国学者所写的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书，他说“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失控的运动”的话倒是蛮有意思的。能够“控制”运动的人和组织（包括“文革筹委会”）都统统地靠边站了！这就叫66运动，全世界和全中国就这么一次啊！

在1966年的7、8月间，中国的大、中学校的学生们已经取得了按自己愿意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权利。事后的分析认为，这种权利之于社会而言是一种“特权”的话，那是一点也不错误的。的确在那几个月，只有校学生才有这种“无产阶级革命”的权利，社会上的各种人，是不能享受的。一时间，学生们成为这个社会的“革命娇子”了。换句话说，这个时候的政治只向学生们“开放”，只允许学生们“革命”，而社会的其他成员一律地“靠边站”。在这里我要说明的是，一代共产主义的接班人起而造反的行为其所以没有一个道德上的犹豫和道德上的迟疑，主要的原因还在于社会和青少年们普遍认为，只有把正在进行中的文化大革命坚持到底，由中国的共产主义者们所开创的共产主义事业才会后继有人，才能够最终地取得胜利。正是本着这个目的，我们把那些以前在道德上和政治上教导过我们的人物们当成“黑靶子”来“打”时，就免去了良心上的不安。这样一来，1966年的人民解放之路，就由我们这些人的稚嫩的脚步给踏了出来！

在当时的兴平县政治生活中，我们已经是一些正而八经的议政的人物了。别看我们还是些黄口小儿，我们议起政来不但是滔滔不绝、有声有色，而且还有动作配合，我们或者是一手叉腰，一手比画，或者是俩手叉腰，用全身说话，真有点“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派头。非但是议政，而且是参政，从今以后，在兴平县的政治运动之中，我们就是地道的“老运动员”了！虽然，这时的兴平县委还没有关门，但是，它已经不再是全县的政治中心了，全县的人民已经把注意力集中在我们身上了。一时间，我们变成了全县的“风云人物”了。别忘记我们这时也不过是十几岁的“娃娃”。在我们的中国，有甘罗9岁为宰相，刘秀12走南阳的佳话，我们不就是成为这个佳话上的“少年英雄”了吗？

九月中旬的某一天，我因事回家一趟，不料在我的家乡竟引起了一场“轰动效应”。走进村子时，我才发现我自己胳膊上佩带着的红卫兵袖章在一片土黄色的关中民居中好象是一把正在燃烧着的火焰，乡亲们的目光不约而同地投向了它——这种革命性的标志在那个革命的时代中的作用我是真正的体会到了。当我无意识地用手整了整袖章时，我儿时的伙伴们纷纷地围了上来。其中的几位用手摸着我的袖章，眼中流露出了羡慕的目光。

“你是红卫兵？”一个伙伴抓住了我的胳膊，态度严肃地问。

“是！”我笑着回答。

“听说你造县委的反——有这回事吗？”

“有！”

“造反是要被杀头的？”

“那是以前的事情，现在的道理是，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说话其间，我才看见了离我远一些的乡亲们的脸上的表情变化是多么地复杂：有的人也许心里嘀咕着：官逼民反，古今一理；有的人也许心里说着：这么一个娃，不好好读书，却要造反，有好药吃吗？有的人或许还没有一个成熟的态度，眉宇间出现了思考的神情，除此而外，我还特别地注意到了那几个可怜的戴上了“帽子”的人的表情，若不是敬而远之的话，一定是心怀恐惧，想毕他们对我在县城抄家一事是有所风闻吧。无论怎么说，反正我自己感觉到一月前我被父亲用架子车送出了村子的病恹恹的我此番归来，已是今非夕比了。“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不就是这个意思的吗？

父亲在听到了我在家门口散布的“造反有理”的言论后，暗中吃惊，待我回到家里时，便神情严肃地训斥道：“娃啊！你可得提防点啊，听听你——都说了些啥？真令我担心……”
“爸，放心吧，我不过是说了些大实话，其间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你用不用怕！”

“什么？”他看我满不在乎，反而更加的迷惑不解：“难道造县委的反是正确的吗？在57年的反右斗争中，有人对县委说了几句不恭敬的话，便戴上了帽子，被当成了右派分子，压在了泰山底下，一辈子都翻不了身……门中你二哥（武秀石是我的门中二哥，1957年因给党组织提了意见被打成右派分子，开除公职，回到生产队接受改造）的例子不是明摆着的吗？”

我回答：“爸，这一次文化大革命不比57年的反右，这次运动是毛主席发动的运动，他写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是他亲自号召我们青少年人造反，造反有理的话是他说的。”

“他的话靠得住吗？1957年的事情你是记不得的，不也是他号召人写大字报，报纸上还要让人‘煽风点火’，……后来呢？他又来了个引蛇出洞，全部地给弄住了……”

“57年的事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这次运动同过去的任何一次运动都不同，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毛主席党中央要放手发动人民群众，要搞人民群众的运动，不是以前任何一次共产党运动能够比拟的，不是整群众，而是要解放群众！”

“我才不信那一套，都是共产党的运动，不整群众那才怪呢？就当不整群众，那么群众的运动难道能够不要共产党？可能吗？58年的大跃进，57年反右，不都是说群众运动吗？结果党要收场，要整人！”

“文化大革命不是那样，毛主席反对派工作组，派了的要撤回，我们在县上就反对工作组。没有了工作组，运动不是就由人民群众来领导的吗。”

听了我的上述的话，父亲好象不太反对了，思量了一会儿，说：“喔……反正小心点好，我不是常对你说‘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的话吗，你还是小心的好。”他见到我的态度有了些变化，就继续地说：“东汉末年，天下大乱，张角张宝兄弟造反，有好下场吗？唐朝末年，黄巢造反，明朝末年，李闯造反，咸丰年间，长毛造反，……哪一家有好下场？”前面我说到我父亲是一位民间的历史学家，的确如此。

“爸，看你都说了些什么？又说到了古人的身上去了……”

“古人——怎么样，‘秀才造反，三年不成’——难道不对？”

“爸，你的思想太古了，跟不上形势了。世道变了，你别用老眼光看新问题，别为我操心……”

“是世道变了……”爸自言自语地说。

“世道变了”——这句话是我脱口说出来的，经我父亲的那番疑虑的诘问，我似乎悟出了一些特别的意思。现在当我坐下来在回忆这些往事的时候，就难免会生出许多的感想。在一个共产党一党专政的的社会中，在一个一贯的奉行政治高压政策的社会中，在一个实行思想和言论的绝对控制的社会中，最高统治者——毛泽东竟一反常态的鼓动学生造反，真是有点不好理解。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待到理解了，那种事情也许干不成了。目前我父亲不理解我的造反，但是，再过一些日子他也变成了一位农村的造反组织成员。就拿我刚刚回到的这个小南大队的情况来说吧，目前虽然风平浪静，一切照常，可要不了多久，一个名叫“小南大队造反兵团”的组织和另一个名叫“小南大队联合造反总司令部”的组织将要杀了出来，从小南大队党支部的手里“夺取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一 句话，小南村也要变，也要发生类似的学生造反的事件，也要出一些《西游记》中的“大闹天宫”的“孙大圣”式的人物，把个中共党支部一手遮天的小社会翻个底朝天！

事后分析我这一次回乡之行，我以为它在农村传达了一个造反者出世的重要的信息。尽管在农村地区，这样的信息一时间还不能够被社员们所理解，但是 在大城市，它正在催生着一个新的时代的诞生！在这本专门记述我个人所经历的事件的书中，我不可能描述全国的情况，我只能就大体的情形说上几句。虽然，造反的学生们是乐天派，但是，当时的形势不容许学生们乐观。因为学生们是孤军作战，广大的工人、市民和农民还处于“观潮”的阶段，他们中间的个别人物，虽然也想揭竿而起，但是，迫于工农群众中保守势力强大的压力，他们一时间还不能有所作为。所以就这样，在一个短短的时间内出现了表面上的市民同学生对立的现象。造反的学生们贴出了“火烧西北局，炮打陕西省委”的大字报，保皇的市民们贴出了“誓死保卫西北局，誓死保卫陕西省委”的大字报来回应之；前者写道“刘谰涛是西北最大的走资派，火烧刘谰涛！霍士廉是陕西省头号走资派，油炸霍士廉！”后者写道“坚信以刘谰涛为首的西北局是革命的，誓死保卫西北局！坚信以霍士廉为首的陕西省委是正确的，誓死保卫陕西省委！”前者写“挥起革命的铁拳，砸烂刘谰涛、霍士廉的狗头！”后者写“谁敢反对西北局党委、谁敢反对陕西省委就砸烂谁的狗头！”

议论至此，我已经涉及到了66事变中的第一次公民社会中发生的派别组织分化和对抗的问题，当时社会上把造反的学生们称之为“造反派”，把与之对立的一派叫“保皇派”，尽管这次分化很快地结束了，但是它所传递出来的意义并没有受到人们的注意。我在前面说到，一1966年8月9日之前的文化大革命的设计之中没有学生造反的内容，也没有为已经兴起的红卫兵运动提供一种可以让其发挥作用但又可以控制它的方式和方法，所以当社会上出现的学生造反事件的影响实际上远远地超出了学校范围而发展成为全社会文化大革命的焦点时，文化大革命应当怎样进行的问题才集中地表现在如何看待造反的学生？也就是说，你如果拥护、支持文化大革命，那么你就同情和支持造反的学生们，你就是革命派；如果你持相反的态度，那么你就是保皇派，就是反对文化大革命的人。这样以来，在“2月提纲”中和“5、16通知”中根本就没有的东西在这个时候变成为文化大革命的“首要问题”了。如果我们仔细研究它便可以发现，从“2月提纲”以来“文化大革命”的名字虽然没有发生变化，但是内容已经变得面目全非了！既然对造反的学生们的“态度问题”就是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态度问题，那么，谁还愿意当“保皇派”呢？

问题的复杂性就在于对某些事件的判断如果立足于当时的情境之中，一种一贯的正确的判断有时候却因为种种的原因突然间变得荒谬。比如说，1966年8月，站在中国共产党一贯的立场上，任何人都可以不假思索的把当时的学生们造反行为视为标准的“三反行为”（反党、反革命、反社会主义），可是，当毛泽东个人出面干涉时，事情便起了根本性质的变化，即使这样，我还是要说，如果仅仅是毛泽东支持学生们造反，情况也许另当别论，问题就在于他自己也在学生们行为的感染下起而造反了！他造谁的反呢？表面上是造刘少奇、邓小平的反，实质上他是造中国共产党的反、造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反、造中国共产党主流看法和主流观点的反，用毛自己的话来说，是“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正因为是造反，情势迫使毛不断地要走向一种极端；在这种极端上他不得不宣布他自己做了“17年”主席的中国共产党在统治社会时推行了一条“与广大人民群众利益完全对立”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毛这种看法的真切性此处不与以讨论，仅仅是说这种看法无论在过去和现在都很容易引发人民社会中间的受到压制的民主、自由意识；若不是这样，假如说他同意党的主流看法，认为学生造反是“三反行为”，那么由他施加压力的文化大革命不就是我们兴平县教师学习会上的那么一种样子吗？整完了教师然后再整学生，其后果那就可想而知了。

古往今来，人类社会伟大变革中无不充满极端事件和发生极端性质的变化，66运动也不例外。66运动中我们同毛，毛也同我们一起地变化，处于变化潮流之外的是顽固不化的行将灭亡的中国共产党。在变化中我们认识毛，毛也在认识我们，只是在一个短短的时间内我们才同毛“保持了一致”，时间虽短，但是那不是一种普通的时间，而是一种宗教的时间（见我的手稿《绝妙的戏》中的论述），在这个时间上发生的事件是不可能接受普通政治学或者社会学的解释，必须要给出它一种精神上的内容。所以，我虽然也是很早就反对毛的人，但是，我对社会流行的那种毛故意造自己为神的说法表示轻蔑。事实上，我们每一个有血有肉的人谁不想使自己成为神？那些公开标榜自己不想成神的人谁个又不是在成神的希望完全破灭了之后才说那种话呢？但是毕竟我们大多数人还是人，因此，在人类之中所有那些曾经与神沾边的人物们的背后，我们都可以发现某种依据常人的能力、力量以及技术所不可能驾驭的神秘的力量的存在，正因为那种力量在积聚和形成的过程中表现为一种非人的存在物，于是，人际关系里那许多的看来毫无办法解决的事情却出现了解决的希望。在古往今来的一系列的伟大事件中，我们其所以常常发现神的影子和类似于神的人的身影存在，就是这个道理。

读到这里，你如果以为我是为66期间造毛为神的行为辩护，那一定是曲解了我的意思。我的意思是，当1966年伟大事变促使变化中的伟大事物诞生时，关于表示伟大事物的符号毕竟会落在某些头面人物的身上，正因为这样，你说造反的毛是伟大的，一点而也不违背事情的真相。他立足于马列主义的立场之上，为学生们造反行为所提出的辩护是一桩正义的行为；分析这种行为，它是不是马列主义的——这一点我不感兴趣，我只知道在当时的条件下它是民主的，是民主主义的。在一个口口声声地说经历了“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后的社会中，学生们用“笔杆子”造反的行为若不被视为“革命”的那岂非咄咄怪事！可见，由毛的行为所产生出来的那个对人民运动的有关“属神”性质的辩护，在当时虽然语焉不详，但是实质上它关乎着近半个多世纪以来的中国民主革命史内容的几乎全部的真理性问题。最后，当那种不言而喻的真理集合在一个人的名字上的时候，这个人就会戴上“神”的帽子。又，毛为之辩护的那种事业并不是一个阶级的事业或者一个政党的事业，它本质上是一种人权的事业，而这种人权事业本质上是可以接受任何人或者任何形式的辩护的——毛的辩护为什么非要被排斥掉呢？

回到前面的议论上来，66事变中的第一轮派别分化，即造反派和保守派的分化不是依据人性的法则展开的自然的分化，里边，的确有着毛泽东所说的“走资派的阴谋”在内，是共产党各级地方的当权派为了保护自己“蒙混过关”在群众中故意制造事端，“转移斗争的大方向”的结果。被组织起来的保皇派队伍，也上街游行（依据民主的原则，他们也有这样的权利），他们喊着“誓死保卫西北局！誓死保卫陕西省委！”“誓与西北局和陕西省委共存亡！”的口号故意地同造反学生“对着干”。游行完毕以后，他们分食用公款购买的麻花——“麻花兵”的绰号就这样的流行开来了。这样的形势当然的不利于造反的学生们，运动的初期，许多的造反派 学生被打成了“反革命分子”，受到了严厉的精神上的打击和心理上的摧残。

陕西省最著名的“学生领袖”（毛语）李世英的遭遇就很能说明问题。他因最先在西安交通大学中张贴了反对校党委的大字报，而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分子”，戴上了高帽子，脸上贴上了红绿纸条，在校园内游行，并不时地遭到殴打。在不堪忍受的情况下，他留下了“绝命书”后跳楼自杀（未遂）。据说他的“绝命书”被送到了中央，被毛泽东阅读了，并在“绝命书”上写了“学生领袖”四个大字，李就得救了。以后李世英成为西北乃至全国的文革著名人物就自不待说了。从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发现，当66事变中的学生造反行中的确包含着有关人的生命的存亡问题，因而在如何评价这个行为的问题上也的确出现了党内对立的两种看法和两种立场。如果按照传统的做法，这时的文化大革命是整造反的学生，那么它显然同“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中央精神”背道而驰。就这个意思而言，毛做为党的主席纠正党在运动中所犯的错误，也多少地具有合法性。与此相应的是，如果说毛纠正错误的行为在诸如陕西省党委这样的地方党组织内部缺乏一个组织上的诚心诚意支持的话，那么由李世英这样的陕西省造反的学生来执行毛纠正错误的意图时就产生了我所说的66运动。可见，眼下的问题是我们遇到了一个政治上的“正确性”问题，你如果认为它的内容同物理学上的“正确性”一样，那么，你便失去了判断政治问题的智慧了，你就只能被别人牵着鼻子走，过去毛牵着你的鼻子，现在是邓小平牵着……你信不信，反正这是事实。

情况只可能是这样：一旦在文化大革命这么重要的问题上陕西省委犯了方向路线性的错误，那么，在这种错误的另一端上却表现出了造反的学生们的正确性，就完成了毛泽东思想意义上的辩证法。于是，陕西省的文化大革命应该怎样搞，应该由谁来领导？不就是答案很清楚的了吗？在以前的历次政治运动中，这样的事情根本就不会发生和不可能发生，但是，在目前我回忆的这个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它毕竟是发生了，毕竟成为了事实。正是这个意义上，我才安顿上了66运动的全部的意义。在以前，中共西北局、中共陕西省委、中共兴平县委这样的组织的正确性是容不得任何人怀疑的，现在这一切全变了，造反学生对它的怀疑就构成了新时代精神的最主要的特征。在一个广泛的怀疑社会上现有的一切东西的怀疑主义的情绪的笼罩下，造反的学生们从内心深处感觉到自己在“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方面”被共产党当局更积极、更正确、更富有创造性就为自己的造反行为奠定了基础，在现有的条件下，他们舍过了正常的民主渠道而找到了一种民主的东西的历程就是我说的66道路。在目前的文化大革命中，人民比共产党当权派更“正确”的判断是一种“民主”的判断，而不是“是非”的判断，所以我们在分析这个现象时，舍“是非”而求民主，就是人间正理了！

对一个伟大时代的回忆与理解（15）

“炮打兴平县委”——我的造反生涯的开始（下）

粗枝大叶地检讨这一段史实，人们便可以理解一贯而又正统的共产党运动怎么样变化成为人民运动的奥秘，所以我认为，理解66年运动的关键是理解红卫兵运动。目前最为流行的看法是，红卫兵运动是毛泽东阴谋的产物，是一代人在政治上上了毛泽东当的结果，所以只要这些人从毛的阴谋中解脱出来，历史的一个真面目似乎就可以出现的。令人气愤的是这样的一种极其荒谬和极其简陋的看法，在目前的中国社会竟成为主流的看法，许多的“有学问”、“有文化”的人竟到处宣扬它。正是目睹这样的一种场面，我才想象我自己若还不是当年红卫兵中的一员，那么我何尝不是同社会“保持一致的口径”呢？文化大革命不是一场毛泽东用法术做成的运动，这一点十分地明显，但是，与这明显性相适应的是，一个巨大的毛的符号（这相当与宗教上的符号——神）附在其上，至于使许多的研究它的人在此迷失了方向。在文化大革命转变成为人民的解放运动时，毛和左毛派人物们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是，绝不能因而把66运动看成是毛和左毛派的运动。事实的真相是共产党要搞的那个文化大革命因左毛派人物的“搅局”而“流产”了，由人民群众从事的文化大革命才顺理成章地变成为“新生的革命运动”了。

66运动是一个自治的运动，就全国而言，它是以省为自治的单位的，如果不是中途消解了的话，那么，实现跨省区的造反派组织的大联合，就会出现真正意义上的全国性的政党组织。那个时候，你不想实行多党制，但已经出现的多党制局面是谁都不能够轻易的改变的，包括毛本人在内。所以我的看法是，在66运动中的那个“派性战”中，已经孕育了中国社会的多党制。因此不管是谁，他若还要寻找中国多党制的根子，他找不到1966年就是枉然。

（2006年博客稿注：我写作这本稿子的时候，没有想到在中国名气很大的顾准先生竟然在《顾准文集》中的下述的话，支持了我的观点：“我们不是有过武斗的两派吗？现在这两派还在互不服气，这简直成为社会不安定的根源。使武斗的两派从民主规则来竞赛，祸乱的因素就可以变成为进步的因素”。这样，他在对提出对文革中的“大民主”应“予以制度化的思考”时，在文革的两派中看到了“社会主义的两党制”。）

在这本记事性的书中，我不可能记载那些我个人未曾经历过的事情，所以由我记录下来的红卫兵运动只能是红卫兵运动的一个小角落，严格地说，它只能是我个人的红卫兵史，并不关乎整个红卫兵史。即使这样，我还是这样的认为，它可以为人们正确的理解红卫兵运动提供模式和方法。在我个人的体会和认识中，震惊全世界的红卫兵运动没有什么秘密可言，也根本不包含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它是一代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们在制度性的人性扭曲之后出现的一次人性的大复原。它是正大光明的一个政治运动，是光天化日下生产的，所以我在描述它的时候用不着遮掩什么。同任何“新生事物”一样，如果它也有着一个“生产”意义上的痛苦的话，那么，我在正面介绍我的全部的红卫兵生涯时，假设1966年5月29日发端与北京城的红卫兵运动的“毛泽东阴谋”的含量为百分之百（这已经是最高的了），在向北京之外的其它地方传播时，依据传播过程中的耗减规律，到达西北地区时，它减去就50%，到达陕西省它又减去了30%，到达我们兴平县时，它又减去了20%，到达我们学校、我们的生产队时，它已经减少成为“0”了；我又假设，一个半自由半专制的消息在经过自由的渠道传播时，它的专制主义的成分就会面临大量的流失，于是在这个传播的终端我们发现了一个自由的东西也就不会显得奇怪的了。

上述的假设无非是说自由和专制这样的东西，在一个特定的场合中会发生的变化有时候会给人以莫名其妙的感觉。1966年的事情就是这样。当红卫兵在高举着造反的旗帜以后，他们便和身边所有的共产党、共青团组织完全地脱离了关系，于是在他们的生活中，所有的“可见”的领导人完全地被我们排斥了或者打倒了，我们全都集合在一个“不可见”的领导人——毛泽东——的麾下，我们不自由——就由不得我们的了！在这位“不可见”的领导人的领导下，我们其所以自由就在于他完全不认识我们，叫不上我们们的名字，所以就根本上不可能管理好我们。有人说，那个时代我们是无法无天的，这算说对了。就我个人的处境而言，以前在郭书记和刘书们的领导下，我的一举一动，吃喝拉撒睡，他们都看得见，他们教导我怎样生活，说什么话，甚至我的一句话的错误他们也听得出来，比如说我讲了一个武侠的故事，就逃不出他们的掌握。现在，我归毛主席管，他怎样个管呢？他老人家大手一挥说，你造反去吧！现在我退上一步说吧，假如全国红卫兵的花名册由毛泽东掌管着，那种上面记着红卫兵的全部的名字，但是在电脑没有流行的时代，数以千万记的人名字谁个能够掌握呢？可是在66运动前，我们的学校的花名册上的数字是以10为单位被记录的，谁还逃脱得了！

同历史上哪些已经发生了的人类解放运动一样，66运动在其发展的过程之中，也会不可避免地出现简单化的现象，在这种现象的极端化时期，运动者把他们要反对的一切都归在刘少奇“资产阶级”的名义之下，而把他们自己认为应该维护的东西归在“毛主席”“无产阶级”的名义下就成为一种普通的行为方式。与此相关的是，当这样的行为方式所造成的后果在运动失败后的今天，却为运动的理解造成了同样的简单化的后果，我在上面已经说过，被中外许多的“文革史专家”们奉之为金科玉律的等式可以列在下面：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文化大革命=六六运动

我反对上述的等式，我认为上述等式中的任何一项都不等于另外的几项，毛泽东不等于中国共产党的道理我已经说了许多，此处不在重复，共产党不等于文化大革命的道理也在于文化大革命是反对共产党的，66运动不等于文化大革命的道理在于人民的运动一旦取得了自己的形态和内容就必然地与共产党的运动分道扬镳，毛泽东不等于66运动的道理就在于66运动是政治的运动，而毛泽东现象在66运动中是个宗教化的现象，所以在讨论政治问题时，就不能视它为真，而应当视它为假。

做了以上的简单地说明之后，我还得强调一点，即人们虽然奉以上的等式认识问题，但是，以上等式中所包含的意义却是十分的复杂，只是人们没有留心罢了。就等式的第一项毛泽东来说吧，却是一个谁也很难说的“问题”（我在另外的文章中叫“毛泽东问题”）和人物，在他的档案材料未解密的情况下，所有的研究者都认为研究他的工作没有办法入手。比如，人们要研究已经作古的毛泽东当时的真实动机是什么？他的每一个想法和念头出笼的经过是什么？最先说给谁？经谁加工后又传给了谁？最后又是怎样决定公开发表的？在发表时，谁反对？谁支持？谁做中间派等等，要弄清这些的问题，你就非进入毛泽东“迷宫”不可。可是在今天，当这个迷宫口被封死以后，谁也就别谈文化大革命了。因此，依据最纯正的史学观点，解读上述等式的工作在当事人大部分死亡的今天，就无异于“千古之谜”了。

在这本书中，我告诉人们，若把1966年的事变当成为宫廷政变，并运用“烛影斧声”的方式去解读它，何尝不是一种研究的方式？但是，你若还把它同我们这些在兴平县城、在陕西省农村和学校造反的人们的活动联系起来，认为我们也真正地参与了“毛刘斗争”，你都不感觉到错误吗？我不是这样，我在研究66事变时，断然地截取了人民行为的横断面，从而把那些与人民行为关系不大的所谓“宫廷阴谋”当成为一种可以扔掉不计的东西，就实现了研究上的精简；没有这种精简，任何人对任何问题的研究也不可能实现。依据我个人的看法，66运动是我们现代中国民主政治的一块“玉醭”，在未曾“加工”时，它象一块“石头”，可是你稍事雕凿，它就是一块如同“和氏璧”那样的价值连城的瑰宝了！时下，许多的中国人都在讨论民主，当然其中有不少的“体面人物们”最为卖力 ，他们可以在中国十分轻松地谈论西方的民主，美国式的、英国式的或者法国、意大利式的等等，他们都能够津津有味地谈，只是在有人提到中国的民主时，他们便不住的摇头，好象民主在我们中国是一个“幻想”。对于这些人，我实在没有什么好说的，只好把黑格尔改写过和马克思曾经引证过的那个西方明言赠给他们：

“这儿有玫瑰花，
就在这儿跳舞吧！”

1966年5、6月间，中国共产党上层的人物围绕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而出现的分歧，虽然是一场党内的斗争，但是，同历次党内斗争不同，它在很大程度上牵涉到如何对待人民群众的运动的“态度问题”，于是，它便具有了超越党内斗争的那种功能，因此，在斗争中毛出乎预料地站在了人民群众一边，把共产党的各级当权派人物当成刍狗一样地扔给了造反派的行为就易于理解了。对于这种行为站在共产党的立场上看，是有失于公正，但是站在社会的观点上或者人民的观点上去看，就有了另外的意义了。所以我们在分析这种现象时，撇开党内的事实不谈，而就大的方面和大的场合着眼，毛的行为就是可以大加褒奖的了。

这样一说，我并不否认，对于那些亲身经历了1957年反右运动的人来说，毛的行为也许是“故伎重演”（上面说到我父亲就是这么看的），但是对于我们这些根本没有经历过那个运动的人说，就不是那样的了，因为与1957年环境不同的是，一个“毛主席是最革命的”概念很快地就在我们这一代青少年人的心目中形成了，如果说在当时，这个概念本身就有联系着另外的一个概念——“共产党因腐化变质而放弃了革命”的话，那么为了革命，我们反对这个“腐化变质”了的党就不是一般的“反党行为”所能够解释的了。正确地说，我们这个时候所要反对的东西是“不革命”的共产党，而拥护一个“革命”的共产党，至于说共产党“革命”与“不革命”的问题在我们的心目中是否可见，那完全是形而上学式的看待问题的方式了，根本用不着去理会它。事实上，最明显不过的例子是毛本身就是“革命的共产党”的化身，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要“革命的共产党”就等于是要毛。在这里，问题的要害，不在于中国共产党是不是可以被分化成为“革命的”和“不革命的”两部分，而是我们运用我们手中的权利已经把它分成为两个部分。这样，当历史还没有来得及赋予我们一个完整的反对共产党的动机时我们已经完成了一桩民主的反对共产党的伟大业绩。换句话说，我们是一批没有“反共动机”的“反共”人物们，因此，我们的行为的民主性质既正经，又标准。用我今天的话来说，我们是站在“第二民主”的立场上来反对中国共产党的。正因为如此，我劝哪些目前对“第二民主”缺乏了解的人，且莫急急忙忙地批评我们的人：你们在批评我们“不民主”时最好先学习一下民主是 什么？先弄清在我们中国的60年代中民主是什么和民主意味着什么？

历史在某些场合中也许是由一两个大人物的“错误”造成的。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么中国现代历史上最富有意义的66时代的产生就得不到合理的解释了。在60年代，一个“天大的误会”也就这样的发生了：一个不人道、不公正、不民主的社会在走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时，其“最高领袖”以学习红卫兵造反的方式同它划清了界限，并以此而刷洗了他对此种统治应负的责任——如果说这种不道德的行为也应该被写入历史的话，那么，历史也许将会这样的记载：感谢他“犯了重大的错误”，要不然，60年代中国社会的专制主义的“铁盖子”是绝对难以“揭开”的。正如我在本书中一再强调的那样，如何看待这个时期的毛泽东那种伟大而又滑稽的政治表演，这完全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不能够强求同一 ，但是，有一点我提醒读者们注意，毛泽东这个人象《西游记》中的孙行者，善于变化形态，并且常常采用“孙行者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去”（毛语）的方式行事，这就为人们认识他的行为提供了困难。

在这本书中，我并不把他看成是一个定了型的人物，所以我也就不会用一种现有或者现成的人物的模式去套他，使他归类于那些对于他根本就不适合的人物群中。我认为在“世界级”的人物当中，毛本身就是一个“类”，一个单独的或者单列的“类”。他一生都处在艰难而又痛苦的探索之中，按理他这样的行为应该受到人们的褒奖，但是很不幸，他的探索是在一个基本上无多大的价值的场合中开始的，因此，是很不成功的。毛虽然不是一个民主的人物，但是他一生似乎都在探索民主。在前半世，他认识了一个“资产阶级的民主”（三民主义），并通过他在延安的工作，使之共产党化，变成了“新民主主义”，到后来，当他的思想在发展到无产阶级化阶段时，便创造了“第二民主”。在这本并非纯理论性的书中，我不可能展开对“第二民主”的议论，我只是简要地说明“第二民主”是在人类现有的民主制度和民主体系之外去重新发明的民主，是在明确地反对“资产阶级民主”的前提下所进行的有关“无产阶级的民主”的探索。因此，他的目标是建立“无产阶级的民主”。如果说这样看待民主的方式和方法是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纪的一种普遍的现象的话，那么在世界范围内的这种对民主的毛式探索也许平平常常，问题就发生在这里：当毛在文化大革命中认识到已经建成了的国际范围内的“无产阶级民主”是虚假的东西时，追求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的民主”就构成了他的有关文化大革命的思想。就这个意思来分析，文化大革命其所以由一个专制的共产党运动发展成为民主的运动，“第二民主”的问题，也是一个止关重要的因素。就这个方面去理解66运动，在象中国这样的国家中，有关实现“无产阶级民主”的毛泽东式的“实验”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在说到了“第二民主”的问题时，毛固然是一位具有代表性的人物，经他解释的“第二民主”非但没有清晰起来，同它的创始人马克思的论述比较起来更加地混乱。这样毛在“发扬民主”的口号下无意识地“呼唤”了一场人民的运动的情形就有几分令人可观的内容了。按照毛的指示和部署，已经“发扬起来了”的民主不是毛祈求的那个“第二民主”，而是“第一民主”（资产阶级民主）时，情况就出乎其预料了。这本书后面的议论中，我们就会十分明确地发现这个问题。此处只是指出，我们在中国寻求民主时，不应该把那些非民主型的人所做的努力排斥在民主之外。

我在竭力地鼓吹中国民主化时并不想排斥66时期的毛式民主，即使我认为这种民主没有多大的前途。我认为民主是一个包容的体系，所以它不应该把某些人认为的“有问题”的民主排斥在外。我在这样做时，不怕别人把我同一个不民主的人物联系在一起，以至于在别人的观察中我成为一个“有问题的人”。也就是说，我并不拒绝“可疑”的或者“有问题”的民主，哪怕此种民主不是出于“正途”。在上中学的时候，李熙老师的一句话，我现在还记得，“拣到竹蓝都是菜”。在推进中国民主化运动的大事业上，我们中国人面临的民主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于是，所有与民主有涉的因素都应该构成我们的关注的对象，象66运动那么大块的民主（当时叫“大民主”）我当然地放不过了。我个人通过对66年运动的独立的研究，在一位很不民主的人物的身上发现了大量的民主的因素的事情并没有引起我的不安，我心里明白，把民主看成是纯粹的和把专制看成是纯粹的一样，都有一个认识上的误区。

如果认为中国共产党上层的路线斗争含有大量的传统的“宫廷阴谋”的成分，那么毛在作文化大革命的文章时，把它公之于众的做法就有些值得肯定的地方了。在目前的这个时候，中国人虽然都不相信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这一套了，但是，这种斗争意味着社会现状和党内现状的改变的问题却很少被人留意。1966年中国社会其所以发生了那么大的变化，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所起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在这种斗争中，毛把中国共产党内一直包的严严实实的黑幕给揭了开来，不失为一种政治的勇气。如果毛的这一个行为在不严格的意义上关乎着政治的公开性，那么，毛的行为的复杂性就被人们想象的要多一些。我也承认，在1966年的伟大事变中，我所能够解读出来的民主大多数带有毛的色彩，但是依据我个人的理解，人类民主中从来也没有纯而又纯的民主，因此我们在追求民主时，不可能要求完满的民主。籍着这种理解，我们便没有必要去鼓吹如“第二民主”那样的完美无缺的民主了。我进一步认为，某种民主的东西，即便是最纯正的民主，如反映在《美国宪法》或者《联邦党人文集》中那样的民主，也不可能是天衣无缝的，必然地有漏洞，有罅隙，必然要能够容得人去批评和批判。本世纪以来，某些研究美国宪法和美国民主的美国学者们把1887年费城制宪会议描述成为“少数奴隶主”“秘密制定”统治奴隶们的“文件”的会议，把《美国宪法》视之为一个“披着民主外衣的贵族的文件”不都是言之有据吗？60年代，美国的非裔人把美国社会看成是一个由白人统治的的“种族社会”，也不都是构成了那个时候美国民主发展的篇章了吗？世界上根本就不会存在纯粹而又完美的民主，现有的民主社会的经验告诉我们，社会民主程度愈高，生活于其间的人愈感到民主的短缺。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在中国66大事变中去寻找民主的线索，便不会被某些的枝节问题所纠缠，我们就会获得自由。

我清楚地记得，在县教师学习会的初期，最早听到毛刘斗争的消息时，我们是那样的小心谨慎。要知道这在当时是一种政治的秘密，普通党员和普通群众是不允许知道的，知道了也绝不允许谈论。因而，当我在第一次在听到一位“消息灵通”的老师在我的耳边吹风说“刘少奇犯了错误”的话时，我大吃一惊。没有过几天，在西郊中学的大操场上的高音喇叭中播发的“中央领导的有关文化大革命”的录音讲话，我和大家一起听到了刘少奇对于自己错误所做的“自我批评”。听完了录音之后，学习会并没有照例地安排讨论，为什么呢？由我们这些人讨论和评价共和国主席对自己的“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不相信人民群众的错误”应该有多么的困难啊！在此之前，中国共产党上层所进行的各次路线斗争都是在极其秘密的状态下进行的，所有的秘密都保守到这个时期。

不用说，毛把党内斗争用单方面的方式曝光的行为对刘、邓一帮子人人来说虽然很不公正，但是对专制社会的一贯的黑箱操作无疑起到了批评的作用，如果说毛教导人民批判刘邓的本意并不高尚，其行径也谈不上民主，但是由此而兴起的人民批判当权派的行为却引伸出了一个重要的民主原则——人民有权批评、批判政府、有权反对居于政府首要位置上的当权派。杰斐逊在致麦迪逊的一封信中说道：“一项关于权利的法案竟意味着人有权反对世间的所有的政府，不管是统指的政府，特指的政府”（见《宪法的政治理论》中译本第158页）。要不了多久，我个人就变成为我所生活的地区中的一位活跃的批判地方当权派的人物了。在我的批判中，也许是出于兴趣之需要，也许是为了方便，也许是故意地要增加批判的分量，也许是上了毛泽东、林彪的当，反正我没有孤立地行使批判的权利，没有把我所批判的人物当成孤立的人物来看待，而是把他们都挂在了“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的黑线上”，用批判“黑线人物”的那个方式来批判他们，这就是我变成了民主中的人了！在这个伟大的运动中，民主对于我来讲，不是一个词，不是一个字眼，而是我的血液中流淌着的东西。

只有这样我和我们的战友们才立足于时代批判的高峰上了。事情虽然已经过去了20年，现在回想起来那个场景，其中的民主价值也是不容底估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今天——一个口口声声说要“建设社会主义民主”的情况下，人们面对地方当权派，竟连一个“不”字也不敢说了。当年我们“炮打西北局、火烧陕西省委”的行为都是“革命的”，现在，批评如咸阳市这样的“芝麻官”也会被当成是制造“社会动乱”——这样的事情——我真的想不通，这难道就是我们民族的政治进步吗？把我在青少年时代经历的这些事情和我已经步入了中年的情况联系起来思考，才萌发出了我写作此书的动机。在拟定书名时，我特意要在我们的造反的时代前面冠上“伟大”二字，原因在于它同三、四百年以来我们中国社会历次运动相对比，它的确是伟大的。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好象都染上了一种伟大病，不伟大也由不得你了。我设想，这个时代若还持续到了今天，我们这个社会将绝对不是目前这种不死不活的这样，这一点是用不着怀疑的。

我把66运动定义为政治解放运动的做法并不意味着我忽视了运动的文化意义，相反在许多方面，特别是我在解读红卫兵造反时，我宁可叫它为文化的造反，所以在许多的场合中，我完全地赞同对运动性质的文化式定义，只是当我看到，当运动的正面的政治意义在解读不出时，要为它的文化意义给出一个明白的解释那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就文化的角度去理解66运动，我们便会发现专制主义文化全面垮台的现象，这种现象在我写作此书时表现在以下的问题上：即使“复辟派”“全面彻底地否定”了66运动，可是他们在实行自己的统治时，也不得不把政策调整在经受了66运动“洗礼”之后的人们愿望的那个方向上，尽管这个方向是和66运动发生之前的那个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方向是完全相反的。所以我认为，在一个相对短的时间内，我们中国可能不会完全地发现66运动的文化意义，在过100年，翻过头去看，那时就有可能看清楚的了。

66运动不是“饥寒生盗贼”式的运动，也不是“天灾人祸”式的革命，更不是“烛影斧声”的“宫廷政变”，它是在中国人民的生活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必然的谁也不可能压制得了的根源于人类生活的内在需求的政治反抗运动。对于一个只习惯于龟缩着脑袋做人的民族来说，这一段昂首挺胸、堂堂正正做人的历史难道值得非议吗？在过去和现在，许多的学者们象医生一样地“诊断”出了我们这个民族患有“软骨病”，可是在那个伟大的岁月里，“软骨病患者”一下子变成为“顶天立地”的造反派英雄的事实难道人们都没有看见？如果我们不以成败论运动的话，那么66运动的最伟大地方就在于它使亿万中国人民的骨子里生产生了正气！

妨碍人们认识66运动文化价值的最大障碍是66运动本身包裹着一层浓厚的文化蒙昧主义的色彩，因此，所有站在运动之外的人或者站在远处的人来看运动时都免不了要犯错误。在这本并非讨论运动的专著中，我不可能就这个问题展开议论，但是我简要地说明一下我的观点也是有必要的。在本世纪的60年代以前，中国共产党是全世界所有政党之中蒙昧主义色彩最浓的一个政党，这可能是事实，因此，由这个党所统治的社会蒙昧主义的色彩最浓也是一个自然的现象。在这个社会中，共产党的各项方针政策都围绕着如何能够有效的控制人的中心转移，只是当实践上的控制人的问题，究竟缺乏一个可以掌握的“客观标准”的话，对人的统治最终可以到达什么样的程度的问题才成为了一个棘手的问题了。如果认为50年代建立的农村公社制以原始的以地域控制为基本的方式的制度控制住了中国农村和城镇的居民的话，那么在此之后起步的对工商业和手工业、私营企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行为，则把社会上除农业人口之外的所有人口都纳入了国家直接控制的范围之内。在农村，农民就位于公社制为他们准备好了的多个不同的政治等级之中，并由此而取得了一种世袭性的个人政治身份，如“雇农、贫农、下中农、中农、富农和地主”；在城市，市民们则被归在“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官僚阶级和小手工业者”等等政治等级之中，几乎可以说无一人例外。在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极端混乱之后，这种特别的控制政策和手段如果附带有一个积极的管理意义的话，那么专制统治随着管理的加强而肆虐的现象就易于理解了。

末了，社会管理和政治专制这两种职能相互作用的结果是每一个人“难逃法网”。社会管住了人的吃穿住行，吃饭要粮票，穿衣要布票，外出要介绍信，住旅馆要证明……，就这样统治者们还嫌不够，还要加强，把统治欲建立在对人的精神的绝对控制方面。文化大革命前，社会真正面临的是如何在精神上统治人的问题而非一般的“政治”问题。分析这个问题，我并不赞同许多人的看法，认为毛在50年代之后，“只注重人的精神问题”而“不关心经济问题”，恰恰是这个时期中的中共上层人物们无不关心“人的精神问题”。专制主义控制人的方式是政治的和经济的双管齐下，经济问题、政治问题以及生活问题所造成的统一要求，都在不同程度上不断地拉紧着精神上控制人的那一根弦。因此，我可以这样说，当统治人的行为的最终目标事实上变成为用精神的绳索捆绑一切的人的时候，这种统治便走到了极端处。就这个意义去理解文化大革命现象和66运动现象，人们就不至于操着简单的口气说话了。

在精神上如何统治人的问题上，毛最敏感，所以，他在这个问题上的“投入”也肯定要被别人多一些。就此去解释经过毛“加温”之后不断升级的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现象，你就不会漫不经心地责怪他“只抓政治，不抓经济”的了。无论怎样说，在1966年5月以前，用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方式来统治中国人民，这已经是中国共产党坚定不移的统治方针和统治政策了。情况虽然如此，但是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应该进行到什么程度？谁也说不清楚。正因为谁也说不清楚，所以，这种斗争只有不断地升级才会有意义，否则，它就会“流于形式”。可见在中国一种“模着石头过河”的方式早已经在毛活着的时候就启动了，只是毛把它说得文雅一点罢了（毛叫它“在实践中”摸索前进）。

上面，我已经说道主持文化大革命日常工作的刘少奇不知道文化大革命应该怎样搞的问题毫不奇怪，因为就是在被人们认为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的毛泽东那里，问题仍然是模糊不清的。毛在1966年10月24日晚的一次谈话中，说：“一张大字报，一个红卫兵运动，一个大串联，谁也没有想到，连我自己也没有料到，弄得各省呜呼哀哉。”次日，他又说：“我闯了一个祸，先是批发了一张大字报，再就是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写了一封信，再，我自己也写了一张大字报”。在这里，如果我们认真地来分析左毛派人物们所宣扬的“毛主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部属”的那番话，不是欺骗人的“鬼话”又是什么呢？ 事实上是，关于文化大革命应该怎样开展的问题，毛完全是心中无数的，这样以来，一个突然间兴起的红卫兵运动，被他一下字就相中了也在情理之中。

（2006年博客稿注：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金春明教授的大作《“文化大革命”史稿》有这样非常尖锐、非常杰出的议论：“文化大革命中最时髦的口号是‘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前进！’似乎10年中的每一个重大活动都是毛泽东的战略部署，因而紧跟这种部署当时成为一种普遍的时尚。但是，毛泽东的伟大战略部署是什么，包括那些内容，不仅当时没有人知道，而且至今尚未研究清楚”。）

不说别的，仅就时间而言，毛对红卫兵作出的判断也是仓足的和匆忙的，他对这个运动的未来的倾向和趋势缺乏仔细的分析和研究，受到“保卫毛主席”的这个简单的口号的诱惑之后就决定支持它。要说毛在1966年的“错误”的话，那么非它莫属。在这个问题上毛的确是犯了“错误”，作为一个专制政治中的大人物，这一跤倒后却使他本人意外地栽到了“民主”的那一边。如果我们假设那个时候的毛认为红卫兵要树立的权威不是他毛泽东个人的权威，同后来的扬成武、林彪一样是要树立他们“自己的权威”，那么就不会有红卫兵运动的了，但是，他在那个时候没有这样地认为，误以为红卫兵在“保卫”他的问题上甚至被林彪、扬成武这样的人物要可靠得多，与毛的这一种“错误”的判断相关的是，红卫兵们的蒙昧性在这个时间上也达到了历史上的“顶峰”——造毛为神。所以仅仅抓住这个蒙昧主义的“顶峰”现象，我们便可以发现中国人民走出蒙昧的时间恰恰是1966年。在这本书中，我要告诉各位，就在我们那些学生们起而造反的时候，中国广大农村中的人民还生活在十分严重的蒙昧主义之中。此处，我讲述发生于我们村上的一则真实的故事，如果读者们从中能够听出它的话外音，那么，就最好不过了。

1965年冬，我们村同其他的附近村子一样，迎来了全国范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由中共县委派出的工作组一行12人，下到了我们村子。组长是县党校的一位副校长，人称赵校长。说到这位赵校长——我认为他是一个很不错的人，为人随和，平易近人，说话富有幽默感，平日间衣着朴素，不修边幅，混在社员们之中，除了一副架在鼻梁上的深度近视镜外，你很难发现他是一位“住队干部”。因此，在我们村，他同男女老少都和的来，很受大家欢迎。有时候，他挤在“贫农老大爷”的炕头上，同“贫农老大爷”一同捉虱子（古书上有扪虱而谈的大政治家），有时还边捉边谈政治。白天他同社员们一起劳动，干一些轻活，晚上搞“社教”。在这个期间，他当然同以往的工作组一样，也要搞“忆苦思甜”教育。一般地说，由他导演的这种教育都很成功（标准是会上有人掉眼泪），可是，好事终没有到头，在我将要叙述的这一次“忆苦思甜”大会上，人们同样地流出了眼泪，区别仅仅在于这一次是“笑”出来的而不是“哭”出来的。在大会上社员们捧腹大笑，东倒西歪，许多人笑得直流泪。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我们村有一位“给地主老财干了大半辈子活”的武三老汉，他就是我要讲述的故事中的主人公。他是一位老实巴交的受苦人，性格憨厚，为人忠诚老实，干活特别地卖力气，除此而外，老汉还是一位农业技术的能手，提楼撒种，扬长铲行，样样精通，是方圆几十里数得着的“好长工”，周边村子里的“地主老财”争相雇佣他；不用说，他的身价自然地就高了。正如老汉以前多次说过的那样，“我和别人不一样，要价高，又敢骂东家。我干活时，东家要是偷懒，我敢用巴掌上。”自然而然，象他这样的人，就不会表现出对“地主老财的阶级仇恨”。但是在那个阶级斗争的年头上，武三老汉的这些言论同社会的口径就大不相同。依据社会的意见，给人家抗长工的人充其量也不过是一头“会说话的牲畜”而已，怎么能够谈得上和地主老财平起平坐呢？怎么还敢骂东家偷懒呢？因此，这样的人虽然也“苦大仇深”，但是却没有与之相应的“阶级觉悟”，所以在我们村子以前的多次“忆苦思甜”的教育中，他一次也没有上过会。赵校长进村后，发现了这个“典型”，就有点“如获至宝”的感觉了。于是，他便同老汉混在了一起，培养老汉，教老汉怎样做报告，也可谓“手把手的教”——他教老汉在什么时候流眼泪，在什么时候发怒，在什么时候为党唱赞歌。校长这样做并不过分，因为依据当时的社会见解，“苦大仇深的贫下中农”本来就应当有“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周恩来为雷锋的题词）。可见赵校长在培养这个“典型”上的确是“下了功夫”的。功夫不负有心人啊，在校长的努力工作之后，武三老汉答应“登台表演”。

叙述至此，如果有人要问：“小南大队几百户人家，上千人口中有的是能说会道之徒，贫下中农中也不少伶牙俐齿之辈，赵校长为什么要选择武三老汉这样的老实巴交的人呢？”显然，这里面存在着一个“阶级斗争不断深入发展”的问题，只有象武三老汉这样的人在“忆苦大会”上现身说法，才能够表现出小南大队贫下中农被真正地发动起来了的“大好局面”。要不然，它不就是停留在原来的水平上了吗？

经过了赵校长事前的多次训练，老汉好象知道了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在一个灯火通明的晚上，老汉终于坐到了讲台上，讲台虽然由一张破木桌支撑着，但是，它铺着用新床单做的桌布，上面放着新暖水瓶，暖水瓶上印有色彩鲜艳的大红花——这在那个时候的农村，已经是很象样子的摆设了。起先，老汉同农村中所有的老实巴交的人一样，看见台下的一片人，心中发毛，竟不由自主地打起颤来了，惹起了台下一片笑声。开始讲话时，又紧张得前言不答后语，不停地“这个……这个……”，赵校长见此情况后，当场站了起来，十分活蔼地对老汉说：“别怕，放开讲，就当你前些日子对我讲一样，越随便越好，不要老想着你给人家做报告，权当片闲话。”经校长这么一说，武三老汉的话匣子终于给打开了，以至于到后来校长想合也合不拢了……。

他在讲到自己在东家吃饭时，竟忘记了校长事先教给他的“猪狗食”的话，侃侃地谈起来了“四个碟子，盘上盘下（关中农村待客人时使用盘子端饭菜以使尊敬）……”的话来了。老汉捋了捋胡子后说：“苦是苦，但吃得确实好，比现在要好18倍，我这人爱说大实话……，东家陪我吃，他吃啥我吃啥，每顿四个碟子，盘上盘下，我不动筷子，小东家不敢吃……”赵校长能不听出问题吗？赶快站起来插嘴说：“老汉，你记错了吗？你怎么能同地主分子在一个盘子里吃饭呢。你忘记了你曾经吃过猪狗食吗？”老汉好象记起来了说：“那是在62年！”于是，场上一片大笑……。校长连忙说：“怎么是62年呢？62年你老人家已经翻身解放了，那是在解放前……你给人拉长工……”。老汉笑着说：“那是你教我的，……没有那回事，狗入的东家，吃的就是好，……比现在好……”场上又起来笑声，老汉也跟这着笑了，于是他便真得“放开”了讲：“……你们别笑，我说的可是大实话……比现在吃的好，狗入的白蒸馍（就是馒头）……白生生的蒸馍就这么的大……”说着他做了个碗口大的手势……又一次地把大家给逗笑了，有的人竟笑得前仰后合……。此时，赵校长也跟着笑了，……过了一会儿，他摇了摇头后不得不收拾残局……走到老汉的跟前，用手拍了拍老汉的肩膀，语重心长地说：“你上当了，老人家，东家给你吃的好，是给你搞些油，目的是把你榨干，叫你给他多干活！”老汉自言自语地说：“反正吃的好，白生生的蒸馍……”（那时，关中的农民都吃用粗粮、杂粮做的黑馒头）。最后赵校长用武三老汉的例子，又大讲了一通“我们一定要提高阶级觉悟”的话。

诸位，我写了上述的故事并不是打诨插科，它是出现于我们村子的真实故事，通过它，我们可以窥见66运动 前出现于普通中国人民中间的蒙昧主义现状之一斑。66运动中，中国人民许多行为和许多的思想都于这种蒙昧主义的东西有着千丝万屡的联系，就此去理解66运动在“一夜之间”把如此蒙昧的中国人造就成为有观点、有见解、有立场、有情感的人，人们会做何感想呢？

目前在我们中国，有许多的人在谈到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就免不了先谈毛泽东，先从谈他在1953年的合作化运动都说了些什么？然后在1956年的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又说了什么或者想了些什么？然后就是在中苏分裂时期又有了什么新的言论，最后一直找到文化大革命全面爆发时期为止，总之一句话，在今天那许多的文化大革命研究者或者专家那里，我没有发现脱离了毛或者摔开毛而谈文化大革命的人，于是，60年代中国最伟大的人民运动的渊源就好象形成于毛的那个神秘而又诡谲的脑袋之中了，现在，这个脑袋死亡了，一切的神秘的东西也就跟着消失了。

我不是这样认识问题的，我不把66运动看成是毛的运动，我从来就认为它是人民的运动，所以我在为这个运动“树碑立传”时，就不只是想到毛，我想到的是更多的我能够看见并且能够叫出姓名的普通人的情况——他们的思想，他们的情感，他们的兴趣，他们的爱好以及他们所受到的教育和这种教育在他们身上所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等等。如果说我在这样做时，已经把普通人和由普通人从事的普通的事物当成了我研究的重点，那么，“奴隶们创造历史”的这个毛主义的口号，在我的研究行为中就不是口号的了。依据我们所接受到的教育而言，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被宣传成为“中国人民的革命史”，可是呢，你一翻开它，你无论如何发现不了“人民”，你能够发现的都是些典型的古典式的英雄，他们或者象林彪元帅那样的指挥若定，横扫千军如卷席；或者象刘伯成元帅那样的富有儒者的风度，把一个铁与血的战争做得竟然如同一篇幽雅的文章一样，至于说到了毛泽东的思想、刘少奇的文章、周恩来的模样，那都是在我们中国人民当中可以奉之为“国宝”的东西，好象值得我们中国人永远地骄傲。如果说我青少年时代受到的这种教育对我来说，是一种历史的“童话故事”，那么我在度过了“童年时代”步入青年时期时，却在这种“童话故事”的吸引下找到了“人民”，就是我值得庆幸的事情了！我在记录“人民”的文化大革命史时，当然只能够说这些发生于普通人当中的普通事情了，因此在这些普通人的文化大革命史中，你固然可以找到毛的东西，但是，它在经过普通人“加工”之后，已经变成为普通人自身的东西了，同“原汁原味”的毛的东西完全不一样了。

对一个伟大时代的回忆与理解（16）

第9章：北京“朝圣”

人能不能平白无故地伟大起来？——这个问题如果不结合某种历史的具体事件去思考，回答一定是否定的。但是有些时候，人的确平白无故地给伟大起来了。把这种现象同基督教所宣扬的“耶稣的恩惠是白白赐予”的观点联系起来思考，历史上的确也有“白白赐予”人的伟大。“7亿中国人民”在1966年就得到了这种“恩赐”意义上的伟大。

法国大革命时期的著名社会学家和革命家孔多塞在不朽著作《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一书中指出，在分析人类社会一种新的法律体制或一场政治的革命时，把这种革命“对于每个社会的大多数的那部分人所造成了什么效果”当做“人类进步整个链锁的最后一步”，并指出，“把一切都联系到这样的最后一点的这一观念，乃是被正义和理性所决定的”（见上书的中译本第174-175页）。在我的这本书中，我所记录下来的文化大革命史恰恰就属于上述作者所说的“大多数的那部分人”的历史，如果说在这里是“正义和理性”决定了我应该这样做的话，那么我为人民运动辩护的行为，就值不得非难了。66运动其所以是我们中华民族一次“史无前例”的伟大运动，主要的原因是在这个运动中，数以亿记的中国人民被一种突如其来的神圣感所召唤，使得平时只关心柴米油盐的人向往神圣人生，并力图创造神圣的生活。如果说在平时，死板庸俗的物质生活对于人们是一种禁锢的话，那么此时出现的情况就可以用“解放”的意义给以解读。在这本书中，我虽然不把这种解放定义成为宗教性质的解放，但是，我的确认为它同宗教的现象有着许多极其近似的内容。一时间，几乎所有的人都象瘟疫一般地染上了一种“神圣病”，竟以为自己所立足的那个巴掌大的小组织是“解放全人类”的工具（这和中世纪基督教的某些小教会对自己的看法很近似），以为自己的一个观点竟关系到“全人类的福祉”，把这个现象同发生于1966年前的出现于加利利群众中的那个狂热的宗教现象相对比，人会做何感想呢？

社会学家爱弥尔-涂尔干以他的独特的“知识社会学”方式曾经研究过这类的问题。他在论述到人类社会哪些伟大的宗教运动和政治运动时，说了如下的话：“在历史上，有一些时期，在某种强大的集体震荡之下，社会互动变得非常频繁与活跃。人们互相探访，比以往更多地会集起来。由此普遍产生的欢腾雀跃的场面，正是革命时代或创造时代的特征。而这种更大规模的行动又导致了对个体力量的普遍的刺激。此时此刻，人们要比寻常时期见多识广，而且会有另一种眼光。变化不是点滴细微的，人们已经判然不同。由于激情的鼓动过于强烈，人们除了暴力和放纵的行动，除了超人英雄主义或血腥野蛮的行动以外就没法满足。这就是诸如十字军东征以及法国大革命之所以会出现许多崇高场面或野蛮场面的原因。在这种普遍亢奋的影响下，我们看到最平庸、最老实的市民也变成了英雄和屠夫。而且非常清楚，这些心理的过程都同样根植于宗教，而个体也经常以一种明确的宗教形式俩描绘他们所顺从的压力。十字军相信上帝已来到他们之中，并和他们一起欢赴征途，夺取圣地。而圣女侦德认为，她是听命于天国的声音的”（《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译本 第218页）。也许因为66运动发生于远离十字军东征和法国大革命的时代，所以我们在66运动中更多地是看到了“崇高的场面”，却很看见过“野蛮场面”（“博克稿注：现在有一部分学者们以自己的智慧在努力地挖掘“野蛮场面”，认为它是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的场面）。在我个人的回忆和观察中，我根本就没有亲眼目睹过“野蛮场面”，但是在“否定文革”的今天，有些人却在竭力地叙述“野蛮场面”，好象66运动是一个野蛮的运动，其实，你只要读了我的书的全文，你就会消除这种由宣传所造成的印象。

撇开上述的知识社会学不言，人能够伟大到什么程度——这固然是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但是，我们如果站在唯物论历史观的立场之上，认为人是一团物质的东西，精神不外是变相了的物质存在的一种方式，那么在人的精神问题上，我们能够说出的话就不多了。但是，在伟大的1966年，人忽然间变成了“一团精神性的存在物”，平庸的脸上竟生出了神圣的光彩，脚下也出现了神圣的土地（那时，我们用毛的诗词中的话说，叫它“赤县神州“），手中握有神圣的武器（“红宝书”），藉着它，我们这些生性平庸的人，表现出了非凡的气质和英雄气概。这样以来，我们就在一个普通的社会中创造出了一个神圣的领域，以使那些关带我们个人价值的东西全都集中在这个领域。神圣性不只是感召了我们，我们也同时创造着神圣的事物，于是，世俗社会中那些安排得满满而又完整的事物就有理由让位于神圣的东西了。问题也在于，人们一旦认为自己抓住了神圣的事物，就会变得张狂起来！我想读者们现在应该明白邓小平们为什么不容许人民“神圣”化的道理了吗？

事后检讨分析，人们的上述行为似乎有失检点，但是，我们只要纵览人类的发展之历史，便会发现所有进步的民族大都经历过类似的运动和阶段。大部分的人都赞同，人类的发展不能够没有精神的发展，在许多的场合下，人们还会把精神的发展看得被物质的发展重要，只是在具体地涉及精神发展的标准或者状况时人们才发现少了一个可以掌握的“客观的标准”。事实上也是这样，一个民族对另外的民族的精神的发展是很难做出中肯的评价和估价的。在这意义上全世界许多国家的人都不理解66运动，那也是一个十分正常的现象，一点儿也值不得大惊小怪，我忧虑的只是亲身经历了这个运动的人不理解它。所以我们中国人即使经历了伟大的运动，在运动中，我们即使也感受到了什么是伟大，但是当这个伟大事件的伟大意义在没有被我们最后地抓住时，我们倒变得远离伟大和疏远伟大了。仔细地研究起来。人类历史上所有堪称伟大事件的东西，不外乎宗教的、政治的或者文化的，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宗教的、文化的运动的伟大性已经被人谈得够多的了，只是政治事件的伟大性人们涉及的还不太多。这里面有一个原因值得说明，在现代条件下我们所说的伟大政治排斥所有的专制政治，仅仅只包括民主的政治，但是，在民主的政治之中，政治的普通性和政治的多元化又恰恰排除政治的伟大性，即使真正伟大的政治也似乎非要变得平平常常。有鉴于此，我张扬中国伟大政治运动的意义也有着一个迫不得已的情境。

伟大运动存在于人间并不是经常性的现象。因此，对于66运动这样的在我们中国的历史上唯一的一次伟大运动的看法，事实上考验着我们这个民族在政治上的成熟程度。我认为，把这段伟大运动史从我们民族的发展的历史中“剪掉”，我们民族的发展史就成为了残缺不全的东西了。目前的情况就是这样，人们更多地是谈到经济的发展或者物质的发展，我以为这种发展如果没有一个“以一贯之”的精神作为前后的统一的话，那么它到了一定的时候它就会表现出“发展干瘪”的景象。在这里，我们若还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观，那么，在探索西方现代社会物质和技术发展的原因时，就会在被马克思主义称之为“黑暗时代”的中世纪发现出西方社会精神发展的先前史，研究它，分析它，我们就不会把西方社会进步的原因简单地之归之于物质和技术的进步。因此。我认为一个没有精神发展史做先导的民族，哪怕当下怕富得流油，也不以此就认为它是前途光明的民族。相反，一个民族即使目前处于发展较底水平阶段，只要她有一种不屈不挠的精神，我相信她是可以最后地赢得发展的。

1966年，当我们事实上担当了中国民主化自由化大任而我们自身还不是民主自由的人物时，一个自我变化的之于我们来说就产生出了非常的意义；也正因为这种非常意义是当时我们的政治知识、政治水平和政治觉悟都不能够理解时，一个宗教性的方式便解决了一切。也就是说，当一个关乎我们自身生死存亡的重大政治行为在得不到相应的政治解释和政治辩护时，置身于突然事变中的我们的感受就具有了宗教的性质。于是一个政治行为和宗教行为，政治运动与宗教运动就发生了不可避免的混淆；在混淆中，我们这些在无神论教育中长大的一代人摇身一变，竟成为“神”的狂热的信徒了。问题又在于，人一旦受到宗教精神的支配，那么在人的内心世界中，就容不下政治的问题了，因此，所有的政治问题都不得不服从于类似的宗教意义上的“最高真理”。从积极的方面看问题，我们在伟大的66运动中，虽然对于我们的政治行为的正确性给不出政治意义的合理解释时，但是借着一个宗教的方式我们维护了它的正确性。

事实上，当我们这些标准的“念书娃”在从事政治造反时，便立在了专制社会的“对立面”上；在“对立面”上，当我们发现自己同社会上的工农群众格格不入时，便产生出了一种强烈的政治孤寂感。同历史上的那许多的哲人、圣人出世的情况一样，我们的行为也不被社会理解，不被群众接受，……我们漫游在精神的荒漠之上……在茫茫的黑夜中流浪，我们仰起脑袋，呼叫苍天，忽然间我们望见了北斗星……于是我们就狂欢，我们就跳跃。“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是我们在66运动唱会的第一首圣歌（那时叫“革命歌曲”），它在某种意义上抒发了我们的情感，使我们感觉到我们现在所盼望的东西是我们不曾拥有的东西，那时候，我们没有基本的宗教知识，对于古今中外的宗教一无所知，但是，我们却从事了百分之百的符合宗教性质的“造神运动”的。当时我们根本不晓得人类宗教史上的那些伟大的神——佛、耶和华、耶稣、安拉是怎样产生出来的，更不懂得由上述诸神所提起的伟大宗教文明是怎么回事，只知道我们心中的那一团东西非得需要“神”引导不可！精神饥渴的感觉是那样的利害，即使有人因此而要我们舍去生命，我们也会毫不犹豫地献出。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现象呢？我现在也不能够说我就可以解开这个谜，但是我却能够给那些没有经历过66运动或者经历了又没有理解它的人提供一种毫无掩饰的资料；藉着这些资料思考我们这一代人的行为，它的意义应当怎样组织，就不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了，美国的一位社会学家告诉我们，“现代人在一生中获得得个人体验是如此之少”，而这些“体验”在现代人的生活中和“原创性学术研究中”，“又显得如此重要”，我们没有忽视它的理由了（赖特-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中译本第213页）。

要知道，66运动之与我们，是藉着一种伟大的发现而实现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可能了解运动。我写作的此书如果说和同类的书比较起来有一个不同之处的话，那就是说，我用民主的观点解读了我们当年的发现，并对它进行了民主的“复原”（我的观点也可以说是“66运动复原论”）。简单地说，我们的发现是这样的：我们感到这个制度和社会欺骗了我们，我们是它的受害者，我们根本就不是生活在这个社会中的“最幸福的一代”，而是遭受“压迫和剥削的一代”；我们所生活的这个社会也并不是“最理想的社会”，而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统治的黑社会”；领导我们的和对我们实行教育的人们并不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家”、“共产主义的伟大战士”，而是“骑在我们头上拉屎拉尿，作威作福的的反动派”。这样的一种发现是怎样的形成的姑且不论，能够体验到的是，这新的发现使我们的内部充满了恐惧，我们心惊胆战，失魂落魄，，前瞻而后顾，踟踬不前，迷惑不解，如同在黑暗中迷了路的羔羊一样，我们听不到神的声音，黑暗又象沙漠的沙子一样，迷住了我们的眼睛，我们觉得十分的饥渴，感到万分的疲倦，需要找到矿泉水和橄榄树，需要“上帝”，需要一个能够在困苦中拯救我们的神……于是，我们就寻找……在寻找中，我们已经走上了一条“离经叛道”之路——只是我们没有觉察到而已。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是被逼上造反之路的。

人就是这样，一旦自己所干的那种事情是他当下的能力所不能够胜任的，那么，人便有两个选择：或爬下不干；或“豁出命去干”。在1966年的选择中，我们选择了后者。尽管情况是这样，但是不可否认，我们作为行为中的人行为能力却是非常的有限的。我们的力量不够大，我们的胆子太小，我们的知识和经历全都谈不上优越，可见，我们所遇到的问题，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创造历史的资格问题”，如果说这个问题真的能够成立的话，那么也等于说，人只有获得了“创造历史的资格”之后，再进行“创造历史的活动”其行为才是可以“彪炳青史”的；反之，那便是制造“动乱”。其实，我认为这里出现的“历史规律”完全是人自己“总结出来的东西”，而非历史本来就有这样的“规律”。所以站在哲学的观点上来看，这种“历史发展规律”是主观的而非客观的，如果这种看法是真的，那么谁宣布了“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谁就获得了“创造历史”的权利，如果说这种权利本身之中又预设着“创造历史的资格”的问题，那么，毫无疑问地就会产生出另一个问题：谁就又是判断人的“资格”的正当人选呢？1966年，我们对于上述这个本身就“错误”的东西做了一种“将错就错”的处理，结果呢？我们获得了一个正确的东西。也就是说，我们用一个宗教的态度和方式回答了上述的历史问题：我们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兵”，所以，我们有“创造历史的权利”。于是，一个在政治学意义上是十分“错误”的问题，却经过了宗教化渠道的“流通”之后变成了一个十分正确的民主因素。

把上述的意思变通一下，无非是说，当政治上的我们“嫩”了一点的话，那么经历了一场宗教化的变革，我们就“成熟”了一些。就在我说这番话时，自己心里被任何人都明白，导致对66运动的最大误解恰恰集中在这一点上。如果在这里有人希望我能够简单地说明我对66运动的宗教化现象的基本的见解的话，那么有两句话：第一句是“走出去”；第二句是“回头看”。所谓的“走出去”，是说对于那些迄今为止都没有走出蒙昧主义束缚的人来说必须鼓励他们把毛泽东当人看，这样，毛泽东在运动的勃兴之后把运动引向歧途，最终地导致运动的全面消解的行为就会被发现，就此去评价陈云“毛泽东是人不是神”的话，不是没有道理的；所谓的“回头看”即便是说，那些已经不把毛当神看的人，认为他是一个“住在红墙内的人”就不应该仅仅地抓住那个“上当论”不放，而不去思考宗教化现象中所包含的真实的宗教性内容，而这种内容恰恰是全人类所有宗教的共同价值。在这本回忆历史而非研究宗教的书中，我当然不能展开议论此类问题，但是，我可以强调，对于目前我们这个精神空虚，道德颓废，思想贫乏，品格底下的民族来说，一段真正的精神发展的历史，是值得我们永远永远地珍惜的。

在当时的政治情景和政治环境中，我们的政治造反行为已经不可否认地把我们造就成为“新人”，但是，“新人”在政治上的欠缺又几乎是全部的，也就是说在政治上我们其所以能够掌握的东西全部都是“旧”的，所以当一个政治上的“新行为”根本就没有发生的可能性时，我们就借用了宗教性的东西创造出了一种替代物，有了它，我们的变化就不是普通的尺度可以衡量的了。因此，在那个时候宗教性的东西是作为“第二政治”存在的；要不然，你就理解不了在运动爆发的前一天，一伙还乐意承认自己是“微不足道”的人为什么会在“一夜之间”变成了“顶天立地”的造反派的问题。我们是借着“神”的力量，突然间变成了具有“超级能量”的人，可不是吗？我们认为自己被“精神原子弹”“武装”起来了，一下子成为政治上“百战百胜”的人了，写在这儿，我又一次的辍笔叹息：现在37岁的我虽然是一个军队上的副营职干部，可是我在目前这些多如牛毛的解放军军官中顶个屁用，我在政治上除了显示自己是一个听话的傻瓜蛋外，就什么也做不成了，可是在17岁的年龄，在人们所上的那个文化大革命中我就没有这么的窝囊，我有观点，有自己的世界，而在这样的世界中，我感觉到世界为我所有……，现在说起来，虽然我的想法有些张狂，可是古今中外所有成大时大业的人哪一个是甘居人下的人呢？

我告诉各位，如果你没有亲身经历那种事情，的确想象不出人在一个瞬间中竟会发生那么大的变化。变化中，人连自己姓什么？名字叫什么都不知道了——有许多的人竟自以为自己姓“毛”名“泽东”，甚至连说话时的手势和姿势都在肆意地模仿毛泽东。“人不再认识自己了，他感到自己被改变了，因而他也使周围的环境发生了变形。为了说明他所获得的特殊印象，他就会认为自己最真地接触到事物具有未曾拥有的特性，这些特性便是日常经验对象所不具备的不同寻常的力量和品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译本第556页）。我们不再感觉到自己渺小了，浑身上下充满了神圣性，里里外外都洋溢着出自于生命的活力的东西，以至于走到了“蔑视一切”的极端上。

是啊，在我们的眼中，除了毛一人外，还能够容得下谁呢？我们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排除了我们的顶头上司和直接的领导，使自己立足于一个自由的天地。在当时，你如果以为我们的行为是出于智慧，那么你就是错误的，我们的行为完全的出于无知。如果说无知这东西有时候在历史的发展关头上会发生重要的影响的话，那么我们的行为就是一例了。我不知道当年在加利利地方跟随耶稣的渔民和农民们多有知识，但是，我有一点却可以肯定，他们如果具备了当时世界上现有的希腊哲学知识和罗马的法学知识后，可能是不会跟随耶稣的。无知——我说的无知往往可以造成知识进步的伟大事件的话题，在中外人类历史上，可以找到许多的例子。

在伟大的1966年同毛站在一起，就是同真理站在一起。解放之于我们的第一个感觉是，真理被我们握在了手中了，而不是象文化大革命以前它是悬在空中的。在那一场我们同共产党当权派的较量中，我们占有一个明显的优势是我们手里握着一个造反的毛泽东、一个宗教化了的毛泽东，他们共产党人却固守着一个制度化了的一成不变的毛泽东。所以，当我们在运动中抢先一步，说他们占有的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是“假”的时，他们就不好应付了。就象我们在兴平县后来的一系列的造反活动中所表现出的那样，我们在同中国共产党“线”（不是刘少奇、邓小平线上的）上的人物们作战时，左一个“毛主席”，右一个“毛主席”的“战法”使对方处于“被动挨打”的地步，我们一直是积极主动的。因为和他们比较，我们对毛泽东的感情不是装出了，而他们那些共产党人才是“假装”的，他们对当时的毛泽东“宠惯”我们的行为有气，可是不敢说，还得“假装”拥护，就是毛泽东所说的“阳奉阴违”。不管怎么说，1966年那个制度化了的毛泽东，已经不适应于形势的需要，而我们手中的由我们创造出来的带有我们偏好的毛泽东才显得特别有战斗力。较量的结果，我们手中的毛“获胜”绝不是意外的事件。那个时候，我们对我们心中（注意：不是心外）的毛已经“忠”到了这个程度——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方式公开反对他，我们的口号是，“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在当时，我们以为它就是社会上的“最高真理”，其实不是，这是我们对“最高真理”的独吞与独占。说实在的，这的确是有几分的霸道，但是在一个异常专制的社会中，这种行为有着矫枉过正的意义。

1966年，我们“心中的毛主席”原来是一个由我们自己塑造的毛泽东——关于这一点，别说是局外人认识不清楚，就是我们自己也完全是稀里胡涂的，但是，也正因为我们自己稀里糊涂所以我们在开始“工作”时就没有任何的顾虑，一下子就把他造成了“神”。我们事实上不了解他的为人，也不摸他的脾气，更不知道他个人的任何的隐私，所以我们在塑造他时，就少了许多不必要的麻烦。我们根本不了解马列主义理论中领袖和群众的关系问题，所以我们在塑造他时就绕过了理论上的“暗礁”（刘少奇、王家祥在延安的时候就没有饶过），马到功成。我们根本不知道他的私生活，所以就全当他没有私生活；我们连他住的地方也不知道，就只好假设他住在“天上”或住在我们的“心中”。在我们的看法和想法中，凡属正确的、积极的、有益的、进步的、先进的东西，我们统统把它堆在“毛主席”这个词上。到最后，“毛主席”势必变成为一种我们“内心深处”的存在物了。相比之下，那位住在神秘而又隐秘空间中的有血有肉的毛泽东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人，谁还有功夫去过问。那个时候，我们这一代人没有窥视大人物私生活的那种兴趣，也没有专门搜集名人逸闻轶事的癖好，我们一心向往的是伟大人物和伟大事件，并且被一种英雄崇拜的气氛所浸淫。

对于那许多的局外人来说，他们最反感我们的地方就在于我们造毛为神，他们用正常的政治观点去解释我们的行为，他们的这一个看法并不是没有道理的，只是太常规了和太平常了，殊不知66运动是一个“打破常规”的运动，因此任何用常规观点解释它都是于理不通的。他们没有注意到我们这一代人从共产主义的接班人到造反派的经历，没有体会到我们在那个特殊的经历中的复杂的感受，因此就不可能理解我们的行为的最大价值，他们一味地责怪我们上了毛泽东、林彪的当，受了左毛派人物的影响，更有甚，他们以为我们是毛、林、周三人的私人的兵卒。其实呢？这看法太单纯，太简单的了，偏离了1966年大事变的中心，没有发现其中的真正有价值的东西。1966年，我们以政治造反的方式脱离了自己同这个社会一切的政治关系，这样的行为必然会造成一段历史的空白，于是，我们与毛新建立的宗教关系的行为便填补了空白。所以当我们还不能够有效地区分毛和制度的关系时，我们的行为宗教化的结果淘汰了制度的东西，把那些属于我们自己的东西又塞在了毛的名义下，使它获得了一个“出身”上的“正途”。

所以我们仅仅是在“精神”上服从于毛的，我们在“政治”上是完全地自主的。在今天，人们不了解这一点，把精神服从和政治的服从当成了一回事，这就不能不造成错误。正因为如此，人们在重新地回到马克思有关“宗教是人民的精神鸦片”的观点时，自然便忘却了“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的马克思提法。只给出宗教问题一个负面的评估，原是我们这个社会的意识形态所造成的结果，其实呢？评估宗教同评价其他的事物一样，都有个问题的具体场合、具体情景和具体的时间等问题，是不可能一概而论的。在历史上宗教固然也曾经同人类的愚昧、专制的东西混同在一起，但是，它也同人类的解放、文明的发展和文化的传播等伟大的事件结伴而行过。所以用一种笼统的观点去看待宗教问题，原本是完全错误的。还有一种看法值得反对，那便是说在科学昌明了的时代，宗教有可能消亡。其实这也是一种臆断，没有任何的事实的支持，殊不知科学的世界和宗教的世界不只是保持冲突的关系，在更高级和更复杂的层次上宗教和科学还保持有互补的关系。桑巴特曾经断言：“在今天已没有一个严肃的科学代表敢于断言科学需要无神论或需要排除宗教”。职是之故，我在写作这本书时，思考到了我们当年这无神论者们的造神行为时，才感到我们的解放意义是如此的丰富，以至于我们无论如何估计它，也不会过高。也正是这样，我才一次又一次地为我们当年的行为的奥妙性吃惊不已！

有了以上的看法之后，回过头来驳斥哪些正在嘲笑我们的人的观点，真正值得嘲笑的对象就不是我们，而恰恰是他们。对于我们这一代人在极度压迫的环境下起而造反的人来说，走出蒙昧的行为并不要求我们一定要“否定”我们当年行为中的那一段蒙昧而又革命的宗教化的历程，而是要求我们对那段已经发生了的历史作出正确的评价和解释，从而寻找出它的“历史意义”。对于我们来讲，错误并不在于进入了宗教化的时期，而在于我们没有从那个时期中及时地走了出去。在真诚而又伟大的宗教化时期，我们变成了另外的一种人：一种身上充满了伟大性的人，一种被热忱武装起来的人，一种相信人的精神可以移山倒海的人，一种解除了苦闷、烦恼、焦虑、烦躁和不安的人，一种只知道“革命”而事实上忘却了自己的人，一种名副其实的“高尚的人，有道德的人，纯粹的人和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毛语）。

我们没有现在的青年人那种普遍的颓废感和对于事物和人生的厌烦感。我们的人生充满了希望，对于未来充满了信心，我们没有叹息，没有一味地羡慕西方国家的高消费，对享乐主义抱着一个蔑视的态度，我们总是愿意和乐意体验人性中的那些升华性的因素，以至于我们在尽量地舒展个性的同时，体会到了其间的乐趣。我们乐意同社会上和历史上的伟大人物们站在一起，从而把我们自己身上的以往的平庸性转化成为伟大性。在我们的心目和眼睛中，值得崇拜和敬仰的人物们不都是举世闻名的“超级英雄”吗？奇怪的是，当我们的英雄崇拜行为并没有造成对英雄的盲从的话，我们才为自己的行为的复杂性惊叹不已。也就是说，我们只崇拜“英雄中的英雄”而不是我们崇拜所有的或者一切的英雄。我们的行为不知不觉地把英雄们做了分类的处理，结果，我们只从众多的英雄中只选择出了三个——毛、林、周，而把其他的英雄们拉在了我们所站立的那个水平线上使他们变成了普通人。那个时候我们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造神者，我们是一些造大神而打小神的人。在创造出了毛这个“超级”大神之后，我们同时把那些数以万计的小神全部给打倒了，并“火烧”了神庙（共产党的机构）。在66造反以前，把我们管得死死的不就是这些共产党的小神吗？解放的意义在这里又一次地表现出来了。

在一个动不动就要抓“反革命”的社会中，我们要说话，要行动，至少要有几分神圣性。按理说，我们所需要的那种神圣性应该由法律提供，但是在党制国家，法律不过是党的婢女，所以我们只得去求助于大人物，此时毛身上发出的光芒吸引了我们，他老人家不是这个社会上的真理的化身吗？但是就这个问题若究其根源，造毛为神的行为却并不是始于我们，它是中国共产党的一贯的传统，早在延安时期，住在土窑洞里的中国共产党人就已经开始造毛为神的了；不同的是，他们的速度很慢，进度也不令人鼓舞，到1966年时，由他们造的毛也不过是一个“半神半人”的东西；这一次，轮到了我们，其速度快得惊人，“一夜之间”肥胖而又臃肿的毛，一下子给造成了一团“闪闪发光”的精神。可见共产党的“传统”在由我们接过来之后所引起的变化连我们也始料不及。

不管怎样说，1966年我们已经变成为有信仰的人了。我们是信神不信鬼，信大神不信小神。正因为如此，毛对于我们来说被什么都重要，他的一句话，的确可以“顶一万句”（林彪语）。就在我们相信毛的话把它当成我们的“圣经”时，我们真正的圣经——科学社会主义——就变成了一种“热昏的胡话”（恩格斯语），我们不再相信它了，毛的“只言片语”（所谓的“语录”）完全代替了它。这样以来，那个由中外无数的共产主义者的“集体智慧”制作出来的形而上学体系就被毛的“只言片语”所“替代”了。其后果是，为人民运动开辟了一种可资利用的精神和理论的空间。看不见这一点的人，怎么会有资格批评我们的运动呢？

1966年，在那一场争取做人的运动中，我们要求人权的行为到底错在了哪里呢？我至今都不清楚，我们要说话，说那些埋藏在心里想说而又不敢说的话——是错误的吗？我们要同那些跟我们政治意见相同的人结成为政治的社团，用有组织的力量以维护我们的权利——这也是错误的吗？我们心中不平、不满，要写大字报，要游行，要示威，要罢工，要发表讲演，要散发传单，要开展辩论——这一切又错在了哪里呢？当我们在做上述的事情时，谁支持我们，谁就是我们的朋友，我们拥护他；谁反对之，谁就是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就打倒谁——这难道也是错误的吗？66运动在人类的历史上，是江河行地，日月行天之类的东西，所以只要天地万物不被废去，它就会永葆其青春。

66运动的一个至今也没有整理出来的意义是在运动兴起的第二年，我们便无意识地开辟了同左毛派人物的“第二战场”，在“忠于”毛的旗帜还没有倒下去时，我们便开始同左毛派人物们“作战”了。当全国性的宗教化运动在把我们造就成为“神圣的人物”之后，我们这些“神圣人物”没有在“毛”字上安家，而在“我”字上安了家，这使毛大为失望。在公开地判断事物和推动运动方面，我们口口声声说“用毛泽东思想划线”，其实我们是用自己的思想划线，事事“突出一个‘我’字”，把一个“毛”字明目张胆地给架空了。这就不能不引起左毛派对我们的批评，他们说“你们老子天下第一，唯‘我’独左，唯‘我’独尊”。事实也是这样，在66造反中，我们也曾经多次地同左毛派冲突，在北京和某些大城市不断地有“炮打”林彪、周恩来的大字报出现，也出现了“火烧中央文革小组”的大字报，所以可以说，仅仅一年的时间，左毛派人物们便看穿了我们的行为的真谛，发现我们忠于毛是假，忠于我们自己是真。

1967年6月25日，《人民日报》转载的《文汇报》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与小资产阶级摇摆性”的文章，左毛派公开地批评我们“以‘我’字为轴心，片面武断，时‘左’时右，好走极端”。训斥我们“自以为对革命有功，老子天下第一，‘唯我独左’，‘唯我独尊’，谁的话都听不进去”，“‘我’说了算数，大搞一言堂；一旦‘我’字碰壁，喝了几口水，便而闹极端民主化，撒手不管事，当起了‘逍遥派’”。在1968年1月15日由《人民日报》转载的上海〈〈文汇报〉〉社论“论派性的反动性”一文中，他们竟把我们称之为“反动派”，并危言耸听地说我们的“身上已缠上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派性”“这条大毒蛇，中毒很深”。可见在66运动中，只有左毛派看出了我们狂热地推动着的运动是为了我们自己，而不是为了“毛主席”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是为了马列主义，不是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可惜左毛派的这一发现，没有为社会上的贤达人士所看重，以至于人们认为在那场运动中，我们始终是忠于毛的。其实呢？在那个运动中，我们当毛的兵，忠于毛，仅仅是在一个很短、很短的时间之内发生的事件，遗憾的是这种短时间上发生的事件却被大多数人误认为是全部时间中的全部事件。

时止今日，中国社会上一伙糊涂的人，竟用如此漫不经心的话说，“文化大革命不过是毛泽东犯了个错误，林彪钻了个空子和周恩来做了个协从的结果”，依照他们的见解，如果毛泽东没有犯错误，林彪没有钻空子，周恩来又很有骨气，什么事也不会发生了，一切都会平安无事，正如如西方历史上人们谈论克娄巴特的鼻子，黎希留的痔疮一样，只要伟大人物们的身上发生了一点点变化，人类的历史就应当重写的了。

同历史上的任何的伟大运动一样，66运动亦给出了特殊个人以巨大的活动空间，只是当这种特殊个人的特殊活动在某个时间上已经引发了人民运动并且这个人民的运动也在沿着自身的方向依据自身的逻辑发展时，固守特殊时间上的那种个人价值模式，就有可能解读不出运动的本来意义。

我接着上一章的话题继续说，1966年当发生于学生运动中的那个强烈的自我解放意识必须要突破本单位本学校的狭小空间时，走出自己的“小社会”，于是，到“大社会”中去，到首都北京去，到全国各地去就变成为一种“汹涌澎湃的历史浪潮”；与此相关的是毛泽东也不失时机地拨弄浪潮，站在北京的天安门城楼上居高临下地先后接见了1800多万红卫兵……，于是，文化大革命的图像就被定格在此了，“文化大革命给人留下了这样一些直观的强烈印象：宽阔的天安门广场拥塞着身穿军人式服装的年轻红卫兵，他们欣喜若狂，满含热泪地接受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伟大统帅的检阅……”（《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

一时间，全国各地的造反派学生象潮水一般地涌向北京，于是，分散的红卫兵运动进入了一个十分重要的精神统一化阶段。在这里，我当然免不了要说一说我去北京见毛的经过。在说到这事情之前，我先得交代一下兴平县教师学习会的情况。学习会结束时好象是留了个尾巴——各学校问题最严重的人被转移到县党校里继续落实问题。我们学校的4、5位同学陪同郭焕新参加，其中也有我。主持会议的是一位面貌丑陋的红鼻子，在说到严肃的政治问题时，往往发笑，给人一种很不正经的印象。在这里住了多久？干了些什么？全都记不清了，反正是没有过几天，我便接到了回学校参加“民主选举”的通知。这一次的“民主选举”事关重大，要在学生中选出10%的代表去北京见毛。可以想象这样的选举一定会是认真的，全校同学都是“土包子”，谁个不想上北京去见毛主席啊！何况这一次是完全的免费，一分钱都不用掏。选举结束后，我成为我们班上的5位代表之一，别提心情有多么的高兴。回村后，当我把这个“天大的喜讯”带到家中时，全家顿时乐开了花。

1966年11月初，在刘志贤老师的带领下，我们于阡中学一行30多位学生代表在兴平火车站上车，坐上了去北京的“红卫兵专列”。上车时，我们是对号入座的，谁也想不到，再过几个小时，情况将发生想象不到的变化，车到了西安车站，一种紧张的气氛袭击到了车内来了，待我们放眼看去，整个车站上挤满了大、专学校的学生，人头攒动，黑压压的一大片，把个车站围得水泄不通，我们乘坐的“红卫兵专列”好象在西安车站没有停留多久，所以那种混乱场面象电影画面一样地一晃而过了……，但是，火车进入洛阳车站，我们才看到秩序大乱的局面……我们乘坐的车，还未到达停车的位置，便被一大群学生们给挡住了，一时间吵吵嚷嚷，不成体统。此刻，刘老师非常紧张，吩咐我们把窗子关上，但是，已经来不及了，窗外那些年龄被我们大的学生们用棍棒撬开了窗户，把一个一个同学当成手提包一样地扔了进来，车厢内，我们这些年龄小的同学们抵挡不住，“防线”给完全地被“突破”了，那些从车窗中被“扔”进来的红卫兵，还未直起身子就开始进行空间的抢夺战，拼命地抢占着每一个空间……座位底下，厕所，洗手间，行李架……所有是空间的都占，在这个非常的时间中，我们乘坐的车厢的安详秩序就被“入侵者”给完全地“破坏”了，但是我们很快地就和“入侵者”言归于好了，剩下的问题就是为放置身体而分配那吝啬的空间：行李架上歪斜着人，座位底下爬着人，茶几下面也蜷伏着人，过道里、厕所里都是人……男的，女的，年龄大的，年龄小的，大家都在一个共同的心愿支配下忍受着极端缺乏空间的痛苦。这么多的人挤在了一起，一个人都能够听见另一个人的心脏跳动的声音，甚至连周围人肠胃的蠕动都能够感受得到。车厢内闷热，嘈杂，空气中一片窒息，汗气、肠胃里呼出的浊气和排泄的气味混合在了一起，造成了一种野兽般的气味，把每一个人熏得昏昏然。

车过了洛阳，它已经变成了一个“开放”的列车了，乘务员不见了，车上没有任何的服务，谁想上就上，只要你能够上去，每到一站，哪怕能够加上一个人，也会引起数百甚至数千人的竞争……坐在这样的火车上，每一个人都在经受着“忠于不忠于毛主席”的“具体考验”。如果你不忠于毛，坐在这样的 火车上，你就会泄气，就会后悔，有会止不住地骂自己或者怨别人；但是如果你忠于毛，你心里一定会想着在见到毛之前，你本来就应该受这番罪，吃一点苦头，别说坐在车上难受，就当车厢是一个“炼狱”，你不是也应当一定要进吗？

在京广线上，火车象将要断气的长蛇，走一走，停一停，没有一个时间表。车上的人，除了知道白天和黑夜外，谁知道车到了什么站？……

经过了大约3、4个昼夜的行程之后，我们乘坐的火车到达了终点站——北京永定门车站。从兴平车站上车时，我们这些活泼得如同皮球一样的“赴京学生代表”在下车时，蔫得一塌糊涂，又象泻了气的皮球，仅靠着几个黑馒头的支撑我们从家乡来到了“伟大首都北京”，至于说下车时，我们是怎样地把那近似于失去了知觉的身体从车上挪了下来，全然地说不清了，我只记得当时天旋地转，万物都在摇晃——“伟大北京”的怀抱在把我们纳入其内时，我们已经是头昏脑胀，困乏到骨的人了。

在北京，我们被安排在名气很大的育才中学住宿。育才中学十分慷慨地用大操场的地皮来接待我们——在其上用新芦席搭成了一排又一排的席棚，里面埔满了麦秸，又厚又软，我们就睡在上面。“赴京代表们”是自带行李卷的，当我们正在打开它时，热情而又好客的育才中学师生们以及面带笑容的解放军战士走上前来帮助我们，给人一种亲密无间的感觉。待我们埔好了被子，他们已经打来了冒着热气的洗脚水，把住宿条件简陋在我们内心所造成的不快的一下子给冲淡了。洗脚水虽然是热的，但是饭菜却完全是冰凉的，对于我们这些内心滚烫的人来说，吃下它恰倒好处。

11月中旬的北京，已经是天寒地冻的了，躺在席棚中的我们怎么也睡不着——不是因为冷，而是因为激动。“我们就睡在了毛主席的身边”——这是我们的第一个感受。由这种感受滋生出来的“我们就要见到毛主席”的热烈的希望，如同火一般地驱散了北京城入夜时分的寒冷。就在这个时候，内心发烧的我们谁不在构想着见到“伟大首都——北京”的情景呢？想象着的天安门城楼，它应该如此地庄严和高大，想象着的东西长安街它应该如此的宽广，想象着的毛主席应该同新闻记录片上的一样，身体十分的健康……我在做着如此的构想时，身边一位同学的啜泣声打断了我的思维，隔着黑暗，我凭知觉知道他已经是泪流满面的人了……“最坚强的感情有时候恰恰是最脆弱的”——我心里在嘀咕着。

可能在晚11或者12点左右，席棚外传来了“特大喜讯”，明天——公元1966年11月11日——“毛主席就要接见我们了”。于是，同学们涌出了席棚，相互拥抱在一起，一边蹦跳一边欢呼！“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连成一片，仿佛伟大的北京城在我们的欢呼声中摇撼着……在如此神圣的时刻，谁还想睡，谁还能够入睡呢？不知道怎样地打了个盹，凌晨3点，我们便起床了，在微弱的烛光下，我们同紧急集合中的战士一样地穿好了衣服，匆忙洗刷后，胡乱地吃了饭，然后，每个人领到了一包饼干和4两熟牛肉（这是我们的一天的口粮）。随后，我们列好了队，领取“金光闪闪的毛主席像章”。它是一种直径约10毫米的圆型金属制品，在大红色的底板上面印着金黄色的毛泽东侧面头像，看起来十分的精致。当我们互相之间用颤抖的手把它戴在各自的胸前时，便完成了一项仪式——没有“花一分钱”我们就成为最神圣人物的神圣兵卒了！

大约凌晨4点钟，我们唱着神圣的歌曲，满怀崇敬的心情，向长安街走去。到前门附近，我们才发现了象蚂蚁一般地蠕动着的人群汇集的现象。神学家饶申布士曾经说过：“一般地来说，伟大人物不过是把人民当鱼虾看待”（《社会福音集》中译本第80页）。现在，在伟大人物的面前，我们自己却已经变成了蚂蚁了。就这个现象来说，法国那位学者有关“红色蚂蚁”的报道，也许不是全无道理的。参加这次接见的“革命师生们”分坐在东西长安街的两侧，毛泽东要坐敞蓬北京吉普车从中间经过。在学生们的最前面，站着一排徒手的束着腰带的解放军士兵，随时准备着用自己的身体维护秩序。

20多万外地入京者于东西长安街的两侧席地而坐，在焦急不安的气氛中，耐心地等待着神圣时刻的来临。新闻记者们在摆弄着摄影机，一支又一支心不在焉的文艺宣传队，巡回地演出小节目……，整个的北京城好象显得烦躁不安。

下午1点，广播开始播放着《东方红》的乐曲，这个神圣曲子告诉我们那个神圣的人物将要踏着它的旋律出现，苦苦等待的“红卫兵海洋”出现了“沸腾”的迹象，解放军战士们努力地维护着秩序，以防止发生混乱，为了使大家互相监督，他们让我们每一个人挽住另外两个人的胳膊，于是，整个的“红卫兵海洋”就连成了一片……。

不一会儿，我们的面前，出现了几辆军车，有的同学竟在那上面寻找毛主席呢，忽然，一个声音喊道：“毛主席来了！”于是事先准备好了的秩序一下子乱了，大家争先恐后地站了起来，来不及起立的人就被踩在了脚底下，排在了后面的同学（排队是按照大小个子的，大个的排在了后面）象疯子一样地往前拥，前排手挽手的解放军战士使劲全部的力气向后扛，气氛紧张到了极点，其实呢？……毛泽东并没有来，开过来的虽然也是一辆敞棚军用吉普车，但是那上面坐了几个面目陌生的军人，人们长长地嘘了一口气，秩序稍稍地恢复正常，也正是在这个时刻，还未等到我们从松弛的状态中游离出来时，毛泽东的车子已经开到我们的面前了，神圣人物的身影猛然间袭击了我们这些精神松弛着的的小崇拜者，每一个人都象被钉子钉住了的一样呆站着，口号喊不出来了，我们犹如哑巴，蹦跳不起来了，我们犹如木桩，事先准备好了的那一把眼泪一时间也挤不出来了，“一腔的心里话”顿时全忘记了，脑子里一片空白……就连眼睛这样的器官也不好用了，当神圣的手在向我们挥舞时，我们竟不敢相信眼前的事情是真实的，以为自己看到的是幻象，以为在做梦……即使这样，我们还是努力地想把它保持住，不至于使它转眼即逝。真奇怪，当世界已被神圣性充满时，我们却感觉到了一种莫名其妙的空虚，甚至连时间这东西的存在都好象是虚无的，在下意识中，我们在发问，“这是北京城吗？这是长安街吗？这是毛主席吗？”就在这个我们久久向往的神圣的时刻中，我们疲乏，困顿，干渴，痛苦，四肢无力，身子簌得如同散了架子一般……我们向往神圣的时刻，但是在神圣的时刻中，我们竟如同废人……。

但是，有一点是可靠的，毛主席的身体的确如报纸上所说的那样，十分的“健康”，他穿着草绿色的布军装，右臂上戴着红卫兵袖章，脸上带着新闻照片上常有的“慈父般的笑容”，他向着我们招手，神情是那样的自若。这一切，我看的非常清楚，风吹动他的头发都未能逃过我的眼睛……待到他的车子离去，我们这些中了魔的人，才从梦境中苏醒过来，才使劲地跳，使劲地喊，多情的眼泪才象断了线的珠子一样地掉了下来，……伟大而又神圣的时刻就这样的一晃而过了……它除了留在了我们的记忆中之外，好象也永远地消失在幽暗的历史长河之中了。

此时此刻的东西长安街象人抽完了筋那样的松弛开来了……嘈杂声和混乱声连在了一起，造成了一种无可名状的的疲塌现象。也就是在这个时刻，我发现一伙从新疆来的红卫兵在结队哭泣着，他们一边哭，一边喊“我们要见毛主席，我们要见毛主席！”原来，他们因席地而坐未能够起来，竟被挤倒了，失去了观看毛主席的机会。看到他们那副可怜象，高兴的我们也伤悲起来了，有人上前劝说：“下一次再说吧！”就在我们说话之间，几辆军用解放牌大卡车开了过来，正在拣被踩掉了的红卫兵鞋子……在北京，任何场面都是“盛大”的，包括拣鞋子这事情在内。

以上，我不过是平铺直叙地叙述了我见到毛泽东的经过，如果读者们认为可笑的话，那么，我告诉大家，在我们的中国，可笑的事情多着呢？岂至我们的这一件。在政治大解放的发难关头，专制社会主义制度对人造成的政治压迫和政治禁锢必然会以各种的方式表现出来。人虽然在政治上获得了解放，但是，人在精神上还得要遭受奴役，迈向解放的路程还远着呢？情形正如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所说的：“他把肉体从锁链中解放出来了，是因为他给人的心灵套上了枷锁。”

在那个时候，我们拥护我们的领袖，爱戴我们的领袖，向他表示忠心，这又有什么不可呢？同任何一代的人一样，我们也是特定时期中诞生的一代，人们不能够用非历史的眼光去看待我们的那段历史，和这段历史相联系的是，在“10年”之后，在同一个北京的天安门广场上，在伟大的“4、5运动”中诅咒毛泽东、骂他是“秦始皇”的人不都是我们这一辈流着眼泪高呼过“毛主席万岁”的人吗？看来，许多的人都会摆出哲学家的的架子，操着哲学家的口气说：“历史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但是在轮到我们时，他们却似乎要求我们从历史中飞了出去。要知道，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

西方基督教国家在近代化过程中出现了一个很有价值的口号，叫“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于这个口号多少对等的是在本世纪60年代的中国，事实上形成了在毛泽东面前人人平等的现象——在文化大革命中大家都变成了毛的“兵”，这样以来，我们实际上跟林彪副统帅、周恩来总理站在了同一个水平线上了——他们在跟我们一样地戴上了红卫兵袖章时，不也是变成了毛的“兵”了吗？毛关心不关心人的平等，这个问题姑且不论，社会上的人站在他的旗帜下获得了一种平等的感觉却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上升到毛的高度”——这便是我在接受了毛的“检阅”之后的第一感觉。

在接受了宗教性的“洗礼”之后，我们这些普普通通的中学生一下子变成了精神上的优胜者，我们大摇大摆地出入于北京的主要街道上，坐车不要钱，吃饭不要钱，真是风光一时。我们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看大字报，在“学生运动的摇篮”里“就地取经”。在这里，我们看到了“炮打刘少奇”、“油炸邓小平”“火烧淘铸”的大字报，心里产生了很大的震动。北京是革命的，开放的，是天翻地覆的，以前被视之为“反革命”的行为在这里畅通无阻，被视之为“国家机密”“党内秘密”的东西，在这里被人们自由的谈论着。此时此刻，我们的身还在北京时，心就想着要回去如何改变本省、本县的面貌的事情。“两校”（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合称）的革命气氛象热病一样地传染给了我们，我们的胆量经历了平生以来第一次最大的变化；变化的结果，我们成为“天不怕，地不怕”的人了。以前，我们在农村怕党支部书记，在学校怕校长，怕老师，怕党组织、团组织，现在除毛泽东外我们怕谁呢？可是，话又说回来了，我们也用不着怕毛，他老人家慈祥地眼光不时地关注着我们，我们爱也还来不及何言怕呢？1966年，中国学生们的“心中的红太阳”就是这样地“冉冉”升了起来。“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毛泽东语录就变成了我们“革命的指南”。

记述至此，我不想回避目前中国社会上议论最多同时也是引出误会最多的一个问题，即政治上的个人崇拜问题。作为中国人我也知道许多对66运动并无恶意的人，其所以也乐意置身于反对66运动的人的行列，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们认为运动者犯了政治上崇拜毛的错误，而这种错误又在我们一代红卫兵身上表现得最为突出。在正面阐述这个问题之前，我先请读者们想象一下不会出现个人崇拜的政治到底是什么样的政治？在政治的生活中，人们一再地反对个人崇拜又可能意味着什么？

对上述第一个问题的答复是，一个政治体制如果不能够最大限度地调动公民的积极性，当政者的个人行为又不能够在大部分公民心目中树立起积极的影响，那么，在这种政治的生活中，肯定是不会发生个人崇拜的。在这种政治中，人的个性和本性都受到明显的限制，所以，政治系统中的所有的人都毫不例外地需要压抑自己的情感以及情感的表达，从而形成一种程式性的生活和程式化的对生活的表达，当然，不可能出现任何有可能受到更多的人崇拜的人格和性格；对第二个问题的思考，有可能得出如下的结果，当 一种政治制度能够成功地调动和组织公民的政治积极性时，那么这样的政治就会很难避免个人崇拜现象的发生。把上述两的问题联系起来思考，我们在说到政治问题时，就不会那么轻松的反对政治上的个人崇拜了。

在民主政治每隔几年便会发生的大选中，那不是“制造个人崇拜”又是干什么呢？到末了，一个政党实际上被化成为一个具体的个人，而这个人的形象如何不就是意味着那个党的形象如何吗？在这个时候，你说我只拥护某某党，而不崇拜它所所选定的代表人，你能投这个党的票吗？在民主政治中，大凡能够通过公平的政治竞争而拿到法定的当选票数的人的身后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个政治上的“追星族”。因之民主的政治不但不反对政治上的个人崇拜，而且也为这样的个人崇拜政“制造”公平的竞争机会。所谓的政治上的大选说到底也不过是要选出最受公民“崇拜”的个人！在这样的情况当中，民主政治不得不假设政治受到更多公民“崇拜”的人，就是政治上的优胜者。所以在民主政治过程中的最关键的深刻，政治家肖像上所堆积的意义是难以计算的。 就此去解读我们当年的行为，一个民主的意义是可以看得出来的。由此而推断，中国民主化后，非但不能够终止政治上的个人崇拜的现象，反倒会更多的出现有规律的个人崇拜现象。要知道宗教自由和政治自由的意义在这里可以交叉地出现，把人造成为神和把神还原为人，都是政治生活的“家常便饭”，用不着任何的人去批评。

在我们中国，许多具有民主意识的人其所以起劲地反对个人崇拜，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依据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见解，个人崇拜在政治上构成了一项错误，因为，任何个人作为一种“物质存在”在人类物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充其量也不外是一种物质，从理论上讲没有可以值得崇拜的因素。尽管如此，在防止个人崇拜方面，流行马克思主义们拿也不出任何的办法，只是在“清算”个人崇拜时，他们却很有手法，几乎在所有的死了的专制主义的大人物身上，都可以找出了个人崇拜的“恶习”。就此去思考为什么在斯大林、毛泽东等人死后为什么都留下了一本个人崇拜的老帐要叫他人来“清算”，问题不是很清楚的了吗？

有鉴于此，我个人才认为我们中国人的任务是发展民主，而不是反对个人崇拜；个人崇拜即就是一项错误，反对它的行为也不可能收到预期的效果。因为，要彻底地消灭人对人的崇拜，前提是消灭人本身，舍此之外，任何的办法都无补于事。所以，若还从人性的观点去认识问题，情形就会有所改变，民主政治并不是企图从整体上改变人性的政治，所以，民主政治在原则上承认公民的任何的政治选择，哪怕此种选择是不合情理的。在哪些设计民主的大师们中间，虽然无人正面的主张个人崇拜的合理性，但是，他们也很少有人执意地要反对个人的崇拜。这样，在民主的有关设计之中，就不得不给出个人崇拜一个合法发展的空间。在这里，不是人性要迁就政治，而是政治必须要迁就人性。在政治的设计之中，对于人性中的那些根本别指望不能够彻底好起来的诸多因素，必须给出活动的余地。民主政治也可以理想化，但是它绝对理想不到共产主义的程度，一切都和谐，一切都平安无事。民主政治是一种允许冲突存在的政治，它化解冲突的能力也不是无限的，因之，伴随民主的东西也就有可能表现为持续不断的冲突。民主没有最终的状态，它每前进一步，都好象是脱离最初的状态，却永远进不了最终状态。就此去理解，民主的政治非得要把某些个人推上政治的“高峰”不可，此后它又不得不把“高峰”上的人物们“摔了下来。”所以在政治上被崇拜的人物们好象是享受了人间的最崇高的荣誉，其实呢？把他们放到“历史的长河”去看，他们不过是些“刍狗”而已。议论至此，我劝那些欲想推进中国民主化进程的人，切末再唱政治上反对个人崇拜的老调，用古诗上的话说，叫“劝君没奏前朝曲，偏听今番杨柳枝”。

质言之，在66造反运动中，人民因某种原因在政治上崇拜了毛泽东，这并不构成人民的错误，也不值得批评，值得批评的地方就在于当运动的发展出现了毛的政治愿望和人民的政治利益的冲突时，人民还未能够走出对毛的崇拜，依然的运用毛的那一套来理解运动，就很不对的了。正如我本人在上面的议论中一再说明的那样，本书的写作意图不包含有任何地赞许造神活动的意图，只是就红卫兵运动的发展史提出了一种不同的见解，并在分析它的发展史时发现了非政治的价值因素。正因为如此，我在解读这种非政治的价值时，才进一步地发现了红卫兵运动的历史意义。我断言，在今后几十年的时间内，中国社会如果重新出现民主化自由化运动，肯定它不会越出66运动的模式。

值得说明的是，就在我写作这一章内容时，我的上述话的部分话的已经被应验了。发生于上海和南京等地的大学生运动同去年发生于北京、西安、合肥等地的学生运动造成了南北呼应的局势，中国的青年学生们又一次地将要在政治上走在中国人民的前面的事情已经可以看得清楚的了。可见，1966年的红卫兵运动的传统已经是后继有人的了。可以想象66运动的真相若大白于天下，那么目前正处于发难阶段的学生运动，也许会从中吸取不少的经验于教训哩。可惜的是，他们目前还被邓小平的“否定文革”的那种气氛所笼罩。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