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振荣 对一个伟大时代的回忆与理解（9-12）

tuffy05

对一个伟大时代的回忆与理解（9）

第5章：政治气候的骤变（上）

在评价1966年中国政治运动时，我赞成左毛派“史无前例”的说法。的确，1966年中国政治运动不但在中国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在全世界范围内也是无例可寻。这一年，人民的运动和共产党运动同处于一个发难时期，所以，研究66运动史的人便不可能提出一种独立而又完整的人民运动史线索。习惯上，我把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扩大会议通过的《5、16通知》看成是共产党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开端，把同年同月29日第一个红卫兵组织产生时间作为66运动的起点，尽管如此，我却没有办法把上述两个时间上开始的运动各自分裂开来，并为两种性质不同的运动提供泾渭分明的说明。在如此重大的事件上，两种性质迥异的运动胶着现象往往会把研究者的视线搞混，给研究造成困难，使他们很难做出必须和必要的区分，以至于陷入“合二而一”的泥潭中去。

正因为存在着上述的问题，所以我在回忆和叙述人民运动史时就免不了“跑题”——用相当多的篇幅去交代共产党和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就主观愿望来说，我不想这样做，但是，我不能不这样做。就初发时期的人民运动着眼，许多的混乱现象也许可能导致社会的动乱，但是，此时此刻人民运动还未走出共产党运动的框架和毛的运动又紧紧套在其上的情形却又为人民运动培养了秩序因素，于是，发生动乱的可能性就被排除了。仅就这个问题看，三个运动运动的交错现象便产生了价值。即使这样，你说毛发动了人民的运动也不十分的错误，当人民中间的力量还不足以造就新的运动所需要的秩序因素时，毛个人就变成为一个不可替代的因素了。就此而立论，毛同人民政治大解放运动联系在一起也不是无缘无故的。

目前，一些对66运动和文化大革命运动持“否定”态度的人，无不把以上三个运动合看成是一个“毛泽东的阴谋”，因而，他们以为只要“破译”了毛的“阴谋”，一切的问题和疑难都会迎刃而解。其实，这样的一种看法是十分片面的，把造成事物产生的因素同事物的本身混在一起了，以为后者就是前者，那是非常愚蠢的。在1966年中国的大事件中，毛仅仅是事件的生产性因素之一，而不是它的全部，也不是它的本质性东西。建立了这样的观点之后，我便有理由认为，在66运动的研究中，所谓的“毛泽东阴谋”是一个“扩大”了的话题，原不值得认真的对待。在我个人的回忆之中，文化大革命是1966年那个特殊年月里人民日常生活中的日常事件，同历史上的现实生活中的“阴谋事件”完全无关。因此即便如人们常说的那样，毛是一个“阴谋”型的人物，我也还是坚持他在文化大革命中“阴谋”最少的观点。

我把60年代之前的毛看成是一位这样的人物，因苦于历史负担的压迫而不得不玩弄“阴谋诡计”，把此后的他看成是一个具有“开放”因素的人物。同斯大林不同，毛是一位有着强烈革命意识的人，并且生性活泼，即使变成为中国社会的最高统治者时，还一心地向往革命。更有趣的是，他即就是陷入穷奢极欲的物质生活当中，也未能从革命的“最高”境界上摔了下来，这样以来“玩物丧志”的那条规律对于他好象不起作用。仔细地研究便会发现，60年代以后，毛日益地站在专制社会主义的批评者立场上去了。起先，这种批评是就事论事式的，也是杂乱无章的，但是随着毛的思想的不断地“革命”化，出现了一种系统性的批评和系统性的思考。人们若把1966年8月经他解释的文化大革命看成他对中国专制社会主义的“总批评”，那么，在他的批评之中，人们便可以发现民主、自由的因素就没有什么奇怪的。

无论怎么说，毛总是20世纪的世界共产党大员中唯一的一个以“个人”方式“触及”到了共产党专制社会的“过渡性”问题的人，尽管在他个人的理解中，自由主义最终将要最终确立的问题被表述成为“资本主义一定要”“复辟”，民主主义一定要实现的问题又被当成是“共产主义一定要胜利”——那也无关要紧，重要的是他把处于“过渡状态”的专制社会当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资本主义社会”来批评，认为它是“不合理”的、“反动”的，必然要被一种合理的、进步的制度所取代。如果我们今天认为民主制度将最终取代专制制度——这是一种“历史的必然”，那么毛最先用自己的语言描述了它，却是一桩有意义的事情。

要看到，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上的众多的共产主义者中，毛主义构成了一个单独的人物类型。这个类型的人物们，缺乏马克思主义的欧洲文化背景，也不具备与马克思主义相应的文化知识，完全在一个与产生了马克思主义毫无关系的社会中开始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探索”（一位美国学者就认为他是一个探索者）。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就势必会失去对他们的“约束”，他们对于马克思主义运用的“自由”也由此而形成。40年代初，以毛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重新解释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时，把中国社会正在进行的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式的革命战争说成是一个性质上的“资产阶级革命”大大降低了中国共产党革命的标准，由此而引出的后果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就被放置在未来的空间和时间中了，因此，到60年代初，当中国共产党人重新提出这个无产阶级革命话题时，无产阶级的革命到底应该怎样搞？显然是一个谁也说不清楚的问题。到1966年8月，已经进行了3个多月的文化大革命不但刘少奇、邓小平说不清楚，毛泽东、林彪也未必能说清楚，可是革命既然已经发动了，就得进行下去！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正因为运动没有意义，所以所有参加运动的人都有可能给运动出示自己的意义。于是，文化大革命——一场共产党的运动就是在这样的时刻中开始了向人民运动的转化；转化中，当以前中国社会根本就没有的红卫兵们在给运动出示了个人的意见的时候，想不到毛泽东竟然全盘地接受了它，并且把它作为一个“革命的成果”向社会展示。

上面，我已经说到了在我就读的初级中学中出现的第二轮大字报的情况，此处，我提醒大家注意这种广泛应用大字报做武器所进行的战斗就是人们所说的“造反”。这种“造反”虽然被“造反派”说成是30年代的“中国工农红军造反的继续”，但是，它同后者相比，已经有了性质上的变化。在中国工农红军造反的时代，民族国家处于解体的状态，中国陷入了真正的“社会大动乱”之中，所有的欲在乱中夺权的政治势力、军事势力无不本着武装自己的原则行事，因此，所有的有实力的革命团体无不演变成为军事集团，而造反也都只能是用“枪杆子造反”；66造反就大不相同，它虽然在原则上被认为是传统的“枪杆子式革命”的“继承”，但是它从产生的那一刻起就意识到这是在“新条件”下的“继承”，是一场“新的革命”，因此它就不是一部分人的造反，也不是一个阶级的造反或者一个阶层的造反，而是全民的造反或者说是人民的造反，所以它不需要使用暴力，人民的力量在被政治的方式组织起来之后，就用不着去拿“枪杆子”了，用“笔杆子”造反——就使民主浮出水面了。

在这本书写作的阶段，我不止一次的问自己：“你做为当年的造反派战士，到底在造谁的反？是谁在此前压迫了你？你是怎样造反的？用了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站在今天的立场上去看你当年的造反，其意义何在？……”如果说上述的问题到底应该有一个答案的话，那么本书的内容也不过如此而已。

在我个人的看法中，中国民主化运动不应当从66运动后退，而应当在那个基点上前进！如果我没有说错的话，现今的民主化运动实际上是66运动的继续，这一点应该被人们注意，若忽视了这一点，在66运动之外，欲另辟中国民主的蹊径的做法就是极其错误的。结合我个人的情况而言，我当年起而造反，并无错误之处，若说有错误的话，那也只在于我们听从了毛对我们造反行为的解读。其实呢？我们希望造反本身就有一种属于我们自己的意义，只是当时在那时不能够拿出这样的意义的时候，我们把自己的造反行为附在毛的那一张“文化大革命”的“皮”上就是情势所迫的，无论怎么说，下述的一点也许会导致某些人发生误会，即我个人在解读我的行为时往往会同毛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产生联系，甚至在最关键之处还会发现重叠或者重合；即使这样，我也不以为然，因为，在运动中不管出于何种动机，毛支持了我们自由运用权利的行为，特别是鼓励我们以造反的方式“打烂”这个现成的专制局面，其积极意义是不容“否认”的。在毛的意识之中，大字报“是革命群众发扬民主”的一种具体行动，“是人民群众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创造的“新生事物”，所以他就有所爱惜。据传，1967年夏天，他在武汉视察期间，戴着大草帽，挤在人群中观看大字报。在这本记述人民运动的书中，我不可能过多地论述毛的问题，只是简要地指出毛在这时间上已经变成为人民运动的一个因素既可。

在我当时的体验之中，大字报风潮创造出了一种全新的政治气候，也创造出了一种生动活泼的政治语言，把那时社会上一贯的官话、套话比得味同嚼蜡。那些写在了废报纸上的未经仔细斟酌的话，一经发表，就会引起“轰动效应”的主要原因是它以真挚的情感说出了人的“心里话”。可见，社会变化之大，即使在语言上也露出了端倪。一时之间，有文才、有见解的同学很快地出人头地了。许多的人都在这个时刻获得了“笔杆子”的称誉。大字报的出现打破了学校中的“万马齐喑究可哀”的局面，促进了师生们的言论的大发展。人有这样一种奇特的性质，当他是政治上的被动者时，一个明显的标志是他无话可说，一旦变成为政治上的主动者时，便有许多的话要说。依据人性的法则，人的言论若被禁止了，那么久而久之，人说话的欲望就会萎缩，但是一旦话匣子打开了，那么就难以合上了，越讲越多了……可见真正的潘多拉匣子是人的口，因为，我可以这样地说，1966年的民主和自由都是一种口上的功夫。值得说明的是，就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大字报因邓小平的一句话便从宪法中给删掉了，但是大字报精神是无法删掉的。我预言在而后的中国社会的大变革中，大字报会象呼唤了66运动中那样的呼唤民主和自由。因此，虽然写在牛皮纸上的“大字报”3个字可以被抹去，写在了人民心上的“大字报”3个字谁也抹不掉！

在我们的学校中，言论解放所焕发出来的那一种才气，使同学们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往常在语文课堂上，同学们写一篇作文都很吃力，现在说“心里话”时手中的笔竟龙飞凤舞一般，几百字、几千字，甚至上万字的大字报一气呵成。对于那些一直抱怨中国人缺乏才智的人来说，何不回忆回忆66运动！谁个不是生气勃勃的！

当学校的大字报上出现了校长郭焕新的名字时，气氛便有几分的紧张了。郭校长——这个在我校最受人尊敬的人物变成为大字报触动的对象表明了一代学生们政治态度和政治情感的重大变化。

就66运动的性质而言，它本来是打倒专制分子——关于这一点，可以同“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整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官方提法联系起来思考，可是运动一旦兴起，它便无法收拾的了，许多的与专制主义着有瓜葛的人都受到了牵连，以至于伤害了许多无辜的人。事后分析起来，这种缺陷之于运动虽然是致命的，但它似乎很难避免。运动首先是从共产党运动给“脱胎”出来的，所以共产党运动的整人的特点就可能影响到它，把这种现象同运动没有独立自主的理论指导的情况起来思考，我们就不能过分的指责运动者们的错误了。在这里，报复的思想和情绪不是没有的，那些在过去的时间里伤害了人民的人在人民的运动中受到了伤害，也是一个原因。1966年人民在政治上迈出这一大步时，还没有完全学会用自己的方式走路，因而人民是要栽跤的。仔细地想起来，那真是“天步艰难”啊！

可以想象，1966年5、6月间，当伟大的运动在呼唤我们时，我们这些刚刚从考前复习的愚蠢气氛中走了出来的中学生所受到的政治方面的限制多得不计其数。首先我们很无知，在需要我们关心国家大事时，我们不知道国事为何物 ；其次，我们不知道也不可能理解中国共产党内部新近发生的“第9次路线斗争”的内幕故事，因而当毛“号召”我们“介入”这种斗争时，我们乐于奉命，也愿意“勇往直前”！但是，我们在主观上要积极的参与共产党内“第9次路线斗争”的行为事实上并没有使我们变成为共产党“路线斗争”中的人，我们只是在这样的思想和观念的指导下无意识地开展了解放我们自己的工作，真实情况是，除了我们当中那些非常拔尖的极个别造反派领袖变成了“路线斗争”中的人物外，整个的运动都是在共产党“路线斗争”之外开展的，因此，我们在运动中对刘少奇、邓小平的批判，事实上是对共产党社会和共产党制度的批判，但是在批判中，我们把自己又同挂名的共产党主席——毛泽东联系在一起的做法，却使我们净化掉了批判行为有可能激化出的仇恨主义因素，于是，我们行为的表面上的“缺陷”（反对共产党不彻底）却又同民主的宽容精神贴进了一步。

当时，我们都是在校学生，我们本身就对当时学校教育体制心怀不满，对它的摧残个性、压抑人性、限制自由的种种行为有着一个下意识的抵触，只是为求得个人的出路，我们才不得不表示认同。在我们接受学校教育的年龄上，我们当然不知道什么是正当而又合理的教育制度，是在无选择的情况下被动地接受它的，因之，当我们听到毛斥责它为“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教育”时，我们就理所当然地视它为“反动”。从这种“反动”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教育”中解放出来，就是我们当年行为之价值。在这里我们的“错误”仅在于我们没有叫准我们所要反对的事物的名称，而不是我们反对了本不应当反对的事物。就是在今天，这一套据说经过了“改革”的共产党教育制度，我看也应当是无条件的废除才好！我们把这样的“工作”不过是提前搞了20年。

如果认为在60年代，我们那一代人是共产党学校教育体制的“受害者”，那么我们“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的行为就是一桩谁也否认不了的正义之举动，只是当这种事情同毛牵连在一起时，情况才起了变化。今天，当我在坐下来分析这种情况时，就免不了会感到几分的尴尬。可不是吗？毛的应该归毛，我们的应该归我们——这等浅显的道理竟蒙蔽了我们中间的许多人，使我们在面对真理时无所措其手足。那时候，当我们认识到我们自己应该对文化大革命负有责任时，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的伟大部署”就同我们个人的行为发生了一种很有价值的联系，在这种联系一时间还未中断时，我们变成了毛的“兵”的事实，也就意味着我们摆脱了“党”。

可见在伟大的66运动中，我们是在“两条战线”上“作战”的，所以，我们的自由就不是现成的教科书上的那种自由的理论所能够解释的。在运动的发难关头，我们故意地选择了毛泽东的行为包含着我们对党和制度的有意排斥，若不是这样，我们的造反行动就会被扼杀在摇篮之中。对我们所有的人而言，这一次的运动同以前所有运动的区别在于我们自己干；在自己干时，除了我们需要毛以外，谁也不要——人民的运动就产生在这样的情形之中。

依据我们当时的认识，这是一次理所当然的我们的运动；运动中，我们“自己解放自己”的行为不但符合共产党和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原则，也于这个社会中我们的接班人地位及身份相符合。在一个被认为是属于我们的社会中，“我们不干谁干？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做谁做？”可见，当制度以教育的方式把社会“许诺”给我们时（那是欺骗我们），我们要能够对得起社会，就只可能使它真正地归属于我们。于是，在一个一贯的欺骗人的社会中，我们倒参与了一场真诚的运动。在这个真诚的运动中，我们就是“老大”，我们说了算，什么马克思主义，什么毛泽东思想——全凭我们的一张嘴，就某一件事，我们说：“这是马克思主义的”，那它也就“是”；我们就另外的一件，我们说：“这不符合毛泽东思想”，那它一定“不”，谁能够堵得住我们的口！糊涂的人以为我们中了毛的邪，中了马列的邪，其实呢？我们是中了“我”的邪，“我”是判断一切事物的唯一的标准，毛主义，马列主义全是假的。诸位，阅读至此，你们若还站在学究的观点而不是站在民主的观点上来评价我们的行为，那你们一定会批评我们：“你们当年的那一套马列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列主义”——说完此话后，你们也许会拿出“真正的马列主义”来的，但是，我告诉你们，你们若还要同我进行一场有关的马列主义的大论战，打一场马列主义的笔墨官司，那我是不会奉陪到底的。因为，我心理十分地清楚，那场笔墨官司一万年也打不出个结果的。正确的做法是我们应当站到权利的观点上来看待上述的问题，这样以来，即便是由我们当年说出来的那一套马列主义是不正确的，也就是说，它与经典的马列主义风马牛不相及，但是我们自觉、自愿地运用它的行为却是未可厚非的。在这里，问题的要害不是理论是否属于自由的，而是运用理论的行为是否自由？依据后一个意义，我们即使在运动中坚持了百分之百的马列主义，我们的行为也不能因为马列主义是专制的而变成为专制的。我们是自由中的人，我们的思想亦飞翔在自由的空间之中。

议论至此有人可能会说：“运动前，你们不是也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吗？”我回答：“承然”。运动前，我们相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国家和社会强加于我们的，不是我们个人的选择，这一次不一样了，我们是在一种选择的意义上认准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其行为的价值是选择；又如果，被我们选择了的东西不是物质的东西，而是精神的东西，那被选择的东西已经浸透了我们的精神的情况就不容忽视。因此，我认为，不是我们的精神浸淫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之中，而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浸淫在我们的精神之中！被我们热情地选择了的东西已经注入了我们的情感和价值，从而变成为我们自己东西的情况便是我竭力要为之辩护的东西。这就是66期间我们的“大制作”——把官方的东西制造成我们自己的东西——的成果之一。运动中，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名词并没有变化，但是，其内容已经大大地改变了。看不见这一点，仅仅因为我们在口头上喊了个马列主义的口号，就断定我们是马列主义的人——不就是世界上最愚蠢的事情吗？我要告诉各位读者们，在伟大而又激动人心的运动中，“亿万人民”心中的确生出了一种“主义”，此种“主义”也的的确确在鼓励着人民行动，只是人民还没有给它起一个合适的名称而已，换一句话说，一个政治上的婴儿出生了，我们不能因为它还未获得名字便否认它的存在价值。

我接着叙述，当我们那些在校学生感到有必要冲破现行教育制度的束缚时，便有可能把我们学校中的事情同文化大革命“挂起钩”来，于是，用理解全国文化大革命的那个方式来理解我们学校的事情就十分的自然。在一部分同学的看法中，我们学校同北京大学一样，也被一条“资产阶级的反动教育路线统治着”，也存在“文化大革命不能按照毛主席所指引的革命方向发展”的问题，因此，我们应当学习“北大革命师生”的榜样，向学校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火”。上述的看法一旦形成，我们便不得不把“斗争的矛头”对准含辛茹苦地培养我们成长的在学校一贯代表党的老师——郭焕新校长。

可是，情况远非人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学校中长期形成的师生关系和我们意识中的阶级感情都阻止我们采取行动，动摇我们的决心，当然其中也有害怕“秋后算帐”的心理，一时间，“文化大革命中的盖子”——总是“揭不开”。读者们如果能设身处地得为我想一想，我那时面临的情况是这样：我能不能“炮打”我的老师？我作为学校中的积极分子同校长的关系自然会被一般的同学密切一些，我崇拜他，敬佩他的为人，在我个人的感觉中，他好象也赏识我这个学生，但是——我又来说“但书”了——我目前面临的选择是：跟毛走，闹革命；还是跟他跑，犯错误。选择中，我抛弃了后者而选择了前者。读者们，你们若还处在那个时刻，我相信，你们的选择和我完全会一样。对于我——一个天性中自由成分比较活跃的人来说，跟毛闹革命的诱惑是难以抗拒的。在我当时的印象中，毛不但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家，而且也是一个人道主义者。在我学习过的一篇课文中，少年时代的毛泽东上学时，经常背着家长把自己带来的饭菜分给贫困的学生吃。跟这样的人物干革命——一定不会错。

现在，我要说的是，在我们学校的“文化大革命的盖子”还未“揭开”时，也就是说当全校师生的“斗争矛头”还没有“集中”地对准郭焕新时，他已经完全地给“崩溃”了——在一个可怕的夜晚，他突然自杀（未遂）了！这个“吓死人”的事件的发生，打破了学校的政治僵局，一直“揭不开的学校的阶级斗争的盖子”终于给“揭开”了。

在郭老师自杀的几个星期内，学校中直接冲着他个人而来的大字报没有几张，少数的几张涉及到学校领导的大字报，也不过轻描淡写地说到了他，可见即使在他的命运遭受到毁灭性的打击时的前一天，也还保持着一贯的党的权威。在我的印象中，全校三、四百号师生中，属他威信最高。大家都公认他是一位好领导。他虽然极少在公开场合中训斥过人，很少大发脾气，可是，大家都怕他，从来没有发生过老师或者学生当众叮碰他的事情，即使在那些爱挑剔的人中，他也被看成是“有水平”的人。学校中出现了大字报风潮时，他一直背着手，板着脸看大字报，有时候做些笔记，可从未发表过评论或者议论。也正是在这种时刻，谁能够知道这个表面上故做镇静的人的内心深处正在开展着生与死的激烈搏斗啊！

在我们学校的第二轮大字报中，斗争的锋芒主要是冲着刘志贤老师。刘老师无疑是我们学校中一位最积极的年轻老师，他担任学校团总支书记，是学校教师中屈指可数的几个共产党党员之一，也是那个时候的红人，象这样的人在这个时候受到大字报的攻击也在所难免。事后的分析认为，刘老师作为个人没有什么显著的缺点和错误，他为人正派，富有同情心，积极热情，工作中吃苦耐劳，不谋私利，是挺好的人。他有一定的语言表达的才能，经他之口说出的话虽然缺乏幽默感，但是挺动情的。特别是在帮助后进生时，他可以说出在别人听来是“掏心窝”的话。自然而然，这样的人在那个大喊大叫“要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的社会中，很快就被周围的人看成是校长的接班人。所以，依照当时的情况看，他的前途是无量的。我在上边已经说过，66运动是一个非积极分子的运动，在这个运动中，所有积极分子都会受到冲击的事情也与此有关。事实是，郭校长器重刘老师，刘老师也在他面前“吃得开”，都用不着怀疑，只是大字报的试探性矛头在未曾指向郭时首先指向了刘！那时，一向春风满面的刘老师，顿时竟形同槁木。

对一个伟大时代的回忆与理解（10）

第5章：政治气候的骤变（下）

大字报把攻击的重点放在了批评积极分子们的个人道德方面，但是，实际情况却是在那个时代中积极分子的道德一般都是无可指责的，所以，大字报对于积极分子们所造成的政治压力是不足于把他们压垮，问题又在于当积极分子的道德不是传统的组织方式而是以群众运动的方式被提了出来时，情况就大不一样的了。因而，即使我们不能认为向积极分子写大字报的人的道德水准要高于积极分子时，我们也一定要看到一种全新的道德系统正建设当中。虽然这个意思不能被说成是政治运动已经在建设自由人的道德，只是说专制社会的道德已经被破坏。那时有一个响亮的口号叫“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依据运动者自己的理解，他们在破坏了“资产阶级的道德”之后，“无产阶级的道德”也就立了起来。不理解那个时代的人，可能会问：“无产阶级的道德又是什么呢？”但是，已经了解和理解了它的人就不会那样的发问了，因为，他们知道，在那个时代只，所有以“无产阶级”字样指称的东西无不都是现在的“人”字所包含的内容。明白了这一层意思，然后去分析我们在学校中自称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言行，你也就理解了那个时代。社会以前用“无产阶级”这东西骗了我们，我们在走出这个骗局时给空洞的“无产阶级”里面装满了我们自己活生生的东西，使它变为我们的器具就是我们行为的真谛。当年，我们在这样做时到底都想了些什么——这的确不好说，只是事后分析起来，我们这种化专制为民主的能力也有几分的神奇。

若不是这样，站在今天的民主的立场上，去评价我们的行为，那也是无可非议的。人民在改造、改革一个不民主的社会和制度时，并不一定要说出在事后看来是民主的或者自由的话语，当然，我也认为人民若能够说出民主自由的话更好，但没有说出也无防于事。66运动中的民主和自由，是学习中的东西，切忌用教科书上的现成的理论去衡量它。若不是这样，以为在当年的人民行为中挑出了些毛病就值得奖励，哪还有民主自由可言。

说得消极一点，1966年是一个人民“出气”的年份，任何被人民视之为站在了“人民对立面”的人和事，都要受到冲击的。在这里，我们评价人民的行为有以下两个标准可供掌握：或者尊重人民的情感和选择，以为它是正当和正确的，或者依照现在的流行观念，认为它是不合理智的，是一场“动乱”。在这本小册子中，我不可能和“动乱论”的吹鼓手们者展开论战，我只是以我个人的亲身经历为证据以说明我和我的同学们及乡亲们并没有生活在“动乱”之中的事实就完全地可以的了，我承认，那种生活同专制的生活相比较，的确有许多的不同之处，而所有的不同之处恰恰是民主自由生活的一个根本的属性。我也承认那时我所生活的范围是狭小的，但是我又不得不指出在我那样的人的生活中66运动的人民性问题表现得最为突出。在目前的情况下，我听过不少的“声讨”66运动的人的言论，他们认为66运动充满了暴力和混乱，是一团糟。不过我的感受不是那样，我一直是处在一个有秩序的活动之中，因之我感觉不到动乱，虽然也不时有混乱发生。至于说到运动中出现的混乱，我认为它是人类正常民主生活之中不可避免的因素，原本用不着“声讨”，就是将来的中国民主化了，那样的混乱也是不可避免的。运动中，我也听说过一些暴力的事件，但是它少得出奇，不象人们形容的那样的多。所以还运动一个本来的面目，就是我写作的目的之一。

上面，我已经说到了郭老师的处境，他在阅读大字报时出现了反常的现象——在某张大字报前可以一动也不动地呆上个把小时——据事后某些同学的回忆是这样。在这个一贯的实行政治迫害的社会中，每一个曾经领导过整人运动的人都有可能患精神或者心理的恐惧症，郭校长就是其中的一位。抓住这一点，我们便可以发现专制社会主义危及人命的那个兆头已经降临到一贯地维护制度的人的头上了。“17年”以来的所有政治运动都需要一批由数学百分比准确计算出来的人做为政治的牺牲品，以表现政治运动所取得的“丰硕成果”，从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到这一次的刘少奇、邓小平无不如此。在上述的大人物们牺牲的同时还必然挖出一个“从上到下”的人物群，以证明运动的“彻底性”。随着运动向深入的方向发展，需要牺牲的人便会越来越多，到文化大革命时候，“打击面”已经扩大到“百分之百”的党内当权派了。因此，从上述的政治运动的系列中走了出来的人，在运动当中所产生的精神恐怖和心理的恐怖是局外人难以想象的。事实是，从1963年社会上阶级斗争升级时算起，就有接连不断的因为政治原因自杀事件的出现，到文化大革命时为止，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峰。那时我在家乡，不断地听说干部自杀的事，以至于情况到了这样可悲的境地，在整人运动还没有开始时，许多自认为自己“有问题”的人便先于运动而自杀身死。如果《论自杀》一书的作者的看法是正确的，自杀真的具有“传染性”，那么我们发现它在文化大革命的前后几年中，它象瘟疫一样的在中国社会“传染”就不足为奇了。

就以我们郭校长的例子来说吧。他是在1949年以前参加中国共产党组织的，是“地下党员”，按照当时的政治标准，也算是一位“老革命”。在历次共产党政治运动中，他幸运地熬到了1966年。就我事后的了解所言，在1966年，他政治上的主要错误就向组织上隐瞒了他曾经担任过兴平县三民主义青年团区分部长的一事，还有一则“生活作风”上的问题，一共就这些。在这里我对他在历次的政治运动中的行为做一个想象，假设他在以前的运动中曾经积极地整过象他那样的“历史有问题”和“生活作风有问题”的人，如果他行为也很积极，对那些人的斗争一定会毫不留情，毫无疑问，这种斗争在别人身上所造成的伤害之后果，一定会在他的意识深处留下深刻印象。现在，当他个人认为他也犯了同样性质的错误之后，就会把自己的错误放在上述的政治参照系中去，这样，他对他自己便作出了“死”的判决。在这里，我虽然不能把他和高岗、邓拓、罗瑞卿（前两人自杀身亡，后者自杀未遂）等人物混为一谈，但是他同以上人物们在同一个共产党专制主义的政治体系中生存，获得了同一种质量的政治生命却是一个事实，由此入手去研究问题，我们便有可能解开文化大革命运动中那些十分复杂的“谜”，以求认识它的本质。

同某写流行小说中的描写有点相同，郭焕新校长自杀前的一个星期，奏巧出现了一个前奏曲——我们学校发生了建校以来从未发生过的夜惊事件（依据民间迷信的说法，这是不祥之兆），给校长的自杀蒙上了一种迷信的色彩。

可能是在夜间2点左右，一位入厕小解的男生声称他发现了一只狼，从暗处向他走来，两眼放着绿光，直盯盯的看着他……他吓坏了，撒腿就跑，一边跑，一边大喊“救命！”是不是一只狼？谁也说不清，反正在那个不祥的夜晚总是出现了这么一个动物，引起了学校的一片惊慌。那位男同学的大喊大叫惊醒了全校熟睡的几百号学生和教职员工，一时间学校里鬼哭狼嚎，乱成一片。胆子大的老师，手持器械到处找狼，胆小的同学则躺在被窝里直哆嗦……，有这样的一次夜惊事件做“前奏”，校长自杀行为在学校中引起的恐怖就更使人毛骨悚然的了！

和第一次夜惊的时间一样，也是在夜里2点左右吧，刘志贤老师首先发现了自杀中的郭校长，他一下子扑了上去，把血肉模糊，不醒人事的校长抱在了怀里，然后，以撕裂人心肝的声音呼叫“救命”，不知情的全校师生们又一次地被惊醒，学校又出现了一片恐慌，许多的同学被这种突如其来的惊悸紧紧地攫住了，好象生命在熟睡之际给突然地断送掉了一样……宿舍里乱成了一锅粥，有的同学以为狼跑进了宿舍，吓得爬到了床下，有的同学则惊立于床上，如木桩一般，还有个别同学发出了野兽般的叫声，此时，虽然谁也没有人意识到这是校长自杀引起的夜惊，但是人性相通的那一种信息在同学们的意识中已经造成了死亡的感觉……。

“校长自杀了”——终于有人谁话了。

10分钟过后，面怀惧色的同学们潮水般地向校长室涌去时，出现在几百双惊恐的眼睛中的校长已经处于死亡的状态……他的头上裂开了一个月牙型的大伤口（是他自己用斧子砍的），肌肉向两边翻开，偶而可见白色的头盖骨，头发被血迹拧成了快状，象撕破了的毡片捂在头上，血从伤口处不断地向外渗，一半边脸被染成了红色，另一半边脸因失血过多而显得异常的煞白，在日光灯的照耀下犹如死鬼一般。面对这种惨不忍睹的场面，任何人身上都会起鸡皮疙瘩……在过去了20年后，每当我回忆起那个场面时，也还会心惊肉跳的。

处于垂死状态的校长躺在了刘老师的怀里，终于睁开了眼睛，用死人般的口气，断断絮絮地说：“我对不起党……我犯了错误……大错误……”，“请让我死……别管我……”，刘老师放声大哭，一边哭，一边说：“谁不犯错误？你何必这样……你能犯多大的错误啊！……何必这样……”。围观的同学们还来不及掉眼泪，大家似乎都以为眼前出现的这一幕场景是一场梦，谁也不相信倒在了血泊中的同死神做了一个多小时斗争，最后还剩下一口气的人是他们平日里敬爱的校长……。

“这不是做梦吧！”——同学们当中出现的第一个评论即是这样。

平心而论，郭校长是一为很不错的人，他不仅仅是一校之长，而且也是学校的创建者。这所位于农村的普通公办初级中学的草图是他画的，校舍也是他设计的，不用说学校的建设也是由他负责的。学校中许多的树木是他领导人裁的，小小的花园是他一手建成的。他热爱花木，经常一个人蹲在花园里用手培土，怃花弄草。如果说学校是一个“育人”的场地，那么他的园丁的形象则显得格外的突出。他热爱这坐小小的学校，并对它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当别的校长不安心在农村学校工作而一心想调到县城去时，他却象“老黄牛”一样地喜欢农村，安下心来“教书育人”。就是这样的一位人物，在党的政治运动中未能够“逃脱”的情形到底说明了什么问题？

在这里，如果读者们没有经历过文化大革命，那么，我讲给你们的就是文化大革命的故事了。这个文化大革命运动是发源于延安整风期间以毛泽东思想名义作出来的一系列整人运动的规模最大的一次，其要害是用残酷整治少数人的办法以强迫大多数人在政治上就范。运动中，实际受到打击的人虽然不多，但是这种打击行为所能够发挥的威摄力却大得惊人，足够把那些行为不检的人和思想上心理上“有问题”的人吓住，使他们规规距距，不敢有任何的懈怠；从另一个角度考察它，对于一个在绝对权力中行事的集团来说，它虽然失之于严，但是总还是有几分的道德意义在内，容不得“全盘否定”，因此，我认为对于以制度的方式创造出的政治上的恶人的残酷打击，就有点“以毒攻毒”的意思，也有一种不成规矩的“制约”意义。但是，我们如果站到民主的立场上，这种整人的运动的可取之处，就微乎其微了。66运动前，这种“把人往死里整”的运动，虽然在许多人的意识深处引起了抵触的情绪，但是，在当时的环境中无人敢说半个不字，非但如此，社会还要求所有的人都能够为这种斗争提供出合理性的个人的证明。依旧我们中国传统的辨证观点看问题，任何事物一旦出现了发展上的极端化现象，它就会必然地走上反面，文化大革命运动也是这样，它也走上了“反面”——就是我说的66运动——一个从政治上全面解放人的运动。

诱发了66运动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本意不是要解放人民，只是当它朝“纵深”发展需要更多更积极的人参与者时，才产生了直接向人民呼吁的问题，到最后，当被呼吁的人民带着自己的情感和观点参与了运动时，运动的性质就自然而然地发生了变化。此时，变化中的运动已经引起了运动中存在的另外的异质性的因素的发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问题也就自然地转化为人民政治解放的问题了。广大的普通群众参与运动的行为，把普通人自己对运动的诉求带入了运动，使运动不断朝向普通人所要求的路线前进。

就在上述的转化过程中，我们那位可怜的校长的政治生命就断送于此。在66人民政治大解放运动的前期，他被他自己的学校要求革命的师生们当成“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于阡中学的代表人物”给“彻底”的打倒了。问题不止于此，他实际上在别人还未“打”时给自己“打倒”自己了——不是一般政治意义上的“打倒”，而是肉体上的“打倒”。在那个时间上，他并没有从迫害他的制度中跳了出来，而是就位于原来的秩序之中，认为自己“本当如此，罪有应得”。在一个错误的时间中，他把自己想象成为坏人，并率先向自己开刀，又在经历了想象中的失败之后，因不堪忍受痛苦而寻求解脱——死亡。这显然是一出典型的悲剧故事，是系在中国专制社会这种特殊的人类悲剧故事上的一出个人悲剧，有着一个说之不尽的意义。即就是这样，我们也不应当忘记，中国共产党专制主义社会是在40年代末浓厚的喜剧气氛中建立的。那时淳朴而又老实的中国人民，打着花棍，扭着秧歌，欢呼“新社会”的诞生……。在人民的欢呼声刚刚落下时，便出现了，把人当牛马使的大跃进，紧接着，有出现了饿死几千万人的大饥荒，就这样，“人祸”被说成了“天灾”，于是，饥肠辘轳的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竟用“回忆旧社会苦”的方式以缓解眼下的饥饿的痛苦。总之一句话，社会成功地保持了生产时期的喜剧意识，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为止。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前，中国共产党人以政治教育的方式迫使每一个人下意识地把自己放到可能的反社会的地位上，在这个地位上党以向人民灌输的有关党的危机、社会的危机以及国家的危机以求引发了人民的革命的“窘迫感”，它万万没有想到这种“窘迫感”在一定的情况下可以引起社会的革命性变革。特别是毛泽东，当他认为自己有能力完全地引导由人民群众的“窘迫感”所激发出来的革命性运动时，社会伟大变化的契机就产生于他个人的这种误判之中。于是，为摆脱此种危机而产生的人民的自救意识和自救行为就为合法的66造反运动铺平了道路。

在社会上所有积极分子的体验中，个人站在制度对立面的那种感觉是如此之真切，以至于他们完全混淆了想象的敌人和真实的敌人的界限，从而把自己值之于战斗的境地。如果说上述的事情不仅仅是政治上和思想上的事情，那么，社会中不断升级的阶级斗争显然已经触及了人的潜意识，就此去解读66运动中人民的反对共产党的行为，如果在人民意识层中发现不了问题，那么，潜意识中的反对共产党、反对专制社会主义的东西就是我今天要说的内容。把这个意思同我在上述的1958年的“大跃进”、1960-1962年的“大饥荒”以及1964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联系起来看，我们对专制制度致人于政治上的死地的情况就会有一个明确的看法。在“不流血”的66运动中，造反的人民其所以要呐喊“用生命与鲜血保卫某某”的口号，绝对是潜意识中的某种东西发作的结果，绝不是偶然出现的东西。

事后才知道，知道导致校长自杀的另一个原因是他曾经对一位女学生起过邪念，因女生反抗而未能得逞。他个人是了解这个社会的，“作风问题”也足可以断送掉一个人的政治生命的。所以，只要把这个事同上面所说的“历史问题”联系起来，他给自己戴上了两顶帽子——“坏分子”和“历史反革命”。此刻，这位在我们县文教局也晓有名气的人物已经意识到自己是“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毛语），不止一次地对自己说：“我只有死路一条了！”

校长自杀的行为，改变了学校空气，一时间极度活跃的大字报已经无人再写，老师也不上课了，同学们也不再学习了，教室里已经无事可作，院子里，三五成群的学生们在窃窃私语，都以困惑的口气和惋惜的心情谈论校长的问题，但却没有一个人敢高声说话，每一个人的心头都好象压了一快大石头……。校园内空气沉闷、窒息，就连频频光顾学生宿舍的麻雀，也显得有些悲哀，……校长虽然未死（他被送进了县医院），但是死亡意识却占据了学校。

大约过了2、3天，语文老师许存浒的一张大字报改变了学校的气氛，使死亡意识攫住了的校园又再度地活跃起来了。那份名为《评叛徒的虾兵蟹将》的大字报，写在了8张大白纸上，贴在一年级教室的墙壁上。这份被称之为“于阡中学的聂元梓式的大字报”在我个人的心灵上造成的印象是难以磨灭的，多少年过去了大字报中的某些话，现在还记得起来。这份大字报不仅文采飞扬，更重要的是有政治分量，它一针见血地把躺在病床上的校长定性为“革命的大叛徒，”并以犀利的文词批判了他“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自绝于革命”（当时叫三个“自绝”）的“滔天罪行”。除此而外，它还以相当多的篇幅不点名的批评了刘志贤老师，说他是“叛徒的虾兵蟹将”，在看到了“叛徒自绝于人民时，抱头顿足，嚎啕痛哭……。叛徒将死，人心大快，而他却如丧考妣， 形同槁木，鉴于革命形势之巨大压力，他表面上故作振静， 内心里却惶惶不可终日……”大字报最后正告，“叛徒的虾兵蟹将们：只有反戈一击，投入人民的怀抱，才是唯一的出路，否则下场会和大叛徒一样的悲惨！”这样的大字报一经贴出，自然会引起政治气候上的重大变化，学校气氛又回到校长自杀前的“革命”水平上了。

事情的真相是这样的，在我们学校不光是刘老师在校长面前吃得开，就是书写了上面大字报的许老师也是一样，在其他的老师的看法中他也是校长跟前的红人，问题的要害在于，当他以自己的独特的政治嗅觉闻出了自杀的校长已经“变质”了时，便率先地与他划清了界限，他那张《评》的大字报含有一定的自我解脱的用意，用“虾兵蟹将”这样的词来影射别人，有可能表白自己是叛徒的反对者。他明显地注意到，郭自杀时刘哭泣的情景，抓住此点大做文章，就不失为聪明的了。在郭的自杀现场，同学们记不得他有什么救助的行为，这当然有助于说明他“立场坚定”。总之一句话，在当时的专制社会中，普通人之间的关系，简直是毛泽东和刘少奇关系的微缩。66运动的一项伟大的功绩就在于它破坏了这种关系，结束了这种关系。专制社会主义中的人，在个人安全有可能受到威胁时为了想象中的安全而被迫出卖他人的事情不是个人的道德所能够解释得了的，这是一种制度性的人际关系。对于那些没有经历过整人的运动的人来说，对我描述的上述情况，可能会作出“人在政治上变形”的评价，其实呢？在那个强迫人变形的社会中，谁个不变形能安生呢？

故事讲到这里，我还没有说到66运动。到目前为止的这个时间上的运动是文化大革命而不是66运动，同学们书写大字报，批评学校党团组织及其负责人的行为还不是完全自由的，上级派下来的工作组进住到我们学校，牢牢的控制着局势，不允许任何人在反对“大叛徒”时把矛头对准文教局，也不允许人“转移矛头”对准工作组，我说的66运动还有一段“难产期”呢。66运动区别与共产党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主要标志是红卫兵、造反派出世！在此刻，我们学校的师生们还是没有听到“红卫兵”三个字哩。粗看起来，66运动是在一夜之间波及到全国各地的，但是这些地分析起来，它在发展成为伟大的人民运动时，是经过了一个涓涓细流的汇集时间。就我们学校的情况来看，大约在4、5个月的时间内，它摇摆与共产党运动和学生运动之间。一个孕育于一贯的共产党运动中的人民运动正“骚动于母腹之中”。

在初期的批判郭的活动中，我也没有落后，我能够不打草稿地用“我字体”（同学们的评价）书写大字报，并能够运用手中的画笔写出别人不能模仿的配有漫画的大字报。那时，我突然发现我可以用漫画的形式创作郭的肖像，画出了一副由几10张漫画组成的《郭焕新取经记》的系列漫画，引起了部分同学的关注。画友赵振兴看了连连叫绝，在他事后的评论中，说我在美术上的进步已经“跑到他前边去了”。在此以前，他一直认为他处领先的地位。

那组漫画用当时流行的观点把郭校长当成了我们学校的“走资派”，为了能够说明他怎样由党的好干部“变成”（文化大革命和66运动衔接处有一个“变”字的意义需要人们掌握）走资派，我便设想出了他“取资本主义之经”的问题，用《西游记》中的方式设计出了“取经路上”的故事。现在看来，这好象是完全荒谬的事情，但是正如我一再强调历次共产党运动的荒谬性一样，那是有意使人荒谬化的运动。试想，我作为学生中间的积极分子若还保持沉默，不主动地和他划清界限，一定会受到株连的。早在工作组进校时，我们那一批团员同学便受到了训示，党组织以坚定的口气告诉我们：“斗争和批判郭焕新，是党教给你们的一项战斗的任务，你们要千方百计地想方完成它。你们要能够经得起文化大革命的考验，不要辜负党对你们的期望。运动后期，每一个人，都要对自己的行为作出自我总结，经不住考验的，将被开除团籍，替叛徒通风报信的将被法办！”一句话，好了，就给糖块吃，不好了将要挨鞭子。如果说在1966年，我和我的同学们有一个抛弃的话，那么就是不久，我们抛弃了这种由制度给我们准备好了的奴性。

若说上述的行为也有不荒谬之处，那岂不是说我们的政治想象力有了好很大的发展，正是这种想象力的发展为我们而后走上66道路提供了很大的帮助，不仅如此，我们的思想和情感也随之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变。以前，我们认为学校的党组织是不会犯错误的，是百分之百的正确，现在不是这样的了，我们这些在政治上“胎毛未退”的同学们认为自己在“代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事情上是“完全正确”的判断是我们当时的一大收获；如何评论这种收获，此处我不加祥论，只是说，我们立足于一种不是权利的立场上找到了权利。我个人认为在上述的政治判断根本就不存在“科学的问题”，也并不预设着一个正确的答案在内，而是寓于着人的政治判断的权利的运用问题和政治价值的自我认定的问题。因此，在那个时候，我们对自己手中的东西的真理性认定其所以能够达到“百分之百”的程度，根本的原因也在这里。也就是说，我们明明白白地意识到自己手拿真理，只是在对真理的描述时借用了非真理的语式。事实是，公开地批评共产党的基层人物的行为，引发了我们对于自己权利的神圣使命感，使我们这些在政治上跃跃欲试的人经受了一次真正的考验。在主观上，我们应付的是共产党的考验，但是在实际上或者说在客观上，我们应付的是自己给自己提供的考验，是自己考验自己。把这个行为同运动的“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的话语联系起来分析，我们当年行为中那许多未被解读出的意义，不就是有很多很多吗？

以前，共产党社会用政治教育的方法迫使我们接受的那个建设共产主义的使命感，同目前我们自己激发起来的使命感有所不同，后者促使我们去说心理的话，去发表自己的政治见解，去评头品足共产党当权派；前者却督促我们去做“党的驯服工具”，做“共产主义大厦的砖和瓦”。议论至此，读者们应该知道，在那个时候，许多东西的字面意义并没有多少地变化，但是精神实质却起了很大的变化，因此，你只就字面意义去研究文化大革命（外国人多半是这样），那么你就会步入歧途。文化大革命中，毛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口号，那就是“站队论”，依据这个口号去分析问题，毛好象有意地要打乱现行的共产党队伍和共产党秩序，并在此之后好重新地组织队伍和秩序。正因为如此，在文化大革命中才存在个人“站队”时的选择，或者站在现有的“反动”秩序（它是“资产阶级”的，是“修正主义”的）一边；或者站在“革命的”新秩序一边，谁都不例外，包括毛泽东、刘少奇在内。

我并不认为专制秩序的对立面就是民主的秩序，但是我要补充的是，如果此种秩序是在人民最广泛的参与行为中建立的，那么它是民主的秩序则毫无疑问。共产党文化大革命运动转变为人民的政治大解放运动的关键是人敢不敢站在批评、批判的立场上，若敢，变化就会完成，若不敢，就不会有变化发生。把一贯的歌功颂德式的人变成为批评者批判者——是全部意义的中心。把产生于我们中学生当中的变化同共产党上层的变化联系起来看，你便可以牵出文化大革命和66运动的两条线索：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人物们，想使文化大革命保持在一贯的害人的共产党运动的水平上，和毛想使它变成为“人民群众的革命运动”就不能认为是个人义气或者意见之争了。人民群众带着自己强烈的情感参与运动的行为，同上述的毛刘之争就不会有必然意义上的联系了，但是，我的话的意思不是说连象征性意义的联系也不存在。

在上述的时间中，我们正在为将要投身的伟大运动做准备，但是准备还未做好。工作组还牵着我们的鼻子走，使我们不得自由。那时两耳塞听的我们，还不知道北京城已经闹起了红卫兵运动，还没有想到自己要组织起来，所以，我们即使用自己革命的行为摘下了学校党组织头上的“一贯正确”的冠冕，却又把它套在了工作组的头上 。要知道，那是一个封闭的社会和封闭的时代，生活于其中 的人也是封闭型的，除了党的组织提供的官方消息以外人们还不知道“小道消息”（它是66运动的产物之一），因此，即使聪明人感觉到“形势不妙”，但是却说不出有何不妙？人们能够说出的话无非是“中国将要出事”，若有问：“什么事？”说话者只会搔首摇头。

可不是吗？我正在叙述的情况和许多人对文化大革命的想象完全不同，想象中的文化大革命，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巨手一挥”66运动就“席卷全国了”。我提供读者们的情况表明事情被人们想象得要复杂得多，毛有意要求一个不由共产党各级工作组控制的“人民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的运动的意图，一旦同人民要求解放的意识重合时，就出现了某种意义上的两个元素的组合现象，分析这种现象，区分其中毛的因素和人民的因素的行为原本是很困难的。

60年代初，中国社会上不断升级的阶级斗争理论向亿万中国人民讲述着共产党社会因“变色、变修”而不断堕落（同亚当堕落的故事联系来思考）的故事，这种政治上的故事虽然同宗教的故事没有一个正面意义上的联系，但是，作为一种“教育”来说，也会引带出几分宗教的意义，因而不是全都没有价值的。在此，我们若能够从中整理出人民需要起来自救的意义，那么66运动就不是无源之水了。“黄河之水天上来”——是诗人的看法，严肃的社会学者或者政治学者若以它做指针去研究66运动，就太出格了。在《66运动论说》那部手稿中，我在一贯的共产党政治教育和政治运动中发现了人民运动形成时所必须具备的因素，然后，再把 它放到共产党运动中去观察，以求发现它在共产党运动中的“酵母”作用。这样一来，我在分析共产党运动时，就会把毛泽东和刘少奇绑在一起，视为他们为66运动的共同发动者，我甚至认为，在发动文化大革命方面，刘少奇的“贡献”并不少于毛泽东。文化大革命前夕，由刘的夫人王光美一手炮制的《桃园经验》就是文化大革命的雏形，更不用说，1966年8月5日之前的文化大革命（他完全的害人的、整人的）是由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他负责的。8月5日，当毛以局外人的身份（本来是不合法的）审查文化大革命运动时，才产生了毛刘分歧；如果说这种分歧发生在另外的年份上，也许不会有文化大革命，可是，它恰恰发生在1966年——一个人民要求解放的年份上，于是毛刘斗争的话题就解释不了66运动——问题的焦点就在这儿。在这一年毛想造反和人民要造反的事情给“窜通”到一起了——我们平常所说的“历史之谜”就出现了。目前，许多人认为能够解开此谜的“钥匙”是尽早地揭开毛的秘密，我的看法却不是这样，我认为“66之谜”（如果有的话）就在人民中间，就在亿万象我那样地参与了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普通人中间。因此，我认为舍了毛，66运动的意义并不会由此而减少许多。

今天，在我写这本书的同时，“复辟”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展了一场“全面、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教育，党不能容忍一个自下而上的反对它的运动长期地享有“革命”的名义。因此它对66运动的“否定”是可以预料的，由此引起的对毛的后半生的“否定”也是必然的。党憎恶自己的领袖学着红卫兵的样子“炮打司令部”，憎恶他把中国共产党的各级干部推到“反动的走资派”的位置上供人民批判，也不能允许他所做出的“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政治判断被奉为“科学”真理，更不可能在需要实行一党专政的情形下允许毛的“反潮流精神”的存在，也绝对不能容忍“造反有理”毛式口号在毛死后继续流行，当然亦不能容忍人民继续运用“四大”的武器来公开地揭他们的黑暗的内幕……。质言之，共产党对66运动的报复是必然的，对毛纵容人民造反的敌视和反对是从来已久的，所以在毛死后，党把“晚年”的毛当垃圾一样地清理掉是毛在生前就已经预料到的事情了，只是，当人民在此刻没有把自己同党区分开来，用党的上述方法对待自己当年的运动时便犯了致命性的错误。也正是为了纠正这种错误，我才想到要写这本书。我的本意是说，今天的人民可以不要毛泽东，可以不要文化大革命，但是千万不能不要66运动。66运动之于人民，也不是一个要不要的问题，它已经变成了人民一段历史，因此，在人民不感觉需要自己的历史时，它也许显得无足轻重，一旦人民对自己的历史的需要有着一种执着的追求时，此段历史之于人民就弥足可贵的了。

有的人说，站在今天的观点上看问题，66运动把谁也没有打倒，上没有打倒刘少奇、邓小平，下没有打倒郭焕新、武彦玉（文化大革命后他们都“复辟”了），全然是一个失落了的运动！我不是这样看待问题的，我认为在66运动中，中国人民以政治造反的方式所做出的反抗暴政、反抗压迫、反抗专政的行为揭开了现代中国民主化运动的伟大篇章。因此，这个运动即使失败了，它在未来的时间和空间中会以任何人都难以想象的方式表现出自己的存在。到那个时候，人们回过头来重新评价他它时，就会做出另外的结论。介时，人们也许会说，重要的不是打倒别人，而是自己不被比人打倒。这也许就是这么一句话，但是，就为它，我们的民族还得做不懈的努力。造反的学生们认为，只要打倒了“骑在了”他们头上的共产党当权派时，自己便可以立于“不败之地”，殊不知，真正的“不败之地”是人的各种权利的集合点。在造反的年代，广大学生们其所以要自封为“革命派”，原因仅在于这个社会只为革命者提供“革命权”。明白了这一点，你就用不着去问什么是“革命权”了。现在，我们从法律学意义上所说的权利，不是它又是什么呢？

如果要检讨我在这一段时间的思想的变化，那我可以告诉读者们，虽然大字报风潮已经改变了我的内心世界，但是我个人远未走出这个社会为我限定的范围，传统的教育在我身上所造成的那许多的政治痼疾还未被完全克服。我们这一代人的情况是，当我们已经处于一种革命的状态时，我们所面临的是一种“武装到牙齿”的恶势力，我们想轻易地战胜它是不可能的，我们得需要结盟，得需要组织，得需要力量的集合和意志的凝聚，朋友，不久，我们将要向全世界宣布：“我们战胜了它！”

对一个伟大时代的回忆与理解（11）

第6章：教师学习会——一个专门整人的会议

把中国共产党“第9次路线斗争”——文化大革命——的起因归之于毛泽东个人思想与理论的做法和说法显然都是有失公允的，但是此种看法和说法一旦形成，却又是根深蒂固的。在过去是时间里，左毛派人物在宣传“文化大革命好”时是这样，现在，右毛派人物在“翻案”中大骂“文化大革命坏”时亦是这样。左毛派告诉人们，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个人的“丰功伟绩”，是他“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形势下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发展”，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所创造的第四个里程碑”（前面三个，分别由马克思、列宁和斯大林创造），也是“全人类无产阶级革命史上的一个最伟大的建树”；左毛派失败后，右毛派人物得势，“拆毁”了上面的“伟大建树”和“伟大里程碑”，把它作为毛个人的错误写在了纸上，说“文化大革命是在一个错误的时间内，由错误的领导人所发动的一个错误的运动”，不但“没有任何意义上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性”，而且导致了中国社会的“10年动乱”。

如果我们仔细分析就会发现，在上述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中却有一点是完全相同的，那便是把毛和文化大革命绑在一起，结果，好事是毛的，坏事也是毛的，所谓的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我一再强调，我不同意上述的观点，在研究66运动这种事情上我不想神化毛，也不想魔化毛，我只想解读出它那个硕大无比的符号的真实内容。因此，在涉及到文化大革命的“起源”时，我既不同意林彪在中共“9大”会议政治报告中所说的“根源于1958年的庐山会议时期”，也不同意邓小平所说的根源于“1953年的左倾路线形成时期”，我认为它根源于20年代末的反陈独秀斗争和30年代的反对张国涛斗争，并在1942年的延安整风运动中初步的成型。在上述历次的路线斗争中，党没有能力处理自己内部意见分歧，只能以暴力的手段把此种必然会发生的分歧维持在党表面团结的假象底下是最实质的问题，所以在党的内部生活的民主化未能完成时，党只能保持这个现状，谁也对它无法可想。

这样的结果是：党内正常生活中出现的分歧，就必然会被当成危害党的团结的因素而被列为党内斗争要消除的对象。如果说，在战争年代，这种思想和看法并不有损于战争体制，那么，它被看成是“克敌致胜的法宝”就不足为奇，问题仅仅在于，当党处身于和平的年代时，就不知道该如何地运用这个“法宝”的了。1953年，1956年和1966年，党不能民主的理性地解决自己内部的分歧之现象，不是党内的个别人物的错误，是党在自己的专制化道路上必然会遇到的障碍。也许为了克服党内出现的危机，也许是为了保守住自己的地位，1966年毛泽东把党内的这一次分歧，用单方面的方式公开地暴露于社会一事虽然有失于公正，但是却无意式的拉开了中国政治公开化的幕布。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党无意推行一个公开化的政治，因此有关政治公开的那一个毛的动作便已经触动了党的神经。于是一个启动政治公开化的实验在党内失败的同时，却启动了人民社会政治公开化的步伐。正因为这样，就表面上看，人民运动和党内的斗争给搅和在一块了，就这一点而言，你说普通人参与了共产党内路线斗争也许不完全错误，说党内路线斗争把普通人卷了进去，也好象正确。只因为有这样的意义存在于运动中间，我在叙述人民运动时，就不能摔开党内路线斗争的话题不谈。

我有这样的一个看法值得向读者们说明，要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开展文化大革命就得注意党是在一个长期备受虐待的环境下出生和成长的历史事实，即使它在执行了“17年”一党专政之后，无论在精神上或者心理上都还存在着受虐待的痕迹。40年代末的军事胜利虽然结束了党在国内的“苦难史”，但是60年代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党又居于苏联“老子党”的权威之下，使党的理想的翅膀不得不垂下，到文化大革命爆发前，党把反对“老子党”作为斗争的对象，又一次的调动起了党潜意识中的受虐意识。不至如此，党在60年代初因带头反对“老子党”的行为在共产党世界中又一次的陷于孤立的情形好象使党又重新回到了历史上的受虐待地位，于是，一个政治上被敌对势力完全包围的印象之于党来说就显得十分的真切。

因此，就集体、集团意识而言，党的安全感已经完全地被破坏掉了，寻找安全的动机和摆脱危机的心理结合在一起，造成了强烈的焦虑和不安，急需发泄和渲泻，仅就这一点去理解文化大革命为什么会发生，它就不会是毛的“心血来潮”的结果了。在文化大革命前，党不仅把自己置之于危险的境地而且用政治宣传和政治教育的方式把全国的人民也置于同样的境地，在这个境地中，党为了求得安全，反而把自己诉诸于最危险的角落，以为对此地不断地超越才有出路。也就是说，党要求自己和人民不断地揭露党统治的社会的“阴暗面”，以此来消除可能导致自己前途的黑暗化因素。在这里特别需要说明的是，如果揭露“阴暗面”的行为所揭露出的“阴暗面”越来越少，情况也许会另当别论，问题却出在被揭露的“阴暗面”越来越大这一点上，所以，在1966年党决定采取一种“彻底的解决问题的方式”时，文化大革命的产生就不可避免了。

可以这样说，在1966年8月5日以前，党的上层、中层和下层都是没有人认真地反对文化大革命的，只是当毛要把文化大革命变成为“人民群众运动”时，才遇到了来自党内的阻力。同毛的看法不一样，真实情况是这种“来自党内的阻力”并未结合成为一种有组织的抵抗态势，也没有形成“联盟”，更不存在一个“从上而下”的“司令部”，所有内心持不同意见的人都是出于本能的“抵制”，而“抵制”行为的根本点就是他们不知道“人民群众运动”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它同共产党运动本质上有无区别？换句话说，所有心怀疑虑的人都在盘问自己：“在共产党运动之外，是否存在一个‘人民群众的革命运动’”？因此，我的看法是这样，在1966年，按照一贯的毛泽东思想来回答这个问题，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但是按照发展中的毛泽东思想，特别是按照目前毛泽东本人用“最新指示”的方式所发表出来的毛泽东思想来说，期待一个不要共产党“包办代替”的“人民群众革命运动”是完全可行和可靠的，用不着任何的怀疑。由此看来，在1966年一切都在变化，一切的变化也都在人们的猜度之外。实际情况是，在整个共产党党内，除了极少数的左毛派人物之外，没有人能够理解毛在中途把一个党的运动转化为“人民群众运动”的真实意图和动机，由此造成的后果是，党内各级领导人物对运动普遍的持怀疑与观望的态度，就十分的自然。毛需要一个革命性的“人民群众运动”，而共产党组织和共产党各级机构却对此完全漠然，这就使毛大为恼火！就此去理解毛在1966年要红卫兵而不要共产党、共青团，要造反派人民，而不要他的“老战友们”就不止是毛的“错误”了。

中国共产党其所以在运动中一下子丧失了领导权，原因也正如毛所批评的，它对运动采取了“阳奉阴违”的做法，在表面上共产党人不敢抵触运动，所以他们只能“耍阴谋，放暗箭，扇阴风，点鬼火”（《16条》），把运动定位在反对“地、富、反、坏、右”的坐标上，并一再说，这就是运动的“大方向”。文化大革命其所以在这个时刻形成为一个整人的而非解放人的运动关键的原因也不过如此。从这一点出发去看待问题，毛纠正运动的“方向路线性错误”的行为就不太违背人道主义的原则了，更不用说在这一“纠正”过程中，人民运动才获得了“合法”“出生”的“证书”。许多人都认为毛是在一个邪恶的意识支配下开展文化大革命的，这一点我不很赞成，我倒同意某一位美国专家的意见，他认为毛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动机是“高尚的”，只是我理解所谓的“高尚”也不过是毛要寻求一种革命，至于说他寻求中的那种革命合不合时宜，那倒是另外一个问题。

要理解上述的问题，我请读者们回忆我上面所说的我个人在那次“关门整风”中的情况，并结合它思考和分析一下我在我们学校文化大革命中所遇到的问题，那是蛮有意思的。在“关门整风”运动中，运动怎样开展？学习什么文件？解决什么问题？起先怎样？后来又怎样？中间应当怎样——如此等等，根本就不存在什么疑问或者问题，一切都被安排的井井有条，容不得有一点点的混乱；但是这一次“伟大”的文化大革命就不同了，所有的一切似乎都很混乱，都有问题，别的不说，就运动怎么个开头？拿谁先开刀？也没有人能够说清楚。原因也许非常的简单，以前，单位的党组织一锤定音，由它说了算，自聂元梓的大字报公开发表以后，党组织在一夜之间便失去了权威，它非但不能“定”运动之“音”，反而为自己的安危分心，那顾得上“革命”啊。于是就形成了如下的局面：广大受压迫的人民热情，而“当权”的人物冷淡！这样的现象在“17年”中是根本没有过的。

依照官方的说法和依据社会之普遍的意见，运动要能够健康地向前发展，就必须“彻底揭开阶级斗争的盖子，”但是什么又是“阶级斗争盖子”？谁也说它不清楚。在公开的场合中，大家虽然异口同声地说，文化大革命是共产党的运动，但是，运动的发展把共产党的各级领导当成运动要“整”的“重点”时，就没有人会留心运动是共产党的这种官方的定性了。按照当时的“中央精神”，我们学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主要是解决郭焕新的问题（他是我们学校的当权派），可是，郭焕新的问题在已经解决了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在我们学校的使命不就是完结了吗？可是，有谁会否认也正是在这个时期，我们学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其实才刚刚开了个头，因此，所有研究文化大革命的人，如果站在一种官方的立场上（不分毛和邓），用官方的方式看待文化大革命，那么如前所述，你就进不了文化大革命的门！

情况远不止这些，在我们学校之外，几乎县上所有中学的党组织都被“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持着，南郊中学、西郊中学、西吴中学、马巍中学等，无一例外。上述学校的所有的中共党组织的负责人全都“翻身落马”，统统地被看成是“钻进”共产党队伍的“坏人”（《十六条》语）；如果又认为上述现象的存在不是一个偶然现象的话，那么上述“坏人”其所以在基层社会“隐藏”得那么深，站立的那么的稳，主要的根源在于他们这些人有一个“自上而下的保护伞”，有它“支撑”着基层的“坏人”就有恃无恐了！所以文化大革命要取得“彻底的胜利”，就必须顺着这条“黑线往上揪”，直到“挖出总根子”。在这里，我们应该看到，正在进行中的文化大革命之形势有如高山转石，欲止不能了。

文化大革命运动实际是从1962年底至1963年初开始的，起初它叫“四清运动”（1963年初的提发是：“清工分、清帐目、清财物、清仓库”，1964年5月以后的提发是：“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中间叫“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最后才叫“文化大革命运动”。就这条发展的线索来分析，它表明一个最初的经济管理型和社会管理型的运动如何不可收拾地转变成为政治性、文化性以及精神、思想性的整肃运动。在这样的运动中，必然会出现一个向“纵深发展”的趋势，而这种的趋势一旦形成之后，就没有人能够为它提供出可以“控制”的方法和方式。因为，文化的、思想的、精神的东西，是一种谁也说不“清”的东西，所以要“弄清”它是十分困难的，“四清”中的那个“清思想”原本就是文化大革命的最早的一本“糊涂帐”，在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这笔“糊涂帐”不过是更加地“糊涂”罢了。帐目可以“清”，仓库也可以“清”，甚至组织也都可以“清”，试问：政治和思想是怎么个“清”法呢？

要知道，历次共产党运动都把人民群众的参与程度当成是运动能否成功的标准，因此，在文化大革命运动初期，毛号召“放手发动群众”并无什么原则上的错误，至于说他力排众意，要使共产党运动变成为“人民群众运动”也不会发生什么错误，情况的进一步的发展实际上引出了以下的问题，即共产党运动和“人民群众的运动”到底有没有距离之后情况才变化得有些复杂的了，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如果说“有”，距离应当多大？事实上，毛认为不应当有距离，刘认为应当保持一定的距离，此间的谁是谁非？此处不做判断，我是只提醒大家注意，毛的看法在此若不占上风的话，那么一个不依靠人民群众，不敢放手发动人民群众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同资产阶级的运动又有什么区别和不同呢？诸位，阅读到此，你若感觉到那些非常简单的问题开始出现了复杂化的苗头，你就是有心人。

在上面的议论中我已经提到了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彻底失败”了的刘少奇、邓小平与文化大革命的关系的问题，也说到了他的夫人的《桃园经验》，认为《桃园经验》通过对一个农村生产大队的共产党政权变质的分析，给而后的文化大革命提供了模式和方式，文化大革命不过是中国社会变成了“桃园大队”而已。就我目前所能够查阅到的资料来看，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关于“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提法也最先见着于刘少奇的言论。1964年5月15日，刘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四清不仅下面有根子，上面也有根子，而危险在上层”。以后，在由他主持的社会主义主义教育的运动中，“运动重点”的提法一字不变地出现在“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16条》中，问题仅仅在于，刘少奇变成为文化大革命的最大的牺牲品时，人们在思考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时，才把他从文化大革命“发动人”的名单中给除掉了。其实，在毛的“8、5”介入以前，刘少奇是中国文化大革命的代表和旗手，毛的“介入”之后这一切才发生了改变，运动初期，刘以“党中央”的名义下令各级党组织派出工作组以领导下级组织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是党对政治运动的传统的做法，一点儿也不出格，一点儿也带有资产阶级的味道，是党在“17年”时间内操纵和控制群众运动的经验的“结晶”，也是它的一贯的“法宝”，谁知道在这个时间上，毛突然要使常规性的共产党运动转化为“革命的人民群众运动”，所以，站在“革命”的立场上去看此时此刻的文化大革命，那就是毛所不能容忍的了。毛要求的是一个“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他们却把它搞得冷冷清清，毛要的是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他们却把它弄成为资产阶级的运动，毛要的是“无产阶级”的扬眉吐气，他们却助长了“资产阶级的威风”，这就不能不使毛大发雷霆。8月5日，刚从外地返京的毛，用红卫兵的方式抛出了他写的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全文抄录如下：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文章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50多天的时间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的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现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的毒也！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的行“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吗？（引自解放军总政治部编辑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一书的第1页）

各位读者们，如果你们和我一样也都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如果也是在1966年的8月8日（此日大字报公开发表）读了上述的大字报，那么你一定和我一样地会听到解放人的号角声，会和我一样地怀着“热烈的感情”去欢呼毛的大字报的发表，在这样做时，你一定不会去猜测毛为什么会写这样的大字报？他的动机（它是毛的阴谋的基点）又是什么？因为你从心里知道，一个正确的动机产生出一个错误的行为和一个正确的行为出于错误的动机的情况在人类的生活中是屡见不鲜的。所以，在遇到两者必取其一的情况下，你要选择哪一种，难道还不清楚吗？我的观点是，即使毛写大字报的动机中真正地藏有阴谋，大字报所引发出来的人民运动又与阴谋何干呢？如果认为共产党社会用工作组的方式任意地压制人民群众的行为是合理的或者正义的，那么，毛反对它，就不见得正确了；如果情况相反，那么毛在此事上的“错误”，就不是人们所说的那回事了；退上一步，我说我们中了毛的“阴谋”——用自己的权利解读了毛的“阴谋”，情况又当怎样呢？

1966年7月中旬的某一天，我抱、病参加了兴平县教师学习会。

学习会由中共兴平县文教局党组筹办，会址设在西郊中学。全县所有的中小学教师一律参加，“缺一个也不行”。举办这一次学习会，是根据中共陕西省教育局和中共兴平县委的指示精神，为了在我县“全面贯彻和落实《5、16通知》”，准备在“全县中小学文化大革命运动普遍开展之前”先在“中小学教师中”“预演一次”。也可以说，是在我县中小学教师中间展开的中的一次文化大革命，所以特别地值得一提。

学习会要求全县的中小学教师在“这场伟大的文化大革命中，”来一次“干净、彻底的洗手洗澡活动”，以求“彻底地洗刷掉自己身上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东西”，使自己“彻底地无产阶级化”。文教局要求每一位教师都要参加，“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和任何借口逃避运动”，并特意指示各学校领导“清点教师人头，按号入坐，一人一个位子”。这一下，你该知道了吗？这不是一年一度的暑假教师集训会，是一次“充满了战斗的火药味”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了加强学习会上的“斗争的火力”，文教局决定从每一个学校的毕业生班中挑选出%10的“优秀学生”参加学习会，应选学生的标准是，“政治上绝对可靠”，“一贯积极上进，斗争性强，群众威信高”等等，结果，我也入选了。偏不凑巧，我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害了一场大病，在床上躺了10多天，未待病全愈，又一次地接到了督促我参加会议的通知，在很不情愿的情况下，为了不冷落组织对我个人的关心和信任，还无力气行走时，父亲用架子车拉着我，送我去县城……。

县城距我家有20多华里，步行得需2个多小时。一路上，半躺半卧的我情绪底落，眼睛呆呆望着天空，天空上一朵朵翻动着的云彩变化不断，想起了“天上白云似白衣，斯须改变成苍狗”的杜甫诗句就有一丝的悲凉了。路是那样的遥远，一个病歪歪的身子行在上面，该有多么的不适啊！

一进西郊中学的大门，我便被一种特别的政治气氛给窘住了——为什么平日间和我混得厮熟的几位老师，见到我后，竟做出了在我看来心不由衷的“欢迎”呢？透过他们的神情，我发现了老师们欲盖弥彰的忧虑。

一位和我平日关系十分要好的老师，亲切地凑进我身，用肩膀蹭了一下我，用半开玩笑的口吻说：“武振荣，你这一次来，可要给我 好好地‘搓一搓’啊，千万别怕蹭破了皮。我们这些臭知识分子，在洗澡时，脱几层皮可是好事啊。”另一位素日与我关系较为疏远的老师，也凑了上来，接过了话题说：“是啊，你可别偏心眼，只给他搓，而不给我搓；我身上被他脏得多，你搓时可得用劲。”听了这些话中有话的话，我内心不是个滋味，一向伶牙俐嘴的我，此刻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再加上身体不适，来时又勉强从命，心中难免会生出一种惆怅；话虽然如此说，但是我是干什么来的，我自己还是清楚的。因之，我不能一下子被这种局面给僵住，我得想法打破它。在我当时的观察中，表面上说说笑笑的老师们的内心世界已经充满了极度的不安和惊慌，都在暗处为自己捏着一把冷汗。我终于明白了，目前老师们的处境同前两年我个人在那次“关门整风”时一模一样，不都是用强迫作出的笑容以掩饰自己内心的哭泣吗？

未待老师们致完欢迎“欢迎词”，我便被学习会上的工作组成员叫到了“避背处”了。在这种“不容易被人发现”的地方，组织上向我简单地介绍了情况，并交代了政策。原话记不清楚了，其大意不外是要求我“撕破面皮”，不要被“反动的师道尊严所蒙蔽”，要敢于揭发老师当中的所有问题……在面对面的斗争中，要敢打敢冲，经得起党对我的考验。

晚上，在路上经历了半天颠簸的我顾不得休息，便立即投入了“战斗”。20年过去了，那场“战斗”的情形，还历历在目。

在这一次由县文教局精心策划的全面整老师的运动中，每一个人都难逃法网。运动刚一开始，所有的老师一律“上楼”（以下带引号的皆是《挑园经验》用语），不管有无问题，也不管问题大小。所谓的“上楼”是指把人同外界的一切联系完全割断，以造成人的完全孤立，在孤立状态中以使人便于把全部的精力放在反省问题和交代问题上面。已经“上了楼”的老师们，接受组织的“单个审查”。审查过程中，被审查的对象要和全组的成员们“进行面对面、背靠背”的斗争，最后本着“人人过关的原则”问题较少，性质较轻的人，先行“下楼”，最后留在“楼上”的少数的人，就是运动的“要打的靶子”。那个时候，人们把这种斗争当成了真正的“战斗”，因此，在“战斗”中大量地应用军事术语就十分的自然。什么“各个击破”、“重点歼灭”、“集中火力”、“彻底打击”等等都用上了。事实上，这的确是一种“战斗”，它要打垮的是人格。

学习会要求所有的教师都要把自己置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两可境地，并在这个境地上提出自己有关两种思想、两种路线和两条道路的斗争的详细的报告。报告写好之后，供本组的老师和同学们批评、批判。

学习会上的斗争，虽然被说成是政治的，其实，它好象又是道德的或者宗教的。所有人被强迫讲出的东西都带着撒旦的性质，而一心要成全的东西也不外是上帝所嘉许的。因此，站在道德评断的基础上，它好象是一种“与人为善”的东西，其实不是，在道德上，它鼓励人说假话，非但不能提高人的道德水平，反而降低了它。这种斗争要求的是人对制度的一次性投靠，以至于人除了活着这个事实而外，活的意义要由制度来决定。因此所有的人性的因素几乎都要被排除掉只剩下一具工具化的外表。刘少奇所鼓吹的“党的驯服工具论”就是如此，现在我们还信奉它，但是要不了多时，它就被我们扔进了“阴沟”！

我进学习会不到2周，自杀未遂的郭校长被从医院“揪回”到学习会接受批斗。我永远记得他刚刚回到于中组的那副可怜象，任何不是他的学生的人目睹之后都会潸然泪下，况且我这个以前曾经五体投地的佩服过他的学生。与我分别也不过3、40天的校长，重新出现在我的面前时，我已经认不出是他的了，那简直不是人，而是一副活鬼的模样：失血过多导致他的身体极度的虚弱，面部失去了表情，脸上肌肉塌陷，一双干瘪的大眼睛好象要鼓了出来，手臂和下肢好象残缺不全一样，完全的没有力气，把一个同死神搏斗了一阵子刚刚从死亡线上熬了过来的人的疲倦状态完完全全地展现在我们面前……这个可怜的人已经无“人形”可言的了，1米8的个头，站在那儿，摇摇晃晃，犹如风中将要折断的一根芦苇……仔细看，他头戴一顶灰色的防蝇帽，透过防蝇毛的纱罩可以发现新裹上的白纱布——显然他是在伤口未能完全愈合的情况下，被“揪”到学习会的，在一片“打倒郭焕新”的口号声中，回到了我们中间的……，他一句话都没有说，在站了个把小时后，象一根干柴火似的倒在了事先为他准备的埔草上了……。同学们和老师们不断地喊着口号，并争着把紧握着的拳头在他的身体上空挥舞着，以做出很有力气的“砸烂狗头”的姿势（这是一个政治表演的时代的“实习期”，所以讲究个动作）。我这个一向同情弱者的人，动了恻隐之心，举在了空中的拳头无意识地划了个圈，但是，我很快就清醒过来了，学习会“避背处”的那张嘴又无形中地 张了开来：“这是火线上的你死我活的斗争，不是做冲锋陷阵的先锋，就是当逃兵！”

早在郭老师被召回来的前一天，工作组负责人便召集我们开过几次会，研究和布置了“批郭方按”。上边我所描述的郭刚一进学习会的那个情景就是事先策划好了的，目的是要给“叛徒”一个“下马威”，使他不敢轻视学习会上的斗争的“火力”。从此之后，这位可怜的人陷入了一个不堪忍受的痛苦和屈辱之中了。

我记得，郭老师到会的第二天，县委组织部派了一位性丁的干部，来“揭”郭的底。他神气得很，一副目中无人的样子，手里柃着一个黑皮包，用十分自信的口气说：“我以兴平县委组织部的名义宣布大叛徒郭焕新的反革命罪行”，说着便打开了黑皮包，从中取出了一叠材料读了起来……，读完后，以威严的口气质问：“郭焕新，三青团区分部部长的职务——担任过没有？”“没有。”郭有气无力地回答。丁拍了拍材料：“难道这是假的？组织整理的难道会有错误？”丁的话音刚刚落地，“打倒郭焕新！”“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口号吼了起来……

没过半个小时，郭便被“斗垮”了。他在那些材料上，盖上了指印，此后，我发现他在用麦草揩去手指上的印泥时，眼睛内滚出了泪水。他在经受了多日的批判之后，错误的性质完全地清楚了，除历史问题之外，他又交代了蒙面入室欲奸污女学生（未遂）的问题。此刻他没有能力抵抗他自己的同事们和他所教的学生们以制度精神装备起来向他所展开的进攻，他知道自己必败无疑，就在用斧子向头上砍去的那一刻，他的政治生命就已经的结束了，现在，他不在享有它的了，于是，把这个伤口还未全愈的肉体，索性放了开来，任人宰割的好了。

他开始“装疯卖傻”了。蜡黄而又干枯的脸上竟充满了笑容，并不时的一个人咯咯发笑。语言也颠三倒四，说不出几句象样的话来，非但如此，他还经常地说许多惹人发笑的话，以至于在严肃的阶级斗争的火线上引得“革命的师生”哄堂大笑。他是不是真的疯了呢？当时也引起了人们的怀疑，但是后来，大家还是接受了他已经疯了的事实。他一直用他吃饭的那个碗洗脚，每天从不间断。起先，同学们看了恶心，后来竟习以为常了，每到晚上，总会有同学提醒他：“郭焕新，你还没有洗脚呢？”他就立即去洗，有时他还说：“还差五分钟哩？”听到这话，大家就发笑。

从此以后，我们这些“批判者”们竟不自觉地把他当成了笑料了，在紧张的“战斗”的间隙，利用他开开玩笑，也可以调节以下气氛，使大家暂时的放松一下。反正一句话，他在失去了正常精神之后，倒成为一个“可爱”的人了。

回忆到了这里，我以为许多人把1966年的政治害人事件归之为红卫兵和造反派就与事实完全的不符合。我假设，我上面所说的郭老师受迫害的故事（这是没有搀假的完全真实的）被某些好事的作家编成了电视剧，要搬上荧屏，此时，来了一位导演，他在执导这部戏时，为了突出时代特征，一定要让剧中扮演我们的人戴上红卫兵袖章，其实呢？此刻我们连红卫兵这三个字也未曾听说过哩，在他们这些人的编导中，那位手柃黑皮包的县委组织部的人一定不会被当成害人虫，他一定会在电视剧中暗暗的抹泪，反正害人的罪名，是绝对加不到党的头上的。与此相关的是，我叙述中的那个政治的战场和战斗也一定是我们自己开辟的，在其中发生的战斗和冲突中也是我们自觉自愿的行为，总之，制度性害人的罪名，全都由我们担当了。因此，“直到如今，人还把我们看做世界上的污秽，万物中的渣滓”的伟大保罗的话，就可以用来解释我们的处境了。

学习会上另一位挨整的对象是我校体育教师李熙。李老师是一位性格开放，个性非常活跃的人，50多岁了还整天地蹦蹦跳跳的，又说又笑，是一个地道的“老玩童”。郭校长对他曾经做了八个字的评价，“四肢发达，头脑简单”。就人缘关系而言，他也许是全校唯一的惹人喜欢的老师，最少，在他的面前，同学们感觉不到老师的尊严，所以都喜欢亲近他。他能够在器械上做各种十分优美的体操动作，又能在蓝球场、排球场上大出风头。登台演出时，吹拉弹唱，样样在行。不用说他的体格也很棒，每逢冬季出操，他身着深红色绒衣绒裤，在全校同学们棉衣棉裤的陪衬下简直是鹤立鸡群。最冷的天，同学们冻得嗦嗦发抖，他便模仿同学们的样子，唏嘘几声，并做出一个鬼脸，惹得大家发笑，同学们精神也就为之一振。说起来也令人遗憾，这样的一位老师竟出身于富农家庭，从此背上了出身不好的黑锅。平时，他积极地靠拢党组织，只因为出身问题而被理所当然地拒之门外。

1965年，大陆上“支援越南，打倒美帝（指美国）”的口号喊得振天响，他为了表现积极，竟在学校的早操加上了这个口号（在当时的环境中，这是“紧跟形势”“突出政治”的具体表现），不幸的是，某一天，他给喊颠倒了，把“打倒美帝，支援越南”喊成了“支援美帝，打倒越南”（这是典型的口误），出于习惯，同学们也不由自主地跟着喊了，以至于弄成了个“政治事件”。学习会上，这个政治事件又一次地被提了出来。那时候，在我们兴平县文教局内，还没有听说过有人读弗洛伊德的书，但是，弗氏在《精神分析引论》一书中对人们日常语言中的“失言”行为（包括“口误”、“笔误”）所做的分析已经被我们学习会上的人给“运用”于批判李老师的案例中了，说也奇怪，在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时候，他们运用了弗洛伊德主义。他们说李老师的上述的口号，表面上看，是他的语言的失误，好象是出现了颠倒词汇的错误，其实，完全不是这样，他的思想深处所隐藏的“富农阶级的剥削意识”才是问题的根子，在某些场合下，它总要表现自己，时间一到，它会自己会出来，不让它出来，也不行，“打倒越南，支援美帝”的口号就是如此。在平时，有这种思想的人，会在组织面前说自己完全克服了剥削阶级的反动思想，其实，这完全是一种政治上的假象，所以无产阶级的人，千万不要上他们的当。读者们，听了上述的话，你是怎样的想呢？我的意义是，那时若还有“潜意识”这个词汇出现，我们就会毫不犹豫地使用它，因为这里正在进行着的斗争，不仅是意识领域的，而且还是非意识领域的或者正确的说是“潜意识领域”的。

在那时，人们认为剥削阶级的意识是不会只表现在一件事情或者一个问题上的，一定有其它方面的存在。果然不出所料，在学习会“斗争火力的猛攻”之下，李老师又交代出了他和一位毕业了的女生的性行为。

正因为有了以上的两条“罪状”，可怜的李老师的就成为了“纲上线上”的人了。在接受了大约30多天的批斗之后，他被戴上了“坏分子”帽子，开除教籍，回农村接受“劳动改造”。

要知道，共产党组织整人是讲究个技巧的，目的是在整完了人之后，使被整的人对那些整他们的人非但产生不出仇恨的情绪，反而产生出感恩戴德的心理。我们的小组在接到了中共文教局党委的“关于李熙的处理决定”以后，并没有立即传达给李本人，小组事先导演了一出捉弄他的恶作剧。在召开的一次专门会议上，围绕如何处理李熙的问题，工作组组长故意让同学们和老师们自由发表意见，让李做记录……会议上，有的人说，应该判10年徒刑，有的说，10年太少了，应该再加5年，有的还说，不如“干脆枪毙了事”。总之一句话，目的是要给李造成一种压力，使他的精神高度紧张，在此时，给他一个出奇不意的结论，就可以使李熙磕头谢恩。待到小组每个人发表完意见之后，组长问李：“李熙！你自己呢？你以为如何处理你好？你提个意见吧”（口气倒也谦虚）？惊慌万状的李说：“我罪有应得，本该判我10年才好，但念起我本人认罪态度较好，又是主动坦白，我请组织从宽发落。”
“说具体些，到底宽到什么程度？让你逍遥法外吗？”组长说。
李熙恳求：“判我3到5年？……”。

工作组事先的目的达到了，喜剧也该收场了。组长在历声的咳嗽几下之后，慢条斯理地说：“李熙啊，出乎你的想象，被你想象的要……”说到这里，他故意地停顿了一下，为了增强自己话的效果，此时，李喃喃地说：“请组织……宽……”。“当然噢，……”他翻开了一卷材料，一字一板地读了起来……

李熙听完之后，涕泪交加，身不由己地跪了下去，两手拍地：“我感谢组织……从轻处罚我！组织是我李熙的再生父母。我回农村后，一定要把牲畜绳拉断几根不可，以报组织的再造之恩！”

听完了李熙的表态之后，组长的内心好象是十分的满意，只是他没有表示出来罢了，向李稍稍地摆了几下手，表示事情完了。

当天晚上，皓月当空，清风习习，是关中道暑天难逢的一个夜晚。我同另外的两位同学，在一名工作组人员的带领下，步行10多华里，把李老师送回了老家。在大队党支部办公室，我们向一位头发花白的支部书记交代了李的情况后，就匆忙地告别了。

诸位，读到这里，你们若还能够在66运动发难的那些日子里，看到共产党蒙昧主义政策在普通中国人身上造成的蒙昧现象，那么，你们也许能对尔后的人民造反行为的过分性表示谅解。事实有可能是这样，当蒙昧主义把中国人造成为蒙昧之徒时，一个走出蒙昧的行为也免不了带上几分蒙昧的色彩。

就在学习会上，我上面提到的那位书写了我们学校第一张“聂元梓式的大字报”的徐存浒老师同样遭到了挨整的命运。在前面的叙述中，我说到了我们学校的老师们才华出众的问题，可他恰恰就是吃了这个亏。若说专制社会主义政治运动中的人人过关行为对于一向平平常常的人来说，似乎并不很困难，那么对于那些稍有才华或者才华出众的人来说就有些不太容易的了。许老师是语文教师，在政治和社会科学方面颇有造诣，也算是我们学校老师当中一个言必称马列的人。那时，我个人对马列主义还没有兴趣，所以没有单独聆听过他有关马列主义的高论。但是据我所知，他在一切可能的场合中都大谈马列，“大有天下马列为他独占之意”（批判他时的语言）。他语言表达能力很强，话语富有幽默感，由他教授的课文，同学们就特别的喜欢。在课堂上，他善于用笑话的方式打破教室的沉闷的空气，同学们听后往往发出会意的笑声。此时，他个人虽然也符合大家笑，但是从来未笑出声，于是，一口洁白的牙齿就显得十分的整齐。同许多有才能的人一样，他也难免恃才傲物，自以为自己懂马列，所以在说起马列时便当仁不让。现在看来，他是错了，想在一个根本不需要其成员才华出众的社会中以谈论马列的方式出人头地，那能不遭受失败吗？就此去分析，他犯错误仅仅是一个时间的问题，在这一次的学习会上，他的时间到了。在清算他的错误的时间内，谁也没有提到他那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

他的错误被定性为“公开散布贬低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言论”，其性质之严重程度大家可以想象。事情的原本是这样的，在某一次的理论讨论会上讲到了“时势造英雄”这个马列主义的话题，讲得很起劲，发挥得很充分，以至于忘记了“言多必有差”的古训，惹出了“大祸”。他的话大意如下：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认为，每一个时代都要产生出一批能够集中地代表时代精神的英雄人物。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产生了伟大的马克思、恩格斯；当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的时代时，就出现了马克思、恩格斯所不能预料的许多的新问题，需要有人站出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原理来解决这些新问题，于是，就产生了列宁主义。列宁逝世后，基于同样的道理，需要有人来发展列宁主义，特别是，当列宁主义在被运用到我们中国时，就更需要一种创造性的继承和发展，于是，毛泽东思想就是应运而生了。但是列宁没有经历过革命战争，没有象毛主席那样的指挥过如此重大的革命战争，所以，毛主席要被列宁和马克思都伟大，他不但发展了马列主义，而且把马列主义提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诸位，如果许老师的话就此戛然而止，什么问题也不会发生的，遗憾的是，我们的许老师没有这样做，接着这个话头又发挥了一下，得出了“在毛主席百年之后，还有伟大人物站出来”的结论。这话虽然是以前讲的，但是，在这个“新帐、旧帐一起算”的学习会上，他就逃脱不掉了。学习会的人们一致地认为，在社会主义的学校里竟有人敢于散布“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言论，是可忍，孰不可忍！

我记得，当他的问题在刚揭开时，他还为自己做了辩解，以说明他的本意：“我的本意，不是说谁比谁伟大，而是讲历史唯物主义的有关社会发展规律的问题。依据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历史不可能在毛泽东时代终止是一个……不言而喻的真理……”
未等他把话说完，组长便气势汹汹地问：“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规律，难道能够得出毛主席百年之后，中国社一定会出现比他伟大的人物的结论吗？”

“当然，不是这样的说，我说的是历史发展的问题，是有关我们的时代的一种可能性问题，是进步的问题”，他进一步的为自己辩护：“是说每一个时代都要发展，都可能被后来的时代所超越……”

“那么，很好，你说一说，谁的时代将超越毛泽东时代，哪个人会比毛主席伟大？请问，他叫什么名字？”

“哦，……我，我不是这个意思……”

“请你说一说，我洗耳恭听！”

“请原谅，……”他感到话味有些不对，但也未完全地示弱，继续说：“我不是算命先生，马列主义从来都不主张算命，但是，我相信，时代的进步一定会……”，说到这里，他咽下了下面要说的话，终于勉强闭住了嘴。他已经感到了事情的不妙，脸顿时通红，两手搔了搔本来梳理的就很整齐的头发，……

“你相信的哪个时代和人物——真的会有？”

“也许会有？”他的声音压底了许多，以至于组长在听时用手挡住了一边的耳朵。

组长说：“放大声一点，你说话时，不是声音挺大的吗？怎么，此时声音这么的小，我不撕耳朵就听不见，一定被毛主席伟大的人是谁？”

“哦，我不是这个意思，”他已经害怕了，“我只是在说到历史发展规律时打了个比方，说我们这个伟大的毛泽东时代不能停留在现有的水平上……”

组长问：“现有的水平怎么样？你不是说它不伟大，或者有问题吗？”

听到这里，最积极的人再也按捺不住性子了，举起拳头高呼“谁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就砸烂谁的狗头！”“谁反对伟大的毛泽东时代，就打倒谁！”一时间，小组会上，发出了“火药味”。

这个时候，他虽然还未停止为自己所做的辩解，但是，已经是神气大失的了，往日那滔滔不绝的口才不见了，说出了我从来都没有听说过的结巴话语，什么“历史的发展……我说的是历史……我无意说毛主席不伟大……不会的，我是党员……”

我要告诉读者们的是，我们的许老师在说上述话时，他往日那充满智慧的眼睛里闪现出了泪花，一座用人类冤曲做成的大山似乎压在了他的头上。此时，我注意到他象在平时课堂上一样，用一动也不动的眼神盯着我，要是在课堂上——这种情况一发生，我会做出正确的反映，但是，这是阶级斗争的“火线”，我不能回应他，即使认为他说得正确……也没有理由回应他，于是，我耷拉下了脑袋，避开了他那一双要求援助的眼神。

经过了多次的“交火”之后，我们的许老师底下了骄傲的头，承认了自己全部的错误，一连写出了数封检讨材料后，最后算“下楼”了。多亏他出身好，又是中共党员，要不然，其下场可能与李熙一样。

在学习会进行当中，县文教局局长高士姚自杀身亡的事件，一下子加剧了本来就很紧张的气氛，使学习会上的阶级斗争的弦绷到了再不能绷的程度。也正是这位我们局的“最高当权者”，在学习会的动员大会上，还用骄傲的口气吹嘘，“我们县文教局的文化大革命一定要走在兴平县的最前面”，现在，学习会还正在进行中，他竟先于运动而“走”了一步，也可谓“出师未捷身先死”。他的尸体在他失踪后的第3天找到，距学习会会址大约8华里的一孔报废了的砖窑边，由一位农民社员发现。他是喝剧毒农药死的，拒目击者讲，身体扭曲得如同死猫一般。他生前是局内一言定乾坤的人，也是局内革命资格最老的。他的死，在学习会所引起的反响十分地强烈，一种兔死狐悲的气氛顿时笼罩了我县教育界的这一大帮子人。

高士姚自杀以后，我们学习会的这一批学生们就睡不得安稳觉了，每天晚上大家轮流着“站岗放哨”，任务是防止阶级敌人自杀或者凶杀。

就在这期学习会上，傅玉姚老先生对我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是县文教局的副局长，也是一位善讲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人。在到我们学校视察工作时，曾经给全学校的老师和同学讲过《矛盾论》，他的讲解虽然很难说趣味盈然，却是通俗易懂，比如，他在讲对立与统一规律时，举出了以下的例子。他说：“我大小也是个局长， 国家干部，同农民兄弟相比，我就很干净，但是，用马列主义的辩证法的观点看，也不是绝对的干净，还是有脏的东西，不信，你们看”，说着，他便挽起了袖子，露出了手臂，用另一只手在上面使劲的搓，直到搓出脂泥……此时，会场上就立刻发出了笑声，这时，他就很满意，一脸骄傲的情绪，为自己的报告能够引出笑声而沾沾自喜……，但是，就在这次学习会上，当我又一次地见到了他时，他竟变成一位神志不清的人了，我发现他在一张大字报前久久地弯着腰，把头底到再也底不下去的程度，我心理在说，这不是哲学家吗？我正想打听一下他的事，恰好，一位知情者告诉我，他正在停职反省，“神经有点不正常”。

唉，在这社会中，谁个神经正常啊！我们都生活在精神病院中啊！

对一个伟大时代的回忆与理解（12）

第7章：由党办红卫兵到自治红卫兵——我经历过的两种性质不同的红卫兵运动(上)

公元1966年8月9日上午9时，兴平县教师学习会1000多名与会教师和学生，端坐在西郊中学的大操场上，鸦雀无声地收听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的“重要新闻”——《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这个在当时被称为“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性文件”的公开发表，预示着文化大革命进入了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人民运动的沙沙脚步声，已经能够听得出来的了。

若说此时的专制的中国是一个封闭的社会，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封闭的政党，我并不反对，但是若认为它是绝对封闭的，那就不好了。如果说人们要在60年代的中国去寻找政治开放的有关事件，那么《16条》的发表，可谓一个决定的事件。同6月2日播发的那一张大字报不一样，这一次播发的《16条》是“中共中央的正式文件”，用大众媒体的方式越过共产党现有的各级组织，采取“一竿子插到底”的做法让它直接和“广大人民群众见面”，还是建国以来的第一次。正因为这样，我就有理由说，它是一个违反常规的行为，今天，我们来分析这行为，虽然已经知道了这是毛泽东被迫中央政治局“同意”后作出的决定，但是，由这种决定所引带出的政治后果却是十分的出人预料，因此，从这一个事件中，我们便可以得出以下的结论：这种毛泽东个人的决定旨在要让体现了他自己意图的《16条》饶开官僚化了的共产党渠道直接地传达到人民群众中去，从而变成为人民群众手中的“革命武器”。又如果说，毛的这种行为暗示了他对已经严重官僚化了的党的机构的不信任和厌恶，那么，等于他把开展文化大革命的任务“交给”了“人民群众”。

在这里，我可以说毛的意图是十分明确的，他在这场“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中，要“人民群众”的“革命”而不要共产党的运动。毛恐怕他的这个意思未能被“人民群众”理解，发表于1966年8月11日《人民日报》的社论“掌握文化大革命的思想武器”一文所说的，《16条》这个“党内文件”，用公开的方式传达之后，“使我国人民群众听到了我们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的声音”的话，就一语道破了天机。在以往，所有的“党内文件”的传达都是本着“先党内、后党外；先党员，后群众”的原则传达的，在党内，它也不是一下子就传达到全体党员的，而是由中央到省区，再到地市，再到县——这样逐级传达的，这一次就不同了，用大众媒体传播的“中央文件”以开放的方式接纳了每一个人，使每一个普通的人在“掌握文化大革命的武器”方面在时间上至少获得了同共产党地委书记、县委书记一样的平等权。“17年”以来，这样的事件在全国也只有这么一次。因此，在收听广播的时候，已经感到我们县上的所有的共产党员和共产党干部同我们这些不是党员的人坐在了“同一条板凳”上了。收听完广播之后，当我们这些不是党员的普通群众，在对“中央文件”进行“讨论”时，不也好象是享受了到了中共党员才有的权利，就这么的一点点的平等，在那个年代已经是不了得的事了。

质言之，《16条》传达的特殊方式营造了一个新的舆论气氛，66运动就在这个气氛中发展、壮大。从8月9日这一天，直到66运动消势的时候，我才发现自己一直受“舆论”的引导，可以说是是“舆论”中的人而非专制制度中的人或党、团中的人。此间，毛是我们的“舆论”领袖，他充分运用了广播、报纸、杂志、新闻记录电影这种大众传媒，使一个共产党的政治运动在“操作”上向“舆论型”运动转化。在1966年的中国大事变中，毛的本领不外是他所说的“大造舆论”。在这里，我的意思不是说，毛塑造了66运动，只是说他为66运动营造了一个民主的“舆论”环境，没有这个环境，66运动是不可想象的。因此就“舆论”讲，你说毛“领导”着运动，那种也许不假，但是你因为这种“领导”的性质是政治的，我就不同意了。

《16条》的传达方式和它本身的内容给社会传递这样的一个明确无误的信息，在开展文化大革命的事情上，毛寄希望于人民。在这里如果我们发现了毛的这个正面的动机中隐藏着对共产党组织以及共产党人物的不信任的情绪的话，那么，我们便是认识了毛。在毛的心目中，“人民群众的运动”和“人民群众的革命”到底是个什么样子，这样的问题因毛的死亡我们已经永远无法弄清了，但是，有一点用不着怀疑，那就是“人民群众的革命”应当是“人民群众自己的事情”，共产党应当全力一赴地支持之，不应该“包办代替”，也不应该在它之外，去另搞一套。1966年8月13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的〈〈学习16条，熟悉16条，运用16条〉〉的文章中的下述的话是不含有任何的欺骗性的：“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既《16条》，是在毛泽东同志亲自主持下制订的。这《16条》，贯穿着一个基本的精神，就是：信任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尊重群众的首闯精神。就是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取任何的包办代替的办法。”这篇文章在说到这里时，还用反问的口气说，不靠党，“靠本学校，本单位的群众，能不能把文化大革命做好？”文章自己回答得很干脆：“能！每个革命师生，每个革命同志，都应当有无产阶级的雄心壮志。只要大家认真地学习《16条》，熟悉《16条》，运用《16条》，各个学校，各个单位，就一定能够依靠群众自己的力量，取得文化大革命的胜利”。

议论至此，做下的区分很有必要：《16条》发表之前，社会上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虽然出现了以往共产党运动所未曾出现过的现象，但是，它还没有脱离共产党运动的传统和轨道，还属于共产党的运动，《16条》发表之后，它开始朝人民运动的方向急速发展，并且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开始了人民化的过程，最后，它完全地变成了一个人民运动。站在研究者的立场上看待问题，这个新兴起的“人民运动”，是不是毛急切盼望的那种运动？此处我们可以存而不论，没有疑问的是这个运动不是反对当时“盘踞”在台湾岛上的国民党，而是在中国大陆实行一党专政的中国共产党——怕是傻瓜都明白的真理。在这个意义上说毛“带领亿万革命的人民群众”向共产党的“反动统治”发起了“猛烈的进攻”，也许听起来很别扭，但是，我告诉诸位，事情果真如此！

在毛的思维中，人民群众当中寓于着无穷无尽的共产党的精神和共产党的运动，你只要否定了或者反对了“旧的”，就会有“新 的”出现，所以你只要不断地进行“推陈出新”的斗争，最好的东西和最美好的东西，就会接连二三的生出来。因此，那时毛绝对没有想到人民群众中还会滋生出“资产阶级派性”的问题，也没有想象到政治上“解放群众”的行为会引带出一个他本人控制不了的自由化、民主化运动。在这本书里，我们若还要给“毛泽东晚年错误”以正确的认识，那么我这里所说的即是一例。对于中国社会上目前只会用邓小平的方式谈论毛泽东“错误”的人来说，你们应该好好地反省一下，看一看你们找到的东西是不是毛的“错误”？

不过毛对自己的“错误”的发现和认识，并非如我们一般人想象的那样晚，事实是，在文化大革命的第2年，他便发现和认识了自己的“错误”，原来一个受到他支持的运动在发展到了关键的时刻时，已经演变成为“资产阶级或者小资产阶级”的运动了，下来，他个人的全部力量和精力都用来和它做斗争，直到他死亡为止，“10年文革”的这个提法，如果也有一点意义的话，那也不过是说毛为自己的“错误”所引出的后果作了“10年”斗争。

作了以上的议论之后，我们还是回到学习会的话题上来。收听完广播之后，学习会的头头们立即召开了紧急会议，研究如何“贯彻和落实”《16条》的问题。不到个把小时，结果便做出来了：教师学习会临时党委决定立刻就撤销学习会的工作组，并立即着手筹建“兴平县教师学习会文化大革命筹备委员会”（简称“文革筹委会”），把学习会的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移交”给它。读到这里，读者们可以想象当时的政治气候和政治环境的了。“ 紧跟毛主席党中央不掉队”的话是当时各级共产党组织的口头禅，没隔几个小时，学习会便以“民主的方式”（《16条》要求的）选举出了“教师学习会文革筹委会”。

对于没有经历过66事变的人来说，他们根本就想象不出当时还没有遭受“炮打”、“火烧”的共产党基层在落实中共中央的指示方面如何地雷厉风行，其实呢？也不完全是那回事，那是基层党组织所玩弄的一种政治花招，所谓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就是最典型的语言。刚刚产生的“文革筹委会”还是文教局的原班人马，除了主任由一位面目黢黑的普通教师充当外，那简直是换汤不换药。主任是一位小学教师，不知靠什么背景，突然一下子变成了学习会的“正头香主”。也不知出于何缘故，我对这个弹冠相庆的家伙十分反感，他性什么？叫什么名字？全记不清了，只记得他坐在大会主席台上不停的抖动着的那两条又细又长的腿以及大口呷茶的情景。目睹这小人得势的情景，我对共产党政治上这种鱼龙变化现象产生出了一种不知出于何故的蔑视。

事后，我才知道了教师学习会上的这一出“文革筹委会”的闹剧，在全国各地都“上演”过，邓小平的儿子邓朴方也在这时间内充当了北京大学“文革筹委会”主任。可见，在这段时间内，“文革筹委会”这种东西的产生是“共产党和毛主席”设计中的文化大革命的重要一个环节和重要的一个因素。分析它，我们可以发现运动转化的主要的契机。《16条》中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权力转移所作的规定，虽然不是法律意义上的权力转移，但是，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毕竟是一次权力的转移。如果说这种转移的行为动摇了权力的稳定性，那么，在中国共产党权力发生严重动摇的情况下66运动兴起就是容易理解的事情了，由此而产生的一个重要后果是66运动获得了政治上的合法性，而这种政治合法性是动员“亿万人民群众”参与运动的最为重要的因素之一。就此去理解，一个反对共产党的运动其所以在那特殊的时代变成为一个合法的运动，人们也就不会感觉到太意外的了。

《16条》发表之后，所有的地方各级党组织完全失去了“合法”领导运动的权力，因此，他们即是事实上仍然操纵着对运动的领导权，但是，其行为已经不再享有合法性了。所以当毛泽东斥责他们企图控制运动的行为是“耍阴谋，放暗箭”时，毛的话，就不是无的放失的了。仅就这一点而言，《16条》已经使共产党各级当权派人物“靠边站”了，可见，66运动中广大人民勒令他们“靠边站”原来不是没有任何根据的。在伟大的人民造反时代，造反的大意其所以未被宣明，主要的原因是人民认为，造反的大意是不言而自明的东西。在这本回忆往事的书中我其所以激烈地反对把人民造反运动说成为非法的，主要是因为持此种观点认识问题的人站在了专制的立场上，而不是站在民主的立场上，正因为如此，我才对毛关于运动的“革命”的合法性的那一种议论形成了一种认真的思考。我的看法是这样，在认识66运动的许多的问题上，人们不能从毛的看法“后退”，而应当“前进”。

在66运动中，我们那一代造反的学生，把共产党各级的当权派当成了同历史上所有的反动派一样，认为他们是“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是“不甘心他们的最后失败的”，他们“必须要做垂死的挣扎”，因而，我们这些“革命的小将”必须挥动“革命的铁扫把”把他们“一扫而光”！与我们的这一看法相应的是，〈〈16条〉〉中也明确的指出：“有些单位是被一些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持着。这些当权派极端害怕群众揭露他们，因而找各种借口压制群众运动。他们采用转移目标、颠倒黑白的手段，企图把运动引向邪路。当他们感到非常孤立，真混不下去的时候，还进一步耍阴谋，放暗箭，造谣言，极力混淆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打击革命派”（引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第122-123页）。同“复辟派”的理解完全不同，〈〈16条〉〉中的上述话，并不是无中生有，也不是扩大事实，而是比较真实的反映了当时的真实情况。我们知道，权力转移的事情并不是中共中央的一纸文件就能够解决的，被剥夺了领导权的党组织各级当权派又把手伸进了“新生事物”——“文化大革命的权力机构”中去了。于是“文革筹委会”就同工作组一样，变成了文化大革命的“绊脚石”。这样，“踢开文革筹委会闹革命”的行为，就同“踢开工作组闹革命”和“踢开党委闹革命”一样，成为文化大革命运动能不能向纵深发展的一个关键的问题了。我所说的66运动的一个重要的标志还在于红卫兵、造反派对于“文革筹委会”的打击，不了解这种打击的意义，我们是没有办法会发现文化大革命与66运动的关系的。

〈〈16条〉〉并没有对红卫兵造反派这样的自治组织在运动中的地位做出正式的规定，没有把它当成文化大革命的权力机构或者领导机构，亦没有把它视之为文化大革命的一种正式的或正规的组织，所以我认为，它其所以在而后的斗争中，取得了领导运动和控制运动的政治权力，全在于它以“革命的大无畏精神”去争权力，在这个意义上我说，自由和民主是人民争取来的，而不是毛恩赐的或者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就是一条真理。我其所以力主66运动是人民的运动，原因也在这里；但是值得说明的是，我的这个意思绝不排斥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上，毛和左毛派人物（这是地道的党内极少数）驾着“中共中央”的名义对于“广大革命人民群众的支持”，反倒我认为没有这种支持，文化大革命运动很难发展成为人民的运动，就这一点去理解〈〈16条〉〉中的下述的话，我们便会加深对这个问题的印象：“在当前的文化大革命中”，“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他们有魄力、有智慧。他们运用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大鸣大放，大揭露，大批判，坚决地向那些公开的、隐蔽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举行进攻。在这样大革命运动中，他们难免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他们的革命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沿着这个大方向继续前进”。

关于行将灭亡前的共产党各级组织能不能有效地控制“文革筹委会”和红卫兵组织一事，我可以给大家提供我经历中的事情。我个人的经历表明他们在这方面成功了，他们不但控制了前者而且也控制了后者，兴平县教师学习会的中共临时党委在正式地获得了红卫兵的消息以后，很快地依照共青团的模式照葫芦画瓢地弄出了个红卫兵组织。在局外人的观察中，这种“冒牌”的红卫兵在外观上或者形式上都和后来的自治的红卫兵一模一样，要不是我个人当年是这种红卫兵中的一员，我也许会同目前众多的人一样，在说到了红卫兵时把两者混为一谈的，以至于很容易地把前者做的事记在了后者的帐上，那样我今天为自治的红卫兵正名的事也许会遭到夭折的。

幸亏我个人曾经充当过这类假红卫兵，所以在回忆往事的时候，我就可以用现身说法的形式来揭露假红卫兵的暴行。尽管假红卫兵存在的时间很短很短，但是它做出来的事情却严重地损害了红卫兵的名誉，使许多许多的根本没有参加过这种组织而只参加过自治红卫兵的人也背上了黑锅。目前，流行文学作品中所描写的红卫兵实际上都是这一类，而这一类的红卫兵在整个的红卫兵中所占的比例可以说连万分之一也不到。这类红卫兵一般都是由“出身好，根子正”的那些人充当的，是红卫兵中的真正的“一小撮”。在北京，它主要是由极少数的“高干子弟”组成，波及到全国后，所囊括的也不过是人数极少的一贯的“积极分子中的积极分子”。我们兴平县红卫兵一共有多少人？我没有这方面的统计资料，但是粗略估计起来也在好几万名，可是，这种假红卫兵的人数，也不过200百号人。在这本书中，为了把它同真正的红卫兵相区别，我称它为“党办红卫兵”。

发生于1966年5、6月间的红卫兵运动虽然已经在北京闹得纷纷扬扬，但是我们县上的同学们听到它的信息却很晚，8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的《革命青少年要向解放军学习》的社论说到了红卫兵问题：“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大、中学校的革命青少年，以解放军为榜样（笔者注：这完全是毛对红卫兵运动的误导），建立了红卫兵和其它的革命组织。我们热烈地支持他们这种革命的行动。”第2天，《人民日报》又发出了《向我们的红卫兵致敬》的文章，文章说：“红卫兵充当了文化大革命这个群众运动冲锋陷阵的急先锋。我们向英雄的红卫兵欢呼，向我们的红卫兵致敬！”本文在“英雄的红卫兵万岁”的口号中结束。有了“毛主席党中央”关于成立红卫兵组织的“伟大号召”，人们当然就用不着再去关心“文革筹委会”了，用建立“文革筹委会”的方式去建立红卫兵组织，就成为理所当然的事情了。诸位，读到这里，你们若还已经听出了共产党社会开始陷入混乱，那么，你们就是有心的读者，把这些同毛泽东说于此时的“我的意见乱它8个月”的话联系起思考，说中国共产党组织发生了“全面的动乱”却是事实。

1966年是一个政治上极端混乱的年份，首先是共产党上层出现了混乱，然后这种混乱很快地就传播到了基层；其次，是人民中间也跟着发生了混乱，以至于这种混乱最后把人民被迫到一个全新的秩序中去了。所以在此，我们说人民度过了混乱而中国共产党则在这种混乱中给几乎完全的“崩溃”了的话不是有充分根据的。别的不说，就拿我所在的教师学习会的情况来说吧，情况地区如此。“文革筹委会”成立没有几天，现在又得成立教师学习会的红卫兵组织，至于人们要问，正在组建中的红卫兵同“文革筹委会”的关系是什么？它们之中谁领导谁？有无隶属的关系？科层组织是否对等？如何行使权力——这一系列的问题，都没有一个准确的答案，都凭人“瞎捉摸”。其所以如此，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紧跟毛主席党中央的战略部署”有一个时间的问题，容不得人们有半点的懈怠，如果对于上述的问题人们发生了疑问，那么一定需要用一定的时间来讨论或者来研究之，这样以来，不就是担搁了时间吗？那时别的单位或者别人若跑到你前面去了，你不就是在“落实伟大战略部署”上迟了一步吗？迟了一步，在那个年头上，并不仅仅意味着你“动作慢”，而且意味着你“态度有问题”或者“立场有问题”，要不然的话，人们怎么能够在“落实问题”上“展开革命的大竞赛”呢？同1958年的大跃进一样，这场“政治上的大跃进”也要求一种绝对的“高速度”！明白了这个问题中的道理，人们便可以理解一个共产党的政治运动为什么会在“一夜之间”齐茬茬地转变为人民运动的事情了。我接着叙述，学习会上目前的看法是红卫兵最革命，那么就搞红卫兵，至于说搞到底会怎么样谁有空去研究？谁有时间去思考？谁有权去追究？上边怎么说，下边就怎么干——一口共产党的饭，就这么着吃。可见，濒临死亡前的共产党已经不是“革命的”党了，而变成了“混饭吃”的党了。

有关我们县教师学习会红卫兵大队部组建的细节一点也回忆不起来了，我只记得我们于阡中学的同学和西吴中学的同学好象是组成了一个中队，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那么我肯定是担任了中队长的职务。在这里，我要负责任的告诉大家，红卫兵运动兴起时，北京的青少年们是怎么个想的？其真实的动机和目的是什么？也就是说在现有的共青团组织之外，他们为什么要组织这种最初的秘密组织？——所有的这些情况，我不知道，也不加妄揣，我只讲我们亲身经历了的这一段时间的红卫兵情况，并把其中的主要情节尽可能详细地报道出来，以供读者们分析和批评。

发端于北京的红卫兵运动的有关消息经过3个多月的时间，在传到了我们县城时，已经大大的走样了，在我们县上，最先出现的红卫兵是一支“党办”的“保皇”的小分队，虽然它同共青团组织的关系没有人能够说清楚，但是，它好象被共青团“更革命”，它的目标是“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立四新”（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这是一个异常激进的运动，同时也是一个十分危险的运动，它的激进性现在被大家都认识到了，其危险性则被人们所忽视，所以我感到有必要来说一说。立足于这种运动中的青少年人用另外的一种目光来看待现行的共产党社会，把它当成了一个“四旧”的社会，认为它同“旧社会差不多”，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要求的的那一种“新社会”相差十万八千里，因而应该完全地“砸烂”！在这里，如果我们撇弃了他们要建设的“新社会”不说，那么，仅就此一点来说，它同人民要求解放的那种行为已经没有多少的差别了，于是一个最激进的政治的行为却奇迹般地也是最早地同66运动的民主擦了个边。在66事变中，这类组织虽然是昙花一现的，但是它所传达出来的信息却是极端重要的，值得每一位研究66事变的人注意。在这里我并不以为这种组织的价值是有几分可以肯定的，但是，我认为解读这种行为的可以有利于我们理解1966年的事变的最精华部分。一场对共产党造反的政治运动在一个共产党一党专政的社会中，其所以能够成功地由“非法”转变成为“合法”，一种我们今天也未能解读出来的历史的意义也就寓于其中。这样做的结果是，我们在一个一贯的共产党的常规、正规的运动和一个革命的、非常规的人民运动中发现了一个“中间环节”，而恰恰是它在“一瞬间”消失，所以我们就以为不存在这个“中间的环节”。

中共兴平县文教局党委在有了红卫兵这支“革命的新生力量之后”，不用就太可惜的了。在几位“高参”的指点下，教师学习会的红卫兵大队部走出了西郊中学的大门，到“社会上”“革命”去了，说白了，那就是去抄家。就在这一次的革命的大“表演”中，我作为其中的一位小头目干下了一桩伤天害理的事情。检讨这种事情，20年以来，我都觉得问心有愧。当人类自由之星在即将照耀在我个人头上的那一刻，我竟变成了最不自由之徒。

我上面说过的《向我们的红卫兵致敬》的文章说：“红卫兵上阵以来，时间不久，但是，他们真正地把整个社会震动了，把旧社会震动了。他们的斗争锋芒，所向披靡。一切剥削阶级的旧风俗、旧习惯，都象垃圾一样，被他们扫地出门。一切暗藏在暗角里的老寄生虫，都逃脱不出红卫兵锐利的眼睛。这些血吸虫，这些人民的仇敌，正在一个一个地被红卫兵揪了出来。他们隐藏的金银财宝，被红卫兵拿出来展览了。他们隐藏的各种变天帐，各种杀人武器，也被红卫兵拿出示众了。这是我们红卫兵的功勋”。这还不够，文章竟模仿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的口气说：“红卫年兵运动真是好得很”！也许是受了这篇文章的影响，新进成立的教师学习会红卫兵大队部决定在兴平县城上演一幕抄家的“革命剧”。可见，再要不了多少天，这些将要被打成“牛鬼蛇神”的人在濒临死亡前夕也不忘整人和害人。

但是，同以前的历次整人、害人行为不一样，这一次他们并不赤膊上阵，而是“躲在幕后”，操纵我们这些青少年人，叫我们干。站在今天的观点上看，把我们当年从事抄家行为当成是一桩“青少年犯罪”，那么，“教唆”我们“犯罪”的人不都是中国共产党人吗？《人民日报》文章的撰稿人、中共兴平县文教局党组负责人、中共兴平县教师学习会临时党委负责人、以及中共兴平县街道办事处党支部负责人等等，都难逃其罪责，但是，十分的遗憾，在目前的中国人所谈论的“正义的法庭上”，“受审”的仅仅是我们这一代当年的青少年人，而我在上面所列举的那个长长的名单上的“教唆犯”们竟逃之夭夭。更另人气愤的是，在所谓“审判”过程中，他们之中的许多的人，竟充当了“法官”或者“证人”，个别的还以“受害人”的身份变成了我们的罪行的“控诉人”。

就我们这一代人，所受的教育着眼，一部共产党“打土豪，分田地”的历史不就是我们的教科书上的内容吗？接受了这种教育之后，当党号召我们“发扬革命的光荣传统”，并且要求我们“继续革命”时，我们响应党的“召唤”，其罪应该由谁来负？我认为应该由中国共产党来负！在那场“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中，他们这一伙共产党系统的人物们为了转移斗争的大方向（这大方向是针对他们的），便千方百计地“耍阴谋，放暗箭”，极力制造一种假象，似乎文化大革命的重点不是整他们的，而是整“五类分子”，就是这个原因，他们把文化大革命实际上当成了反对“五类分子”的运动。

（2006年博客稿注：根据崔久元《毛泽东文革理论的得失与现代性的重建》一文，他认为导致文化大革命的迫害人的事情都是共产党组织的高级领导人策划的，其文章说：“河北省省长张体学的一番话道出了河北省的秘密：‘我们已经抛出了一个三家村，再抛出几个人就主动了，省委就没有问题了’”。欧阳也在《说一说李井泉》的文章中写道：“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在各地效仿北京‘楸三家村’的高潮中，又一批原地下领导人被李井泉当做黑帮分子抛了出来，曾在四川长期从事地下工作的西南局办公室主任张黎群被打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西南局宣传部副部长马识途，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李亚群，著名作家沙丁三人被打成了四川的‘三家村’。”）

在过去的年代，打家劫舍的事情，他们似乎干腻了，所以在1966年这一次他们要把它当“法宝”一样地传给我们，在他们亲自到场的情形下直接地让我们干。这种不论在过去和今天看起来都是伤天害理的事，被他们描述成为“革命的行动”，并要求我们这些“革命的接班人”在革命的“现场”用“革命的行动”接好他们这个“班”。我小的时候，我父亲在家里有时大骂共产党“伤天害理”，我对此还不理解，通过我在县城里的这一次行动之后，才知道了什么叫伤天害理！在我17年的生活中，没有人对我个人行为做出过不良的评价，在农村和学校，无一例外，可是，在这一次的“文化大革命”对我的“考验”中，我却非得“犯罪”不可。共产党制度的非人性，在这个时刻中，在我个人的心理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如果说要解读我个人的66造反行为，这是一个绝对都少不了的环节！

9月初的某一天，兴平教师学习会上红卫兵大队部的百十号人马全部出动，到兴平县城的几条主要的街道“革命”去了。大队一共分成了几个小分队，我记不清楚了，反正我个人带领了一支，这支小分队由20名男女同学组成，其中一半是西吴中学的同学。

行动前，“文革筹委会”、红卫兵大队部和和城关公社党委以及各街道办事处党支部负责人接了头，共同研究了“行动方案”，并且确定了被操家庭的详细住址、门牌号以及户主个人的姓名，整理了材料。所以，在正式行动没有开始以前，我们已经分头掌握了被抄人员的许多情况，并拟订了行动计划。那时候我们常常说，“不打无把握之仗”。

开始行动的那一天，由我带领的小分队首先进入了南街居委会党支部所在地的一座肮脏小院。三位面貌丑陋的中年妇女接待了我们，几经寒暄之后，她们以中国长舌妇的语言向我们进行了“临战前”的最后一次“政治交底”。在大约半个多小时的“政治交底”中，我和我们的小分队的全体成员们进一步地明确了田孝先和郭受铃两位不幸的人的基本问题。

按大队部事先拟订的时间，小分队如流星一般地闯进了田家。

田家位于县城南街十子附近，坐西向东，一间街面房做杂货埔，里屋向内延伸做起居室，居室狭小窄长，拥挤不堪，光线不良，即是如此，也算是我们县城中为数不多的“资产阶级家庭”之一。一进门，我们二话没说地就干了起来，如同疯子一般。当时，田孝先不在家，他70多岁的老母亲在我们这些强行入室者面前吓得魂不附体，好象是瘫在了地上……，未待我向老太婆做完“革命的声明”，小分队便把屋内给翻了个底朝天……，箱子被撬开了，发现了刻着袁世凯和蒋介石头像的银圆（这当然是反革命的罪证），柜子被打开了，发现了许多的金银首饰（这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证明），也只有这这个时候，我才想起了在 “政治交底”中的“家里肯定有东西”这一句话的意思了。就在我们翻箱倒柜的时候，田孝先回来了，看到了家里的景象之后，他没有说任何不满的话，但是，那张苦涩的脸上所堆积的痛苦，我至今难忘——那是世界上最不幸者的脸。他没有哭，但是在我看来那被哭还难受，在对母亲说了些安慰的话以后，对我们这些“身手不凡”的“革命小将们”的行为表示了“理解”。

在未遇到任何抵抗的情形下，经过了2个多小时的“战斗”，最后把抄出来的所有的“物证”、“罪证”全摆在了大街上供行人“参观”，小分队的行动随宣告结束。

诸位，我出生在距县城20多里路的农村，对县城居民的生活一无所知，不知道有个人名叫田孝先，也不知有个田家，因此，我同这一家人没有任何的私人的恩怨，此次抄家行为完全是为了“响应文化大革命的召唤”，是在三级党组织的直接策划下和具体指挥下干的，是一桩制度性的迫害人的事件；在这样的事件中，我是“受蒙蔽者”，既是打手又是受害者。所以在有可能“清算”我的罪行时，就应当把我上面所说的三级中共组织的负责人给拉了出来。问题仅仅在于，这些人其所以很难被拉出来，原因是没过多久，他们当中的许多的人也被那个叫文化大革命的运动给“揪了出来”，变成了同“黑五类”一样的人遭到了批判，也就是说，他们也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了。17年以来，他们一直在害别人，谁知道在这一次文化大革命中，他们也变成了“受害者”，这如果不是报应的话，就是“革命”了！

印象中，我们小分队的这一次行动好象十分的“成功”。全体队员无不“立场坚定，义愤填膺”。“任务完成”之后，这样的行动受到组织的“表扬”一点也不意外。在这里，我个人要声明，兴平县共产党各级当权派在此所策划的害人的事件是要遭报应的。党办红卫兵组织是不存在“选择斗争的对象”的问题，它的矛头直接地指象社会上那些一贯的不幸者，同自治红为兵把矛头直接对准共产党各级当权派的行为有天壤之别。要不了多久，我将以造反的方式跳出这种可耻、可恶的组织。

在充当党办红卫兵的20多天的时间内，使我良心深处受到最大触动的一件事发生在我所带的小分队的第二次抄家（也是最后的一次）行动之中。受害人是一位名叫郭寿铃的中年女性。她人长的十分标致，中等身材，不肥不瘦，40开外，虽已是徐娘半老，但风韵优存，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她那双富有机智和风情的眼睛，常常给男人们以无穷的想象。拒说，在以前的几次政治运动中，她因此而被几个工作组组长“放过了”。她梳着剪发头（那时妇女中很少这样打扮），说话时，一口洁白的牙齿，给人以落落大方的印象。不幸的是这样的一位女性因嫁给了一位国民党军队的营长而落下了个“反动姨太”的“罪名”。在我接触到她时，其丈夫到底阵亡或者去了台湾，谁也说不清楚，尽管这样，可怜的女人还是为他担当了全部的“罪恶”。再加上她相貌出众，又有文化，在县城居民委员会那帮一心跟着党支部转的妇女圈子内，难免不招致物议。在批斗她的大会上，那么多的妇女站出来“揭发她的问题”，证明了她人缘不佳。在批判中，人家说她不但对社会主义“满怀刻骨的仇恨，”而且又是一个“大破鞋”（这是那个时候中国妇女最忌讳而又是所有不幸女人的不可避免的罪名）。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