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明远：1952—1955年的校园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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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以后，经济形势好转。大学生的学杂费、住宿费、讲义费等一律免收，全是供给制“中灶”待遇。从1953年开始，高等学校学生还享受公费医疗待遇。

　　大学生普遍发给助学金

　　1952年7月23日教育部发出通知，对于大学生废除供给制，实行人民助学金制。凡在校学生，秋季开学后，高校学生全部领取助学金：普通学生每人每月12.5万元（老人民币），作为伙食费（仍享受中灶待遇）。高等师范院校本科生每人每月14万元，专科生每人每月16万元，而“调干”学生每人每月32万元。他们的待遇，不亚于在工作岗位上的收入。（注：考虑到物价变化的因素，1952年旧币1万元＝1955年旧币13000元 ＝ 1956年新币1元3角左右。详见本书附录。）

　　以北京大学为例，中文系1953年级（秋季入学）的新生，由学校供给每月12万5千元的伙食费。所谓“大伙饭”饮食好、营养高。开饭时，大饭厅百多餐桌，纵横排列，主食为大米饭、白面馒头或面条等，不限量随便吃；副食（菜肴）是每人每顿两碗，均为肉、蛋、鱼等，喝汤和调料不算钱。节假日还经常“改善生活”，丰盛的菜肴，8人一满桌。

　　1955年以后，根据学生家庭经济状况，发放不同标准的助学金；伙食改“中灶”大锅饭为食堂制。

　　学生食堂的伙食

　　1953—1955年，大学生每月伙食费旧币12万5千元（新币12元5角、合今150元），学生自己随意买饭票、菜票。可供选择的菜肴，种类很多：

　　甲菜旧币1500元（新币l角5分，以下可类推），有宫保鸡丁、古老肉、熘肝尖、木须肉等；

　　乙菜1000元（1角），有荤素搭配的肉炒菜，如菜花炒肉、烧茄子等；

　　丙菜500元（5分），有素菜，如虾皮熬白菜、土豆丝、拌茄泥等；

　　特菜2000—3000元（2角或3角），就是最好的菜了，有红烧鱼、排骨、肉丸子等。

　　早饭的小菜有数十种之多，随意挑选。

　　每逢节日，菜的品种特多；这样的伙食下相当满意，1个月下来，有时还吃不到12万元。

　　学生宿舍尚待改善

　　当时，院系调整后的北京大学，已经由城里的沙滩红楼迁往西北郊原燕京大学校园内。新校舍正在扩建，1953年刚开工的新宿舍一时盖不起来，新生入学时，男同学暂时住进第一体育馆，几十张双层钢丝床排列起来居住。一学期后，盖起新宿舍楼，4人1间，两张双层钢丝床，屋内有两个书桌，一个书架，大家合用。住宿不交费，宿舍楼道、厕所均由工友清扫。楼道有电话，免费使用。那时，一些调干的同学更发给30多元的助学金，除了吃饭，还有足够的零用钱。

　　新中国成立初期，高校招生人数逐年迅速增加，旧有的学生宿舍不够使用，新建速度赶不上急剧增长的需要，因而一般大学生宿舍都住得很挤。北大（原燕京校园）、清华的住宿条件还算好些。北大多是4人住一室；清华男生6人一室，女生4人一室；通常为双层钢丝床。但北大、清华常因新宿舍尚未盖成，新生入学时便暂住几十个人一间的大厅，待新楼盖起后再搬迁。

　　在北京西北郊大学区，新建的矿业学院、钢铁学院、石油学院、地质学院、航空学院、邮电学院、医学院、林学院等（俗称八大学院）连成一片，以及西直门外的中国人民大学、民族学院、外国语学院、师范学院等，皆为8个同学住一间宿舍，四个上下铺。这种拥挤的大学生宿舍格局，一直延续到20世纪末。

　　教育工作者月薪改为“工资分”计算

　　1952年，各学校教职员的月薪也改为每月多少工资分（按粮、布、油、盐、煤多种实物价格综合折算）。据1952年4月的档案资料，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教授月工资426—659分（合今人民币1475—2250元），副教授405—489分（合今人民币1375—1680元），讲师304—405分（合今人民币1045—1375元），助教203—312分（合今人民币700—1075元）；等等。

　　1952年7月起调整工资，教师平均月增59分；清华大学教师中有262人晋级，其中教授9人，副教授4人，讲师100人，助教149人。

　　采用“工资分”作为计算单位，是个有成效的积极措施。在当时物价不稳、人民币通货膨胀的情况下，可保证职工收入免受物价波动的影响。

　　根据1954年12月的统计材料，全国划分为288个“工资分”值区。华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的广大地区“工资分”价格一般为旧人民币2200元—2800元（合新人民币0.22 — 0.28元），西北、西南的边远地区因物资稀缺，物价反而昂贵，工资分值较高。

　　到1955年货币改制前夕，上海市的工资分值稳定在2663元（合新人民币0.2663元，即2角6分6厘）。北京的工资分值稳定在2210元（合新人民币0.221元，即2角2分1厘）。一个成人维持生活的最低费用为50工资分；也就是说，当时北京最低个人生活费定为老币11万元（新币11元，合今110元），上海最低个人生活费定为老币13.3万元（新币13元3角，合今133元）。

　　1955年改行货币工薪制的前夕，北京一个工资分折合0.22元新人民币，教授工资折合新币165.88—232.23元（约合今1658元8角—2322元3角）。

　　知识分子开始习惯以“新人民币”在中国人民银行存款，存期一般在半年以上。而在40年代内战时期，法币不值钱，人们很少存款，即使短期存款也不会超过几个月。

　　由此，人民政府新政权赢得了广大知识分子的信任和拥护。

　　教授们的生活和工作条件

　　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改变原有的欧美模式，按照苏联教育模式改造，进行大规模院系调整。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的文学院、理学院、法学院各系合并组成“综合性”的北京大学，迁入西北郊燕京大学旧址燕园。

　　建国后，各大学都安排了教师住宅；教师们基本上不在校外租房居住了。北大的老教授们住在燕南园、燕东园、朗润园、镜春园，在原来燕京大学的别墅式洋房中，每家住1幢2层小楼或1所平房小院，园中颇富园林之美，住房条件较好。年轻一些的教师、职员住在新建的中关园、蔚秀园宿舍楼，也较为宽敞，单身教师还有公寓，或在未名湖畔的雅致房间里。50 年代马寅初、汤用彤、周培源、冯友兰、侯仁之、林庚、朱光潜等都住在燕南园，翦伯赞、游国恩、浦江清、何其芳、杨晦、冯至、周一良、邓广铭、李汝祺等都住在燕东园，季羡林、金克木、吴组缃等住在朗润园、镜春园；王瑶、林焘、力扬等住在中关园。

　　清华大学的老教授们，除了一些因院系调整而调走的以外，仍住在清华园几个老住宅区：北院、西院、南院、工字厅、西客厅等处。

　　据1952年12月底北京大学总务处起草的《北京大学校园面积房屋设备使用情况调查分析》报告，当年新建筑面积48454平方米（使用面积占73 ％）；全校用于教学部分的建筑有八座大楼：外文楼、物理楼、化学楼、民主楼、俄文楼、生物楼(新建)、文史楼(新建)、教室楼(新建)；饭厅六处：大饭厅(新建)、第一食堂(肺病专用)、第二食堂、东欧食堂(群斋饭厅)、业斋饭厅、工人食堂。

　　在中关园新建教职员工宿舍18548平方米，其中100平方米一套者20户，75平方米一套者96户，50平方米一套者64户，35平方米一套者72户，24平方米一套者30户；另建公寓楼2幢，可住43户，共能容纳325户。

　　再以广州中山大学为例，老教授们住房仍然是优惠的。一级教授陈寅恪，起初住在西南区52号；1952年夏迁居到东南区1号二楼，这是一幢两层楼的洋房，是辛亥革命那一年由美国人麻金墨夫人捐资6千美金建造，所以又称为“第一麻金墨屋”。陈寅恪在这里度过了生命的最后16年。这幢洋房座落于康乐园的中区，四周草坪环绕，楼房独立自成一格。中文系主任王起教授也居住在这里，与陈寅恪为邻。（引自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一书）。二级教授容庚住在康乐园南区九家村，是一幢两层楼房，客厅、书房都很宽敞。

　　可惜好景不常。到“十年浩劫”时期，全国各地的老教授们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他们原有的住房几乎都被侵占，甚至遭到“扫地出门”的厄运。而下一代知识分子住房普遍地简陋、拥挤不堪。

　　对于高校毕业生的“工资分”待遇

　　1950年2月，政务院通知：各单位对高等学校毕业生尽可能实行供给制或低薪制，月薪标准为240斤小米（合今360元），研究院毕业生月薪不超过300斤小米（合今450元）。见习期半年到1年，期满后适当调整工资。这说明当时一般供给制的津贴待遇比薪给制低。

　　1953年到1954年；大中专毕业生实行按学历和修业年限规定见习期间、临时工资和定级工资的制度。

　　1953年2月政务院对大中专毕业生按学历规定了临时“工资分”标准；以后又作三次修改（每次略调低些），并规定见习期半年，期满后按表现评定工资级别。1954年修改后的规定如下（按照北京一个工资分折合2200元老人民币计算）：

　　高等学校研究部毕业：220分，北京月薪48.4万元；上海58.6万元；

　　大学5年本科毕业：200分，北京月薪44.0万元；上海53.3万元；

　　大学4年本科毕业：190分，北京月薪41.8万元；上海50.6万元；

　　大专3年专科毕业：180分，北京月薪39.6万元；上海47.9万元；

　　大专2年专科毕业：170分，北京月薪37.4万元；上海45.3万元；

　　专业学校高中班4年毕业：150分，北京月薪33.0万元；上海39.9万元；

　　专业学校高中班3年毕业：140分，北京月薪30.8万元；上海37.3万元；

　　专业学校高中班2年毕业：130分，北京月薪28.6万元；上海34.6万元；

　　专业学校初中4年毕业：115分，北京月薪25.3万元；上海26.0万元；

　　专业学校初中3年毕业：105分，北京月薪23.1万元；上海23.7万元；

　　（按上海市的工资分值稳定在老人民币2663元 计算，月薪的货币数额要相对多一些。）

　　这个标准从表面上看来，确实比较低。但是我们还应当看到问题的另外一方面，就是当时“国家干部”由公家提供房屋、家俱，日常生活的用水用电，子女送托儿所等，一律不用缴租、纳费。就是说，享有的福利待遇要比纯粹“薪给制”高一些。

　　附录：北京、上海“工资分”价格统计表

　　（1951年一1955年）金额单位：旧人民币元

　　北京 上海

　　1951 年

　　1952 年 2159 2592

　　1953 年 2201 2598

　　1954 年 2205 2628

　　1955 年 2210 2663

　　人民币改革和币值

　　1955年3月1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实行币制改革，在全国开始发行新人民币(第二套)同时收回旧人民币(第一套)，新人民币1元 ＝ 旧币1万元。最小币值新人民币1分 ＝ 旧币1百元。这时物价就比较稳定了。

　　在货币购买力的对比上，我们以法币币制改革 (1935年11月) 和人民币币制改革 (1955年3月) 为两个主要的参照点，即以银圆币值与新人民币的起始币值为参照点。

　　如果将1935-1936年代的物价(银圆币值)抽样与1955-1956年的物价 (人民币值) 相比，那么，30年代中期银圆1圆的购买力，相当于50年代中期人民币3元左右。

　　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币值对比——

　　30 年代上半期的银圆，称为标准可比银圆单位，简称标准银圆；

　　50年代中期的人民币，称为标准可比人民币单位，简称标准人民币。

　　标准银圆1圆 ＝ 标准人民币3元；

　　而标准人民币1元 ＝ 90年代后期人民币10元左右。

　　对于日用品的购买力，1951—1952年人民币旧币1万元相当于1955年旧币1万3千元、1956年新币1.2 — 1.3元，或今日（1997年）的12 — 13元左右。

　　大致说来，50年代中期标准人民币1元的购买力相当于

　　1960年1元1角左右；

　　1963—1966年（官价）1元2角左右；

　　1977—1979年（官价）1元3角左右；

　　1982—1983年（官价）1元5角左右，

　　1985年2元左右，1988—1989年3元，

　　1991年4元，1993年5元，

　　1994年7元，1995年8元，1996年9元，

　　1997—1998年10元左右。

　　（参看本书附录）

　　国家干部废除“工资分”改行货币工资制

　　到1955年国民经济状况继续好转。由于物价基本稳定，生活水平逐步提高，“工资分”所含5种实物（米、布、油、盐、煤）已不能完全包括生活的实际需要，因此，国家决定：先行在干部系统废除“工资分”。

　　1955年6月31日，国务院发布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全部实行工资制和改行货币工资制的命令》，规定：自7月份起，国家机关部分工作人员中原来实行的“包干制”待遇，一律改为工资制待遇。此后，工作人员及其家属的一切生活费用，都由个人负担，现行包干制的一切费用规定同时废除。凡工作人员住用公家房屋，使用公家家俱，用水用电，子女送托儿所等，应一律缴租、纳费。改行工资的同时，废除“工资分”计算办法，改行货币工资制。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工资标准分为29级，最高1级649.6元，最低29级为2l元，最高比最低多30倍。又为解决各地区之间的物价差额，制定了物价津贴。

　　命令还规定，为了符合“同工同酬”原则，自11月份起，取消部分工作人员的“保留工资”。因取消保留工资及由供给制改为薪给制后生活确有困难的，可由机关福利费予以补助。

　　这是建国后制定的第一个关于国家工作人员的工资标准，是基本制度，以后也便按照这样的原则来制定教育、工程技术、文艺、医药卫生等行业的工资标准。这种基本工资制度一直延用到改革开放的时期80年代。

　　乒乓球冠军姜永宁的待遇

　　1952年，姜永宁荣获了香港单打冠军。这个冠军真是来之不易！他先在乒乓球房为别人拣球，后来又充当陪练，那真是从低层一步一个脚印熬上来的。当时他的正式工作是《星岛日报》职员，待遇优厚。中华体育总会广东分会邀请他代表广东省参加1953年的“全国第一届乒乓球赛”，他又荣获冠军。有人带话给他，贺老总（贺龙，负责分管中华体育总会）希望他留在北京，而他在香港的一切待遇可以保留。姜永宁对比了香港和大陆，表示乐意留在北京中华体育总会工作。每月工资135元（新币），比在香港待遇低，但是比北京的其他教练员工资高。

　　市场制自由职业者的消失

　　新中国成立前，实际上就存在“市场制作家”和“供给制作家”的区别。那时身处国统区的作家基本上是以稿费和版税维持生活，他们是“自由职业者”，或称为自由撰稿人。即便是已经身为职业革命者的作家，也要用写作的稿酬收入去补给他的革命者的活动。

　　作家们不断有著作问世，因为作品是自由撰稿人的衣食来源。建国后除少数作家，如老舍、巴金、傅雷、张恨水仍以稿费、版税为生，更多的作家则接受了供给制。全国解放以后，出版社、报社已经由国家控制起来。例如，50年代初张恨水一度生活困窘，经文化部研究，决定聘请他担任文化顾问，每月支他一笔钱，帮助他一家渡难关。后来他大量写民间故事，认为可以靠稿费维持生活，就辞去了国家的补助（据袁进的《张恨水评传》）。但是私营出版社分期、分批地逐步“公私合营”，后来又纳入国营企业；出版界的私有制在改造中逐渐取消。稿费、版税已降得较低，多数作家已不可能以稿费为生了。

　　一个特例：齐白石依旧卖画为生

　　画家和书法家的“润笔”收入，是我国清代和民国时期的常规。到新中国成立之初，一时还不能杜绝。例如北平的国画大师齐白石，一辈子以“润笔”为生。

　　齐白石多年来身受北洋军阀、日本鬼子和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欺压和敲榨，一直盼望着有太平盛世、政治清明的一天。徐悲鸿来北平办美术专科学校以后，他们经常来往。徐悲鸿给老人许多照顾，包括让齐白石到美专教画，得些酬劳。当时他卖画只收银圆，换成金条。

　　1948年底，齐白石听徐悲鸿说北平要和平解放，就日夜盼望着这一天的到来。过去，他被人欺侮惯了，为了保住自己的财产，他把一些金条装在一个袋子里，藏在一个大木箱中，这是他多年卖画刻印积攒下的财富，以备自己后半生和留给子孙们用。在动乱的年月，他怕这些东西被人偷去、抢去，睡觉时便背在身上，直到听说北平要和平解放，他才把袋子卸下，藏进箱底。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后，齐白石欣喜异常，欣逢盛世，他作画更勤奋了。他还收了一些弟子，比如评剧演员新风霞，就跟齐白石学画，还成了他的义女。

　　新中国成立后，齐白石仍以卖画为生。那时他的画，400块大洋可以买170幅。平均每幅大约23银圆，相当于新人民币70元。在琉璃厂，一件齐白石的扇面或画，也只能卖几元钱。到50年代中期，齐白石画的成扇，极精彩的，才12块钱一把。这时，齐白石仍是过着很简朴的生活。齐家门房老尹，平时不领工钱，齐白石每月给他一张画，作为工钱。老尹就把手头的画转卖给顾客。

　　吴祖光先生曾告诉笔者：那时（50年代初）齐白石老人的画“润例”是按照画幅大小计算的。对于熟人，价格为人民币十元一尺，这算是便宜的呢。有一次陈毅同志来吴先生家，要吴祖光新凤霞夫妇陪他同去齐老家，提出要老人画一幅画。齐老当时画了一幅螃蟹给他，那幅画是三尺，吴祖光代陈毅付了三十元。他们辞别老人出来时，陈毅说：“还要给钱的啊?”吴祖光先生至今记得他的四川口音。

　　齐白石的作品能卖上较高的价钱，是他到了90岁之后。不过，那时他的一幅画也就卖100元左右（新人民币）。

　　其他许多国画家，就没有齐白石那样幸运了。他们大多数被纳入配给工资制的轨道，成为“干部画家”。

　　“干部作家”还是“自由撰稿人”？

　　供给制在共和国成立初期，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各机关、各单位干部的基本分配方式。在文艺界，首先从文学研究所开始。用这种共产主义分配体制培养作家、管理作家，在中外历史上都是不多见的。建国后成为作家队伍中主力作家的，很多都是共产党员，他们多是有着双重身份：既是党的干部，又是作家。对内对外，他们总是声称自己首先是一个共产党员，其次才是一个作家。这时，他们都自觉地确立着自己在新的体制中的位置。

　　当时的作家更羡慕苏联的作家待遇。萧三在他的《重游苏联》一文中写道：“戈尔巴托夫对我们说：‘苏联作家的生活好不好？看他工作得好不好。谁工作得最好，谁就生活得最好，党和政府给他完全的生活保障。现在苏联的名作家每个人都可以买一个别墅，芬兰式的，价值五万卢布；可以自购汽车、汽油……作家有必要去各地考察、生活、访问……的，作家联盟给他一种创作的旅行派遣，给他旅费，他在那里可以住几个月。”

　　军事共产主义性质的供给制，到了和平时期不便于长期维持。那么，是转向实行配给工资制，让作家们获得某级别的干部身份呢，还是回到过去的自由市场制、依旧靠稿费为生的自由撰稿人？当时的选择只能是前者。这是因为：

　　（一）社会已经不具有自由出版的市场，如何有自由支付稿费、版税的社会空间？靠稿费生活的除了此前创作量很大、版权尚多的作家外，一般的作家靠多少年写出一本书、几篇文章，是无法生活的。如早期“湖畔诗人”汪静之说：“我多年没写诗了，上海解放后第二天就写了三首诗，投稿不登，以后就提不起兴趣了。”像这样的诗人心情，怎能让他们靠稿费生存呢？对于新体制内的作家，工资制的实施，使他们即便长期不发表作品，也有生活保障。建国后17年间版税制逐步取消，稿酬也一减再减，稿酬的有无只是生活水平高一些和低一些的标志。诗人郭小川在日记中常提到，拿到了多少元稿费，陪夫人去买布料做衣服。从当时多数作家的生活情况看，稿酬再不是生活仅有的依靠了。不会像30年代周扬在上海时，妻子即将临盆，手里硬是连妻子住院生孩子的钱都没有，急得他到处告借。

　　（二）当国家在大范围内实行供给制（和包干制）时，正是计划经济初期建立的时候，完成了向指令型计划经济的过渡，也就完成了作家由自由职业者向配给工资制的转变。

　　（摘自陈明远著《知识分子与人民币时代》，文汇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