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与舟：五十年代对“大屋顶”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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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思成对那种简单地模仿宫殿建筑的“大屋顶”并不满意，但由于他一直宣扬建筑中的民族形式，人们自然把“大屋顶”的始作俑者看成他。

　　经历过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人可能记得，当时的中国掀起了一场对“大屋顶”的批判，梁思成这个名字也和“大屋顶”联系起来，以至现在有的人一看到“大屋顶”的屋子，就会认为是梁思成设计的。

　　其实，梁思成没有设计过一座大屋顶的建筑，甚至仿古建筑他也只设计过一个，即扬州市的鉴真纪念堂，那是因为鉴真在日本建了唐招提寺，因此梁思成把他的纪念堂设计成仿日本奈良招提寺金堂的形式。这项设计曾于1985年获全国优秀奖。

　　这些大屋顶的来龙去脉是怎样的呢？

　　新中国建立后，因为多年战争破坏的影响和新政权的发展，对新建筑的需求很大。政府各部的机构需要办公室，其他的许多大学需要学生宿舍，旅馆、礼堂、研究所、博物馆和工厂等等也都需要大房子。市区有限的空地要求建筑物向高层发展。怎么办？建造什么风格的建筑来适应当前需要呢？1953年党中央制定了指导和控制建筑设计的方针：“经济、实用和在可能条件下注意美观。”

　　1950年第一批苏联专家来到北京，他们在中国提倡苏联的建筑理论，即“民族的形式，社会主义的内容”。他们希望中国的新建筑表现出中国的民族风格。作为老大哥，他们的理论影响当时一批建筑家。并且因为中国人民长期受到外敌欺侮，建国后又有“抗美援朝”的硝烟，建筑师们出于爱国热忱，很容易就接受了“民族形式”的理论。

　　梁思成也有机会亲自到苏联去深入了解什么是“民族的形式，社会主义的内容”。50年代初梁思成到苏联访问，参观了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塔什干、新西比等城市，接触了苏联科学院院长涅斯米扬诺夫、苏联建筑科学院院长莫尔德维诺夫等四十多位建筑界、美术界、哲学界的权威人士，他们都大力赞赏“民族形式”的建筑。建筑科学院院长莫尔德维诺夫多次接待梁思成，陪同他一起参观，他还详细介绍了“社会主义的内容”的内涵：“社会主义的内容，就是关心劳动人民的幸福，关心他们物质和精神上不断提高的需要，在设计中去满足它。”

　　梁思成认为苏联设计的基本原则是在建筑中反映社会主义风貌和民族风格。对于民族形式的重视，是苏联建筑和城市在外形方面最突出的特征。并且正因为莫斯科和列宁格勒都按照这样一种民族的形式来建造，所以使这两座城市的市容显得和谐而一体化，不同于当时西方国家城市建筑风格各异，杂乱无章的情况。这是梁思成颇为欣赏的。同时苏联还重视应用各民族遗留下来的建筑遗产。

　　梁思成在认真考虑后，认为在当时学习“民族形式，社会主义内容”的苏联经验是可行的。因为当时“一边倒”不倾向于学习西方的建筑经验，并且西方国家城市有很多杂乱无章的缺陷，还应尽量避免，因此探讨“民族的形式，社会主义的内容”是必要的。1951年至1954年间，梁思成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来宣传苏联的经验，“民族形式”的理论。

　　应该说，这个理论是正确的，中国确实应该发展有民族风格的建筑，不应该一味模仿欧美，甚至也不该模仿苏联。但如何体现“民族形式”呢？不少建筑师们在体会和运用这一理论时出了问题。

　　当时的中国建筑师，大多是在解放前学成的，那时的建筑教育基本放弃了中国传统建筑的教学，教学内容几乎都是欧美的建筑体系。因此建筑师们的“民族形式”的建筑知识较为匮乏，并且建筑规格是围绕着庭院建成的不超过一两层的建筑物，而在需要扩展时也只是在地面水平上加些别的建筑。仅有的较大规模的建筑都是皇家的宫殿和陵墓以及佛家、儒家的或其他的寺庙。而现在需要的是能作为机关办事处、职工宿舍、学生宿舍等的容量大，并且向宙空发展的大房子，如何吸收这些民族特色？建筑师们在当时没有足够的钻研的时间，常常简单地模仿宫殿建筑，建造了不少仿古建筑，即所谓的“大屋顶”。因此“大屋顶”很快风行全国。

　　大屋顶其实很早就有了，那是在上海和南京，20世纪20年代一些外国建筑师曾应一些西方和中国企业的要求设计和监造了几座四到五层高的钢筋混凝土房子。这些建筑物顶上通常都有凹型弯曲的寺庙式大屋顶和外伸的屋檐，以表明它们的中国特色。

　　其实梁思成对这种房子一直是不满意的，对于这种不协调的房子，梁思成曾批评为“穿西装戴瓜皮帽”，在1944年撰写的《中国建筑史》中，梁思成认为这类建筑“颇呈露出其设计人对于我国建筑之缺乏了解，如（北平）协和医学院与（成都）华西大学，仅以洋房而冠以中式屋顶而已”。他多次强调“要尽量吸收新的东西来丰富我们的原有基础”，不要抄袭和模仿。但当时经济还不发表，建筑师们还处于探索的起始阶段，所以这种仿古建筑还是占了主流。但由于他一直宣扬建筑中的民族形式，人们自然把“大屋顶”的始作俑者看成他。

　　1955年，风暴来了。这年2月，建筑工程部召开了“设计及施工工作会议”。会上报告了近几年来基本建设中的浪费问题和设计中导致浪费的“复古主义”、“形式主义”的倾向。大屋顶的批判开始了。这是全国范围内的对“以梁思成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唯美主义的复古主义建筑思想”的批判。这次批判是针对梁思成的，尽管他的理论是没有错误的，建筑实践中的错误也不应该由他承担。但梁思成就这样成了资产阶级的代表，唯美主义的代表。或许这还与他总强调古城墙城楼的美，和“大众”站在对立面，违反最高领导得的意志有关吧。

　　对于这次批判，梁思成曾说：“我的烦恼是‘党什么都好，就是可惜不懂建筑’。‘人之患在好为人师’，我开始犯错误了。我一个人单枪匹马到想搞一个在建筑领域中的反党活动。我写文章、做报告，系统地做学术演讲，并且以我的理论教育清华大学建筑系的教师和学生。为了反对美国式的玻璃方匣子，我有意识地搬用了毛主席的话‘矫枉必须过正’，所以为了矫方匣子之枉，必须过正地去搞复古主义。我想搞成一个学派，以群众的压力来‘教育’党的领导同志。我的错误理论在全国范围内影响了不少建筑师，造成巨大浪费。正如一位领导同志后来告诉我说：连许多共产党员都被我‘俘虏’了。正在我暗暗高兴的时候，我发现自己突然成了全国性的批判对象。这使我大吃一惊。我心情非常深重。”这是梁思成的心里话，他承认了自己的理论导致浪费的错误，但并不承认“复古主义”、“形式主义”的错误。

　　今天，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可以猜测，“大屋顶”借口反对浪费国家资材而开展的对梁思成“复古主义”的批判实际上是关于北京城墙存废问题讨论的延续。和当时的许多文化批判一样，文化并非讨论的内涵，甚至根本不是讨论的内容。需要的是取代，是从根底上动摇所有领域中权威者的文化信念。最便利的办法，莫过于以不可反驳的气势压倒被批判者，将人的文化思维引到一种既定的政治目标上来。李辉在《梁思成：永远的困惑》一书中曾经摘引了1955年《文艺报》一篇题为《梁思成在民族形式问题的错误》的批判文章：

　　梁思成口口声声是“对人的关怀”，但他的理论和他的所作所为，都彻底地证明了他根本缺乏“对人的关怀”。如果有，那只是出于反动阶级的立场，他才把建筑艺术看做是没有阶级性的，才产生了他这一套资产阶级、封建阶级的复古主义论调，才要我国现代新建的一切建筑物都纹丝不动地向古代反动的宫殿、庙宇、衙署和住宅看齐。

　　这就是“大屋顶”的来龙去脉。可以说，梁思成提倡民族形式的建筑风格是没有错的，这一点，他也始终认定。只是建筑师在贯彻这一思想时建造的建筑不尽如人意。并且，从今天看来，大屋顶并非一无是处，虽然它“浪费”了建筑材料，但它仍不失于美观，并且反映了民族特色，比模仿欧美的建筑要好得多。再次，这是探索民族形式的一次有益的尝试，在探索阶段，付出点代价也是很正常的。

　　这场批判从1955年2月一直持续到1956年1月。

　　批判中，颐和园畅观堂成立了一个批判梁思成的写作班子，参加的人有各部委的，包括北京市委宣传部长等。

　　当时清华建筑系的师生都受到很大震动，他们一时转不过弯来，难以批判自己敬爱的师长。当时建筑系的研究生董旭华后来回忆说：“50年代初，年轻人的建筑思想本来都倾向于现代主义。经过学习苏联，受到苏联专家较大的影响，学习毛主席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的论述，才逐步把思想转过来，希望创造中国自己的民族形式……”可现在，民族形式又成了复古主义，还是资产阶级唯美主义的，这真让人难以明白。

　　梁思成的一个学生也回忆说：

　　当时也闹不清梁先生错在哪里，把钱浪费在大屋顶上的确不对，虽说在建筑界的“复古主义”、“形式主义”的设计偏向，梁先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也不是梁先生一声令下，全国就能照办，他还没有那么大的威信吧？中央的政令要自上而下的贯彻。也没有这么快吧？纵观世界建筑史的复古现象，自文艺复兴时期就有了，……大多数解放后的中国人，想要在世界面前表现自己的高大形象，而且是使中国人可以自豪的形象，在最富有表现力的建筑艺术上使用自己传统的艺术语言，那份狂热，就是可以理解的了。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什么波兰人在二次大战后，宁愿饿肚子也要先从废墟中恢复华沙古建筑了。

　　记得会上惟有黄报青一人提出质疑，他说梁思成没有错，“民族的形式，社会主义的内容”这句话是斯大林提出来的。回系后系里又开了不少会对黄报青进行说服和施加压力，后来黄报青表示组织上服从，但保留自己的观点。这位耿直的黄报青后来在“文革”初期对蒋南翔的问题一样地想不通，因坚持己见，被迫害致死。这件事首先说明，梁思成的学术思想确实影响很深，深为学生们所接受，并为此而奋斗。其次说明正是某些执政的当权派，不惜用政治、组织手段，来力图消除梁先生的学术见解。也许今天公布这件事，仍有反对当权者之嫌，不过一页历史终究要公之于众的。

　　对梁思成的批判就是在这样一种政治、组织的高压下进行着，在那个人人自危的年代，有几人敢说真心话呢？说出来了也常常赔进了自己的身家性命。于是，清华建筑系的师生们在压力和“正统思想”影响下，也开始批判系主任梁思成。他们写了不少批判梁思成“复古主义”的思想文章，并且认真地清理自己头脑中的“唯美主义”建筑观。

　　但最后发表的文章不太多，只发表了十几篇批判文章。但它带来的影响是深远的，无论是对于梁思成还是建筑界还是整个中国。并且，在“资产阶级唯美主义”的大帽子下，谈古建筑保护就更加困难了。

　　运动之初梁思成不同意这些批判，后来他学习了“设计施工工作会议”的文件，文件中有不少关于浪费的材料，后来中央领导同志又和他恳谈。在这些压力下梁思成终于公开承认关于建筑界“复古主义”、“形式主义”的设计偏向，他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他保留自己的学术观点。

　　1956年1月梁思成在全国政协大会上做公开检查。至此，对他的批判才告一段落。

　　但这场针对梁思成建筑思想的“大屋顶”的批判，并没有把他的建筑思想摧毁，他在教学中仍坚持自己的建筑理念。当时对清华大学建筑系的一个基本评价是：“清华大学建筑系的教授们存在着资产阶级形式主义的建筑思想”，它的具体表现是以梁思成为首的大部分教师片面强调“建筑即艺术”，或把建筑看成“首先是艺术作品，然后才是工程建设”。在进行专业教授过程中，贯穿着唯美主义思想，强调清华建筑系与其他建筑院系不同的地方就在于教育学生掌握“艺术”，错误地认为工业建筑是低级的，学好民用建筑就会作“艺术要求较低”的工业建筑。还有的教师甚至认为培养工作建筑设计干部不是清华大学建筑系的任务，清华大学建筑系在教学过程中传播了复古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建筑思想，他们在整个教学过程中贯穿着“清不如明，明不如辽，辽不如唐”的观点。

　　可见，梁思成仍是“顽固”的，然而在公开场合，梁思成大多沉默，他变得谨小慎微，北京古城的被毁坏和大批判已经动摇了他的信念基础，他似乎丧失了继续和风车斗争的勇气。

　　但在1957年3月2日，北京市人民委员会第24次会议上，梁思成还是忍不住对北京的城市建筑发表了意见。梁思成说：“展宽长安街的时候，拆了很多民房，结果街道过宽，街道当中用不着，留作停车厂，把民房拆了做停车厂，我看不太妥当。”他还说：“西长安街太宽，短跑家也要跑十一秒钟，一般的人走一趟要一分多钟，小脚老太过这条街就更困难了。”

　　梁思成也对双塔庆寿寺拆毁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说：“展宽西长安街的工程中，对庆寿寺的拆毁不够慎重，当时有争论，有关方面没有很好考虑就拆掉了。我想应该保留到半年一年，等群众都说不好时再拆不迟。”对于拆毁东直门城楼，梁思成说：“听说有关方面在修筑道路中要拆东直门城楼，我看要好好考虑，这个城楼是现在北京明朝留下来惟一的楠木建筑物。1934年，袁良做北京市长的时候，有一个日本木匠见到是古代楠木建筑物，愿意补贴两万元进行维修。人们不要把这些古东西只当做古董看待，它们在城市中起着装饰的作用。外国有许多城市的马路上，很讲究装饰，看来不单调，我们应该注意这个问题，当然不必花钱去兴建，原有的建筑要好好利用它为城市服务。”

　　梁思成以极大的勇气说出了他的心里话，但他没有留住双塔庆寿寺和东直门城楼，它们还是消失了，双塔庆寿寺的拆毁一是因为庆寿寺是为纪念明初僧人海云和他的弟子可安而建的，这两个人对蒙古入侵中国起了很大的作用，是汉奸，“人民”不能原谅；二是因为这两个塔是清代建筑，没有什么“价值”。东直门城楼拆毁，是为了东郊飞机场建成后的交通便利，如果不拆这个城楼，改建道路时要多花几万元钱。

　　这些理由能构成拆毁古建筑的理由吗？细细想来，却经不起推敲。当时北京城市建筑决策者的思路是：一切以人民的名义。梁思成要保留古建筑，他们就说这些东西不方便于人民生活；据说还要梁思成、林徽因和拉黄包车的工人座谈，听他们说这些建筑如何碍事。其实，梁思成提出的方案完全可以使人民的交通不受阻碍甚至人民还能得到更多文化和美感的享受。说保留古建筑要花钱，当时国家没有那么大财力，这也很奇怪，保留怎么会比建设要多花钱呢？

　　然而没有谁考虑这个问题，大屋顶的批判已经过了，梁思成保护古城的建议也极少被采纳过，他是否说话对于保存古城已经不重要了。大屋顶的批判其实是对梁思成保护古城思想批判的延续，否定了梁思成，批判了梁思成，直接的后果是北京古城不可避免的浩劫。

　　（摘自《梁思成的山河岁月》，东方出版社2005年9月出版，定价：49.8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