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伯重：“相看两不厌”——王国斌《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及欧洲经验的局限》评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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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一部代表中、西比较史学最新成就的著作本书

　　英文原名为《China Transformed:Historical Change and the Limits of European Experience》。作者王国斌（R?Bin Wang），加利福尼亚大学尔湾分校教授，多年来一直从事中国史（主要是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和中西历史比较研究，是当今美国中国史坛上有影响的中年学者。本书英文版由康奈尔大学出版社于１９９７年刊出，中文版则由李伯重、连玲玲译出，江苏人民出版社于１９９８年出版。为便于中国读者阅读，在翻译过程中，作者对原文作了一些调整和改动（包括删除了原来的第八章，新写了第九、十两章），因此中文版在若干地方与英文版有所不同。

　　本书中文版分为三编，共十章。上编《经济变化》，中编《国家形成》，下编《集体行动》（每编各有三章），分别对本书的三大主题进行讨论。作者之所以选择这三个主题，乃是因为资本主义的兴起和民族国家的形成，不仅是近代欧洲历史最重要的两大过程，而且由于西方国家的全球性扩张，使得这两个过程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为世界性的了。此外，在１９６０年代兴起的欧洲社会史研究中，民众反抗研究处于中心的地位。以集体行动为契机，分析民众在社会转型时期所起的作用，也是非常必要的。具体来说，上编主要探讨经济发展的动力问题。其中第一章指出了１９世纪以前中国与欧洲在经济上的主要相似点；第二章集中讨论农村手工业的作用；第三章则从经济史转到经济发展。作者强调：经济学的原则，尽管已证明不足以解释欧亚经济史与经济发展的多种道路，但却能够把不同国家的经验理出头绪。中编把欧洲武力威胁到中国统一之前和之后，对中国及欧洲政治变化的历史环境加以对比。其中第四章为中国与欧洲国家形成的比较研究提出了一个分析的构架；第五章深入探讨国内统治的有关问题，以说明中国的统治方略产生了一个农业帝国，与欧洲经济很少有相似之处；第六章则从欧亚的观点，来对帝制时代以后中国的国家形成问题进行讨论。作者力求把中国和欧洲的国家形成情况，都放到一个平等的分析构架中来看待，既看到二者的共同之处，也看到它们的各自特点。下编则以政治与民众反抗为主要讨论对象，第七、八、九三章分别对食物骚乱、抗税运动、叛乱和革命的内在逻辑与环境进行分析。在全书结论即第十章《比较史学与社会理论》中，作者将其对中西比较史研究中的方法论与社会理论的看法作了一个系统的归纳和总结，希望能对中国与欧洲历史变化的诸种动力，提出一种新的观点；同时也想借此表明比较史学能够有助于修正社会理论。由以上简介可见，本书所涉及的内容相当广泛，包含了经济史、政治史和社会史研究中许多最为重要、也最有争议的问题。由于本书打破了传统的学科藩蓠，把社会史、经济史和政治史融为一体进行分析讨论，从而使人们对于中西社会、经济、政治历史变化的总脉络有一个较为完整的认识。因此我们可以说，本书是学界不多见的一部涵盖面宽广、但讨论问题又颇为专门的中西历史比较研究之作。

　　谁都知道要有比较、有鉴别，才能看出特点。要真正认识中国历史发展的特点，总是离不开与其他国家的历史发展特点进行的比较。无论在海内外，学者们对中国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历史变化的认识，一直都以西欧经验作为参照（或者说是依照西欧的历史变化规律来观察中国的有关变化），由此意义上来说都是比较研究。因此比较史学并非一门新近才出现的学问。由于中西历史的比较研究并不始于今日，所以也不是本书的特别之处。本书的独到之处，在于它将这种比较置于一个更为科学的基础之上，同时在比较的内容上也更为全面和深入。比较史观对于中国史研究至为重要。它把中国历史纳入世界历史的范围之中，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来研究中国。因为中国历史是世界历史的一部分，因此只有从世界史的角度来研究中国史，才能真正认识中国。又，研究一个具体对象，总要以另外的对象作为参照物，才能更清楚地发现所研究对象的特点。由于学界对欧洲经济的研究比较充分，所以以之作为中国研究的参照物，无疑也是十分正确和必要的。然而，在以往的中西历史的比较研究中，确实也存在着诸多弊端。其中最严重者，是欧洲中论（或西方中心主义）的盛行。不论中国学者还是西方学者，都把欧洲的经验视为普遍模式，然后以此为出发点来看中国。所以尽管双方学者政治观点常常有所不同，但对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却往往得出相似的结论。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对这种以西方中心主义为基础的中国史研究提出了质疑。保尔?柯文在其１９８４年出版的《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一书中，对此作了一个阶段性总结。比较激进的学者，甚至号召在中国研究中抛弃西方学术规范，以建立一个符合中国国情的中国学。但是，许多学者虽然努力试图摆脱过去偏见的束缚，但是由于各方面的原因，所以当他们提出新见解时，往往在许多方面仍然未能如其主观希望那样彻底摆脱西方中心主义。而导致此种情况的主要原因，不仅在于认识论和方法论方面的缺失，而且也在于中国史研究和欧洲史研究两大领域之间的隔膜。一方面，大多数研究欧洲史的学者，对中国史的了解十分有限，所以他们在进行比较时，其对中国历史认识常常还是五六十年代的研究结论（例如“宋代革命论”、“明清停滞论”等）。另一方面，许多研究中国史的学者，对于西欧历史的认识也往往还停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水平上。他们不仅对西欧历史了解过于狭窄（如人口、家庭、区域经济、农村工业等重要主题都未被重视），而且对许多重大历史变化的理论认识也十分局限（如工业革命以前和以后的经济成长方式及其相互关系，罕有学者加以注意）。在此意义上而言，以往中西比较研究中所使用的“欧洲模式”，是建立在一种对西欧历史的不充分或者甚至是错误的了解的基础之上的。

　　因此，要进行正确的中西历史比较，必须有两个前提：（一）必须破除欧洲中心论；（二）对西欧与中国双方历史变化的认识必须正确。本书就是代表了西方新一代学者在中西历史比较研究方面最新成就的一部重要著作。由于作者是一位对中西历史均有深入研究的学者，因此在本书的讨论中，他不仅广泛采纳了西方学界关于西欧与中国历史研究的最新成就，对西方史学理论及方法论的最新发展作了具体的评介，而且对中国与西欧经济、政治与社会的历史变化特点也提出了许多独到的新见。

　　二、 本书“新”在何处？

　　在本书的导论和结论中，作者指出：本世纪的西方史学是以１９世纪的社会理论为基础的。由于历史认识论的变化，近年来史学家们对欧洲历史的看法发生了很大改变。对于从１９世纪社会理论中得到的认识规律（例如用宿命论的进程来解释过去和预见未来、认为物质的因素胜于信念的因素及客观的因素胜于主观的因素，等等），今天的史学家已感到不满意。这种不满迫使学者们去创造对欧洲历史的另一种认识。然而，尽管１９世纪的社会理论在许多方面已不再可信，但若要作出修正，则又将面临着“如何解释历史”这样一个挑战，而且这一挑战将还一直延续至２１世纪。作者写作本书，目标就是希望为那些对此挑战进行认真思考的学者提供一些参考。很明显，要达到这个目标，本书就不能因循成说；而要提出新说，就不能用老眼光来看问题。因此力求眼光新，就成为本书的特色。那么，本书作者的眼光之新究竟“新”在何处呢？

　　如前所言，本书是反映近年来国际学坛新潮流的学术著作中的一部。与其他许多同道一样，本书作者在此书中也旗帜鲜明地反对西方中心主义、力求发现中国历史的真正特点。他在对中国史研究中的西方中心主义所作的批判，不但深入具体，而且也颇具理论深度。与其他许多反对西方中心主义的学者不同的是，本书作者承认中西历史发展确实各具个性，同时又有若干共性。正因如此，在中国历史研究中，不论是全盘套用或是全盘否定依据西欧经验得出的规律和认识规范，都失之于偏颇。因此，反对西方中心主义而又不拒绝欧洲经验，这是本书的一大“新”处。

　　作者指出：西方国家的全球性政治扩张，以及起源于欧洲的资本主义制度所导致的经济究变革，是推动近二百年来世界历史发展的最强大的力量。在今天，如果离开民族国家的形成与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两大进程，就很难去想象欧洲历史。但在西方之外的地区，由于原先不存在欧洲式的民族国家与资本主义，所以以往学者们都认为只是到了欧洲影响所及之时，这些地区才进入世界历史洪流。因此，“本地对西方挑战的回应”，通常被认为是这些地区近代历史的主轴。然而事实是，各个非西方的社会都具有其文化与历史的完整性；它们的文化与历史，都与欧洲影响无关。这种排开欧洲影响的重要作法，破除了上述以“本地－西方”为主轴的单元论的局限，主张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社会均具多元特性，从而创造了“差异”的多种含义（通常主要在文化方面）。本书特选取一个最主要的非西方文明———中国———为对象，探讨其政治与经济变化的轨迹，就是为了证实上述观点。

　　进行中西比较，自然要确定中国与欧洲的差异，但仅只是差异，并不能创立可比性。只有相似与差异都得到承认，才可能为比较确立标准。不仅如此，只有先对相似与差异进行比较，才能从西方国家与非西方国家两个方面，更好地评判西方与非西方国家之间的联系。否则，就只能从西方优越论出发看这种联系了。在本书中，作者仍从欧洲研究入手进行比较。这样做是因为：尽管学者们在关于非西方地区的研究中，大多力求摆脱欧洲，但是要超越欧洲中心论，首先应当回到欧洲。应当将欧洲民族国家形成与资本主义发展的实际发生情况，作为历史过程而非抽象的理论模式认真进行讨论。不应因为反对欧洲中心论，就断言以欧洲为标准来进行比较不对；相反，应当扩大这种比较。这种做法使我们可以在必要时修改旧有见解而后用之，而不是将这些见解视为弊履而抛弃之。欧洲中心论的世界观固然失之偏颇，但从其它的中心论（包括“中国中心论”）出发来进行比较，情况亦然。只有在普通问题的研究上培养起多元化的观点，才能对历史上的诸多可能性的问题提出新的见解。

　　其次，以往的中西比较研究（以及中国史研究）中，出于对西方中心论的迷信，许多学者所研究的，实际上并非“过去真正发生过”的现象，而是“过去应该发生（而未发生）”的现象。不论我们主观愿望如何，历史只是过去确实发生过的事实。因此史学所研究的对象，只能是过去确实发生过的现象，而不能是按照某种逻辑或理念“应当”发生的现象(典型的例子如国内的“资本主义萌芽”研究，虽穷无数史家毕生精力，但结果却是：“究竟什么是资本主义萌芽”的问题直到现在也还没有弄清。而在对“什么是资本主义萌芽”这一关键概念还没有弄清的时候，坚信“中国历史上确实有过资本主义萌芽”，实际上只是研究者的一种愿望，或一种情结。从这种预定的结果出发去研究历史，我们所研究的就不是过去真正发生过的现象，而是按照“普遍的规律”应当发生的现象了。见李伯重：《“资本主义萌芽”情结》，刊于《读书》（北京），１９９６年第６期。)。然而本书作者又指出：虽然历史不能假设，但是也充满各种可能性。某些事件曾经发生，并不意味着它们“必然”发生。若是要追求唯一可能的结果，实际上就是在使用决定论的逻辑，对整个事件作简单的解释，从而陷入宿命论的泥坑。既强调研究重心是过去真正发生过的现象，但也不排斥历史的发展存在各种可能性。这是本书的另一大“新”处。

　　作者指出：西方史坛上出现了“科学化”的倾向，即学者们力求使史学研究“符合科学规律”。因此，他们常常力求“解释”某些历史事件发生的先后关系。一个诸如“某事如何发生”的问题，会引起一种回应，即详细讨论某事件发生的环境与理由。但是史学家对过去发生的事件的解释方法，却大不同于物理学家和化学家所使用的方法。在一定的已知条件下，从一组具有特定性质的物质中，物理学家和化学家能够预知某些结果。而史学家却无法做到这一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史学家解释过去的方法，与天文学家、进化生物学家和地质学家采用的方法有相似之处，因为这些科学家所致力解释的也是过去的事件。地质学家只能够解释大峡谷如何出现，而不能预见大峡谷的出现，因为大峡谷的形成并非依照逻辑，必然采用它形成时所采用的那些形式和方法。大峡谷在的存在，也未表明人们能够有把握预见另一个大峡谷何时何地出现在自然世界或人类世界，所有复杂的历史过程都充满了各种偶发事件或意外事件，这些事件使得以后的活动格局会以新的方式形成。当然，有些事情总是比其它事情看来更有可能发生。不论我们回顾已经发生之事，还是展望可能发生之事，情况皆然。换言之，已经发生之事不一定就是实际上最可能发生之事。但是历史学家却很容易将真正发生了的事，同“应当发生”的事联系在一起。这种必然性的意识，掩盖了在特定的历史时刻存在着的多种可能性。时间跨度越长，在某些时点上尚有其它道路可走的可能性就越大。历史变化的长期序列并非必然的，也非天生如此的。许多学者已将长期的因果关系作为目的论加以摈弃，但他们还须对历史的变化做出许多修正性解释。由于从上述新的眼光来分析问题，所以作者不仅在各个具体问题的讨论中常有独到见解，而且在全书的结论中对中西历史变迁的异同问题也提出了其独特的看法。他指出：中国与欧洲历史变迁的动力，有一些十分相似的地方。在经济方面，中国和欧洲二者都存在工业化以前时代的发展动力和物质限制。这些相似之处颇有助于我们了解工业革命之前的世界。中、欧政治与社会性质的相似性较为复杂，因为中、欧在国家形成及转型过程中确实存在共同的因素，但二者之间存在的差异也同样明显。同样地，中国的民众反抗，也是可用欧洲的分析范畴进行比较并理解的。然而这些事件本身，却走着彼此相异的历史道路。因此，共同性和相似性只有在较大的架构中才讲得通，而这些构架必须能够解释前述那些不同的经济与政治变化方式。

　　总之，本书的比较凸显出了中国与欧洲在工业化以前时代的经济变化动力的相似性。既说是有相似之处，便不能认定这种动力带有欧洲工业革命的特征。从另外一方面来说，中国与欧洲的差异性，则有助于理解二者在国家的形成与转型以及民众反抗的作用与意义等方面的特点。这些比较提醒读者：由于中国与欧洲历史变迁的动力同时包含着相同与相异之处，因而形成了历史变迁的多重轨迹。即然是多重轨迹，以“一”贯之的做法自然是不行的。

　　三、“相看两不厌”：空间与时间的双向交叉

　　比较前面谈到的本书之“新”，实际上主要是作者所使用的研究方法的特点。但在研究方法方面，依我个人之见，本书最令人感到有兴味的，是其比较的时空双向性。具体地说，在空间方面，不仅从欧洲的立场出发看中国，而且也从中国的立场看欧洲（本书中称为“对称性观点”）；而在时间方面，则不仅站在近代的角度看过去，而且也站在先前某一时点看后来（本书中称为“前瞻性分析”和“回顾性分析”）。简言之，“从‘西’（欧洲）看‘中’（中国）与“自‘中’视‘西’”结合，同时“从‘今’（近代）察‘古’（近代以前）”和“由‘前’（先前）思‘后’（后来）”并行。这两种双向性的比较交叉使用，形成了一种时空的双向交叉比较。较之以往那种时空分离的和单向性的比较，这种比较当然更全面得多，科学得多。由于用这种双向交叉比较来看问题，可以看得真，看得切，当然也其味无穷，所以说是“相看两不厌”。

　　在空间上做双向比较，比起在时间上做双向比较，理解起来要容易一些。众所周知，中西比较研究，是要找出双方在近代化经历中的“异”和“同”，并且对之做出评价。这就需要一个比较的价值标准或参照系。如果有一个独立的、可普遍运用的价值标准或客观参照系，那将是十分诱人的，但也将是无济于事的。因为这样一种标准，如果不是抽象的假设（有如逻辑实证主义的前提），就是按照先入为主的原则建立的、即最终是出于西方经验的大杂烩。本书作者提出了一种独特的比较研究方法，即一方面用欧洲的经验来评价在中国发生的事情，另一方面则用中国的经验来评价欧洲。通过互为主体，得出新的行为模式和价值观念。这种方法，正如吴承明先生在为本书中文版撰写的序言中所说的那样，也许是唯一可行的、至少是公平的比较史学研究方法。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要判断人的美丑妍?，若只以白人为标准来看黑人或以黑人为标准来看白人，对方似乎丑陋之至。但从彼此都是人这个根本点出发，黑白人之间应当是有一种超越种族差别的、具有更普遍意义的审美标准的。因此，只有白人和黑人都学会站在双方的立场上来看自己和对方，才会得出这样一个为大家所接受的共同的审美标准。

　　以欧洲为标准来看中国，这是行之已久的方法，无庸多说。现在反过来以中国为标准看欧洲，结果又是如何呢？本书作者得出了一些颇为有意思的结论。一个例子是作者在国家形成问题上的观点。作者认为：在比较国家形成的经验时所使用的标准，最终仍须从实证经验获取。我们不能完全避免以欧洲的标准来评断中国的国家形成，因为并没有一种抽象的理论可作为我们比较的基础。然而，我们还必须从中国的观点出发观察欧洲。如果这样做了，二者之间相同与相异才会清楚地显现出来，其结果完全不同于从欧洲的观点来看中国所得到的结论。用这种对称式的观点进行的观察，既承认了相对性，又作了更深入的比较。中国与欧洲，每一方都并不比对方更普遍或更特殊，从而使我们承认国家形成及改造的方式具有多元性。

　　若对国家完成特殊任务的具体能力进行比较，可以发现：在明清时期，中国国家的表现有时会超越欧洲。欧洲的国家没有能力来对农业人口增加征税，因为精英阶层对土地拥有权利，使得政府无法确立自己的新权利。欧洲的政府也无法进行人口清查。最后，在１９世纪以前，没有一个欧洲国家能够想出———遑论形成———一种社会舆论与文化实践。而在中国，早自公元前３世纪起，就一直通过有组织的文官机构对人民课税。中国的人口登记及清查制度也始于２０００年前；到１８世纪政府所作的人口纪录，其范围已遍及整个帝国，然而在此时的欧洲，却是由都教会来纪录人口统计资料。欧洲的高度制度化的宗教，也握有确定信仰正统性的权力，这在中国却属于国家权力的范畴。如果使用同样的标准来看，那么中国的国家从事某些活动确实要比欧洲国家更早。这就产生了一种与一般想法相反的可能性，即明清的某些实际经验早于近代欧洲。人们通常认为中国缺少在欧洲可以发现的某些使得后者成为“近代”的重要特征，例如说明清的官僚缺乏在西方背景下所要求（理想地要求）的专业水准及统治行为。这些对中国实况的批评，含蓄地把中国等同于“传统”或“近代之前”，而把欧洲与“近代”划上等号。毫无疑问地，中国与欧洲的差异的确存在，但最好的做法是只将这些差异简单地看成“中国”与“欧洲”的不同，而不是“传统”与“近代”的差异，因为“近代”一词隐含历史变迁中特定的动力。接受这种“欧洲等同于近代、中国等同于传统”的观点，限制了我们对推动政治变化的力量进行解释的能力。若采取另一种作法，就可以在以下两方面解释中国政治实况中某些与一般看法不相符之处。第一，可以把特定的实际状况设想成只是部分性的，因此能适应各种不同的较大环境，而且在不同的环境中其意义也不同。例如，清朝政府对道德秩序的关注及对中心文化实践的提倡，其目的是建立一种可行的社会秩序的基础；然而法国第三共和国将儿童教育社会化并宣扬其本国的文化实践，目的则是把不同的人群联合起来，使之具有共同的集体性，以对抗英国或德国等其他国家。第二，如果不把欧洲与“近代”、中国与“传统”作简单的等同，那么我们就可以避免那种认为政治、社会变化只循单一途径的危险。

　　在防止将欧洲国家形成的结果当作用来理解中国或其他地区的状况的规范方面，学者们应当更加谨慎。一个理由是：在欧洲国家形成的过程中，学者们含蓄地假设一切该做的都已完成。但目前欧洲国家权力的重组，正在重新定义各个权力集团的层次与关系。这些集团正在把先前互相竞争的国家体系转变成单一的整合性国家结构。从中国的观点看来，欧洲最终的确可以说是达到一种缓慢的统一，略有中国数千年来国家统一进程的影子。作者问道：如果我们把中国的统一性当成一种标准来衡量欧洲国家在这方面的成就，将会比我们用欧洲的国家形成的方法来衡量中国政治的成败更有道理吗？事实上，两者可能都没有太大的意义。目前中国自中央、省、地方之间关系的重组，也可能会从过去那种带有“分形”形态的、具有儒家与共产党的形式的统一国家，变成各级政府在权力、责任与权威方面界线较为清楚、在制度上彼此分化的国家结构。这也可以说是某一种情况比另一种更为“近代”吗？因此，用对称的观点来看国家形成的问题，就不能说欧洲比中国更为“近代”。

　　从时间上做双向比较，相对较为困难，主要原因是前瞻性分析需要依靠推理来对各种可能性作设想（尽管这种推理也是以事实为基础的），而这是不符大多数史家的思维习惯的。众所周知，我们进行史学研究，通常是站在今天的角度看过去，也就是对过去发生的事件进行回顾性的分析。但是由于每个时代的人都是在其所处的时空背景下撰写历史，他们对历史的看法与前人所见总有些不同，因此作新的回顾性分析在每一个新的世代都是必须的。然而，对某一段历史的终点的选择，通常会严重影响对其始点的决定，并且由此展开一种因果关系。如果我们不是正好从某一点上开始分析、并且愿意考虑随后的各种可能性，那么就可以引进前瞻性分析。前瞻性分析的基本特征是偶然性与开放性。有些学者声称对“可能发生的事”没有兴趣，只想了解“实际上发生了什么”。但除非能够了解还有哪些其他的可能性，否则我们对实际上发生的事，就不能很有说服力地解释其原因，也无法说明其重要性。

　　使用前瞻性分析方法来看历史，有时会得出很令人感兴趣的结论。在本书中，作者引用其业师查尔斯?蒂里的一段话说：“假若我们设想身处于１７５０年，不要理会后来真正发生的事，而来想象当时的情况将来会变得如何，那么最可能预见到是城乡劳动分工。但这种分工是：城市里聚集了欧洲的食利者、官吏以及大资本家，他们专力于贸易、行政和服务，而不从事工业。还可以预见到农村有一个不断增长的无产阶级，从事农业与工业”。换言之，就欧洲而言，如果完全站在１８世纪中期的立场上看未来，那么１９世纪那种近代工业化是全然无法想象的。相反，蒂里对欧洲１７５０年以后前景的设想，倒颇为符合清代中国的情况。本书作者进一步分析说：１８世纪中叶以前中、欧所经历的经济成长，均属于斯密型经济增长，而这种增长受到马尔萨斯主义的制约是不可避免的，因而只能导向上述蒂里所描绘的图像。在此意义上来说，与一般的看法相反，脱离了“正常”发展道路的，不是中国反而是西欧。当然，欧洲在１９世纪开始了近代经济成长，而中国则否。但是导致这一点的原因，并不是中、欧都面临的那些相同的制约，或是它们都拥有的那些彼此相似的发展动力。从资源与产品的配置机制而言，１８世纪的欧洲与１８世纪的中国，情况都并非很理想。因此这个原因到底是什么，还有待于从其他方面探讨。

　　前瞻性分析是在一组特定的情况之下，设计出各种可能性。我们说没有一种特定的未来必然出现，但这并不意味着某些事情不比其他更有可能发生。其次，如果了解到存在于一种情况中的某些因素并不见于另一种情况，将会提醒我们未来的变化也有可能会不一样。例如在政治上，这可能意味着中国的社会福利，将会以一种与西方２０世纪后期出现的福利国家不同的方式，继续被认为是具有优先地位的。在经济方面，如果我们回到１７５０年，从这一时点去想像中国未来的经济，那么将很难看到当时经济制度中会出现任何断裂。事实上，真正的断裂不仅很少，而且间隔也很长。而欧洲在１７５０年以后却经历了重大的断裂。前瞻性分析有助于我们摆脱宿命论和目的论的束缚，但单独使用这种方法也有其片面性。例如，我们可以对小规模冲突那样的事件进行特定的前瞻性解释。但是如果对长期性的变化进行前瞻性解释就比较困难了，因为从任何一个时点上预测未来变化，都会遇到一种挑战，即必须用“途径相依”的思维方法，把对有限现象所作的前瞻性解释与对长期变化所作的回溯性解释结合起来。对于长期变化，最好是用回溯的方式加以解释，因为回顾性分析能够“解释”这些变化而毋须推测必须发生的事。因此应当把前瞻性分析与回顾性分析结合起来使用。例如，通过前瞻性分析，我们可以看到１８世纪中叶之前中国与欧洲的经济发展，走的是一条相似的道路，不仅动力相同，而且归宿也相同。但是此后中、欧的经济发展却分道扬镳了。这是不争的事实，必须用回顾性分析方法来追寻原因。通过回顾性分析，我们可以看到：１８世纪中叶以后，与中国相比，欧洲获得了多方面的成功。其中占首要地位的，是推迟了斯密所说的“经济增长极限”的到来。这一成功之关键，首先是欧洲人发现了新大陆，从而获得了一笔“史无前例的生态横财”。但是，欧洲突破斯密型增长的内在限制并不仅是靠通过海外扩张而攫取新的资源，甚至也不仅是靠通过制度变革而发展生产。雷格莱已指出英国之逃脱斯密型增长的内在限制，靠的是世界史上无有前例的矿物能源的大开发。因此，一旦这种重大突破出现，欧洲就转向一条新的经济成长道路。欧洲的突飞猛进，比起中国的停滞不前，当然更令人感到惊异。因此，我们不应当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减缓太多地感到迷惑，相反倒应当对欧洲的加速发展更多地提出疑问。

　　前瞻性分析与回顾性分析不仅可以合起来使用，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而言，它们也是彼此相关的。回顾性分析对确定性的程度和终极具有很好的解释，而前瞻性分析在此方面却无法达到同样的程度。但前瞻性分析可以在我们想要认识和解释的世界中，形成各种可能性的集合领域。某些问题只能用回溯的方法来讨论，如２０世纪以前技术变化在经济史上的角色即是一例。学者只能对某些技术变化提出回顾性的解释，但并不能预测变化会在何处发生，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但在其他例子中，对复杂现象的回顾性分析并不能引导我们在别处发现类似的变化。例如对某些大革命如何发生的解释，并不能真正告诉你如何预测将来的革命会产生什么结果。要解释某一件事为何会发生，部份地有赖于一种假设：如果某一项重要的因素不存在时，会有何结果发生。只有前瞻性分析才能做到这一点。最后，回顾性及前瞻性分析可以用不同的方式互相配合。例如预期人们在何时及何处会发生食物骚动及抗税的前瞻性解释，同时也可以成为对革命情况进行更大的回顾性分析的一部份。为了解释由抢粮及抗税所引起的不同事件及其所导致的不同的政治结果，分析可能非常不同。因此，把二者结合起来形成一种混合性的解释，那么将能使我们既了解各种可能性，同时又是探索实际上发生的事。

　　使用这种时间的双向比较的方法，能使我们的期望从结果预定的、错谬的目的论中解放出来。承认前瞻性与回顾性分析的不同，是摆脱目的论的社会理论、同时又坚持“过去是可解释的”这一理念的基础。我们可以从思考社会理论如何使各种历史经验变得有序出发，转而思考各种可能的未来。这些可能的未来虽非必然的结论，但也绝非毫无意义和无序。

　　四、 新的比较，新的史观

　　时至今日，西方中心主义史观依然在史坛占据主流。典型的例子如福山名噪一时的《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在此书中，他坚信西方走完了一个历史过程，从而成为现代；而目前世界其他地区，也正朝向这个方向，迈向历史共同的终极点。但是，那种将西欧、北美之外地区导向这一终点的动力，似乎与这些本身的历史并没有任何关系，倒是与欧洲密切相关。吉登斯的说法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在其《现代性的结果》一书中，他明确宣称：“就制度而言，在近代发展中，有两种不同的复杂组织特别重要———民族国家及系统化的资本主义生产。……从由这这两种伟大的转变所导致的生活方式而言，近代是一项西方的工程吗？对此问题，直接了当的答案一定是‘yes’”。很清楚，吉氏所说的“现代性”的历史，是由人们所熟悉的资本主义发展及国家形成所驱动的欧洲历史，世界的近代史不过是一个始于西方的全球化过程。

　　然而，现代性的建构是一项全球性的工程。虽然它在时空方面起源于欧洲，但无论在历史上或是文化上却并非欧洲的特定产物。人们往往忽略了以下事实：中国在与西方接触之前已经开始变化。在这一点上，本书中所谈到的斯密型经济增长动力就是重要的例子。中国与欧洲政治实践也呈现出了相似性，而且这种相似性在时间上也出现在西方将其政治机构及意识形态推向全球之前，明清时期的中国国家通过道德的及物质的控制策略，来寻求国内的秩序及统一。而这些实践比欧洲国家从事相似任务的努力，时间上要来得早。这些相似之处的存在，指出了历史变迁的某些共同的方向，但其相似性所受的局限同样也提醒我们要注意历史的差异。

　　本书中许多主题，集中探讨中国与欧洲经济、政治变化动力的特殊性。历史的多元性，使具有多重性、开放性及偶然性的各种未来，更有可能持续下去。因为大规模、长时间的历史变迁是一种途径相依的过程，所以我们所能捕捉到的变化类型，充其量也只是可能性而已。如果认为历史不复重要，或认为象中国这样的地方出现的变化，只是简单地为欧洲历史经济所产生的政治经济变化的普遍动力所驱动，那么就会降低我们预测的能力。

　　中国与欧洲的历史过程，既有相同点也有相异处，同时也兼具普遍性与独特性。资本主义与民族国家形成，在解释西方历史变迁的转折点时是很重要的过程。它们也与更大的世界有关，但并不能代替其他政治经济变化的动力，因为它们有特殊的变化过程及历史意义。了解这一点，应该会鼓励我们去建构更好的社会理论并更好地进行历史研究。在文化和历史的方面，许多人不满意某些基于１９世纪社会理论所提出的历史变迁的目的论。和他们一样，本书作者也认为应该要突破根植于欧洲经验的历史解释的限制。表现于文学批评及文化研究方面的后现代主义的忧虑是有道理的。这些忧虑表现了社会意义的不确定性与多重性，从而挑战任何一种对过去、现在及将来的简单解读。许多后现代主义者接受了一种极端的相对主义，因而似乎缺乏一种比较的能力或无法解释这种多元性。与他们不同，本书作者提倡继续重视社会理论的重要性，通过根植于更加系统的多元的历史经验，扩展其力量。差异必须解释。西方理论及经验的优势是不够的，但并非与此无关。通过解释其他经验，并致力于比较不同的历史经验，我们就可以期望建立一种既有历史基础、而又具文化实质意义的社会理论。

　　过去特定的文化，可能对开创未来愈来愈无关。不过，除非在不同的社会与文化中的人们在遇到相同的问题时都作出同样的选择，否则特定的历史文化就不会失去其作用。只要人们是以不同方式了解情况，并有不同的选择与优先顺序，那么不同社会的历史轨迹对解释现在仍有重要意义。中国与欧洲历史变迁轨迹的异同，证实了多种道路中的确存在重要的共同特征。挑战原有的社会理论，实际上是通过分析不同历史经验的特殊性，去发现实际上有较大普遍性的意义，从而也可以使我们有能力去建立更具普通性的社会理论。至少在两层不同的意义上，理论可以更具一般性：第一，理论之所以具有普遍性，是因为它被用来解释更多不同的社会情况；其次，具有普遍性的理论，其目的是在不同的情况中对那些重要的关联做解释。１９世纪的社会理论集中在解释欧洲社会变迁的模式，这是可理解的。它声称解释了欧洲一长串复杂的历史变化动力，从而获得了某种程度的普遍性。但它通常不去考虑欧洲之外的历史变迁，认为其他地区的历史由于缺乏欧洲的那种变化动力，因而呈现停滞。在解释欧洲历史变迁模式获得初步成功之后，２０世纪的社会理论将１９世纪的基础加以更进一步的延伸，以解释世界其他地区的社会情况。但现在我们承认这种社会理论对其他地区历史变迁的动力（尤其在它们与西方有重要接触之前的动力）的解释能力十分有限。２１世纪的社会理论必须要能够解释更丰富而更复杂的历史经验。而建立这样的一种理论，正是全体学人的共同努力目标。不作这样的努力，我们便无力解释多元的过去，也可能无法去开创理想的未来。

　　当然，本书也并非没有不足。例如在吴承明先生在本书的序中所指出的那样，本书作者认为１９世纪欧洲的工业革命摆脱了古典主义增长终极的限制，而中国则否。那么，２０世纪的中国如何呢？对此作者的分析。实际上也用了新古典主义的、发展经济学的和二元经济论的研究方法，而在最后的结论中，不免有若干不确定的因素以至怀疑论的情绪。但是这也不奇怪，因为就历史学来说，恐怕经常是要到下一个世纪才能议论前一个世纪的事情。

转自 学术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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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变迁中的中国与欧洲——王国斌教授访谈录

　　编者按：王国斌系尔湾加州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他关于中国与欧洲历史比较研究的一系列见解突破了长期盛行的各种欧洲中心主义研究框架．展现了中西社会、经济、政治变迁的总体脉络和各自特点，他本人因此而被公认为正在崛起的“加州学派”的代表人物。这个访谈是2002年5月下旬在他的办公宝进行的，其中涉及的问题很多，但核心是关于历史变迁中的中国与欧洲，他的看法别具一格，有助于拓展我们的研究视野

　　周 武，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华东师范大学兼职教授

　　周：一个人的学术生涯，往往是大学本科时代开始的。你自己曾说，你对经济变化、国家形成和社会抗争等问题的兴趣可以追溯至大学时代与查理·蒂里(Charles Tilly)教授的一段学缘。先问一个很基本的问题，您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读的本科?

　　王：我是1967年开始在密歇根大学上本科的，1971年毕业后直接到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本科的时候，我读的是经济学。但除了经济学外，我也学了些社会学和历史学。那时是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我觉得经济学并不是很有意思的。现在我对经济学的看法与那个时候不一样，我觉得经济学还是挺有意思的。直到今天，我对经济学仍然很感兴趣，也和经济学家一起合作写文章，目前正在和经济学家一起写书。我所从事的研究，关于清代粮食储运制度的研究，关于中国与西欧历史的比较研究，都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经济学，可以说，经济学是我学术研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

　　周：大学毕业后，你离开了密歇根，到哈佛去继续深造。从你的简历上看，你到哈佛大学后并不是一开始就选择中国历史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的，你似乎对欧洲史更加情有独钟，那么，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转向中国历史研究和中国与欧洲历史的比较研究的?

　　王：前面我已提到。我大学时候读的是经济学，后来才决定研究历史，但本来是想研究欧洲史，特别是西欧史，所以我读研究生的时候还是选择欧洲史作为自己的主攻方向。但当我开始深入地接触欧洲历史的时候，我觉得做一些比较史学的研究，也许更有意思，也更对我的胃口。所以，我去看费正清教授，告诉他希望能上一点他的课。他跟我讲，你要学中国历史，就最好把欧洲历史放在旁边。把精力集中到中国史上来，其实他自己对欧洲史并不感兴趣。他说，你要学中国历史，就要把它看作是最重要的，然后你才去做自己想做的事。他不赞成我一面研修欧洲史一面学习中国史的想法。这样，我开始将研修的重心从欧洲历史转到了中国历史。就是说，我是先读欧洲历史并对欧洲历史有了一些认识之后，才转到中国史的。所以．我决定做中国研究比较晚。不过，我并没有完全听从费正清教授的意见，把自己全部的精力和时间都投入到中国历史上来。虽然我的主攻方向已由欧洲史转人中国史，我的博士论文也选了一个关于中国历史的题目，即《清代中国食物供应的政治经济学》(The Po- litical Economy of Food Supplies in Qing China)，但我仍然继续选修欧洲史的课程，继续对欧洲史保持浓厚的兴趣，我觉得要真正了解历史学，起码要知晓两个地方以上的历史。我坚信，单从中国的角度了解中国，并非认识“中国特色”的最佳途径，因此，引入比较历史学的研究是必不可少的。只有通过更大范围的比较，既比较两者之异(differences)，又比较两者之同(similarities)，才能看出各自的特色，并进而改进人们对社会发展的看法。我在哈佛的时候形成的这一看法，直到现在仍然深信不疑。

　　周：费正清教授实际上是要让你在中国史和欧洲史之间作出选择，要么研究中国史。要么研究欧洲史。你选择了中国史，但并没有放弃欧洲史，这就使你后来进行的中国与西欧历史的比较研究成为可能。因为要做好比较研究，一个先决条件就是，对比较的双方有同等深度的认识与了解。

　　王：对，我选择研究中国史，但是当时我选的4门课中，有两门是关于欧洲的。以欧洲的社会经济史为主，特别是14世纪以来一直到20世纪初的欧洲社会经济史，阅读了大量相关的英文、法文资料和研究论著。就是说，我虽然选择了研究中国史，但并没有因此而舍弃对欧洲史的兴趣，这一坚持对我后来的研究帮助很大，它使我有可能从容而深入地对中国和欧洲的历史进行比较研究。从我开始发表文章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做这样的比较。我写于1983年的一篇论文《在中国和西欧为生存而发生的骚乱》，就是这种比较的最初尝试。这篇文章刊登在法国的一份历史社会刊物——Annales：Economies，societes，civilisations上。我的博士论文The Polhical Economy of Food Supplies in Qing China，当然是关于中国历史的，但并没有就中国谈中国，而是广泛地引入了比较研究的视野和比较研究的理论。

　　周：最近我从一份材料上看到，史华慈教授当年就非常赞赏你的这一研究取向，看好你的研究前景，他认为你关于清代食物供应的学术论文。建立在你对广阔的学术问题的理解，以及对当代经济史前沿理论的敏锐捕捉的基础之上，这奠定了你作为清代经济史研究前沿专家的地位。他说，你对比较经济史问题的深入把握如同你对中国资源掌握同样深刻，认为你“不仅会在中国经济史研究方面成为有创造性的人物，在比较理论研究方面也会如此”。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大家吴承明先生也对你的这篇论文相当肯定。这是题外话。我感兴趣的是，费正清教授要你做出抉择之后，你从欧洲史转到中国史方面来，是否就师从费正清教授?

　　王：对，开始一共有4位教授，包括费正清教授。其中有一位是研究中国、越南史的阿雷克斯．伍德塞(Alex．Woodside)教授，他的第一本书是写19世纪越南在政治制度上所受的中国影响，他的中文、越南文都非常好，是哈佛大学历史系历史上最年轻的讲座教授，不过他后来离开了哈佛大学，到加拿大温哥华的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去了。对我个人影响很大的还有一位约瑟夫·弗雷泽(Joseph Fletcher)教授，是一位语言学的天才，他本来研究蒙古文，后来研究满语、中文，30多岁时又决定学阿拉伯文，最后他一共掌握了30多种语言，世界上每一种重要的语言他都会读会说。他的愿望是在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写一部贯通的大历史，他的思维非常广阔。看材料又十分细致，我非常佩服他。可惜，天不假以年，1984年，他才49岁就突然去世了，永远没有机会实现自己的愿望。这是非常令人感到惋惜的。上世纪70年代后期我曾到日本访学一年多时间，等我从日本回到哈佛，费正清教授已经退休，接替他的孔飞力教授从芝加哥大学到了哈佛，虽然我没有上过他的课，但是我的论文却是从他手里通过的，所以应该说我也是他的学生。

　　周：你刚才提到上世纪70年代后期你曾到日本访学，具体是哪一年到日本的?初衷是什么?与那时的美国汉学相比，日本的汉学似乎更側重实证研究，注重史料的搜集、考证、调查与发掘，这种研究路向在宋元明清以来的社会经济史研究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不仅参与的学者多、学术底蕴深厚，而且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阐释理路，在世界汉学中独树一帜。谈谈你对日本汉学的印象，在日本期间，哪些学者对你帮助最大?

　　王：我是1977年到日本，1978年离开，前后呆了一年多时间。在日本期间，我的工作比较简单，就是一面搜集材料，一面旁听他们的课程。回想起来，对我帮助最大的学者有两位：一位是佐木由一，另一位是田中均义，他们两位都是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学家，他们所谓的马克思主义与西欧的马克思主义比较接近，是利用马克思的一些分析方法来看待历史上的一些现象。但是他们的马克思主义比较活泼，并不死板，只是一种研究方法和立场而已。我对中国社会组织与农村商品经济最初的认识还是来自他们的影响。因为那时美国只有很少人真正研究那方面的问题，我只有一些很抽象的看法，到日本后才发现有很多学者很重视这方面的历史，做了很多具体的研究，也有很多成就。当然，我也看中国内地学者写的论著，但1970年代很少，80年代初以后逐渐增多，现在的苦恼是，这方面的论著很多，实在无法通读。日本比台湾更加重视社会经济史研究，至少我的印象是如此。我在东京的经历，对我的学习与研究影响很深。

　　周：还是回到哈佛。在费正清教授的努力下，哈佛成了美国中国学的重镇。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哈佛代表了美国中国学的实力和水准，直到今天，美国许多知名的中国学家均出自哈佛。有一种比较流行的说法。哈佛的中国学家实际上构成了一个学派，并具体地称之为“哈佛学派”，很想听听你对此的看法。

　　王：我个人的看法是，这种说法有它的道理。但是，这种情况到上世纪70年代初为止。我觉得50、60年代的哈佛学者可以担得起“哈佛学派”的称号。70年代末以后该学派已经风流云散，已称不上是一个具有统一风格的学派。你知道，现在有另外一个说法，不止是中国学界，甚至连美国的世界史特别是欧洲史学界也都认为，现在有一个“尔湾学派”或“加州学派”。我们认为，看待欧洲历史不能仅限于欧洲本身，欧洲之外也存在与其情况类似的历史变迁动力，因此有必要在欧洲之外找到这样一些地区一一中国就是欧洲以外一个很重要的地区，当然还包括其他一些地区，与欧洲进行切实的比较，并通过这样的比较，对其一般性的假设进行更仔细的观察。

　　周：其实，我也注意到许多学者，包括哈佛的一些中国学家在内，并不赞成“哈佛学派”这个说法。但是从费正清到现在，哈佛的中国学家在治学上的确有一些自己的特点，譬如一直比较强调以经验和档案为基础的研究，即使以牺牲重大理论为代价。

　　王：对，我觉得这种说法有道理。我们在哈佛接受训练时，还是比较重视档案的。这并不是说我写什么都得靠档案，而是说我们有这样的经验，比较理解专业性的档案。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除非你对档案有真正的理解，否则你对研究历史的根据依然不清。但是，我觉得有些人在这一点上强调得有些过份，他们认为写每一篇东西都必须要看大量的档案材料，否则便没有过硬的根据。我觉得其他的研究方法也一样是有价值的。

　　周：你在哈佛大学前后将近有十年左右的时间，这是一段不短的岁月!在中国学人的心目中，哈佛是一个令人神往的学问圣殿，哈佛的中国学研究同样备受关注，大概不知道费正清、史华慈的学人是非常少见的。这也就是说，哈佛在中国学人的心目中有着极为特殊的位置。那么，在你的心目中，哈佛，哈佛的中国学究竟如何?你怎样看待哈佛的校园生活?

　　王：其实，1970年代并不是哈佛的中国历史研究最强的时期。为什么呢?因为费正清教授于1976年退休，阿雷克斯·伍德塞于74、75年离开了，孔飞力教授在费正清退休后的一段时间内还没有到，至少有一二年时间。那个时候并不是哈佛研究中国历史最繁荣的时代。那个时候，我常去旁听许多欧洲历史的课，也包括一些历史以外的课，我并不是说哈佛不好，而是说我在哈佛的那段时间哈佛的中国历史研究并不是最强的。但说真的，也有它的好处，很自由。自由的坏处是学习效率很低，很容易浪费时间。但是，必须承认自由的好处，如果一个老师让你做这个、做那个的话，你所做的事情就只能是在他的范围之内了。所以我觉得自由性有它的好处。

　　周：你是哪一年离开哈佛的?离开哈佛后，你曾一度重返你的母校密歇根大学，是到那里教课吗?

　　王：我是1981年2月份离开哈佛的。之后去了北京，待到年底。当时接待我的单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但我主要在第一历史档案馆搜集材料。从北京回来后，就直接去密歇根。从1982年起到1985年上半年，前后3年左右的时间，基本上都在密歇根。我在密歇根主要的工作并不是教课，而是在一个叫society of fellow的团体中从事研究工作。当时美国只有哈佛和密歇根有这样的机构，但哈佛的制度与密歇根不同，在密歇根一般上课的时间仅占1／3，其余的时间都由自己自由支配，做你想做的研究。这样的话，你所在的单位虽是一个系，但和系里的关系并不密切，主要还是和自己的小团体(也就是society of fellow)有关系。因为这时我已转向中国史，以及中国与欧洲史的比较研究，所以开始对密歇根大学的中国学研究有所了解。密歇根的society of fellow实际上是一个开放性的学术交流机构，全国每年都有从事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学人提出申请，他们每年从中挑选3到6人，所以不如你们的社会科学院，一直可以一门心思地做研究工作。

　　周：这样说来，你是1985年结束了在密歇根的工作后才加盟尔湾加州大学的，从此开始了你真正意义上的教授生涯和学术生涯。

　　王：是的，但不包括短期外出。到尔湾以后，我曾4次到巴黎待了一段时间，当然也去中国内地和台湾，以及日本搜集材料，但主要工作还是在尔湾加州大学。

　　周：与你曾经就读的哈佛大学、密歇根大学相比，尔湾是一所年轻的大学。一般说来，“年轻”有它的弱点，但也有它的好处：对你而言，尔湾的学术环境和气氛如何呢?

　　王：我觉得有两方面对我很有帮助，一是我来的时候气氛很活泼，上面还是很注意培养我们下面的人，而且那时有关中国、有关亚洲其他地方的教授不多，我是头一个。所以我来了以后，头几年机会很多，帮忙选了好几位历史学者，不光是中国，还有有关亚洲其他国家的，如日本、韩国。最近几年我们也有一批新的人来，包括中国、越南等。因为很容易参加这些活动，所以我觉得相当不错。二是不光本校，南加州还有很多学校，像洛杉矶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加州大学、加州理工学院等等，我们这个地区研究经济史的人不少。受他们的影响，我自己对经济史有了新的认识，不光对中国，还有欧洲。我们有一个圈子，不光是一个学校，还有其他学校，平时大家互相来往，一起交流的机会比较多。这一点很重要。

　　周：学术交流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但交流通常有两种：一种是专业内部的交流，一种是跨学科之间的交流。从你个人的经验来看，这两种交流中哪一种更重要?或者说，哪一种对你的帮助更大一些?

　　王：我觉得在研究生院的时候、主要就是为专业打下良好的基础．但是毕业后，为了更好地进行研究，很有必要让自己的成果给别人看。我在美国研究中国历史，总是尽可能让在中国内地、美国、台湾、日本的同行看我的文章。同时要给非中国历史专业的学者看我的文章，希望他们多看，自然也希望得到他们的批评。我研究中国史，但我也会看很多美国史、欧洲史，以及日本史的著作。我们现在的时代是，大家都觉得应该做不同历史的比较。中国应该被当作一个重要的研究对象，因为它的历史那么长，国家那么大，真正要理解欧洲以外地区的历史，必须包括中国。所以，我20多年前开始写文章，主要的渎者并不一定是研究中国历史的，而是那些欧洲历史专业的人士。我想，在法国读我用法语写的文章的人，比在美国读我用英语写的文章的人要多，研究欧洲历史的人读我的文章也许更多一点。在美国这边，研究欧洲历史的人不大读其他专业的人的文章，我觉得这不太公平。但是我觉得这种情况全有所改变，在未来十几到几十年内，中国历史的地位会赶上欧洲历史的地位，中国历史的意义将会被更多的人所认识。我希望自己在写文章的时候，能关注到这些潜在的未来读者，因为中国史专业性的原因，你不注意的话，外行的人可能看不懂你的文章。

　　周： 1997年你在康奈尔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China Transformcd：ttistorical Change And The Limits of European Experience)，一年后，李伯重先生和连玲玲小姐将它翻译成中文，作为“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中的一种，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本书甫经出版，就受到学界的普遍关注，被视作是一部富于创意和挑战的探索性著作，吴承明先生更称它“是迄今我所见到的惟一的一部从整体上考察、在观点和方法上都具有新思维的中西比较史学著作”。尽管你在这之前已发表和出版了许多论著，但国内学人对你的了解，主要还是通过你的这本书。一本书就如同一个生命，生命是精彩的，但孕育生命的过程却是艰辛的。读者看到的往往只是生命的精彩，却看不到孕育过程的艰辛。作为一个读者．我很想了解的是这本书的“孕育”过程，也就是你的思考过程和研究过程。

　　王：《转变的中国》有3部分，一部分是关于经济史，一部分是关于政治制度及其变化，还有一部分是关于社会抗争，如抢米风潮、抗租抗粮等事件。我最近几年对经济史和政治制度变化的题目最感兴趣，所以我写《转变的中国》的时候，希望能够把这样的题目写进去。这些题目在欧洲历史上是非常重要的，但很少有人了解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很重要的。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国的具体情况与欧洲相同，而是说它们在中国和欧洲同样重要，我做的是经济史，希望看到经济史上许多地方的共同点在哪里，区别又在哪里。我觉得有太多的研究皆从所谓“区别”开始，但是所谓的“区别”有多大的意义呢?除非你有理解共同点的基础，否则很难弄清楚“区别”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我研究经济史的方法和立场是从这里开始的，目前，我正和一位经济学家在写欧洲与中国的比较，与《转变的中国》的主题有关，但会更细一点。因为我自己对欧洲的情况虽然知道一点，但是不如一个真正的专家。所以我现在做一些比较，希望能够和真正的专家合作。以前要进行这样的合作，很难找到人，现在出了《转变的中国》，一些人对我有了认识，有的可能愿意与我合作。我觉得将来进行比较研究可能会好一点，应该比《转变的中国》好。政治制度变化的题目，我最近几年花了很多时间。据我的看法，这对当代的影响太重要了。但是我并不完全赞成一些看法，即以前的中国政治制度都是坏的，有人说得太简单化。我觉得要理解明清和1949年之前的政治制度，要看政治和社会的关系，要从具体的情况来看它的变化，从具体的变化着手进行分析，最后得出比较抽象的、理论性的结论。许多人一开始就理论先行，我觉得这种研究取径是有问题的。我并不是说不赞成纯理论分析，而是认为理论应该永远和事实有密切的关系。我对政治制度的变化也持这种看法。中国与欧洲有一些不同，在《转变的中国》中，我简单地介绍了一下我对政治制度转变的看法，目前我在这方面的看法与当时还是一致的，当然希望能够更深入地看一些问题。但是我觉得做比较研究大体上还是很重要的，做比较研究不能临时根据需要，应该花长一点时间，不然的话，你就不是在做比较，而是在中国的历史中加进一些不同的东西，并不是作真正的比较研究。真正的比较。比如说做菜的时候有好几种原料，综合起来做一道新的菜。如果你做中国历史研究，加一点点欧洲的，就跟做菜时加一点点胡椒、酱油一样。我希望大家能多读一点欧洲历史，多和欧洲历史学家交流。我们历史学家应当尽可能多和其他社会科学家进行交流，不要老是和中国历史的专家在一起。在美国、日本和法国，我所看到的学术大师，都是不仅和本专业的人在一起，也和其他专业的人在一起：在美国，研究美国史的人和研究世界史的人在一起；在日本，研究日本史的人和研究中国、韩国、越南等亚洲国家历史的人在一起；在法国，他们也开始注意这一点。前年我在法国开会的时候。一位是拉丁美洲的，一位来自印度，加上我。我们3人的文章后来在他们的刊物上发表了，最近业已译成日文，在日本的刊物上发表。

　　周：比较研究的重要性现在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了解，在《转变的中国》一书中，你提出了一种独特的比较研究方法，即一方面用欧洲经验来评价在中国发生的事情，另一方面则用中国的经验泉评价欧洲，这种互为主体的比较在你的书中演绎得非常成功，这一点，我想所有读过这本书的人都能感受到。但是，关于“比较”，学术界的认识并不一致。我在哈佛时曾经访问过柯文教授。他对“比较”就持怀疑的态度，他认为诸如中国和日本常常是许多人喜欢加以比较的对象，但中国和日本的社会没有共同之处，根本无法进行比较，更不用说中国与欧洲了。不知你对此有何看法?

　　王：我的看法与他有一点不同。柯文教授那一代的学者，当他们作学生的时候，中国与日本的比较是最普通的比较。我同意他的一点看法．即他们所谓的比较是没有道理的。他当学生的时候，主要是上世纪60年代，那时候所做的比较有它的道理，但是从我们现在的立场来看，这些道理并不重要。这一点我很赞成。我认为不要将他们那一代人做的比较问题当作比较本身的问题，我一直说比较本身是有其价值的，怎么做比较是很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我先谈一下中国与日本的比较。中国与日本的社会、政治制度是非常不一样的。但是它们之间也有关系。儒家学说于17、18世纪在日本就有影响，其他比如在商品经济、政治上也有关系，所以有学者还在做中国与日本关系的比较研究。我觉得还有一些题目可做比较研究，但中国与日本差别太多。我还是回到中国与欧洲的问题上。中国与欧洲之间的区别当然很大，虽然有人说两者之间不能比，但实际上一直在比。我们看中国的时候，脑子里还是存在一些抽象的想法，这与对欧洲的认识有关系，尽管自己未必自觉。比如我们对政治、对民主的看法等，对民主的看法，实在是从一个历史的过程产生出来的。清末康有为、梁启超等提到“公民”一类的词汇，虽然你觉得这与法国的概念不一样，但你要真正理解它们的不同之处在哪里。要做到这一点，只有先清楚地了解欧洲的“公民”这一概念的内涵与意义之后才有可能。所以，与其说中国与欧洲之间因为存在许多区別不能进行比较，我倒觉得不能理解其中的区别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要理解区别，同时要理解共同点，这是很重要的。只有相似与差异都得到承认，才可能为比较确立标准。仅只是差异，并不能创立可比性。而且，只有先比较相似与差异，才能从西方国家与各种非西方国家两个方面，更好地评判西方与非西方国家之间的联系。只有理解了区别和共同点，才能说对现象比较清楚了。不然，你的看法永远都不会清晰。而你自己是不会明白这一点的。

　　周：我对艾尔曼教授进行访谈的时候，他特别提到一个很有深意的问题，他说：“现在许多人喜欢问：为什么中国不能走欧洲那样的发展之路?而我要反问：为什么中国一定要走欧洲那样的发展之路?”我觉得他的这个反问非常重要，这与你提出的互为主体的比较研究方法有某种相近之处，但要论证这一问题。必须着眼于中国内部历史演变的长期趋势。

　　王：对，应该同时问这个问题。我基本上同意他的看法。但同时要说的是，我们要研究一个国家的将来，从19世纪中叶看起，得出的结论是它受外界的影响很大。要研究一个国家的前途，必须研究它周边的国际关系，没有人能说一个地方不受外面的影响。但是，也不能仅从外部关系来看一个国家的将来，问题在于许多西方人看中国、看许多非西方地区的时候，会认为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发展还是应该遵循西方的发展之路，因为这是现代化的一般性进程。另一种说法认为中国的将来虽然未必和西方的发展过程一样，但肯定受西方的影响很大。这两种说法最为普遍。并不是说这两种说法一点价值也没有，而是说它们都有些过分。特别对于像中国那样社会如此复杂、历史那么长、国土那么大的国家来说，所谓的内部因素肯定会很重要。艾尔曼教授问的那个问题很有道理。但他问的那个问题里面，必须包括外面的影响。不管社会、经济、文化、政治，都会有外面的影响。我们要注意的是：中国人如何看待外面和内部的影响?不管清代、民国时代，还是当代，立场应该是一样的。

　　周：说到外部的影响，我最近刚读了柯伟林教授(William C．Kirby)发表的一篇文章，题目是《中国的国际化：民国时代的对外关系》。这篇文章里面对柯文(Paul Cohen)称之为“着重内部研究”的方法的适用范围提出质疑，认为对于民国时代，寻求某种有特色的“中国中心”的历史表述未必恰到好处，因为这一时代的所有大事都具有国际层面的影响，民国时代的对外关系“彻底穿透”于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20世纪可以说是中国“本土国际化的世纪”，而孤立主义年月 (1960—1972)只是20世纪中国的国际合作申一个明显例外的时代。他举了很多例子，来论证他的观点。比如，他说没有国际化，20世纪中国的工业化是不可想象的；再比如，他说中国的高等教育也同样大体上由国际世界所塑造，等等。换言之，就是如果你不了解国际格局，不了解中国的外部世界，就无法了解民国时代。实际上，从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历史，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看作是一部中国本土逐步国际化的历史。因此，他强调与中国有关的外部因素。

　　王：我觉得他说得非常有道理。但同时要承认，在外部因素起作用的同时，内部因素也很重要。问题在于：外部和内部的因素有时候是混合起来的，有时候是分开的，像柯伟林教授研究的题目，多半是直接和外面有关的。问题是：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政府一面受到外来的影响，但同时它还是注意到了内部的一些问题。比方说，太平天国对晚清时代的政治控制有很大的影响，但你不能说太平天国的问题全部都直接来自于外部，实际上，它有很多问题来自于内部的因素。民国时代也有许多问题与外部并没有没有直接关系，但并不是说没有间接关系。我觉得柯伟林教授本人的立场未必是要只从外部立场来看民国时代的全部问题，除非你没有全面性的看法，这点我很赞成。

　　周：就是说，从“国际化”的角度来看民国时代的历史，与从“中国内部”的角度来看中国历史一样，都存在一个“度”的问题。但这两种角度的确存在很大的区别。很有意思的是，我在访问柯文教授的时候特别提到“国际化”的观点，你知道，这个观点有点直接挑战“中国中心观”的味道。柯文教授说即使有这样的观点，他也不需要修正《在中国发现历史》这本书的主要观点，他并不主张所有的问題都能通过中国中心观进行解释，柯伟林教授所主张的观点在外交等受西方影响比较直接的领域行得通，但是中国在外部压力下如何变，如何解决和处置这些问题，还是中国式的，和别的国家不一样。

　　王：我应该说什么呢?我个人这样看待柯文教授的观点，即你选择什么地方，都可以从一样的立场来说。特点在哪里呢?当然中国的地方大，历史长，但是理论上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用同样的道理加以说明。你要真正理解一个地方，总要看看那个地方的人和社会。柯伟林教授谈到的一些具体情况是对的，但为什么全世界只有中国一个大国在帝国灭亡之后还存在呢?苏联不存在了。更早时期的一些帝国也不存在了，只有中国一直存在下来。这不是自然现象，而是历史因素在起作用，主要的历史因素还是内部的。虽然20世纪的前半叶，中国没有一个统一的政府，为什么还能保持完整?为什么1949年以后，共产党建立了新中国，很多还是与过去非常接近?这并不是单纯的外交因素导致的，而是制度上、思想上的很多因素所导致的。中国现在的很多大变化是从1980年代开始的，与50年代的巨变同样意义重大。将来中国中央与地方省市之间的关系会如何变化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类似这样的问题，只能从内部因素着手开始研究。虽然柯伟林教授说得自有道理，但是我相信他并不是将自己的看法作为全面性的看法。

　　周：在你的思考中，经济史和制度史一直是两个并进的轴心．你已经研究的和正在研究的题目基本上都是围绕这两个轴心展开。现在中国国內有一些研究经济史的专家，也特别强调中国的制度环境对经济发展所起到的影响是非常致命的，离开制度环境，无法解释中国的经济变迁。你如何理解经济与制度之间关系?

　　王：我觉得这非常重要。如果你仔细观察1980年代以来蓬勃发展的乡镇企业现象，就会清楚地发现其发展可能性是与过去有关系的。中国最近20年工业经济的发展。许多是从乡下开始的。你看其他许多国家的情况，没有和中国一样的，这与中国的历史有关系。我所指的历史，不仅是指上世纪50年代以来；也包括民国和明清。不管江南、广东，还是浙江、福建，很多地方的发展都与制度有关，包括过去和现在。并不是说它们只能这样发展，而是说它们发展的道路和过去有关。我其实并不主张过分强调中国的特点，因为任何地方都有特点，我在《转变的中国》中说，有时要从中国的立场来看其他地方。为什么欧洲不像中国那样在经济上比较强调乡村，标准应该是两方面的。特别像中国，人口占世界的1／4，这么大的地方如何能强调地方特殊性呢?如果中国有特点的话，那么其他什么地方也都有自己的特点。类似的情况还有，人们老说日本有特点，所谓日本的特点就是欧洲、美国所没有的。那么，为什么不反过来说美国的特点是日本没有的?只有从两方面来看才比较公正，单方面看问题总不免是片面的。问题是西方人老要把自己作为标准，不知不觉就要这么做。许多人也无法或不愿意向他们指出这种做法其实存在问题。我说的可能有一些过分，但我觉得“特点”意思应该更加清楚。这可能和你问的没有直接关系。

　　周：从经济变迁的角度看，在中国经济史中可以发现一些有趣的现象，即存在体制内和体制外的两种不同的经济运作形式。在这两种经济运作形式的并存与竞争中，体制外往往比体制內表现出更多的活力，通俗地说，就是体制外往往比体制内做得更好一些，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现在。有一种说法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与计划经济时代的最大不同，就是体制外的经济力量逐渐有了自己的生存空间，而且这种空间正在不断拓展。这就使体制内的经济运作形式面临很大的压力，甚至陷入不同程度的困顿状态。你是经济史专家，照你看来。体制内与体制外的经济运作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截然不同的效果?

　　王：虽然我不是专家，对当代的体制内、体制外并没有真正做过研究。但是我可以这么回答，经济史与发展经济这两方面并无什么来往，经济史是分析已经做的，发展经济老想将来如何发展。它们的区别很重要，比如发展经济，在改革的时候，有人会想我将来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这种想法是20世纪常有的。但你看欧洲经济的发展历程，却没有人有这种想法。你问亚当·斯密对发展经济的看法，他投有。欧洲人到20世纪才有这方面的想法。人们发现，不管有什么目标，结果往往与初衷背离，经济实在太复杂了。你只能控制其中一二个因素，却无法同时控制其他的因素。所以最后的结果永远与你的目标有些不同，最好目标不要太远、太高。中国改革的好处是，至少头十几年的目标还比较近，经常是看到结果后继续再改。先有一个目标，看到结果后，再制定下一个目标。开始也很难说具体走哪条路．最后的抽象目标大家都会同意，但具体应该如何发展呢?实在是太复杂了。当然，中国目前体制内，特别是银行方面的问题，十分严重，很不容易解决。但是几年之内肯定会解决，它的影响究竟有多大很难说。发展经济的一个特点是没有人能明白地说出将来，但你把中国、苏联的改革进行对比．会发现中国有许多长处。其中的重要一条便是中国的目标比较小，一步一步走。苏联是一下子来，按照哈佛一些人的乱七八糟的说法去做。

　　周：据我的了解，近年来美国还有日本比较流行一种看法，认为经济史的探讨和研究应该着眼于经济变迁的长期变化或长期趋势，短期是看不出它的走势的。中国的一些经济史学者一般也并不否认关注长期变化或长期趋势的重要性，但他们更关注中国经济变迁的制度环境，认为专制性的帝国制度构成中国经济变迁的最大制约因素，中国人并不缺乏“经济理性”，中国经济之所以走不出中世紀的怪圈，问题不在于经济本身，而在于这种专制性的帝国制度对它的抑制。比如说，乾隆时期，江南地区本应该有很好的发展态势，但帝国的一系列制度扼杀了这种趋势。不知你对此有何看法?

　　王：我不太赞成这种说法，即从当代的情况来看历史。为什么呢?乾隆时期的江南，当然是发达的，虽然江南受到中央政府的控制。但并不很严。那个时代，政府政策培育经济的能力是有限的。据我的理解，中国政府能够把最现代化的技术推广到其他地区，但是不能开发新的技术。所以。并不是政府窒息了江南的前途，而是经济发展本身的一些问题。我在《转变的中国》一书中强调，欧洲工业革命是很复杂的历史问题，并不是欧洲一些流行的说法所能解释明白的。因为他们强调的所谓重要因素，许多因素在中国其实都存在，并非欧洲所独有。我的意思并不是探讨中国为什么不发生工业革命，而是认为我们对工业革命发生的原因并没有搞清楚。我觉得我的清代政治扼杀经济发展的说法没有说服力。

　　周：你曾经为弗兰克的《白银资本》作过序，这本书的中译本出版后，立即引起中国学术界的热烈讨论，外行的人对他的纵横论述很欣赏，内行的人则对他的观点和论证颇不以为然。我的老师王家范教授还曾专门写了一篇题为“解读历史的沉重”的长篇书评，他用了3万多字的篇幅，对这本书中的一些核心观点和核心论证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认为它严重背离了明清时期中国经济变迁的实际情况。很想听听你对这本书更进一步的看法。

　　王：首先，在我们美国的学术圈内，弗兰克的书很有学术价值。他把许多人的视野打开，了解中国和亚洲国家的经济，很值得人们注意。但他是个外行，他的一些成果，必须依靠其他学者的研究工作。对我们内行来说，其实很多人并不听他的。他最大的问题在于：他把一些类似的现象当作零星的现象。所以他要把全世界的经济发展、变化都捏在一起，而他并没有这样做的依据，他找到的主要是一些类似的现象。白银是非常重要的，没有它，就没有了联系。但是这种联系并不是他所想的经济上的联系，我最近在American History．Rcview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论述白银的作用。当时白银的流通不是按照国际贸易的理论进行的，那么，这种贸易是什么呢?我觉得弗兰克教授没有说清楚这种贸易，当时的国际贸易和现在的不同，地区性很强。当时地区间的联系远不如今天那样密切，弗兰克把世界经济的一些现象搞在了一起，所以他在看法上有失偏颇也就无法避免了，这也是他的主要问题。当然我仍认为他贡献很大，否则我不会为他写序。

　　周：最近20多年来，应当说，中国本土的学术界与国外的互动日趋频繁，彼此的认识和了解不断加深，但由于语言乃至文化上的隔阂，这种认识与了解仍然是有限的。你身处美国的学府，又时常往来于欧洲、日本等地，对这些地区的中国学，特别是中国经济史研究的现状及其趋势比较了解，在你的印象中，有哪些比较重要的研究趋势?

　　王：最大的趋势有两个：第一，我们现在做研究的时候，虽然也有做短期的，但多半的学者．包括年轻学者，都比较愿意考虑长期的问题，这就会使我们的研究视野放在比较大的范围内。另外，越来越多的学者愿意把中国历史作为历史的一部分来看待。有的将中国历史放在亚洲，有的放在世界历史之内，就像我以前做的那样，做一些比较，看看相互之间的联系。这非常有好处，因为将来我们作中国史研究的学者，和其他历史专业的人的来往会越来越多，这样，我们就更能说服别人，研究中国历史的意义在哪里?我在回答你的问题时，并没有想到具体的课题，虽然现在有一些很好的课题，如清代满州人的特点。这些特点是如何影响清代的历史的?但我觉得更重要、范围更大的是中国历史本身。从一个历史学家的立场来看，中国历史的地位可以说越来越高。但所谓“高”，是指它与其他国家的历史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这种现象不仅在美国，我在日本也看到了。在美国，中国史与世界史联系在一起，在日本则和亚洲史联系在一起。所以，我对中国史研究的前景很乐观。

　　周：读过你的《转变的中国》的人，都明白你跟黄宗智教授关于中国经济史的见解存在着明显的分歧，你还曾撰文批评黄教授关于中国小农经济变迁的论著。最近黄教授就你的同事彭慕兰教授的《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一书撰写了长篇书评，对彭教授书中的核心观点及论证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从而拉开黄、彭激烈论辩的序幕。你是这场论辩的知情人，能否简单地介绍一下你们和黄教授之间的根本分歧所在?

　　王：黄教授对中国近代经济史有一种说法，以为中国近代经济没有一点发展和变化，从明代到改革之前，没有多大变化。我们认为，他的这种说法太简单。他也不愿意看更多的材料，靠比较少的材料来提出论点。我们和黄教授之间最基本的分歧在于：中国经济，特别是江南经济，从明代以来有没有变化?如果有，是什么变化?黄教授觉得没有什么变化，有，也是不好的变化。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所谓“没有发展的增长”。其实，这个概念也不是他发明的，别人也曾有相同的说法，但只有他还坚持着。有意思的是，他最近写的和他过去写的可以说是一模一样，中间似乎没有看新的东西，受新的影响，他的看法是死的。除了黄教授，大多数人都认为有变化。大家都同意，肯定有一些变化。在一段时间，经济发展了；另一段时间，经济可能会遇到问题。尽管大家对这种变化的原因可能有不同的解释，但大家都承认有一些变化，有好的，也有坏的。但是据我理解。黄教授认为几百年的经济史都没有变化，太简单、太表面了。他的看法是与那些坚持欧洲特点和好处的人一样的，比如，黄教授说中国江南几百年没有变化，有一些做欧洲历史的人听了很高兴，因为黄教授的说法支持了他们的老一套。除了少部分人，大多数人不支持他们的意见。双方辩论的文章很快就将发表在《亚洲研究》上，希望能够翻译成中文，让更多的中国国内的学者有机会读到。